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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泥重金属在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及风险评价

张含, 李伟, 王佳伟, 韩军, 王玉琦. 城市污泥重金属在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及风险评价[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1): 289-297. doi: 10.12030/j.cjee.202004108
引用本文: 张含, 李伟, 王佳伟, 韩军, 王玉琦. 城市污泥重金属在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及风险评价[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1): 289-297. doi: 10.12030/j.cjee.202004108
ZHANG Han, LI Wei, WANG Jiawei, HAN Jun, WANG Yuqi.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ewage sludge during advanced anaerobic digestion process and risk assessment[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1): 289-297. doi: 10.12030/j.cjee.202004108
Citation: ZHANG Han, LI Wei, WANG Jiawei, HAN Jun, WANG Yuqi.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ewage sludge during advanced anaerobic digestion process and risk assessment[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1): 289-297. doi: 10.12030/j.cjee.202004108

城市污泥重金属在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及风险评价

    作者简介: 张含(1992—),女,硕士,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固废资源化利用。E-mail:zhanghanhan2020@163.com
    通讯作者: 李伟(1986—),男,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固废资源化利用。E-mail:tianxingliwei@163.com
  • 基金项目: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2017ZX07403002)
  • 中图分类号: X705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ewage sludge during advanced anaerobic digestion process and risk assess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Wei, tianxingliwei@163.com
  • 摘要: 采用改进的BCR连续提取法,研究了4座再生水厂高级厌氧消化系统中热水解和厌氧消化对污泥所含重金属(As、Cd、Cr、Cu、Hg、Ni、Pb、Zn)赋存形态的影响,并利用风险评价指数法(RAC)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PERI)评估了消化产物进行土地利用时的重金属迁移风险和潜在生态风险。结果显示,4座再生水厂热水解污泥中的Cr、Cu、Pb、Ni、Cd、Zn的不稳定态向稳定态转化了0.9%~24.9%;消化污泥中Cr、Cu、Pb、Ni、Cd、Zn重金属的残渣态增加了1.0%~19.2%。RAC评价结果表明,消化污泥中重金属Cu、Hg、Pb、Cr、Cd、Zn的迁移风险指数均小于5%,处于无迁移风险或低迁移风险水平。以北京市土壤背景值和北京市大兴区土壤实测值作为参比值进行PERI评价,结果表明,消化产物中生物可利用态与潜在可利用态重金属均处于较低风险水平。高级厌氧消化有利于污泥中其它形态重金属逐渐向残渣态转化,从而降低其迁移性与生态风险。
  • 臭氧(O3)是一种强氧化剂,在许多大气化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2]。10%的O3存在于对流层大气中,作为一种重要的大气污染气体,其浓度的升高,不仅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3-5],同时对农业生产、生态系统等也造成影响[6-8]。2012年O3小时标准和8 h滑动平均浓度纳入常规大气环境监测项目[9],随后臭氧监测工作在我国各大城市大范围铺开,2019年全国PM2.5浓度与2018年持平,PM10较2018年下降了2.6%,但是O3较2018年上升了8.4%[10]。相对而言,O3浓度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大。O3已经是继PM2.5之后,成为我国第二重要大气污染物。目前O3污染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大气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之一。

    近地面层O3主要来源于氮氧化合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太阳紫外辐射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链式光化学反应生成[11]。目前开展的O3污染研究主要有O3形成机制[12-13]、污染特征[14]和来源[15-16]、影响因素[17]及监测预报[18]等方面。例如,李霄阳等[14]对比了我国不同区域城市O3浓度月变化特征,发现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分别具有显著的倒“V”和“M”型月变化规律,且呈现夏季高、春秋季居中、冬季最低的特征。徐锟等[19]发现高温、低湿、强辐射有利于成都市夏季O3浓度升高,易造成污染。张小娟等[20]研究了上海城区O3长时间序列变化,发现夏季O3污染以中度污染居多,且年均增速为3.81 μg·(m3·a)−1。王旭东等[21]的研究发现,郑州市O3浓度2014—2018年增长速率为15.5 μg·(m3·a)−1,市区站点的主控因子为气温和相对湿度,而城郊站点为气温和风速。赵伟等[22]分析了2006—2019年珠三角地区臭氧污染趋势,结果表明珠三角O3浓度年平均增长率为0.8 μg·(m3·a)−1,2016年之后为2.08 μg·(m3·a)−1,增速加快,区域臭氧污染防治需要加强对前体物的协同控制。

    海南省作为我国唯一一个热带海岛旅游省份,一直以生态自然环境良好著称。根据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的统计结果[23],发现2019年海南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2018年上升1.5个百分点,PM2.5和PM10浓度持续下降。然而与此同时,海南省O3浓度维持较高水平,与2018年相比,O3浓度更是上升了11 μg·m−3。其中2019年9月更是发生了一次以O3为主要污染物的大气污染事件,较往年发生臭氧污染月份提前了一个月[24],而且具有强度强、持续时间长、发生范围广的显著特点。因此,本文基于该月空气质量和气象监测数据,结合FNL再分析资料,采用合成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方法,研究了大气环流背景对此次O3污染的持续性影响,同时讨论了气象因子的作用,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O3污染防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空气质量数据来自于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为2019年9月海南省18个市县(三沙市除外)32个大气国控站逐小时观测数据,站点分布如图1所示。气象资料源于海南省气象局,气象要素包括大气压、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平均风速、降水和日照时数等日观测数据。再分析资料取自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的FNL(Final analyses data)数据,时间分辨率为6 h(00:00、06:00、12:00、18:00,均为世界时),空间分辨率为1°×1°,垂直分辨率为26层。要素主要包括位势高度、气温、水平风速、10 m风速、相对湿度等。FNL再分析资料下载网址如下:https://rda.ucar.edu/datasets/ds083.2/

    图 1  海南省空气质量监测站(32站)及气象观测站(18站)空间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32 stations) and meteorology monitoring station (18 stations) in Hainan Province

    利用环境监测中心观测的O3一小时浓度值,计算出18个市县的O3最大8 h滑动平均浓度(O3−8 h)进行分析。在探讨2019年9月海南省不同市县O3−8 h浓度超标天数及其比例的时候,用到了Cressman客观分析方法,该方法是基于Cressman客观分析函数,对有限区域内的猜测场进行逐步订正的方法,由于该方法差值结果与原始资料较为接近,误差较小[25],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数据分析和气候诊断中[26-27]。Cressman方法先给定第一猜测场,然后用实际观测场逐步修正第一猜测场,直到订正后的场逼近观测记录,具体公式如下:

    α=α0+Δαij (1)

    其中

    Δαij=Kk=1(W2ijkΔαk)Kk=1Wijk (2)

    α为任一观测要素,α0是变量α在格点(i,j)上的第一猜测值,α是变量α在格点(i,j)上的订正值;Δαk是观测点k上的观测值与第一猜测值之差;Wijk是权重因子,在0.0—1.0之间变化;K是影响半径R内的站点数。Cressman客观分析方法最重要的是权重函数Wijk的确定,它的一般形式为

    Wijk={R2d2ijkR2+d2ijkk,(dijk<R)0,(dijkR) (3)

    其中,影响半径R的选取具有一定的人为因素,一般取常数。R选取的原则是由近及远进行扫描,常用的几个影响半径是1、2、4、7和10。div是格点(i,j)到观测点k的距离。

    根据2019年9月海南省O3−8 h逐日变化特征,将9月分为清洁时段(1—10日)、发展时段(11—20日)和污染时段(21—30),采用合成分析方法对FNL再分析资料中的3个时段进行合成,对比分析不同时段天气形势特征及其差异。此外在本文的分析中,还用到了相关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28]

    图2为2019年9月海南省(三沙市除外)O3−8 h浓度和超标市县数量的逐日变化。从图2可见,9月海南省O3−8 h浓度主要经历了3个时段,即1—10日的清洁时段、11—20日的发展时段以及21—30日的污染时段。在清洁时段,大部分市县的O3−8 h浓度分布在30—70 μg·m−3表1),在空气质量等级一级的阈值之内。清洁时段全省18个市县平均O3−8 h浓度为61.3 μg·m−3,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发展阶段,海南省O3−8 h浓度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9月11日,全省平均O3−8 h浓度为51.78 μg·m−3,20日为112.67 μg·m−3,上升幅度高达117.6%,结合超标市县个数的逐日变化可知,发展阶段还未有市县的O3−8 h浓度超过空气质量等级二级阈值(160 μg·m−3),空气质量等级为良。污染时段,海南省各个市县O3−8 h浓度分布在100—170 μg·m−3之间,全省平均O3−8 h浓度为146.3 μg·m−3,O3−8 h浓度较高。此时段海南省陆续有市县O3−8 h浓度超过160 μg·m−3,空气质量等级为轻度污染。结合超标市县个数可知,污染时段平均每天有6.3个市县O3−8 h浓度超标,其中28日超标市县达到12个,污染范围最大。24日和30日超标市县均为2个,其余天数超标市县在3—11个之间。

    图 2  2019年9月海南省县(三沙市除外)O3−8 h浓度和超标市县个数逐日变化
    Figure 2.  Daily change of O3−8 h concentration and the polluted number of cities and counties over Hainan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9
    表 1  海南省2019年9月月平均以及两个时段的O3−8 h浓度统计(单位:μg·m−3
    Table 1.  Monthly mean, two periods of O3−8 h concentration and statistics result over Hainan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9 (Unit: μg·m−3)
    市县City and county月平均Monthly average清洁时段Cleared period污染时段Polluted period上升幅度Rising extent市县City and county月平均Monthly average清洁时段Cleared period污染时段Polluted period上升幅度Rising extent
    海口市 107.6 61.3 169.9 177.2% 屯昌县 102.6 52.8 165.7 213.8%
    三亚市 86.7 45.0 149.4 232.0% 澄迈县 108.3 59.4 169.9 186.0%
    五指山市 63.5 29.0 106.5 267.2% 临高县 101.2 66.6 141.9 113.1%
    琼海市 77.5 40.4 127.8 216.3% 白沙县 83.9 44.7 134.8 201.6%
    儋州市 77.8 44.5 126.8 184.9% 昌江县 89.7 47.2 147.4 212.3%
    文昌市 111.8 77.2 160.4 107.8% 乐东县 82.3 38.3 143.2 273.9%
    万宁市 80.1 41.9 132.8 216.9% 陵水县 98.6 53.3 161.1 202.3%
    东方市 105.5 62.2 163.6 163.9% 琼中县 75.2 34.5 127.4 269.3%
    定安县 105.4 60.8 166.7 174.2% 保亭县 75.1 19.4 138.1 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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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进一步给出了2019年9月海南省(三沙市除外)各个市县O3−8 h浓度超标天数的空间分布。图3表明,此次过程O3−8 h浓度超标天数最多的市县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东部和北部,海口市、文昌市、定安县、澄迈县和屯昌县超标天数均超过了7 d,其中海口市持续的时间最长,达到了9 d,超标天数占9月比例为30%。此外超标天数在3—6 d的市县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其中东方市也有6 d的超标天数,超标比例为20%。陵水县、保亭县、乐东县和昌江县分别有5 d、3 d、3 d和2 d的超标天数。污染较轻的市县主要分布在中部、西北部和东部,万宁市和白沙县只有1 d的超标天数,其余市县O3−8 h浓度没有超标。对比污染时段和清洁时段O3−8 h浓度的变化幅度(表1)可知,污染时段各个市县O3−8 h浓度较清洁时段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上升幅度均超过了100%,最大上升幅度出现在保亭县,为611.9%,最小的为文昌县,也有107.8%的上升幅度。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地区污染时段O3−8 h浓度上升幅度有所不同,在污染较为严重的东北部市县,O3−8 h浓度上升幅度基本在200%以下,如海口市只为177.2%,而污染较轻的市县上升幅度大部分都超过了200%。值得注意的是,南部市县O3−8 h浓度上升幅度普遍较高,如三亚市、乐东县和保亭县分别为232%、273.9%和611.9%,这可能与海南省的地形有关,低空东北气流在绕过五指山山脉后,会在五指山南麓形成辐合气流,有利于污染物的堆积,其内在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图 3  2019年9月海南省各个市县(三沙市除外)O3−8 h浓度超标天数的空间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lluted number of O3−8 h concentration over Hainan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9.

    为了对比分析清洁时段和污染时段大气环流背景场,图4分别给出了2019年9月大气对流层中层(500 hPa)清洁时段和污染时段位势高度场、风场的分布,以及两个时段的差异分布。清洁时段(图4a),西风带较为平直,东亚大槽整体偏弱,槽底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中南半岛上有一低涡环流存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主体偏东,5880 gpm线西脊点在130°E附近。污染时段(图4b),西风带经向度明显增强,东亚大槽加深,槽后西北气流引导地面冷空气南下。受高空槽挤压影响,副高东段和西段相连,此时海南省位于5880 gpm线内,副高控制一方面会出现下沉气流,天气晴好,太阳紫外辐射较强,促进光化学反应速率加快;另一方面副高内部的下沉气流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垂直输送,造成近地层O3浓度进一步增加,污染天气发生。从污染时段与清洁时段的差异场上看(图4c),西风带经向度加大,东亚大槽加深,造成中高纬地区冷空气活动频繁,冷空气从槽后入侵北方地区,我国上空大部分地区污染时段气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降温幅度最大区位于我国西藏地区,为−8℃。受副高增强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有1—2℃的降温幅度。海南省上空有一个位势高度差异正值中心,位势高度的增加有利于高空气温的维持以及下沉气流的增强,致使近地面O3浓度上升。

    图 4  500 hPa清洁时段(a)和污染时段(b)位势高度场(黑色等值线,gpm)与风场(风羽,m·s−1)叠加,以及污染时段与清洁时段的位势高度(gpm,填色)和气温(℃,黑色等值线)差异(c)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mean 5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black contour, gpm) and wind fields (wind barbs, m·s−1) between clean period (a) and polluted period (b) and their difference (c) of geopotential height (gpm, color) and temperature (sheshidu℃, black contour)

    从对流层低层的925 hPa等压面上看,清洁时段(图5a)中国大陆上空气压偏低,位势高度值在720 gpm至760 gpm之间,海南省上空更是出现了位势高度低值中心,中心值在720 gpm以下。从风场上看,清洁时段海南省主要受西南气流影响,西南气流从孟加拉湾经过中南半岛,影响我国南海大部分地区,西南气流主要来自海洋清洁气团,不利于外源输送。在高空槽的引导下,污染时段(图5b)地面冷高压南下,我国大陆上空气压普遍上升,位势高度值在800 gpm至840 gpm之间,其中位势高度高值中心分布在四川盆地,中心值在860 gpm以上,海南省在800 gpm到820 gpm之间。此时海南省的影响气流转为东北风,气流主要来自我国东南部,风速偏大,较有利于大气污染物从源区输送至海南省。进一步从925 hPa差异场上看(图5c),污染时段受冷高压南下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位势高度都有10 gpm到60 gpm的升高,同时伴随着气温的下降。海南省位势高度上升幅度高达80 gpm,气压上升明显,同时气温下降3℃左右。

    图 5  925 hPa清洁时段(a)和污染时段(b)位势高度场(黑色等值线,gpm)与风场(矢量,m·s−1)叠加,以及污染时段与清洁时段的位势高度(gpm,填色)和气温(℃,黑色等值线)差异(c)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mean 925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black contour, gpm) and wind fields (vector, m·s−1) between clean period (a) and polluted period (b) and their difference (c) of geopotential height (gpm, color) and temperature (sheshidu℃, black contour)

    图6进一步给出了925 hPa污染时段与清洁时段的相对湿度、10 m风速和地表气压差异。从图6可以明显看出,在地面冷高压的影响下,污染时段我国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都有明显的下降,其中湖南省南部,江西省西部和广东省北部相对湿度下降高达40%,海南省相对湿度也有5%—25%的下降。相对湿度的降低,一方面会减弱大气对太阳辐射的消光机制,增加地面太阳辐射量,促进光化学反应速率[29];另一方面不利于O3干沉降作用的发生,延长O3停留在空气中的时间,进一步提升O3浓度[30]。另外在北部湾海面附近出现了气压差异高值中心,最大值为11 hPa,海南省位于其中心位置,表明污染时段该区域气压明显偏高,高压内部的下沉气流不利于O3和前体物的垂直扩散。此外,南海中部10 m风速差异高达−8 m·s−1,进一步说明污染时段10 m风在该地区有明显的风速辐合,导致来自我国大陆地区的O3及前体物在低空堆积,致使海南省O3浓度升高,O3污染事件发生。

    图 6  925 hPa污染时段与清洁时段的相对湿度(%,填色),10 m风速(m·s−1,红色等值线),以及地表气压(hPa,黑色等值线)差异
    Figure 6.  Distributed difference of mean 925 hPa relative humidity (%, color), 10 m wind speed (m·s−1, red contour) and surface pressure between polluted period and clean period.

    为了揭示不同时段大气背景场异常的垂直分布特征,图7给出了海南省上空污染时段与清洁时段的气温、相对湿度和风速差异的垂直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污染时段整个对流层的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和水平风速都较清洁时段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平均气温下降幅度在2—3℃之间,相对湿度在10—45%之间,水平风速下降幅度在0.5—3 m·s−1之间。另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从地面至850 hPa附近,平均气温的垂直梯度上升,即下降幅度随高度的上升而增大。相对湿度从地面至950 hPa高度上有所上升,但在950 hPa至850 hPa高度上下降幅度随高度增大,相对湿度垂直梯度上升。平均风速的垂直梯度在700 hPa高度以下也表现为随高度快速增大。此前一些外场观测实验表明[31-32],O3浓度与混合层高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混合层中上层光化学反应更为剧烈。二次污染物O3作为一种光化学产物,其生成有赖于充足的光照条件,而充足的光照条件又会导致近地面升温加快,较大的气温垂直梯度有利于增强湍流混合作用,加大混合层中上层O3垂直输送至近地面,进一步提升地表O3浓度[33]。较大的相对湿度垂直梯度表明,污染时段海南省上空混合层中上层水汽更少,这有利于促进混合层中上层光化学反应速率,O3生成更多。而较大的水平风速垂直梯度表明,污染时段混合层中上层水平风速减弱较快,下层水平风速减弱较慢,有助于混合层中高层气流向下补偿输送,垂直混合进一步增强,地表O3浓度上升。

    图 7  海南省污染时段与清洁时段的气温(a, ℃)、相对湿度(b, %)和水平风速(c, m·s−1)差异的垂直变化
    Figure 7.  Vertical variation of difference of air temperature (a, sheshidu℃), relative humidity (b, %) and wind fields (c, m·s−1) between polluted period and clean period

    气象因子能有效地影响对流层O3及其前体物的生成、传输和消散[34]。一般而言,高强度的太阳紫外辐射、高温、低湿、长日照时数、弱风速、有利的风向等气象条件能有效促进光化学反应速率,致使O3浓度上升。图8给出了2019年9月海南省区域平均的日降水量、气压、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平均风速和日照时数逐日变化。从日降水量上看,海南省在2019年9月上旬和中旬都有降水发生,特别是9月3日,日降水量高达92.3 mm,而21日之后全省基本没有降水发生。降水对大气污染物有较好的清除作用,一般而言,降水偏多时,清除作用增大,污染物浓度偏小;反之降水偏少时,清除作用减小,污染物浓度偏大,故而日降水量与O3浓度成负相关关系。进一步计算日降水量与O3−8 h浓度的相关系数为−0.518(表2),通过了99%的信度检验。从气压上看,9日海南省气压表现为波动式的上升趋势,清洁时段海南省气压为989.9 hPa,污染时段上升至1001.02 hPa(表2),结合前面的分析可知,污染时段海南省受副高控制,天气形势更为稳定,高压内部下沉气流不利于O3垂直输送,O3浓度维持较高水平。O3浓度与气压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965,通过了99%的信度检验。

    图 8  2019年9月海南省关键气象因子的逐日变化
    Figure 8.  daily changes of primary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Hainan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9
    表 2  2019年9月海南省不同时段O3−8 h浓度值与气象因子的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O3−8 h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over Hainan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9
    时段Period日降水量Daily precipitation气压Pressure平均气温Average air temperature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平均风速Mean wind speed日照时数Sunshine duration
    清洁时段−0.597**0.4960.701**−0.721***−0.642**0.830***
    发展时段−0.3680.2510.029−0.507*0.155−0.392
    污染时段−0.2850.2540.1910.125−0.2220.369
    2019年9月−0.518***0.965***−0.240*−0.878***−0.1290.565***
      注:*表示通过90%信度检验,**表示通过95%信度检验,***表示通过99%信度检验.  Note: *means passed the 90% confidence level; ** means passed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 means passed the 99%confiden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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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相对湿度表现为缓慢的下降趋势(图8b)。结合前面的分析可知,相对湿度的降低能有效的促进光化学反应,提高大气中O3浓度,因此相对湿度与O3−8 h浓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878,通过了99%的信度检验。平均气温表现为缓慢的下降趋势,但平均气温值均在24℃以上。一般而言,气温越高,地表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越强,光化学反应越剧烈,因此气温与O3浓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此次过程中平均气温与O3−8 h浓度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4)表明,海南省O3浓度的上升可能更依赖于其他气象因子。9月日照时数和平均风速均出现明显的波动变化,清洁时段日照时数总体偏短,平均风速偏大(表3),对O3的生成和消散不利;而污染时段日照时数偏长,平均风速偏小,有利于O3的生成和积累。O3−8 h浓度与日照时数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65,通过了99%的信度检验。O3−8 h浓度与平均风速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29,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3  2019年9月海南省不同时段O3−8 h浓度值与气象因子的观测值
    Table 3.  Observed value of O3−8 h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over Hainan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9
    时段PeriodO3−8 h/(μg·m−3日降水量/mmDaily precipitation气压/hPaPressure平均气温/℃Average air temperature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平均风速/(m·s−1)Mean wind speed日照时数/(h·d−1)Sunshine duration
    清洁时段48.8124.09989.927.0188.181.893.82
    发展时段77.054.19996.0527.5281.51.477.26
    污染时段146.30.331001.0226.473.111.747.89
    2019年9月90.729.54995.6626.9880.931.7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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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分析表明,天气形势的演变和气象因子的作用都会对O3浓度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城市O3浓度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人为排放的前体物浓度和气象条件对光化学反应的促进,以及对O3浓度的累积作用[17]。因此,气象因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城市O3浓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为了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我们利用海南省18个市县平均的关键气象因子:日降水量(P)、气压(Pr)、相对湿度(RH)、10 m平均风速(W10)、日照时数(SD)与平均气温(T),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关于O3−8 h浓度的线性回归方程:

    O38h=0.3527586P+1.277584Pr3.583975RH+10.16376W10+2.47747SD15.92019T491.3582 (4)

    图9给出了由公式(4)计算得到的关键气象因子对O3−8 h浓度的多元线性回归逐日变化曲线。作为对比,图9同时给出了观测得到的O3−8 h浓度实测值逐日曲线。从图9可以看出,关键气象因子回归的O3−8 h浓度与观测得到的O3−8 h浓度有较好的一致性,基本能反应出实测值O3−8 h浓度的逐日变化。进一步计算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3,通过了99.9%的信度检验。回归值对实测值方差的解释达到了0.86,即多元回归的O3−8 h浓度逐日变化可以解释86%的观测得到的O3−8 h浓度的逐日变化。由此可知,2019年9月海南省发生的O3污染事件中,气象因子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

    图 9  2019年9月海南省O3−8 h的逐日观测曲线以及利用气象因子对O3−8 h的多元线性回归曲线
    Figure 9.  Daily changes of observation curve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curve of O3−8 hin Hainan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9

    (1)2019年9月海南省出现一次大范围、长时间的O3污染事件,污染时段(21—30日)各个市县O3−8 h浓度分布在100—170 μg·m−3之间,全省平均O3−8 h浓度为146.3 μg·m−3,平均每天有6.3个市县O3−8 h浓度超标,其中28日超标市县达到12个。O3−8 h浓度超标天数最多的市县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东部和北部,海口市、文昌市、定安县、澄迈县和屯昌县超标天数均超过了7 d,其中海口市持续的时间最长,达到了9 d,超标天数占9月所有天数的30%。

    (2)对2019年9月大气环流背景场的分析表明,大气环流的演变有利于O3及前体物在海南省的维持和发展。污染时段500 hPa高空槽东移出海,西太副高加强西伸,海南省受副高内部下沉气流影响。低层冷高压南下,天气形势稳定,风速辐合有利于O3及前体物在海南省积累。大气背景场的垂直分布特征有助于增大混合层中高层光化学反应速率和增强湍流混合作用,导致近地面O3浓度上升,O3污染事件发生。

    (3)对关键气象因子的逐日变化分析表明,关键气象因子与O3−8 h浓度存在较好的相关关系,其中日降水量、气压、相对湿度和日照时数与O3−8 h浓度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99%的信度检验。日降水量、相对湿度和平均风速在逐日减小,而气压和日照时数在逐渐增加,平均气温维持在24℃以上,关键气象因子的变化特征有利于促进光化学反应速率,致使O3浓度维持较高水平。

    (4)对2019年9月O3−8 h浓度逐日演变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关键气象因子回归的O3−8 h浓度与观测得到的O3−8 h浓度有较好的一致性,基本能反应出实测值O3−8 h浓度的逐日变化。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3,通过了99.9%的信度检验。回归值对实测值方差的解释达到了0.86。

  • 图 1  A、B、C和D再生水厂污泥重金属的形态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metals forms in sludge of A, B, C and D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表 1  不同重金属元素的毒性响应系数和背景参考值

    Table 1.  Reference Cin and toxic coefficient Tir of different heavy metals

    重金属元素背景值1)背景值2)Tir
    As7.096.510
    Cd0.120.130
    Cr29.850.62
    Cu18.715.45
    Hg0.030.140
    Ni26.850.25
    Pb24.611.75
    Zn57.551.71
      注:1)为北京市土壤背景值;2)为北京市大兴区试点土壤实测值。
    重金属元素背景值1)背景值2)Tir
    As7.096.510
    Cd0.120.130
    Cr29.850.62
    Cu18.715.45
    Hg0.030.140
    Ni26.850.25
    Pb24.611.75
    Zn57.551.71
      注:1)为北京市土壤背景值;2)为北京市大兴区试点土壤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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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不同生态风险水平的划分

    Table 2.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Eir and RI

    Eir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潜在生态风险程度
    Eir<40RI<150低生态风险
    40≤Eir<80150≤RI<300中等生态风险
    80≤Eir<160300≤RI<600较高生态风险
    160≤Eir<320RI≥600高生态风险
    Eir≥320极高生态风险
    Eir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潜在生态风险程度
    Eir<40RI<150低生态风险
    40≤Eir<80150≤RI<300中等生态风险
    80≤Eir<160300≤RI<600较高生态风险
    160≤Eir<320RI≥600高生态风险
    Eir≥320极高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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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原污泥、消化污泥中重金属总量

    Table 3.  Concentrations of heavy metals in raw sludge and digested sludge mg·kg−1

    数据来源AsCdCrCuHgNiPbZn
    GB 24188-2009[20]75201 0001 500252001 0004 000
    CJ/T 309-2009 A级农用[21]30350050031003001500
    CJ/T 309-2009 B级农用[21]75151 0001 500152001 0003 000
    CJ/T 362-2011[22]75201 0001 500152001 0003 000
    GB/T 23486-2009[23]75201 0001 500152001 0004 000
    GB/T 24600-2009[24]75201 0001 500152001 0004 000
    2004—2005年调查数据[17]16.7~26.05.9~13.045.8~78.4131.2~394.517.0~24.049.3~95.557.5~109.3783.4~3 096.3
    A再生水厂原污泥18.20.966.8229.6234.928.5602.2
    A再生水厂消化污泥16.11.187.5367.44.342.838889.1
    B再生水厂原污泥14.90.849.6165.25.224.132.9706.3
    B再生水厂消化污泥17.2170.4225.85.934.442.9952
    C再生水厂原污泥11.90.642.1143.24.922.820.4522
    C再生水厂消化污泥11.40.851.1147.75.526.626695.6
    D再生水厂原污泥17.70.861.3149.74.131.535697.7
    D再生水厂消化污泥17.21.182.3235.23.136.938.61 004.5
      注:表中数据均为干基浓度。
    数据来源AsCdCrCuHgNiPbZn
    GB 24188-2009[20]75201 0001 500252001 0004 000
    CJ/T 309-2009 A级农用[21]30350050031003001500
    CJ/T 309-2009 B级农用[21]75151 0001 500152001 0003 000
    CJ/T 362-2011[22]75201 0001 500152001 0003 000
    GB/T 23486-2009[23]75201 0001 500152001 0004 000
    GB/T 24600-2009[24]75201 0001 500152001 0004 000
    2004—2005年调查数据[17]16.7~26.05.9~13.045.8~78.4131.2~394.517.0~24.049.3~95.557.5~109.3783.4~3 096.3
    A再生水厂原污泥18.20.966.8229.6234.928.5602.2
    A再生水厂消化污泥16.11.187.5367.44.342.838889.1
    B再生水厂原污泥14.90.849.6165.25.224.132.9706.3
    B再生水厂消化污泥17.2170.4225.85.934.442.9952
    C再生水厂原污泥11.90.642.1143.24.922.820.4522
    C再生水厂消化污泥11.40.851.1147.75.526.626695.6
    D再生水厂原污泥17.70.861.3149.74.131.535697.7
    D再生水厂消化污泥17.21.182.3235.23.136.938.61 004.5
      注:表中数据均为干基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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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B再生水厂原污泥、消化污泥TS、VS、VS/TS全年均值

    Table 4.  Annual average values of TS, VS, VS/TS in raw sludge and digested sludge of B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

    污泥类型TSVSVS/TS
    原污泥16.510.161.2
    消化污泥5.62.748.3
    污泥类型TSVSVS/TS
    原污泥16.510.161.2
    消化污泥5.62.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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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消化污泥重金属风险评价指数(RAC)

    Table 5.  Risk assessment code (RAC) of heavy metals in digested sludge

    水厂代码AsCdCrCuHgNiPbZn
    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
    A22.3MR4.0LR0.5NR0.4NR0.1NR8.8LR0.3NR3.5LR
    B12.0MR4.6LR0.6NR0.3NR0.3NR6.8LR0.0NR3.3LR
    C25.1MR1.7LR0.9NR0.6NR0.2NR11.1MR0.0NR4.8LR
    D9.7LR0.2NR0.2NR0.4NR0.1NR4.3LR0.5NR3.2LR
    水厂代码AsCdCrCuHgNiPbZn
    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RAC风险等级
    A22.3MR4.0LR0.5NR0.4NR0.1NR8.8LR0.3NR3.5LR
    B12.0MR4.6LR0.6NR0.3NR0.3NR6.8LR0.0NR3.3LR
    C25.1MR1.7LR0.9NR0.6NR0.2NR11.1MR0.0NR4.8LR
    D9.7LR0.2NR0.2NR0.4NR0.1NR4.3LR0.5NR3.2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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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消化污泥中各重金属生态风险系数(Eir)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

    Table 6.  Ecological risk factor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of heavy metals in digested sludge

    水厂代码EirRI
    AsCdCrCuHgNiPbZn
    A*10.132.92.06.039.55.04.91.1101.5
    B*10.032.92.05.739.75.04.91.2101.5
    C*10.031.82.05.439.65.04.91.199.8
    D*10.033.32.05.739.55.04.91.2101.5
    A**10.133.62.06.339.45.04.91.2102.3
    B**10.133.62.05.839.44.94.91.2102.0
    C**10.032.32.05.539.44.94.91.1100.2
    D**10.034.02.05.839.45.04.91.2102.2
      注:*为以北京市土壤背景值为参比值,**为以北京市大兴区试点土壤实测值为参比值。
    水厂代码EirRI
    AsCdCrCuHgNiPbZn
    A*10.132.92.06.039.55.04.91.1101.5
    B*10.032.92.05.739.75.04.91.2101.5
    C*10.031.82.05.439.65.04.91.199.8
    D*10.033.32.05.739.55.04.91.2101.5
    A**10.133.62.06.339.45.04.91.2102.3
    B**10.133.62.05.839.44.94.91.2102.0
    C**10.032.32.05.539.44.94.91.1100.2
    D**10.034.02.05.839.45.04.91.2102.2
      注:*为以北京市土壤背景值为参比值,**为以北京市大兴区试点土壤实测值为参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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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0-04-22
  • 录用日期:  2020-10-23
  • 刊出日期:  2021-01-10
张含, 李伟, 王佳伟, 韩军, 王玉琦. 城市污泥重金属在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及风险评价[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1): 289-297. doi: 10.12030/j.cjee.202004108
引用本文: 张含, 李伟, 王佳伟, 韩军, 王玉琦. 城市污泥重金属在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及风险评价[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1): 289-297. doi: 10.12030/j.cjee.202004108
ZHANG Han, LI Wei, WANG Jiawei, HAN Jun, WANG Yuqi.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ewage sludge during advanced anaerobic digestion process and risk assessment[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1): 289-297. doi: 10.12030/j.cjee.202004108
Citation: ZHANG Han, LI Wei, WANG Jiawei, HAN Jun, WANG Yuqi.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ewage sludge during advanced anaerobic digestion process and risk assessment[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1): 289-297. doi: 10.12030/j.cjee.202004108

城市污泥重金属在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及风险评价

    通讯作者: 李伟(1986—),男,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固废资源化利用。E-mail:tianxingliwei@163.com
    作者简介: 张含(1992—),女,硕士,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固废资源化利用。E-mail:zhanghanhan2020@163.com
  • 北京排水集团科技研发中心,北京市污水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124
基金项目: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2017ZX07403002)

摘要: 采用改进的BCR连续提取法,研究了4座再生水厂高级厌氧消化系统中热水解和厌氧消化对污泥所含重金属(As、Cd、Cr、Cu、Hg、Ni、Pb、Zn)赋存形态的影响,并利用风险评价指数法(RAC)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PERI)评估了消化产物进行土地利用时的重金属迁移风险和潜在生态风险。结果显示,4座再生水厂热水解污泥中的Cr、Cu、Pb、Ni、Cd、Zn的不稳定态向稳定态转化了0.9%~24.9%;消化污泥中Cr、Cu、Pb、Ni、Cd、Zn重金属的残渣态增加了1.0%~19.2%。RAC评价结果表明,消化污泥中重金属Cu、Hg、Pb、Cr、Cd、Zn的迁移风险指数均小于5%,处于无迁移风险或低迁移风险水平。以北京市土壤背景值和北京市大兴区土壤实测值作为参比值进行PERI评价,结果表明,消化产物中生物可利用态与潜在可利用态重金属均处于较低风险水平。高级厌氧消化有利于污泥中其它形态重金属逐渐向残渣态转化,从而降低其迁移性与生态风险。

English Abstract

  • 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日益增多,作为污水处理副产物的污泥,其年产量也随之增多。根据住建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县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3919座,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0×108 m3·d−1。其中,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5.5%,产生的污泥(含水率80%)超过约6.5×107 t。城市污泥不仅含有大量有机物,还含有丰富的氮、磷、钾、氨基酸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巨大的利用潜力。但是,污水中汇集了大部分生产生活释放的重金属,且在处理过程中不能被降解。大约50%~80%以上的重金属会由细菌吸收、表面吸附或共沉淀作用转移到污泥[1],污泥胞外聚合物的羧酸盐、磷酸盐、胺盐、硫醇类等物质为重金属吸附结合提供了大量的结合位点[2]。有研究[3-5]表明,污泥重金属的危害不仅与其含量有关,还与其存在形态密切相关。随着环境的改变(如pH、温度等),重金属的形态会发生变化。当有害形态浓度超过一定值后,即会产生毒害作用。

    2014—2017年,随着北京城区污泥处理系统的升级,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系统被应用到污泥处理过程中。该工艺在传统厌氧消化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热水解处理单元。热水解预处理使得原污泥中的絮体解体,微生物细胞破碎,细胞内的水分释放出来,大分子的有机物质溶解,粘性降低,脱水性变好[6]。相较于传统污泥厌氧消化处理工艺,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的消化罐的处理能力增加了2~3倍,沼气量提高了30%~100%,消化污泥经脱水后体量减少60%以上,还能够有效去除臭气和病原菌。目前,高级厌氧消化产物林地和园林绿化利用的试点正在北京开展,为了支撑重金属环境风险的评估并保障土地利用的有效开展,本研究选取北京市4座再生水厂的污泥为研究对象,通过解析污泥所含重金属在高级厌氧消化系统的含量及分布形态,掌握高级厌氧消化过程重金属的迁移转化特征,并评估消化污泥中重金属的生态风险,以期为污泥处理与及产物土地利用的方案制定提供参考。

  • 北京市A、B、C、D再生水厂的污泥处理工艺都是采用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系统,该系统的技术路线为“热水解预处理+中温厌氧消化”,主要包括Cambi热水解技术和Purac厌氧消化技术。4座再生水厂主要处理中心城区的污水,A再生水厂采用多级AO工艺,处理能力为2×105 m3·d−1;B再生水厂采用AAO工艺,处理能力为1×106 m3·d−1;C再生水厂采用AAO工艺,处理能力为6×105 m3·d−1;D再生水厂采用MBR工艺,处理能力为6×105 m3·d−1。首先,原污泥经过料仓进入热水解单元,在反应罐内会提供温度为160 ℃、压力600 kPa的高温高压的环境,使污泥的有机成分能够快速、充分地释放。然后,热水解污泥进入消化池发酵生产沼气,消化温度控制在(40±0.5) ℃。本研究对4座再生水厂污泥处理过程中的原泥、热水解污泥、消化污泥进行取样,取回后储存于4 ℃冰箱。

  • 采用改进后的BCR法对不同存在形态的重金属进行提取[7]。可溶态,取50 mL污泥样品,离心,测定。酸溶态(可交换态和碳酸盐结合态),称取0.50 g上1级固相样品,加入20 mL醋酸溶液(0.11 mol·L−1),在室温下振荡16 h,转速4000 r·min−1,离心20 min,上层清液过滤,测定。可还原态(即铁锰氧化物结合态),于上1级固相中加入20 mL盐酸羟胺(0.5 mol·L−1),振荡16 h,转速4 000 r·min−1,离心20 min,上层清液过滤,测定。可氧化态(即有机物与硫化物结合态),于上1级固相中缓慢加入5 mL 30%的过氧化氢,在室温下反应1 h,间歇振荡,然后在85 ℃水浴中继续加热1 h近干;再加入5 mL 30%的过氧化氢,在85 ℃水浴中加热1 h近干;待冷却后,向其中加入25 mL的醋酸铵溶液(1 mol·L−1),振荡16 h,转速4 000 r·min−1,离心20 min,上层清液过滤,测定。残渣态,将上1级固相烘干后进行消解,定容后测定。重金属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S-7500,日本岛津)进行测定。

  • 1)重金属迁移风险评价方法。风险评价指数(risk assessment code,RAC)方法常用来评价沉积物中重金属迁移引起的生态危害风险[8-9]。风险评价指数(RAC)分为5个等级[10],分别为:无风险(RAC<1%,NR)、低风险(1%<RAC<10%,LR)、中等风险(11%<RAC<30%,MR)、高风险(31%<RAC<50%,HR)、非常高风险(RAC>50%)。

    2)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评价方法。潜在生态风险指数(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PERI)法由瑞典科学家Hakanson提出。目前,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沉积物重金属污染质量评价[11-13]。计算方法见式(1)~式(3)。

    式中:Cif为重金属i相对于沉积物背景值的污染系数;Cis为表层沉积物重金属i的实测值;Cin为沉积物中重金属i的背景参考值;Tir为重金属i的毒性响应系数;Eir为第i种重金属生态风险系数;FRI为多元素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本研究参照了Hakanson提出的重金属毒性响应系数[11],如表1所示。背景参考值Cin采用北京市土壤背景值[14-15]与北京市大兴区试点土壤实测值作为参比,不同生态风险水平的划分见表2,以此评价A、B、C、D再生水厂消化污泥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

  • 城市污泥重金属含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污水来源、污水组成、污水处理工艺及污泥处理技术、城市地理位置、城市性质和工业布局等[16]。A、B、C、D再生水厂原污泥、消化污泥中8种重金属As、Cd、Cr、Cu、Hg、Ni、Pb、Zn总量如表3所示。A、B、C、D再生水厂的原污泥中重金属总量存在很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4个水厂分属于北京市不同的流域,接收的污水水源及组成不同,从而导致了污泥的组成成分存在差异,使得污泥中富集的重金属的浓度存在差异。DAI等[17]发表了曾在2004年2月-2005年5月先后5次对北京市高碑店、北小河、方庄、酒仙桥、清河、吴家村厂污泥监测的重金属含量数据,同样显示6个水厂污泥中不同重金属总量差异较大。另外,由表3可知,A、B、C、D再生水厂的原污泥与消化污泥中重金属总量也存在差异,消化污泥的As、Cd、Cr、Cu、Hg、Ni、Pb、Zn重金属总量高于原污泥的重金属总量。表4为B再生水厂2019年监测原污泥和消化污泥的总固体含量(TS)、挥发性固体含量(VS)、有机物含量(VS/TS)的全年平均值。由表4可得,经过高级厌氧消化工艺过程后,原污泥中的有机物平均减少约13%,这一结果表明,原污泥中的大量有机物被降解,污泥固体总量减少[5, 18]。由于重金属在高级厌氧消化过程绝大部分滞留于固相中,因此,消化污泥中的重金属因“浓缩”而总量升高[19]

    将原污泥与消化污泥重金属总量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GB 24188-2009)[20]、《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农用泥质》(CJ/T 309-2009)[21]A、B级农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林地用泥质》(CJ/T 362-2011)[2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2009)[2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土地改良用泥质》(GB/T 24600-2009)[24]进行了对比,结果如表3所示。A、B、C、D再生水厂原污泥的As、Cd、Cr、Cu、Hg、Ni、Pb、Zn重金属总量均未超过GB 24188-2009[20]限值标准,达到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要求。A、B、C、D再生水厂消化污泥的Hg重金属总量超过CJ/T 309-2009[21]A级农用标准,但未超过CJ/T 309-2009[21]B级农用标准。消化污泥中8种重金属总量未超过CJ/T 362-2011[22]、GB/T 23486-2009[23]和GB/T 24600-2009[24]标准。由此可见,A、B、C、D再生水厂的消化污泥脱水后,其重金属含量低于相关标准限值,可施用于林地、园林绿化地及需要改良的盐碱地、沙化地等。

    本次采集的污泥样品的重金属总量较DAI等[17]2004—2005年监测的污泥重金属总量有了明显的下降,其中毒性较高的重金属As、Cd、Hg、Pb含量均出现大幅下降。这一结果表明,北京市通过实行“源头截污,雨污分流”“清退重污染工业企业”等一系列措施使得污水污泥中的重金属含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 重金属的污染风险不仅取决于金属总量,更重要的是重金属在污泥中的分布形态[4]。可溶态、酸溶态不稳定,易迁移转化;而pH和氧化还原条件变化对可还原态有重要影响[25],有机物的降解会影响可氧化态的溶出[26];残渣态能稳定在沉积物中,不易释放。

    污水处理过程中得到的污泥经离心机进行预脱水,得到含水率为82%~84%的原污泥。由图1可知,A、B、C、D再生水厂原污泥中8种重金属的分布形态存在较大差异,Zn、Cd的可还原态和可氧化态所占比例最高,Cr、Cu、Ni、As的可氧化态和残渣态所占比例最高,而Pb、Hg的残渣态所占比例最高。其中,Hg、Pb、As这3种毒性较强的重金属几乎全部以稳定态形式存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原污泥经过高温热水解处理,脂肪、糖类、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被水解成小分子有机物,部分重金属失去结合位点,被释放出来[27-28]。在高温水解条件下释放出的小分子有机物会为重金属提供更多吸附位点,重金属在污泥中会进行重新分配结合,进而改变了重金属的分布形态。由图1可得,相较于原污泥,A再生水厂热水解污泥的Cr、Cu、Pb、Ni、Cd、Zn的不稳定态向稳定态分别迁移与转化了0.9%、3.8%、6.2%、3.2%、18.7%、24.9%;B厂热水解污泥分别迁移与转化了1.3%、2.4%、3.2%、7.9%、10.5%、19.3%;C厂热水解污泥分别迁移与转化了1.2%、2.2%、1.8%、8.6%、9.5%、14.3%;D厂热水解污泥分别迁移与转化了1.5%、1.3%、1.8%、18.1%、7.6%、14.5%。这表明,热水解预处理有利于Cr、Cu、Pb、Ni、Cd、Zn重金属从不稳定态向稳定态迁移转化。

    在厌氧消化过程中,热水解污泥中的有机物被多种微生物生化降解,此过程包括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有机物降解率一般大于45%。厌氧消化过程中重金属的形态分布与有机物的含量变化呈现一定的相关性[19]。这主要是因为,在厌氧消化过程中,污泥中很多重金属是以有机物-金属化合物的形式存在[3]。污泥中有机物被降解,改变了部分重金属的结合方式。相较于热水解污泥,A、B厂消化污泥的一些重金属的可氧化态所占百分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A厂消化污泥的Pb、Cr、Ni、Cu、Zn、Cd的可氧化态所占百分比分别下降了0.7%、4.3%、3.9%、8.0%、12.8%、15.7%;B厂消化污泥分别下降了1.0%、1.8%、5.7%、8.5%、15.4%、18.3%。

    总之,原污泥经过热水解预处理和中温厌氧消化后,A、B、C、D厂消化污泥的6种重金属的残渣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A厂消化污泥的Ni、Cr、Pb、Cu、Cd、Zn的残渣态所占的百分比分别增加了1.0%、9.0%、9.1%、12.5%、19.0%、19.2%;B厂消化污泥分别增加了4.7%、4.3%、5.0%、11.4%、14.9%、16.5%;C厂消化污泥分别增加了9.7%、9.7%、6.8%、11.7%、16.0%、17.7%;D厂消化污泥分别增加了5.1%、1.3%、8.3%、12.1%、11.6%、15.8%。目前,污泥中重金属的控制途径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将污泥中的重金属分离出来,直接去除重金属;另一类是改变重金属的存在形态,使其向更加稳定的形态转化固定,降低其可移动性和生物可利用性[26]。以上结果表明,高级厌氧消化过程应属于第二类重金属控制途径。污泥经过高级厌氧消化工艺处理后,Ni、Pb、Cr、Cu、Zn、Cd的其它形态向残渣态迁移转化,降低了重金属在污泥中的活性、迁移能力及生物可利用性等,有利于重金属在污泥中的稳定化[5]。A、B、C、D再生水厂的原污泥在热水解处理和厌氧消化后,Hg的分布形态均变化不大,99%的元素Hg以残渣态存在,其迁移性和生物可利用性较弱。相较于原污泥,A、B、C、D厂消化污泥的As的稳定态向不稳定态分别迁移转化了20.0%、9.6%、20.1%、1.2%。由此可见,重金属As在遇到高温高压的剧烈反应或一系列生化反应时,稳定性比较差,易迁移转化释放到环境中。

  • 1)重金属迁移风险评价结果分析。污泥中重金属的迁移风险程度取决于易迁移部分的分布形态,即可溶态、酸溶态[9]。由表5可知,在A、B、C、D再生水厂消化污泥中,重金属Cu、Hg、Pb、Cr的风险指数均小于1%,处于无迁移风险水平;重金属Cd、Zn的风险指数均小于5%,处于低迁移风险水平,对环境的影响较小。A、B、D厂消化污泥中Ni的风险指数为4.3%~8.8%,处于低迁移风险水平;而C厂消化污泥中Ni的风险指数略高于其他3厂,处于较低程度的中等迁移风险水平。在A、B、C、D厂消化污泥所测的8种重金属中,As的风险指数明显高于其它重金属,其中最高为25.1%,处于中等迁移风险水平。但是,消化污泥中重金属As的总量比CJ/T 309-2009[21]A级农用标准限值低50%左右,并远低于CJ/T 362-2011[22]、GB/T 23486-2009[23]、GB/T 24600-2009[24]、CJ/T 309-2009[21]B级农用标准的限值要求,可见重金属As并不会影响污泥的土地利用。

    2)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结果分析。重金属生态危害风险由其迁移能力和生物可利用性决定。可溶态、酸溶态、可还原态、可氧化态可直接或间接被生物利用[29],为生物可利用态与潜在可利用态。故本研究对消化污泥中生物利用态与潜在可利用态重金属进行了潜在风险评价。

    污泥产品林地利用试点在北京市大兴区,其土壤重金属背景实测值如表1所示。根据CJ/T 362-2011[22]标准进行施用,并利用Hakanson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计算出A、B、C、D再生水厂消化污泥施用后,土壤中的生物可利用态与潜在可利用态重金属生态风险系数(Eir)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结果如表6所示。消化污泥施用土壤后,若以北京市土壤背景值为参比值,土壤中生物可利用态与潜在可利用态重金属的生态风险系数Eir均小于40,生态风险指数RI均小于150,处于低生态风险等级,呈现出无潜在的生态风险。若以北京市大兴试点土壤背景实测值为参比值,土壤中生物可利用态与潜在可利用态重金属的RI值亦均小于150,处于低生态风险等级。由此可知,污泥在实际施用过程中,其生物可利用态与潜在可利用态重金属造成的生态风险较低。

  • 1)北京市A、B、C、D再生水厂的污泥中重金属总量较2004-2005年有明显的降低,其中毒性较高的As、Cd、Hg、Pb含量出现大幅下降。

    2)污泥经过高级厌氧消化处理后,其所含Ni、Pb、Cr、Cu、Zn、Cd的残渣态占比增加,重金属向更加稳定的形态转化,降低了污泥处置和利用过程中的毒性与环境风险;Hg在高级厌氧消化过程中形态变化不明显,99%以上的Hg均以残渣态存在。

    3)北京市A、B、C、D再生水厂的消化污泥中As、Cd、Cr、Cu、Hg、Ni、Pb、Zn的总量未超过CJ/T 362-2011、GB/T 23486-2009、GB/T 24600-2009和CJ/T 309-2009 B级农用标准的限值。其中,重金属Cu、Hg、Pb、Cr、Cd、Zn、Ni均表现为较低的迁移风险。施用土壤后,以北京市土壤背景值和北京市大兴区土壤背景实测值为参比进行潜在环境风险评价,其生物可利用态与潜在可利用态重金属均处于较低的生态风险等级,呈现出无潜在生态风险。消化污泥脱水后,通过制作成有机营养土产品,施用于林地、园林绿化地等,可实现污泥处理产物的资源化利用。

参考文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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