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 Zhikang, YUE Rui, LIU Liujun, YIN Lipu, MAO Xuhui. Modeling of the heat transfer of in-situ electrical resistance heating remedi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2, 16(8): 2653-2662. doi: 10.12030/j.cjee.202203157
Citation: CHEN Zhikang, YUE Rui, LIU Liujun, YIN Lipu, MAO Xuhui. Modeling of the heat transfer of in-situ electrical resistance heating remedi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2, 16(8): 2653-2662. doi: 10.12030/j.cjee.202203157

Modeling of the heat transfer of in-situ electrical resistance heating remedi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 Corresponding author: MAO Xuhui, clab@whu.edu.cn
  • Received Date: 23/03/2022
    Available Online: 31/08/2022
  • The selec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of in-situ electrical resistance heating (ERH) technology in site restoration is still lack of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 A numerical model of ERH heat transfer was established to simulate the soil temperature field with different operation parameter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operation parameters.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was verified by the ERH experiment using a soil column device, and the effects of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electrode spacing and groundwater flow on the soil temperature field during in-situ three-phase resistance heating were discussed at a site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square error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values was in the range of 0.05~12.29, and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ranged from 0.42% to 5.32%, indicating that the model was of good accuracy. With the increase of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the soil heating rat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en the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was 90 V·m−1,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electrode wells, heating tim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he suitable electrode spacing was 6 m. Replenishing water to the heating electrode could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heating time. Rapid groundwater flow reduced the temperature rising rate of the site, which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remediation of the site. Appropriate engineer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lleviate the heat loss in the site with fast groundwater flow rate.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running of in-situ ERH remediation engineering.
  •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1]。近年来,我国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环境风险防范化解成效显著,突发环境事件总量明显下降并趋于稳定。然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并没有根本改变[2],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时有发生,并呈复杂态势,涉危化品安全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高发,涉水事件比例高,事件空间分布区域聚集特征明显,环境应急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3]。据统计,2020年全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208起,重大和较大事件均有所增加,而且发生了多起敏感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如2020年4月黑龙江伊春鹿鸣矿业公司尾矿库泄漏事故[4],约2.5×106 m3尾矿砂水泄漏,特征污染物钼浓度最高超标80倍,成为我国近20年来尾矿泄漏量最大、对水生态影响最大、应急处置难度最大的突发环境事件。突发环境事件的多发频发,尤其是一些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严重危害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如何有效预防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和经常性课题。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时空演化与基本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如李静等[5]运用GIS和非参数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全国范围内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动态变化趋势、空间地域分布;丁镭等[6]利用ESDA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Matlab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1995—2012年我国各地区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李旭等[7]应用Origin软件分别从6个方面对2011—2017年我国3 203件突发环境事件进行了统计与分析。部分学者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8]、风险评估[9]、污染溯源[10]、预警响应[11]、损害评估[12]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据现有文献,国内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时空演变态势和事件原因、特征进行讨论以及对属性数据的挖掘与研究,并运用统计图以及表的方式将研究结果可视化表达出来,鲜有结合典型案例研判突发环境事件未来发展态势,总结应对处置的经验和做法。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通过将突发环境事件历史数据与属性数据结合,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典型案例挖掘手段,分析了我国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发展规律和处置应对经验,以期为科学认识和防范环境风险,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提供参考。历年的突发环境事件次数来源于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公布的2006年—2020年环境统计年报,部分属性数据和典型案例主要来源于《安全与环境学报》中2006—2020 年《国内环境事件》和《突发环境事件典型案例选编》(第一、二辑),以及政府公开发布和权威媒体报道的事件信息。

    2006—2020年内全国共发生各类型突发环境事件数量6569起,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1),其中2016—2020年共发生1 361起,比2011—2015的2 597起相比下降了49%,事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环渤海、甘陕、两广、两湖、成渝等地区,约占全国总数的70%,高频风险区域逐渐减小,说明突发环境事件总体上得到了有效防控。

    图 1  2006—2020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频次
    Figure 1.  Frequency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from 2006 to 2020 in China

    1)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明显下降,但越发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16—2020年全国共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8起(见表1),较2011—2015年下降了69%(见图1),下降趋势显著,未发生过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但由于我国行业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突出等因素,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仍难以避免,并愈发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巨大的危害性。特别是大型化工企业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与爆炸、火灾、泄漏相互引发,具有突发性强、有毒化学品类型多、危害性大、行为复杂、处置难度大的特点,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13]。如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14]以及2019年的响水爆炸事故[15],大量危险化学品爆炸产生的污染物以及周边被引燃物品持续燃烧产生大量污染物进入环境,污染物质众多且成分复杂,现场化学品种类数量不清、降雨天气等不确定性因素给环境应急处置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2012年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16]、2014年重庆市巫山县千丈岩水库污染事件[17]、2015年甘陕川锑污染[18]、2016年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水污染事件[19]等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均以发生突然、发展迅猛,瞬间污染物排放量大、影响范围广、性质复杂、非常难易控制、危害后果严重为显著特征。其实,以我国现有环境应急管理水平,已基本可以应对现实中的常规突发事件,但在面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时却仍然暴露出一些脆弱性。这提醒我们,要时刻聚焦复杂性环境风险防范和重大事件应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才是对一个国家环境应急能力的真正检验。

    表 1  2016—2020年中国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Table 1.  Maj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from 2016 to 2020 in China
    年份事件名称简要情况事件起因特征污染物
    2016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108国道交通事故致柴油泄漏事件3月22日,一辆装载约28 t柴油的油罐车由陕入川,行至108国道宁强县汉源街道办何家坟村处侧翻,约20 t柴油泄漏,部分进入河流造成陕川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交通事故柴油
    2016江西新余“4·5”中安公司违法排污致仙女湖镉、砷、铊污染事件4月5日,江西省新余市发生因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司违法排污致新余市饮用水水源地仙女湖水体镉、砷、铊污染,事件造成新余市第三水厂取水中断违法排污镉、砷、铊
    2016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饮用水污染事件12月14日,宜春市宜丰县工业园内陶瓷企业偷排含酚废水导致上高县自来水厂取供水中断,监测表明,自来水公司取水口挥发酚浓度超标10.2倍违法排污挥发酚
    2017四川省嘉陵江(广元段)铊污染事件5月5日,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燕子砭镇汉中锌业铜矿有限责任公司违法排污导致嘉陵江四川广元段铊污染,广元西湾水厂水源地水质铊浓度超标4.6倍,5月6日6时起停止取水,并启动城市应急供水违法排污
    2018甘肃平凉市泾川县柴油罐车泄漏事故4月9日,一辆油罐车在泾川县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泄漏柴油约24 t,约12.35 t柴油沿公路路面进入汭河,造成甘陕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4月11日2时,甘陕交界长宁桥断面超标10.4倍交通事故柴油
    2018宁夏盐池县储油罐原油泄漏事件9月20日,宁夏盐池县麻黄山乡潘山村采油368-8井场的储油罐发生原油泄漏事故,约9 m3原油泄漏流入十字河,经6.8 km进入陕西省境内汇入东川河,再流经10.2 km进入甘肃省境内。21日10时,陕甘交界断面石油类浓度为3.1 mg·L−1,超标61倍生产安全石油类
    2020黑龙江伊春鹿鸣矿业有限公司“3·28”尾矿库泄漏3月28日13时30分左右,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鹿鸣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泄漏,泄漏尾矿砂水约250×106 m3,事件造成铁力市第一水厂停止取水,伊春市、绥化市境内部分河段、农田及林地污染生产安全
    2020贵州遵义桐梓中石化西南成品油管道“7·14”柴油泄漏事故7月14日6时6分许,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境内中石化西南成品油管道柴油发生泄漏,泄漏柴油进入捷阵溪,汇入松坎河后进入重庆市境内,造成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生产安全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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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涉化工类安全事故进入集中爆发期,并引发次生性突发环境事件持续上升。据调查,我国化工生产经营单位已达21万家,涉及2 800多个品种,其2018年行业产值占全国GDP的13.8%,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因整体安全条件差、管理水平低、重大安全风险隐患集中,在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运输、使用、废弃处置等环节已经形成了系统性安全风险,导致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20-21]。根据2010年至2018年生态环境部调度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统计,涉化工行业及危化品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占所有事件总量比例持续上升(由2010年的41%上升到2018年的66%),2013年以来全国发生的15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及危化品的就有9起。受危化品生产和销售的季节性影响,每年4月至9月为事故高发期,且事故的发生主要集中在运输和储存阶段,占该类事件总数的93%[22](运输54%、储存39%、生产5%、其他2%)。广东省2013年至2018年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199起,其中涉及化学品行业的共计86起,占比达43%。生态环境部近3年调度的陕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均涉及化工行业及危化品。化学品不稳定的特点,决定了其生产、储运、使用过程中各个环节极易发生燃烧、爆炸、泄漏,从而造成大量有毒污染物进入环境,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我国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基础依然薄弱,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应大力加强对化工及危化品行业安全事故次生环境事件的防范和应对。

    3)突发环境事件诱因日趋复杂,环境风险预警防范难度加大。当前,突发环境事件越来越呈现出诱因的复合化趋势。从事件原因看,生产安全、交通运输等事故灾难以及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均容易导致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从2006年至2015年环保部调度处理的长江经济带地区突发环境事件统计来看[23],由安全生产、交通事故、企业排污、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分别约占事件总数的40%、22%、16%、8%和15%。2016—2020年,安全生产、交通事故次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比例逐步增大,平均每年比例已超过80%,其中2019年高达94%。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环境风险隐患并不在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视野之内,而其他部门则很难从环境的角度考虑问题,且许多事件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生的现场情景与应急需求难以精确预判,这也直接导致环境预警的失效。例如,2013年“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24],安全生产、企业布局和历史遗留隐患类问题同时爆发;2014年汉江武汉段氨氮超标事件[25],是由于上游普降大雨,开闸排放长期积累渍水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物综合所致;2018年赣湘两省萍水河交界断面铊浓度异常事件的发生则是企业违法排放含铊污染物与历史本底值叠加,加上50年一遇的旱情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发现醴陵市水源地铊异常到确定污染源,历时20 d之久。这提醒我们,突发环境事件诱因复合化程度正在增加,我们既要善于发现突发环境事件的苗头,妥善处置,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难,又要创新性地提高事前环境风险预警预防能力,防患于未然。

    4)信息传播渠道呈多元化和多样化,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社会影响作用凸显。“新媒体”、“自媒体”时代的出现,在畅通人们诉求表达渠道的同时,也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特别是突发环境事件敏感度高,新闻性强,受关注度大,容易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发酵扩散,使突发事件在舆论场上变得扑朔迷离,甚至被放大扭曲,此时如果处置不当,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2014年、2015年兰州连续发生自来水异味事件,事件经网络及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后导致兰州市部分区域市民恐慌,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2018年福建泉港“11·4”碳九泄漏事件[26],由于当地存在信息公开不到位、回应公众关切滞后等问题,一些谣言文章如《40万泉港人在无声中消逝》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大肆传播,引发灾难性恐慌情绪。信息传播的过程,既有真相,也有谣言。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正视当前的舆论传播新生态所带来的强大冲击,主动融入并占领舆论传播的新渠道和“制高点”,及时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权威的解释和引导,进行全面、客观地报道,切实满足公众知情权,以挤压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空间。

    1)基层环境应急准备扎实是防控突发环境事件的根本保障。环境应急的大量工作在基层,基层是最初的环境应急响应单元,也是直接的应急主体,一旦形成扎实的基层环境应急准备能力,就可以将突发环境事件遏制在萌芽或初始状态。陕西省近年发生危化品道路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较多,因当地政府不断强化环境应急准备能力,故成效显著。2018年汉中留坝县粗酚运输车泄漏事故中,大量粗酚进入水体危及汉江,当地第一时间利用人工湖并开挖临时蓄水池拦控高浓度废水,为成功处置赢得了时间。2020年7月宝鸡凤县柴油罐车泄漏事故中,当地通过过境危化品车辆强制安装GPS定位系统,第一时间获取事故地点信息,在半小时内启动应急响应,将污染团拦截在人工湖内,同时,事发地下游各乡镇应急人员、物资第一时间迅速集结,处置工作迅速展开,污染态势得以迅速控制。反观2015年甘陕川锑污染事件,由于当地应急预案体系不完善、一线应急人员意识差、物资配备不足、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缺失等十分有限的基层环境应急能力,酿成近年少有的一次污染影响范围之大、处置难度之高、历时时间之长、协调任务之重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实践证明,基层是环境应急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战斗堡垒,将环境应急准备做实、做细,基层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不断提高基层环境应急准备能力。

    2)应急指挥体系高效顺畅是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必要前提。应急指挥体系是环境应急管理的神经中枢,要使突发环境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必须迅速反应,在全面、准确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果断决策,沉着应对,科学调度,靠前指挥,坚决控制住事态。2013年“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青岛市政府和中石化迅速成立应急指挥部,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及联动,共享信息,统一行动,按照任务分工,联合作战,确保沿海和海上的清污工作有序进行。2017年河南栾川尾矿库泄漏事件,当地政府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污染态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协调各方力量协同作战,有效实施了应急处置。在以往多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过程中,领导靠前指挥、科学调度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反观2014年重庆渝北“4.11”加油加气站油类泄漏事件,参与现场抢险处置的环保、公安、安监、消防、电力、市政等救援力量之间没有快速形成协调有序的现场协作机制,现场缺乏权威指挥中枢,导致职责不清、各自为战。实践证明,只有主要领导及时到位、指挥若定,机构健全、职责明确、人员得力,指挥系统才能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应急合力,成功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3)预警防控体系健全是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升级的关键环节。通过健全的环境预警防控体系,可早发现、早识别突发环境事件的征兆,洞察潜伏的风险因素,提前制定有效的应对预案,为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赢得先机。2018年山东博兴县化工园区发生一起甲醇泄漏事件,由于该化工园区有毒有害气体预警体系较完备,发现苗头仅用时10 s,消除隐患用时仅197 s,成功避免了一起更大事件的发生。反观同年陕西韩城西昝工业园区一氧化碳和硫化氢气体泄漏事件中,由于工业园未建立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有毒气体泄漏17 h后,当地政府才获知信息,造成38名群众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化工园区有毒有害气体预警体系[27]、流域环境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建设[28],在台风、地震、汛期、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发生前后,开展预警研判和风险防范,提前部署应急准备工作,有效保障了重点领域和特殊时期的环境安全。我国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在减缓洪灾风险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突发环境事件拦污降污提供了有力的防控条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中,通过上游电站加大下泄流量, 下游电站层层蓄水并投放消减化学品的方式, 从而实现有效拦蓄、稀释、防控镉污染水体[29];2018年河南南阳淇河污染事件利用引水式电站实施清污分流,处置成效明显。实践证明,预警防控体系有效是实现风险成功化解的关键环节,必须不断完善环境应急监测预警体系,加强风险防控设施建设,完善环境应急预案,增强环境应急反应能力,努力把突发环境事件消灭在始发状态。

    4)科技支撑有力是科学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抓手。现代科技在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预警、污染源溯源、应急监测、态势研判、工程削污、供水保障等环节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在2015年甘陕川锑污染事件中,现场专家利用无人机、遥感卫星、污染扩散模型等科技手段,为应急处置提供了全面有效的信息和技术支持。在2010年北江流域铊污染事件[30]、2012年龙江河镉污染事件[31]、2013年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件[32]等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中,现场专家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指导开展应急监测、研判污染态势、提出科学处置方案。在近年发生的天津港[33]、响水[34]两起爆炸事件中,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就地开展技术攻关,为科学妥善处置复杂废水,防控地下水、土壤污染风险提供了坚强保障。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高科技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方面的应用,积极建立环境应急科技支撑体系,大力培养环境应急科技人才,开发环境应急技术及装备,在基础性系统建设和关键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显著增长。实践证明,有效发挥科技抓手的作用已成为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举措。

    5)物资储运保障有力是战胜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强大后盾。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充足、运送及时、供应到位,应急处置工作就会有条不紊。2012年辽宁昌图 “11·10”中石油管道公司输油管线原油泄漏事件,中石油管道公司紧急调集全国各地十余支共计1 000余人的救援队伍和大量的救援物资开展抢险救援。相反,2016年218国道新疆伊犁州柴油泄漏事件发生后,由于当地应急物资储备严重不足,影响了先期处置效果,后因自治区党委、政府紧急协调空运大批吸油毡、活性炭等物资,高效建成21道截污屏,成功避免了一起跨国境突发环境事件,物资调运在本次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国家正在全面推动建设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和信息库。实践证明,只有物资储备充分、供给及时,才能赢得时间,争取最好的处置效果,掌握环境应急的主动权。

    6)信息公开机制健全是降低突发环境事件负面影响的基本要求。从过往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中可以看出,事故原因、处置情况、调查结果等信息发布工作,同样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全流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2015年福建漳州“4·6”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重大爆炸起火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及时发布信息,组织主流媒体记者进行现场采访,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正确引导舆论,对“漳州古雷PX化工项目发生爆炸起火死人”等网络谣言果断处置,从而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在2019年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反应迅速,组成由市长带队的新闻发布团队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为公众获取第一手信息提供了权威路径,给舆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观2018年福建泉港“11·4”碳九泄漏事件[35],当日泉州市泉港区环保局表示“基本完成海面油污基本清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指标也达到安全状态”,但这明显与当地民众的感受不同。之后,随着“渔民因碳九中毒住院” “事发水域存大面积薄油层”“清理工人基本戴着防毒面具”等媒体调查报道的曝光,导致相关负面舆情持续高涨。实践证明,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及时主动、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和公众行为,有助于及时消除社会上不正确信息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体现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更有助于公信力的树立。

    1)深刻认识和防范潜在的环境风险,以“防”为主。我国重化工行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行业企业的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比较突出。我国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超过2.1×105 家,全国道路运输危险货物量每天近3×106 t,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3×105 km,各类尾矿库近万座。沿江、沿河区域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集聚,人居活动与高风险工业活动区域交织。这些结构性、布局性带来的环境风险因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历史是一面镜子,处理近年几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经验深刻警示我们:在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环境风险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相互诱发,客观上又受特殊自然条件影响,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诸多新旧问题和局部环境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为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此,必须要增强环境风险防控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层面深刻把握各类环境风险的发展走势和重大环境风险形成演化的特点规律,有效防范各类环境风险连锁联动。要注重运用系统思维,不断健全环境风险预警研判、决策评估、源头化解和协同防控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持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环境风险的整体效能。

    2)聚焦重大及敏感突发环境事件应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一旦发生,往往会超出某一行政区域和部门的应对能力范围,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损害,因而需要各方通力协作加以应对。而且,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往往是现代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旦应对失误或失败,公众就会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大加质疑。总之,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事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是政府应该重点思谋如何应对的对象。但是,我国环境应急管理长期存在以简单应对复杂、以不变应万变的问题,常规应急和非常规应急能力不均衡,导致现有应急模式难以有效应对高度复杂与高度不确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因此,要高度重视和聚焦重特大与高度复杂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不断提高对新形势下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特点及发生、发展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能力,强化底线思维,将风险的情境设想得足够复杂,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要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规划情景研究,总结多类型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并作为国家环境应急准备战略最优先考虑的应对目标,使环境应急准备的重心更加聚焦于应对重特大或高度复杂性突发环境事件。

    3)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环境应急能力培养。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对经济、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此,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从以往应对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来看,很多时候,正是一些领导干部有敏锐的鉴别能力,善于捕捉那些初露端倪的表面现象,因而能较好地把问题化解在始发状态;同时,领导干部也需要具有快速应变决断的能力,能掌握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关键节点,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局势;领导干部还需要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短时间内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要素聚集到位,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条不紊、高效有序的应对。以往的环境应急处置中也暴露出一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如对有关法律法规了解不多,甚至无知而为;缺乏环境应急管理运行机制和基本处置原则的把握,错失良机;媒体应对与信息交互能力不强,与公众沟通不通畅,甚至引发对立与激化等等。提高领导干部应对复杂局面、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既需要领导干部自我学习和注重实践,更需要有系统性的专门培训。一方面要组织领导干部系统性地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尤其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在环境应急领域的应用,另一方面要通过外派、“上挂”、“下派”、轮岗交流、调整分工等形式,有计划地安排领导干部、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锻炼,积累领导经验,提高组织能力和现场处置能力。

    4)深化环境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我国环境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和显著成效,“一案三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6]。但是,面对日益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安全风险,原有环境应急管理机制体制协调性、灵活性、适应性和响应性不足的弊端日益显现。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环境应急管理模式在强化自上而下标准化的应急规则、流程、制度设计的同时,赋予各相关部门、主体的灵活、创新的权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一线应急响应人员自主、创新决策的积极性。此外,实践部门经常抱怨预案“不管用”“不顶用”,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预案设计简单,情境与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复杂、不确定情境相去甚远。这就要求我们要敢于创新、打破成规,超越“一案三制”的框架约束,从宏观上强化制度化建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在实践中探索创新环境应急管理机制体制。一是建立防处一体化机制,特别是针对重大环境风险防范要构建风险研判、防控协调、防控责任等机制,将任务层层分解、逐级落实;二是持续推进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环境应急联动机制建设,建立起科学化、标准化的应急指挥体系;三是进一步强化属地政府与行业管理部门齐抓共管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建立起责、权、利相结合的联合管理机制;四是要建立相对清晰的责任边界意识并广为宣传,环境应急管理是庞杂、复杂的事务,应成为全政府、全社会的共同职责,不应将生态环境部门作为“万能部门”;五是进一步创新环境应急管理理论研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顶层设计的层面上体现世界环境应急管理的最先进理念,鼓励大胆创新,对机制体制改革难题进行重点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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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陈斌, bchen63@163.com
  • 1. 

    沈阳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阳 11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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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of the heat transfer of in-situ electrical resistance heating remedi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Abstract: The selec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of in-situ electrical resistance heating (ERH) technology in site restoration is still lack of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 A numerical model of ERH heat transfer was established to simulate the soil temperature field with different operation parameter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operation parameters.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was verified by the ERH experiment using a soil column device, and the effects of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electrode spacing and groundwater flow on the soil temperature field during in-situ three-phase resistance heating were discussed at a site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square error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values was in the range of 0.05~12.29, and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ranged from 0.42% to 5.32%, indicating that the model was of good accuracy. With the increase of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the soil heating rat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en the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was 90 V·m−1,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electrode wells, heating tim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he suitable electrode spacing was 6 m. Replenishing water to the heating electrode could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heating time. Rapid groundwater flow reduced the temperature rising rate of the site, which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remediation of the site. Appropriate engineer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lleviate the heat loss in the site with fast groundwater flow rate.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running of in-situ ERH remediation engineering.

  • 随着产业升级和城市扩张,大量工厂搬迁或废弃后遗留的场地存在土壤污染问题,需要进行土壤修复才能再次开发[1]。电阻加热技术具有对环境扰动小,受土壤异质性影响小,处理深度大等优点,尤其适合修复含有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场地[2-5]。但在实际修复工程中,ERH技术的工程参数设计,例如电极间距、电场强度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场地电阻加热的实际效果[6],导致修复周期和成本控制的不确定性。修复场地的污染物分布、地下水流场和土壤特性等往往差异较大,但工程师只能根据已有工程经验和有限的取样勘探结果,进行原位加热工程的参数设计。若能够采用建模的方法,对场地条件下的加热过程进行预测,将有利于减少设计的盲目性,帮助缩短工程周期和控制修复成本。

    目前,对于ERH技术的数值模型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和应用。HIEBERT等[7-8]开发了用于模拟单相电阻加热过程的二维有限差分模型,并研究了不同的横卧电极设置方式对非均质含油地层的加热效果的影响。CARRIGAN等[9]将改进的欧姆加热模型与非等温多孔流动和传输模型进行了耦合,研究了电极阵列的电相位如何影响电阻加热的均匀性。MCGEE等[10]进一步简化了模拟多相电阻加热的欧姆方程,并模拟了电阻加热从非均质油砂中回收沥青的过程。KROL等[11]考虑温度对密度、粘度、扩散系数的影响,建立了二维有限差分模型,模拟了电阻加热到50 ℃的情况下对地下水流动的影响,发现地下水流动方向和流速发生显著变化。许丹芸等[12]使用有限元方法模拟了电阻加热土壤过程。

    尽管关于ERH技术的数值模型研究已有一定的开展,但一方面,以往的模型对电阻加热土壤过程中的水分蒸发缺乏关注和进一步的验证;另一方面,大部分模型是针对实际场地的验证评估,对如何运用模型指导ERH工艺参数的选取探讨不足。本研究使用COMSOL多物理场耦合软件,基于有限元计算方法开展原位电阻加热温度场模拟研究,建立了考虑土壤水分蒸发的模拟原位电阻加热温度场的数值模型。通过对比土柱装置小试实验和数值模拟的结果,验证了数值模型的准确性,并利用数值模型分析了场地尺度下电场强度、电极间距和地下水流动对电阻加热温度场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有助于预测修复周期和优化电极井布设,从而达到节约能源和降低修复成本的目的。

    • 本研究利用COMSOL的传热模块、电流模块、PDE模块以及电流和传热耦合的电磁热模块,构建土壤电阻加热模型。为简化模型概念,在模拟时做如下假设:1)忽略土壤和水在加热过程中密度、热容随温度的变化;2)将土体视为均质且各向同性的多孔介质,土壤初始温度均匀一致;3)忽略土体在加热过程中的热变形;4)忽略电极和土壤之间的接触电阻;5)由于实验土柱较短,需要考虑水分在低于沸点时的挥发[13],但在模拟大尺度的场地加热中,忽略水分的挥发;6)忽略水蒸气对热量传递的影响。

      电阻加热土壤过程中能量的控制方程如式(1)所示。

      式中:ρeff为单元的有效密度,kg·m−3Ceff为单元的有效热容,J·(kg·K)−1T为温度,K;t为时间,s;λ为导热系数,W·(m·K)−1σ为土壤电导率,S·m−1E为电势梯度,V·m−1mLG为水的气化速率,kg·(m³·s)−1ΔHvap为水的潜热,J·kg−1ρf为流体密度,kg·m−3Cf为流体热容,J·(kg·K)−1uf为流体流速,m·s−1

      土壤单元的有效密度ρeff和有效热容Ceff由土壤中固,液,气三相的体积分数决定,如式(2)~式(3)所示。

      式中:θ表示各相的体积分数;ρ为各相的密度,kg·m−3C为各相的热容,J·(kg·K)−1;下标S,L,G表示固,液,气三相。

      土壤含水量的控制方程如式(5)所示。

      式中:DL为导水系数,m2·s−1α为比例常数,m2·s−1θL*为残余饱和度。

      液态水变为气态水的情况可分为2种,一种是低于水的沸点时的挥发,一种是到达沸点时的沸腾,用式(6)可以得到水的气化速率。需要注意,只有水的饱和蒸气压(p*)大于等于外部气压(pG)且含水量大于0时,沸腾才会发生。可以通过安托因方程[14](式(7))计算不同温度下水的饱和蒸气压,进而判断温度是否到达沸点。

      式中:A、B、C为经验常数;mvap为挥发速率,kg·(m³·s)−1kvap为蒸发速率常数,s−1

      土壤单元的热导率会随着温度和含水量的变化发生极大的变化,在此使用TARNAWSKI等[15]推导出的经验公式,如式(8)~式(9)所示。

      式中:下标sat和dry分别表示饱和和干燥状态的土壤;a~g为经验常数;Sw为水饱和度。

      电阻加热一般使用低频率电压(50~60 Hz),产生的电磁波长远大于系统的物理尺寸,位移电流可以忽略,因此可以假设电阻加热产生的电场为准静态电场,可以通过将欧姆定律代入电流连续性方程中来求解电势分布,电流连续性方程如公式(10)所示。

      土壤电导率则使用Archie定律进行计算[16-17],考虑温度对电导率的影响[18],如式(11)所示。

      式中: ψ为电势,V;φ为孔隙度;mnβ为经验常数(m为胶结系数,n为饱和度系数,β为温度系数);σL为土壤溶液电导率,S·m−1

      模拟单相交流电加热时,其电势分布与直流电基本一致,可以设置2个电极分别为接地和施加的电压。但模拟三相交流电时,电极电势与直流电则完全不同,三相交流电的电极电势可以视为由虚部和实部组成[19],如式(12)所示。

      式中:ω为角频率,rad·s−1t为时间,s;θ为相角,°(三相交流电分别为0 °、120 °和240 °);j为虚部;E0为正弦交流电振幅的绝对值,一般为电压的21/2倍,V。

    • 电阻加热土柱装置模型如图1(a)所示,装置高16 cm,内径4.5 cm。装置的罐体用不导电的聚四氟乙烯制成,内部装填细砂。装置2边为对称分布的用螺丝与螺母固定的不锈钢片电极,螺丝作为导电连接,电线连接到螺丝上以引入电压,热电偶从装置底部插入,用于监测土柱中心点的温度。使用Solidworks对电阻加热土柱装置进行建模,得到电阻加热土柱装置的几何模型,再导入到COMSOL中用于模拟,几何模型的网格划分均采用三角单元网格,单元大小选择细化。

      为了模拟实际场地中电阻加热的过程,构建了图1(b)所示的三相电阻加热场地模型。场地模型为长宽15 m、高5 m的长方体,在场地中部按等边三角形放置3根半径20 cm、高5 m的电极,电极间距为6 m,并在3个电极构成的等边三角形中心点设置了温度监测点。

    • 电阻加热土柱装置数值模拟的边界条件为:1)流动边界条件,所有边界均设置为0通量边界条件,这是因为已在方程中添加了描述水蒸发的汇项;2)温度边界条件,所有边界均设置为自然对流热通量边界;3)电势边界条件,2个电极分别设置为接地和电势,其他边界设置为电绝缘边界。土壤的初始温度、含水量、水的电导率和电极电压根据实测得到的初始值设置。对于各项参数的取值如表1所示。

      电阻加热场地模拟的边界条件为:1)流动边界条件,模拟地下水位上涨时,底部边界设置为通量边界条件,其他边界设置为0通量边界条件;2)温度边界条件,地下水流入的边界设置为流入边界,流入温度10 ℃,其他边界设置为热绝缘边界;3)电势边界条件,3个电极分别设置为三相电势中的1相,其他边界设置为电绝缘边界。各项参数的设置与土柱装置实验相同。

    • 为验证模型在不同的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溶液电导率时的准确性,使用电阻加热土柱装置进行了验证实验。由于装置较小,电场强度较大,故使用电导率较小的细砂充当模拟土壤。分别向300 g细砂中加入40、50、60、70 mL的去离子水,质量分数为0.3%的NaCl溶液和质量分数为0.5%的NaCl溶液,充分搅拌,并装填进装置中。为了保持砂的孔隙度一致,在装填时保证装填高度为15 cm。加入去离子水的砂在100 V的条件下进行电阻加热,加入NaCl溶液的砂在50 V的条件下进行电阻加热。由于模拟只探究电阻加热的升温过程,所以实验只进行到温度到达100 ℃就停止,未加热到100 ℃时则在加热2 h后停止。

      为模拟实际工程环境下土壤内热量传递规律,用实际场地模型探究了地下水流动、电场强度和电极间距的变化对土壤温度变化的影响。模拟的工况如表2所示,其他参数与表1一致,土壤溶液电导率设为0.1 dS·m−1

    2.   结果与讨论
    • 图2给出了不同含水率和电导率的情况下,土柱中心热电偶监测的温度变化。可以看出,随着含水量和土壤溶液电导率的增加,中心点加热到100 ℃所需要的时间不断减小。而当含水量较小或者土壤溶液电导率较小时,升温速率较小,甚至出现温度平台的情况。升温速率较小是由于此时土壤电导率较小[20],电流产生的焦耳热较小。升温速率减小则是因为,土柱中挥发掉的水份随着加热时间的增长逐渐变多[21],进一步降低了土壤电导率,使电流产生的焦耳热进一步减少。此外,由图2(a)可以看到,加入不同体积的去离子水后的细砂依然可以被加热,而去离子水的电导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细砂中的离子溶解进入了去离子水中,提高了去离子水的电导率。

      为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将不同含水量和土壤溶液电导率的电阻加热实测值和模拟值进行了对比。利用均方误差MSE和平均相对误差MRE评价模拟值和实测值的差异(式(12)~式(13))。

      式中:n为实测数据个数;MiSi分别为第i个实测和模拟得到的数据。

      图2(a)中给出的模拟值趋势线与实测值差异较小,实测值和模拟值均方误差为0.05~0.66,平均相对误差为0.42%~1.97%。较小的均方误差和平均相对误差表明,实测数据与模拟数据之间的偏差较小,模型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加入不同体积的0.3%NaCl(图2(b))和0.5%NaCl(图2(c))溶液,土壤溶液电导率随着NaCl溶液的体积和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大。对比实测和模拟预测结果,均方误差为0.38~12.29,平均相对误差为1.15%~5.32%。这表明,在较宽的土壤电导率范围内(加入70 mL的0.5%NaCl溶液时,土壤的电导率为1.1 dS·m−1),实测数据与模拟数据之间的偏差也较小,模型用于预测不同电导率的土壤加热过程是可靠的。误差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对土壤原有的电导率,实验过程中空气热对流导致的热量散失以及水分挥发速率的估值存在一定的偏差。

    • 电场强度是影响电阻加热升温速率的重要因素,由电极电压和电极间距共同决定,为了考察场地尺度下的温度场以及各条件对温度场的影响,建立了图1(b)的场地模型。图3图4分别展示了电极间距6 m时,30、60、90 V·m−1电场强度下加热70 d后,温度场的横截面以及位于3个电极中心点(见图1(b))温度的变化。从图3可以看出,电场强度越大,土壤升温速率越快,电极附近的升温更快,温度更高。这与MCGEE等[10]和HAN等[22]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电流产生的焦耳热随电场强度的增大而增大,电场强度越大,土壤升温速率越快;电极附近的电流密度最高,产生的焦耳热最多,所以土壤升温速率更快。

      图4可以看到,场地在加热90 d后,30、60和90 V·m−1电场强度获得的中心温度分别为25.5、49.1和100.0 ℃,中心点的平均升温速率分别为0.079,0.420和1.210 ℃·d−1。由式(1)可知,焦耳热与电场强度的平方呈正比,电场强度为30、60、90 V·m−1时中心点升温速率之比应为1∶4∶9,小于模拟得到的比值,即1∶5.3∶15.5。这说明,中心点的温度可能是电流焦耳热和外部热传导叠加共同决定。此外,电场强度为90 V·m−1时,当中心点温度达到97 ℃后,升温速率明显放缓。这是因为,此时的电极温度已经达到水的沸点,电极土壤水分蒸发带走了大量热量,导致土壤热导率和土壤电导率下降,从而使升温速率下降。

      电极间距的设置决定了电极井的数量,会极大地影响修复场地的成本和热传导过程。为探究电极间距这一单因素对电阻加热过程的影响,在保持电场强度90 V·m−1不变的条件下,模拟电极间距3、6和9 m时中心温度的变化,结果如图5所示。从图5(a)可以看出,在电场强度为90 V·m−1,电极间距为3、6和9 m时,中心点的温度达到100 ℃的时间分别为84、62和75 d,达到100 ℃的能耗分别为10 418、23 375和51 311 kW·h。综上可知,6 m为最适宜的电极间距,此时中心点的升温速率最快,且相较于电极间距为3 m时场地修复需要布设的电极井数量更少,相较于电极间距为9 m时需要的能耗更少。从图5(a)还可以看出,随着电极间距的增大,中心点升温速率先增大后减小。这是因为,为了保证电场强度一定,电压随电极间距增大而增大,导致电极处的升温速率也随之增大,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间距增大导致的中心点热传导距离增大的不足。但是,9 m间距下的电压增加,造成电极附近温度过早达到水的沸点,导致电极周围土壤水分过早蒸发,土壤热导率和电导率下降,升温速率略为下降。

      为了考察电极附近土壤水分蒸发对中心点升温速率的影响,模拟了电场强度90 V·m−1、电极间距为9 m时,对电极附近补水的情况下,中心点温度的变化。从图5(b)可以看到,在加热40 d后,补水的情况下中心点温度明显高于不补水的情况,补水的情况下中心点的温度达到100 ℃的时间为68 d,比不补水的情况下早8 d。此结果表明,电极周围土壤水分过早蒸发是造成升温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补水可以使土壤含水率增大,增加土壤的电导率和热导率,提高了升温速率。这与葛松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监测电极的电流变化,并及时对电极附近进行补水,对于更快加热到目标温度至关重要。

    • 使用原位电阻加热的场地一般修复深度都较大,有必要考虑地下水流动和地下水位变化对温度场的影响。为进行预测,分别设定了0、0.1、0.2、0.3 m·d−1的地下水流速下加热30 d和0、0.05、0.10、0.20 m·d−1的地下水上涨速度下加热30 d的条件进行模拟,流入的地下水出的温度假定为10 ℃,温度场的变化结果如图6图7所示。从图6可以看到,随着地下水流速的增加,场地左侧的温度逐渐降低到10 ℃,温度场右移的趋势越明显,中心点的最高温度从100.0 ℃降低到38.5 ℃。这说明,较高的地下水流速会将场地中的热量带向下游,对场地升温速率造成不利影响,与MUNHOLLAND等[23]在二维沙箱中得到的结果一致。实际工程中应尽量减小地下水流速,必要时可增加侧向的物理屏障来形成止水帷幕,或通过蒸汽注入等手段来增加流入地下水的温度。

      图7可以看到,随着地下水位上涨速度提升至0.1 m·d−1,场地下部和两侧的温度逐渐降低到10 ℃,但由不饱和区域变为饱和区域的土壤升温速率上升,中心点最高温度从51 ℃升高到100 ℃。随着地下水位上升速度达到0.2 m·d−1,相较于0.1 m·d−1时,温度场明显向上移动,中心点最高温度从100 ℃降低到54 ℃。这是因为,地下水位上涨可以起到一定的补水作用,提高不饱和区域土壤的电导率,从而提高土壤升温速率,但地下水上涨速度过快还是会导致流失的热量多于通过补水增加的焦耳热,使得场地温度从底部开始下降,不利于场地的修复。应当指出,由于实际场地地层的复杂性,地下水的流速和流向并不是均匀的。因此,对于非均质地层,可以建立相应的多模块的空间耦合模型,通过改变各地层模块的物理参数,从而实现数值模拟目标。

    3.   结论
    • 1)电阻加热温度场数值模型与土柱装置实验数据吻合度较好,模拟值和实测值均方误差为0.05~12.29,平均相对误差为0.42%~5.32%,数值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准确性。

      2)场地模型研究发现,升温速率与电场强度成正比,电极处升温速率最快;电场强度为90 V·m−1时6 m为最适宜的电极间距,此时中心点升温速率最快,能耗相对较低,需要的电极井较少;模型考虑水分蒸发的情况下,电极周围土壤水分会更早蒸发,导致土壤升温速率下降,此时对电极附近补水可以显著增加土壤升温速率,故在实际工程中应监测电流和功率,并及时对电极附近进行补水。

      3)场地地下水流动会带走热量,不利于场地的热修复。但对于不饱和场地,地下水位上涨速度小于等于0.1 m·d−1时可以起到补水作用,提高场地升温速率。故对于地下水流速过高的场地应采取水力平衡或设置止水帷幕等工程措施以缓解热量流失。

    Figure (7)  Table (2) Referenc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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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1  2016—2020年中国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Table 1.  Maj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from 2016 to 2020 in China
    年份事件名称简要情况事件起因特征污染物
    2016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108国道交通事故致柴油泄漏事件3月22日,一辆装载约28 t柴油的油罐车由陕入川,行至108国道宁强县汉源街道办何家坟村处侧翻,约20 t柴油泄漏,部分进入河流造成陕川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交通事故柴油
    2016江西新余“4·5”中安公司违法排污致仙女湖镉、砷、铊污染事件4月5日,江西省新余市发生因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司违法排污致新余市饮用水水源地仙女湖水体镉、砷、铊污染,事件造成新余市第三水厂取水中断违法排污镉、砷、铊
    2016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饮用水污染事件12月14日,宜春市宜丰县工业园内陶瓷企业偷排含酚废水导致上高县自来水厂取供水中断,监测表明,自来水公司取水口挥发酚浓度超标10.2倍违法排污挥发酚
    2017四川省嘉陵江(广元段)铊污染事件5月5日,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燕子砭镇汉中锌业铜矿有限责任公司违法排污导致嘉陵江四川广元段铊污染,广元西湾水厂水源地水质铊浓度超标4.6倍,5月6日6时起停止取水,并启动城市应急供水违法排污
    2018甘肃平凉市泾川县柴油罐车泄漏事故4月9日,一辆油罐车在泾川县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泄漏柴油约24 t,约12.35 t柴油沿公路路面进入汭河,造成甘陕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4月11日2时,甘陕交界长宁桥断面超标10.4倍交通事故柴油
    2018宁夏盐池县储油罐原油泄漏事件9月20日,宁夏盐池县麻黄山乡潘山村采油368-8井场的储油罐发生原油泄漏事故,约9 m3原油泄漏流入十字河,经6.8 km进入陕西省境内汇入东川河,再流经10.2 km进入甘肃省境内。21日10时,陕甘交界断面石油类浓度为3.1 mg·L−1,超标61倍生产安全石油类
    2020黑龙江伊春鹿鸣矿业有限公司“3·28”尾矿库泄漏3月28日13时30分左右,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鹿鸣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泄漏,泄漏尾矿砂水约250×106 m3,事件造成铁力市第一水厂停止取水,伊春市、绥化市境内部分河段、农田及林地污染生产安全
    2020贵州遵义桐梓中石化西南成品油管道“7·14”柴油泄漏事故7月14日6时6分许,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境内中石化西南成品油管道柴油发生泄漏,泄漏柴油进入捷阵溪,汇入松坎河后进入重庆市境内,造成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生产安全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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