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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工业结构调整和空间格局重构导致大批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遗留千万公顷污染场地,严重威胁居民健康和环境安全[1-4]。由于氯代烃、石油烃等有机污染物的溶解度较低,通常以非水相液体 (NAPLs) 存在于地下土水环境中并迁移形成污染羽。当存在有低渗透地层时,会在低渗透地层上形成污染池,并通过扩散作用或者天然裂隙侵入低渗透地层,形成持久性污染源[5]。现有抽提、氧化等原位修复技术[6-8]可以有效修复低渗透介质层上的污染池,但受限于物质传输速率,低渗透介质内的污染物难以被去除,导致修复反弹[5, 9-10]。因此,低渗透污染地层的修复是当前污染场地修复的重大挑战。
为了提升低渗透污染地层的渗透性,可以引入石油开采行业的压裂技术形成缝网结构,提升物质传输速率[11-13],与多相抽提技术形成协同工作模式,实现高效去除[14-16]。目前,国内外学者已针对压裂协同抽提修复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研究。MURDOCH等[17]以未压裂抽提井为空白对照,设置2个压裂抽提井,发现压裂前后抽提流量提高了13~31倍,随着流动相和非流动相之间物质传质速率的增大,污染物去除率提高675%[18],论证了水力压裂与抽提协同的有效性。为了进一步揭示压裂对气相抽提的影响机制,SCHULENBERG和REEVES[19]建立了压裂协同气相抽提轴对称模型,发现裂隙长度对污染物去除率的敏感性不如裂隙渗透率;CHEN等[20]利用TMVOC代码和MINC方法,建立了双孔隙介质压裂协同热强化抽提数值模型,同样发现基质渗透率的敏感性远大于抽提压力、裂隙间距和孔径;BRANDNER和MURDOCH[21]利用数值模型,参考石油行业开采井的标量评价指标流动速率,定义裂隙有效流通率,量化评价裂隙对污染物去除率的影响。在试验方面,TZOVOLOU等[22]以砂层等效水力压裂裂缝,利用模型试验论证了裂缝中对蒸汽修复效率的强化作用,去除率可达77%,同时他们也在现场试验中论证了压裂协同生物通风修复低渗透污染土的技术有效性和经济性[23]。针对埋深9~12 m的污染低渗冰川土,CUSHMAN等[24]通过试验发现压裂后的多相抽提效率是压裂前的6倍;NILSSON等[25]则通过低渗污染场地的压裂协同抽提中试试验,发现气/水/非水相污染物均被负压抽提,而总NAPL的质量去除率达到30%。虽然,目前污染场地的压裂协同抽提修复的技术有效性均得到了试验和数值仿真的论证,但是现有研究仍主要以尝试为主,并将污染物去除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缺乏对压裂增渗强化污染物去除机理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孔隙-裂隙介质中的优势渗流规律。
为此,本研究首先建立孔隙-裂隙介质中多相抽提数值模型,利用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进行求解,以低渗透污染地层污染程度、压裂缝网特征参数 (裂隙长度、厚度和渗透率) 开展单因素和多因素参数化分析,探究压裂缝网对低渗透NAPL污染地层多相抽提效率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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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态孔隙-裂隙介质的多相抽提主要涉及2个过程,一是抽提作用下自由相和水相迁移,二是溶解相对流-弥散作用,由于自由相的浓度远高于溶解相,本研究主要考虑自由相污染物去除,因此忽略污染物的相间传质,并假设地层中初始污染物均匀分布。模型控制方程由孔隙介质与裂隙介质中的水相和NAPL相质量守恒方程、水力本构方程、溶解相污染物运移方程组成。
孔隙-裂隙介质中基质部分的水相 (w) 和NAPL相 (nw) 质量守恒方程[26]见式(1)。
式中i =w、j= nw或者i =nw、j= w;ρ是流体密度 (kg·m−3) ;μ是流体粘度 (Pa·s) ;Cp是比容 (Pa−1) ;k是孔隙基质的固定渗透率 (m2) ;kr是流体相的相对渗透率;u是流体达西速度 (m·s−1) ;p是流体的达西场压力 (Pa) ;g是重力加速度 (m·s−2) ;D是竖向标高 (m) 。
毛细压力 pc 通常定义为NAPL相和水相之间的压差,即式(2)。
多孔介质的孔隙空间可以完全填充为NAPL相或水相,也可以同时存在NAPL相和水相,两者有效饱和度满足式(3)。
水相比容Cpw取决于水相饱和度相对于毛细压力的变化关系,定义为式(4)。
根据式(3)和式(4)可以将NAPL相比容Cpnw定义为式(5)。
由于水相比容和NAPL相比容,仅仅相差一个负号,因此,统一定义为比容Cp。
毛细管压力、相对渗透率和相饱和度通过VAN GENUCHTEN水力本构 (式(6)~式(9)) 建立K-S-P关系[27],基于水力本构方程可以推导
Cp ,如式(10)。式中α、m为VG模型参数;θsw是总孔隙率或饱和体积分数;θrw是残余水相体积分数;Srw为残余水相饱和度;Sew为水相有效饱和度;ε为基质孔隙率。
孔隙-裂隙介质中裂隙部分的水相 (w) 和NAPL相 (nw) 质量守恒方程[26]见式(11)。
式中:
df 为裂隙的厚度 (m) ,kf 为裂隙的渗透率 (m2) 。孔隙-裂隙介质中基质部分溶解相污染物运移方程见式(12)。
式中:Sw为水相饱和度,Sw = Srw+Sew(1‒Srw‒Srnw);Dw为水动力弥散系数 (m2·s−1) ,包括机械弥散和分子扩散,二维水动力弥散系数计算见式(13)。
式中:Dew为溶解相污染物分子扩散系数 (m2·s−1) ;αLw和αTw为溶解相污染物的纵向和横向弥散系数 (m) 。
孔隙-裂隙介质中裂隙部分溶解相污染物运移方程为式(14)。
式中:
εf 、df 、kf为裂隙部分的孔隙率、厚度和渗透率 (m2) 。孔隙-裂隙多孔介质多相抽提修复效率的评价指标是污染物去除率PR,总NAPL去除率、自由相NAPL去除率和溶解相NAPL去除率可以分别定义为式(15)~式(17)。
式中:Sn0 、Sn为NAPL相初始饱和度和终止饱和度;Sw0、Sw为水相初始饱和度和终止饱和度;C0、C是溶解相NAPL初始浓度和终止浓度 (mol·m−3) ;ρn 为NAPL相密度 (kg·m−3) ;M为NAPL相摩尔分子质量 (g·mo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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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型多物理场耦合仿真软件COMSOL MULTIPHYSICS进行求解,采用双达西定律、多孔介质中稀物质传递模块和裂隙流模块模拟饱和态低渗介质中NAPL去除。该两相流体运移模型先前已通过水气蒸发土壤干燥[28]、气相抽提[29]、热强化抽提[29]涉及的气、水两相流验证,本研究在此基础上,与HOPMANS的水、NAPL两相流试验[30]验证良好 (图1) ,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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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水力压裂缝网采用筛口中心的水平向裂隙进行表征,本节分别模拟了筛口抽提 (仅设置基质抽提边界
qw0 qnw0 ) 、裂隙抽提 (仅设置裂隙抽提边界qfw0 qfnw0 ) 、裂隙-筛口协同抽提 (同时设置基质和裂隙抽提边界) 3种工况,以修复前后场地内污染物去除率 (PR) 为评价指标,分析了压裂增渗对低渗透地层抽提效率的影响 (图3) 。可以发现,多相抽提去除主要以NAPL自由相为主,溶解相为辅,且当裂隙存在时,污染物去除率显著增大。以抽提150 d为例,筛口抽提的污染物去除率仅为18.7%,而裂隙抽提和筛口-裂隙协同抽提的去除率提高了1.2倍和1.4倍;同时,裂隙强化抽提效率主要作用于修复中前期,当修复时间为5年时,筛口抽提、裂隙抽提、筛口+裂隙抽提作用下污染物去除率分别为90.8%、95.9%、96.5%,差别不明显。 -
采用第150 d的污染物去除率表征低渗透污染场地中前期的修复效率,本节分别研究了污染程度 (Sn) 、裂缝渗透率 (kf/k) 、裂隙厚度 (df) 、裂隙长度 (Lf) 等因素的影响规律 (抽提负压为50 kPa) 。由图4可知,在单因素作用下,污染物去除率随着各自变量 (Sn、kf/k、df、Lf) 的增加而增大,变化规律均可拟合为PR = A(1‒exp(‒x/B))分布,参数A表征单因素条件下污染物的最大去除率,参数B表征单因素的影响权重。可以发现,污染程度对污染物最大去除率的影响最大,高浓度污染时去除率最大,且裂隙渗透率是影响去除效率的显著特征参数。随着裂隙渗透率的增加,污染物去除率的增加速率先快后慢,kf/k≤100时,裂隙对抽提效率的提升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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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设计了不同污染程度、裂缝渗透率、裂隙厚度、裂隙长度组合的1715组工况,综合分析了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污染物去除率的变化规律。以NAPL初始饱和度为0.1为例,图5给出了裂缝特征参数对污染物去除率的耦合影响,可以发现在不同裂隙长度和裂隙渗透率条件下,增大裂隙厚度df都对污染物去除率有促进作用。同时,随着裂缝长度的增加,当裂隙渗透率kf/k≤100时污染物去除率逐渐缓慢增加;当裂隙渗透率kf/k>100时,污染物去除率呈先增加后波动降低的趋势,裂隙长度为1.5 m时效果最佳。
以kf/k = 1 000、df = 0.03 m为例,图6(a)进一步展示了污染物去除率随裂隙长度和修复时间的变化规律。可以发现,在修复前期 (0~40 d) ,污染物去除率的增大速率随着裂缝长度的增大而增大;但是,在修复中后期 (40~150 d) ,当裂隙长度大于1.5 m时,污染物去除率的增大速率发生减缓。图6(b)和(c)给出了裂隙口的NAPL相和水相抽提速率的变化曲线,在第40 d至60 d期间,NAPL相抽提速率发生陡降,且裂隙越长,下降越快,不同裂隙长度条件下抽提速率的大小关系发生改变;但是,水相抽提速率仍持续增大,且大小关系没有改变。因此,当裂隙长度大于1.5 m时,污染物去除率下降主要是因为NAPL抽提速率的下降和水相抽提速率的增加。由图7的NAPL相饱和度分布可知,随着修复时间逐渐从40 d增加到60 d,裂隙标高以上的NAPL相污染物逐渐减少,当裂隙长度大于1.5 m时,这部分污染物基本上被完全去除。因此,当裂隙标高上存在NAPL相污染物时,裂隙长度越长,修复效率越高,裂缝可以完全发挥作用;当裂隙标高以上的NAPL相污染物被去除后,污染物去除效率会下降,裂隙长度的优势也会被逐渐被削弱,无法完全发挥强化修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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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相抽提去除主要以NAPL自由相为主,溶解相为辅,且当裂隙存在时,污染物去除率显著增大;同时,裂隙强化抽提效率主要作用于修复中前期。
2) 在单因素作用下,污染物去除率随着各自变量 (Sn、kf/k、df、Lf) 的增加而增大,变化规律均可拟合为PR = A(1‒exp(‒x/B))分布;污染程度对污染物最大去除率的影响最大,高浓度污染时去除率最大,且裂隙渗透率是影响去除效率的显著特征参数。
3) 在多因素耦合作用下,当裂隙渗透率kf/k大于100时,污染物去除率呈先增加后波动降低的趋势,且当裂隙长度为1.5 m时,去除效果最佳,这是因为当裂隙上层污染物被去除后,裂隙长度的促进作用会大幅衰减。因此,当裂隙设置于污染地层的下部,更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
压裂缝网特征对低渗透NAPL污染地层抽提效率的影响机制
Mechanism of fractur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n extraction efficiency in low-permeability NAPL-contaminated 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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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力压裂可以有效改善低渗透污染地层物质传输速率低的难题,提升修复效率。采用大型多物理场耦合仿真软件COMSOL MULTIPHYSICS模拟低渗污染地层压裂协同抽提修复,分析不同压裂缝网特征对低渗透非水相液体 (NAPLs) 污染地层抽提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压裂缝网可以有效提升抽提效率,模拟工况的提升率可达42%,且污染物去除率均随着裂隙厚度、长度和渗透率的增加而提高,裂隙渗透率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通过缝网特征参数的耦合分析发现,当裂隙渗透率kf/k大于100时,污染物去除率呈先增加后波动降低的趋势,且当裂隙长度为1.5 m时,去除效果最佳,这是因为当裂隙上层污染物被去除后,裂隙长度的促进作用会大幅衰减。因此,当裂隙设置于污染地层的下部,更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Abstract: Hydraulic fracturing, which can improve substance transport, offer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challenge of remediating low-permeability contaminated formations. This study employed COMSOL Multiphysics, a large-scale multi-physics coupled simulation software, to simulate hydraulic fracturing-assisted extraction of non-aqueous phase liquids (NAPLs) in low permeability formation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ractur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n the extraction efficiency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extraction efficiency can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by the fracture network, with an improvement rate over 42% and the removal rate of pollutants increases with fracture thickness, length, and permeability, with the fracture permeability being the primary influencing factor. Through coupling analysis of fracture network parameters, it was observed that when the ratio of fracture permeability (kf) to matrix permeability (k) exceeds 100, the removal rate of pollutants initially increases, then fluctuates before declining. Additionally, the optimal removal effect was achieved with a fracture length of 1.5 m. This phenomen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ubstantial attenuation of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fracture length after the removal of pollutants from the upper layer of the fracture. Hence, locating the fracture network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contaminated formation is more advantageous for pollutant 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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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low-permeability /
- contaminated formations /
- fracture network /
- NAPL /
-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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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袋式除尘器可实现对超细微颗粒的高效处理,且具有运行稳定、造价低廉等优点,已被广泛应用[1]。然而,袋式除尘器体积庞大,占用空间较大[2]。滤筒除尘器是袋式除尘器的一种,具有过滤比表面积更大、阻力低、占地空间更小、安装便捷、易于检修等优点。近年来,通过设计优化和过滤材料更新,滤筒除尘器的处理含尘气量有了巨幅提升,其应用更广泛,在经济性和过滤效率方面都超越了传统袋式除尘器。目前,大部分相关研究集中在立式滤筒除尘器和滤筒清灰方面,而对卧式滤筒除尘器的研究较少。胡家雷等[3]在对滤筒进行脉冲清灰时发现喷嘴长度和喷嘴收缩角对清灰均匀性有显著影响。郗元等[4]运用CFD软件模拟了不同结构滤筒对除尘器内部流场的分布影响,为提高除尘效率,建议选用矩形或圆柱滤筒作为滤芯。刘侹楠[5]模拟了不同进气方式的卧式滤筒除尘器,并添加不同形式导流板进行优化设计,最终使内部流场达到设计标准。袁娜等[6]探究了不同角度挡板对卧式滤筒除尘器内部流场的影响,发现挡板角度为165°~170°时,气流能达到均匀的标准。
卧式滤筒除尘器为立式滤筒除尘器的改进设计,可应用于空间高度受限场所。当含尘气流从除尘器顶部入口进入后,较大粉尘颗粒在重力作用下顺沿气流方向或碰撞到壁面后沉降至灰斗,细微粉尘颗粒则随气流通过滤筒时被拦截在滤筒表面。在过滤过程中,除尘器内部结构对气流组织有着重要作用[5]。因为各除尘器结构不同,导致其内部流场也差别较大,而通过实验来优化除尘器设计不仅耗费时间,且效果不尽人意。运用相关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可直观测得除尘器内部流场特征,且节省时间并降低投资成本[7]。因此,近年来该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
本研究运用Fluent等软件对现有卧式滤筒除尘器进行数值模拟,探索在不同类型挡板和导流板下除尘器内部的气流组织情况,以期获得最优流场状态,进而为除尘器的结构优化提供参考。
1. 数值模拟
1.1 模型建立与网格划分
本研究采用的卧式滤筒除尘器由箱体、脉冲清灰系统和滤筒组成。在不影响模拟结果准确性的前提下,取消清灰系统并将滤筒简化为圆柱形[8]。运用ANSYS进行建模,建立如图1所示的4个侧进气卧式滤筒除尘器模型。这4个模型主体尺寸相同,长1 687 mm,宽2 000 mm,高3 330 mm。除尘器内有6个滤筒,其规格为φ360 mm×1 000 mm。滤筒间距为260 mm,两侧距壁面200 mm,上下2层滤筒间隔332 mm。除尘器A为常规卧式滤筒除尘器。除尘器B、C、D在入口处添加了导流板和各类型挡板。其中,3种除尘器的导流板相同,各挡板位于滤筒正上方相同位置,在y方向上投影面积相同。
图2(a)为导流板形状。除尘器中的挡板尺寸如图2(b)~(d)所示。挡板α尺寸为700 mm×1 700 mm;挡板β的夹角为140°,单块的尺寸为700 mm×980 mm;挡板γ由6块小挡板组成,各夹角为140°,单块尺寸为700 mm×210 mm,挡板间距为225 mm。使用Gambit划分网格,采用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网格划分。为提高模拟结果的合理性,对进出口、导流板、挡板、滤筒区域网格进行了加密,并对网格独立性进行了验证,最终选取网格数约381×104的模型进行模拟。
1.2 边界条件设置与求解计算
利用Fluent 18.0软件模拟卧式滤筒除尘器内部流场。入口设为velocity-inlet,速度10 m·s−1;出口设为outflow,滤料厚度为2 mm。滤筒模型边界设为porous-jump,渗透率为6.418×10−12 m2,压力跃阶系数C2取0。其余边界条件如导流板、挡板、净气室、进出口壁面均设置为壁面。气体设为常温常压不可压缩流体[9]。使用压力基稳态求解、湍流模型为k-ε 双方程模型,压力-速度耦合方式为SIMPLE。数值模拟中的连续性方程与动量守恒方程为式(1)和式(2)[10]。
∂(ui)∂xi=0 (1) ∂∂xi(ρuiuj)=−∂p∂xi+∂∂xj(μeff(∂ui∂xj+∂uj∂xi))+ρgi (2) 式中:p为静压;μeff为有效粘度系数;gi为重力加速度分量。
湍流模型采用标准 k—ε模型。湍动能方程与湍动耗散率方程见式(3)~(4)。
∂(ρkui)∂xi=∂[(μ+μσk)∂k∂xj]∂xj+Gk−ρε (3) ∂(ρεui)∂xi=∂[(μ+μtσε)∂ε∂xj]∂xj+C1εεkGk−C2ερε2k (4) 式中:C1ε、C2ε为常量;Gk是由于平均速度梯度引起的湍动能k的产生项;σk 和 σε 是k方程和ε方程的湍流Prandtl数。
滤筒为多孔介质阶跃模型(porous-jump model),压降方程见式(5)。
Δp=−(μαv+12C2ρv2)Δm (5) 式中:α为渗透率;C2为内部阻力系数;Δm 为滤筒厚度。由于过滤风速低,滤筒厚度为2 mm,故忽略第二项内部阻力[10]。
2. 模拟结果与分析
2.1 除尘器内部流场分析
图3为常规滤筒除尘器入口处气流速度矢量俯视图,以及添加导流板、挡板后的局部气流速度矢量图。由于该卧式滤筒除尘器滤筒放置位置较为特殊,特选取如图4(a)~(d)所示x=1 236 mm处平面,以及与图5(a)~(d)所示垂直滤筒上方100 mm处截面速度云图来分析其内部流场情况。从图3(a)中气流速度矢量图可观察到,当入射气流进入除尘器A中,因无导流板作用直接撞击内部墙体,导致气流方向改变,部分气流在除尘器顶部形成涡流使除尘器四周壁面流速较快,平均速度为7.25 m·s−1(见图4(a))。图5(a)中除尘器A壁面流速同样过高,与图4(a)情况相符,滤筒顶部气流达8.60 m·s−1。这是由于另一部分入射气流方向改变后,直接顺沿壁面向下运动抵达滤筒顶部,动能较高。综合图3(a)、图4(a)、图5(a)可发现,除尘器A中内部流场较为紊乱,上层滤筒间隙风速过快,平均风速为5.63 m·s−1。风速过快会导致二次扬尘,且滤筒局部风速不均。长期在此条件下运行,部分滤筒会率先破损和堵塞,从而影响除尘效果。
改善除尘器内部流场均匀性的方法主要是增加功能各异的挡板与导流板,并通过阻挡、分流等功能,使气体的流动规律被强制改变[11]。图3(b)为除尘器安装导流板与挡板后的局部速度矢量图。由图3(b)可知,气流从入口进入除尘器经导流板与挡板作用后,方向发生了改变,并观测到无高速气流直接冲刷除尘器的主体结构。由于导流板的存在,除尘器B、C、D顶部当涡流消失。除尘器B、C、D在x=1 236 mm处平面的速度云图见图4(b)~(d)。由图5可知,加入各类型挡板后,壁面风速有所降低。挡板下方的气流速度存在明显的跳跃边界,滤筒间隙风速较除尘器A降低,内部流场在挡板作用下更加均匀。
如图4(b)与图5(b)所示,除尘器B在挡板α作用下,仅1号、3号滤筒两外侧附近流速较高。这是因入口气流撞击挡板后沿四周扩散导致,平均速度约为6.80 m·s−1,剩余区域滤筒间隙风速约为3.50 m·s−1。图4(c)与图5(c)为除尘器C在挡板β作用下的速度云图,整体效果与挡板α相似,但1号、3号滤筒外侧附近流速较高部分减少,滤筒底部出现较大范围的流速过快区域。其原因是:挡板β存在一定的倾斜角度,当入射气流经过导流板抵达挡板β,动能损失较挡板α小,部分气流沿倾斜角度运动导致滤筒底部风速较快,平均风速约为6.50 m·s−1,其余部分滤筒间隙风速约为3.20 m·s−1。除尘器D在分离式挡板γ作用下的速度云图如图4(d)与图5(d)所示。因为挡板γ由6块小挡板组成,流速较快区域出现在中间挡板两侧,除尘器壁面风速过高情况消失。由图5(d)可知,除尘器D内部的流场气流组织较为均匀,整体变化幅度不大,滤筒间隙平均风速约为3.40 m·s−1。对于滤筒除尘器而言,在合理范围内提高流场速度有利于提高除尘器的工作效率。
2.2 滤筒表面的风速
滤筒是除尘器工作的最核心部件。由于无法直接测出过滤风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滤筒表面风速与过滤速度呈线性相关,通过Fluent软件观测各部位流速特征,可分析滤筒内的过滤情况。在本除尘器中,到达滤筒区域的速度方向主要为竖直方向。滤筒磨损程度主要与该方向速度有关,速度越大,滤筒正面受冲击就越严重[12]。根据能量守恒原理,滤筒表面速度分布不均,会导致滤筒各部位内外压差偏大。另外,在实际运行中,速度较快部位的粉尘层会越积越密,使得滤筒内外压差进一步变大,进而造成粉尘颗粒被挤压至滤筒中,导致颗粒逃逸,分离效率下降,最终出现破洞。图6(a)~(d)分别为卧式滤筒除尘器A、B、C、D滤筒部分的表面风速云图。
由图6(a)可发现,除尘器A为常规卧式滤筒除尘器,无导流、阻流措施,气体进入除尘器撞击墙体后四处逸散,导致上层滤筒表面风速较为紊乱。2号滤筒表面风速较快,大部分区域在3.10 m·s−1。1号、2号、3号滤筒首尾两端最高速度达6.30 m·s−1。由于气流进入除尘器后,气体方向改变,部分气流顺沿壁面到达滤筒顶部,使得气流速度较高。然而,入口喇叭管存在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气流沿管道向下运动以较高的速度冲击滤筒末端,导致流速过快。除尘器A中,上层滤筒首尾两端和2号滤筒受冲击程度严重,压力分布不均,长期如此会导致这些部位破损[13]。图6(b)表明,在除尘器B入口设置导流板和挡板α后,射流现象消失,气流经导流板撞击挡板后向四周扩散,导致上层滤筒外侧与末端风速较高,约为4.50 m·s−1。其余区域速度为1.28 ~2.80 m·s−1,较除尘器A的情况有所优化。如图6(c)所示,除尘器C在添加导流板和挡板β后,上层滤筒底部表面风速过高,最高流速达7.50 m·s−1,效果较差。这与较大挡板夹角在165°~170°时,能更好地使除尘器内部气流组织达到均匀相符[6]。图6(d)表示除尘器D在导流板和分离式挡板γ综合作用下的滤筒表面风速情况,其整体均匀,1号、3号滤筒顶部内侧风速为2.40 m·s−1,底部风速约为3.10 m·s−1,其他滤筒区域表面速度为1.13~2.26 m·s−1。综合除尘器A、B、C、D平面速度云图与滤筒表面速度可知,分离式挡板γ能较好地优化侧进气卧式滤筒除尘器内部气流组织。
2.3 滤筒中流量分配的均匀性
利用Fluent设置监控面,对滤筒流量进行了统计。除尘器滤筒流量分配不均匀,会使滤筒处理气量达不到设计值。因此,研究除尘器各滤筒流量均匀性对除尘器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14]。为更好地定量分析除尘器流场分布状态,引入流量分配系数Ki、流量分配差值ΔK、综合流量不均幅值ΔKζ,分别对应方程式(6)~(8)。
Ki=QiQm(i=1,2,3,⋯,n) (6) ΔK=Kimax−Kimin (7) ΔKζ=∑(|Ki−1|N) (8) 式中:Qi 为单滤筒实际处理气量,m3·s−1;Qm 为滤筒平均处理气量,m3·s−1;n是模型中所选取的滤筒总数[15]。Ki max,Ki min 分别为单滤筒最大及最小流量分配系数。其中,Ki 一般在1.0左右浮动;在实际工况中ΔK ≠0,一般ΔK 为±15%之内。ΔK 越趋向0,代表各滤筒过滤越平均效果越好,可默认各滤筒气量均匀分配[16]。而综合流量不均幅值ΔKζ 是指实际流量分配系数与理想流量分配系数的平均值。此参数综合考虑了各个滤筒的流量偏差[15],评价比较全面。综上所述,对于滤筒处理气量,要使Ki趋向1.0,ΔK趋向0。
图7为除尘器A、B、C、D各滤筒的流量分配系数Ki。图7表明,除尘器D各滤筒流量分配最为均匀,上下滤筒处理风量差异较小,流量分配系数Ki 基本在1.0附近波动。由表1可知,除尘器D滤筒在导流板和分离式挡板γ作用下,流量分配差值ΔK 仅为18.5%,综合流量不均幅值ΔKζ 为7.7%,最大正负偏差变化也最小,故可默认在该模型下滤筒气流分配均匀。除尘器A与除尘器C的流量分配系数Ki 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但上层滤筒处理风量明显高于下层滤筒,流量分配差值ΔK均超过±15%,分别为32.7%与33.3%。由此可知,在除尘器A、C中,各滤筒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这不符合滤筒气量均匀分配的标准。此外,上层滤筒流量较大,会加大滤筒的负荷,影响除尘器使用寿命。图7还表明,除尘器B中2号滤筒处理气量明显小于1号、3号滤筒。这是由于受挡板α的影响,气流冲击挡板后方向发生改变,导致1号、3号滤筒外侧气流速度较高,而2号滤筒处于挡板正下方,处理气量明显偏少。综合分析滤筒表面速度云图和各滤筒流量分配情况后发现,滤筒表面风速对其流量分配系数影响较大[6]。在合理条件下,通常滤筒表面风速越低、变化越小,则各滤筒间流量越均匀,更有利于发挥滤筒的过滤功能。
表 1 除尘器流量分配结果Table 1. Flow distributions of the dust collector除尘器种类 流量分配差值 最大正偏差 最大负偏差 综合流量不均幅值 除尘器A 32.7% 16.5% −14.2% 13.3% 除尘器B 30.0% 18.5% −11.5% 10.6% 除尘器C 33.3% 16.5% −14.8% 14.2% 除尘器D 18.5% 9.9% −8.6% 7.7% 2.4 除尘器的压降问题分析
除尘器的压降由多种因素导致,而压力损失是衡量除尘器运行成本的关键因素。压力损失大表明除尘器运行成本高,且影响除尘器的清灰周期及设备寿命。在入口管道处添加导流板和挡板后会使除尘器内部结构发生改变,相应的局部阻力也发生变化。这是因为边界改变区域会出现漩涡区和速度重新分布,使得局部阻力增大。同时,这些结构会加大流体之间,以及流体与除尘器之间的接触,使得摩擦阻力增加[17]。通常情况下,局部阻力影响较大。
当风速一定时,除尘器的静压主要由其内部结构决定[18-20],可分析静压以较好地说明压降的状况。本除尘器为负压系统。以除尘器B为例,在入口、进风管道、导流板、挡板、滤筒、出口等位置设置12个有代表性的静压测点(见图8(a))。图8(b)为除尘器A、B、C、D分别在这些监测点的压力变化趋势。由图8(b)可知,4种除尘器压降变化趋势一致。除尘器A作为常规卧式滤筒除尘器,其压降变化最小;除尘器B、C、D在加入导流板和各种挡板后运行阻力增加,但变化幅度都较小。这说明添加导流板与挡板α、β、γ后,除尘器静压损失方面控制较好,并未使运行成本大幅增加,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其中,安装了分离式挡板γ的除尘器D压力损失表现最好。
3. 结论及建议
1)运用Fluent等软件对常见的侧进气卧式滤筒除尘器进行CFD模拟,发现传统的卧式滤筒除尘器内部流场较为紊乱,易造成二次扬尘问题,滤筒气量分配不均,局部滤筒过早出现破损,可导致除尘器寿命衰减。
2)对卧式滤筒除尘器内部进行优化,在入口添加导流板及不同类型的挡板,综合分析内部流场、滤筒表面风速、除尘器压降、滤筒流量分配均匀性等因素后可看出,添加了导流板与分离式挡板γ的除尘器D的除尘效果最优。
3)除尘器内部结构对其流场状态起决定性作用。预先对除尘器进行气流组织模拟,得到最优的结构参数,可指导现实的工程设计。后续研究可重点关注模拟和实验测试的过滤效率及能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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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相关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used in the numerical model
模型参数名称 符号 取值 单位 土体孔隙率 ε 0.32 1 土体固有渗透率 k 1×10−13 m2 土体干密度 ρ 1 600 kg·m−3 水的密度 ρw 1 000 kg·m−3 水的粘度 μw 1×10−3 Pa·s 水的残余饱和度 Srw 0.007 2 1 NAPL的密度 ρnw 1 460 kg·m−3 NAPL的粘度 μnw 5.8×10−3 Pa·s NAPL的相对分子质量 M 131 g·mol−1 NAPL的残余饱和度[31] Srnw 0 1 NAPL溶解相分子扩散系数[32] Dwe 1.31×10−6 cm2·s−1 NAPL溶解相的纵向弥散系数 αwL 0.5 m NAPL溶解相的横向弥散系数 αwT 0.05 m K-S-P本构参数 α 3.58 m−1 K-S-P本构参数 l 0.5 1 K-S-P本构参数 n 3.136 5 1 K-S-P本构参数 m 1-1/n 1 裂隙的孔隙率 εf 0.5 1 裂隙的固有渗透率 kf/k 100 1 裂隙的厚度 df 0.03 m 裂隙的长度 Lf 1.5 m 抽提压力 ppuit −50 kPa 筛口过滤的等效流动阻力[16] Lx 5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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