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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袋式除尘器的金属滤袋由耐高温、耐腐蚀性的纤维通过梯度搭配制备而成,耐受温度可达600 ℃[1],能有效避免因高温引起的滤袋寿命缩短的问题,已在氧化铝焙烧、水泥制造、垃圾焚烧等行业中应用[2]。随除尘器工作时间的增加,滤料中的孔隙逐渐被颗粒阻塞,滤料的捕集效率降低,除尘器运行阻力增加[3],故需对滤袋进行清灰操作。同时,金属滤袋除尘器通常处理的是高温烟气,使用脉冲喷吹清灰时喷入冷的压缩空气,冷热交替若达到露点温度滤袋表面就会产生结露,黏附大量颗粒后发生糊袋现象。滤料纤维的结构、排布方式与粗细均会影响颗粒的穿透程度和捕集效率,从而影响滤料的残余阻力与滤袋清灰效果。彭涛[4]等对金属滤网进行颗粒反吹过程的微观数值模拟时,发现滤料纤维呈梯度排布,过滤时颗粒对滤料的穿透一般主要集中在初层纤维,近滤料表面颗粒清灰效果最明显,超过94%颗粒脱落,中后段清灰效果欠佳,仅脱落35%的残留颗粒。刘美玲等[5]对金属纤维滤料与传统有机纤维滤料进行性能检测,发现金属纤维滤料的残余阻力较传统有机纤维滤料偏高。
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压力上升速率和最大反向加速度等指标是评价有机纤维滤料清灰性能的重要指标。QIAN等[6]、LI等[7]在工业覆粉实验中发现有机纤维滤袋侧壁峰值压力越大,残余颗粒越少。党小庆等[8]、李珊红等[9]、吕娟等[10]、LUPION等[11]通过物理实验结合数值模拟,对比研究了不同喷吹参数设置对有机纤维滤袋清灰效果的影响,发现增加袋长,会使滤袋底部峰值压力逐渐降低,而增加喷吹压力可显著提高滤袋内外压差,且喷吹距离和喷吹时间存在最佳范围。金属滤料材质、密度与弹性模量等均区别于传统的纤维滤料,但应用过程中较多延续传统纤维滤袋清灰参数进行清灰[12]。秦文茜等[13]和李朋等[14]在对2 m与6 m长金属滤袋脉冲清灰物理模型实验中发现,侧壁压力峰值呈袋底>袋口>袋中。侯力强等[1]则发现沿着滤袋长度方向,金属滤袋的侧壁峰值压力峰值逐步减小,到达底部后再次增大。
以上研究仅针对不同喷吹参数下金属滤袋的压力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未涉及金属滤袋与传统有机滤袋在不同清灰影响因素下物理模型和数值模拟实验的对比分析,以及工业窑炉烟气中脉冲喷吹压缩气流温度偏低对金属滤袋袋口区域的结露影响。以316L不锈钢金属纤维滤袋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模拟对比分析金属滤料与有机纤维滤料在过滤时颗粒对滤料的穿透程度;以壁面峰值压力、压力上升速率和最大反向加速度为参数,通过物理模型实验测试其沿滤袋长度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简化模型建立数值模拟实验;在验证其可靠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下,设计正交实验对影响清灰性能的工艺参数进行系统优化,并与传统有机滤袋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对滤袋高温状况下时脉冲清灰常温压缩空气对滤袋袋口区域结露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为高温袋式除尘器金属滤袋的喷吹参数设置和结构优化,保证滤袋清灰效果、延长滤袋使用寿命和提高除尘器系统运行稳定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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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316L不锈钢金属纤维和PPS普通针刺毡有机纤维滤料进行电镜扫描和纤维排布,建立二维模型,结果如图1所示。金属滤料透气度120 L·(min·dm−1) −1,厚度0.5 mm,迎尘面纤维2 μm,净气面纤维20 μm;有机纤维滤料透气度45 L·(min·dm−1) −1,厚度2 mm,迎尘面纤维1 μm,中层纤维10 μm净气面纤维20 μm [15]。图2为微观滤料模拟的几何模型图,纤维结构为随机排布,初层纤维孔隙率均为80%,计算区域0.2mm。流体从左侧流入计算域,从右侧流出。
利用Gambit软件建模及网格划分,使用Fluent软件对微观流场进行后处理。一般过滤速度为1 m·min−1,雷诺数小于2 000,为层流稳态流动。假定流体等温不可压缩,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如式 (1)~(2) 。
式中:v为流体的速度,m·s−1;μ为流体的动力黏度,Pa·s;p为计算单元的压力,N。
采用二阶迎风格式SIMPLE算法对离散化动量方程进行压力速度耦合求解,各项收敛残差均设定在10−6。左侧入口边界条件设置为速度入口,右侧出口为压力出口。过滤风速为1m·min−1。纤维直径远大于空气分子的自由程,故纤维表面采用无滑移壁面条件。
在单相流数值模拟基础上,加入DPM模型。颗粒在拉格朗日坐标下的运动方程[16-17]如式 (3) 。
式中:u代表连续相的速度;up表示离散相的运动速度;ρ、ρp分别表示连续相和离散相的密度;FD (u−up) 代表颗粒单位质量的曳力;Fx表示其他相间单位质量作用力。
以温度为298.15 K,密度为1.225 kg·m−3、黏性系数为1.789 4×10−5 kg· (m·s) −1的空气作为连续相,以密度2 550 kg·m−3和质量浓度为100 mg·m−³的球形颗粒作为离散相,粒径取值0.1、1、2、5、10 μm。颗粒采用面注入的方式进入流场,假定颗粒初速度等于气相场流速。纤维表面离散模型边界条件为trap,颗粒在运动过程中撞到壁面即被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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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μm粒子对不同滤料的穿透程度如图3所示。颗粒对滤料的穿透主要集中在滤料初层纤维,有机纤维滤料的穿透距离小于金属纤维滤料。不同粒径颗粒穿透距离如图4所示,在颗粒粒径为1 μm时金属纤维滤料最远穿透距离约为0.13 mm,有机纤维滤料最远穿透距离约为0.11 mm。不同粒径颗粒对滤料的穿透量如图5所示,颗粒粒径≤2 μm时,两种滤料穿透量均接近100%。当颗粒粒径在5 μm以上时,穿透量明显减小,且金属滤料穿透量更大。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金属纤维滤料与有机纤维滤料的穿透量均减小,捕集效率增加;有机纤维滤料穿透量减小程度明显高于金属纤维滤料。
综上所述,相比于有机纤维滤料,金属滤料存在颗粒易穿透,滤料残余阻力偏高的问题。在相同的纤维排布方式与孔隙率条件下,细纤维滤料过滤精度更高。提高过滤精度可降低金属滤料颗粒穿透,但金属纤维由于特殊的材质,减小纤维直径存在技术成本问题。因此,针对金属纤维滤料结构,通过物理模型与数值模拟实验对滤袋的清灰影响规律与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合理选择清灰参数,对降低滤料残余阻力、提高金属滤袋清灰有效性和延长滤袋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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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物理模型实验台 (图6) 上进行金属滤袋壁面峰值压力测试,使用TP-5610DH型电荷放大器、QSY8135型压力传感器和TP1020型加速度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基于316 L不锈钢材质的金属滤袋,分别选取距袋口0.3、0.5、1、2、3、4、5、5.9 m的测点,测量不同位置的壁面峰值压力与最大反向加速度。实验滤袋长度分别为5、6、6.5、7 m;脉冲喷吹压力0.1~0.4 MPa;脉冲喷吹距离150~300 mm;脉冲喷吹时间1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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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喷吹压力条件对滤袋清灰效果的影响如图7所示。随着喷吹压力的增加,进入到滤袋内的喷吹气量增加,滤袋壁面峰值压力等评价指标均有显著提高,且均在滤袋袋口0.5 m[18]处达到最大值。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和压力上升速率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并在袋底回升的规律,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值为上部>底部>中部,最大反向加速度为上部>中部>底部。袋口的峰值压力较低的原因是袋口压缩空气没有充分膨胀,沿滤袋长度方向气流逐渐向外扩散,再加上气流运动时摩擦消耗能量,压力逐渐减小,抵达袋底时由于滤袋的反弹产生二次气流[19],导致壁面峰值压力回升。而加速度传感器与压力传感器不同,仅能传输一次气流的信号,故最大反向加速度在滤袋底部未回升。1.5 m处壁面峰值压力值小于2 m处,主要由于滤袋开孔位置靠近滤袋内部配套框架造成测试值偏小。滤袋清灰评价指标变化趋势与侯力强等[1]和郑晓盼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金属滤袋中下位置属于清灰薄弱区。
不同喷吹距离对滤袋清灰效果的影响如图8所示。随着喷吹距离的增加,滤袋壁面峰值压力无明显变化。当喷吹距离过小时,喷吹气流不能充分扩散,诱导能力弱,进入袋内的总气流量减少,滤袋壁面不同位置的峰值压力偏低。但当喷吹距离大于最佳值时,部分喷吹气流会因为会扩散到袋口外侧而损失,进入袋内的总气流流量减少导致壁面峰值压力降低。压力上升速率峰值与最大反向加速度峰值在滤袋袋口处随着喷吹距离的减小而增大。这是由于喷吹距离减小喷吹气流到达滤袋的时间缩短。壁面峰值压力和压力上升速率为滤袋上部>底部>中部,最大反向加速度为上部>中部>底部。
不同喷吹孔径对滤袋清灰效果的影响如图9所示。在喷吹压力一定的情况下,直径小的喷嘴易造成喷吹气流受阻,降低其诱导二次气流的能力,使进入滤袋的混合气流量减少,进而使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减小。当喷嘴直径增大时,使喷吹气流量增加,其诱导二次气流能力增强,使更多的气流进入袋内,造成壁面峰值压力增大。喷吹孔径对压力上升速率与最大反向加速度影响较小,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值为上部>底部>中部,最大反向加速度为上部>中部>底部。
不同滤袋长度对滤袋清灰效果的影响如图10所示。不同长度的滤袋壁面峰值压力与压力上升速率均无较大变化。这是由于随滤袋长度的增加,并没有改变喷吹气流的气量,气流进入到滤袋各位置的气量并没有明显减少,故其对滤袋壁面峰值压力与压力上升速率的影响不大。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值与压力上升速率值为上部>底部>中部。滤袋长度对最大反向加速度影响较为显著,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加速度数值呈现上部>中部>底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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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喷吹时气包中的压缩气体瞬间被释放,同时诱导周围空气进入滤袋形成清灰气流,完成清灰过程。喷吹气流沿滤袋长度方向的轴线是对称的,且金属滤袋为对称结构,可采用二维模型进行模拟,其中X为喷吹距离,L为滤袋长度,d为喷嘴直径,D为计算区域宽度。利用Gambit软件进行结构化网格划分,喷嘴出口区域进行了适当加密,具体设置如图11所示。脉冲喷吹是一个非稳态的过程,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和能量方程,湍流方程采用标准k-ε双方程模型[9-10,17]。喷嘴采用速度进口边界条件,滤袋采用多孔跳跃边界条件,将喷吹管壁、花板、滤袋底部设为固体壁面,中箱体设为恒压边界条件。计算采用SIMPLE算法,求解步长为0.001 s。物理模型实验使用的是清洁滤袋,故数值模拟实验采用与物理模型实验相同的条件。滤袋渗透率a=9.52×10−12 m2,厚度为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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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实验参数设置与物理模型实验相同,喷吹压力P=0.3 MPa,喷吹距离X=200 mm,喷嘴直径d=16 mm,滤袋长度L=6 000 mm。结果如图12所示,随着喷吹时间的增加,喷吹气流由袋口传递至袋底,袋内部的静压逐渐达到最大值。数值模拟与物理实验结果对比如图13所示,除袋口0.3 m处与1.5 m处外,其他点模拟值与实验值均基本一致,且偏差均在10%以内;袋口0.3 m处的偏差可能由于滤袋袋口受振动影响较大;滤袋1.5 m处的偏差可能由于在物理模型实验时滤袋配套的框架会对测试结果有影响,滤袋框架的阻碍作用会加剧滤袋壁面峰值压力的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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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确喷吹压力、滤袋长度、喷吹距离、喷吹孔径和喷吹时间对金属滤袋清灰性能的影响程度,分别设定喷吹压力0.1~0.4 MPa,喷吹距离150~300 mm,喷吹孔径12~18 mm,滤袋长度5 000~7 000 mm,喷吹时间60~120 mm的条件,以壁面峰值压力、压力上升速率与最大反向加速度为评价指标,设计L16(45) 的正交实验进行模拟分析。
正交实验各评价指标变化曲线如图14所示。壁面峰值压力随各因素的变化为,随喷吹压力的增加呈直线上升趋势;随着滤袋长度的增加不断下降;随喷吹距离逐渐增加,壁面峰值压力总体呈增大趋势,但喷吹距离由200 mm增大到250 mm时,峰值压力的增加速率显著下降,脉冲喷吹过程中存在200 mm的最佳喷吹距离;喷吹时间对峰值压力的影响较小,在100 ms之前峰值压力随喷吹时间的增加而增大,到达100 ms后开始递减,100 ms为最佳喷吹时间。喷吹压力、喷吹距离和滤袋长度的压力上升速率变化趋势与壁面峰值压力变化相同,且随着喷吹时间的增加而减小。最大反向加速度变化趋势与壁面峰值压力相同,受喷吹压力、喷吹距离和滤袋长度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喷吹时间对其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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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纤维滤袋在喷吹气流作用下会发生变形,滤料孔径增大,透气量增加[20]。数值模拟方法可假设滤袋不发生变形,简化分析对比金属滤袋和有机滤袋的清灰特性。将金属滤袋的实验测试值和数值模拟值与文献[21]报道的有机纤维滤袋的相应值进行对比,结果如图15所示。当喷吹压力P=0.2 MPa,喷吹距离X=200 mm,喷嘴直径d=16 mm,滤袋长度L=6 000 mm时,相同喷吹参数下有机纤维滤袋与金属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变化趋势相同,均呈先升高后降低,在袋底略有回升的趋势,在距袋口0.5m处均达到最大值。然而,在相同喷吹参数下,金属滤袋物理测试和数值模拟实验的壁面峰值压力和最大反向加速度整体均低于传统有机纤维滤袋。由金属滤袋正交实验与报道的有机纤维滤袋的数据[18]对比可知,滤袋清灰显著影响因素均为喷吹压力和喷吹孔径,但由于2种滤袋材质规格不同,其最佳清灰参数也不同。
金属滤袋和有机纤维滤袋材质不同,密度不同,单位质量不同;同时,金属滤袋弹性系数 (约200 GPa) 远大于有机纤维滤袋 (约3 500 MPa[20]) 。因此,在受滤料与颗粒层的质量和滤料材质的弹性系数等根本因素的影响下,喷吹时2种滤袋表面所受分离力大小不同,表现出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峰压到达时间和滤料自由运动位移和最大反向加速度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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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喷吹清灰喷入冷的压缩空气,冷热交替若达到露点温度滤袋表面就会产生结露,黏附大量颗粒后发生糊袋现象。为探明压缩空气温度对滤袋袋口区域的结露影响,采用二维模型模拟防止工业窑炉烟气金属滤袋的高温状况下脉冲清灰常温压缩空气对滤袋袋口区域结露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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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袋尺寸为160 mm×6 000 mm,喷吹压力0.3 MPa,喷吹距离200 mm,喷吹孔径16 mm,喷吹时间100 ms,模型尺寸、网格划分、流体控制方程与数值模拟参数设置同2.1节,气体传热控制方程[22]见式 (4)~(7) 。
式中:ρv为气体密度,kg·m−3;vv为气体径向速度,m·s−1; wv为气体轴向速度,m·s−1;μ为气体动力粘度,Pa·s;Vv为气体速度矢量,m·s−1;kv为气体导热系数,W· (m·K) −1。
以已报道氧化铝焙烧行业为例,气流温度取0 ℃、25 ℃、50 ℃、75 ℃、100 ℃;喷吹压力0.3 MPa;喷吹距离200 mm;喷吹孔径16 mm;喷吹气流含水量为6%[23];烟气温度300 ℃[24];烟气含水量40%[25]时进行数值模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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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袋脉冲喷吹不同时刻温度云图如图16 (a) 所示。由于滤袋处于300 ℃的烟气氛围中,当低温压缩空气喷吹至滤袋时,低温与高温气体会实现换热,导致滤袋附近气体温度急剧降低。此时,烟气中的水蒸汽会附着在温度相对较低的受热面上,结成水珠甚至积聚,与烟气中SO2等腐蚀性气体共同作用下会对滤袋造成腐蚀[26]。
使用0 ℃压缩空气进行喷吹时,滤袋温度变化如图16 (b) 所示。沿滤袋长度方向,滤袋壁面温度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滤袋袋口0 m处由于距离喷口最近,温度最低;喷吹气流沿滤袋轴向行进,滤袋前段所受气流影响较大,降温较快,40 ms时滤袋壁面温度出现最低值;滤袋后半段温度无较大变化。
不同喷吹温度条件下滤袋温度云图与变化曲线如图17所示。在喷吹时,进入的压缩空气温度不同,滤袋整体温度变化趋势相同,均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不同温度的压缩空气喷吹至高温滤袋时均会造成滤袋前段温度变化,喷吹气流温度越低,滤袋前段温度越低,降温区域逐渐增加的情况。烟气酸露点通常为80~100 ℃[27]。当压缩空气为0 ℃时,滤袋0.5~2 m处温度低于100 ℃,袋口处有结露风险;当压缩空气大于50 ℃时,滤袋0.5~2 m处温度增至120 ℃,大于烟气酸露点。因此,对压缩空气进行加热,将喷嘴出口处气流温度提高至50 ℃时,可以有效防止因压缩空气温度过低造成的滤袋袋口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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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纤维排布方式与初层纤维孔隙率相同,且颗粒粒径为1 μm时,清洁的金属滤料纤维拦截效应低于有机纤维滤料,颗粒穿透量和穿透距离更大。当颗粒粒径≤2 μm时,两种滤料穿透量均接近100%;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两种滤袋的穿透量均减小,且有机纤维滤料穿透量减小更显著。通过减小纤维直径可降低金属滤料颗粒穿透,达到与纤维直径相同的有机纤维滤料的过滤精度。2) 物理模型实验中,金属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值与压力上升速率呈现上部>底部>中部的趋势;最大反向加速度呈现上部>中部>底部的趋势,均在滤袋袋口0.5 m处达到最大值。在相同喷吹参数下,金属滤袋与传统有机滤袋壁面峰值压力变化趋势相同,但壁面峰值压力和最大反向加速度整体低于传统有机滤袋;通过数值模拟正交实验得出喷吹压力和喷吹孔径均为影响金属滤袋与传统有机滤袋喷吹效果的显著影响因素;最佳喷吹距离为200 mm,最佳喷吹时间为100 ms。3) 当脉冲喷吹气流温度为0 ℃时,滤袋0.5~2 m处温度低于100 ℃,滤袋袋口处有结露风险;将脉冲喷嘴出口处空气温度提高至50 ℃可以有效防止工业窑炉烟气中滤袋袋口结露现象的产生。
高温袋式除尘器金属滤袋脉冲喷吹清灰性能分析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high-temperature metal filter bag by pulse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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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解决高温袋式除尘器在应用中因压缩空气温度偏低导致金属滤袋糊袋,以及因清灰参数选取不当导致滤袋残余阻力上升和除尘器运行阻力升高的问题,使用滤料微观模型分析过滤状态下颗粒在清洁金属和有机纤维层的穿透过程;并结合物理模型与数值模拟正交实验研究不同因素对不锈钢金属滤袋脉冲喷吹清灰过程的影响;以传统有机滤袋做对照,通过数值模拟实验研究在高温状况下脉冲喷吹清灰气流对金属滤袋袋口区域结露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相同的颗粒粒径条件下,清洁金属滤料纤维的颗粒穿透量和穿透距离更大,拦截效应低于有机纤维滤料。滤袋清灰效果整体呈现上部>底部>中部的趋势,且金属滤袋清灰评价指标测试值整体低于传统有机滤袋;显著影响滤袋清灰的因素均为喷吹压力和喷吹孔径,金属滤袋最佳喷吹距离为200 mm,喷吹时间为100 ms。当脉冲喷吹气流温度为0 ℃时,滤袋袋口0.5~2 m处有结露风险,升高至50 ℃可有效防止工业窑炉烟气滤袋袋口区域结露现象的产生。该研究结果可为高温袋式除尘器金属滤袋的喷吹参数设计和结构优化提供参考。Abstract: During the application of high-temperature bag filter, there may be bag sticking phenomenon of metal filter bag due to the low temperature of compressed air.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sidual resistance of filter bag increasing and the operating resistance of bag filter rising due to the improper selection of cleaning parameters, the penetration process of particles in the clean metal and organic fiber layers under filtration status was analyzed through the micro-model of filter material. On this basis, 316L stainless steel metal filter bag was selected, and the impact law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pulse jet cleaning process of filter bag was studied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 combining physical model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rganic filter bag, the influence of pulse jet cleaning airflow on bag mouth condensation of filter bag under high temperature was finally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same particle size conditions, the intercepting effect of clean metal filter material fiber was lower than that of organic fiber filter material, the particle penetration amount and distance were larger. The overall trend of filter bag cleaning ability was upper > lower > middle, and the test value of metal filter bag cleaning evaluation index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organic filter bag. In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n filter bag cleaning were blowing pressure and blowing orifice size, and the optimal blowing distance and blowing time of metal filter bag were 200 mm and 100ms, respectively. When the pulse jet cleaning airflow temperature was 0℃, there was condensation risk in the range of 0.5 m to 2 m of filter bag. Raising the temperature to 50℃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bag mouth condensation in industrial kiln flue gas filter bag.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injection parameters and structure of metal filter b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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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3 643起。其中生态环境部(包括原环境保护部)直接调度指导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有1 225起,包括水污染事件1 060起,占比约87%[1-2]。由于河流水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故一旦发生突发性污染事件,极易对事故点下游流域产生影响和危害,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并引起公众恐慌。如2018年湘赣渌江铊污染事件,其污染范围跨越江西、湖南2省;2017年嘉陵江铊污染事件,污染范围波及陕西、四川2省;2016年新疆额尔齐斯河汞污染事件及同年新疆伊犁河柴油泄漏事件,均险些造成跨国界污染。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我国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仍有待完善,存在重应急轻防范、重突发污染事件轻长期慢性影响等问题,尚未完全实现向以风险控制为目标导向的环境风险管理模式转变。在“十四五”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流域性水环境风险将是我国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严防流域性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提高流域水环境风险管理水平、开展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技术体系研究等迫在眉睫。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结果的可靠性与代表性是环境风险管理的关键。现阶段,我国流域环境风险评估工作主要偏重于特定污染物的生态风险评价[3-4]、健康风险评价[5-6]及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价[7-8]等方面。针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甚少。如指数评价法[9-11]、贝叶斯网格法[12-13]、相对风险评估法[14-15]等都较少关注流域级水环境风险因子的释放规律及环境敏感受体受损害的途径和程度等[16],尚不能准确描述和评估流域尺度环境风险的传递性、累积性或削减性影响,其风险表征也不够具体,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我国已发布了《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号)[17]、《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740-2015)[18]以及《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2018〕9号)[19]。以上指南、导则及推荐方法解决了风险评估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仍存在不能完全反映流域突发环境事件特征,以及与环境风险管理脱节等问题。
本文以水环境敏感受体为评估基础,在对流域内固定风险源、移动风险源进行水环境风险分类、分级及表征的基础上,提出流域级环境风险分级及表征的技术方法。根据环境风险评估结果与流域风险特征,确定流域环境风险重点和优先管理对象,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对策,以期实现与环境风险管理的有效衔接,补充我国流域环境风险评估体系。
1. 总体思路
本技术方法以《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附件1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为基础,着重关注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中所涉及的重要环境敏感受体,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跨界(国界、省界、市界、县界)以及重要生态功能区等。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的“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4级,将环境敏感受体分为3级,即一级、二级和三级,涉及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统一为一级环境敏感受体。以流域内环境敏感受体保护为目的,在全面收集流域水文水系、地形地貌、社会经济,以及现有环境风险源(固定源和移动源)、环境敏感受体情况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流域内固定源和移动源的风险识别、评估与分级。
主要技术思路为:1)对流域内“一废一库一品”企业,如采选冶炼、尾矿库、石油、化工、钢铁、医药、危化品水陆运输等风险源逐一调查(现场调查风险源的位置、生产情况、危险废物和污水处置情况、排水情况、环境保护情况等)并补充收集相关资料(如风险源布局图、厂区平面图、雨污管网图等图件,以及环境应急预案、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应急资源调查等报告),以识别重点环境风险源,建立环境风险源清单,并对清单内企业逐一进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2)根据环境风险源评估结果,结合流域内跨界断面、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特殊生态系统等环境敏感受体特征分析,对流域水环境突发性环境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并通过环境风险源地图、环境敏感受体图等对评估结果进行表征;3)根据流域突发性水环境风险评估结果,结合流域现有风险防控措施及应急救援能力差距,提出流域水环境风险防控策略及建议,为全面提升流域水环境风险管理水平,科学施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2. 流域水环境敏感受体识别与分级
2.1 流域水环境敏感受体识别
在开展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前,需详细调查流域内所有水环境敏感受体,制作出流域水环境敏感受体清单,绘制流域水环境敏感受体分布图。典型的水环境敏感受体包括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涉水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重要水生生物栖息地、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跨界(国、省、市、县界)断面等。
2.2 流域水环境敏感受体敏感性等级划分
参考《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规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将环境敏感受体敏感性划分为以下3级:1)一级环境敏感受体——跨国界水体,或跨省界,或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或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2)二级环境敏感受体——跨设区的市界,或乡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或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或国家级森林公园,或国家级地质公园,或国家级湿地,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三级环境敏感受体——跨县界,或其他未达到二级的环境敏感受体。
3. 选择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扩散模型
根据评估地区特征与污染物特征,选择水环境中风险因子的扩散模型,包括零维水质模型、一维稳态模型及一维动态混合模型。资料充分时也可采用二维、三维水质模型。
1)零维水质模型适用于持久性污染物,河流为恒定流。假设污染物进入河道瞬间完全混合均匀(溶解或分散),并整体分散(稀释作用),即将污染物泄漏点至环境敏感受体间的河道作为一个整体。污染物在其中均匀混合。
2)非持久性污染物稳定态采用一维稳态模型,即一维稳态稀释、降解综合模式,忽略污染物的纵向弥散系数(在稳态条件下,纵向弥散系数对结果影响小)。该模型适用于非持久性污染物,河流为恒定流。当污染物在河流断面上达到完全混合后,分析污染物在水流方向输移、转化的变化情况时采用此模型。
3)一维动态混合模型适用于非持久性污染物,非恒定流,可用于预测任何时刻的水质状况。
4. 流域水环境风险源识别与评估
4.1 流域固定型水环境风险源识别与评估
1)固定型水环境风险源识别。收集并分析相关资料,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周边环境敏感受体、涉及环境风险物质和数量、生产工艺、安全生产管理、环境风险单元及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以及现有环境应急资源等。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国办发〔2013〕101号)的要求,综合企业信息、环境风险传播途径及环境敏感受体,识别固定型水环境风险源(以下简称固定源)。
2)流域固定源水环境风险评估。按突发环境事件事发点下游受影响水环境敏感受体最高等级来划分固定源环境风险等级。当一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确定为重大环境风险源;当二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确定为较大环境风险源;当三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确定为一般环境风险源。
以环境敏感受体水质安全为核心,通过估算环境污染物泄漏进入河流后的影响范围,及核算受影响范围内所有环境敏感受体的最高级别,以最高级别确定此环境风险源的风险等级。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污染物在河道中的浓度与污染扩散的水平距离。因此,首先在对流域固定源进行水环境风险评估时,采用合适的污染物扩散模型进行演算,得出的污染物可能影响的污染范围;随后根据此结果,结合影响范围内环境敏感受体等级划分环境风险源的风险等级。
4.2 流域移动型水环境风险源识别与评估
1)移动性水环境风险源识别。移动型水环境风险源(以下简称移动源)主要关注流域内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危化品)道路运输以及船舶运输。调研流域内沿河道路路段、船舶运输路线及危化品种类等情况时,一是制作流域内陆路、水路运输路线与水系分布图,重点关注临近河流及水系联通沟渠的路段;二是掌握危化品在流域内的运输情况,包括危化品运输路线、种类、理化性质、单次运输量、运输工具类型、泄漏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类型等情况。
2)流域移动源水环境风险评估。流域移动源水环境风险评估包括环境风险路段识别和环境风险评估参数选择。环境风险路段识别即对流域内所有危化品运输线路进行统计分析,识别水环境敏感受体风险路段(路线),即流域内各干支流的沿河公路、桥梁、水路等,危化品一旦泄漏将可能对下游水环境敏感受体产生影响。
环境风险评估参数选择包括4个方面。一是危化品主要化学成分及表征指标分析。二是危化品泄漏量。建议采用危化品最小运输单元的运输量为危化品水陆两类运输最大泄漏量。根据对以往案例的统计结果,陆路运输中液体类危化品基本都发生在道路路沿与河岸堤顶间距在200 m范围内,路河间距越小,泄漏入河量总体越大;桥梁或翻车直接入河(水库、湖泊)可以按100%泄漏入河处理。水路运输的泄漏量按泄漏全部入河处理。液体类危化品泄漏入河量按图1测算。针对固体类危化品泄漏入河仅考虑离河岸堤10 m范围内的路段及跨河桥梁,泄漏量按最不利条件泄漏,即全部泄漏计算。三是危化品泄漏时间。当发生液体类危化品泄漏事件,其泄漏时间长短将影响危化品进入河流的初始浓度大小。首先利用伯努利方程计算出危化品(液体)泄漏速率,随后根据危化品运输量与泄漏速率的比值得出泄漏时间。四是环境风险路段的环境风险分析与分级。针对所有危化品对识别的所有环境风险路段(即评估路段)逐一进行环境风险分析与评估。结合受影响的环境敏感受体的级别确定该路段环境风险等级。当一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为重大环境风险路段(路线);当二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为较大环境风险路段(路线);当三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为一般环境风险路段(路线)。
其中,液体类危化品泄漏速率根据式(1)计算。固体类危险化学品释放时间与污染物在水中的饱和溶解度、污染物总量以及河流流量等因素有关,具体计算见式(2)。
QL=Cd×A×ρ×√2(P−P0)+2ρghρ (1) 式中:QL为危化品泄漏速度,kg·s−1;Cd为危化品泄漏系数,此值常用0.6~0.64;A为裂开面积,m2;P为容器内介质压力,Pa;P0为环境压力,Pa;g为重力加速度;h为裂口之上液位高度,m;ρ为危化品密度,kg·m−3。
T释放时间=S污染物总量/(K饱和溶解度×Q流量) (2) 式中:T为污染物释放时间,s;S为固体类危险化学品所含污染物总量,g;K为污染物在水中的饱和溶解度,g·m−3;Q为河流流量,m3·s−1。
4.3 典型情景分析
环境风险路段长度计算以环境敏感受体为基准点,通过水质模型对污染物影响距离予以计算。在此影响距离内寻找环境敏感受体,如无环境敏感受体,则该路段为无风险路段。如有环境敏感受体,则以此环境敏感受体为基础并向上游反推(若有多个环境敏感受体,则从环境敏感受体等级从高到低依次进行),即得到临界点。若污染物在临界点处泄漏,则下游环境敏感受体处污染物的浓度刚好达到GB3838-2002相关指标限值要求,该临界点设为Z点。Z点以上为无风险路段,Z点以下为有风险路段,即环境敏感受体和Z点内的危化品运输路线为有风险的路段。环境敏感受体与临界点Z点间的距离即为环境风险路段长度。具体分为以下3个情景,如图2所示。
1)情景一。对于某一环境敏感受体以及某一评估路段,当临界点Z落在评估路段中,该评估路段Z点以上环境风险等级为无风险,即污染物在Z点以上泄漏后的环境风险小。Z点以下为有风险路段。
2)情景二。对于某一环境敏感受体以及某一评估路段,当临界点Z落在评估路段上游某处,则该评估路段环境风险等级为有风险。
3)情景三。对于某一环境敏感受体以及某一评估路段,污染物泄漏扩散影响范围内无环境敏感受体,即当临界点Z落在评估路段下游某处,则该评估路段环境风险等级为无风险。
4.4 风险评估结果的地图表征
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结果以一张图予以表征,即在流域水系图上,结合流域水环境敏感受体(红色△表示一级水环境敏感受体、黄色△表示二级水环境敏感受体、蓝色△表示三级水环境敏感受体),将评估出的固定源和移动源按照水环境风险等级不同以红、黄、蓝全部标识出来,其中,红色表示重大环境风险源(重大环境风险路段)、黄色表示较大环境风险源(较大环境风险路段)、蓝色表示一般环境风险源(一般环境风险路段)。同时,用绿色表示无环境风险路段。
5. 结语
关注环境风险源强度与环境敏感受体敏感性之间的交互关系,可直观有效地评估环境风险源对流域内环境敏感受体的影响程度,有效保护环境敏感受体,适应环境应急管理需求。提出流域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统一了固定源和移动源的流域性突发环境风险评估,可用以对流域内存在的固定源和移动源进行全面识别与分级,是我国现有环境风险评估体系的补充,并可为提升我国流域水环境风险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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