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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含尘气体的净化技术可减少大气中污染物的排放,还能回收热能和相关资源[1]。粉尘中含有大量高熔点氧化物及部分在该温度下呈熔融状态的金属盐[2]。传统的除尘方法多采用将高温烟气降低到中温或常温再进行净化除尘的方式,该过程会浪费大量热量[3]。在高温条件下处理含有熔融状态及高温固体颗粒物的烟气,并有效利用高温烟气中的热量已成为研究热点。
目前,能用于高温状态下烟气的气固分离技术主要有高温旋风除尘、高温陶瓷除尘、高温静电除尘及颗粒床过滤除尘等。各种除尘技术有各自的特点及适用范围[4]。国外研究者对高温含尘烟气的除尘技术研究较早。美国Acerux公司使用耐高温陶瓷纤维做成布袋结构进行除尘操作,该布毡可耐800 ℃高温,过滤效率可达99%以上,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压降过高的问题[5]。相对于其他各类除尘技术,颗粒床除尘器越发得到研究者青睐,其优势有:1) 滤料材料物化性质极为稳定,可耐腐蚀、耐高温,能长期稳定工作;2) 除尘效率可达到95%以上;3) 设备造价相对低廉,经济性较强;4) 使用干法除尘,能有效避免二次污染[6]。5) 能处理大流量多类型的粉尘,尤其适用于净化高温、含腐蚀性、含凝固型的含尘烟气,气体流量调节范围较宽,装置连续性好[7]。但在工业应用中也存在过滤过程中床层压降升高明显,对细微粉尘捕集效率不够高等问题。
基于此,国内不少学者已针对颗粒床除尘器进行了研究。单向辉等[8]通过搭建一个立式移动颗粒床除尘器证明颗粒床除尘器的除尘效率与表观过滤风速和质量流率有关,并通过加百叶窗的方式消除了移动床中的流动静止区域,保证了尘饼的良好更新,进而保证移动颗粒床具有较高的除尘效率水平。但除尘器内部结构导致的高速气流区,以及级与级之间的灰尘汇聚问题,对除尘效果的提升造成了较大阻碍,颗粒床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杨国华等[9]设计了一种双层滤料颗粒床梯级过滤技术,由上下两层不同粒径滤料组成,上层填装滤料大粒径颗粒,可起到提高床层容尘量、延长清灰周期、保护细滤料层的作用;下层滤料使用细粒径颗粒,实现了颗粒床过滤过程中高效率和低压降的统一。但该装置对于超细的粉尘捕集效率不够高,后续通过在两层滤料层中间添加1层150目~200目的粉体层滤膜,使过滤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10]。
本研究利用多层料屉式颗粒床过滤器对含尘烟气高温状态下除尘净化过程进行单变量影响因素分析,以颗粒床过滤效率和床层压降作为评价指标[11],总结烟气温度、凝尘比例及滤料粒径等各因素对颗粒床高温除尘过程影响规律,并观察首层料屉粉尘堆积情况及单个滤料球形貌,以期通过对捕集规律的总结和粉尘捕集原理的探讨,为改进料屉式颗粒床过滤除尘器的除尘功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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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拟工业炉窑出口尾气进行实验设计,料屉式颗粒床过滤系统装置示意图如图1所示。该系统主要由粉尘输送装置、颗粒床过滤装置两部分组成。粉尘输送装置是使用螺旋给料器将实验所用粉尘送入流化床供料装置,并在装置内风机的配合下将粉尘混合流化,再经过布风板将粉尘均匀流化后再与热空气混合送入料屉式颗粒床除尘器。在颗粒床进出口分别使用实时粉尘检测仪 (CEL-712 Microdust Pro型,英国科赛乐公司) 对粉尘浓度进行测量。该设备测量范围为0.001~250 g·m−3,测量精度可达0.001 mg·m−3,保持颗粒床进口处粉尘质量浓度为2 000 mg·m−3。使用风压变送器 (ELM110-OAC型,中国伊莱科公司) 对颗粒床床层压降进行测量,其量程±1 000 Pa,测量精度为1 Pa。
料屉式颗粒床过滤装置整体空间尺寸为200 mm×200 mm×600 mm,内有4层料屉支撑架,可放置单层高度为30 mm的料屉,各料屉内放置滤料颗粒层。由于流化粉尘风机引入常温空气量远小于经空气换热器加热所得热空气量且粉尘量也较少,可认为混合载气温度与热空气温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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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选用粉煤灰对实际烟气进行模拟实验,其主要化学组分及熔点如表1所示。经MS-3 000激光粒度分析仪分析测得其平均粒径为64 μm,堆积密度为0.896 g·cm−3。在实验温度下,粉煤灰中金属氧化物均为不熔状态,为更准确地模拟烟气中含凝结性气体的成分,选用MgCl2 (熔点712 ℃,粒径75 μm,堆积密度2.325 g·cm−3) 作为高温烟气中的凝尘颗粒。由于凝尘粒径与实验所用粉煤灰相近且用量较少,对粉煤灰的粒径分布影响可忽略不计。选用刚玉球作为颗粒床滤料颗粒,不同粒径刚玉球的物料参数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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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粒径5 mm刚玉球作滤料颗粒,10%质量分数的MgCl2和90%质量分数的粉煤灰混合模拟烟气成分。由秦红霞等[12]和赵建涛等[13]实验和模型计算结果可知,颗粒床内最理想工况下风速为0.3 m·s−1,故将颗粒床内风速调为0.3 m·s−1,以探究烟气温度对颗粒床过滤效率和床层压降的影响规律。过滤效率
η 定义式见式 (1) 。式中:
Cin 为颗粒床进口处烟气质量浓度,mg·m−3;Cout 为颗粒床出口处烟气质量浓度,mg·m−3。由室温至MgCl2的熔点温度 (712 ℃) 区间内,不同烟气温度下过滤效率随时间的变化如图2所示。前40 min为主要过滤过程,而40 min后颗粒床对粉尘的过滤趋于稳定。根据是否达到凝尘MgCl2的熔点,可将本实验分为两类,即熔点实验和非熔点实验。在过滤进行过程中,熔点实验颗粒床的过滤效率均高于非熔点实验,过滤效率最高可达99.25%,此时颗粒床出口处烟气中粉尘质量浓度为14.37 mg·m−3。
当烟气温度达到712 ℃时,MgCl2开始熔融,熔融态的凝尘会在载流气体流动的过程中与含尘气体粉尘在重力、静电力等综合作用下发生粘结、团聚,形成较大粉尘团。随过滤过程不断进行,新的粉尘团不断形成,并与颗粒床料屉内滤料颗粒不断进行接触,滤料颗粒表面形成的滤饼更为稳定和紧密,相较于非熔点实验,颗粒床过滤效率有较大提升。随过滤进程不断进行,颗粒床对于粉尘的捕集过程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熔融态的粉尘未来得及形成粉尘团便直接在滤料颗粒表面粘结最终被颗粒床捕集;2)绝大多数已形成的粉尘团在惯性等各种机理相互作用下被颗粒床滤料层捕集[14]。
不同烟气温度下颗粒床床层压降随时间变化如图3所示。几组非熔点实验压降曲线随过滤时间变化趋势相似。在712 ℃以下、过滤过程的任一时间点,烟气温度越高,床层压降仅略有上升;在温度达到712 ℃时,相较同一时间的非熔点实验,床层压降升高明显,并最终稳定在360 Pa左右。这是由于在实验过程中首先是对常温空气进行加热,在空气升温阶段同时也会对滤料颗粒进行间接加热,滤料颗粒的温度变化会对载流气体在颗粒床内部的流速造成影响。在熔点实验进行到20 min左右时,床层压降开始有明显上升,这是由于在该温度下凝尘受热开始熔融,部分熔融态的粉末与滤料粘结,形成较常规滤饼更为稳定的一层半熔融半粘结积灰层[15],使得滤料颗粒间的空隙进一步减小,从而导致床层压降后续快速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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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烟气温度为712 ℃,其余实验条件不变,加入0~20%不同比例的MgCl2凝尘,探究不同凝尘比例对过滤效率和床层压降的影响规律。添加不同比例凝尘时过滤效率随时间的变化如图4所示。添加不同比例凝尘时过滤过程均在40 min左右开始达到稳定。与纯烟气过滤相比,添加一定量的凝尘可有效提高颗粒床的过滤效率,其中添加20%质量分数的凝尘可将过滤效率从97.50%提升至99.40%,对应此时颗粒床出口处烟气中粉尘质量浓度从49.51 mg·m−3降至12.02 mg·m−3。但添加质量分数为10%和20%凝尘的过滤效果区别不明显,这说明凝尘的添加比例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应该存在一个最佳比例。在工业应用中,若烟气中凝尘比例过大,可考虑添加粗筛分步骤,去除颗粒较大粉尘颗粒。
在一定范围内添加凝尘比例越高,单位体积粉尘在熔融状态下的凝尘越多,与滤料层相结合形成的半熔融半粘结的积灰层越严密且稳定,而粉尘通过滤料颗粒层时则更容易被捕集,使得颗粒床过滤效果更好。
添加不同比例凝尘时过床层压降随时间的变化如图5所示。在高温条件下未添加凝尘时,床层压降会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上升趋势减弱,且60 min后趋于稳定的规律;但当向粉煤灰中添加一定比例凝尘后,床层压降在60 min之前呈线性增长,而60 min后趋于稳定,稳定时床层压降为360~390 Pa,为未添加凝尘时180 Pa的约两倍。这是由于凝尘在熔点温度下发生熔融,与相对低温的滤料颗粒接触后会粘结在颗粒表面。在一定范围内,烟气中凝尘添加比例越大,粘结量也随之增大,形成的半熔融半粘结层对于粉尘的捕集效果更好。在实验进行至60 min左右时,压降增速降低,分析这是由于粉尘的不断粘结、堆积,这一积灰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结构,对气流的通过形成了较大的阻碍作用,而过滤达到较稳定的状态,故此时床层的过滤效果最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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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烟气温度为712 ℃、凝尘添加比例为10%,在其余实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探究不同粒径的滤料颗粒对颗粒床过滤效果和床层压降的影响规律。改变滤料颗粒粒径时过滤效率随时间的变化如图6所示。当滤料粒径为5 mm时,过滤初期曲线变化幅度较大;而滤料粒径为1 mm和2 mm时曲线较为平缓。这是由于5 mm颗粒堆积形成的滤料颗粒层颗粒间的空隙较大,颗粒表面形成的凝尘加粉煤灰积灰层稳定性较差,容易被含尘烟气“穿孔”[16]。当滤料粒径较小时,滤料之间孔隙空间变小,使得滤料颗粒层对烟气中粉尘的拦截效应和惯性碰撞效应加强,而粉尘的布朗扩散效应减弱,颗粒层捕集效应相对增强,故过滤效率得到提升。在过滤进行到80 min左右时,颗粒床对混合载气的过滤趋于稳定。不同粒径的实心刚玉球作为滤料颗粒时,颗粒床的过滤效果相近,此时颗粒床出口处烟气中粉尘质量浓度均低于20 mg·m−3。
在改变滤料颗粒粒径时,床层压降随时间的变化如图7所示。在过滤进行前60 min时,床层压降随时间变化呈接近线性上升的趋势,且不同粒径的滤料颗粒造成的床层压降大致相同。当过滤超过60 min后,粒径为5 mm的粗颗粒滤料床层稳定压降较其他两组低约20 Pa。这是由于在前60 min时,大量粉尘被滤料颗粒层表面形成的滤饼拦截捕集,导致床层压降急剧上升。当过滤进行到60~80 min时,粒径为5 mm的滤饼层已趋于稳定,粒径1 mm和2 mm的仍在缓速上升,直至升高到399 Pa,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过滤过程温度较高。在高温条件下,含尘烟气在整个床体温度变化较大引起局部热量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床层压降变化上,使得床层两端压强持续变化。而对粒径为5 mm的过滤实验来说,由于其滤料颗粒间空隙较大,过滤过程中形成的滤饼层没有其余2组实验的致密,故其床层压降的持续变化不如其他2组实验来得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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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设计使用的颗粒床除尘器添加了多层料屉,在可有效提升床层过滤效率的基础上,便于观察实验过程中各颗粒层对于粉尘的捕集情况。同时,在取出料屉后可观察单层滤料颗粒表面粉尘堆积情况。图8展示了添加10%MgCl2作为添加剂、过滤达到稳定时,温度降到室温后各滤料层对于粉尘的捕集情况。
颗粒床对于粉尘的捕集主要集中在第1层。第1层捕集量占颗粒床总捕集量的约86%,第2、3、4层捕集量远少于第1层,分别约占8%、4%、2%,且层数越高,捕获得到的粉尘粒径越小。这表明高温料屉式颗粒床对于微细粉尘的捕集效率较低的问题已被有效解决。在高温条件下,由于凝尘呈熔融状态,其表面粘度、粘结性相对于常温有较大变化。熔融粉尘在含尘烟气中发生团聚后,粉尘团相较于初始状态的粉尘更难穿过滤料颗粒间的缝隙。同时,由于滤料颗粒温度比凝尘颗粒熔融温度低,熔融状态的粉尘会在滤料颗粒表面冷凝,因此,在高温下,首层滤料颗粒对于粉尘的捕集更多[17]。
图9为首层料屉颗粒表面的粉尘堆积形态 (图9 (a) ) 及单个滤料的球形貌 (图9 (b) ) 。混有凝尘的粉尘粘结在了滤料颗粒表面,这与前面对过滤机理的分析一致。在首层滤料层中,颗粒表面的粉尘粘结整体上呈现由中心向四周发散的形态。这可能是由于:1) 含尘烟气进入颗粒床与第1层表面接触较快,烟气对首层颗粒床中心处的冲刷效应较大;2) 受重力影响,在烟气带动下有所偏移的粘结粉尘 (未完全变为凝固状态) 向下运动。单个滤料颗粒球表面有“锥形”粘结结构出现,且随着实验时间的加长。这种“锥形”结构的锥高会越来越高,粘结的粉尘也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在高温状态下粘结在滤料颗粒表面的粘结层具有半熔融半凝固的积灰结构,在实验停止后,由于需要通风降温,半熔融结构在送风的带动下出现“流动”,以至于形成这种“锥形”结构。随着过滤时间的延长,滤料颗粒对烟气中粉尘的捕集增多,颗粒与粉尘间的粘结部分也会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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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烟气温度对颗粒床过滤特性影响较为显著。这是由于高温烟气使烟气中某些固体颗粒熔融,有利于被颗粒床捕集。在工业应用中可考虑利用其他工业流程的余热对烟气进行二次加热,通过其中某些成分的熔融来提高过滤效率的可行性。
2) 当烟气温度高于凝尘熔点时,凝尘添加比例对颗粒床过滤特性影响最为显著。随凝尘添加比例从0增至20%,过滤效率从97.5%升至99.4%,同时床层压降从180 Pa升至约390 Pa。
3) 在高温且含有凝尘的情况下,当过滤达到稳态时,随滤料颗粒直径的增加,过滤效率和床层压降略有下降。
4) 分层料屉颗粒床各层料屉捕集情况分析表明,首层料屉对于粉尘的捕集最多,过滤效果最为明显。在过滤结束后,单个滤料颗粒表面会形成“锥形”外貌。这是由于过滤过程中呈粘结状态的粉尘受到后续烟气带动及自身重力影响。
料屉式颗粒床对高温含尘烟气的过滤特性
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rawer type granular bed for high-temperature dust-laden flue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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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料屉式颗粒床过滤装置对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温烟气处理问题进行研究。装置包括粉尘输送装置和颗粒床过滤装置两部分,其中过滤装置采用分层料屉,可观察单层料屉粉尘捕集情况。考察了烟气温度、凝尘添加比例和滤料颗粒粒径等因素对颗粒床过滤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烟气温度逐渐升高至凝尘熔点、滤料颗粒粒径的减小以及凝尘添加比例的增加,床层过滤效率及压降均会上升,颗粒床出口处粉尘浓度不断降低;其中凝尘添加比例对于过滤特性影响最显著。在实验范围内最佳过滤条件下,颗粒床过滤效率最高可达99.40%,出口处烟气质量浓度低至12.02 mg·m−3。通过考察首层料屉滤料表面粉尘粘结形貌,发现滤料层粘结面呈现“由中心向四周发散”的整体格局,颗粒表面有“锥形”粘结层出现。本研究结果可为提升料屉式颗粒床过滤除尘器的除尘功效提供参考。Abstract: The treatment of high temperature waste gas produced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process was studied by using the granular bed filter. The device included two parts: dust conveying device and granular bed filter device. The filter device adopted layered material drawers, which could observe the dust collection of the single layer drawer. The effects of flue gas temperature, the proportion of condensed dust and the particle size of filter material on the 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nular bed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ltration efficiency and pressure drop of granular bed would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flue gas temperature to the melting point of dust, the decrease of particle size of filter material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condensed dust and the dust concentration at the outlet of the granular bed keeped decreasing. Among them, the proportion of condensed dust showe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best filtration conditions within the experimental range, the highest filt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granular bed could reach 99.40%, and the flue gas concentration at the outlet was as low as 12.02 mg·m-3.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ust adhesive morphology on the surface of the filter material in the first layer draw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adhesive surface of the filter material layer presented an overall pattern of "spreading from the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and there was a "conical" adhesive layer on the surface of the particl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dust removal efficiency of the drawer type granular bed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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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位于亚洲三大经济体中国、印度、东盟交汇处,是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的重要参与方。随着2013年中缅油气管道开通,孟加拉湾交通线安全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建立与孟加拉新型伙伴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1]。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孟加拉期间,两国签署了《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加强双、多边合作,为各自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努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解决孟加拉重大民生关切、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加强与孟加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孟加拉饮用水砷污染概况
饮用水安全是重要民生问题。长期以来,孟加拉主要以地表水为饮用水源。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城镇化聚集,地表水逐渐被污染。相对于地表水,地下水可以提供可靠的水量、稳定的水质。孟加拉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国际组织援助下打了数百万口单户地下水井,使大部分人口饮用水源改为地下水,大幅降低了水致疾病的发生。然而,孟加拉的地下水中存在大范围、高浓度的砷污染,这无疑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20世纪90年代末,使用这些管井的居民逐渐表现出砷中毒症状。自1993年首次在饮用水中检出砷以来,全国64个县中的62个县发现砷污染案例,481个乡中的271个乡存在严重砷污染。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发布的报告指出,孟加拉约有4×107人饮用水砷超标,约2×106人表现出砷中毒症状,近3×105人可能因此患癌症而死亡。饮用水质调查研究发现,孟加拉高砷暴露人口达4.5×107人,每18例成人死亡中的1例为饮用水砷暴露造成[2]。孟加拉农村地区饮用水和灌溉水源97%为地下水,英国地质调查局(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BGS)和孟加拉公共健康工程局(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Engineering,DPHE)调查显示,地下水中除砷污染以外,还含有较高浓度的铀、锰、硼、硫化物、氟化物、钼、钡及磷酸盐等污染物[3]。在使用了数十年含砷地下水之后,孟加拉成为世界上饮用水砷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饮用水砷污染也被认为是该国“最大的自然灾难”。
2. 孟加拉地下水砷污染来源与形成机制
天然水环境中的砷主要来源于自然界的砷循环转化及人类活动造成的砷污染。其中,前者主要由于局部砷地球化学行为异常而导致固相中的砷通过风化(weathering)、还原溶解(reductive dissolution)[4]、脱附(desorption)[5-6]等作用机制释放至地下水。高砷含水层往往伴随着还原性环境、氧化-还原环境交替、硫化物矿化等水文地质特征[7],固相中的砷释放至水相通常伴随着体系pH升高[8-9]或氧化还原电位的降低[7]。人类活动引起的砷污染,主要来源于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引入的砷污染源。孟加拉区域性地下水砷污染均为天然过程,而非人为污染造成的。
在孟加拉,砷黄铁矿是砷污染的最主要来源。2000年,BGS的研究显示,孟加拉砷来源于硫化物或金属氧化物的矿层,硫、砷、铁矿被氧化后,释放出溶解性砷和硫酸盐,硫酸盐排放入海,而砷(As(V))则被铁氧化物吸附。这些氧化物是胶体尺度,将在恒河三角洲下游沉积聚集[3]。因此,孟加拉的砷污染问题是含水层沉积物含砷、沉积物中砷释放至地下水、天然地下水循环中砷迁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受污染影响最严重的是孟加拉国4个洪泛区漫滩下层的冲积扇。
3. 孟加拉人群砷暴露途径
当人们以受砷污染的水作为农业灌溉水或饮用水水源时,砷元素就有可能通过食物链直接或间接进入人体,进而对健康产生潜在的危害,最终发生急慢性砷中毒现象。毒理学及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长期饮用含砷水会引发神经衰弱、腹泻、呕吐、肝痛等症状,并有可能导致皮肤癌、肺癌、膀胱癌等癌症发病率升高[10-11]。
饮用水是孟加拉人群砷暴露的最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初期,孟加拉人口为1.25×108人,大约有8×106个水井或供水点,其中约1×106个为政府的供水点;1996—1997年,第一次进行大规模调查,测试了4.5×104个供水点;以0.05 mg·L−1标准计,砷超标率约为28%。2001年,DPHE和BGS联合开展砷污染调查,测试水井中砷超标率为27%。孟加拉行政建制的农村基层政权机构乌帕齐拉(U Paci La),辖地约300 km2,有300个左右自然村,人口约2.5×105人。在对272个乌帕齐拉大约4.5×106口水井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水井中砷超标率约为29%;全国调查显示,水井的砷超标率约23%。据统计,孟加拉全国有2.5×109人存在砷中毒风险,且对17 896人的筛查表明,3 695人表现出砷中毒症状,比例高达20.6%。
食物(主食、蔬菜、水果等)等也是孟加拉人群砷污染的重要传播途径。孟加拉水资源总体相对丰富,但在旱季缺水期间,不少地区采用地下水进行农田灌溉。调查显示,岩石中砷含量一般为0.5~2.5 mg·kg−1,土壤中砷含量一般为10~2 470 mg·kg−1。采用含砷地下水灌溉的地区,土壤砷含量可高达83 mg·kg−1,而未被污染的农业表层土中砷浓度平均值为4.64 mg·kg−1[12]。孟加拉国民以大米等为主食,在以含砷地下水为农业灌溉用水时,稻田土壤也被砷污染,导致大米中砷含量升高,从而使得人群砷暴露。调查显示,孟加拉各种主食、蔬菜、水果、海产品等均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砷污染,这增大了人群砷暴露风险。如稻米谷粒和豆类中砷质量分数分别为110~200 μg·kg−1,菠菜和洋葱中砷质量分数分别为200~1 500 和50~200 μg·kg−1,土豆和苹果中砷质量分数分别为30~200 μg·kg−1和50~200 μg·kg−1[13]。
4. 孟加拉政府在饮用水砷污染控制方面的努力
1998年,孟加拉府颁布了国家安全饮用水和卫生政策。之后,还制定了多项相关计划和方案。2004年,孟加拉政府制定了《孟加拉砷污染控制政策和行动方案》(National Policy for Arsenic Mitigation &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Arsenic Mitigation in Bangladesh);2005年,批准了地方政府与城乡发展部(Ministry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Rural Development,LGRD)的部门行动计划(Sector Development Plan, SDP 2005-2015),并于2011年进一步颁布了修订后的行动计划SDP 2011-2025。
根据这些方案,孟加拉政府提出并实施了具体砷污染控制策略:提高公众对砷污染及其危害的认识;采用现场测试试剂盒测定管井水中砷浓度,开展含砷井水普查;采用红色、绿色对有砷或无砷的井水进行标识;对于高砷水井,倡导更换水源或改用其他低砷水井;提供替代的供水方案;砷中毒患者识别与管理等。
孟加拉政府还积极组织实施了砷污染控制的重大项目,如孟加拉供水项目(Bangladesh Water Supply Program Project, BWSPP)、孟加拉农村地区环境卫生与供水工程、国家农村供水项目、孟加拉环境技术认证-除砷技术(Banglades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Verification - Support to Arsenic Mitigation, BETV-SAM)等。过去20多年来,DPHE在全国共安装、提供或分派了大约44.2×104个供水井,其中15.5×104个安装于砷污染地区;实施了300个村级的集中式供水工程,孟加拉政府先后认证许可了6种除砷技术,且安装1.4×104个单户和290个社区除砷过滤器。DPHE后续将在政府相关规划和行动计划支持下,在2.5×105个供水点提供无砷水过滤器。孟加拉大约有3.5×107人受砷污染影响人口,过去25年政府覆盖解决了大约1.6×107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
此外,孟加拉政府还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多个饮用水砷污染控制项目,主要包括SHEWA-B项目和DART项目[13]。1)SHEWA-B项目由英国国际发展部(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推动实施,目的在于提高公众对卫生、安全饮用水认识,并有效控制砷污染。该项目目标是建设2.1×104个新型无砷安全饮用水的供水点,其中安全饮用水源包括深层管井、挖掘井、塘或河水过滤器、雨水池和除砷系统等。项目实施超过5年,覆盖31个区超过1 000个聚居点。2)DART项目由加拿大国际发展局(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资助,在26个砷污染严重且缺乏替代水源的地区实施。截至2008年,该项目共安装近2×104个单户型和50个社区型除砷过滤器,受益人口超过1×105人。
20多年来,孟加拉政府及国际社会对孟加拉砷污染治理开展了大量工作,但从根本上控制砷污染仍任重而道远。2015年,孟加拉颁布“安全无砷饮用水规划”,提出在今后15年逐步解决全国饮用水砷污染问题,预计总投资达2.1×1010美元。然而,尽管全世界针对饮用水除砷技术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缺乏经济、操作方便、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技术[14]。因此,实现“安全无砷饮用水规划”目标对于孟加拉而言,无疑具有重大挑战。
5. 中国科研团队推进孟加拉饮用水除砷扶贫援外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饮用水除砷领域开展了近20年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应用的系统性工作,开发了基于铁锰复合氧化物的非均相氧化-吸附一步法除砷原理、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15-18],形成了针对村镇、城市等不同规模的饮用水除砷工艺原理和系统化方案,完成数十个农村、城镇和城市饮用水除砷工程建设或水厂强化除砷改造工程,相关技术成果被纳入水利部《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范》、住建部《城镇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技术指南》、科技部《水污染治理先进技术汇编》。围绕孟加拉饮用水砷污染重要需求和重大难题,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简称水与环境卓越中心)依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饮用水除砷领域的成果积累,积极推进在孟加拉的饮用水除砷扶贫工作。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多次组织专家团队前往孟加拉与LGRD、DPHE、孟加拉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Bangladesh 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BCSIR)、孟加拉工程技术大学(Bangladesh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BUET)等交流合作,并积极推进孟加拉饮用水除砷援外项目(第一期)。该项目拟采用中国政府援外资金,建设一座处理规模为2×104 t·d−1的除砷水厂。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前期采样实验、技术可行性评估和立项建议与批复等工作,并已报送中国驻孟加拉大使馆。
2018年,DPHE派团访问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总结过去20多年孟加拉在控制砷污染方面的经验、成效与不足,提出在后续工作中希望中国科学院重点协助的几方面工作:1)技术转移,引进经济高效、操作方便、运行稳定的除砷技术和设备;2)系统提出涵盖地下水、地表水、雨水等水源的农村供水可行解决方案;3)提出针对农村、城市砷污染地区可持续性的综合解决方案;4)拓展资金来源,解决城市和农村除砷供水系统的投资缺口;5)提高公众认知,开展骨干人员培训;6)研究和评估地下水资源,在保证水质安全的前提下挖掘地下水潜力。
此外,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积极推进两国科技文化交流,在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见证下,与BUET签订双方合作框架协议,推进包括饮用水除砷合作、建设联合实验室等的全方位合作。BUET大学校长ISLAM Saiful教授受聘担任“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llianc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Organization, ANSO)理事会理事。水与环境卓越中心与BUET联合申请ANSO项目,在孟加拉开展村镇饮用水除砷技术示范。目前,双方的合作已逐渐形成了以解决重大民生问题为导向、以科技文化交流合作为基础、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装备输出为着力点的“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模式。
6. 孟加拉砷污染控制策略与方向
近20年,孟加拉政治稳定,政府积极推进并加快市场化与自由化改革,经济得到高速发展。2005年至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始终保持在6%以上。2018年,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宣布,孟加拉国可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入到发展中国家行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孟加拉解决包括饮用水砷污染在内的重大民生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饮用水砷污染及其健康风险控制为目标,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砷污染控制策略,对于孟加拉在全国范围内解决饮用水安全等民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制定科学合理的砷中毒防治策略,应全面调查含砷水井和饮用水砷暴露人群,综合考虑饮用水、食物等暴露途径,科学评估砷暴露剂量和健康风险,并采用宣教、预防、控制、治疗等不同手段,有效降低人群砷暴露水平、控制砷中毒风险。在饮用水砷污染控制方面,孟加拉应全面加强含砷水井筛查、标识和高砷水井禁用,综合考虑砷以及共存有毒元素控制,适时提高饮用水砷污染物控制标准,积极引进和开发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效、可行稳定适用技术和成套装备,合理推进单户分散式向社区集中式、城乡一体式等饮用水除砷供水模式发展,因地制宜规划利用地下水、雨水和地表水等水资源,分区域统筹保障农村、城市饮用水安全和砷污染控制的实施,积极构建技术、装备、运营、监管、绩效评估等协同的饮用水砷污染控制技术体系与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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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粉煤灰化学组分及熔点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meiting point of fly ash
成分 质量占比 熔点 /℃ SiO2 1.30%~65.7% 1 600~1 700 Al2O3 1.59%~40.1% 2 050 Fe2O3 1.59%~6.2% 1 565 CaO 1.44%~16.8% 2 570 MgO 1.2%~3.7% 2 800 表 2 刚玉球的物性参数
Table 2. Physical parameters of corundum ball
滤料直径/mm 堆积密度/(g·cm−3) 孔隙率 1 2.28 44.6% 2 2.40 38.5% 5 2.52 35.2% -
[1] 林治卿, 袭著革, 晁福寰. 纳米颗粒物毒性效应研究进展[J].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2007, 25(5): 383-386. [2] 李庚达. 煤粉燃烧细颗粒物生成、演化与沉积特性实验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4. [3] 周翔, 隋贤栋, 黄肖容. 高温气体过滤除尘材料的研究进展[J]. 材料开发与应用, 2008, 23(6): 99-102. [4] 张健, 赵创, 王兴云, 等. 颗粒床除尘技术在高温煤气除尘中的工程示范研究[J]. 化肥设计, 2018, 56(4): 5-8. [5] 冯胜山, 许顺红, 刘庆丰, 等. 高温废气过滤除尘技术研究进展[J]. 工业安全与环保, 2009, 35(1): 6-9. [6] 刘会雪, 刘有智, 孟晓丽. 高温气体除尘技术及其研究进展[J]. 煤化工, 2008(2): 14-18. [7] 任建宇. 基于颗粒床除尘器高温实验研究[J]. 节能与环保, 2021(2): 75-76. [8] 单向辉, 刘柏谦, 谭培来, 等. 移动颗粒床除尘器的除尘性能[J]. 环境工程学报, 2017, 11(3): 1698-1706. [9] 杨国华, 周江华. 双层滤料过滤床的压降特性研究[J]. 热能动力工程, 2007(3): 267-269. [10] 黄三. 自带粉体层滤膜的多层滤料颗粒床过滤特性研究[D]. 宁波: 宁波大学, 2012. [11] ORIHUELA M P, GOMEZ-MARTIN A, MICELI P, et al.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of the filtration efficiency and pressure drop of wall-flow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s (DPF) made of biomorphic Silicon Carbide using laboratory generated particles[J].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8, 131: 41-53. doi: 10.1016/j.applthermaleng.2017.11.149 [12] 秦红霞, 何鹏, 宋军涛, 等. 常温下固体颗粒层过滤除尘技术[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06, 28(8): 770-773. [13] 赵建涛. 错流移动颗粒床高温除尘模拟和操作特征分析[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07, 27(14): 18-23. [14] 何鹏, 秦红霞, 宗燕兵, 等. 颗粒床除尘器高温实验研究[J]. 工程科学学报, 2006, 28(11): 1064-1067. [15] 刘鹏, 刘国荣. 滤饼颗粒物性对滤饼特性影响的分析[J]. 过滤与分离, 2009, 19(2): 31-33. [16] FERRER Y, TEMPLIER J C, GONTHIER Y, et al. Study of filter cake formation mechanisms during tangential filtration of dust-laden gases at high temperature[J]. Powder Technology, 2000, 113(1/2): 197-204. [17] 黄伟, 张丽娜, 李真西, 等. 颗粒床高温除尘器的研究及应用[J]. 装备制造技术, 2017(4): 8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