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面源污染(简称“面源污染”)具有影响范围广、作用时间长、隐蔽性强等特点。目前,全球30% ~50%的地表水体受到面源污染的威胁[1-5]。河流生态缓冲带(简称“缓冲带”)是位于天然水体与污染区域之间,对面源污染物具有拦截、渗透、吸附、固化、降解作用的屏障区域[6]。构建缓冲带可实现对面源污染的阻控,还具有较好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实现水土保持等功效。已有学者研究表明,缓冲带对于径流的拦截效率为40%~100%[7-10],因此,缓冲带被认为是阻控营养物和农药等面源污染的最佳管理措施之一[11] 。20世纪80年代,美国自然资源和保护局将缓冲带作为最佳管理措施以减少面源污染带来的影响[12],美国农业部也提出了国家保护缓冲带的倡议[13]。在我国,构建缓冲带逐渐称为缓解城市或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14]。缓冲带坡度、土壤特性、降雨强度、入流污染物的浓度和性质、入流流量、植被属性、规模、土地利用等多种因素均会对污染物的阻控效率产生影响。其中,缓冲带宽度尤为重要。通常,缓冲带宽度适宜与否直接影响其阻控效率的高低。因此,合理确定缓冲带的宽度是有效控制面源污染的关键[15]。在缓冲带的设计过程中,不同因素对其污染物截留效率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数学模型是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工具。
土壤和水评价工具(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SWAT)是常用于模拟面源污染的模型之一,因其模拟效果较好已被广泛应用[16-17]。但SWAT在模拟缓冲带截留效果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即不能模拟地表径流路径,仅考虑了缓冲带宽度对截留效率的影响[18]。植被缓冲带模型(vegetative filter strips modelling,VFSMOD)由MUNOZ-CARPENA等开发[19],该模型已在北美的沿海平原[20]和北卡罗莱纳州皮埃蒙特[21]得到了验证,作者使用当地的自然事件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测试,取得了很好的模拟效果。GHARABAGHI等[22]的研究也表明,模型预测值与入渗量、流出量和泥沙捕集效率的实测值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自模型发布以来,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功能扩展。DOSSKEY等[23]利用该模型探讨了缓冲带面积与水沙截留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阻控可溶性污染物,在更陡峭的坡度、更细的土壤质地和更高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中的覆盖和管理因子(C因子)条件下,需要更大的缓冲带面积。
虽然VFSMOD模型在国外较为成熟,但针对国内的立地条件,对其进行验证、应用的研究仍然很少。本研究采用VFSMOD模型,模拟不同因素对缓冲带截留效率的影响,主要从土壤质地、坡度等方面对缓冲带在特定条件下对径流和沉积物的拦截效果进行模拟,并与现有的缓冲带研究相比较,以期对基于面源污染阻控功能的缓冲带设计提供参考。
-
VFSMOD是一个基于风暴和现场立地条件的模型,主要包括2个部分:一是估算径流汇流区的流量和污染物负荷,二是估算缓冲带对径流流量和污染物负荷的削减量[24]。该模型主要包括4个模块(见图1):1)入渗模块,主要功能为计算土壤中的水量平衡;2)地表径流模块,能计算出入渗土壤表面的径流深度及径流速度;3)污染物输移模块,模拟污染物沿缓冲带的纵向迁移及削减过程;4)颗粒物过滤模块,用于模拟颗粒物沿缓冲带纵向的运移及沉积过程。
-
1)通用参数的确定。VFSMOD通用参数包括8个(见表1)。其中,在中雨条件下,单次降雨量选择25 mm。依据美国农业部给出的曲线号参考指南(第2版)[25],曲线号为88号,其对应的源区条件为农业源区、成排农作物、中等土壤透水性。依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对平坡、缓坡和陡坡的定义,径流坡度分别选择1%、3.5%、9%和30%。根据土壤质地的差别,对土壤侵蚀K因子进行计算;模拟单块径流源区长度选择200 m,面积为0.1 hm2。其他参数选择模型默认推荐值。
2)地表径流参数的确定。模型中地表径流参数包括10个,其中缓冲带宽度设置为3~170 m。缓冲带长度和坡度与径流源区宽度和坡度相同,分别为500 m和1%~30%。其他参数选择模型默认推荐值。参数确定值见表2。
3)模型土壤参数确定。土壤参数共5个(见表3)。其中,根据SAXTON等[26]在土壤质地不同的条件下得到的实验数据确定土壤的饱和导水率,其他参数选择模型默认推荐参数。
4) 缓冲带性能参数。参数值选择依据CHEN等[27]以假俭草为代表性植被的计算结果,其他参数选择模型默认推荐值(见表4)。
5)泥沙特性参数确定。根据土壤质地计算得到泥沙孔隙率,其他数据选择模型默认推荐值(见表5)。
-
不同条件下,缓冲带的截留效率通常由径流截留效率(runoff interception ratio ,RIR)和颗粒物的截留效率(sediment interception ratio ,SIR)表示,分别按式(1)和(2)计算。
式中:V1为缓冲带内径流截流量,m3;V为流入缓冲带内的总径流量,m3。
式中:m1为缓冲带内颗粒物截流量,kg;m为源区进入缓冲带内总的沉积物量,kg。
对于同一条件下,不同宽度缓冲带的SIR和RIR采用公式(3)进行拟合。
式中:y为SIR和RIR;x为缓冲带宽度,m;a和b为拟合参数。
-
土壤可蚀性可定义为“土壤颗粒或集聚体被降雨、径流、表面流、风或霜等侵蚀、分离或转移的敏感性”[28]。影响可蚀性的2个最重要的土壤特性是入渗能力和结构稳定性,这2个参数受土壤性质的影响,如有机质含量、土壤质地、黏土颗粒含量、不透水层厚度等。土壤可蚀性代表着土壤对侵蚀作用的敏感性,用 K 值来定量描述土壤的可蚀性。在缓冲带研究中,鲜有提到土壤可蚀性的差异及其对缓冲带性能的潜在影响。而实际上,土壤可蚀性会影响径流源区输送到缓冲带的泥沙量。K因子采用公式(4)进行估算。
式中:K为土壤可蚀性因子,(kg·N−1)·(h·m−2);TF为质地因子;OM为有机质百分比;SF为结构因子;PF为渗透因子。
如图2所示,K因子变大,土壤可蚀性增强,缓冲带泥沙输入量变大。其中,粉质壤土、砂质黏壤土等的K因子较大,缓冲带泥沙输入量也最大。在缓冲带设计中,要充分考虑泥沙输入量增大对缓冲带截留效果的影响,对于泥沙输入量大的土壤,需要定期对淤积在缓冲带内的泥沙进行清理,避免大量泥沙堆积,从而造成对内径流流动均匀性的影响,进而降低缓冲带对污染物的削减效率。
-
土壤质地和结构对缓冲带阻控氮磷营养物向地表水迁移有较大影响[29-32]。许多学者研究了不同形态的氮磷在不同质地土壤中的吸附规律和特性,而系统地研究土壤质地、结构或组成对缓冲带截留效率的影响仍鲜见报道[33]。
土壤质地直接影响土壤的渗透性能,进而影响缓冲带的截留效果。在渗透能力强的土壤上,缓冲带的地表径流产生潜力最低。BARFIELD等[34]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壤中硝酸盐、氨氮和可溶性磷的截留效率与土壤入渗量呈显著相关。利用VFSMOD模型进行模拟(见图3)的结果表明,当坡度为3.5%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土壤质地的土壤中沙粒含量越高,其渗透能力越强,拦截效率越高,对径流的截留能力就越强。如图4所示,对于50 m宽的缓冲带,渗透性较好的沙壤土和壤质细沙的径流截流效率超过90%。而土壤质地对SIR的影响并不大,其截留效率均可达到近100%。对于5 m和10 m宽的缓冲带,土壤质地对颗粒物的截留效率有较大影响,其中壤土的SIR最差,黏壤土次之。
在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应用公式(3)对不同宽度缓冲带的RIR进行拟合,拟合方程参数见表6,拟合曲线如图5所示。方程拟合系数均大于0.97,说明方程与公式(3)拟合程度高。当坡度为3.5%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土壤质地、缓冲带宽度对RIR的影响规律不同。对砂质黏壤土、粉质黏壤土、壤土和黏土而言,壤土的径流截留效果最好,黏土的截留效率最差。随着缓冲带宽度的增加,砂质黏壤土、粉质黏壤土和壤土的径流截留效率先急速上升,后基本保持不变;而黏土径流截流效率基本呈线性均匀增加。当RIR达到60%时,砂质黏壤土、粉质黏壤土、壤土和黏土构成的缓冲带所需宽度为109.2、114.6、50.6和128.7 m。土壤质地对SIR的影响小,10 m宽缓冲带的SIR可达99%以上。
实际上,由于土地利用空间的限制,并不能构建很宽的缓冲带。当主要目标为颗粒物时,10 m宽的缓冲带可达到90%以上的截留效率;当主要目标为溶解性污染物时,将缓冲带宽度增至50~70 m,可达到40%以上的截留效率。
-
随着坡度的增加,地表径流流速会变大,径流入渗时间会减少,缓冲带的颗粒物截留效率会降低[35]。坡度较陡的径流会对地表土壤产生剪切冲刷力,导致土壤侵蚀,从而降低缓冲带对颗粒物和污染物的削减效率。图6反映了以壤土和粉质黏壤土为例(其他模型参数相同),不同坡度对SIR的影响。当以坡度为单一变量时,随着坡度的增加,SIR不断下降。具体而言,当坡度从1%增至4%时,SIR下降较慢。这与DARCH等[29]的研究一致,即当坡度增加(1.75%~3.49%)时,活性磷、非活性磷和总磷的截留率并无差异。只有当坡度增加,且水流强度超过特定阈值时,坡度才是影响缓冲带捕集效率的重要因素。坡度从4%到12%时,SIR快速下降;坡度从13%增至20%时,尽管SIR仍在下降,但下降幅度明显放缓。这说明坡度很大时,坡度增加对SIR的影响已很小。
采用公式(3)拟合的曲线,其拟合度(R2)均大于0.993,其他参数见表7。如图7(a)所示,在缓冲带宽度较小的情况下,坡度对RIR的影响很小。这可能是由于宽度较窄的缓冲带内径流量大,缓冲带RIR较差,无法对径流起到有效拦截作用。当坡度从1%升至3.5%时,RIR下降较快。坡度从3.5%升至9%,RIR下降幅度变小;坡度从9%升至30%时,RIR下降幅度变大。整体而言,坡度上升会使缓冲带RIR下降,当坡度升至一定程度后,下降幅度则放缓。如图7(b)所示,不同坡度条件下SIR的差别较大,坡度越大颗粒物截留效果越差。当缓冲带宽度超过30 m时,坡度对SIR的影响很小。
在土壤质地为壤土,坡度为1%、3.5%、9%和30%的条件下,要达到60%的RIR,缓冲带宽度分别为43.9、50.6、52.9和68.8 m;要达到80%的RIR,缓冲带宽度分别需要74.6、87.6、95.6 m。进一步地,当缓冲带宽度小于40 m时,其RIR快速上升;缓冲带宽度大于40 m时,随着其宽度的增加,RIR上升趋势明显放缓。
-
图8反映了当土壤质地为壤土时,在坡度为3.5%,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径流源区长度对截留效率的影响。当径流源区长度增大,则RIR和SIR均会下降。随着径流源区长度的增大,SIR无明显拐点。当径流源区长度小于200 m时,无论是10 m宽还是50 m宽的缓冲带,其SIR均大于95%。而RIR随径流源区长度的增大,其变化存在明显拐点。当径流源区长度小于500 m时,RIR快速下降;当径流源区长度大于500 m,RIR小于50%;随径流源区长度继续增大,RIR下降幅度减小。其可能原因是:径流源区长度越长,汇入缓冲带的径流量增大,导致缓冲带的截留效率下降。
-
1)在不同的立地条件下,缓冲带对径流和污染物的阻控效率有很大差别。影响缓冲带污染物截留效率的最主要因素是坡度和土壤质地等因素,其决定了缓冲带的设计宽度。要达到相同水平的截留效率,截留溶解态污染物的缓冲带宽度要大于截留颗粒态污染物所需的缓冲带宽度。
2)缓冲带泥沙输入量与K因子相关。粉质壤土、砂质黏壤土的泥沙输入量大,需要定期对淤积在缓冲带内的泥沙进行清理,避免缓冲带内大量的泥沙堆积,影响缓冲带内径流流动的均匀性,进而降低缓冲带污染物的截留效率。坡度越大,RIR和SIR越小。不同的土壤质地对缓冲带截留效率有较大影响。实际上,由于土地利用空间限制,并不能构建很宽的缓冲带。
3)当以截留颗粒物为主要目的时,10 m宽的缓冲带截留效率为大于90%。当以截留溶解性污染物为主要目的时,将缓冲带宽度增至50~70 m,可达到40%以上的截留效率。土壤质地为壤土时,在坡度为3.5%、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径流源区长度上升,RIR和SIR均会下降。
基于VFSMOD模型的不同情景下河流生态缓冲带的截留效果模拟
VFSMOD model-based simulation of interception by ecological buffer zone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
摘要: 采用植被缓冲带模型(VFSMOD)对不同情景下河流生态缓冲带(简称“缓冲带”)的截留效果进行了模拟,考察了土壤可蚀性、土壤质地、坡度、径流源区长度、缓冲带宽度等对缓冲带拦截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 随着土壤可蚀性因子(K因子)变大,土壤可蚀性增强,缓冲带泥沙输入量变大;坡度变大,拦截效率下降,在坡度分别为1%、3.5%、9%和30%的条件下,达到60%的径流截留效率(RIR),缓冲带的宽度分别需要43.9,50.6,52.9和68.8 m;当RIR达到60%,砂质黏壤土、粉质黏壤土、壤土和黏土所需缓冲带的宽度为109.2、114.6、50.6、128.7 m;径流源区长度越长,缓冲带拦截效率越低。上述模拟结果可为缓冲带的设计提供参考。Abstract: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ter pollution source all over the world because of its complex process and wide range of influence. As one of the best management measures (BMPs)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cological buffer zone (EBZ) has become a widely acknowledged solution. In this paper, the VFSMOD mode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buffer zone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The influence of soil erodibility, soil texture, slope, length of runoff source area and width of buffer zone on the interception effect of ecological buffer zone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il erodibility increased with the K factor, causing the increase of the silt input into the buffer zone. The greater the gradient, the lower the interception efficiency was. With the gradient of 1%, 3.5%, 9% and 30%, the width of EBZ was 43.9, 50.6, 52.9 and 68.8 m, respectively, for reaching RIR of 60%. At the same RIR, the width of EBZ was 109.2 m for sandy clay loam, 114.6 m for silty clay loam, 50.6 m for loam and 128.7 m for clay. The longer the length of runoff source area, the lower the interception efficiency of buffer zone wa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ecological buffer zone.
-
随着污水排放总量不断增加,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改造已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改善水生态环境、居民安全健康生活的重要保障[1]。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了《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污水排放标准整体提高。为紧跟国家整体要求,区域性的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实施方案相继印发。针对COD、TN、NH3-N、TP等主要污染物,越来越多的地区制定了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Ⅳ类或Ⅲ类指标值相配套的排放标准[2]。为提高污水处理的系统效能,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众多二级污水处理厂面临着提标改造的问题,尤其是接纳高比例工业废水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新的排放标准出台后,对工业废水处理工艺的升级改良提出了新的要求[3]。
工业废水的特点主要有毒性大、可生化性较差、难降解、污水冲击负荷较高、有机污染物复杂多变等[4-6]。因此,如何在二级生化出水后,通过升级改造来提升工业废水中难降解有机物的可生化性,实现对其高效去除,现已成为行业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7-8]。针对湖南省某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比例高、水质水量变化大、可生化性差的特点,通过工艺比选及可行性分析,提出以“臭氧催化氧化-生物活性炭滤池(O3-BAC)”工艺作为难降解有机物去除技术的升级改造设计方案。O3-BAC工艺早期在微污染水源的给水处理中已有大规模的工程应用[9-10],目前已逐渐将该工艺引入污废水的深度处理领域,但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机理探讨及中试研究阶段[11-12],涉及工程设计及应用案例的研究较少。本提标改造工程的顺利实施,可为O3-BAC工艺应用于接纳难生物降解工业废水为主的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提供参考。
1. 工程概况
本研究以湖南省某城镇污水处理厂为工程案例。该污水处理厂始建于2015年7月,一期工程处理规模为1.0×104 m3·d−1,占地约合3.2×104 m2,主要处理附近的工业园区废水及所在片区生活污水。污水处理采用“水解酸化池+AAO+高效沉淀池+纤维转盘滤布滤池”工艺,原设计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标准。产出的污泥采用“污泥浓缩+板框压滤机脱水”工艺处理,设计出泥含水率≤80%。
该污水处理厂进水中,工业废水所占比例高达80%,生活污水仅占20%。工业园区内以纺织企业、中药制造企业、塑料制造企业居多,其中印染废水量约占废水总量的60%。目前,污水处理厂接近满负荷运行,2019年日平均污水处理量约8 000 m3·d−1。由于园区内企业尚未完全进驻,污水管网还在持续建设中,预期今后污水量还将进一步增加。随着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的颁布实施,湖南省于2019年施行《湖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3/T 1546-2018),主要污染物(COD、TN、NH3-N、TP)排放限值要求提高,导致原处理工艺对难降解COD去除能力不足,出水难以满足新的排放标准,故存在升级改造的迫切需求。
2. 污水处理厂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原设计进、出水水质及工艺流程
污水处理厂原设计的出水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标准,具体进、出水水质见表1。
表 1 原设计进、出水水质Table 1. Influent and effluent of the original designmg·L−1 设计取样口 COD BOD5 SS TN NH3-N TP 进水口 ≤400 ≤180 ≤200 ≤30 ≤20 ≤5 出水口 ≤50 ≤10 ≤10 ≤15 ≤5(8) ≤0.5 注:括号外数值为水温大于12 ℃时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污水处理厂原来采用“水解酸化+AAO”工艺(流程见图1)。对于污泥处理,将污泥浓缩后,采用板框压滤机脱水工艺进一步处理。
2.2 现有工艺运行情况
污水厂2019年全年的运行数据情况见表2。在未满负荷运行的前提下,出水COD约为37 mg·L−1,TN基本小于10 mg·L−1。其中,NH3-N、TP、SS进水浓度较低,处理难度相对较低,出水水质均较好,均维持在较低水平,NH3-N约为1 mg·L−1,TP基本小于0.2 mg·L−1,SS小于5 mg·L−1。污水处理厂现状运行出水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标准。
表 2 2019年实际进、出水水质Table 2.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luent and effluent in 2019mg·L−1 日期 COD BOD5 NH3-N TN TP SS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2019年1月 471.89 45.58 136.85 4.35 16.84 1.18 21.15 8.19 0.68 0.13 33.90 2.61 2019年2月 273.70 37.11 76.64 4.68 16.43 1.06 22.64 8.56 0.95 0.08 43.43 3.75 2019年3月 402.19 41.92 120.66 5.52 13.91 2.58 20.90 9.29 0.87 0.27 40.84 4.16 2019年4月 519.88 45.92 141.83 5.27 11.76 2.33 20.21 9.35 0.86 0.31 37.87 2.97 2019年5月 176.96 26.35 60.17 3.86 5.79 1.19 11.12 6.78 0.62 0.16 38.90 3.68 2019年6月 210.27 34.11 67.29 3.55 3.65 0.35 7.47 7.40 0.28 0.16 37.53 3.10 2019年7月 192.91 28.03 63.66 4.13 3.26 0.28 5.92 4.97 0.56 0.14 62.42 3.52 2019年8月 184.44 32.05 55.33 4.82 3.14 0.29 5.82 5.41 0.38 0.25 63.97 3.74 2019年9月 445.49 42.11 129.26 4.56 13.05 0.20 19.58 4.46 0.36 0.09 71.93 2.15 2019年10月 469.89 44.01 132.25 3.47 13.21 0.13 20.06 3.46 0.39 0.16 89.44 4.74 2019年11月 297.29 31.82 89.19 3.68 9.45 0.59 14.17 7.60 0.30 0.09 63.86 4.53 2019年12月 384.18 40.44 111.41 3.85 15.06 0.76 21.13 7.24 0.31 0.11 76.86 3.83 平均值 335.76 37.45 98.71 4.31 10.46 0.91 15.85 6.89 0.55 0.16 67.58 3.57 实际95%概率浓度 582.47 47.28 158.16 5.89 18.12 1.93 24.67 10.36 1.03 0.35 95.24 4.55 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 ≤50 ≤10 ≤5(8) ≤15 ≤0.5 ≤10 注:95%概率浓度指95%的测定结果小于等于的临界值。 2.3 现工艺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进水工业废水比例高,传统生化工艺在未满负荷运行时COD出水已接近标准临界,不达标风险高。
该厂受工业企业排污影响较大,水质和水量波动较大,[BOD5]/[COD]<0.3,污水生化性差。根据表2数据,虽然进水TN、NH3-N、TP 、SS处在较低水平,出水浓度优于一级A标准,但进水COD指标超标频率较高。2019年实际进水95%概率浓度为582.47 mg·L−1,其中5个月的平均进水浓度超标(>400 mg·L−1),尤其是4月份超标较严重,平均进水浓度达519.88 mg·L−1,超标近30%。工业废水中,对 COD 指标贡献较大的多为含不饱和键、难生物降解的大分子有机物,在进水COD严重且频繁超标的情形下,由于污水处理厂尚未满负荷水量运行(<1.0×104 m3·d−1),HRT较长,调控空间较大,但实际95%概率出水浓度已达47.28 mg·L−1,已接近一级A排放标准的临界浓度(50 mg·L−1)。可见,传统生化处理工艺很难进一步处理水中有机物。随着工业园区企业的入驻,进水水量达满负荷后,难降解有机物的处理难度会随之增大,出水COD不达标风险较高。
2)新的地方标准施行后,原工艺设计对难降解有机物的去除能力已无法满足新的排放标准。2019年3月,湖南省施行《湖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3/T 1546-2018),主要水污染物中的COD、NH3-N排放浓度限值均较《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排放标准有所提高(该厂位于非生态环境敏感区,执行二级排放标准)(如表3所示)。结合污水处理厂目前运行中出水95%概率浓度,NH3-N的出水浓度可以满足提标后的要求。结合表2和表3进行分析,现在的出水COD仅能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排放标准,虽然部分月份出水浓度<40 mg·L−1,但实际出水COD的95%概率浓度为47.28 mg·L−1已超出新的地方标准规定的40 mg·L−1。可见,原工艺对难降解有机物的处理能力不足,无法实现100%稳定达标。
表 3 主要污染物排放值及限值对比Table 3. Comparison of discharge limit s of the main pollutants in effluentmg·L−1 项目 COD TN NH3-N TP 实际95%概率出水 47.28 10.36 1.93 0.35 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 ≤50 ≤15 ≤5(8) ≤0.5 DB 43/T 1546-2018二级标准 ≤40 ≤15 ≤3(5) ≤0.5 注:括号外数值为水温大于12 ℃时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 ℃时的控制指标。 综上所述,在进水难降解有机物质量浓度(以COD计)较高和出水标准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原工艺流程对难降解有机物的去除能力已无法实现出水COD指标的100%稳定达标,需要对污水处理厂原有生化工艺进行升级改造设计。因此,考虑增加合适的高级氧化工艺对难降解有机物进行深度处理,以确保出水COD指标能够满足提标要求。
3. 提标改造工艺的选择及可行性分析
本案例的污水处理厂进水中,工业废水比例较高,难降解有机物浓度高,原工艺难以处理。在进行工程设计前,需要增加针对难降解COD高效去除的高级氧化工艺,并通过现场试验分析工艺的可行性,使二级出水COD浓度进一步降低,以满足新的排放标准。
3.1 提标改造工艺的选择
目前,常用的难降解有机物高级氧化工艺主要为电化学氧化[13]、芬顿氧化[14]、臭氧(O3)催化氧化工艺等[15]。电化学氧化的缺点是反应过程较复杂、电耗较高,相关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推理和小试阶段,效率难以提高[16];芬顿试剂仅在酸性条件下发生作用,操作难度大,其深度矿化有机物的能力有限且药剂成本高,而且产生污泥较多[17]。相对于电化学氧化法和芬顿氧化法,臭氧催化氧化工艺设备少、适用pH宽泛、投资省、运行费用低,且不会产生大量污泥,是良好的化学氧化法[18]。此外,经过臭氧催化氧化后有机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可生化性增强,更易于被分解去除。
针对本项目含有高比例难降解有机物的工业废水,臭氧催化氧化可将长链有机物转化为短链有机物,但不能进一步矿化使其完全分解,必须加大投加量才能有效降低COD,这导致水处理成本增加。因此,为了节约投资和运营成本,臭氧更适宜与生化处理技术配合联用。相对于BAF、MBR等传统生化深度处理工艺,生物活性炭滤池(biological activated carbon filter,BAC)在发挥吸附功能的同时兼具生物降解的作用,且活性炭对有机物的吸附具有普遍性,将其吸附后更容易被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群利用分解,污染物去除效果明显、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19]。
因此,本提标改造工程拟采用臭氧催化氧化与生物活性炭滤池(O3-BAC)结合的高级氧化工艺。在利用臭氧提高难生物降解废水的可生化性后,再通过生物活性炭滤池,将微生物降解和活性炭物理化学吸附作用进行联合,实现生物降解和吸附废水中的残存有机物,进一步降低污水中的COD[20]。
3.2 工艺可行性分析
为充分评估臭氧催化氧化-生物活性炭滤池组合工艺实现出水达标的可行性,优化臭氧对有机物氧化去除的投配比,取高密度沉淀池出水作为原水水样进行了中试实验分析,中试装置示意如图2所示。水样经进水泵提升进入臭氧氧化柱,臭氧氧化柱出水流入生物活性炭滤池。臭氧氧化柱和生物活性炭滤池都采用下向流,臭氧和鼓风曝气采用上向流,气水逆向(臭氧氧化柱尾气经集中收集,经破坏分解后排放)。臭氧氧化柱内填装负载催化剂的直径为2~4 mm的陶粒填料,生物活性炭滤池填装直径为6~8 mm的活性炭滤料。臭氧催化氧化和生物活性炭滤池反应HRT均约1 h,该工艺系统在生物活性炭滤池挂膜完成后进行臭氧投加量优化调试。
由于高密度沉淀池出水COD为35~47 mg·L−1,为确定本系统的最佳臭氧投加量,设定O3-BAC工艺系统的臭氧投加量依次为10 ~30 mg·L−1,各种条件下稳定运行3 d,每天监测中试系统进出水的COD并计算去除率(结果如图3所示),COD的平均去除率对应为9.50%~40.97%。COD的平均去除率随着臭氧投加量增加而递增,出水COD整体小于40 mg·L−1。当臭氧投加量由20 mg·L−1增至25 mg·L−1时,出水平均COD由31.60 mg·L−1降至27.35 mg·L−1,平均去除率增加6.84%;但当臭氧投加量由25 mg·L−1增至40 mg·L−1时,出水COD仅下降2.94 mg·L−1,去除率仅增加6.76%。当臭氧投加量超过25 mg·L−1后,出水COD基本趋于稳定,约为27 mg·L−1。此时的臭氧投加量对COD去除率的影响很小,因此,当臭氧投加过量时,无法使有机物完全矿化使后续生物降解,反而会增加运营成本,这与文献报道一致[21-22]。
本项目臭氧投加量与二级出水COD的去除量平均比值为2.0~2.5,故臭氧投加量控制在25 mg·L−1以下较合理。已有多项工程实践表明,应用负载型臭氧催化工艺时,臭氧和COD反应的药剂质量比约为1~3[23],这与本项目获得的结论基本吻合。本项目的提标要求为:COD由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的50 mg·L−1降至40 mg·L−1,故需要至少去除10 mg·L−1,去除率需达到20%以上。结合实验结果分析,同时考虑降低将来的实际运营成本,考虑将本项目的设计臭氧投加量最大为25 mg·L−1。因此,原二级出水通过“臭氧催化氧化-生物活性炭滤池”(O3-BAC)工艺进一步处理后可实现在较低运行成本下满足出水水质的要求。
4. 提标改造工程设计及应用
4.1 提标改造工艺流程
结合高级氧化工艺选择和可行性分析的结果,以及现有工艺情况,确定改造后深度工艺处理流程为“高密度沉淀池+臭氧催化氧化池+生物活性炭滤池+纤维转盘滤池”,具体工艺流程见图4。改造后增加的主要构筑物为臭氧催化氧化池及配套臭氧制备间、生物活性炭滤池及配套鼓风机。改造后的工艺较原工艺将进一步提升对COD和NH3-N的去除效果,使其满足新的出水标准。
4.2 主要构筑物设计参数
臭氧催化氧化-生物活性炭滤池构筑物的工程设计结合中试分析O3氧化的最佳投配比,以及臭氧催化氧化柱和生物活性炭滤池的运行情况,并依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2016版)和《生物滤池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14-2012),确定工艺参数如下。
1)臭氧催化氧化-生物活性炭滤池。为节省土地,臭氧催化氧化池和生物活性炭滤池采用合建式,新建构筑物1座,整体尺寸为36.0 m×23.0 m×7.5 m,分为2组,每组处理水量5 000 m3·d−1。
臭氧催化氧化池池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每组分为2格,共计4格,每格面积36 m2(8.0 m×4.5 m),总池高7.5 m,设计臭氧投加量为25 mg·L−1,接触反应时间约为0.95 h。池内共填装432 m3陶粒催化剂,填充高度为3.0 m,催化剂下层敷设300 mm厚的鹅卵石承托层。催化剂以一种或多种过渡稀有金属(主要为镧、铈、镨、钕等稀土金属)氧化物为活性金属组分,负载于直径为3~4 mm的陶粒上,经掺杂、挤压高温焙烧等多种工艺工序精制而成,催化剂池底布设直径为150 mm的钛板臭氧曝气盘。臭氧催化氧化池顶设置2套尾气破坏器,以防止臭氧溢出。
生物活性炭滤池池体与臭氧催化氧化池合建,每组分为2格,共计4格,每格面积36 m2(8.0 m×4.5 m),总池高7.5 m,有效水深为3.0 m,空床停留时间为0.95 h,水力负荷为2.9 m3·(m2·h)−1,气水比约为4∶1。滤池冲洗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模式,气洗强度为15 L·(m2·s)−1;气水联合冲洗时,气洗强度为15 L·(m2·s)−1,水洗强度为4 L·(m2·s)−1;单独水洗强度为5 L·(m2·s)−1。
滤池滤料深度为3.0 m,分2层敷设,上层敷设深度2.5 m、直径6~8 mm的活性炭滤料,下层敷设深度0.5 m、直径2~4 mm 的石英砂滤料。滤料底层敷设300 mm厚鹅卵石承托层。主要设备配置为曝气鼓风机3台(2用1备),体积流量7 m3·min−1,风压为0.07 MPa;反冲洗系统设配套反冲洗水泵2台(1用1备),流量为650 m3·h−1,扬程为13 m;反洗风机2台(1用1备),流量为32.5 m3·min−1,风压为0.07 MPa。
2)臭氧发生间。新建臭氧发生间1座,采用氧气源,为池体提供臭氧,采用框架结构,整体尺寸13.5 m×13.5 m×8.0 m。臭氧发生器配备2台(1用1备),设计臭氧投加量为12 kg·h−1。发生间附属配套循环冷却水系统和液氧站1座(10.0 m×8.5 m)。液氧站配备液氧储罐(5.0 m3)2台,配套汽化器、调压阀、卸料泵等。
5. 工程投资及预期效果
臭氧催化氧化-生物活性炭滤池系统(臭氧催化氧化-生物活性炭滤池、臭氧制备间、液氧站等)工程总投资1 051.4×104 元,其中工程直接费用(含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费)为 821.0×104 元,工程其他费用(含设计费、咨询费、监理费、环评费、工程管理费、调试费等)为131.4×104 元,建设期利息为51.4×104 元,预备费为47.6×104 元,折合建设吨水投资1 051.4 元·m−3。
新增臭氧催化氧化-生物活性炭滤池系统的单位生产成本为0.67元·m−3(不含人工、折旧、维修等费用),其中电费为0.39元·m−3,液氧费用为0.28元·m−3。经理论和中试分析,项目建成投运后,出水指标可以满足湖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3/T 1546-2018)的要求,预计该污水处理厂改造后的各项出水指标的达标率为100%,相对原工艺流程和排放标准,每年可多削减COD排放量36.5 t,NH3-N排放量7.3 t,将进一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切实改善和提升周围生态环境。
-
表 1 通用参数的相关内容
Table 1. General parameter determination
总降雨量/mm 降雨持续时间/h 曲线号 风暴类型 径流源区长度/m 径流源区坡度 径流源区面积/hm2 土壤侵蚀K因子/((kg·N−1)·(h·m−2)) 25 1 88 II 200 1~30 10 推荐值 表 2 地表径流参数
Table 2. Surface runoff parameters
宽度/m 长度/m 计算节点数 时间加权系数 算法选择标记 库朗数 迭代次数 输出要素标记 各段曼宁系数/(s·m−1/3) 各段坡度/% 3~170 500 57 0.5 3 0.8 350 1 0.4 1~30 注:库朗数为调节计算的稳定性与收敛性的参数;曼宁系数为反映管渠壁面粗糙情况对水流影响的参数。 表 3 土壤参数
Table 3. Soil parameters
土壤饱和导水率/(m·s−1) 湿润峰处平均吸力/m 土壤初始含水率 土壤饱和含水率 最大表面贮水量/m 推荐值 推荐值 推荐值 推荐值 0 表 4 缓冲带性能参数
Table 4. Ecological buffer zone parameters
过滤介质茎杆间距/cm 过滤介质修正糙率/(S·cm−1/3) 过滤介质高度/cm 泥沙淤满过滤带后裸露表面的糙率/(S·cm−1/3) 沉积楔坡度及表面糙度变化反馈标记 1.35 0.016 15 0.02 1 表 5 泥沙过滤模型泥沙特性参数
Table 5. Sediment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sediment filtration model
入流泥沙浓度/(g·cm−3) 入流泥沙颗粒分级数 入流泥沙的中值粒径/cm 沉积泥沙的孔隙率 入流泥沙粗沙百分数 泥沙密度/(g·cm−3) 推荐值 7 推荐值 推荐值 0.50% 推荐值 表 6 不同土壤质地径流截留效率的拟合方程参数
Table 6. Fitting results of runoff interception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soil texture
土壤质地 a b 调整后R2 砂质黏壤土 110.359±6.808 7.36±3.57×10-4 0.976 3 粉质黏壤土 117.875±8.399 0.006 35±6.82×10-4 0.989 5 壤土 99.384±1.142 0.016 92±4.58×10-4 0.996 5 黏土 116.378±11.335 0.005 7±7.975×10-4 0.985 0 注:a和b为式(3)中的拟合参数。 表 7 不同坡度径流拦截效率拟合方程
Table 7. Effect of widths of and ecological buffer zones with different slopes on runoff delivery ratio
坡度 a b 调整后R2 1 104.475±1.082 0.197±5.826×10-4 0.993 3.5 100.928±0 0.016 5±3.9 0.996 9 91.130±0.863 0.193±4.829×10-4 0.995 30 77202±0.519 0.019 9±3.855×10-4 0.997 注:a和b为式(3)中的拟合参数,式(3)为 。y=a(1−e−bx) -
[1] KRONVANG B, GRAESBOLL P, LARSEN S E, et al. Diffuse nutrient losses in Denmark[J].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6, 33(4/5): 81-88. [2] 王立, 马放, 吴洁婷, 等. 基于菌根技术的“三段式”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研究展望[J]. 中国给水排水, 2013, 29(6): 6-10. doi: 10.3969/j.issn.1000-4602.2013.06.002 [3] LIU G D, WU W L, ZHANG J.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f agriculture-derived nitrate nitrogen in groundwater in northern China[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5, 107(2/3): 211-220. doi: 10.1016/j.agee.2004.11.010 [4] GUO W X, FU Y C, RUAN B Q, et al.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he Yongding River Basin[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4, 36: 254-261. doi: 10.1016/j.ecolind.2013.07.012 [5] PIVOKONSKY M, NACERADSKA J, KOPECKA I, et al. The impact of algogenic organic matter on water treatment plant operation and water quality: A review[J]. Critical Review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46(4): 291-335. doi: 10.1080/10643389.2015.1087369 [6] ARORA K, MICKELSON S K, BAKER J L, et al. Herbicide retention by vegetative buffer strips from runoff under natural rainfall[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1996, 39(6): 2155-2162. doi: 10.13031/2013.27719 [7] ABU-ZREIG M, RUDRA R P, LALONDE M N, et al.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runoff reduction and sediment removal by vegetated filter strips[J].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004, 18(11): 2029-2037. doi: 10.1002/hyp.1400 [8] CHEN H, GRIENEISEN M L, ZHANG M. Predicting pesticide removal efficacy of vegetated filter strips: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6, 548-549: 122-130. doi: 10.1016/j.scitotenv.2016.01.041 [9] DORIOZ J M, WANG D, POULENARD J, et al. The effect of grass buffer strips on phosphorus dynamics: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as a basis for application in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in France[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6, 117(1): 4-21. [10] CHAUBEY I, EDWARDS D R, DANIEL T C, et al. Effectiveness of vegetative filter strips in controlling losses of surface-applied poultry litter constituents[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1995, 38(6): 1687-1692. doi: 10.13031/2013.27995 [11] WANG L M, WANG Y H.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dvances on vegetative filter strip[J].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08, 19(9): 2074-2080. [12] YU C, DUAN P, YU Z, et al. Experimental and model investigations of vegetative filter strips for contaminant removal: A review[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9, 126: 25-36. doi: 10.1016/j.ecoleng.2018.10.020 [13] DUCROS C M, JOYCE C B. Field-based evaluation tool for riparian buffer zones in agricultural catchments[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3, 32(2): 252-267. doi: 10.1007/s00267-003-2913-x [14] 李怀恩, 邓娜, 杨寅群, 等. 植被过滤带对地表径流中污染物的争化效果[J].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7): 81-86. doi: 10.3969/j.issn.1002-6819.2010.07.014 [15] 钱进, 王超, 王沛芳, 等. 河湖滨岸缓冲带净污机理及适宜宽度研究进展[J]. 水科学进展, 2009, 20(1): 139-144. doi: 10.3321/j.issn:1001-6791.2009.01.023 [16] 赖格英, 于革. 太湖流域营养物质输移的模拟评估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35(2): 140-144. [17] 秦耀民, 胥彦玲, 李怀恩. 基于SWAT模型的黑河流域不同土地利用情景的非点源污染研究[J]. 环境科学学报, 2009, 29(2): 440-448. doi: 10.3321/j.issn:0253-2468.2009.02.031 [18] 李冉. 浅层地下水对植生滤带削减面源氮磷污染物的影响及VFSMOD-W模型模拟研究 [D].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 2019. [19] MUÑOZ-CARPENA R, ZAJAC Z, KUO Y M. Global sensitivity and uncertainty analyses of the water quality model VFSMOD-W[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2007, 50(5): 1719-1732. doi: 10.13031/2013.23967 [20] MUÑOZ-CARPENA R, PARSONS J E, GILLIAM J W. Numerical approach to the overland-flow process in vegetative filter strips[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1993, 36(3): 761-770. doi: 10.13031/2013.28395 [21] MUNOZ-CARPENA R, PARSONS J E, GILLIAM J W. Modeling hydrology and sediment transport in vegetative filter strips[J]. Journal of Hydrology, 1999, 214(1/2/3/4): 111-129. [22] GHARABAGHI B, RUDRA R P, WHITELEY H R, et al. Improving Removal Efficiency of Vegetative Filter Strips [M]. St Joseph: Americ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s, 2000: 1-11. [23] DOSSKEY M G, HELMERS M J, EISENHAUER D E. A design aid for sizing filter strips using buffer area ratio[J].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1, 66(1): 29-39. doi: 10.2489/jswc.66.1.29 [24] LIM K J, PARK Y S, KIM M K, et al. Design of vegetative filter strip using web-based system with groundwater table and pesticide degradation analysis modules[J].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18, 23(2): 10. [25] DOSSKEY M G, HELMERS M J, EISENHAUER D E. A design aid for determining width of filter strips[J].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08, 63(4): 232-241. doi: 10.2489/jswc.63.4.232 [26] SAXTON K E, RAWLS W J. Soil water characteristic estimates by texture and organic matter for hydrologic solutions[J].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2006, 70(5): 1569-1578. doi: 10.2136/sssaj2005.0117 [27] CHEN Z Q, STORM D E, SMOLEN M D, et al. Prioritizing nonpoint-source phosphorus loading using a grass-modeling system[J]. Water Resources Bulletin, 1994, 30(4): 589-594. doi: 10.1111/j.1752-1688.1994.tb03313.x [28] MCINTOSH P, LAFFAN M. Soil erodibility and erosion hazard: Extending these cornerstone soil conservation concepts to headwater streams in the forestry estate in Tasmania[J].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005, 220(1/2/3): 128-139. doi: 10.1016/j.foreco.2005.08.010 [29] DARCH T, CARSWELL A, BLACKWELL M S A, et al. Dissolved phosphorus retention in buffer strips: Influence of slope and soil typ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2015, 44(4): 1216-1224. doi: 10.2134/jeq2014.10.0440 [30] YANG F, YANG Y, LI H, et al. Removal efficiencies of vegetation-specific filter strips on nonpoint source pollutants[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5, 82: 145-158. doi: 10.1016/j.ecoleng.2015.04.018 [31] MILLER J J, CURTIS T, CHANASYK D S, et al. Effectiveness of soil in vegetated buffers to retain nutrients and sediment transported by concentrated runoff through deep gullies[J]. Canadi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2016, 96(2): 154-168. doi: 10.1139/cjss-2015-0038 [32] HARMEL R D, PAMPELL R, GENTRY T, et al. Vegetated treatment area (VTAs) efficiencies for E. coli and nutrient removal on small-scale swine operations[J]. Internation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search, 2018, 6(2): 153-164. doi: 10.1016/j.iswcr.2018.02.002 [33] PROSSER R S, HOEKSTRA P F, GENE S, et al. A review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vegetated buffers to mitigate pesticide and nutrient transport into surface waters from agricultural area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 261: 110210. [34] BARFIELD B J, BLEVINS R L, FOGLE A W, et al. Water quality impacts of natural filter strips in karst areas[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1998, 41(2): 371-381. doi: 10.13031/2013.17187 [35] JIN C X, ROMKENS M J M.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factors in determining sediment trapping in vegetative filter strips[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2001, 44(2): 277-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