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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反应器中碱法生物脱硫运行参数的优化

王姝琼, 梁存珍, 刘娴静. 批量反应器中碱法生物脱硫运行参数的优化[J]. 环境工程学报, 2019, 13(12): 3005-3011. doi: 10.12030/j.cjee.201901037
引用本文: 王姝琼, 梁存珍, 刘娴静. 批量反应器中碱法生物脱硫运行参数的优化[J]. 环境工程学报, 2019, 13(12): 3005-3011. doi: 10.12030/j.cjee.201901037
WANG Shuqiong, LIANG Cunzhen, LIU Xianjing. Optimization of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alkali biological desulfurization in the batch reactor[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9, 13(12): 3005-3011. doi: 10.12030/j.cjee.201901037
Citation: WANG Shuqiong, LIANG Cunzhen, LIU Xianjing. Optimization of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alkali biological desulfurization in the batch reactor[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9, 13(12): 3005-3011. doi: 10.12030/j.cjee.201901037

批量反应器中碱法生物脱硫运行参数的优化

    作者简介: 王姝琼(199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物脱硫。E-mail:18800146646@163.com
    通讯作者: 梁存珍(1973—),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水污染防治等。E-mail:liangcunzhen@163.com
  • 基金项目:
    北京盈和瑞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究项目
  • 中图分类号: X703

Optimization of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alkali biological desulfurization in the batch reactor

    Corresponding author: LIANG Cunzhen, liangcunzhen@163.com
  • 摘要: 针对碱法生物脱硫过程中硫化物氧化产物难以控制的问题,在1个批量反应器中,依次研究了碱法生物脱硫效果受硫化物浓度、盐度、ORP、DO、温度等参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反应器内脱硫过程从硫化物浓度为500 mg·L−1开始,脱硫反应可分为迅速下降、停滞和低速下降3个过程;在迅速下降过程中,53 min内,硫化物浓度迅速降至约320 mg·L−1,pH从7.0上升至8.6;停滞过程中,硫化物浓度在320~280 mg·L−1停留了约80 min,pH缓慢降低;在低速下降过程中,硫化物浓度以较低速度均匀地下降至10 mg·L−1以下,硫化物去除率低,pH降至7.0以下。在迅速下降过程中,脱硫效率最大,主要氧化产物为单质S,ORP值在−400 mV保持不变。在盐度不高于3.5%、温度为30 ℃、DO浓度为2 mg·L−1时,ORP值为−400 mV,可控制脱硫反应一直保持在迅速下降过程中,可以实现高效脱硫。
  • 已有研究[1-2]表明,生活污水中包含一定量的潜在致病微生物(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等)。因此,在污水处理系统末端需增加消毒,处理达标之后方可排放。近2年,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不同层面的生物安全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我国于2021年4月15日起全面实施《生物安全法》,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问题进入了依法治理的新阶段[3]。目前,我国现行城市污水生物处理过程中已全部覆盖消毒工艺。但是,对于卫生设施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污水中潜在致病微生物的分布、相应污水处理设施的消毒效果等仍存在认识不清、运维不稳等问题,从而对农村地区居民身体健康及区域生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潜在风险。

    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约5.1亿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6%,生活污水排放量很大,而目前针对已有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监测重点仍然为COD、NH3-N、TP等基础水质排放控制指标[4-5]。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厨房污水、生活洗涤污水和冲厕水等,其具有分散性强、水质水量变化大等特点;同时,我国农村区域相对城市而言,经济水平比较低。因此,成本低廉、高度集成、占地面积较小、施工工程量小、运行维护简便的小型化、装备化污水处理设施在农村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净化槽即是其中一种[6-10]。基于其在单户或联用处理中的优势,目前净化槽已经在上海、江苏、云南、山东、黑龙江等地多数农村投入实际使用[11]。调研发现,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净化槽在工艺单元是配有消毒设施的。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消毒工艺投入成本高,投入的化学消毒试剂如次氯酸钠等在维护不当时可能会造成泄露而引起二次污染,因此,大部分农村地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的消毒设施处于闲置状态,农村污水处理后,未经消毒就直接排放[10]。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研究选取江苏省常熟市虞山街道(N 120°40′48″,E 31°40′48″)处理量为1 m3·d−1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解析不同工段潜在致病微生物的分布特征,为后续村镇小型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过程中的健康风险评估研究提供参考。

    本研究选择江苏省常熟市虞山街道(N 120°4′48″,E 31°40′48″)处理量为1 m3·d−1的一体化污水净化槽(HJA-10,江苏中车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长×宽×高=2 190 mm×1 120 mm×1 550 mm)进行研究。净化槽采用A/O处理工艺,主要由夹杂物去除槽-厌氧滤床槽-载体流动槽-沉淀槽-消毒槽处理单元组成(图1)。其中厌氧滤床槽采用PE滤料,载体流动槽即为加有曝气设施和圆球状填料的生物处理单元,消毒槽设定为添加三氯异氰尿酸消毒剂消毒。该村现有农户370多户,共计1 500余人,其中青年人(非假期外出务工、上学等)和老年人(长期在当地居住)的占比分别为60%和40%。净化槽主要收集处理村民家中排放的生活污水(厨房洗涤废水、洗漱用水、马桶废水等),实际运行时,槽中污水依次经过夹杂物去除槽、厌氧滤床槽、载体流动槽和沉淀槽,载体流动槽出水处设有回流管,向夹杂物去除槽回流。

    图 1  一体化污水净化槽装置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ntegrated Johkasou

    样品按照《水质采样技术指导》( HJ 494-2009 ) 和《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3-2009 ) 要求[12-13],分别从净化槽进水口(A1)、夹杂物去除槽(A2)、厌氧滤床槽(A3)、载体流动槽(A4)、沉淀槽(A5)、出水口处(A6)、出水受纳水体(A7),各采集1 L水样。采样容器材质为聚乙烯,容器采样前均进行灭菌处理,以满足采样需要。水样分别采集于夹杂物去除槽液面下0.8 m,厌氧滤床槽、载体流动槽、沉淀槽液面下0.3 m。各处理单元所采样品分成2份:1份于4 ℃保存,用于理化指标测定;另1份存于−20 ℃,用于微生物多样性分析。

    采用重铬酸钾法(HJ 828-2017)测定COD值[14];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5-2009)测定NH3-N浓度[15];采用哈希法测定TN浓度;采用重量法(GB 11901-1989)测定SS浓度[16]

    利用引物338F(5'-ACTCCTACGGGAGGCAGCAG-3')和806R(5'-GGACTACHVGGGTWTCTAAT-3')对 16S rRNA基因V3~V4 可变区进行 PCR 扩增[17-18],产物纯化定量后通过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测序。使用UPARSE软件,根据97%的相似度对序列进行聚类并剔除嵌合体,然后利用RDP classifier对每条序列进行物种分类注释,比对数据库,设置比对阈值为70%,最终生成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OTU) [19-21]。利用mothur进行微生物群落的α多样性分析,计算参数分别为Ace、Chao1、Shannon和Simpson指数。Ace和Chao1指数反映微生物种群丰度,其值越高表明微生物丰度越高;Shannon和Simpson指数反映微生物种群多样性,高Shannon指数和低Simpson指数代表高多样性,其数值受样品群落中丰度和物种均匀度的影响[22]。多样性指数根据式(1)~式(3)计算[23]

    SChao1=Sobs+n1(n11)2(n2+1) (1)

    式中:SChao1表示估计的OTU数;Sobs表示实际测得OTU数;n1表示只含1条序列的OTU数;n2表示只含2条序列的OTU数。

    DSimpson=Sobsi=1ni(ni1)N(N1) (2)

    式中:Sobs表示实际测得OTU数;ni表示第i个OTU所含序列数;N表示所有序列数。

    HShannon=Sobsi=1niNlnniN (3)

    式中:Sobs表示实际测得OTU数;ni表示第i个OTU所含序列数;N表示所有序列数。

    对首次投入使用的一体化污水净化槽进行长期连续进出水水质监测,时间为200 d。结果如图2所示。运行期内,设备进水中COD值为27~537 mg·L−1,NH3-N和TN的质量浓度分别为13~174 mg·L−1和15~238 mg·L−1。50 d内,设备运行处于启动状态,COD去除效果较好, NH3-N和TN去除波动较大。随着设备的运行,在50 d后,其出水COD值稳定在(35.5±22.5) mg·L−1,NH3-N和TN的质量浓度稳定在(5±3) mg·L−1和(22±10) mg·L−1,表明该设备出水水质达到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 3462-2020)[24]

    图 2  净化槽污水进、出水水质变化
    Figure 2.  Changes of water quality of the influent and effluent in the the Johkasou

    在装置运行约100 d后,考察不同工段污水中NH3-N、SS质量浓度和COD值的沿程变化,结果如图3所示。沿设备运行工段流程,NH3-N、SS质量浓度和COD值均呈逐步下降趋势,NH3-N在A2、A3、A4、A5、A6单元的去除率分别为55.42%、67.47%、70.48%、92.77%、93.98%;SS在A2、A3、A4、A5、A6单元的去除率分别为54.35%、82.61%、86.30%、96.09%、96.52%;COD在A2、A3、A4、A5、A6单元的去除率分别为13.50%、32.43%、54.46%、89.19%、94.59%。以上结果表明,该设备处于长期稳定运行状态,并且不同处理单元对污染物的去除率有所不同。

    图 3  污水处理过程主要污染物去除效率变化
    Figure 3.  Changes in removal efficiency of key pollutants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

    采用高通量测序分别对不同处理单元中样本进行了细菌多样性分析,其中Ace和Chao1指数用来表征不同处理单元微生物种群丰度,Shannon和Simpson指数用来表征微生物种群多样性,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A3单元Chao1和Ace值最高,分别为2 404.32和2 396.72;Shannon指数最高、Simpson指数最低,分别为5.49和0.01。在该设备中,A3单元中细菌不仅丰度最高,而且多样性也是最高的。这可能与本设备中污水的流程有密切的关系,污水经夹杂物去除槽后,首先进入厌氧滤床槽。因此,该单元有机物更为丰富,异养微生物快速繁殖,从而导致该单元细菌种类及丰度均相对较高。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黄潇等[22]发现,当采用多级A/O工艺处理城市污水时,最高的Shannon和Simpson指数出现在第2好氧区,这可能与工艺流程和污水来源的差异有关。

    表 1  不同处理单元微生物群落丰度和多样性
    Table 1.  Microbial community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in different treatment units
    处理单元AceChao1覆盖率/%ShannonSimpson
    A11 252.211 025.0199.302.250.26
    A21 986.921 965.4898.934.130.15
    A32 396.722 404.3298.755.490.01
    A42 260.192 221.7598.955.010.02
    A51 910.351 841.8299.164.920.02
    A62 029.491 981.2798.685.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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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分析受纳水体和设备运行稳定状态下不同单元中细菌种群结构特征,其差异如图4所示。在门水平上,进水中ProteobacteriaFirmicutes是优势菌门,其相对丰度分别为56.21%和37.65%。随着污水流经各处理单元,这2个菌门虽然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但其相对丰度却逐步下降。由图4可见,由A2到A5,Proteobacteria相对丰度分别为48.00%、45.33%、44.58%和41.47%。Proteobacteria在各单元中检测片段数基本不变,在A2~A5单元相对丰度降低是由于各单元其他菌门种类和丰度的增加。由A2到A5,Firmicutes相对丰度分别为15.04%、6.14%、5.21%和5.27%。A2单元Firmicutes相对丰度下降主要是由其门下Chryseomicrobium属相对丰度急降所导致;在A3~A5单元,Firmicutes所测片段数基本不变,其相对丰度变小是由各单元其他菌门种类和丰度的增加所导致。在出水中,检测到的细菌总片段变少,导致Proteobacteria相对丰度增高,此时Firmicutes门下梭菌纲丰度上升是导致Firmicutes相对丰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梭菌纲适合在氧气浓度相对较低的出水中繁殖。同时,图4中的结果也表明,进水中Bacteroidota相对丰度较低,为1.08%,但在各单元中Bacteroidota相对丰度呈现逐步升高趋势,尤其是在A4和A5单元,其相对丰度分别可达31.43%和37.42%,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5-26]Bacteroidota相对丰度变化主要由其门下Flavobacterium属相对丰度变化引起,Flavobacterium是一种好氧反硝化细菌,适合在含氮物质和氧气含量充足的环境中生存。 本研究中,净化槽消毒单元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出水中检出的细菌多样性也较高,Proteobacteria仍是优势菌门,其相对丰度为53.41%,FirmicutesBacteroidotaPatescibacteriaActinobacteriota的相对丰度也分别达到了11.31%、11.73%、11.86%、4.68%。与净化槽出水相似,排水口处受纳水体中Proteobacteria也是优势菌门,相对丰度为89.09%,且PatescibacteriaActinobacteriota相对丰度则显著降低,这可能是由受纳水体中微生物相互作用导致的。

    图 4  污水处理过程和受纳水体中细菌相对在门水平的丰度变化
    Figure 4.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bacteria at Phylum level dur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in receiving water

    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净化槽不同单元和受纳水体中细菌的组成,对所选样本中细菌种群特征进行了属水平上的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进水中细菌种群相对简单,其中优势菌属为Paracoccus(43.31%)、Chryseomicrobium(26.00%)、Trichococcus(6.60%)和Pseudomonas(5.00%)。同样在有夹杂物的去除槽内,其细菌种群相对也较为简单,不同之处在于其优势菌属发生了明显变化,分别为Acinetobacter(38.70%)、norank_f__norank_o__norank_c__Gracilibacteria(7.54%)和Romboutsia(3.48%)。其原因可能是,在物理去除污水中较大颗粒物的同时,附着在颗粒物上的细菌也一并被去除,从而导致其优势菌属种类发生了变化。与其形成明显对比的是,A3、A4、A5单元中细菌菌属多样性明显增加,并且该3个单元中细菌相似性明显升高。除无法鉴定种类的others之外,A3单元中主要细菌菌属分别为Acinetobacter(6.38%)、norank_f__norank_o__Saccharimonadales(5.11%)、Pseudorhodobacter(4.52%)、Flavobacterium(2.85%)、Pseudomonas(1.29%)等。在A4、A5单元里,这些细菌菌属种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其相对丰度呈现一定差异。在A3、A4、A5单元中,Flavobacterium相对丰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分别为2.85%、18.12%、23.19%。Flavobacterium是活性污泥工艺的常见的好氧反硝化菌[27],适合在含氮物质和氧气含量充足的A4、A5单元中生存,A3单元的厌氧环境并不适合其生存。在A3、A4、A5单元中,Acinetobacter相对丰度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分别为6.38%、3.95%、0.57%。Acinetobacter是水处理过程中常见的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细菌[28],所以在有机物质量浓度相对较低的A4、A5单元中并不利于其生长,导致其相对丰度下降。在A3、A4、A5单元中,Pseudomonas相对丰度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分别为1.29%、0.83%、0.72%。有研究[29]表明,在人工湿地等脱氮除磷工艺中发现了参与有机物去除的Pseudomonas,因此,对于有机物质量浓度相对较低的A4、A5单元,Pseudomonas相对丰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与出水相比,受纳水体细菌组成出现显著变化,其中C39Pseudomonas为主要的优势菌属,相对丰度分别为67.61%、10.21%,二者总相对丰度超过75%。

    图 5  污水处理过程和受纳水体中细菌在属水平的相对丰度变化
    Figure 5.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bacteria at Genus level dur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in receiving water

    进一步深入分析本研究中一体化污水净化槽各处理单元的细菌特征,结果发现,其检出的潜在人致病性细菌种类丰富,并且各个单元的种类及含量也存在一定差异。进水中共检测到16种潜在致病细菌属, 而出水中则检出了20种潜在致病细菌属。有研究[30-39]表明,出水中检出的相对丰度较高的KlebsiellaAeromonasArcobacterNeochlamydia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0MycobacteriumPseudomonasBacteroidesAcinetobacterFlavobacterium均对人体存在潜在危害。Aeromonas hydrophila普遍存在于淡水、污水、淤泥、土壤和人类粪便中,可引起多种水产动物的败血症和人类腹泻[30]Klebsiella pneumoniae是人类呼吸道和肠道的常居菌,可引起下呼吸道、血液、泌尿道、消化道、手术切口、颅内、皮肤软组织等多个部位感染[31]Arcobacter skirrowii与人类和动物的腹泻、菌血症等疾病密切相关[32];属于易引起疾病衣原体目的Neochlamydia,对人体健康也存在潜在威胁[33]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可引起人体结核病,一种传染性疾病,主要是通过呼吸道传播,以肺结核为最多见[34]Pseudomonas aeruginosa为假单胞菌属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机会致病菌,常可引起尿路感染、烧伤创面及褥疮感染、败血症和肺部感染等[35]Bacteroides fragilis系革兰阴性厌氧菌,由于其具有黏附性、血细胞凝集素、多糖胶囊、菌毛等多种毒力因素,在拟杆菌属中致病性最强,其可引起腹腔感染、术后伤口感染、糖尿病足感染、菌血症等[36]Acinetobacter bamnannii是我国医院感染最主要的致病菌之一,该菌最常引起的感染为下呼吸道感染,尤其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其次为血流感染[37]Clostridium perfringens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及人和动物的肠道中,是近年来我国家畜“猝死症”的主要病因,可引起气性坏疽和食物中毒的主要病原菌坏死性肠炎[38]Flavobacterium可引起肺炎,也可招致脑膜炎、败血症等感染,该菌会在机体免疫力下降时引起感染[39]。以上结果表明,当污水生物处理设施末端出水不经消毒处理时,其出水中潜在致病微生物的危害可能存在升高趋势。本研究选取了9种对人体危害性较大的致病细菌,对其在不同单元中的相对丰度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不同致病细菌的变化趋势各有差异,总体可分为以下3类。

    图 6  水处理过程中潜在致病菌相对丰度变化
    Figure 6.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potential pathogenic bacteria during water treatment

    第1种为进水中相对丰度较低,但在设备不同单元随着污水流向相对丰度逐步呈升高趋势。Aeromonas Klebsiella在进水中几乎未检出,但在A2、A3、A4、A5、A6的相对丰度则分别升高至0.007 4%和0.002 5%、0.15%和0.004 5%、0.066%和0.001 9%、0.37%和0.005 9%、1.26%和0.70%。Arcobacter (0.01%)和Bacteroides(0.21%)在进水中有少量检出,但在不同单元中也均呈现上升趋势,A2、A3、A4、A5、A6的相对丰度分别为0.064%和0.80%、0.047%和0.34%、0.068%和1.06%、0.069%和1.22%、0.24%和2.63%。这可能是因为AeromonasKlebsiellaArcobacterBacteroidesPseudomonas等菌属细菌是活性污泥中大量存在且具有降解有机污染物功能的菌属[24,29,40]。因此,相对进水而言,后续各处理单元中这些细菌的相对丰度呈现出上升趋势。

    第2种为进水中相对丰度较低,但在整个水处理过程中其相对丰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Mycobacterium(0.04%)和Neochlamydia(0.02%)在A2、A3、A4、A5、A6的相对丰度分别为0.35%和0.045%、0.78%和0.54%、0.47%和0.24%、0.41%和0.39%、0.27%和0.26%。这2种致病细菌丰度的最大值均在A3单元,可能是由于这2种细菌均属于厌氧菌,当溶解氧浓度较高时会抑制其活性,甚至会影响其生存。同样,Flavobacterium (0.04%)在A2、A3、A4、A5、A6的相对丰度也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分别为0.10%、2.85%、18.12%、23.18%、1.32%,但下降点在A5单元,这可能因为Flavobacterium同时是一种好氧反硝化细菌[24],在氮物质、有机物含量相对较低环境中会影响其繁殖,导致其相对丰度下降。

    第3种为进水中相对丰度较低,但在整个水处理过程中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趋势。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0在进水中的相对丰度为0.06%,而在设备其他处理单元的相对丰度分别为A2(1.30%)、A3(0.85%)、A4(0.30%)、A5(0.31%)、A6(1.84%),其相对丰度的峰值分别在A2和A6中。高通量测序结果显示,各单元检测总片段分别为38 979、40 364、44 672、51 735、50 945、36 408。分析高通量测序结果表明,A1、A2、A3、A4、A5和A6单元中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0的核酸检出片段量分别为23、525、378、154、159、669。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功能单元中功能菌种类和相对含量增大,而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0较功能菌对营养物质的竞争力较小,导致相对丰度下降,但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无论那种类型变化趋势,其设备出水中均包含一定量的潜在致病性细菌。

    1)所研究的一体化污水净化槽设施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时,不同处理单元细菌中群结构呈现一定差异,尤其是进水、夹杂物去除槽和后续生化处理单元之间。出水中也包含多样性丰富的细菌。

    2)本研究在一体化污水净化槽中共检出21种潜在致病细菌,以FlavobacteriumPseudomonas等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出水中存在20种潜在致病细菌,并且有9种优势潜在致病细菌的相对丰度较进水存在明显升高现象。

  • 图 1  实验装置图

    Figure 1.  Experimental device diagram

    图 2  无硫化物预吸附时硫化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2.  Change of sulfide concentration with reaction time under no sulfide preadsorption

    图 3  无硫化物预吸附时pH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 of pH with reaction time under no sulfide preadsorption

    图 4  有硫化物预吸附时硫化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4.  Change of sulfide concentration with reaction time under sulfide preadsorption

    图 5  有硫化物预吸附时pH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5.  Change of pH with reaction time under under sulfide preadsorption

    图 6  ORP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Figure 6.  Change of ORP with reaction time

    图 7  不同DO时硫化物浓度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Figure 7.  Change of sulfide concentration with reaction time at different DO

    图 8  不同DO时pH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Figure 8.  Change of pH with reaction time at different DO

    图 9  不同温度下硫化物浓度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Figure 9.  Change of sulfide concentration with reaction tim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 10  空气氧化下硫化物浓度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Figure 10.  Change of sulfide concentration with reaction time at air oxidation

  • [1] 吴檬檬, 于干, 林春绵. 沼气脱硫技术研究进展[J]. 可再生能源, 2012, 30(10): 73-78.
    [2] 陈昌介, 何金龙, 温崇荣. 高含硫天然气净化技术现状及研究方向[J]. 天然气工业, 2013, 33(1): 112-115. doi: 10.3787/j.issn.1000-0976.2013.01.019
    [3] 杨森林, 许云, 赵晓辉, 等. 生物脱硫在沼气净化中的研究进展[J]. 环境卫生工程, 2019, 27(1): 14-17.
    [4] MAGOMNANG A, VILLANUEVA E P. Removal of hydrogen sulfide from biogas using dry desulfurization systems[C]//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AEBS-2014), Phuket, Thailand, 2014: 65-68.
    [5] 马丽萍, 王倩倩, 唐剑骁, 等. 燃煤烟气中多种污染物干法同时脱除研究进展[J]. 环境工程学报, 2016, 10(4): 1584-1592. doi: 10.12030/j.cjee.20160402
    [6] 赵增慧, 于力, 梁存珍. 提高湿法烟气脱硫喷淋塔脱硫和除尘效率的探讨[J].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报, 2014, 22(3): 18-21. doi: 10.3969/j.issn.1008-2565.2014.03.005
    [7] CANO P I, JOAN C, MARTIN R, et 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physical-chemical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ies for biogas desulfurization in sewage treatment plant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81(20): 663-674.
    [8] CHAIPRAPAT S, MARDTHING R, KANTACHOTE D, et al. Removal of hydrogen sulfide by complete aerobic oxidation in acidic biofiltration[J]. Process Biochemistry, 2011, 46(1): 344-352. doi: 10.1016/j.procbio.2010.09.007
    [9] 徐波, 何金龙, 黄黎明, 等. 天然气生物脱硫技术及其研究进展[J]. 天然气工业, 2013, 33(1): 116-121. doi: 10.3787/j.issn.1000-0976.2013.01.020
    [10] 王姝琼. 沼气生物脱硫技术的应用研究[D]. 北京: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2019.
    [11] RODRIGUEZ G, DORADO A D, FORTUNY M, et al. Biotrickling filters for biogas sweetening: Oxygen transfer improvement for a reliable operation[J]. Process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4, 92(3): 261-268. doi: 10.1016/j.psep.2013.02.002
    [12] JAFARINEJINEJAD S. Control and treatment of sulfur compounds specially sulfur oxides (SOx) emissions from the petroleum industry: A review[J]. Chemistry International, 2016, 2(4): 242-253.
    [13] VIKROMVARASIRI N, CHAMPREDA V, BOONYAWANICH S, et al. Hydrogen sulfide removal from biogas by biotrickling filter inoculated with Halothiobacillus neapolitanu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7, 42(29): 18425-18433. doi: 10.1016/j.ijhydene.2017.05.020
    [14] 胡静泊. 生物法处理硫化氢及单质硫回收工艺的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4.
    [15] SAN-ALERO P, PENVA-OJA J M, AVAREZ-HORNOS F J, et al. Fully aerobic bioscrubber for the desulfurization of H2S-rich biogas[J]. Fuel, 2019, 1(241): 884-891.
    [16] SONG Z Y, LI Q, WANG D, et al. A novel up-flow inner-cycle anoxic bioreactor (UIAB) system for the treatment of sulfide wastewater from purification of biogas[J].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65(6): 1033-1040. doi: 10.2166/wst.2012.928
    [17] 陆慧锋, 郑平, 丁爽, 等. 一体式沼气安全脱硫反应器的操作优化和运行性能[J]. 中国沼气, 2013, 31(3): 3-7. doi: 10.3969/j.issn.1000-1166.2013.03.001
    [18] 刘卫国. 生物脱硫的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15.
    [19] 邢书才, 杨永, 岳亚萍, 等. 碘量法滴定分析中影响分析质量因素的研究[J]. 中国测试, 2018, 44(9): 44-50. doi: 10.11857/j.issn.1674-5124.2018.09.009
    [20] 周贤友, 徐瑛, 孙永明, 等. 两段式生物脱硫工艺对沼气中H2S去除效果的实验研究[J]. 新能源进展, 2015, 3(2): 105-110. doi: 10.3969/j.issn.2095-560X.2015.02.005
    [21] 杨金生. 模拟废水生物脱硫技术的研究[D]. 沈阳: 沈阳理工大学, 2013.
    [22] THONGNUEAKHAENG W, CHAIPRASERT P. Effect of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s on specific microbial activities and their metabolic products in simultaneous sulfur and nitrogen remov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Development, 2015, 6(4): 235-240.
    [23] NAEGELE H J, LINDNER J, MERKLE W, et al. Effects of temperature, pH and O2 on the removal of hydrogen sulfide from biogas by external biological desulfurization in a full scale fixed-bed trickling bioreactor (FBTB)[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13, 6(1): 69-81.
    [24] 王智鹏, 桑义敏, 徐超, 等. 生物法去除厌氧发酵所产沼气中的H2S[J]. 环境工程学报, 2017, 11(11): 5923-5929. doi: 10.12030/j.cjee.2017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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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1-05
  • 录用日期:  2019-04-07
  • 刊出日期:  2019-12-01
王姝琼, 梁存珍, 刘娴静. 批量反应器中碱法生物脱硫运行参数的优化[J]. 环境工程学报, 2019, 13(12): 3005-3011. doi: 10.12030/j.cjee.201901037
引用本文: 王姝琼, 梁存珍, 刘娴静. 批量反应器中碱法生物脱硫运行参数的优化[J]. 环境工程学报, 2019, 13(12): 3005-3011. doi: 10.12030/j.cjee.201901037
WANG Shuqiong, LIANG Cunzhen, LIU Xianjing. Optimization of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alkali biological desulfurization in the batch reactor[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9, 13(12): 3005-3011. doi: 10.12030/j.cjee.201901037
Citation: WANG Shuqiong, LIANG Cunzhen, LIU Xianjing. Optimization of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alkali biological desulfurization in the batch reactor[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9, 13(12): 3005-3011. doi: 10.12030/j.cjee.201901037

批量反应器中碱法生物脱硫运行参数的优化

    通讯作者: 梁存珍(1973—),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水污染防治等。E-mail:liangcunzhen@163.com
    作者简介: 王姝琼(199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物脱硫。E-mail:18800146646@163.com
  • 1.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环境工程系,北京 102617
  • 2.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北京 100022
基金项目:
北京盈和瑞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究项目

摘要: 针对碱法生物脱硫过程中硫化物氧化产物难以控制的问题,在1个批量反应器中,依次研究了碱法生物脱硫效果受硫化物浓度、盐度、ORP、DO、温度等参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反应器内脱硫过程从硫化物浓度为500 mg·L−1开始,脱硫反应可分为迅速下降、停滞和低速下降3个过程;在迅速下降过程中,53 min内,硫化物浓度迅速降至约320 mg·L−1,pH从7.0上升至8.6;停滞过程中,硫化物浓度在320~280 mg·L−1停留了约80 min,pH缓慢降低;在低速下降过程中,硫化物浓度以较低速度均匀地下降至10 mg·L−1以下,硫化物去除率低,pH降至7.0以下。在迅速下降过程中,脱硫效率最大,主要氧化产物为单质S,ORP值在−400 mV保持不变。在盐度不高于3.5%、温度为30 ℃、DO浓度为2 mg·L−1时,ORP值为−400 mV,可控制脱硫反应一直保持在迅速下降过程中,可以实现高效脱硫。

English Abstract

  • 沼气、天然气、页岩气等能源中都含有一定量的H2S,已成为影响这些能源安全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1-3],这些能源在综合利用前须对H2S气体进行脱除。脱除H2S的方法主要包括化学法和生物法[4-6]。生物法脱硫在工程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它具有运行条件温和、去除H2S比例高、耗费能量少,并且几乎无废液生成等优点[7-9]。根据脱硫细菌适宜环境的差异,生物脱硫法可分为酸法生物脱硫和碱法生物脱硫[10]。氧化硫硫杆菌和氧化亚铁硫杆菌是酸法生物脱硫中常用的2类细菌[11-12],其氧化产物主要是SO24,生物反应器中的溶液呈酸性,pH通常为2~6。碱法生物脱硫通常采用排硫硫杆菌作为脱硫细菌进行生物脱硫[13-14],氧化产物主要是单质S,生物反应器中溶液呈碱性。碱法生物脱硫工程由吸收塔和生物反应器2部分构成。在吸收塔中,H2S气体和碱性溶液进行逆相接触后被吸收在碱液中,这个过程对H2S的吸收效率高、停留时间短。在生物反应器中,溶液中的硫化物先与O2反应生成单质S,同时伴随着OH的产生。但是在脱硫反应中,部分单质S也会与O2反应产生SO24和H+,为保证较高脱硫效率,必须补充碱中和这些H+,中和反应产生的盐会增加系统的盐度,为了维持脱硫细菌的活性,通过定期补充部分清水以控制吸收液的盐度。此外,产生的单质S可被进一步回收利用,碱法生物脱硫反应如式(1)~式(3)所示。

    荷兰帕克公司自1993年开发沼气碱法生物脱硫工艺,并且在多个行业得到应用,但是对于在生物脱硫过程中如何增加单质S的生成比例,并无相关报道。SAN-ALERO等[15]开发了一套全好氧生物脱硫装置,H2S去除率超过80%,这套装置利用吸收塔和鼓泡塔生物反应器进行耦合。SONG等[16]开发了上流式内循环缺氧反应器,H2S去除率最高可达95.2%。陆慧锋等[17]对一体式沼气安全脱硫反应器的使用进行优化,沼气脱硫率达到93.8%。在刘卫国[18]的碱法生物脱硫技术的中试项目中,沼气中H2S的含量为3~4 g·m−3,硫化物去除率为95%。但因为生物脱硫过程中单质硫的生成率难以控制,除了帕克公司,生物脱硫技术在实际生物脱硫工程中运用较少。

    影响碱法生物脱硫氧化产物中单质硫的生成比例的因素很多,对于如何在工程上利用综合性的参数控制生物脱硫运行过程,同时实现较高脱硫效率和单质S的生成率目标的研究不多。本研究在批量反应器中探索硫化物浓度、盐度、氧化还原电位(ORP)、溶解氧(DO)、温度等运行参数对碱法生物脱硫效果的影响,优化碱法生物脱硫技术的控制参数,为实际碱法生物脱硫工程提供参考。

  • 实验装置包括1个批量生物反应器、水浴锅、曝气系统、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如图1所示。批量生物反应器(半径为6 cm,高为16 cm)体积为1 100 mL,主要材质为玻璃,为使空气均匀地分布在反应器中,在反应器底部装有砂芯(孔径50~70 μm),空气从反应器底部通入。为控制溶液的温度,将反应器置于水浴锅内。曝气系统由空压机和空气流量计组成,反应器中溶液的氧气浓度可通过空气流量计调节。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德国WTW公司Multi 3420)可以快速检测溶液的盐度、ORP、pH、DO以及温度参数。

  • 生物反应器中的脱硫污泥取自某沼气生物脱硫工程,污泥的浓度为19 950 mg·L−1。硫化物模拟废水使用工业级的硫化钠(Na2S)配制,反应开始时,迅速加入硫化物模拟废水和1∶1盐酸(HCl),调节溶液中硫化物的浓度为500 mg·L−1,起始pH调节为7.0。向反应器中添加以固定比例调配的尿素((NH2)2CO)、硫酸镁(MgSO4)、磷酸二氢钾(KH2PO4)营养液,提供脱硫细菌需要的微量元素。在脱硫过程中,添加的Na2S会造成溶液盐度的上升,可通过使用少量自来水置换反应器内的上清液调节溶液的盐度。此外,当脱硫反应中盐度和温度环境发生变化时,须驯化脱硫细菌10 d和4 d,这样可使脱硫细菌充分适应变化后的脱硫环境。硫化物的浓度采用碘量法[19]测定。

    实验探究了脱硫效率受盐度条件变化的影响,生物脱硫效率受DO浓度变化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同时研究了实验中ORP和pH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在盐度对脱硫效率的影响实验中,探索了脱硫细菌对硫化物无预吸附和脱硫细菌对硫化物有预吸附2种环境条件下,硫化物浓度变化受盐度条件的影响。控制溶液温度为30 ℃,溶解氧约为1 mg·L−1,控制盐度分别为1.5%、2.5%、3.5%、4.5%和5.5%。脱硫细菌对硫化物无预吸附环境[10]的研究是在上一次生物脱硫反应基本结束时开始的,即硫化物的浓度下降至10 mg·L−1后,加入硫化物模拟废水迅速开始实验,研究溶液中硫化物的浓度随反应时间的变化,在实验开始时,硫化物的起始浓度为500 mg·L−1。脱硫细菌对硫化物有预吸附环境[10]的研究是在上一次迅速去除过程基本完成时开始的,可通过2次添加硫化物废水实现,当反应器内硫化物浓度降低到320 mg·L−1左右时,再次快速添加模拟废水,调节溶液中硫化物浓度为500 mg·L−1,然后开始实验。

    在DO浓度对生物脱硫效率的影响实验中,控制溶液温度为30 ℃,盐度为3.5%,DO浓度分别为1、2和3 mg·L−1

    在温度对生物脱硫效率的影响实验中,调节溶液DO浓度为1 mg·L−1,盐度为3.5%,溶液温度为15、20、25、30和35 ℃。化学氧化对脱硫效率的影响实验是指在不加污泥的条件下,在自来水中加入硫化物模拟废水,研究溶液中硫化物的浓度随运行时间的变化。

  • 盐度是生物脱硫效率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20-21],如果脱硫细菌在较高盐度环境中仍有较高活性,就能够减少碱法生物脱硫中自来水更换溶液的次数,进而减少脱硫过程中碱液的添加量,降低运行成本。

    脱硫细菌在硫化物无预吸附环境下,反应器内硫化物浓度受溶液盐度变化的影响如图2所示。溶液pH受盐度变化的影响如图3所示。硫化物的去除率随着盐度的上升而逐渐减小。当盐度为1.5%~3.5%时,在约343 min的时间内,硫化物浓度从500 mg·L−1降低至10 mg·L−1,脱硫效率高,但当盐度上升为4.5%和5.5%时,硫化物的去除率明显变低。同时,脱硫的过程可分为以下3个过程。

    第1个过程为溶液中硫化物迅速下降过程。在大约53 min的运行时间内,反应器中的硫化物被迅速去除。当溶液盐度不大于3.5%时,溶液中硫化物浓度降低为280~300 mg·L−1。当溶液的盐度继续上升时,在同样的运行时间内,硫化物浓度仅下降至320 mg·L−1,硫化物去除率明显降低。在此过程中,反应器内pH由7.0快速上升至8.5左右,表明在这个运行过程中,硫化物的主要氧化产物为单质S。

    第2个过程为溶液中硫化物去除停滞过程。在80 min的反应时间内,硫化物浓度基本维持在320~280 mg·L−1,溶液硫化物并无明显减少的现象。当盐度小于3.5%时,硫化物浓度变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约为280 mg·L−1,随着溶液盐度逐渐增加,这个停滞的过程逐渐消失。当盐度被提高至5.5%时,溶液中硫化物的去除率明显降低。在这个过程中,溶液的pH不再上升反而开始缓慢下降,表明在这段时间内,硫化物的主要产物变为SO24

    第3个过程为溶液中硫化物低速下降过程。在210~360 min的运行过程中,反应器中硫化物的浓度都降低至10 mg·L−1,溶液pH下降至7.0以下,且下降速度随着盐度的降低而变快,这说明溶液盐度越小时,氧化产物中单质S的比例越小。

    在迅速下降过程中,硫化物浓度快速下降可能是因为溶液中硫化物被脱硫细菌快速吸附。当脱硫细菌在硫化物浓度为500 mg·L−1环境中时,会将水溶液中的硫化物快速吸附到细菌体内,使得硫化物浓度迅速减小,在这个过程中,脱硫细菌体内的部分硫化物与酶作用,被氧化为单质S和SO24。在停滞过程中,溶液中硫化物浓度的变化很小,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原因可能是经过迅速下降过程中脱硫细菌对溶液中硫化物的快速吸附后,细菌体内体外的硫化物浓度处于平衡状态,几乎不再吸附溶液中的硫化物,所以溶液中硫化物浓度变化处于停滞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脱硫细菌主要氧化体内的硫化物。在低速下降过程中,溶液中硫化物被脱硫细菌吸附和氧化的现象同时存在,硫化物浓度继续降低,但由于溶液中大多数的硫化物已经被脱硫细菌吸附氧化,硫化物浓度降低的速度变慢。为了进一步探索生物脱硫过程中硫化物浓度对脱硫效率的影响,在脱硫细菌对硫化物有预吸附环境下继续进行研究。

    脱硫细菌在硫化物有预吸附环境下,反应器内硫化物浓度受溶液盐度条件变化的影响如图4所示,溶液pH受盐度变化的影响如图5所示,在生物脱硫反应的前53 min内,脱硫效率仍然较高,但与无预吸附环境相比,硫化物去除率有所减少。当盐度低于3.5%时,硫化物有预吸附环境与无硫化物预吸附环境相比,迅速下降过程结束时,溶液中硫化物浓度由280 mg·L−1变为320 mg·L−1,说明在这个过程中,溶液中硫化物在有预吸附环境下依旧存在迅速下降的过程,但脱硫细菌对硫化物的吸附量变少。在停滞过程中,硫化物浓度的降低过程在改变盐度条件的情况下均产生停滞,表明此过程脱硫细菌几乎不再吸附溶液中的硫化物,主要氧化吸附在细菌体内的硫化物。改变盐度条件时,迅速下降过程中pH均快速升高。当盐度降低为1.5%时,溶液pH增高为8.7。与脱硫细菌对硫化物无预吸附环境条件相比,有预吸附环境下溶液pH的峰值会增高,这表明当硫化物浓度较高时,氧化产物中单质S的比例会增加。综上所述,如果能够使得生物脱硫的过程一直被控制在迅速下降过程中,就能够在硫化物被快速吸附氧化的同时,增加氧化产物中单质S的比例。控制溶液盐度条件在3.5%以内,可实现较优的脱硫效果。

    此外,随着反应时间的推移,生物反应器内溶液ORP值的变化如图6所示。在硫化物浓度迅速降低过程中,虽然溶液盐度不断上升,但ORP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可以稳定维持在−400 mV附近;在停滞过程中,溶液的ORP发生快速上升的现象,由−400 mV非常迅速地升高到−150 mV附近;在低速下降过程中,ORP的变化非常缓慢,由−150 mV缓慢增高到0 mV附近。在实际生物脱硫工程中,如果可以将溶液的ORP值维持在−400 mV附近,就能够将控制生物脱硫反应持续在迅速下降过程中,从而达到较好的脱硫效果。

  • 为了增加单质S的生成量,减少产物中SO24,可通过调节反应器内溶液的氧气含量,控制硫化物的氧化产物[22-23]。反应器中硫化物浓度受DO浓度变化的影响如图7所示。在生物脱硫反应开始的53 min内,即迅速下降过程中,如果控制溶液中DO浓度为1 mg·L−1,溶液中硫化物的浓度以较快的速度从500 mg·L−1降低为320 mg·L−1;控制DO浓度为2 mg·L−1和3 mg·L−1,溶液中硫化物浓度分别变为222 mg·L−1和218 mg·L−1,此时,硫化物的去除率明显高于DO为1 mg·L−1的去除率。溶液pH受DO浓度的影响如图8所示,在停滞和低速下降过程中,控制溶液DO浓度为3 mg·L−1,与浓度为2 mg·L−1条件下相比,溶液的pH下降速度增快,表明溶液DO浓度较高时,会有更多SO24生成。综上所述,若要达到较优的脱硫效果,可通过控制曝气量,使DO浓度保持在2 mg·L−1左右。

  • 适宜的温度能够促进微生物体内生物酶的高效表达,所以温度是保证生物脱硫体系高效运行的重要条件之一[24]。改变温度环境时,溶液中硫化物浓度的变化情况如图9所示,在迅速下降过程结束后,当温度条件为30 ℃时,硫化物浓度降为317 mg·L−1。反应器内硫化物去除率随温度条件从15 ℃升高至30 ℃而逐渐升高,当溶液温度为15 ℃时,硫化物浓度仅降低至359 mg·L−1。硫化物去除率在温度达到35 ℃时不再升高,这可能是由于较高的温度环境会抑制脱硫细菌体内的酶的高效表达,对脱硫效果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除去高温对酶活性的抑制,在实际生物脱硫工程中,为了维持反应器内较高的温度条件,须增加加热器的运行时间,选择温度条件为30 ℃,可在实现较优的脱硫效果的同时降低运行成本。

  • 如果反应体系中没有脱硫污泥仅发生化学氧化现象,硫化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10所示。实验过程中溶解氧浓度大约为8.85 mg·L−1。在无脱硫污泥环境中,经过约4.5 h的充分曝气后,反应器中硫化物的浓度变为417 mg·L−1,仅降低了60 mg·L−1,这说明空气氧化较污泥中脱硫细菌对硫化物浓度变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生物脱硫的硫化物浓度迅速下降过程中,硫化物的浓度由500 mg·L−1下降为320 mg·L−1仅需53 min,脱硫细菌对硫化物去除作用是空气氧化作用的16倍。所以,在批量反应器中进行碱法生物脱硫运行参数的优化研究里,空气氧化的因素可忽略不计。

  • 1)脱硫细菌对硫化物的去除可分为迅速下降、停滞和低速下降过程。迅速下降过程约53 min,溶液中硫化物浓度由500 mg·L−1迅速降低至320 mg·L−1,脱硫细菌快速吸附硫化物,并将体内的部分硫化物氧化为单质S,此时,反应器中ORP值稳定地停留在−400 mV附近。在约80 min停滞过程中,硫化物浓度持续停留在320~280 mg·L−1内,脱硫细菌主要氧化细菌体内的硫化物,几乎不再吸附溶液中的硫化物。在低速下降过程中,硫化物浓度能够匀速地降至10 mg·L−1,硫化物的吸附和氧化同时低速发生。

    2)与脱硫细菌对硫化物无预吸附环境相比,有预吸附环境条件下,脱硫效率会降低,但脱硫效率在迅速下降的过程中依旧最高,同时会产生更多的单质S。

    3)在反应器内溶液盐度不高于3.5%,温度、DO浓度条件为30 ℃和2 mg·L−1时,控制反应体系中ORP值一直保持在−400 mV附近,即将生物脱硫反应持续控制在迅速下降过程中,就能够实现较优的脱硫效果。

参考文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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