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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具有来源广、排放量大,且存在潜在致癌风险等特征,因此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有机污染物. 中国卫生统计数据表明,30年来,大气中PAHs污染增长迅速,同期中国肺癌的发生率也呈倍数增长[1]. 研究表明,中国室外PAHs污染造成的肺癌风险增量为1.6%,在极端高风险地区肺癌风险增量高达44%[2].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呼吸暴露PAHs导致的人群肺癌风险与大气PAHs浓度水平密切相关[3]. 通常而言,大气环境中PAHs浓度水平显著低于职业暴露环境下的浓度水平,以往研究中基于高浓度建立的剂量-效应关系不适用于大气环境暴露的健康风险评估,因此应建立大气PAHs致癌风险与暴露量的定量关系. 当前研究中评估PAHs长期呼吸暴露的肺癌风险的常见方法为基于超额终生致癌风险(Incremental Lifetime Cancer Risk, ILCR)的概率风险模型. 然而风险评估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尽管相关参数取值的选择是基于大量调查分析,并选取致癌因子的95%置信区间上限来取值. 有研究进一步引入了人群归因模型(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PAF)来对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对比,以降低模型的不确定性. 如Hong等[4]采用该方法评估了亚洲典型国家(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癌症风险水平,同时对比了采用ILCR和PAF两种模型估算的健康风险水平,并表明两者的评估结果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此外,大气PAHs的致癌风险与排放源密切相关[5]. 主要排放源在区域的空间异质性分布极大的影响了PAHs的致癌风险分布,给区域尺度下人群的健康管理带来不确定性,尤其是快速城市化区域多污染排放源和人口分布的高度异质性导致城市尺度致癌风险分布空间差异加大. 目前已有研究探讨了大尺度PAHs的风险分布差异[2, 6-8]. 然而对于城市不同区域风险分布差异[9-10]的归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尤其是不同人群间的风险差异.
本研究以安徽省省会合肥市为案例开展大气PAHs浓度监测与呼吸暴露肺癌风险评价. 安徽近年来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省会合肥市的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典型的复合源排放特征[11]. 因此,针对该城市区域PAHs暴露肺癌风险分布差异,获取不同模型应用于城市尺度肺癌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为城市尺度下健康风险综合管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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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小流量大气采样器对安徽省典型区域的6个采样点进行了全年份不同季节的持续采样工作(2019年,春:3—5月;夏:6—8月;秋:9—11月;冬:11—12月),样点分布于安徽省省会城市——合肥市,考虑城市和和郊区不同排放特征,以及城市发展特征进行采样点布设,包括市中心采样点3个(分别为H1,H2,H3),以及郊区采样点3个(分别为H4,H5,H6). 区域采样点的布设按照距离城市中心的距离进行布点,其中H1位于市中心,H2和H3围绕市中心在城镇区域布局,H4和H5位于城市近郊,H6位于城市远郊. 在不同距离上采样点的布设主要考虑距离交通干线、工业区较近的区位,而郊区的3个采样点则考虑农业活动和人口密集程度差异布设,其中H6是郊区样点中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区域,而H4和H5是农业活动强度相对较高区域,结合郊区监测位点的便利性和可达性基础上,在郊区布设了采样点(图1). 研究采用玻璃纤维膜(GFF)采集颗粒态样品,用聚氨基甲酸乙酯泡沫(PUF)吸附气态样品,其流量恒定为(5 ± 0.1) L·min–1,连续采样72 h. 采样前分别用甲醇和二氯甲烷超声去除GFF和PUF残留的有机物,同时采样前采样器的接头和不锈钢管均用去污剂清洗干净, 烘干后用丙酮擦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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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回收率指示物加入PUF和滤膜,用体积比为1:1的正己烷/二氯甲烷混合溶剂索氏抽提48 h;抽提液经旋转蒸发,在内径为1 cm的硅胶层析柱净化(12 cm硅胶和6 cm氧化铝);用15 mL正己烷和二氯甲烷(体积比为7:3)混合溶剂淋洗,淋洗液再旋转蒸发至1 mL后转移至2 mL细胞瓶中氮吹至0.5 mL;加入内标(2-fluoro-1,1-biphenyl, p-terbenyl-d14, and DahA-d14). 回收率指示物为:萘-d8,指示萘和苊;二氢苊-d10,指示二氢苊和芴;菲-d10,指示菲、蒽、荧蒽、芘和苯并[a]蒽;䓛-d12,指示䓛、苯并[b]荧蒽和苯并[k]荧蒽;苝-d12,指示苯并[a]芘、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和苯并[g,h,i]芘[12].
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Agilent 7890A-5975C)定量分析16种PAHs,色谱分离使用HP-5MS毛细管色谱柱(30 m×0.25 mm×0.25 μm). 升温程序如下:初始温度为60 °C维持1 min, 以20 °C·min−1升温至150 °C, 再以4 °C·min–1升至300 °C保留6 min. 载气为高纯He(99.99%),流速为1 mL·min–1; 进样口温度为280 °C;传输线温度为310 °C; 四极杆和离子源温度分别为150 °C和23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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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内标法定量PAHs, 9个不同浓度梯度的PAHs标准溶液(10、20、50、100、200、500、1000、2000、5000 ng·mL–1)绘制标准曲线(R2 > 0.99),回收率分别为萘-d8(54%±12%)、二氢苊-d10 (80%±11%)、菲-d10(71%±13%)、䓛-d12(73%±14%)、苝-d12(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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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PAF模型和ICLR模型共同评估PAHs的健康风险. PAF可以在特定时期内,消除某些危险因素后,评估特定人群类型可减少某种疾病发病数的比例,即人群中癌症发病病例可归因于PAHs呼吸暴露导致的发病病例占发病总数的比例,根据Zhang等[2]采用的方法,PAHs浓度监测点所在区位的大气呼吸暴露导致的肺癌人群归因百分数计算如下:
其中,CBaPeq为毒性当量因子(TEF)转化后的BaP毒性当量浓度,具体参数见表1[13];rr(CBaPeq)是与CBaPeq浓度相关的B[a]Peq风险水平,污染物的浓度可以采用剂量-反应模型进行估算[14]. URR是B[a]P浓度为100 μg·m–3时年均暴露的基准单位相对风险,中国人群该值建议为4.49[15];终身暴露期是70a,基础背景值暴露量为100.
而ILCR可以表征一定规模人群中肺癌风险发病人数,本研究根据Wang等[16]的方法,采用ILCR评估大气苯并[a]芘终身暴露(70a)所引发的额外肺癌发病人数(10−6). 各监测点的大气呼吸暴露的终身致癌风险计算如下:
其中,IR是呼吸速率(m3·h−1),ET是日室外暴露时间(h·d–1),EF是室外暴露频率(d·a–1),ED是持续暴露时间(a),BW是体重(kg),AT是终身暴露时间(假设为70a,25550 d);CSF是呼吸暴露BaP的致癌斜率因子 (mg·kg–1·d–1). 研究将人群按照年龄划分为3组,分别为儿童(1—11岁)、青少年(11—17岁)和成人(>18岁),并基于表1中不同人群的风险参数分别计算室外呼吸暴露风险,并分析人群风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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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各因子对预测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蒙特卡罗模型模拟CBaPeq和URR对PAF的影响,模拟CBaPeq、呼吸速率(IR)、暴露时间(ET)、体重(BW)和CSF对ILCR的影响,所有这些参数均假设为对数正态分布[16] ,蒙特卡罗模拟在Crystal Ball 7.2中运行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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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市CBaPeq浓度为0.121—2.24 ng·m–3,算术平均值为(0.743±0.586)ng·m3,所有数据经对数转化后符合正态分布(P=0.2). 其中H1和H6的年均CBaPeq浓度高于其他点位,主要由于H1位于城市中心,四周环绕交通道路、工业等复合污染源影响, H6虽然位于郊区,但所处位点具有明显的建成区,包括城镇住宅、交通工业等,同样为复合源影响. H2、H3和H4的污染物浓度没有明显差异,但由图1可知,三者污染来源不完全相同,其中H2和H3主要受到交通源影响,而H4则主要受到农业源影响. 稻谷、小麦和玉米是中国农业活动秸秆燃烧产生PAHs的主要作物类型,由《安徽省统计年鉴》可知,H4所处的庐江县,3种作物生产最大区域,约为巢湖市的2—3倍,因此H4的污染物浓度远高于H5.
城市区域大气中CBaPeq浓度呈现显著的季节性差异(图2),并呈现典型的秋冬季节高浓度排放特征. 冬季大气中CBaPeq浓度最大为(1.12±0.805)ng·m–3,显著高于春夏秋3个季节(P值均小于0.05). 秋季CBaPeq浓度虽然高于春夏,但仅与排放浓度最低的春季(0.269±0.121)ng·m–3,存在显著性差异. 冬季大气中CBaPeq浓度显著偏高原因一方面在于冬季采暖导致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料排放增加,另一方面也在于气温较低,大气边界层稳定,污染物不易扩散[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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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Hs暴露浓度水平参数rr(CBaPeq)的算数均值约为1.0008,其5%,25%,75%和95%百分位数的计算值分别为1.0002、1.0003、1.0011和1.0023,基于此可获得PAHs的肺癌风险概率分布(图3). 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尺度PAHs肺癌风险水平符合正态分布,PAF风险值平均为(0.78‰±0.62‰). 各采样点H1所在区位PAF值最大,为(1.1‰±1.0‰),归因于人口密度最大,污染浓度最高,其次为H6,该点位于郊区县中心,人口密度较高,因此PAF值相对较高. 其他采样点PAF值为H6 > H4> H3 > H2 > H5,H5污染浓度和人口密度都相对较低,该处PAF值仅为(0.49‰±0.26‰).
表2列举了基于PAF模型计算的不同国家和城市尺度下PAHs暴露肺癌风险. 本研究结果低于文献报道的水平值[2,19-21]. 例如,Zhang等[2]估算2003年中国居民PAHs暴露肺癌风险PAF平均值为16‰. 洪文俊等[19]估算中国PAHs暴露肺癌风险PAF平均值为8.8‰,而同期韩国和日本的PAF平均值为0.38‰—0.85‰. 我国山西晋中和北京的平均PAF值分别为77‰和71‰[20],该异常高值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研究除分析了16种母体PAHs外,还分析了其他母体PAHs和硝基PAHs,另一方面,与这两个地区PAHs排放强度较大有关,其中山西是炼焦大省,北京是交通高度密集区,这都是PAHs排放的主要来源[22]. 此外,本研究与国内研究PAF值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数据来源的差异,国家尺度核算多基于经验数据估算,重点反映区域整体的风险水平,而对于更为精细化的城市不同点位的风险评估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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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CLR模型和蒙特卡洛方法,可知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三组人群室外呼吸暴露大气中PAHs导致的ILCR分别为(6.59±5.20)×10−8、(1.23±0.97)×10−8和(1.99±1.57)×10−7(图4),终身致癌风险ILCR均低于美国EPA推荐的可接受致癌风险水平(1×10−6). 近年来,合肥市采取了一系列大气污染管控措施,包括服务业调整,降低交通污染源排放,包括农业秸秆燃烧控制以及郊区、农村地区电气化,减少生物质燃烧源排放[23],较大程度地降低了大气PAHs污染水平. 在各监测点位中,H3、H6和H4的ILCR值相对较高,这与PAF模拟结果相近. 此外,相对于PAF,ILCR体现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致癌风险,儿童的致癌风险高于青少年,主要源于儿童的风险易感性较高.
由表3可知,不同地区成人和儿童的ILCR值的差异较大. 例如北京、太原等北方城市儿童的ILCR值显著低于成人,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城市秋冬季节温度偏低,污染物浓度高而儿童室外活动频率低所致[21, 24]. 环渤海区域和广州市儿童的ILCR值略高于成人,主要是因为这些研究除了考虑儿童易感性,还考虑了市内污染来源和室外活动时间[25-26]. 以上研究中儿童和成人的健康风险差异往往在2—5倍,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而巴基斯坦和印度(坎普尔)儿童和成人的风险值差异相对较小(1—2倍) [27-28]. 前人研究表明,不同人群之间的基因、饮食对于PAHs暴露肺癌风险均会产生影响[2, 6],比如越南、印度较低致癌风险受到饮食习惯和人种的易感性差异影响[4]. 因此,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风险差异的研究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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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Hs呼吸暴露产生的健康风险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大气中PAHs的浓度(CBaPeq)、呼吸速率(IR)、居民室外活动(暴露时间)(ET)、呼吸大气PAHs的致癌斜率因子(CSF). 通过蒙特卡罗模拟发现,CBaPeq的ILCR的预测结果影响最大,相对贡献率高于80%(图5),同时CSF也是影响ILCR预测结果的重要因子(51%),而体重(BW)、IR和ET对ILCR的预测结果影响较小,相对贡献率分别为-7%、4%和8%. 大气中CBaPeq也是影响PAF预测结果的最重要因子,相对贡献率为89%,其次为URR(B[a]P浓度为100 μg·m−3时每年暴露的基准单位相对风险),其相对贡献率为40%. 由此可见,大气中CBaPeq的浓度是影响健康风险评价的关键因子,因此获取能代表区域污染的数据最为关键,增加采样点位和采样频次可以获得更多数据以此确定区域浓度. 本研究通过检验CBaPeq的分布特征后,通过蒙特卡罗10000次模拟获得城市区域大气中CBaPeq的分布,并进行PAF和ILCR计算. 此外,考虑到人口密度对大气PAHs浓度的影响,很多研究建议采用人口加权浓度进行健康风险评价. 本研究未进行人口加权浓度计算,所以对预测结果造成一定不确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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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合肥市大气中PAHs浓度,通过苯并[a]芘等效毒性系数得到总的BaPeq,结合适用的人群呼吸暴露参数和模型定量计算不同位点的呼吸暴露量及肺癌风险,结果如下:
(1)大气中PAHs的年平均浓度为(10.76±10.93 )ng·m–3,高浓度区域主要分布于城市中心交通要道附近,低浓度区域主要分布于远郊,浓度分布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逐渐降低.
(2)室外PAHs呼吸暴露所导致的额外肺癌发病率为4.33×10−6,PAF值主要受浓度分布和人群密度影响.
(3)基于ILCR模型可知,本研究中平均每百万人群暴露于大气PAHs所产生的额外肺癌发病人数为9.47,与PAF模型计算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基于PAF和ICLR模型的大气多环芳烃人体暴露肺癌风险评价:以合肥市为例
Lung cancer risk assessment of the exposure to atmospheric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based on 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and incremental lifetime cancer risk models: A case study in He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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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有机污染物排放引起的致癌风险是当前人群健康研究关注热点. 本研究以安徽省会合肥市为案例,以多环芳烃(PAHs)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采样分析以及超额终生致癌风险模型(ILCR)和人群归因模型(PAF)对城市不同区域、季节、人群的致癌风险进行评估,并采用蒙特卡洛模型解析不同模型的致癌风险评估差异. 研究表明,合肥市大气PAHs暴露所引起的额外肺癌每百万人为9.47,ILCR与PAF模型模拟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而PAF模型的参数敏感性较高. 合肥城市PAHs的致癌风险的空间分布、季节变化以及人群分布都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中心道路交通高排放区和郊区农业活动强度大区域的致癌风险较高;秋冬PAHs的浓度水平较高导致较高致癌风险;室外活动频繁的成年人致癌风险高,儿童的风险易感性高. 因此,城市人群健康风险综合管控需要系统考虑不同污染排放源的分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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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多环芳烃(PAHs) /
- 人群归因模型 /
- 超额终生致癌风险 /
- 暴露肺癌风险
Abstract: The cancer risk caused by exposure to atmospheric organic pollutants in cities has raised increasing global concern. However,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ncer risk in cities remain largely unknown because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llution source and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16 U.S. EPA priority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in the atmosphere in Hefei, the capital city of Anhui province, over one year period. We also estimated the lung cancer risk caused by exposure to atmospheric PAHs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PAF) and incremental lifetime cancer risk (ILCR) model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verage excess inhalation risk were 9.47 cancer cases per million people. The overall PAF value was 0.78‰, coinciding well with the ILCR value. The cancer risk at urban sites were noticeably higher than those at tourist area site and rural site. The cancer risk was higher in winter and autumn than those in summer and spring. Adults had higher risk of lung cancer th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铬金属是我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重点防控的重金属之一,在自然界中铬主要以三价铬Cr(Ⅲ)和六价铬Cr(Ⅵ)的形式存在. 三价铬Cr(Ⅲ)稳定、低毒,是动植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但是六价铬Cr(Ⅵ)具有致癌性和致畸性,可以通过食物链蓄积放大,引起人体多器官功能衰竭、坏死[1 − 3]. 根据研究报道,铬污染在世界十大最具毒性的污染问题中排名第三,根据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饮用水中Cr(Ⅵ)的最大可接受限值为0.05 mg L−1 [4]. 目前常用的修复水中铬污染的方法主要有离子交换、过滤、电化学沉淀、活性炭吸附、生物修复、膜分离等,这些传统的去除方法效果差,成本较高、复杂,修复周期长[5 − 6],而纳米零价铁(nZVI)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无毒和经济性,被认为是能够有效进行Cr(Ⅵ)治理和修复的材料[7 − 8]. 纳米零价铁是一种粒径在1—100 nm的颗粒,具有比表面积大、吸附性和还原性强等特点,可用于环境中的Cr(Ⅵ)污染的治理和修复[9 − 11].
nZVI作为一种广被研究和使用的环境纳米材料,早期研究集中在其性能及应用方面,主要进行溶液反应动力学、去除负荷、简单固相表征等研究,而对nZVI使用过程中的转化和最终归趋等科学问题尚未解决[12 − 13]. 研究纳米零价铁颗粒在水环境中的结构性质演变将有助了解nZVI去除重金属中的效能和环境归趋[14]. 基于此,本课题组前期研究了纳米零价铁在Cr(Ⅵ)水相中的结构性能演变,发现初始的溶液pH、Cr(Ⅵ)浓度、反应时间等均对其结构性能演变产生影响[15]. 研究复杂环境条件下nZVI在Cr(Ⅵ)水相中的晶相结构演变,同时探究其对其它污染物去除效能的影响,对于预测去除重金属之后的反应产物在环境中的赋存状态、最终迁移归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了nZVI与不同浓度Cr(Ⅵ)(0—100 mg∙L−1)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反应特性,探究初始pH(2、3、4、5、7、9、11)、无机阴离子(Cl−、CO32−、SO42−、NO3−)、重金属离子(Co2+、Cd2+、Ni2+、Cu2+)共存条件下的Cr(Ⅵ)对nZVI晶相转化的影响.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跟踪反应中重金属离子浓度变化,X射线衍射仪(XRD)研究纳米零价铁在复杂环境条件中的晶相结构变化,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透射电子显微镜(TEM)、高分辨透射电镜的晶格衍射条纹、选区花样衍射对反应产物结构形貌、物相进行表征. 该研究为nZVI及其产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归趋等提供实验数据和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实验材料及仪器
主要试剂:硼氢化钠(NaBH4,分析纯)购自美国西格玛奥德里奇有限公司,六水合氯化铁(FeCl3·6H2O,分析纯)、无水乙醇(C2H5OH,分析纯)、重铬酸钾(K2Cr2O7,优级纯)、氢氧化钠(NaOH,分析纯)、盐酸(HCl,分析纯)、微米零价铁(mZVI,分析纯)、纳米二氧化(nTiO2,分析纯)、聚合硫酸铁(PFS,分析纯)均购于中国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仪器:pH/ORP计(PHSJ-4A,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天平(MS 105DU,梅特勒-托利多集团);真空干燥箱(DZF-6020,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蠕动泵(YZ1515x,保定兰格恒流泵有限公司);电动搅拌机(D2004W,上海司乐仪器有限公司).
1.2 nZVI的制备
采用经典液相还原法[16]将NaBH4 (0.2 mol·L−1)逐滴加至FeCl3 (0.05 mol·L−1)溶液中制备得到nZVI,滴加完后继续搅拌20 min,整个过程均通氮气,其反应方程式为: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 新鲜制备得到的nZVI使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各进行多次洗涤,之后低温(4℃)保存于无水乙醇中并测量固含量以备使用.
1.3 批次实验
纳米零价铁(nZVI)、微米零价铁(mZVI)、纳米二氧化钛(nTiO2)、聚合硫酸铁(PFS)4种材料投加到模拟电镀废水中(38.4 mg∙L−1)中反应2 h后,测定溶液中剩余铬的含量.
初始浓度为50、100、200 mg∙L−1 Cr(Ⅵ)溶液中,分别投加0.5、1、2 g·L−1的nZVI,搅拌、定时取样,反应完成后固液分离,固相物质保存在酒精中保存待测.
1 g∙L−1 nZVI投加到Cr(Ⅵ)浓度分别为10、20、50、100 mg∙L−1的Cr(Ⅵ)溶液,控制溶液初始pH为2—11,搅拌速率为310 r∙min−1,反应至2、6 h时测量溶液中铬的剩余浓度,并分离出固体保存. 上述方法获得的nZVI与新鲜的nZVI用于去除浓度均为100 mg·L−1的Cd2+、Cu2+废液,控制nZVI的投加量均为1 g·L−1,分别反应1、6 h后,收集水样检测溶液中Cd2+、Cu2+含量.
配置10 mg·L−1 Co2+、Cd2+、Ni2+、Cu2+与10、20、50、100 mg·L−1 Cr(Ⅵ)的双金属溶液及20、50、200 mg·L−1 SO42−、NO3−、Cl−、CO32−与20 mg·L−1 Cr(Ⅵ)的溶液,在500 mL烧杯中加入250 mL的混合溶液,投加1 g∙L−1的nZVI,控制pH为5左右,搅拌速率为310 r∙min−1,反应2 h后,取样分析.
1.4 材料分析和表征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Agilent 720ES)对水样中重金属含量进行测量. 将固体样品使用真空干燥箱(DZF-6020, 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烘干后,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TM3000,日本日立高新公司)、透射显微镜(TEM,EM-2100F,日本岛津公司)进行形貌结构分析.
X射线衍射仪(XRD, Bruker D8 Advance)对纳米零价铁的晶相结构进行分析,采用Cu Kα射线,LiF单色仪,测试电流在40 kV和40 mA条件下进行,扫描角度(2θ)为10°到90°,扫描速度10(°)·min−1.
2. 结果与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nZVI去除水中Cr(Ⅵ)的效能研究
为了比较不同水处理材料的去除效能,研究了nZVI、mZVI、nTiO2、PFS对于Cr(Ⅵ)的去除效率. 水处理材料的投加量分别为1、4、10 g·L−1,从图1a可以看出,nZVI具有比其他材料更高的去除效率,分别为88.0%、95.8%、98.4%,而mZVI对铬的去除率仅在10%—15%之间,其它两种材料去除效率更低. 因此nZVI是良好的重金属Cr(Ⅵ)的去除材料.
图 1 不同因素对铬去除效果的影响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chromium removal(a)不同材料: nZVI、mZVI、nTiO2、PFS); 材料投加量: 1、4、10 g·L−1; 铬初始浓度为38.4 mg·L−1; (b) nZVI投加量: 0.5、1、2 g·L−1; (c) Cr(Ⅵ)的初始浓度50、100、200 mg·L−1; (d) 溶液初始pH: 2—11(a) different material: nZVI、mZVI、nTiO2、PFS; dosage of materials: 1、4、10 g·L−1; Initial chromium concentration: 38.4 mg·L−1; (b) dosage of nZVI: 0.5、1、2 g·L−1; (c)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Cr(Ⅵ): 50、100、200 mg·L−1 ; (d) Initial pH of solution: 2—11改变nZVI投加量对铬去除效率的研究表明(图1b),当投加量为2 g·L−1,反应10 min,溶液中的Cr(Ⅵ)完全去除,而投加量为1 g·L−1的nZVI完全去除Cr(Ⅵ)需要20 min,0.5 g·L−1的nZVI在20 min对Cr(Ⅵ)的去除率达到80%以上. 选择1 g·L−1 nZVI为投加量进行后续实验.
探究不同的Cr(Ⅵ)初始浓度对其去除效果的影响,Cr(Ⅵ)的初始浓度分别为50、100、200 mg·L−1,如图1c. 铬的初始浓度为50、100 mg·L−1时,在200 min时nZVI对铬的去除率接近100%,而铬初始浓度为200 mg·L−1时,去除效率只能达到60%左右. 铬的初始浓度越低,反应速率越快,去除效率越高. 这可能是由于纳米零价铁修复铬的过程一般在铁表面进行,主要以吸附还原为主,暴露在表面的nZVI被氧化成Fe2+和Fe3+,再进一步发生水解反应形成钝化膜,铬浓度较低时,形成的钝化膜不足以覆盖整个铁表面,反而形成原电池促进电子转移,当铬浓度较高时,铁表面形成的钝化层,阻止了nZVI与Cr6+之间的电子传递,导致反应速率降低[17].
图1d探究了溶液初始pH(2、3、4、5、7、9、11)对铬去除效果的影响,1 g·L−1 nZVI在pH=2下与100 mg·L−1 Cr(Ⅵ)液反应2 h,对Cr(Ⅵ)的去除率为57.9%,在pH=5时去除率为18.5%,故随着pH值逐渐变大,对铬的去除率逐渐下降. 这可能是因为在酸性条件下,有利于Fe(0)的溶解,nZVI具有更强的释放电子能力,电子易与Cr(Ⅵ)结合生成Cr(Ⅲ);在碱性条件下,nZVI表面的Fe2+/Fe3+易与OH−形成铁的氢氧化物阻止反应进行. 当Cr(Ⅵ)液的浓度为20、50 mg·L−1,pH在2—5之间时,nZVI对铬的去除效率没有明显变化,而pH>5时,去除效率开始明显下降,故本研究选择在pH=5进行相关实验研究.
2.2 复杂环境条件下nZVI在Cr(Ⅵ)溶液中的晶相演变
2.2.1 Cr(Ⅵ)溶液中pH对nZVI晶相演变的影响
图2为不同溶液初始pH的条件下nZVI与20 mg·L−1 Cr反应2 h后固体产物的XRD谱图. 当pH<5时,只能观察到γ-FeOOH的衍射峰. 当pH=5时,可以观察到γ-FeOOH和Fe(0)的衍射峰,铁氧化有所减缓. 随着pH逐渐升高,Fe(0)的峰开始出现. 在pH>7时,只能观察到Fe(0)的峰,表明酸性Cr溶液促进nZVI的腐蚀,主要腐蚀产物为γ-FeOOH[18].
在20 mg·L−1的铬液中nZVI反应2 h后样品的TEM图如图3. 从图3可以看出,不同的pH下,结构形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新鲜nZVI呈链球状,而不同pH条件下氧化后产物出现片状和针状结构. pH=3时,Cr-nZVI中有少量链球状结构存在. 随着pH升高,不规则的链球状结构逐渐增多,球型结构由边界模糊逐渐变得分明,根据文献知悉成分是铁氧化物和CrxFe1-x(OH)3 [19 − 20]. 根据XRD分析(图2),pH>7时,与Cr(Ⅵ)反应后Cr-nZVI主要是Fe(0)的形式.
图 3 nZVI在不同初始pH的铬溶液(20 mg∙L−1)中氧化2 h的TEM图Figure 3. TEM images of nZVI oxidized for 2 h in chromium solution (20 mg∙L−1) at different initial pH(a) pH=2, (b) pH=3, (c) pH=4, (d) pH=5, (e) pH=7, (f) pH=9, (g) pH=11, (h) 新鲜nZVI(a) pH=2, (b) pH=3, (c) pH=4, (d) pH=5, (e) pH=7, (f) pH=9, (g) pH=11, (h) fresh nZVInZVI的等电位点为8.2,当溶液pH小于7时,nZVI表面带正电荷[8],有利于吸附带有负电荷的Cr(Ⅵ);此外H+可以促进HCrO4−和CrO42−还原为Cr3+,且pH较低时,铁腐蚀会产生大量H+和Fe2+,可进一步促进Cr(Ⅵ)还原[21 − 22],如反应方程式(2—7). 当溶液由酸性变为碱性时,nZVI会在铁的表面生成铁氧化物或铁络合物,阻止电子传递,导致铁氧化速率下降[23].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2)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3)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4)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5)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6)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7) 2.2.2 Cr(Ⅵ)溶液中共存重金属对nZVI晶相演变的影响
为探究溶液中共存重金属对nZVI反应后晶相演变的影响,实验选取Co2+、Cd2+、Ni2+、Cu2+等4种重金属离子,研究nZVI在双金属(铬:20 mg·L−1,重金属:10 mg·L−1)体系中反应2 h的固体产物的晶相演变,XRD如图4a. 可以看出nZVI在单一铬金属中反应2 h后(pH=5),能够观察到Fe(0)和γ-FeOOH的衍射峰. 当含铬溶液中含有Cd、Co金属时,nZVI完全转化为纤铁矿;而Cr溶液中共存Ni和Cu金属时,nZVI晶相逐渐中转化为纤铁矿和针铁矿混合物. 同时,在含Cu2+的溶液中,能够观察到氧化亚铜晶相物质存在. nZVI在含铬-重金属溶液中反应2 h后表面形貌如图5所示,在未添加其它4种重金属离子时,与铬反应后固相产物主要呈球状、片状、针状结构,添加重金属后,固相产物链球状结构明显减少,片状和针状结构显著增多,重金属的存在对nZVI自身结构演变有巨大影响.
纳米零价铁具有类金属或类配体的配位性质,这与溶液的化学性质有关. 当溶液pH低于纳米零价铁的等电点(pHzpc=8.2)时[8],铁表面带正电荷,会吸引配体(如磷酸盐),当溶液pH高于纳米零价铁的等电点时,铁表面带负电荷,能与阳离子(如金属离子)形成表面络合物. 从经典的电化学来看,铁可以作为电子供体或还原剂,还原和沉淀活性较低的金属离子,铁表面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Fe(Ⅱ) (−0.44 V)的标准电势低于镉Cd(Ⅱ) (−0.40 V)、Co(Ⅱ) (−0.28 V)、Cu(Ⅱ) (+0.34 V)、Ni(Ⅱ) (−0.24 V),因此这些重金属很容易被nZVI还原,如图4 b,nZVI与重金属之间形成了原电池腐蚀,nZVI表面氧化层能促进重金属吸附到nZVI表面,铁作为阳极,发生氧化反应失去电子,表面被腐蚀,重金属氧化还原电位较高,作为阴极,发生还原反应得到电子,最终形成铁氢氧化物沉淀或者重金属-铁络合物,铁晶相结构发生改变.
Cr-nZVI在不同重金属离子中的晶相转化与其氧化还原电位有关,不同重金属促进nZVI晶相转化的原理有差异. 由于Cu(Ⅱ) (+0.34 V)的标准还原电位远高于Fe(Ⅱ) (-0.44 V),在酸性条件下,能与铁形成原电池,铁作为正极发生强烈腐蚀,结构发生改变. 由于铜离子比较少,从而使得氧化亚铜的生成. nZVI与铜离子反应,会将铜离子还原成Cu和Cu2O [24 − 25],反应方程式如下: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8)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9) 如图4,加入铜离子后nZVI反应产物由γ-FeOOH、α-FeOOH、Cu2O和混合相,由于针铁矿的热稳定性更高,γ-FeOOH可能在Fe2+的作用下转化为α-FeOOH[19, 26].
由于Ni(Ⅱ) (-0.24 V)的标准还原电位略高于Fe(Ⅱ) (-0.44 V),因此nZVI对Ni(Ⅱ)的去除主要是通过还原和吸附的方式实现. 在反应初始阶段,Ni(Ⅱ)通过物理吸附被吸引到铁表面,通过化学吸附强烈结合,与nZVI表面的OH−形成微溶物,通过不断消耗nZVI氧化形成的OH−,促进nZVI表面腐蚀转化为铁(氢)氧化物,金属离子逐渐还原为金属镍[27],反应方程式如下: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0)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1)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2) Co((Ⅱ) (-0.28 V)的标准还原电位略高于Fe(Ⅱ) (-0.44 V),反应机制和Ni(Ⅱ)相似. 由于Cd(Ⅱ) (-0.40 V)的氧化还原电位与Fe(Ⅱ) (-0.44 V)接近,去除Cd的反应机制不涉及还原反应,主要通过吸附或形成表面配合物去除. Cd(Ⅱ)吸附到nZVI表面,与nZVI氧化产生的OH−形成Cd(OH)2沉淀,促进nZVI不断腐蚀氧化形成铁(氢)氧化物[28 − 29].
2.2.3 共存阴离子对nZVI在Cr(Ⅵ)溶液中晶相演变的影响
天然水体中往往存在Cl−、CO32−、SO42−、NO3−等离子,研究共存阴离子的影响对于nZVI应用于天然水体中铬污染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本实验研究nZVI在浓度为(10、20、50、100 mg·L−1) Cr(Ⅵ)溶液中,同时共存阴离子浓度分别为20、50、200 mg·L−1,反应2 h的固相演变. nZVI在铬(10 mg∙L−1)与阴离子(50、200 mg∙L−1)反应2 h后物相图如图6a、b所示,4种阴离子对nZVI的晶相转化均有抑制作用,可以观察到Fe(0)和其它铁(氢)氧化物的衍射峰,其中CO32−抑制作用最明显,只能观察到Fe(0)的衍射峰. 4种阴离子起钝化作用,可能是形成的铁氧化物在沉降到nZVI时,会带入吸附的阴离子,从而阻塞了nZVI的还原位点,降低了nZVI的反应活性[30].
图 6 pH=5时nZVI在铬与阴离子混合液中反应2 h的XRDFigure 6. XRD patterns of nZVI reacting in a mixture of chromium and anion for 2 h (pH=5)(a) Cr: 10 mg∙L−1, 阴离子: 50 mg∙L−1, (b) Cr: 10 mg∙L−1, 阴离子: 200 mg∙L−1, (c) Cr: 20 mg∙L−1, 阴离子: 20 mg∙L−1, (d) Cr: 20 mg∙L−1, 阴离子: 50 mg∙L−1, (e) Cr: 50 mg∙L−1, 阴离子: 50 mg∙L−1, (f) Cr: 0、10、20、50、100 mg∙L−1 (L: γ-FeOOH, M: γ-Fe2O3/Fe3O4)(a) Cr: 10 mg∙L−1, anion: 50 mg∙L−1, (b) Cr: 10 mg∙L−1, anion: 200 mg∙L−1, (c) Cr: 20 mg∙L−1, anion: 20 mg∙L−1, (d) Cr: 20 mg∙L−1, anion: 50 mg∙L−1, (e) Cr: 50 mg∙L−1, anion: 50 mg∙L−1, (f) Cr: 0,10,20,50,100 mg∙L−1 (L: γ-FeOOH, M: γ-Fe2O3/Fe3O4)铬(20 mg∙L−1)与阴离子(20 mg∙L−1)反应2 h时(图6c),除CO32−外,其它3种离子的加入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Fe(0)转化为γ-FeOOH和γ-Fe2O3/Fe3O4,Fe(0)衍射峰减弱,能明显地观察到γ-FeOOH和 γ-Fe2O3/Fe3O4的衍射峰. 加入SO42−反应2 h后碱性增强,SO42−的存在可能破坏保护nZVI表面氧化膜,置换nZVI表面的OH−,与铁离子形成单配位基和双配位基复合物,从而加速铁的腐蚀[31 − 32]. NO3−存在下的溶液反应后pH为6.85,呈弱酸性,NO3−能被纳米零价铁还原(E0(NO3−/NO2−)=0.01 V),从而促进纳米零价铁的腐蚀,并对表面起到一定的剥蚀作用[33]. 当阴离子为50 mg∙L−1时(图6d),共存离子为Cl−和CO32−时,只发现Fe(0)的电子衍射峰,由于阴离子不存在的条件下产生γ-FeOOH衍射峰,说明此时共存Cl−和CO32−对nZVI的氧化有明显抑制作用,Cl−对nZVI晶相转化的影响与浓度有关,低浓度促进nZVI 腐蚀,高浓度起钝化作用.
当Cr≥50 mg∙L−1时,只能观察到Fe(0)的衍射峰,高浓度Cr抑制nZVI发生晶相转化,如图6e、f,根据Huang等研究,Cr(Ⅵ)浓度较低时(≤20 mg∙L−1),nZVI腐蚀速率加快,Cr(Ⅵ)浓度较高(Cr≥50 mg∙L−1)时,零价铁表面形成CrxFe1-xOOH或CrxFe1-x(OH)3钝化层,抑制nZVI腐蚀,因此铬浓度较高(Cr≥50 mg∙L−1)时,4种阴离子对nZVI的腐蚀及晶相转化作用不明显[34].
用透射电镜对nZVI在含有200 mg∙L−1 CO32−和Cl−的铬液(Cr: 10 mg∙L−1)反应2 h前后的固相产物进行了详细研究,如图7. 新鲜的纳米零价铁(图7a)呈链球状,核壳结构明显,纳米零价铁在不含阴离子的铬液(10 mg∙L−1)反应2 h后的形貌如图7b所示,呈链球状、片状和针状结构,结合图6a XRD,主要为Fe(0)和γ-FeOOH和γ-Fe2O3/Fe3O4. 在Cl−存在下反应后固体的低分辨率透射电镜图谱中观察到片层状结构(图7c),高分辨率的电子显微镜显示了晶格条纹间距为0.2501、0.2467、0.2059 nm(图7d),分别对应于Fe2O3的(110)面、γ-FeOOH的(130)面、Fe(110)面. 对在Cl−存在下反应后的固体进行选区电子衍射(图7e),可以观察到γ-FeOOH(040)晶面、Fe2O3(121)和(113)面、Fe(200)晶面、Fe3O4(554)晶面.
图 7 pH=5时nZVI在铬(10 mg∙L−1)与阴离子(200 mg∙L−1)的混合液中氧化2 h的TEM图Figure 7. TEM images of nZVI oxidized for 2 h in chromium solution (10 mg∙L−1) mixed with anion (200 mg∙L−1) (pH=5)(a) 仅有Cr, (b) 新鲜nZVI, (c) Cl−存在下的nZVI低分辨率TEM图, (d) Cl−存在下nZVI的高分辨率TEM图, (e) Cl−存在下nZVI的TEM选区衍射图, (f) CO32−存在下的nZVI低分辨率TEM图, (g) CO32−存在下nZVI的高分辨率TEM图, (h) CO32−存在下nZVI的TEM选区衍射图(a) only Cr, (b) fresh nZVI, (c) Low resolution TEM images (Cl−), (d) High resolution TEM images (Cl−), (e) TEM-SEAD images (Cl−), (f) Low resolution TEM images (CO32−), (g) High resolution TEM images (CO32−), (h) TEM-SEAD images (CO32−)结合图6a、b,Cl−能够抑制Fe(0)转化为铁氧化物. 当铬浓度为20 mg∙L−1时,Cl−为20 mg∙L−1时能促进Fe(0)转化为γ-FeOOH和γ-Fe2O3/Fe3O4,Cl−促进nZVI发生腐蚀而发生晶相转化,通常有两个原因,一是Cl−能够击穿nZVI表面氧化膜,促进内部铁提供电子能力,进一步发生腐蚀[35];二是Cl−能促进铁的局部腐蚀,形成不规则的坑形,而铁表面的坑形提供了新的反应位点,促进nZVI氧化[36]. 而当铬浓度为20 mg∙L−1时,Cl−为50 mg∙L−1时能抑制Fe(0)转化为其它铁(氢)氧化物,如图6d,这可能是Cl−竞争性结合nZVI的表面位点,抑制nZVI发生氧化[37]. 因此Cl−对nZVI的腐蚀作用及晶相转化与浓度有关.
在CO32−存在下反应后固体的低分辨透射电镜图谱中观察到链球状结构(图7f),在高分辨率的图谱中观察到明显的核壳结构,选区电子衍射(图7e)可以观察到Fe(110)晶面,说明此时nZVI的晶体结构仍未发生转化,CO32−对nZVI的氧化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加入CO32−后,反应2 h后测得溶液pH达到9.6,这可能是CO32−使溶液pH升高,OH−与Fe2+/Fe3+形成了铁的氢氧化物附着在nZVI表面,形成钝化膜,CO32−也会在铁氧化物表面形成竞争吸附位点,抑制nZVI发生腐蚀[38]. 有关共存阴离子对于晶相结构转化的影响机理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的阐明.
3. 结论 (Conclusion)
(1) nZVI的投加量、铬的初始浓度、溶液初始pH对铬的去除效率有较大影响. 随着nZVI投加量的提高,对铬的去除率也提高;随着铬初始浓度的增加和溶液初始pH的增加,对铬的去除率逐渐下降. 对于不同去除重金属的材料(nZVI、mZVI、nTiO2、PFS),nZVI是最佳去铬的实验材料.
(2) pH对nZVI的结构演变影响很大. 不同pH条件下,nZVI氧化程度不同,酸性越强,对铬的去除率越高但nZVI的腐蚀程度也较大,主要转化为铁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3) 共存重金属离子影响Cr-nZVI的结构演变. 4种重金属离子(Co2+、Cd2+、Ni2+、Cu2+)均能够加速nZVI腐蚀,在铬浓度为20 mg∙L−1时,加入Co2+和Cd2+,Fe(0)转化为γ-FeOOH,加入Ni2+、Cu2+后,产生新的α-FeOOH.
(4) nZVI的晶相演变同时受到Cr离子的浓度和阴离子的浓度的影响. Cr浓度为10 mg∙L−1时,4种阴离子抑制nZVI氧化,Cr浓度为20 mg∙L−1时,共存的SO42−、NO3−促进Fe(0)转化为γ-FeOOH和γ-Fe2O3/Fe3O4,CO32−抑制nZVI发生氧化,低浓度(20 mg∙L−1)的Cl−促进nZVI氧化,高浓度(200 mg∙L−1)Cl−抑制nZVI氧化为γ-FeOOH和γ-Fe2O3、Fe3O4. CO32−对nZVI的腐蚀有极强的抑制作用,高浓度的Cr抑制nZVI发生晶相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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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终身致癌风险暴露模型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for estimating the ICLR values
参数Parameters 少儿Child 青少年Adolescent 成人Adult 呼吸速率IR/(m3·h–1) 1.1±0.07 1.4±0.04 1.5±0.05 暴露时间ET/(h·d–1) 2.5±0.1 1.67±0.1 3.68±0.2 暴露频率EF/(d·a–1) 365 365 365 持续暴露时间ED/a 11 6 53 终身暴露时间AT/d 25550 25550 25550 体重(BW)/kg 19.0±6.28 47.3±7.30 60.8±3.97 CSF/(kg·d–1·mg–1) 3.9±1.8 3.9±1.8 3.9±1.8 表 2 不同国家和地区PAHs肺癌风险的PAF值对比(‰)
Table 2. Comparation of the PAF values in literature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国家/地区Country/region 采样点Site 样本数Sample number 采样时间Sampling duration PAHs种类数PAH number PAF均值Averaged PAF value 参考文献Reference 中国 城镇和郊区 — 2003 16 16‰ [2] 中国 城镇和郊区 176 2012-2013 47 8.8‰ [19] 韩国 城镇和郊区 176 2012-2013 47 0.85‰ [19] 日本 城镇和郊区 176 2012-2013 47 0.38‰ [19] 北京 城镇和郊区 10 2013-2014 39 71‰ [20] 晋中 城镇和郊区 10 2013-2014 39 77‰ [20] 合肥 城镇和郊区 6 2019 16 0.78‰ 本研究 中国 郊区 114 2013 16 3.38‰ [21] 表 3 不同国家和地区PAHs肺癌风险的ILCR值对比
Table 3. Comparation of the ICLR value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国家/地区Country/region 样本数Sample number 采样时间Sampling duration PAHs种类数PAH number ILCR 参考文献Reference 儿童Child 青少年Adolescent 成人Adult 北京 10 2013—2014 39 1.78×10−4 2.01×10−4 3.40×10−4 [21] 太原 16 2009—2010 15 1.74×10−6 — 7.95×10−6 [24] 环渤海 7258 2010—2019 7 2.70×10−5 2.40×10−5 1.88×10−5 [25] 广州 96 2010 16 3.03×10−6 — 2.92×10−6 [26] 合肥 6 2021 16 6.59×10−8 1.23×10−8 1.99×10−7 本研究 巴基斯坦 21 2021 16 1.40×10−5 4.76×10−6 2.58×10−5 [27] 坎普尔 24 2013—2014 16 2.08×10−5 — 3.57×10−5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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