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所假定的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场景为，转移的危险废物在移出地处置能力充足，但在移入地处置能力基本平衡或不足，此时危险废物的移出者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而移入地政府则作为移入地收益团体的代表。围绕“谁补谁，补多少，怎么补”的思路，构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框架如图1所示。主要内容包括：①补偿原则的确定：本研究所构建的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机制是依托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探索建立的市场化交易方式。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实行排污权有偿取得，即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移出人 (以下简称“移出人”) 在缴纳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资金后获得向危险废物跨省转移接受地 (以下简称“受偿区”) 转移危险废物的权利。②补偿主客体的识别：基于危险废物流向，移出人应当对受偿区因履行生态保护责任所增加的支出和付出的成本予以适当补偿。③补偿金额的确定：移出人应缴纳的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资金根据危险废物跨省转移量、补偿系数和利用处置方式计算^[11]。④本研究根据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工作流程初步设计生态补偿资金征缴流程与管理办法。

当前国内外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有支付意愿法、机会成本法、收入损失法、总成本修正模型、费用分析法等^[12]。其中，支付意愿法受地区经济水平以及人们意识程度的影响较大，且往往得到补偿标准较低，如不进行细致足量的问卷调查，则可能出现重大偏差^[13]；机会成本法所计算出来的标准往往会高于补偿者的支付意愿，甚至超出他们的支付能力^[14]；费用分析法因费用的不确定性和标准的动态变化，使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技术难度^[15]。

总成本修正模型是在收入损失法计算总成本的基础上引入修正系数，对受偿对象生态建设的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进行修正，使计算模型更科学、公平。如在计算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时，刘玉龙等^[16]将投入成本分为直接和间接投入两部分：直接投入包括林业建设与保护成本、水土流失治理投入和污染防治投入。间接投入包括发展节水投入、移民安置投入和限制产业发展的损失。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共同构成了上游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总成本，以此作为生态补偿计算的依据，在进行投入成本分担分析时，引入水量分摊系数、水质修正系数、效益修正系数，计算生态保护的综合效益。

本研究所构建的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处置生态补偿模型基于总成本修正模型，综合考虑危险废物转入地生态建设与保护的各项直接成本 (DC) 和间接成本 (IC) ，同时引入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系数K_c、危险废物转移处置方式系数 (K_m) 进行模型修正，计算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量。

对于受偿区来说，用于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直接成本 (DC) 包括：①危险废物运输、贮存及处置利用过程中因污染防治所支出的治理费用 (EGC，10⁴元)；②因危险废物填埋场建设所支出的土地资源开发补偿费用等 (LRC，10⁴元)；③危险废物焚烧所支出的年平均大气治理成本 (AGC，10⁴元)。间接成本为因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所损失的机会成本 (OC，10⁴元)。

危险废物运输、贮存及处置利用过程中因污染防治所支出的治理费用 (EGC) 包含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所产生的治理费用和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支出的环境治理费用。其中，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所产生治理费用包括：①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②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③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合理费用^[17]。具体数据可从省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取。EGC应取近3年受偿区危险废物运输、贮存及处置利用过程中因污染防治所支出的年平均治理费用进行计算。

根据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法定方式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土地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危险废物填埋场建设所支出的土地资源开发补偿费用 (LRC) 可通过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支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费或者场地使用费等结合危险废物填埋场占地面积进行核算。同时，还应考虑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所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征地补偿安置费、耕地开垦费等土地资源开发成本。LRC应取近3年受偿区因危险废物填埋场建设所支出的年平均土地资源开发补偿费用进行计算。

危险废物焚烧过程产生大量烟气，虽经烟气净化设施处理后能够实现达标排放，但也会给受偿区大气环境带来污染，造成不必要的大气治理支出，因此还需补偿受偿区因危险废物焚烧所支出的大气治理成本 (AGC) 。

间接成本 (IC) 包括受偿区因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所损失的机会成本 (OC) 。受偿区因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的建设，可能面临产业发展受限、“邻避效应”等问题，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税收损失、就业损失等经济成本也应考虑在内。

综上，受偿区因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所支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总成本：C=DC+IC=EGC+LRC+AGC+OC。

将受偿区因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所支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总成本C与近3年受偿区危险废物年平均利用处置量D_总 (10⁴ t) 相除，得出近3年受偿区利用处置单位质量危险废物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即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系数K_c (元·t⁻¹) ，见式(1)。

移出人将危险废物跨省转移至受偿区，占据受偿区的环境容量；同时，在受偿区生态建设和保护持续投入的作用下，地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得以保障。基于这样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状况，确定移出人对受偿区生态建设和保护成本按转移量进行的分摊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系数K_c (元·t⁻¹) 与危险废物转移量T (t) 的乘积，见式(2)。

在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处置过程中，不同的利用处置方式对受偿区的环境影响程度也不同，本研究引入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系数K_m对受偿区转移量分摊金额进行修正。K_m的选取根据不同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方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而得出。如危险废物填埋处置过程，实质上只是暂时隔离和封存，并未消除其危险特性和潜在隐患，会占用移入地的土地资源，同时存在渗滤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风险^[18]，因此危险废物若采用填埋处置，应承担较高的分摊系数。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过程对土壤和地下水的危害风险较低，虽焚烧过程产生的残渣、飞灰以及烟气中的烟尘、重金属类、二噁英类等污染物也将给受偿区带来新的环境风险^[19]，但焚烧过程排气集中且较易管理，尾气达标排放后对大气的污染程度较低，因此危险废物若采用焚烧处置，承担的分摊系数应小于填埋处置。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过程能够减少危险废物排放，同时回收能再次利用的物质，降低危险废物对周边环境的危害^[20]，因此所承担的分摊系数最小，但值得注意的是且若资源化利用后继续产生新的危险废物则应根据新产生危险废物的处置方式重新计算分摊费用。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设置转入受偿区填埋的危险废物K_m取2.0，转入受偿区焚烧的危险废物K_m取1.2，转入受偿区利用及以其他方式处置的危险废物K_m取1.0。

综上可得，考虑危险废物转移量分摊和利用处置方式修正后移出人对受偿区的生态补偿量如式(3)所示。

其中，K_c的公式表示为式(4)。

式中：P为移出人应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元；T为移出人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批准转移危险废物的重量，t；K_c为生态补偿系数，元·t⁻¹；K_m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系数；EGC为近3年受偿区危险废物运输、贮存及处置利用过程中因生态环境保护所支出的年平均治理费用，10⁴ 元；LRC为近3年受偿区因危险废物填埋场建设所支出的年平均土地资源开发补偿费用，10⁴ 元；AGC为近3年受偿区因危险废物焚烧所支出的年平均大气治理成本，10⁴ 元；OC为近3年受偿区因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所损失的年平均机会成本，10⁴ 元；D_总为近3年受偿区危险废物年平均利用处置量，10⁴ t。

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测算是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前提和保障，但由于生态补偿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和过程的复杂性使得难以按照统一的标准计算生态补偿成本^[21]。例如刘玉龙等^[16]通过调查收集上游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的年各项直接成本构建流域生态建设与保护补偿模型，但调查收集过程具有明显主观性，调查方法的不同也会造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测算偏差。同时，从目前我国开展的横向生态补偿上看，生态补偿成本与补偿标准并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大多由补偿双方协商制定，从出台的对口支援补偿标准上看，补偿金额也并非经过公式计算得出，而多是中央政府、补偿方和受偿方3方博弈的结果。

本研究以各省公布的近3年全省 (市) 生态环保支出及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支出为依据进行受偿区因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所支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总成本 (即公式中EGC+LRC+AGC+OC) 初步计算。根据经验值，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支出约为全省生态环保支出的1%，其中政府支出和企业支出分别约占0.5%。基于此，本研究以某4个临近省份为例进行受偿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本计算。

根据4省份发布的近3年全省 (市) 节能环保支出 (表1) ，计算得出A、B、C、D省年生态环境保护成本 (即EGC+LRC+AGC+OC) 分别为19 886.7、19 716.7、20 110.0、33 080.0×10⁴元。

受偿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系数为近3年因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所支出的年平均生态环境保护总成本 (EGC+LRC+AGC+OC) 与危险废物年平均利用处置量 (D_总) 的比值。近3年该研究区域危险废物年平均利用处置量 (D_总) 见表2。根据表1、表2，计算得出A、B、C、D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系数 (K_c) 分别为256.5、83.6、47.5、58.4元·t⁻¹。

由2.3章节可知，危险废物跨省转移时，每吨危险废物应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为K_c×K_m；代入3.2章节计算结果，得出金额见表3。

根据计算结果，转入A省的危险废物每吨应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明显高于其余3省份，这是因为A省生态环境容量有限而造成生态环境保护总成本较高。同时A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存在结构上的短板^[22]，近3年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偏低，部分类别危险废物依赖跨省转移利用，因此计算结果明显高于其他省份。

从B、C、D 3省计算结果来看，转入受偿区填埋的危险废物每吨应缴纳95.0~167.1元的生态补偿资金，转入受偿区焚烧的危险废物每吨应缴纳57.0~100.3元的生态补偿资金，转入受偿区利用及以其他方式利用处置的危险废物每吨应缴纳47.5~83.6元生态补偿资金。根据李静等^[23]的研究结果，2021年我国危险废物填埋价格为1300~3150元·t⁻¹，焚烧价格为2 500~3 500元·t⁻¹，协同处置价格为2 000~2170元·t⁻¹。基于表3，本研究所计算得出的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资金占危废处置费用的比例为：填埋3.0%~12.9%、焚烧1.6%~2.9%、协同处置2.2%~4.2%。

以市场化交易方式进行生态补偿时，移出人应缴纳的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资金为每吨危险废物应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与移出量的乘积。资金缴纳形式可以依托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在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申请批准后依据危险废物拟移出量、拟利用处置方式等缴纳生态补偿资金。

当前，我国部分省份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存在“吃不饱”或“吃不完”等结构性失衡现象，省份间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存在差距^[24]。基于强化跨区域合作、开展区域联防联治等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政策，各省份在转出危险废物的同时，也能成为危险废物接受地，既是危险废物生态补偿机制中的补偿主体也是补偿客体。为便于4省份间了解掌握全年危险废物生态补偿资金总额，本研究基于2022年4省份间危险废物转移总量 (图2) ，计算2022年4省需缴纳、应收取的危险废物生态补偿资金，如表4、表5所示。

综上，经试算2022年A、B、C、D省需缴纳的危险废物生态补偿资金分别为1 632.7、138.0、1 238.9、1 519.9万元；应收取的补偿资金分别为0、2 761.3、791.4、976.7万元。

本研究基于《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规定的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管理程序设计生态补偿资金缴纳流程(图3)。主要内容如下：1) 移出人应当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 (以下简称信息系统) 填写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申请表，向危险废物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2) 危险废物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初步审核同意移出的，通过信息系统向受偿区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出跨省转移商请函；3) 受偿区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接受的，应通过信息系统函复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接受的意见。函复意见中应载明根据批准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决定中批准的拟移出量、拟利用处置方式；4) 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申请经批准后，移出人应当按照批准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决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实施危险废物转移活动；5) 移出人缴纳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资金的义务发生时间为发生转移危险废物活动的当日。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资金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缴纳。移出人应当自季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向受偿区税务部门办理申报并缴纳。

受偿区发展改革、生态环境、财政、税务等主管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能负责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征收标准的制定、征收资金核定、经费保障以及征收管理等工作，如应根据本省情况，及时核算和公布本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系数 (K_c) 、利用处置方式系数 (K_m) ，明确外省转入危险废物生态补偿资金缴纳形式等。受偿区可根据属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将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资金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环保基金、中华慈善基金等多种方式管理、使用和市场化运作。

本研究基于相关法规政策，提出构建多省市间跨省转移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以长江三角洲区域4个邻近省为例，通过搜集相关环保数据，应用收入损失模型，计算其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标准，并对具体的征缴流程进行详细的方案制定，提高了实施的可能性。

开展多省市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生态补偿机制是大势所趋，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科学界定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合理制定补偿标准，加快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破除跨区域合作的行政壁垒，应因地制宜建立强适应性的生态补偿体系，以政府为主导，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机制作用，不断培育市场主体，尽快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保证生态补偿机制的持续稳定运行。按照权责一致、分类分级的方式开展，做好各类型、各层级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的衔接配合，形成共同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合力。另外，还应强化信息公开，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监督，消除公众顾虑，建立良好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