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生活污水再生回用农业技术应用广泛,但污水处理厂的生活污泥缺乏合理的处置方式。目前,污泥处置方法主要有物理填埋、焚烧和污泥堆肥,填埋和焚烧均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污染,而污泥堆肥可以在高温发酵过程中杀死病原菌,其最终产品可以作为有机肥料或土壤改良剂[1]。这既解决了城市污泥处置难的问题,又可为农业生产、城市绿化、苗圃育苗等提供肥料[2]。因此,污泥堆肥处置是有机物循环再利用的有效途径。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生活污泥利用离心技术脱水后的含水率在90%左右,而经过压滤板压滤后的含水率仍高达65%~75%,高含水率导致污泥在堆肥过程中存在升温和腐熟慢,养分损失多,而且还容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问题。因此,西北干旱地区污泥堆肥过程中亟需解决高含水率污泥升温速度慢的问题。
污泥好氧堆肥的升温速度和成品质量受添加辅料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污泥好氧堆肥辅料为稻草和秸秆时升温快,为锯末时氮素损失小[3-6]。秸秆小粒径比大粒径更有利于保存堆肥产品的养分;污泥与秸秆体积比1∶2时升温速度和腐熟度较好,堆肥产品中养分含量随着污泥和秸秆比例升高而增大,污泥堆肥处理成本也随之升高[7-9]。MAZDAK等[10]和ZHANG等[11]发现,适宜的翻抛工艺可以解决堆肥升温慢、效率低、成品质量差的问题。可见,污泥与辅料的配比、粒径及翻抛工艺是影响污泥堆肥升温速率和堆肥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不同辅料的选择、配比和粒径等单因素对污泥堆肥升温速率和堆肥产品质量的影响方面,而综合这些因素对西北干旱地区污泥好氧堆肥过程中各项指标动态变化规律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在我国西北干旱区通过开展3因素3水平的正交实验,研究玉米秸秆比例、粒径及翻抛工艺对污泥堆肥堆体内部温度、pH、电导率及水分的影响,筛选适宜该地区污泥堆肥的玉米秸秆添加比例、粒径及翻抛工艺,以期为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生活污泥高效堆肥提供参考。
-
供试材料为生活污泥、玉米秸秆和微生物菌剂。生活污泥取自银川某公司污泥脱水车间,该污泥有机质含量高,5种重金属含量均小于国家标准限值,可以作为污泥堆肥原料。微生物菌剂为商用试剂,成分有芽孢杆菌、乳酸菌、解磷真菌、酵母菌、木霉菌、嗜热球菌等复合微生物及载体,复合微生物活菌量>2×1010 个·g−1。污泥和玉米秸秆初始基本成分如表1所示。
-
采用3因素3水平正交实验,3因素分别为玉米秸秆配比、秸秆粒径、翻抛工艺。每因素设置3水平,秸秆配比(质量)分别为5%(A1)、10%(A2)、15%(A3);秸秆粒径分别为5 cm(B1)、3 cm(B2)、(15~20) cm(B3);翻抛工艺分别为静置6 d后翻抛(C1,堆肥后前2周先静置1周厌氧发酵,第2周的翻堆频率为2 次∙周−1,后3周翻堆频率为1 次∙周−1)、常规翻抛(C2,堆肥后前2周翻堆频率为2 次∙周−1,后3周翻堆频率为1 次∙周−1)、常规翻抛曝气处理(C3,在常规翻抛的基础上通过在堆体内埋设打孔的PVC管道进行间歇式通气,每天分别在9:00和15:00进行通气,通气时间为30 min,通风量为10 m3∙min−1)。
实验时间为2020年8—10月,堆肥实验设置9个处理(见表2),堆垛污泥的重量固定为3 t,添加不同比例、不同粒径的玉米秸秆,按堆肥总质量添加0.2%的有机肥发酵菌剂。
-
如图1所示,将物料充分混合后堆成长6 m、宽1.5 m、高1.2 m的条垛,横截面积为梯形,以机械翻堆的方式进行翻堆。堆肥期间采用不同翻抛方式处理,堆肥周期为35 d,堆肥完成后进一步陈化10 d,总周期45 d。在堆肥后第 1、3、5、7、10、14、18、23、28、32、35、45 d进行分层采样,如图1(b)所示,取堆体垂直剖面的上、中、下层,3个部位采样。每次采集不少于200 g 的多点混合样。剔除大小碎石块等杂质后作为新鲜样品放入密封容器中带回实验室,并尽快分析测定堆肥中的含水率、pH、电导率。在堆体的中心深度放置60 cm酒精温度计记录温度,每天9:00和15:00人工读取温度计读数,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当天的堆体温度,同时读取悬挂式温湿度计记录环境温度。
-
有机质含量的测定参考《土壤检测 第6部分》(NY/T1121.6-2006)中土壤有机质的测定方法[12];全氮的测定参考《土壤质量 土壤全氮测定 凯氏法》(HJ717-2014)中全氮(HJ717-2014)测定方法[13];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参考《土壤质量 原子荧光法》(GB/T22105-2008)[14];总铬的测定参考《土壤和沉积物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491-2019)[15];总镉的测定参考《土壤质量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16];pH和电导率的测定方法分别用酸度计(哈纳HI2221pH/ORP测定仪)和电导率仪(雷磁DDS-307A 电导率仪)测定;堆肥含水率采用烘干法测定。
-
堆体温度直接反映了堆肥效率和微生物活性,进而影响堆肥产品质量高低,故堆体温度的变化是衡量污泥好氧堆肥是否正常的关键指标[17]。由图2可以看出,各处理堆体温度均经历了升温、高温和降温3个阶段。由图2(a)可看出,不同玉米秸秆配比之间在升温期温度变化曲线存在明显差异。15%秸秆配比处理的堆体温度在第3 d即达到最高温度70 ℃,升温速率最快,为17.3 ℃∙d−1。10%秸秆配比的堆体温度在第5 d达到最高温度70 ℃,升温速率次之,为10.4 ℃∙d−1。5%秸秆配比堆体温度在第14 d才达到最高温度70 ℃,升温速率最慢,仅4 ℃∙d−1。这说明,玉米秸秆配比显著影响堆体的升温速率。秸秆添加量越高,堆体孔隙率越大,可以给好氧微生物提供较多的空气,促进微生物繁殖和堆体升温发酵。玉米秸秆配比不同各处理的最高温度均能达到70 ℃,高温持续时间均超过10 d,满足《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 7959-2012)[18]中要求的高温持续时间。但秸秆配比显著影响高温持续时间。其中,15%秸秆配比堆体温度大于55 ℃的时间持续了15 d,10%秸秆配比的持续18 d,而5%秸秆配比的只有10 d。由图2(b)可看出,不同粒径的升温速率相同,降温期曲线基本一致。但5 cm粒径秸秆处理的堆体最高温度相比其他处理更高且高温持续时间更长,有利于堆肥发酵反应的顺利进行。秸秆粒径为5、3和(15~20) cm的高温持续时间分别为22、20和19 d,粉碎的玉米秸秆处理的堆体温度更高,高温持续时间更长。但3 cm粒径处理的堆体最高温和高温持续时间小于5 cm粒径的。这是因为,玉米秸秆粒径小、堆体空间结构致密,影响堆体内部氧气输送,造成微生物因氧气不足,故导致堆肥温度低和高温持续时间短。由图2(c)可看出,先静置6 d常规翻抛堆体温度升温速率快于其他2种翻抛工艺;曝气翻抛由于曝气会带走堆体温度,在前期堆体升温速率较慢。3种翻抛工艺之间在最高温度和高温持续时间方面无明显差异。堆肥降温期表现为静置6 d翻抛的降温速率大于常规翻抛和曝气翻抛,而常规翻抛和曝气翻抛无明显差异。不同操作工艺会影响堆肥周期,常规翻抛和翻抛曝气处理堆肥周期长,不利于污泥堆肥生产实际运行。静置6 d翻抛堆体降温快,可以缩短堆肥周期和提高生产效率。
-
引用有效积温来分析条垛污泥堆肥反应的温度效应,用式(1)计算污泥好氧堆肥堆体有效积温。
式中:Ti为堆肥i时刻的堆体温度,取当天平均温度,℃;T0为堆肥中微生物大量繁殖时的起始温度(生物学零度)。本研究中参考了陈同斌等[19]建议的生物学零度将T0取15 ℃;∆t为Ti持续的时间,h。
各处理堆肥期间的有效积温结果见图3。各处理堆肥过程中的有效积温均值为2.97×104 ℃·h。其中,T7堆体积温高于有效积温平均值,且最接近有效积温平均值。
极差分析(表3)表明,影响好氧堆肥堆体有效积温因素的大小顺序为,玉米秸秆粒径>翻抛工艺>玉米秸秆配比,即玉米秸秆的粒径大小对堆体的有效积温影响最大,其次是翻抛工艺,最小的是污泥与玉米秸秆的比例。
-
堆体pH是评估堆肥过程中微生物生存环境变化的重要参数,适宜的 pH 是微生物良好生存环境的保障[20],还可以有效减少氨气的挥发,从而降低铵态氮损失[21]。由图4可看出,各处理堆体堆肥过程中pH变化过程总体趋势一致,均呈现先升高后减低的趋势,与温度变化趋势相似。这是因为,堆体在升温阶段,微生物菌群快速分解堆体中的有机质,铵态氮含量增高,氨气在堆体中不断积累使pH升高,之后由于氨气的挥发和硝化作用以及有机物分解产生的低分子有机酸使 pH下降[22]。各处理最终pH稳定在7~8,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农用泥质》(CJ/T 309-2009)[23]标准要求。有研究表明[24],堆肥结束时pH稳定在中性或偏碱性的范围内,说明堆体达到腐熟。
由图4(a)可看出,不同玉米秸秆配比之间堆体pH有明显差异。其中,5%玉米秸秆配比处理的pH达到最大值8.8,且达到最高值的时间相对其他配比的时间延后。堆肥15 d后pH随着玉米秸秆比例增加而降低,这是因为,玉米秸秆比例增大,升温速度快,好氧微生物数量多,氨气产生少,低分子脂肪酸少,所以造成pH降低[25]。达到最高值后pH变化随着堆肥时间延长而降低,但最终pH无明显差异,均在7.36~7.51。由图4(b)可看出,不同粒径处理的pH变化过程基本一致,且后期pH无明显差异,前期粒径为15~20 cm的堆体pH低于粒径为3和5 cm的堆体pH。这是因为,15~20 cm秸秆块状物大,不利于微生物分解。由图4(c)可看出,不同翻抛工艺下pH变化曲线趋于一致,各处理之间无明显差异。但静置6 d翻抛的pH先达到最大值。这是因为,静置6 d时堆体内部缺少空气,一直处于厌氧发酵的状态,大量产生氨气使得堆体的pH提升较快。
-
由图5可看出,各处理堆体的电导率(EC)在堆肥过程中均随时间变化呈升高的趋势。这是因为,在堆肥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将有机物分解为无机小分子物质,小分子物质溶于水从而提高了堆体的电导率。后期部分无机离子在弱碱性条件下形成沉淀而使离子浓度降低[26],堆肥结束时,电导率稳定在2.27~2.86 mS·cm−1。一般认为,当EC<4 mS·cm−1不会对植物产生毒害作用[27-28]。整个时期各处理的电导率EC值均低于4 mS·cm−1。
由图5(a)可看出,不同玉米秸秆配比之间堆体电导率有明显差异。随着玉米秸秆配比的增加,堆体电导率呈增加的趋势;堆肥结束后堆体电导率的大小顺序为:15%秸秆配比>10%秸秆配比>5%秸秆配比。由图5(b)可知,不同玉米秸秆粒径堆体电导率变化过程趋于一致。不粉碎处理的电导率在后期高于3和5 cm粒径的。由图5(c)可知拿出,不同翻抛工艺之间堆体电导率变化过程无明显差异,静置6 d翻抛处理的后期堆体电导率较常规翻抛和翻抛曝气的稍高。
-
堆肥含水率是影响堆肥周期长短和堆肥质量的关键性因素[29]。堆体含水率过高会妨碍气体输送,严重影响微生物有氧代谢,堆体含水率过低则会抑制堆体中微生物的活动和代谢[30]。由图6可看出,不同处理堆体含水率随堆肥时间延长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堆体含水率减少量上存在较大差异。由图6(a)可看出,不同玉米秸秆配比之间堆体含水率变化过程存在明显差异。堆体含水率随着玉米秸秆配比增加而降低;15%玉米秸秆配比处理孔隙度大,堆体升温速度快,加速了堆体水分散发,堆体含水率下降快,从刚开始70%到堆肥结束时的40%左右,减少了30%。5%玉米秸秆配比的处理堆体初始含水率高,孔隙度小,堆体升温慢,从开始到堆肥结束堆体含水率减少了18%;由图6(b)可看出,不同粒径之间堆体含水率变化曲线差异不大。在堆肥中后期,15~20 cm的含水率低于3和5 cm粒径的。这是因为,15~20 cm的玉米芯具吸水性强、含水率下降快。中后期3 cm粒径含水率下降较快。这是因为,玉米秸秆粒径小,增加了玉米秸秆与污泥接触的面积,为微生物菌群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环境。由图6(c)可看出,不同操作工艺之间堆体含水率变化过程线差异也不大。从堆肥开始到结束,堆体含水率减少了20%。后期静置6 d翻抛的堆体含水率值先达到最小值。这是因为,堆体翻堆次数少,堆体热量散失少,增加了水分的损失量。
从图7可看出,不同操作工艺对堆体上中下层含水率有明显差异。由图7(a)可看出,静置6 d翻抛的堆体前期未翻堆,温度散失少,而高于其他2种操作工艺。这是因为,堆体内部气体温、湿度高,堆体外部空气温、湿度低,高温和低温气体产生密度差形成向上的浮力,使得堆体中的水汽被输送到堆体的上部,从而形成独特堆体含水率的垂直空间分布。 10 d后,上层含水率高出中层6%,下层由于氧气含量少,且接触地面,温度较低,含水率下降速度慢。 堆肥30 d后,由于后期的翻抛操作各层含水率逐渐趋于一致。堆肥结束时,堆体下层含水率高于上、中层的。由图7(b)可看出,常规翻抛的堆体前期各层含水率无明显差异,随着堆肥时间延长,在堆肥15 d后各层含水率呈现下层>上层>中层的空间分布。由图7(c)可看出,翻堆曝气堆体各层含水层分层效果明显,表现为下层>中层>上层。这是因为,曝气会给上层提供充足氧气,堆体微生物分解剧烈,故上层含水率下降较快。
极差分析(表4)表明,各技术参数对堆体含水率减量的影响大小顺序为:玉米秸秆配比>玉米秸秆粒径>操作工艺。这与堆体温度变化规律一致。其原因是,堆体温度的高低决定堆体含水率的高低,温度高的堆体水分蒸发快,微生物分解剧烈,对水分消耗较大。
-
1)玉米秸秆配比对堆体升温速率影响最大。其中,15%配比升温速率快。秸秆粒径为5 cm的高温持续时间最长,粒径对堆体的有效积温影响最大,静置6 d翻抛的堆体温度前期升温速率更快。
2) 5%玉米秸秆配比处理的pH最高,15~20 cm玉米秸秆的pH在前期低于3和5 cm粒径的;堆体电导率随着秸秆配比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堆肥结束后15%秸秆配比电导率值最大。
3)堆体含水率降低程度随着玉米秸秆配比的增加而增大;不同操作工艺对堆肥过程中堆体各层含水率垂直分布有显著影响。玉米秸秆比例15%、秸秆粒径5 cm、先静置6 d翻抛是适合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污泥条垛式堆肥系统的技术参数。
辅料及工艺参数对干旱地区污泥堆肥物理指标动态变化的影响
Effects of auxiliary materials and pile-turning technique on the dynamical changes of some physical index of sludge composite in northwest arid region
-
摘要: 针对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污泥堆肥过程中存在升温速度慢和缺少适宜堆肥技术参数的问题,通过大型条垛式污泥堆肥正交实验,研究堆肥过程中堆体的温度、pH、电导率、含水率的动态变化过程,以期明确适宜该地区的污泥堆肥技术参数。结果表明,当玉米秸秆配比为15%时,堆体的升温速度达17.3 ℃∙d−1,最高温度可达75 ℃以上;当秸秆粒径为5 cm时,高温持续时间最长,达22 d;堆体的电导率随着秸秆配比的增加呈增加的趋势,堆肥结束后以秸秆配比15%的电导率值最大。从水分变化来看,堆肥10 d后,污泥先静置6 d后翻抛的堆体上层含水率高,而常规翻抛的堆体各层含水率在15 d后呈现下层>上层>中层的垂直空间分布。总体而言,玉米秸秆粒径对堆体温度影响最大,而玉米秸秆配比对堆体含水率影响最大。西北干旱区污泥条垛式堆肥最优技术参数为添加5 cm粒径的玉米秸秆15%,完全混合先静置6 d后进行翻抛。本研究结果可为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生活污泥高效堆肥提供参考。Abstrac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of auxiliary materials and pile-turning technique on the dynamic change of physical index of sludge composting in northwest arid region, and to provide suitable technical parameters for organic fertilizer production with domestic sludge. The temperature, pH valu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moisture content and its dynamic change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layers of the windrow were studied by a large windrow composting system with an orthogonal experiment of 9 strips including 3 factors (ratio of auxiliary materials, particle size of auxiliary materials and turning-over process) and 3 level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te of temperature increase of compost was as fast as 17.3 ℃·d−1 and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reached over 75 ℃ with 15% straw ratio. The dur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period got 22 days with the straw particle size of 5 cm.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EC) of the compos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raw ratio, and the maximum value of EC at the end of experiment was achieved with 15% straw ratio. The moisture content at upper layer was higher with the treatment of conventional turning-over after standing for 6 d within composting 10 days and then gradually tended to be consistent among different layers after composting 30 days. However,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each layer showed a vertical gradient of lower layer > upper layer > middle layer with conventional turning-over after composting 15 days. The maximum affecting factor on sludge composting temperature was corn straw particle size, while the maximum affecting factor on sludge composting moisture content was corn straw ratio during sludge composting. In a word, the optimal composting parameters for the sludge composting system in the northwest arid region are 15% corn stalks, 5 cm particle size of the stalks, and conventional turning-over after standing for 6 day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ludge window composting in the arid region of northwest China.
-
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人们对生产生活的空间需求日益增加,长江中下游的巢湖、太湖、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滨湖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围湖造田活动[1]。围垦区是滨湖低地生态系统的一种主要地理单元,在荷兰和中国,围垦区是滨湖区主要农业分布区,XIE等[2]调查发现长江中下游围垦导致湖泊面积减少13.80%,鄱阳湖滨湖围垦区面积达到4 180 km2[3]。
围垦区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生产生活区域,通常采用圈圩筑堤的方式建设,其水文管理需要通过电排灌站调控。围垦区中密集的农业生产活动产生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通过人工设施(如涵洞、电排灌站等)被排放至受纳水体,导致周边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4]。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围垦区的排水量及排水形式对受纳水体的影响值得关注[5]。YAN等[6]模拟了太湖流域低地圩田与泵站的水文过程与排水磷负荷的关系,发现与自然排水相比,电排灌站管控下的年均排水量减少了8.6%。电排灌站排水运行初时会引起沟渠表层沉积物再悬浮,导致沟渠水中TP和浊度骤然上升[7]。HUANG等[8]利用氮动态模型对太湖流域低地圩田和非圩田进行了模拟,发现圩田排放的氮负荷高于非圩田。汛期电排灌站排水是引起下游国控断面TP超标的主要原因[9],其已成为受纳水体汛期水质超标的潜在风险源[10]。此外,围垦区由于人类活动密集,过量的营养物质输出导致受纳水体富营养化[11]。因此,持续关注低地圩田\围垦区内人为控制电排灌站排水水量水质特征,有利于精细刻画其对受纳水体的影响并提出相对有效的管控措施。
鄱阳湖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吞吐型”通江湖泊,入湖面源污染及其控制日益得到关注。已有研究[12]表明,赣江、抚河等五河入湖水质中的TN和TP是引起鄱阳湖水质下降的主要因子,模型模拟估算结果表明农业源和城镇生活源的TP入湖负荷贡献率分别为56.4%和30.6%[13]。本研究以鄱阳湖流域南昌湖区典型围垦区——蒋巷联圩为主要研究区,该区域地势低洼平坦,是四面环水的独立岛镇,全域排灌水均通过联圩内电排灌站调控。收集与整理电排灌站2021年、2023年全年运维数据,并于2023年开展现场水质监测调研,明确围垦区电排灌站排水的水量水质时空分布特征,并估算全域排水污染负荷,以期为鄱阳湖围垦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蒋巷联圩地处赣江三角洲下游,是赣江南支和中支所夹区域,属于典型赣江-鄱阳湖河湖交错带围垦区[14](图1)。全域总面积241 km2,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及人口分布,可将全域分为上、中、下3段,其中上段面积为76.71 km2,人口约7.49×104人,农田面积为23.14 km2;中段面积为67.33 km2,人口约1.84×104人,农田面积为24.78 km2;下段为黄湖蓄滞洪区,面积为96.96 km2,人口约0.14×104人,农田面积为55.61 km2。蒋巷联圩内共建有16座电排灌站,排水去向是赣江南支(9座)、赣江中支(5座),其中高梧和山尾仅灌不排。上段共有高梧、叶娄、后河、九成和山尾5个电排灌站;中段共有联圩、三斗角、胜利新和胜利4个电排灌站;下段共有五丰、翻身、西舍、澎泽湖、玉丰、石头河和东沙湖7个电排灌站。
1.2 数据来源
电排灌站排水量数据来源于2021年和2023年完整的电排灌站的运维资料,2022年因特大干旱,记录不完整。根据式(1)核算该电排灌站的年度总排放量。
Q=∑miQ=∑mi(ntq) (1) 式中:Q为年度总排放量,m3;t运行时间,h;n该电排灌站开泵台数;q结合泵站流量,m3·h−1。
降雨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气象数据共享网(mlogcn.com))南昌气象站2020—2023年逐日数据,并按照《降雨量等级(GB/T 28592—2012)》划分为小雨(0.1~9.9 mm)、中雨(10~24.9 mm)、大雨(25~49.9 mm)和暴雨(>50 mm)4种类型。前期研究发现,退水期、枯水期是鄱阳湖水质超标的主要时期,其中典型国控断面——南矶山断面在枯水期TP超标达2.28倍[15]。蒋巷联圩围垦区是南矶山断面的主要汇水区域,电排灌站排水水质直接影响南矶山断面水环境质量,因此,本研究中电排灌站排水水量及水质分析将按照鄱阳湖水期进行划分,即涨水期(4—6月)、洪水期(7—9月)、退水期(10—11月)和枯水期(12—翌年3月)。
1.3 样品采集与水质指标分析
基于运维记录整理和分析发现,蒋巷联圩电排灌站排水发生在4—9月份,即涨水期和洪水期。为明确降雨和人类活动强度对电排灌站排水水量和水质的影响,根据2021年总排水量分析,分别在蒋巷联圩上、中、下段选择排水量最大、排水去向分别为赣江南支、中支的2个电排灌站进行排水水质样品采集,其中上段为九成和后河;中段选择三斗角和联圩;下段选择玉丰和西舍(图1)。采样时间为2023年4—9月,每月采集1次排水水样,采用干净的聚乙烯塑料瓶(1 L)于电排灌站排口处各采集1瓶,共采集36个样品。采集现场使用便携式浊度计(WZB-175,中国)测定浊度后,样品当天带回实验室且于4 ℃保存,并在7 d内完成相关指标测定。水质测定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氨氮(NH4+-N)、硝态氮(
-N)、总磷(TP)、溶解性总磷(DTP)和颗粒态磷(PP);有机氮由总氮减去硝态氮、氨氮和亚硝酸盐氮得到,其中亚硝酸盐氮含量低且不稳,易转化为其他形态的氮,故忽略不计[16];PP由TP减去DTP得到。COD采用分光光度法(DR2800,美国HACH)测定,其余指标均采用国标法进行测定[17];溶解态水质指标测定前需将水样经0.45 μm滤膜(Millipore,USA)过滤后测定。以超纯水为空白,每个采样点取3个平行样品进行分析,测得结果进行平均值计算,误差限在5%以内。NO−3 采用SPSS 23.0(IBM,USA)进行数据统计分析,Origin 2023(OriginLab,USA)和ArcMap10.8(ESRI,USA)进行可视化表达。
1.4 污染物排放负荷估算
经调研发现,围垦区地表径流主要通过电排灌站进行内外水力交换,且排放时间集中在涨水期和洪水期。基于区域独特的水文特性及文献调研[18-19],围垦区污染负荷排放主要受排水的排放量及污染物质量浓度影响。故本研究的电排灌站排放污染负荷根据式(2)估算。
W=∑QCi×10−6 (2) 式中:W为围垦区电排灌站灌排的污染物负荷量,t·a−1;Q为排水量,m3·a−1;Ci为第i种污染物质量浓度,mg·L−1。
2. 结果与讨论
2.1 电排灌站的排水量时空分布特征
1)降雨量变化特征。土壤N、P流失特征与降雨量显著相关,较大降雨量条件下对土壤的冲刷力度加大,易携带较多N、P[20]。平原圩区水网密布,水系联通,降雨是影响电排灌站排水量和水质的重要因子[21]。由图2(a)可知,2020—2023年的年降雨量分别为2 096.2、1 856.7、1 559.0和1 658.4 mm,其中2022年降雨量最低,长江中下游区域遭遇罕见的大旱,鄱阳湖流域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22]。由图2(b)可知,小雨频次最高,年降雨量的平均贡献为13.98%;而暴雨频次最低,但年降雨量的平均贡献占33.65%,其中2022年暴雨贡献占比最低(24.21%),2023年最高(41.84%)。在各个水期中,小雨虽然发生频次最高,但其对各个水期的降雨量影响不显著(P>0.05)。暴雨是各水期降雨量增加的主要降雨类型,尤其在涨水期和洪水期,例如,2020年洪水期暴雨发生5次,降雨量占比为51.10%;2021年涨水期暴雨发生了6次,占该水期降雨量的54.58%;2022年涨水期暴雨发生了4次,降雨量占比为41.67%;2023年涨水期暴雨发生了5次,降雨量占比为48.92%
2)排水量时空分布特征。由图3(a)可知,2021和2023年蒋巷联圩电排灌站总排水量分别为1.08×108 m3和2.69×107 m3,其中2023年排水量降低了75.04%,这可能与2022年极端干旱天气影响下,地下水储量下降有关[23]。曹思佳等[24]研究发现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导致地下水迅速外泄,是正常年份地下水排泄量的14.5倍。2023年总降雨量虽与2021年相差不大,但基于2022年的极端干旱,2023年降雨在较大程度上用于地下水补给,导致2023年电排灌站排水量大幅下降。由图3(b)可知,涨水期电排灌站排水量大于洪水期,占总排水量的63.36%(2021年)和89.08%(2023年)。鄱阳湖汛期气候变化对径流深度变化的影响相较于非汛期显著增加[25],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涝集中在5—7月,受涝次数占全年的80%[26],因此,受汛期降雨影响,涨水期电排灌站排水量占比增加。
在排水方向上,由于赣江南支的电排灌站布设数量大于赣江中支,因此赣江南支排水方向的排水量大于赣江中支,其中南支排水量占总排水量的54.82%(2021年)和53.81%(2023年)。在排水区域分布上,电排灌站排水量为中段>下段>上段。这与实际调研发现蒋巷联圩中段地势最低且分布有大面积水域有关(图1)。Pearson分析结果表明,电排灌站的排水量与降雨量和降雨类型呈显著正相关(P<0.05),暴雨雨型下电排灌站日均排水量最大,为6.33×105 m3。有研究[27]表明,在下垫面类型不变的条件下,降雨强度越大,则地表径流形成时间越短,径流强度越大。本研究结果表明暴雨后的7 d内,围垦区内电排灌站排水总量占年总排水量的61.99%。
2.2 电排灌站排水水质的时空分布特征
1)排水水质的时间分布特征。如图4所示,2023年电排灌站排水的TN、TP质量浓度均值和COD值分别为(3.22±2.73)、(0.22±0.13)和(16.92±8.98) mg·L−1,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III类限值,超标倍数均值分别为2.23、0.29和0.12。HUANG等[28]发现太湖低地圩区排水TP质量浓度均值0.14 mg·L−1;储茵等[29]调研巢湖低地圩区排水TN、TP质量浓度分别为0.8~6.5 mg·L−1、0.05~0.6 mg·L−1;HUA等[30]调研发现汉江平原农业地表径流TP质量浓度均值为0.14 mg·L−1。太湖、巢湖圩区、汉江平原和鄱阳湖流域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雨量差异较小;土地利用类型以农田为主,主要作物类型为水稻,研究发现地表径流氮磷浓度相似。
不同水期下电排灌站排水水质分析结果表明(图4),涨水期排水TN、TP质量浓度高于洪水期;涨水期排水TN、TP质量浓度均值和COD值分别为(4.03±1.61)、(0.23±0.15)和(16.36±9.92) mg·L−1,其超标倍数均值分别是3.03、0.31和0.09;洪水期排水TN、TP质量浓度均值和COD值分别为(2.42±1.61)、(0.20±0.15)和(17.47±9.92) mg·L−1,其超标倍数均值分别是1.43、0.26和0.15,这与围垦区农事活动有关[31]。现场调研结果表明,围垦区沟渠、坑塘密集,在4—6月(涨水期)的早稻生长季,稻田分别施加尿素和有机氮肥作为基肥和分蘖期追肥,随着高频次暴雨和大雨(图2b)导致溢流出来的田面水汇入沟渠和坑塘中,水体氮以有机氮为主[32],洪水期围垦区内沟渠和坑塘的水体停留时间长,沟渠植被硝化速率高[33],排水水体以
-N为主。因此,涨水期排水TN质量浓度高于洪水期,且涨水期以有机氮为主,而洪水期以无机氮为主,其中无机氮以NO−3 -N为主(59.6%)。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和水体污染特征在氮形态上的差异,农业低地集水区,电排灌站排水以NO−3 -N主要形式[34],而城市以NH4+-N为主[35]。受降雨驱动影响下的地表径流水体磷形态以PP为主[36],电排灌站排水PP占TP的60.67%,且与浊度呈显著正相关性(P<0.05)。涨水期电排灌站排涝运行时间长,引起水体扰动大,排水沟渠中底泥再悬浮,导致涨水期浊度高于洪水期(图4c),高浊度与高TP浓度密切相关[37];鄱阳湖南昌湖区南矶山断面汇入区域研究发现TP浓度与浊度呈显著正相关(P<0.05),且PP占比超60%[38]。NO−3 2)排水水质的空间分布特征。如图5所示,排水TN、TP平均质量浓度和浊度为上段>下段>中段,排水
-N、NH4+-N平均质量浓度为上段>中段>下段,排水COD值、DTP平均质量浓度为下段>中段>上段。上段排水TN、TP平均质量浓度最高,分别为(3.45±2.09)、(0.26±0.17) mg·L−1,分别超标2.3倍、0.45倍;下段排水COD值最高(19.64±8.9) mg·L−1,超标倍数均值为0.18。人类活动和农田种植面积是影响排水水质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水质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39-40];上段、中段和下段的人口分别占78.73%、19.78%和1.48%,其农田面积占各自区域的30.17%、36.81%和57.34%。蒋巷联圩上段以集镇为主,人口稠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有待完善,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排入中心沟渠,最终通过电排灌站排放至受纳水体,因此,导致排放水体中TN、TP浓度最高。NO−3 在排水方向上,排往南支的排水TN、TP质量浓度均值和COD值高于排往中支,其值分别为(3.41±2.9)、(19.18±9.29)、(0.21±0.15) mg·L−1,超标倍数均值分别为2.03、0.17、0.28。王朔月等[41]的研究表明,2017—2018年赣江上游流向鄱阳湖湖区的氮磷浓度呈阶梯状递增,其中赣江(下游)污染物浓度显著高于香溪河和架竹河(上游)。刘文强等[42]研究赣江中支周坊断面TP超标规律,发现其主要发生在涨水期,而电排灌站在涨水期的大量排水加剧了断面TP超标的风险。
2.3 电排灌站排水的主要污染物负荷量
由表1可知,2023年蒋巷联圩电排灌站年排放的TN、TP和COD负荷分别为111.07、6.14和501.95 t·a−1,其中涨水期排水TN、TP和COD负荷分别占全年93.01%、90.20%和86.57%。从区域分布看,中段排放的TN、TP和COD负荷量最高,分别占全区域47.50%、52.67%和49.13%;虽然中段排水的氮磷质量浓度低(图5(a)和图5(b)),但其排水量最大(图3(b)),占比超过年总排水量50%以上。从电排灌站排水去向看,排往南支方向的TN、TP和COD负荷大于排往中支方向,分别占总负荷的51.57%、57.69%和56.89%。围垦区TN负荷年排放量是TP负荷的18.07倍,这与高田田等[43]对巢湖流域农业面源氮磷负荷输出结果一致;在中低强度的降雨下,排放的农田尾水会留存在沟渠和池塘中[44]。沟渠和池塘能够有效阻断农田氮磷输出过程,增加水力停留时间,且沟渠坑塘内大量水生植物能够充分吸收氮磷[45-46]。蒋巷联圩土地利用以农田为主,区内河网密布,沟渠坑塘众多,研究发现暴雨7 d内的排放水量占总降水量的61.99%,因此,建议将电排灌站作为鄱阳湖流域围垦区内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重要节点,统筹电排灌站的运行管理,结合天气预报,充分利用围垦区内沟渠池塘缓滞作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降低对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的影响。
表 1 蒋巷联圩电排灌站排水的主要污染物负荷估算表Table 1. Estimated loading of drainage main pollutants from electric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stations in Jiangxiang Lianwei水期 位置 排水去向(赣江) 排放负荷/(t·a−1) 负荷占比/% TN TP COD TN TP COD 涨水期 上段 中支 2.39 0.19 9.09 2.15 3.05 1.81 上段 南支 9.58 0.56 30.63 8.62 9.11 6.10 中段 中支 33.30 1.53 112.89 29.98 24.84 22.49 中段 南支 16.16 1.49 106.12 14.55 24.22 21.14 下段 中支 16.05 0.70 79.11 14.45 11.33 15.76 下段 南支 25.83 1.08 96.70 23.26 17.64 19.27 洪水期 上段 中支 0.04 0.01 0.15 0.03 0.16 0.03 上段 南支 0.23 0.03 1.23 0.21 0.45 0.25 中段 中支 1.41 0.11 10.62 1.27 1.78 2.12 中段 南支 1.89 0.11 16.98 1.70 1.82 3.38 下段 中支 0.61 0.07 4.51 0.55 1.13 0.90 下段 南支 3.59 0.27 33.91 3.23 4.45 6.76 合计 111.07 6.14 501.95 100 100 100 3. 结论
1) 2023年排水量(2.69×107 m3)较2021年减少了75.04%,涨水期因暴雨频率增加引起排水量占比增加,由2021年的63.36%增加到2023年的89.08%。年总排水量为中段>下段>上段;赣江南支排水方向的排水量大于赣江中支。
2) 2023年电排灌站排水中TN、TP的质量浓度年均值超过地表III水,其中涨水期TN和TP质量浓度最高,平均值分别为(4.03±1.61) mg·L−1和(0.23±0.15) mg·L−1,其平均超标倍数分别为3.03、0.31;蒋巷联圩上段电排灌站排水中TN、TP质量浓度最高。
3) 2023年电排灌站排水中TN、TP、COD负荷分别为111.07、6.14和501.95 t·a−1,涨水期其对应的占比分别为93.01%、90.20%和86.57%。中段TN、TP、COD负荷量占比最高,分别为47.50%、52.67%和49.13%;赣江南支排水方向排水TN、TP、COD负荷大于赣江中支。
-
表 1 原材料初始理化参数
Table 1. Initial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mass fraction of raw materials
供试原料 含水率/% 有机质/% 全氮/% 全碳/% 砷/(mg∙kg−1) 镉/(mg∙kg−1) 汞/(mg∙kg−1) 铅/(mg∙kg−1) 铬/(mg∙kg−1) 污泥 74.18 62.25 4.85 31.05 10.70 0.28 7.58 33.00 79.50 秸秆 11.61 81.72 1.08 42.14 — — — — — 表 2 正交实验设计
Table 2. Design of orthogonal tests
处理编号 玉米秸秆配比/% 玉米秸秆粒径/cm 翻抛流程 T1 5 5 静置6 d翻抛 T2 5 3 常规翻抛 T3 5 15~20 曝气常规翻抛 T4 10 5 曝气常规翻抛 T5 10 3 静置6 d翻抛 T6 10 15~20 常规翻抛 T7 15 5 常规翻抛 T8 15 3 曝气常规翻抛 T9 15 15~20 静置6 d翻抛 表 3 堆体有效积温极差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range of reactor
℃ 因素 玉米秸秆配比 玉米秸秆粒径 翻抛工艺 1j¯K 30 400 30 320 28 888 2j¯K 29 340 30 182 30 352 3j¯K 29 358 28 596 29 858 j¯R 3 180 5 172 4 392 表 4 含水率减量化极差分析
Table 4. Range analysis of water content reduction of compost
% 因素 玉米秸秆配比 玉米秸秆粒径 翻抛流程 1j¯K 13.84 18.07 23.82 2j¯K 20.96 17.74 19.53 3j¯K 27.86 26.87 19.32 Rj 42.06 27.40% 13.50 -
[1] 郭广慧, 陈同斌, 杨军, 等. 中国城市污泥重金属区域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J]. 环境科学学报, 2014, 34(10): 2455-2461. [2] 麦旭东, 谭军利, 王西娜, 等. 中国城市生活污泥堆肥技术标准及政策分析[J]. 宁夏工程技术, 2020, 19(3): 274-277. doi: 10.3969/j.issn.1671-7244.2020.03.018 [3] 贺亮, 赵秀兰, 李承碑. 不同填料对城市污泥堆肥堆体温度动态变化影响[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3): 389-392. [4] GAO W X, LIANG J F, PIZZUL L, et al. Evaluation of spent mushroom substrate as substitute of peat in Chinese biobeds[J]. International Biodeterioration & Biodegradation, 2015, 98: 107-112. [5] MAHNAZ N, AMIR H N, BIJAN B, et al. Respiration and enzymatic activities as indicators of stabilization of sewage sludge composting[J]. Waste Management, 2015, 39: 104-110. [6] FEI C, SIGRID P, AHMED M E, et al. Kinetics of natural organic matter (NOM) removal during drinking water biofiltration using different NOM characterization approaches[J]. Water Research, 2016, 104: 361-370. [7] 贾程. 污泥与秸秆堆肥过程中氮、磷形态变化研究[D]. 陕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8] 鲍博, 唐琦, 刘梅, 等. 水稻秸秆添加对污水处理厂污泥好氧堆肥效果的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 2020, 48(23): 88-90. [9] 李清秀, 张雁秋, 李向东. 污泥与稻草混合堆肥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 2008(6): 260-261. doi: 10.3969/j.issn.1002-1302.2008.06.117 [10] MAZDAK R, MEHRDAD A, BABAK P.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aeration methods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 compos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management: A practical case study in Tehran, Ira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6, 184: 528-534. [11] ZHANG J Y, CAI X, QI L, et al. Effects of aeration strategy on the evolu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during sludge bio-drying[J].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5, 99(17):7321-7331. [12] 吕中秀. 土壤环境监测过程中有机质测定方法对比分析[J]. 山东化工, 2021, 50(18): 291-292. doi: 10.3969/j.issn.1008-021X.2021.18.107 [13] 汪欣, 向兆, 李策, 等.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土壤全氮含量方法的优化探索[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51(3): 438-440.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 GB/T 22105.2-2008[S]. 质检出版社, 2008. [15] 谢银凤.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固废和土壤中的总铬[J]. 广州化工, 2020, 48(18): 80-81. doi: 10.3969/j.issn.1001-9677.2020.18.029 [16] 耿纯梅, 张瑞, 刘建国, 等. 2013年-2017年巴彦淖尔市农田土壤中铅、镉、铬监测结果分析[J].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019, 29(1): 112-113. [17] 杨立敏. 污泥堆肥过程温度与酶活性动态变化规律研究[J]. 广东化工, 2020, 47(16): 134-136. doi: 10.3969/j.issn.1007-1865.2020.16.054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7959-2012[S]. 质检出版社, 2012. [19] 陈同斌, 黄启飞, 高定, 等. 城市污泥好氧堆肥过程中积温规律的探讨[J]. 生态学报, 2002(6): 911-915. doi: 10.3321/j.issn:1000-0933.2002.06.016 [20] 康军, 张增强, 张维, 等. 玉米秸秆添加比例对污泥好氧堆肥质量的影响[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0, 32(2): 172-176. doi: 10.3963/j.issn.1671-4431.2010.02.041 [21] 曾光明, 黄国和, 袁兴中. 堆肥环境生物与控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117-119 [22] MENG L Q, LI W G, ZHANG S M, et al. Feasibility of co-composting of sewage sludge, spent mushroom substrate and wheat straw[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7, 226: 39-45.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农用泥质: CJ/T 309-2009[S]. 质检出版社, 2009. [24] HACHICHA R, HACHICHA S, TRABELSI I, et al. Evolution of the fatty fraction during co-composting of olive oil industry wastes with animal manure: maturity assessment of the end product[J]. Chemosphere, 2009, 75(10): 1382-1386. doi: 10.1016/j.chemosphere.2009.02.064 [25] 李思敏, 赵阳悦, 唐锋兵. 辅料配比对市政污泥堆肥效果的影响[J]. 当代化工, 2020, 49(4): 564-567. doi: 10.3969/j.issn.1671-0460.2020.04.016 [26] 孟云姣, 唐锋兵, 张娟, 等. 不同调理剂协同市政污泥好氧堆肥试验研究[J]. 工业用水与废水, 2020, 51(1): 82-87. doi: 10.3969/j.issn.1009-2455.2020.01.020 [27] 程永高. 邢台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好氧堆肥的研究[D]. 石家庄: 河北科技大学, 2012. [28] 李欢, 金宜英, 聂永丰, 等. 污泥超声处理及其在好氧消化中的应用[J]. 环境科学, 2017, 35(8): 22-23. [29] 徐灵, 王成端, 姚岚. 污泥堆肥过程中主要性质及氮素转变[J]. 生态环境, 2008(2): 602-605. [30] 周海宾, 高定, 陈同斌, 等. 调理剂配比对污泥好氧发酵脱水和处理成本的影响[J]. 中国给水排水, 2012, 28(19): 103-105. doi: 10.3969/j.issn.1000-4602.2012.19.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