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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瓦行业是我国建筑材料行业的基础产业之一,烧结砖瓦行业也为赤泥、城市污泥等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新途径。烧结砖瓦的生产过程属于能量高度密集的过程,且伴随着大量的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氟化氢的排放[1-5]。国家在非电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行和《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8)的实施,推动了砖瓦企业对其废气净化设备的提标改造。该标准实施以来,砖瓦窑烟气治理技术已由双碱法脱硫除尘一体化技术为主逐渐过渡到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工艺。但是,部分企业净化设备经多次改造后仍难以达标排放,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烟气含氧量过高,使污染物折算系数增大,导致污染物不能达标排放[6-11]。因此,如何降低砖瓦隧道窑烟气含氧量成为烧结砖瓦烟气净化领域的关键问题[12]。
随着砖瓦工业的技术进步,烟热分离技术成为隧道窑降低烟气含氧量的主要方法之一[13]。目前对烟热分离系统的调控主要依靠经验判断。因此,如何对烟热分离系统进行高效调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对于窑体较长、内部机理复杂、运行参数多的工业窑炉的研究多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POSSAMAI等[14]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陶瓷窑的传热过程,并验证了数值模拟方法的可靠性。MILANI等[15]利用数值模拟方法构建了整个陶瓷窑系统的参数模型,模拟了实际运行条件下的窑炉性能,数值模拟结果与现场实测值有良好的一致性,证明了数值模拟优化窑炉设计的可行性。REFAEY等[16]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证明了窑体内导流叶片可以有效提高传热效果和隧道窑内的压降,提高了隧道窑的热效率。曾小军等[17]针对宽体陶瓷隧道窑提出了可降低复杂炉窑系统的整体模拟难度的分结构耦合的模拟方法,并验证了该方法的可靠性。MANCUHAN等[18]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混合煤和天然气对隧道窑烧成制度的影响,以提高隧道窑的产品热效率。SOUSSI等[19]利用数值模拟方法优化了从冷却区到烧成区的回收空气流量,减少了隧道窑的燃料消耗。但是,有关将数值模拟方法应用于砖瓦隧道窑烟热分离系统调控以降低烟气含氧量的研究,则鲜见相关报道。
本研究以某年产6 000万块标砖砖瓦隧道窑生产工艺系统为案例,设计正交实验,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砖瓦隧道窑烟热分离系统对烟气含氧量影响的关键参数,并提出烟热分离系统的调控策略,以期为隧道窑烟气含氧量控制及烟热分离系统的调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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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瓦隧道窑主要工艺过程包括原料制备、挤压成型、湿坯干燥、干坯烧成等[3]。本研究的砖瓦隧道窑生产工艺系统采用自动化码坯技术,配合“两烘两烧”的生产工艺,烟气净化系统为串联2座石灰/石-石膏脱硫与湿式电除尘一体化塔,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砖瓦隧道窑按工艺段可分为预热带、烧成带和冷却带,窑内产品运行方向与气流方向相反。排烟风机布置在预热带起始端,牵引烟气向预热带移动;急冷风机共4台,布置在烧成带末端和冷却带起始端,阻挡烟气回流和补充助燃空气;余热风机布置在配套干燥窑顶部,通过余热管道,牵引隧道窑内干净热空气进入干燥窑,管道前4组支路与急冷风机交替布置,后6组支路避开冷却危害区域后,均匀分散在冷却带中后端;冷却风机布置在冷却带末端,用于冷却制品及提供助燃空气,烧成窑内部气流组织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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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砖瓦隧道窑数值模拟计算的数学模型包括连续性方程、质量守恒方程和能量方程。本研究采用Fluent软件进行稳态模拟,激活Fluent中能量方程以模拟温度场,实测工况下流动处于湍流状态,选用标准的k-ε湍流模型。为简化模拟过程并增加模拟方法的通用性,做出如下假设:将隧道窑内砖垛简化为多孔介质区域且假定温度不随时间变化,环境气体为不可压缩理想气体,温度为298 K。多孔介质区域的黏性阻力系数和惯性阻力系数由压降与速度带入达西定律拟合计算获得,压降与速度利用Fluent软件对实体砖垛1∶1建模风洞实验求得,砖垛模型如图3所示。定义流体材质为不可压缩理想气体,固体材质为标准烧结砖,入口和出口初始温度均设置为298 K,采用有限容积法离散控制方程,压力和速度求解方法选用SIMPLE算法,对流项差分模式采用二阶迎风格式,近壁面采用近壁面函数法处理[20-21]。
该隧道窑的主要结构参数如下:窑体长度125 m;窑体内宽4.6 m;窑体有效高度1.42 m;窑内最大容车数量30辆;单条隧道窑年产量3 000万块。利用Gambit软件对单条隧道窑进行几何建模,并进行适当简化。忽略窑车及窑车内衬,窑体及各个管道简化为绝热无滑移壁面,排烟管道出口及余热管道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并进行适当延伸,避免模拟过程中出现回流现象。急冷管道入口和冷却管道入口设置为速度入口,窑内按实际砖垛布置方式设置砖垛模型区域,砖垛模型区域设置为多孔介质,网格采用结构化网格和非结构化网格联合划分方式。对窑体、多孔介质区域及管道等规则模型采用结构化网格划分,其他区域采用结构/非结构网格划分,经网格质量检查满足计算要求[20-21],几何建模及网格划分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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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数值模拟方法可靠性,对砖瓦隧道窑各个管道风量和温度进行了现场测试分析。测试期间生产情况:生产产品为多孔烧结砖,日产量110 592块,折标砖199 066块。测点布置方案及测试方法参考相关测试标准[22]。如图5所示,共设置了3个测点位置,1号点位于距排烟风机出口1 m处;2号点位于余热风机入口前距余热管道气柜6 m处;3号点位于距冷却风机进口2 m处。测试仪器采用斜管微压计配合S型皮托管和工业热电偶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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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场测试工况下砖瓦隧道窑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整窑温度分布如图6所示。图7为Z=1.22 m处温度曲线。实测温度曲线与设计温度曲线存在几处差异较大的位置,这是由于现场测试条件的限制,实测温度曲线取点数量远小于数值模拟及设计温度曲线的取点数量,导致实测温度曲线存在曲线异常波动的情况。在对烧成工艺控制较为关键的预热带、烧成带及冷却带前端,实测温度曲线与设计温度曲线及数值模拟温度曲线基本吻合,可以满足内燃砖烧成需求。冷却带前段模拟温度曲线出现波动式下滑,这是急冷风机鼓入冷风导致的。风量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将风量均折算为标况风量可得,排烟风量负偏差14.12%,温度负偏差0.18%,余热抽出风量正偏差12.38%,温度正偏差2.14%。导致误差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将砖垛简化为多孔介质后对窑内气流阻力的影响,以及未考虑隧道窑漏风系数带来的影响。现场测试结果与模拟结果基本一致,故此结果验证了数值模拟方法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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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排烟风机对烟热分离系统的影响,设置冷却风机风量为23 000 m3·h−1,余热风机入口压力−500 Pa,急冷风机风量2 260 m3·h−1,在排烟风机入口压力分别为−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 Pa的条件下,考察排烟风机入口压力对排烟风量和余热抽出热量的影响,结果如图8所示。
由图8(a)和图8(b)可以看出,随着排烟风机入口压力的提高,排烟风量逐渐增加,且增加趋势逐渐变缓;而余热抽出热量则逐渐降低,且降低趋势逐渐变缓。这是由于排烟风机压力的提高使窑内气流速度增大,从而减少气流在冷却带停留时间,余热抽出管道收集效率下降,最终导致余热抽出热量降低。当排烟风机入口压力由−100 Pa增加到−900 Pa时,标准状态下排烟风量从0.61×104 m3·h−1增到2.10×104 m3·h−1,余热抽出热量从2.06×107 kJ·h−1降至1.31×107.kJ·h−1。为保证隧道窑产量不下降,排烟风量至少应为1.47×104 m3·h−1,干燥所需热量至少为9.08×106 kJ·h−1[23],则排烟风机入口压力应在−400 Pa以上。提高排烟风机入口压力有利于提高隧道窑制品的烧成速度,但在具体工程实践中,排烟风机入口压力过大会导致烧结砖网状裂纹和烟气NOx超标等问题。因此,在能够满足干燥窑所需热量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减少排烟风机入口压力,以降低烟气含氧量。因此,在保证烧结品质的同时,兼顾烟气含氧量控制,宜采用−500~−700 Pa作为排烟风机的运行参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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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余热风机对烟热分离系统的影响,设置排烟风机入口压力为−500 Pa,急冷风机风量为2 260 m3·h−1,冷却风机风量为23 000 m3·h−1,分别在余热风机入口压力−100、−200、−300、−400、−500 Pa的条件下,考察余热风机入口压力对排烟风量和余热抽出热量的影响,结果如图9所示。
由图9(a)和图9(b)看出,随着余热风机压力的提高,排烟风量呈下降趋势,余热抽出热量则呈上升趋势。余热风机入口压力增加对排烟风量影响较小,而对余热抽出热量影响显著。当余热风机入口压力由−100 Pa增至−500 Pa时,标准状态下排烟风量从1.75×104 m3·h−1降至1.50×104 m3·h−1,余热抽出热量从3.35×106 kJ·h−1增至1.54×107 kJ·h−1。在余热风机入口压力增长至−200 Pa时,余热抽出热量增长趋于平缓,这是由于为避开冷却损害高发区域,余热管道采用前4后6的布置形式。在前4组支路端口,开有混冷风口与外界环境相连,余热风机入口压力升高,使混风口进入的环境空气更多,热空气占比降低,使余热抽出效率下降。因此,余热风机入口压力对烟气含氧量影响较小,且过高的余热风机入口压力会降低余热抽出效率。在保证砖坯烧结品质的前提下,为控制烟气含氧量,余热风机入口压力应为−300~−50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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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急冷风机对烟热分离系统的影响,设置排烟风机入口压力为−500 Pa,余热风机入口压力−500 Pa,冷却风机风为23 000 m3·h−1,在急冷风机风量分别为0、560、1 130、1 690、2 260 m3·h−1的条件下,考察急冷风机风量对排烟风量和余热抽出热量的影响,结果如图10所示。
由图10(a)和图10(b)可以看出,随着急冷风机风量的增加,排烟风量随之增加,余热抽出热量也呈上升趋势。当急冷风机风量由0增至2 260 m3·h−1,排烟风量从1.45×104 m3·h−1增至1.50×104 m3·h−1,余热抽出热量从1.25×107 kJ·h−1增至1.53×107 kJ·h−1。急冷风机风量对烟气量的影响较小,而对余热抽出热量的影响显著。如图11(a)~图11(e)所示,当急冷风机风量为0时,由于隧道窑内余热管道存在压力差,导致余热管道1号支路、2号支路存在明显的回流现象。而当急冷风机风量为1 130 m3·h−1时,2号支路的回流现象消失。这是由于,随着急冷风机风量增大,急冷气幕对窑顶气流的阻挡作用提高,窑顶气流的流速降低,降低了局部压力差,同时提高了3号支路,4号支路的余热抽出热量。当急冷风机风量继续增至2 260 m3·h−1时,未能消除1号支路的回流现象,还引入了更多的外界空气,增加了发生冷却损害的概率。因此,急冷风机风量应控制在1 130~1 690 m3·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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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冷却风机对烟热分离系统的影响,设置排烟风机入口压力为−500 Pa,余热风机入口压力−500 Pa,急冷风机风量2 260 m3·h−1,在冷却风机风量分别为19 000、20 000、21 000、22 000、23 000、24 000、25 000、26 000 m3·h−1的条件下,考察冷却风机风量对排烟风量和余热抽出热量的影响,结果如图12所示。
由图12(a)和图12(b)可以看出,随着冷却风机风量的提高,排烟风量和余热抽出热量均呈上升趋势。当冷却风机风量由19 000 m3·h−1增至26 000 m3·h−1时,排烟风量从1.46 ×104 m3·h−1增至1.58×104 m3·h−1,余热抽出热量从1.25×107 kJ·h−1增长至1.73×107 kJ·h−1。冷却风机风量对排烟风量的影响较小,对余热抽出热量的影响显著。当冷却风机风量高于23 000 m3·h−1时,排烟风量的增长速率升高。这是由于冷却风机主要影响位于冷却带中后端余热管道支路。当冷却风量提高时,沿窑体与砖垛之间的间隙通过的旁路气流增大,提高了余热管道后半段支路的余热抽出热量,加快了制品的冷却速率,使制品发生冷却损害概率提高[24]。与此同时,旁路气流的增加会使更多的冷却气进入烧成带,从而提高排烟风量。综合考虑隧道窑稳定运行及烟气含氧量控制,冷却风机风量应控制在19 000~23 000 m3·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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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得到各因素对烟热分离系统的影响权重及烟热分离系统运行的最优方案,根据隧道窑烟热分离系统实际操作经验,选取急冷风机风量、余热风机入口压力、排烟风机入口压力和冷却风机风量为正交实验的因素。根据各因素对烟热分离系统的影响分析及实际运行经验,制作5水平4因素正交实验设计表(表2)。
如表3所示,以排烟风量为评价指标,实验方案A1B1C1D1最低为1.43×104 m3·h−1,实验方案A5B1C5D4最高为2.12×104 m3·h−1。在满足砖瓦隧道窑基本运行要求下,实验A1B5C5D5为最优方案,排烟风量为1.50×104 m3·h−1,相较于实验A5B1C5D4排烟风量降低了约30%。
对表3中的正交实验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极差对比分析,可得表4。极差值R表示该因素对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R的值越大,表明该因素对评价指标的影响越显著。K1、K2、K3、K4和K5以及k1、k2、k3、k4和k5分别对应水平1、水平2、水平3、水平4和水平5的计算结果与计算结果的平均值。如表4所示,对排烟风量的影响由强到弱依次为:A>C>B>D,即排烟风机入口压力>急冷风机风量>余热风机入口压力>冷却风机风量,排烟风机入口压力影响权重因子最大为0.57,冷却风机风量影响权重因子最小为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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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隧道窑属于复杂窑炉系统,在实际生产运行中存在工况波动,因此,仅依靠运行经验对烟热分离系统进行调控难以保持烟气含氧量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基于各影响因素对烟热分离系统的影响及影响权重,制定了砖瓦隧道窑烟气含氧量调控策略。该调控策略的核心是在保证隧道窑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仅调整对烟气含氧量影响显著的因素,将烟气含氧量控制在较低水平,即根据隧道窑实际生产情况,首先对余热风机、急冷风机和冷却风机进行调整,然后仅根据烟气含氧量波动对排烟风机进行调整,以维持烟气含氧量处于较低水平。该调整策略提高了依靠运行经验对烟热分离系统调控的指向性,降低了隧道窑烟气含氧量的控制难度。
以该企业一条砖瓦隧道窑为研究案例进行烟气含氧量参数优化设计,其最优方案为A1B5C5D5。具体运行参数:排烟风机入口压力为−500 Pa,余热风机入口压力为−500 Pa,急冷风机风量为2 260 m3·h−1,冷却风机风量为23 000 m3·h−1。现场运行后,出现制品冷却损害,随后根据各个风机对隧道窑稳定运行的影响,对运行参数进行了调整,消除了制品冷却损害。将修正后运行参数应用到该隧道窑实际运行中,并根据烟气含氧量控制排烟风机运行参数。
现场运行结果表明:在该调控策略下,隧道窑生产情况良好,烟热分离系统运行稳定。由图13(a)和图13(b)可以看出,在调控策略应用前,该砖瓦窑2019年全年烟气含氧量为17.72%~19.96%且存在较大波动。在净化设备满负荷运行下,大气污染物排放仍然有较大波动,大气污染物波动趋势与烟气含氧量波动趋势一致。由图13(c)可以看出,在调控策略应用后,该隧道窑烟气含氧量由2019年4月份的18.24%降低至5—10月份的16.57%~17.12%,烟气量由24 000 m3·h−1降至19 000~20 000 m3·h−1,大气污染物折算系数由1.10降低至0.68。如图13(d)所示,当烟气含氧量稳定控制在低于基准含氧量18 %的情况下,该隧道窑停运1号塔湿电后,大气污染物仍能稳定达标排放[25],节省了企业烟气净化设备的运行成本。该砖瓦隧道窑根据当地环保管理要求可实现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甚至超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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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某砖瓦隧道窑进行了数值模拟和现场测试。对比结果表明,现场测试结果与模拟结果基本一致。
2)降低排烟风机入口压力、急冷风机风量和冷却风机风量,有利于降低排烟风量。
3)正交实验分析结果表明,以排烟风机入口压力对烟热分离系统的影响最为显著。
4)按照调控策略实际运行了6个月,结果表明:隧道窑生产状况良好,烟热分离系统运行稳定,烟气含氧量由18.24%降至16.57%~17.12%,烟气量平均下降了4 000~5 000 m3·h−1,烟气量降幅约20%;当将烟气含氧量稳定控制在18%以下时,该砖瓦隧道窑大气污染物可稳定达标排放。
烟热分离系统砖瓦隧道窑的数值模拟及烟气含氧量影响因素分析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rick tunnel kiln in flue gas-heat separation system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xygen content in flue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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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降低砖瓦隧道窑烟气含氧量,使烟气中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设计了正交实验并应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影响砖瓦隧道窑烟气含氧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调整了相关参数并进行了现场运行测试及数值模拟方法的实测验证。结果表明:现场测试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降低排烟风机入口压力、急冷风机风量和冷却风机风量有利于降低烟气含氧量;以标况排烟风量为评价指标,各因素对烟气含氧量的影响程度依次为:排烟风机入口压力>急冷风机风量>余热风机入口压力>冷却风机风量。在隧道窑稳定运行情况下,仅通过调整排烟风机运行状态进行烟气含氧量控制实验,结果表明,烟气含氧量由调控前的18.24%降低至16.57%~17.12%,标准状态下烟气量由24 000 m3·h−1降至19 000~20 000 m3·h−1。在该隧道窑排烟风机运行状态优化调整后,已稳定运行6个月,且烟气含氧量稳定控制在18%以下。本研究结果可为隧道窑烟气含氧量控制及烟热分离系统的调控提供参考。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xygen content of flue gas from the brick tunnel kiln and make the air pollutants stable emission to meet the standards, the designed orthogonal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oxygen content of flue gas from the brick tunnel kiln. Field-tests were conducted after adjusting the related parameters,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has been verified by pract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eld test results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The decrease of the inlet pressure of the exhaust fan, the air volume of the quench fan and the air volume of the cooling fan were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oxygen content of the flue gas. Taking the standard exhaust air volume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each factor from strong to weak was as follows: the inlet pressure of the exhaust fan> the air volume of the quench fan > the inlet pressure of the waste heat fan > the air volume of the cooling fan. Under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tunnel kiln, the experiments of controlling the oxygen content of flue gas were conducted through only adjusting the operating state of the exhaust fan according to the fluctuation of the flue gas oxygen content. After stable operation for 6 months, the flue gas oxygen content was reduced from 18.24% to 16.57%~17.12%, the standard exhaust flue gas volume decreased from 24 000 m3·h−1 to 19 000~20 000 m3·h−1, and the air pollutant conversion coefficient was reduced from 1.10 to 0.68. When the oxygen content of the flue gas was stably controlled below the baseline oxygen content (18%), the air pollutants emission of tunnel kiln stably met the standar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rol of the oxygen content of the tunnel kiln flue gas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flue-heat sepa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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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再生利用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微量污染物在污水处理厂出水中频繁检出,威胁再生水用水安全,需要研发高效的深度处理工艺将其去除[1-2]。常用的深度去除技术主要有生物处理、吸附、膜分离、高级氧化等。其中,吸附和膜分离技术只是对微量污染物进行了相转移,通常需要与高级氧化技术结合以实现污染物降解[3-4]。臭氧催化氧化作为常用的高级氧化技术,通过在反应体系中加入催化剂促进臭氧分解,引发自由基链式反应,具有氧化能力强,反应速率快,适用范围广,去除污染物彻底的特点,但也存在催化剂团聚、回收困难的问题[5-7]。
将臭氧催化氧化与陶瓷膜技术结合,构建的陶瓷催化膜-臭氧工艺,弥补了上述方法的不足,在复杂水体微量污染物处理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GUO等[8]的研究表明,2-羟基-4-甲氧基二苯甲酮(benzophenone-3, BP-3)的初始质量浓度为0.5 mg·L−1时,陶瓷膜-臭氧工艺对BP-3的去除率约为75%,CuMn2O4改性的陶瓷催化膜-臭氧工艺对BP-3的去除率提高至90%。LEE等[9]的研究表明,在双酚A(bisphenol,BPA)、苯并三唑(benzotriazole,BTA)、氯贝酸(clofibric acid,CA)的初始质量浓度为3 mg·L−1时,与陶瓷膜-臭氧工艺相比,CeOx改性的陶瓷催化膜-臭氧工艺对BPA的去除率由20%增至80%,对BTA去除率由50%增至57%,对CA的去除率由30%增至40%。PARK等[10]的研究表明,在对氯苯甲酸(p-chlorbenzoic acid, p-CBA)的初始质量浓度为5 mg·L−1时,与陶瓷膜-臭氧工艺相比,Fe2O3改性的陶瓷催化膜-臭氧工艺对p-CBA的去除率由28%增至46%。上述关于陶瓷催化膜-臭氧工艺去除微量污染物的研究中,实验进水均为以纯水为背景的自配水,对实际应用的参考价值有限。实际二级出水成分复杂,微量污染物与水中的有机物竞争催化臭氧氧化产生的活性氧物种,需要进一步研究陶瓷催化膜-臭氧工艺处理实际污水中微量污染物的特性。
在催化剂的选择方面,BYUN等[11]比较了铁氧化物、锰氧化物负载的陶瓷催化膜对富营养化湖泊中的有机物的去除效果,发现与铁氧化物相比,锰氧化物负载的陶瓷催化膜对TOC的去除率更高。与锰氧化物相比,锰基双金属氧化物由于双金属氧化物的存在,具有更高的催化性能[12-14]。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锰基双金属氧化物MnMeOx(Me=Fe、Co、Ce)改性陶瓷催化膜的性能。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15]成功制备了4种基于α-MnO2的锰系陶瓷催化膜,包括单独α-MnO2 的催化膜和基于α-MnO2的MnMe双金属氧化物(Me=Fe、Co、Ce)的陶瓷催化膜(Mn-CM、MnFe-CM、MnCo-CM、MnCe-CM),表征了陶瓷催化膜的物相结构,构建了陶瓷催化膜-臭氧反应器,研究了其在批式运行条件下对阿特拉津的去除特性,与陶瓷膜相比,基于α-MnO2的Mn-CM催化臭氧氧化对阿特拉津的去除率提高了21.15%。与MnCM和MnMe-CM相比,MnCe-CM对阿特拉津的反应速率常数最大(1.62 min−1),去除率最高(99.99%),催化性能最优。进一步的机理分析表明,锰铈催化膜中丰富的微米反应器在臭氧催化氧化微量污染物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电镜结果表明基于抽吸-原位氧化沉淀法制备的锰铈催化膜表面和孔内均存在明显的催化剂沉积;其次,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阿特拉津的总去除率为79%,其中,膜孔内的催化臭氧反应对阿特拉津的去除率为61%,膜孔催化与过滤对污染物去除的贡献率为77%;根据XPS表征、EPR表征和分子探针实验,MnCe-CM的2组氧化还原对(Ce3+/Ce4+和Mn3+/Mn4+)为锰铈催化膜催化氧化提供更多的氧空位,促进臭氧分解产生大量•OH(9.82 μmol·L−1)和•O2−(1.3 μmol·L−1),自由基氧化是锰铈催化膜催化臭氧氧化微量污染物的主要途径。
本研究基于课题组的前期成果,建立了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O3/MnCe-CM),并开展了连续运行实验,评估了其在不同臭氧投加量下对实际二级出水中4种典型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特性,确定了最佳臭氧投加量,并分析了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实际二级出水中常规污染物的去除特性,目的是为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的实际应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与实验用水
本研究使用的陶瓷膜(0.1 μm,中清环境,中国)为平板多通道膜,陶瓷膜的支撑层和膜层均为α-Al2O3,过滤方式为外进内吸,尺寸长10 cm,宽10 cm,高0.5 cm。通过抽吸-煅烧法制备锰铈催化膜,具体制备过程见之前的研究[15]。主要步骤为:将陶瓷膜放入0.03 mol·L−1 Mn(Ac)2和0.01 mol·L−1 Ce(NO3)3·6H2O的混合溶液中,通过蠕动泵过滤,过滤速度为10 mL·min−1,过滤时间为16 h,抽滤完成后,冲洗干燥,去掉多余的溶液。接着将陶瓷膜缓慢放置于0.04 mol·L−1 KMnO4中,通过蠕动泵过滤,过滤速度为200 μL·min−1,过滤时间为16 h。在过滤过程中,KMnO4与金属硝酸盐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原位生成锰铈氧化物,锰铈催化膜记为MnCe-CM。将锰铈催化膜用无机胶封装在膜组件中,室温干燥12 h,待封层牢固即可使用。
实验用水以二级出水为背景,选择了4种在二级出水中频繁检出、臭氧难降解的微量污染物:避蚊胺(
<10 mol·(L·s) -1)、苯并三唑(kO3 =20 mol·(L·s)−1)、阿特拉津(kO3 =6 mol·(L·s) -1)、西玛津(kO3 =8.7 mol·(L·s)−1),其中kO3 为这些物质与臭氧的反应动力学常数,考虑到微量污染物在实际二级出水中的检出质量浓度,确定投加量为10 μg·L−1[16-19]。二级出水来自北京某再生水厂,工艺流程为粗格栅-细格栅-厌氧/缺氧/好氧池-二沉池-无阀滤池,DOC的质量浓度为3.7~4.3 mg·L−1,UV254的为0.11~0.09 cm−1,多糖的质量浓度为12.6~13.2 mg·L−1,蛋白质的质量浓度为0.037~0.04 mg·L−1。kO3 1.2 实验方法
陶瓷催化膜-臭氧工艺的实验装置如图1所示,臭氧由臭氧发生器产生,经过气体流量计和流量控制器,通过曝气头进入膜池。浸没式膜池体积为1 L,配有钛曝气头和膜组件。实验进水通过蠕动泵进入膜池,臭氧曝气与膜过滤同时进行,膜出水通过蠕动泵至出水桶。膜池出口多余的臭氧被臭氧破坏器破坏后排出。系统运行方式为连续运行,过滤方式为死端过滤,臭氧流速为100 mL·min−1,通过调节进气臭氧浓度,控制臭氧投加量分别为2.5 mg·L−1和5 mg·L−1。膜通量为60 L·(m−1·h)−1,膜池停留时间为100 min,过滤时间为180 min,每隔5 min在出水桶中取一次样品。将样品通过0.45 μm聚四氟乙烯滤膜,检测样品微量污染物和常规污染物的质量浓度,评估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在不同臭氧投加量下对污染物的去除效果。采用
表示微量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其中C和C0分别为t时间和污染物的初始浓度,mg·L−1或者μg·L−1。在相同条件下,所有实验重复3次,误差小于10%(保证数据的准确性)。CC0 1.3 分析方法
采用总有机碳分析仪(TOC-L,岛津,日本)测定样品中有机物质量浓度;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DR/5000,哈希,美国)测定样品中有机物在波长254 nm下的吸光度;采用蒽酮-硫酸比色法测定样品中的总糖含量,以葡萄糖为标准溶液,取样品提取液0.4 mL,加入1.6 mL蒽酮试剂,混匀,水浴后冷却至室温,测定样品在620 nm处的吸光度;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样品中蛋白质的含量,以牛血清白蛋白为标准品,取样品0.1 mL,加入5 mL 考马斯亮蓝G-250,混匀,静置2 min,测定样品在595 nm处的吸光度[20]。
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1290/6460,安捷伦,美国)检测微量污染物的浓度,色谱柱为Acclaim RSLC 120 C18(2.1 mm×100 mm,2.2 μm)。检测时间为10 min,阿特拉津、避蚊胺、苯并三唑、西玛津的出峰时间分别为3.09、4.01、2.58、3.57 min。流动相为甲醇(A)和纯水(B),梯度为:0 min-10%A+90% B;1.5 min-30%A+70%B;3 min-50%A+50%B;4.5 min-70%A+30%B;6 min-90%A+10%B,流速为0.2 mL·min−1,检测模式为ESI正离子模式[15, 21]。
采用荧光分光光度计(F-2500,日立,日本)检测样品中的有机物成分。测试条件为:扫描速度12 000 nm·min−1,激发光波长200~500 nm,发射光波长200~450 nm,步长均为5 nm。根据CHEN等关于荧光数据分区的研究结果[22],将得到的数据分成5个区域,包括腐殖酸类、富里酸类、色氨酸类、酪氨酸类和微生物代谢副产物类。利用Matlab R2018对数据进行批处理积分,得到每个区域的积分面积及占比,从而对样品中有机物含量进行定性及半定量分析。
采用凝胶色谱(Rid-20A,岛津,日本)测定水样的分子质量分布,检测器为示差折光检测器,色谱柱为水相凝胶色谱柱(TSKgelGMPWXL,TOSOH,日本),柱温35 ℃。流动相为0.1 mol·L−1的NaNO3和0.05%的NaN3溶液,流动相流速为0.6 mL·min−1。采用分子质量为903 000、580 000、146 000、44 200、1 000、600 Da的聚乙二醇标样组做标准曲线[23]。
采用微孔板型多功能检测仪(Promega,美国)测定水中发光细菌急性毒性,测试方法参考ISO11348-3[24],用1 mL NaCl溶液将费氏弧菌(NRRLB-11177)冻干粉复苏,将180 μL待测溶液和20 μL菌液加至96孔细胞培养板(Corning,美国)中,在多功能检测仪中测定其发光强度,最后计算费氏弧菌抑制率IR%。
2. 结果与讨论
2.1 臭氧投加量对微量污染物去除的影响
不同臭氧投加量下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四种典型微量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如图2所示,阿特拉津、苯并三唑、西玛津、避蚊胺在二级出水中的初始质量浓度为10 μg·L−1。由于二级出水中有机物的存在,膜过滤对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率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说明有机物的存在有利于膜对污染物的截留。其中,运行180 min,陶瓷膜过滤阿特拉津、苯并三唑、西玛津、避蚊胺的去除率分别为50%、20%、58%、52%(图2(a))。截留率与4种微量污染物的分子质量有关,陶瓷膜对阿特拉津(分子质量215.68 Da)、西玛津(分子质量201.6 Da)、避蚊胺(分子质量191.27 Da)3种分子质量较大的污染物截留率较高,而对分子质量小的苯并三唑(119 Da)截留率较低。因此,对于膜过滤去除二级出水体系的微量污染物,孔径筛分起主要作用。锰铈催化膜过滤对阿特拉津、苯并三唑、避蚊胺和西玛津的去除率分别为56%、22%、60%、45%,去除趋势与陶瓷膜过滤相似,去除率随着过滤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图2(b))。过滤前后锰铈催化膜表面的电镜表征对比如图3所示,与过滤前相比,过滤后锰铈催化膜表面有明显的颗粒物沉积,膜表面孔径减小,进一步证明了孔径筛分在锰铈催化膜过滤去除微量污染物中起重要作用。这与胡尊芳[24]的研究结果一致,二级出水中的SS为微量污染物的去除提供吸附位点,超滤膜表面沉积的有机物有利于截留微量污染物。
臭氧投加量为2.5 mg·L−1时,陶瓷膜-臭氧工艺在180 min对阿特拉津、苯并三唑、避蚊胺和西玛津的去除率分别为23%、28%、65%、56%(图2(c)),锰铈催化膜-臭氧氧化在180 min对阿特拉津、苯并三唑、避蚊胺和西玛津的去除率分别为25%、30%、69%、62%,略高于陶瓷膜(图2(d))。由于二级出水有机物的存在,微量污染物除了彼此竞争羟基自由基外,还需要和水中的有机物竞争。MAILLER等的研究也表明由于实际二级出水中的有机物与微量污染物竞争活性炭的吸附位点,活性炭对微量污染物的吸附量降低,分子质量大的微量污染物对有机物的竞争更敏感[25]。二级出水的大分子有机物被氧化成小分子,消耗了部分臭氧,因此,在复杂水体中去除微量污染物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和更高的臭氧投加量。
臭氧投加量5 mg·L−1时,陶瓷膜-臭氧工艺在180 min内对阿特拉津、苯并三唑、避蚊胺和西玛津的去除率分别为40%、72%、78%、55%(图2(e))。如表1所示,伪一级反应动力学常数为0.003~0.009 min−1,约为臭氧投加量2.5 mg·L−1时的1~8倍。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在180 min内对阿特拉津、苯并三唑、避蚊胺和西玛津的去除率分别为80%、94%、96%、92%(图2(f)),伪一级反应动力学常数为0.006~0.016 min−1,约为臭氧投加量2.5 mg·L−1时的2.7~8倍,约为陶瓷膜-臭氧工艺的1.7~3倍。陶瓷膜-臭氧工艺和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微量污染物的降解效果随着臭氧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加,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在臭氧投加量5 mg·L−1、运行时间180 min时对4种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率大于80%。
表 1 不同臭氧投加量下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和陶瓷膜-臭氧工艺对微量污染物的反应动力学常数Table 1. The reaction kinetic constants of the O3/CM and O3/MnCe-CM process臭氧投加量/(mg·L−1) 工艺 反应动力学常数/min−1 阿特拉津 苯并三唑 避蚊胺 西玛津 2.5 陶瓷膜-臭氧 0.002 0.002 0.005 0.005 锰铈催化膜-臭氧 0.002 0.002 0.006 0.004 5 陶瓷膜-臭氧 0.003 0.008 0.009 0.005 锰铈催化膜-臭氧 0.006 0.016 0.016 0.015 国家生态环境部《水回用指南 再生水中药品和个人护理品类微量污染物处理技术》(T/CSES 42-2021)中推荐的单位DOC的臭氧投加量为0.35~1.50 mg[26]。针对本研究实验进水的DOC,计算出《指南》推荐臭氧投加量为1.6~7 mg·L−1。本研究建立的锰铈催化膜-臭氧氧化工艺在臭氧投加量5 mg·L−1条件下,对4种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率大于80%,满足《指南》提出微量污染物去除率大于80%的目标,也满足瑞士对污水处理厂12种指示物去除率高于80%的标准[27]。
通过计算CT值,即氧化剂投加量(C)和作用时间(T)的乘积,比较本研究与前人的研究结果。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的最佳臭氧投加量为5 mg·L−1,水力停留时间为2.5 min,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的CT值为12.5 mg·min·L−1,对4种典型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率均大于80%,满足国家生态环境部《水回用指南 再生水中药品和个人护理品类微量污染物处理技术》(T/CSES 42-2021)关于微量污染物去除的标准。李先华等[28]研究了臭氧脱色在己内酰胺废水中的应用,结果表明水力停留时间15 min,臭氧投加量30 mg·L−1,CT值为450 mg·min·L−1,COD降低了27%,色度从450倍降至40倍。张云辉等[29]采用臭氧脱色工艺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结果表明接触时间55 min,臭氧投加量18~25 mg·L−1,CT值990~1375 mg·min·L−1,色度和COD的去除率分别为70%和15%,出水水质符合标准。与上述臭氧脱色工艺的CT值相比,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的CT值远低于臭氧脱色,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能在更低的臭氧投加量和更短的作用时间实现微量污染物的高效去除。
2.2 常规污染物的去除效果
为了深入分析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二级出水有机物的去除特性,取运行时间30 h的出水,通过分子质量分析、荧光分析的方法表征出水有机物的性质。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二级出水中TOC、UV254、多糖、蛋白质的去除如图4所示。陶瓷膜过滤对TOC的去除率为5%,锰铈催化膜过滤对TOC的去除率略高于陶瓷膜。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TOC的去除率为32%,是单独锰铈催化膜过滤的5倍,单独膜过滤对TOC的去除十分有限,耦合臭氧可以提高对TOC的去除。陶瓷膜和锰铈催化膜过滤对UV254的去除率分别为11%和15%,陶瓷膜-臭氧工艺和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UV254的去除率分别是单独膜过滤的4.1倍和4.4倍,说明臭氧氧化可以提高水中腐殖酸类大分子及芳香族化合物的去除。陶瓷膜-臭氧工艺与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多糖和蛋白质的去除也表现出相似的规律,其中,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多糖的去除率比单独膜过滤约提高了10%,对蛋白质的去除率比单独膜过滤约提高了4%。原因是臭氧催化氧化与膜过滤协同作用会产生羟基自由基,提高对水中有机物的去除[15]。
陶瓷膜过滤、陶瓷膜-臭氧工艺、锰铈催化膜过滤、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进出水有机物的分子质量和荧光表征如图5和图6所示,将分子质量分布积分,得到0.01~1 000、1 000~2 000、2 000~3 000 Da的积分面积,实际二级出水的分子质量在684~3 586 Da,主要以腐殖酸类物质为主,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在0.01~1 000、1 000~2 000、2 000~3 000 Da的积分面积均最小。该工艺可以有效矿化水中的有机物,实现对有机物的完全去除,这与工艺对TOC去除率的结果一致。
对荧光光谱进行分区积分,得到陶瓷膜和锰铈催化膜出水中各组分荧光强度占比以及平均荧光强度。二级出水的平均荧光强度为246.38,陶瓷膜过滤对平均荧光强度的去除率为6%,加入臭氧后,平均荧光强度去除率提高至18%,锰铈催化膜过滤对平均荧光强度的去除率为10%,加入臭氧后,平均荧光强度的去除率提高至48%。臭氧的加入可以降低水中荧光物质,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荧光强度去除率的增加证明了臭氧催化氧化与膜过滤协同作用。二级出水中有机物主要以腐殖酸、微生物代谢产物、富里酸、酪氨酸为主,所占比例分别为29%、26%、19%、19%。锰铈催化膜过滤后,富里酸、酪氨酸、色氨酸的去除率分别为18%、22%、20%。耦合臭氧后,陶瓷膜-臭氧工艺和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均对腐殖酸的去除率最高,去除率分别为24%和51%。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水中腐殖酸类荧光物质的去除率高于陶瓷膜-臭氧工艺,说明臭氧的加入主要通过去除水中的腐殖酸类物质,进而降低水中的荧光强度。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运行180 min,锰离子溶出质量浓度为0.06 μg·L−1,未检测到铈离子溶出,锰离子的溶出质量浓度小于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85)规定值(0.1 mg·L−1)[28],也远低于前人研究CeOx改性的陶瓷催化膜运行60 min,铈的溶出质量浓度为0.61 mg·L−1,MnOx改性的陶瓷催化膜运行60 min,锰离子的溶出质量浓度为5.99 mg·L−1[9]。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进水的费氏弧菌发光强度为3.95×107 cd,平均抑制率为5%,出水的费氏弧菌发光强度平均抑制率为0,表明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出水无生物急性毒性。
3. 结论
1)孔径筛分在膜过滤去除二级出水体系中微量污染物起主要作用。锰铈催化膜过滤对阿特拉津、苯并三唑、避蚊胺和西玛津的去除率分别为56%、22%、60%、45%,去除率随着工艺运行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2)与陶瓷膜-臭氧工艺相比,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阿特拉津、苯并三唑、避蚊胺和西玛津的去除率显著提高,臭氧投加量5 mg·L−1时,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反应动力学常数为陶瓷膜-臭氧工艺的1.7~3倍。
3)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在二级出水体系中最佳臭氧投加量为5 mg·L−1,此时工艺对4种典型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率均大于80%,满足国家生态环境部《水回用指南 再生水中药品和个人护理品类微量污染物处理技术》(T/CSES 42-2021)关于微量污染物去除的标准。
4)当臭氧投加量5 mg·L−1时,锰铈催化膜-臭氧工艺对二级出水中TOC的去除率为32%,对UV254的去除率为66%,工艺通过降解水中的腐殖酸类荧光物质去除有机物,工艺出水无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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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烟热分离系统现场实测与模拟结果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field-test and simulation results of flue gas-heat separation system
系统管道 实测风量/(m3∙h−1) 实测温度/K 模拟风量/(m3∙h−1) 模拟温度/K 模拟温度偏差/% 模拟风量偏差/% 排烟管道 33 989 413.15 28 841 411.15 0.48 14.12 余热管道 68 997 373.5 79 200 381.15 2.14 12.38 表 2 正交实验因素和水平选取
Table 2. Selection of factors and levels of the orthogonal tests
水平 因素 A排烟风机入口压力/Pa B余热风机入口压力/Pa C急冷风机风量/(m3∙h−1) D冷却风机风量/(m3∙h−1) 1 −500 −300 0 19 000 2 −600 −350 560 20 000 3 −700 −400 1 130 21 000 4 −800 −450 1 690 22 000 5 −900 −500 2 260 23 000 表 3 正交实验数值模拟结果
Table 3.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实验序号 影响因素 实验方案 标准状态下排烟风量/(104 m3∙h−1) 实验序号 影响因素 实验方案 标准状态下排烟风量/(104 m3∙h−1) A B C D A B C D 1 1 1 1 1 A1B1C1D1 1.43 14 3 4 1 3 A3B4C1D3 1.68 2 1 2 2 2 A1B2C2D2 1.44 15 3 5 2 4 A3B5C2D4 1.69 3 1 3 3 3 A1B3C3D3 1.45 16 4 1 4 2 A4B1C4D2 1.96 4 1 4 4 4 A1B4C4D4 1.46 17 4 2 5 3 A4B2C5D3 1.96 5 1 5 5 5 A1B5C5D5 1.50 18 4 3 1 4 A4B3C1D4 1.85 6 2 1 2 3 A2B1C2D3 1.64 19 4 4 2 5 A4B4C2D5 1.86 7 2 2 3 4 A2B2C3D4 1.65 20 4 5 3 1 A4B5C3D1 1.84 8 2 3 4 5 A2B3C4D5 1.65 21 5 1 5 4 A5B1C5D4 2.12 9 2 4 5 1 A2B4C5D1 1.61 22 5 2 1 5 A5B2C1D5 2.03 10 2 5 1 2 A2B5C4D2 1.50 23 5 3 2 1 A5B3C2D1 2.00 11 3 1 3 5 A3B1C3D5 1.83 24 5 4 3 2 A5B4C3D2 2.00 12 3 2 4 1 A3B2C4D1 1.79 25 5 5 4 3 A5B5C4D3 2.01 13 3 3 5 2 A3B3C5D2 1.79 表 4 正交实验结果极差分析
Table 4. Range analysis of orthogonal test results
参数 标准状态下排烟风量/(104 m3∙h−1) A B C D K1 7.29 9.00 8.50 8.65 K2 8.05 8.85 8.65 8.70 K3 8.80 8.75 8.75 8.75 K4 9.45 8.60 8.85 8.75 K5 10.15 8.55 9.00 8.85 k1 1.46 1.80 1.70 1.73 k2 1.61 1.77 1.73 1.74 k3 1.76 1.75 1.75 1.75 k4 1.89 1.72 1.77 1.75 k5 2.03 1.71 1.80 1.77 极差值R 0.57 0.09 0.10 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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