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有机冲击下船用景观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的处理效能

王昕竹, 张星星, 徐乐中, 吴鹏, 刘文如. 短期有机冲击下船用景观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的处理效能[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5): 1259-1266. doi: 10.12030/j.cjee.201907148
引用本文: 王昕竹, 张星星, 徐乐中, 吴鹏, 刘文如. 短期有机冲击下船用景观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的处理效能[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5): 1259-1266. doi: 10.12030/j.cjee.201907148
WANG Xinzhu, ZHANG Xingxing, XU Lezhong, WU Peng, LIU Wenru.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ship-landscape integrated denitrifying phosphorus removal device for under short-term organic shock[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5): 1259-1266. doi: 10.12030/j.cjee.201907148
Citation: WANG Xinzhu, ZHANG Xingxing, XU Lezhong, WU Peng, LIU Wenru.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ship-landscape integrated denitrifying phosphorus removal device for under short-term organic shock[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5): 1259-1266. doi: 10.12030/j.cjee.201907148

短期有机冲击下船用景观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的处理效能

    作者简介: 王昕竹(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废水生物处理。E-mail:wangxinzhu66@163.com
    通讯作者: 徐乐中(1962—),男,学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废水生物处理。E-mail:kgre505@163.com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578353);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K20160356);苏州科技大学自然科学项目
  • 中图分类号: X703.1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ship-landscape integrated denitrifying phosphorus removal device for under short-term organic shock

    Corresponding author: XU Lezhong, kgre505@163.com
  • 摘要: 为高效、稳定处理船舶生活污水,研究了船用景观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面对短期水质波动的效能变化,采用富集反硝化聚磷菌(DPAOs)的ABR-CSTR连续流组合工艺耦合生态单元处理船舶生活污水,对比了ABR进水容积负荷(VLR)为1.2 kg·(m3·d)−1、COD为350 mg·L−1的基准条件,通过短期内提高进水中有机底物的浓度,来模拟1.5倍和2.0倍进水有机负荷的有机冲击,此外通过控制硝化液回流比及溶解氧获得应对冲击的调控策略。结果表明:在2种短期冲击下,COD去除率分别为94.1%和92.6%,出水BOD和TN可达标,生物单元出水磷平均为0.76 mg·L−1和1.14 mg·L−1,缺氧吸磷量为7.13 mg·L−1和5.82 mg·L−1,生态单元可深度降解氮磷及缓冲波动;在1.5倍VLR下,调整硝化液回流比由200%至300%,反硝化吸磷量由7.10 mg·L−1升至7.41 mg·L−1,在2.0倍冲击下,提高硝化液回流比对系统除磷帮助甚微,将DO从1.5 mg·L−1升至2.0 mg·L−1,吸磷量由5.17 mg·L−1升至6.01 mg·L−1,系统反硝化除磷效果得以提升;污泥特性方面,ABR内MLVSS/MLSS比值和EPS量随有机底物浓度的提高而上升,厌氧段EPS增幅最大,可由154.5 mg·g−1升至164.2 mg·g−1和183.4 mg·g −1。ABR-CSTR-生态单元一体化装置面对短期有机冲击具有稳定处理效果,研究结果可为船舶生活污水的治理提供参考。
  • 锑(Sb)是一种天然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有毒准金属元素[1],因其与化合物有着良好的阻燃特性,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有着广泛的用途[2]。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锑储量和产量大国,其中产量约占世界的71%,锑污染已成为中国的典型环境污染问题[3]。锑在天然水体中通常以Sb(OH)3Sb(OH)6等无机形式存在[4],在大多数氧化水体中锑主要以Sb(OH)6的阴离子形式存在,因此,Sb(Ⅴ)在矿山水环境中最为常见[5],其风险程度远高于其他价态。

    湖南锡矿山的锑矿开采地区,附近的河流因受到锑矿石堆场渗透水的影响,锑浓度为0.33~11.4 mg·L−1[5],远远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5 μg·L−1[6]。随着大量锑资源的开采,锑矿废水成为环境中最主要的锑污染来源[7-9],因此,对锑矿废水中Sb(Ⅴ)的去除显得尤为紧迫。高效去除、成本低廉、运行简易是科研技术人员对锑废水治理的追求目标[10]。目前,去除水溶液中锑的技术主要有混凝/絮凝[11]、离子交换[12]、电化学处理[13]、生物修复[14]、吸附[15]等。吸附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废水处理技术,一般适合于处理量大、浓度范围广的水处理体系,该方法性能优良、成本低廉,因此,与其他方法相比,其具有更强的实用性[16]。已有研究[6, 17]表明,Sb(Ⅴ)吸附剂主要分为3大类:无机吸附剂,其主要是铁、锰、铝等金属氧化物或黏土矿物,通过物理或化学吸附将Sb(Ⅴ)固定在其表面;有机吸附剂,其主要包括炭材料和生物吸附剂,前者主要是活性炭、石墨烯和碳纳米材料,但活性炭对Sb(Ⅴ)的吸附效果并不突出,而石墨烯和碳纳米材料成本又过高,后者主要是植物或生物吸附剂,通过生物质表面的羟基、羧基和氨基以静电吸附或表面络合来吸附Sb(Ⅴ);复合吸附剂,其主要利用无机溶剂对生物质改性或有机溶剂对无机吸附剂进行改性处理后的一种复合吸附剂,其吸附能力远高于单一的吸附剂。

    近年来,生物炭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功能吸附材料,以其来源广泛、价格低廉、比表面积大、表面有着丰富的官能团等优点而倍受科学家关注[18-19]。传统生物炭表面通常带负电荷[20],对金属阳离子(Zn2+、Pd2+等)有着较好吸附效果[21],然而对以(氧)阴离子形式存在的污染元素而言,其吸附效果并不理想[22]。现有方法通过在生物炭表面负载金属离子,利用化学试剂等对原始生物炭进行改性处理[23-24],可有效增强生物炭吸附阴离子的效果。但这些改性方法的成本较高,且表面负载的金属离子、化学试剂易解吸造成二次污染等特点,在具体的工程应用中会显得不切实际。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前期已使用工业废弃物磷石膏对酒糟生物炭进行了改性处理,并通过设置不同热解温度烧制生物炭样品,发现经磷石膏改性的生物炭能有效吸附以阴离子形式存在的磷酸根离子[25]和Cr(Ⅵ)[18]。本着以废治废的目的,本研究尝试使用上述改性的生物炭去除高浓度锑废水中以(氧)阴离子形式存在的Sb(Ⅴ),并研究其作为含锑废水中Sb(Ⅴ)吸附剂的潜在应用价值,分别考察了不同改性温度、投加量和溶液pH对吸附效果的影响,以确定生物炭对Sb(Ⅴ)的最佳吸附条件,并探讨了改性生物炭对Sb(Ⅴ)的吸附行为,并与其他吸附剂对水中Sb(Ⅴ)的吸附性能进行了对比,同时考察了改性生物炭的吸附稳定性,以期为有关锑矿废水中Sb(Ⅴ)的去除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指导。

    本研究使用的生物炭样品为课题组前期制备的原始生物炭和改性生物炭,其中改性生物炭的制备使用经过预处理的磷石膏与酒糟按1:2的质量比例混匀,再与等体积的水混合均匀,在105 ℃下烘干后,放置于管式炭化炉中设置不同温度进行烧制[18]。经不同热解温度(300、400、500、600 ℃)烧制后,磷石膏改性后的酒糟生物炭样品分别标记为MC300、MC400、MC500和MC600,未改性的原始酒糟生物炭样品分别标记为BC300、BC400、BC500和BC600。

    根据前期的研究发现,锑矿区矿井水以及周边矿石堆场渗滤水体中均含有较高浓度的锑,锑矿区矿井水中Sb含量最高达13.35 mg·L−1[26],本研究将基于该浓度而设置相对更高浓度的初始Sb(Ⅴ)溶液开展吸附实验。本吸附实验所用溶液均使用去离子水配制,用焦锑酸钾(K2H2Sb2O7·4H2O)配置243.6 mg·L−1 的Sb(Ⅴ)标准储备液。每组实验均设置3个平行样和1个空白样。

    1)不同热解温度生物炭对Sb(Ⅴ)吸附影响。分别称取MC300、MC400、MC500、MC600和BC300、BC400、BC500、BC600样品0.05 g于50 mL离心管,加入24.36 mg·L−1 的Sb(Ⅴ)溶液至40 mL,于25 ℃、200 r·min−1条件下振荡24 h后,高速离心过滤,收集滤液;采用ICP-OES(VISTA-MPX)测定滤液中Sb浓度,校正计算吸附量,选取吸附效果最佳的生物炭进行后续实验。

    2)生物炭投加量对Sb(Ⅴ)吸附影响。分别称取0.025、0.05、0.10和0.20 g生物炭样品(基于步骤1)的实验结果),加入24.36 mg·L−1 的Sb(Ⅴ)溶液至40 mL,其他操作均与上述一致;通过吸附量大小选取吸附效果最佳的投加量进行后续实验。

    3)不同pH对Sb(Ⅴ)吸附效果影响。基于1)和2)的实验结果,分别称取0.10 g的MC600和BC600,取24.36 mg·L−1 的Sb(Ⅴ)溶液至40 mL,同时调节体系pH分别为3、4、5、6、7、8、9、10、11、12,其余步骤与上述一致;通过吸附量大小研究不同pH对Sb(Ⅴ)吸附的影响。

    4)吸附平衡实验。吸附动力学:分别称取0.10 g的MC600和BC600于50 mL离心管中,取24.36 mg·L−1的Sb(Ⅴ)溶液至40 mL,同时调节体系pH至预设值。在25 ℃、200 r·min−1条件下振荡,于不同时间(0.1、0.25、0.5、1、2、4、8、16、24、36、48 h)取出,高速离心过滤,并测定其滤液中Sb浓度。

    吸附等温线:分别称取0.10 g的MC600和BC600于50 mL离心管中,取一系列Sb(Ⅴ)储备液(0.608、1.218、2.436、6.09、12.18、24.36、60.9、121.8 mg·L−1)至40 mL,同时调节体系pH至预设值,振荡24 h后取出,高速离心过滤,测定其滤液中Sb浓度。

    选取MC600和BC600样品进行理化性质分析,比表面积和孔径使用全自动比表面积与孔隙度分析仪[ASAP2020(M)]进行分析,pH的测定是由生物炭与水按1:20的质量比结合后使用pH计(PHS-3C)测定,表面电位则是通过莫尔文Zate计测量。

    选取吸附初始浓度为60.9 mg·L−1和121.8 mg·L−1 Sb(Ⅴ)溶液后的MC600样品烘干(40 ℃),分别称取0.10 g(每个样3组平行),加入40 mL去离子水,于25 ℃、200 r·min−1条件下振荡24 h后,高速离心过滤,测定滤液中Sb浓度,计算解吸量。而后重新加入去离子水于相同条件进行解吸,每个样品重复解吸3次。

    吸附量根据式(1)计算。

    Q=1000(AY)VM (1)

    式中:Q为元素的吸附量,mg·kg−1A为溶液初始浓度,mg·L−1Y为吸附平衡浓度,mg·L−1V为加入的溶液体积,L;m为生物炭质量,g。

    解吸量根据式(2)计算。

    Qt=ctVm×100% (2)

    式中:Qt为元素的解吸量,mg·kg−1Ct为浸提液中元素的浓度,mg·L−1V为浸提液体积,L;m为生物炭质量,g。

    吸附动力学拟合根据拟一级动力方程(式(3))、拟二级动力学方程(式(4))、Elovich方程(式(5))、双常数方程(式(6))计算。

    qt=qe(1ek1t) (3)
    tqt=1k2qe2+tqe (4)
    qt=1βln(αβ)+1βln(t) (5)
    qt=ktn (6)

    式中:qtt时的吸附量,mg·kg−1k1k2为拟一、二级动力学吸附速率常数;t为吸附时间,h;qe为平衡吸附量,mg·kg−1α为初始吸附速率,kg·(mg·h)−1β为解吸系数,kg·mg−1k、n为双常数方程动力学参数。

    吸附等温线拟合根据Langmuir模型(式(7))、Freundlich模型(式(8))、Langmuir-Freundlich模型(式(9))计算。

    qe=Qbx1+bx (7)
    qe=kx1/n (8)
    qe=Qbxn1+bxn (9)

    式中:Q为最大吸附量,mg·kg−1b为平衡吸附常数,L·kg−1qe为平衡时的吸附量,mg·kg−1x为平衡时浓度,mg·L−1k为Freundlich模型的亲和系数;n为Freundlich和Langmuir-Freundlich模型的经验常数。

    经磷石膏改性后,MC600的比表面积和孔隙大小均有显著提高,BC600和MC600的比表面积分别为0.92 m2·g−1和13.67 m2·g−1,孔隙体积为5×10−4 m3·g−1和9.6×10−3 m3·g−1。比表面积越大,孔隙越多,这说明生物炭吸附能力越强[27]。此外,改性使得生物炭的Zeta电位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改性前的−36.6 mV变为0.949 mV,表明生物炭表面所带电荷从改性前的负电荷变成了改性后的正电荷,这对吸附(氧)阴离子也是非常有利的[28]。MC600的pH(10.10)较BC600的pH(9.02)略有升高,且BC600和MC600的pH均为碱性。由于锑矿区矿井水本身受到含锑硫化物矿物的影响,最初是呈酸性的,但在复杂的野外环境中,受不同地质背景的影响,矿井水的酸碱性会发生变化[29]:在碳酸盐岩地质背景环境中,矿井水在水-岩相互作用下会逐渐被碳酸盐岩中和,呈弱碱性;而在石英砂岩等地质背景下,矿井水会持续酸化,呈酸性。因此,本研究的生物炭为碱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还可用作锑矿区酸性矿井水的水体中和剂。

    1)最佳生物炭材料的确定。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热解温度的升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和孔隙度[30],从而提高生物炭对污染物的吸附能力。在本研究中,热解温度为600 ℃烧制的BC600,其比表面积仅为0.92 m2·g−1,而同等条件烧制的MC600,其比表面积显著增大为13.67 m2·g−1。由图1可知,随着生物炭热解温度的升高,未改性的生物炭对Sb(Ⅴ)的吸附量差异不大,约为1 250 mg·kg−1;但改性后生物炭对Sb(Ⅴ)的吸附量变化明显,与热解温度升高呈正比。可见,本研究所采用的改性方式对生物炭的吸附性能影响明显,改性后极大地提高了生物炭吸附Sb(Ⅴ)的能力,MC600对Sb(Ⅴ)的吸附量达到3 092 mg·kg−1,表现出了良好的吸附效果。结合实际生产工艺,600 ℃是一个相对比较节能和节约生产成本的烧制温度;因此,本实验将选用MC600作为Sb(Ⅴ)的吸附剂进行后续去除实验,同时将热解温度相同的原始生物炭BC600作为对照样品开展后续的实验。

    图 1  不同热解温度下制备的生物炭对Sb()的吸附效果
    Figure 1.  Sb(Ⅴ) adsorption effect of biochar prepared at different pyrolysis temperatures

    2)生物炭最佳投加量的选择。吸附剂的投加量是影响吸附的一个重要因素:投加量不足,不能使水体中的污染物得到有效去除,达不到预期的污染治理效果。投加过量,会降低吸附剂的吸附效率,造成资源浪费,在实际应用中增加使用成本。图2为在初始Sb(Ⅴ)浓度是24.36 mg·L−1的条件下,MC600对Sb(Ⅴ)的吸附量随投加量的变化。当MC600投加量由0.025 g增至0.10 g的过程中,MC600对Sb(Ⅴ)的吸附量显著增加;而当MC600投加量大于0.10 g时,单位质量吸附剂对Sb(Ⅴ)的吸附量变化略有降低。这可能与单位质量生物炭的位点和活性基团的数量有关,一定量的生物炭表面位点和活性基团可促进Sb(Ⅴ)的吸附,但过量的位点和活性基团则会引起溶液中Sb(Ⅴ)离子与之发生竞争吸附,降低吸附效率。因此,本研究选取该生物炭的最佳投加量为0.10 g进行后续吸附实验。

    图 2  MC600投加量对Sb()吸附影响
    Figure 2.  Effect of MC600 dosage on Sb(Ⅴ) adsorption

    3)最佳pH条件的选择。Sb在环境中的活动性和转化受其环境pH条件的影响明显[31]图3反应了不同初始pH条件下MC600和BC600对Sb(Ⅴ)的吸附量大小变化。由图3可知,在pH=3时,MC600对Sb(Ⅴ)的吸附量仅为1 903 mg·kg−1,当pH升高至7时吸附量达到2 747 mg·kg−1,之后随着pH的继续升高,吸附量基本趋于稳定;而BC600对Sb(Ⅴ)的吸附效果明显低于MC600,且其吸附量在pH=3~12时均小于1 500 mg·kg−1。根据前期对生物炭的理化性质分析可知,MC600和BC600的零电荷点(PZC)分别为7.74和3.06,在溶液pH>pHPZC时生物炭表面带负电,并且Sb(Ⅴ)在pH>3的氧化水环境中主要以Sb(OH)6的含氧阴离子形式存在[32];然而在本实验中,MC600和BC600对Sb(Ⅴ)的吸附量随pH变化的趋势基本相似,吸附量随pH的增加而增加,在弱碱性至碱性环境中基本达到最大,且吸附量基本趋于稳定,表明本研究中生物炭吸附Sb(Ⅴ)以化学吸附为主。此外,可能是因为BC600和MC600均呈碱性,当这两种生物炭存在于酸性条件时,溶液中的酸根离子与生物炭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发生反应,从而使得BC600和MC600对Sb(Ⅴ)的吸附效率低于碱性环境。可见,弱碱性至碱性环境有利于MC600对Sb(Ⅴ)的吸附。

    图 3  不同pH对Sb()吸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different pH on Sb(Ⅴ) adsorption

    结合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锑矿废水的基本特征,受碳酸盐岩地质背景的影响,锑矿废水大多呈现弱碱性[26]。本研究所用到的MC600吸附Sb(Ⅴ)最佳pH条件是中性至碱性区间,因此,为了更真实地模拟野外锑矿废水的pH环境,本研究以pH=7.5来开展MC600去除Sb(Ⅴ)的实验研究。

    1)生物炭对Sb(Ⅴ)的吸附动力学过程。吸附动力学是描述吸附相中的物质在吸附剂表面的扩散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被吸附物质在固液表面相互作用的时间[33]。由图4可见,在初始浓度为24.36 mg·L−1的条件下,BC600对Sb(Ⅴ)的吸附在8 h时基本达到平衡,吸附量为871 mg·kg−1,且吸附比较稳定,并未出现较明显的解吸现象。而MC600对Sb(Ⅴ)的吸附主要分3个阶段;第1阶段是在4 h之前对Sb(Ⅴ)的快速吸附,并在4 h时吸附量达到2 058 mg·kg−1,这说明吸附过程中物理吸附是存在的;第2阶段随着时间的增加,在24 h处的吸附量逐渐增加至2 869 mg·kg−1;之后MC600对Sb(Ⅴ)的吸附量基本趋于稳定。

    图 4  Sb()在不同生物炭上的吸附动力学
    Figure 4.  Adsorption kinetics of Sb(Ⅴ) on different biochar

    运用4种常规动力学方程对2种生物炭吸附Sb(Ⅴ)的动力学过程进行拟合,拟合参数见表1。2种生物炭吸附Sb(Ⅴ)的拟二级动力学拟合效果(R2≥0.9)高于拟一级动力学,并且其拟合的BC600和MC600平衡吸附量qe(1 029、2 762 mg·kg−1)更接近实验实测值,这表明2种生物炭对Sb(Ⅴ)吸附均存在着化学吸附,且其吸附速率受化学吸附控制[34]。Elovich方程用于描述由反应速率和扩散因子综合调控的非均相扩散过程;2种生物炭吸附Sb(Ⅴ)都与Elovich方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且MC600拟合系数最优(R2=0.993),这说明MC600吸附Sb(Ⅴ)主要为非均质表面吸附[35]。尽管采用模型公式拟合并不能直接证实其吸附的动力学机制,但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Sb(Ⅴ)在MC600的表面吸附是反应过程和扩散过程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6]

    表 1  Sb()的吸附动力学拟合参数
    Table 1.  Fitting parameters of Sb (Ⅴ) adsorption kinetics
    吸附剂拟一级动力学方程拟二级动力学方程Elovich方程双常数方程
    qek1R2qek2R2αβR2knR2
    BC6009700.7720.8821 0290.0010.9504 6000.0070.9724880.2200.925
    MC6002 6723.3760.8172 7650.0020.90861 1180.0030.9931 0570.1740.985
      注:R2为拟合优度(0<R2<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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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物炭对Sb(Ⅴ)的吸附等温线研究。吸附等温线常用于描述吸附反应达到平衡状态时吸附质在吸附剂上的分布情况。为了能更好地研究MC600对Sb(Ⅴ)吸附的机理,采用3种经典吸附等温模型对Sb(Ⅴ)的吸附过程进行拟合分析。Langmuir模型是一个较理想的吸附方程,适用于吸附剂表面吸附位点上的单分子层吸附;Freundlich模型被认为是一个经验方程,常用于多层异质吸附;Langmuir-Freundlich模型则是介于单分子和双分子层吸附都存在的情况[37-38]

    图5所示,MC600和BC600对Sb(Ⅴ)的吸附量在中低浓度时都随着初始溶液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BC600在平衡浓度为55.2 mg·L−1时接近饱和,之后随着平衡浓度的增加,吸附量并没有明显增加;相比于BC600,磷石膏改性的MC600对Sb(Ⅴ)的吸附效果显著提高,在初始浓度分别为24.36、60.9、121.8 mg·L−1的条件下,MC600的吸附量为BC600的吸附量的2.75、2.23、2.43倍。

    图 5  Sb()在不同生物炭上的吸附等温线
    Figure 5.  Adsorption isotherm of Sb(Ⅴ) on different biochar

    吸附等温线模型拟合参数如表2所示。Langmuir模型中Qb分别代表最大吸附量和吸附平衡常数,该模型对BC600和MC600吸附Sb(Ⅴ)过程进行拟合得出最大饱和吸附量分别为2 657 mg·kg−1和8 089 mg·kg−1,由图5可知,MC600对Sb(Ⅴ)的吸附效果明显强于BC600。这3种模型对MC600吸附Sb(Ⅴ)都有不错的拟合效果,且拟合系数均在0.930以上。相对来说,Langmuir模型和Langmuir-Freundlich模型对MC600吸附Sb(Ⅴ)的拟合效果最优,说明MC600对Sb(Ⅴ)的吸附以单分子层吸附为主,并伴有部分多分子层吸附[39];Freundlich模型的K代表吸附容量,但不是最大吸附量,其值与吸附亲和力有关,K值越大表明吸附速率越快[40],根据该模型对Sb(Ⅴ)吸附的拟合,其MC600的K值为270.9,高于BC600的117.8,表明MC600的吸附速率大于BC600,这与上述实验结果相一致。

    表 2  Sb()的吸附等温线拟合参数
    Table 2.  Fitting parameters of Sb(Ⅴ) adsorption isotherm
    吸附剂FreundlichLangmuirLangmuir-Freundlich
    knR2QbR2QbnR2
    BC600117.81.4540.9642 6570.0410.9306 6600.0180.7810.974
    MC600270.91.4550.9428 0890.0300.9819 1020.0290.927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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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附剂材料及其对污染物的最佳去除条件、最大吸附量通常是反应该吸附剂吸附性能的重要因素。对比其他有关水中Sb(Ⅴ)去除的吸附研究发现,在与本研究相似pH的实验条件下,合成锰氧化物[41]与合成Fe-Zr复合金属氧化物[23]对Sb(Ⅴ)的理论最大吸附量分别为86 564 mg·kg−1和51 000 mg·kg−1;含纳米零价铁的聚乙烯醇颗粒吸附剂[42]的理论最大吸附量仅为1 650 mg·kg−1,而氧化锆-碳纳米纤维材料的理论最大吸附量可达57 170 mg·kg−1[43];掺杂镧的磁性生物炭[44]对Sb(Ⅴ)的理论饱和吸附量为18 920 mg·kg−1。尽管本研究的改性生物炭MC600对Sb(Ⅴ)最大理论吸附量在这类吸附材料中不是最高的,为8 089 mg·kg−1,但MC600的原料均为工厂废弃物,制作成本低廉,吸附剂本身对周围环境污染小等优势,可有效削减锑矿废水Sb(Ⅴ)的污染负荷。由此可见,本研究的MC600作为碳酸盐岩地质背景锑矿区含锑废水中Sb(Ⅴ)的吸附剂是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在实际应用工程中,吸附剂处理污染废水需要满足吸附速率快、吸附容量大、吸附稳定等特点。生物炭对含锑废水进行吸附后,其吸附的稳定性是判断吸附剂综合性能的一个重要依据。为了对比考察生物炭吸附Sb(Ⅴ)的稳定性,本研究选用吸附Sb(Ⅴ)初始浓度相对最大的2个生物炭样品,即分别吸附60.9 mg·L−1和121.8 mg·L−1 Sb(Ⅴ)溶液的MC600样品进行解吸实验,2样品可代表吸附Sb(Ⅴ)近饱和的生物炭样品。结果如表3所示,2样品对Sb(Ⅴ)的解吸量在第1次时相对最大,但解吸率均≤20%;随着解吸次数的增加,解吸率迅速降低;第3次的解吸率均小于3%。总体上,2样品3次总解吸率均低于30%,说明解吸部分的Sb(Ⅴ)是以物理吸附形式附着在MC600表面,而余下超过70%的Sb(Ⅴ)则已经以化学吸附形式固定在MC600上。一方面,该结果与前述的吸附实验研究结果一致,即本研究所用生物炭对Sb(Ⅴ)的吸附以化学吸附为主;另一方面,结果表明本研究使用的MC600吸附Sb(Ⅴ)后绝大部分状态稳定,不易解吸,基本能够满足工程应用要求。

    表 3  MC600吸附Sb()后的解吸效果
    Table 3.  The desorption effect of Sb(Ⅴ) adsorbed MC600
    初始浓度/(mg·L−1)解吸次数解吸率/%总解吸率/%
    60.9116.827.5
    27.9
    32.8
    121.8120.029.3
    27.2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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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研究使用磷石膏改性的生物炭对Sb(Ⅴ)的吸附能力较原始生物炭显著提高,在热解温度为600 ℃下制备的MC600,在投加比为2.5 g·L−1、pH=7.5条件下,其对Sb(Ⅴ)的吸附能力最强,Langmuir模型拟合的最大饱和吸附量为8 089 mg·kg−1

    2)运用吸附动力学经典方程对BC600和MC600吸附Sb(Ⅴ)的过程进行拟合,发现Elovich方程对MC600的拟合效果最优(R2=0.993),说明本研究的MC600对Sb(Ⅴ)的吸附属于非均质表面吸附,该吸附受反应过程和扩散过程等因素共同作用。

    3)吸附等温实验表明,MC600的吸附速率明显大于BC600。Langmuir模型和Langmuir-Freundlich模型对MC600吸附Sb(Ⅴ)有较好的拟合效果,拟合系数分别为0.981和0.980,表明MC600对Sb(Ⅴ)的吸附以单分子层吸附为主,并伴有部分多分子层吸附。

    4)对吸附初始浓度为60.9 mg·L−1和121.8 mg·L−1 Sb(Ⅴ)溶液的MC600样品进行解吸发现,2样品的3次总解吸率均低于30%,因此,本研究的MC600吸附较高浓度的Sb(Ⅴ)后性能稳定,不易出现解吸,对去除较高浓度的Sb(Ⅴ) 废水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 图 1  反应装置图

    Figure 1.  Reaction device diagram

    图 2  COD去除情况

    Figure 2.  COD removal performance

    图 3  氨氮和总氮的去除效果

    Figure 3.  Removal effect of NH+4 and TN

    图 4  系统内PO34-P去除的变化

    Figure 4.  Change of PO34-P removal effect in the system

    图 5  不同冲击下沿程PO34-P和氮素浓度变化

    Figure 5.  Changes of concentration of PO34-P and nitrogen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shocks

    图 6  各运行隔室的MLVSS/MLSS

    Figure 6.  MLVSS/MLSS in different operating compartments

    图 7  各隔室微生物EPS含量变化

    Figure 7.  Changes in microbial EPS content of each compartment

    表 1  实验运行方案

    Table 1.  Test operation plan

    运行阶段运行条件工况运行时间/dCOD/(mg·L−1)VLRABR/ (kg·(m3·d)−1)硝化液回流比/%流量/(mL·min−1)DO/(mg·L−1)
    稳定运行11~303501.220012.91.5
    1.5倍VLR231~355251.820012.91.5
    1.5倍VLR336~405251.830012.91.5
    恢复基准441~523501.220012.91.5
    2.0倍VLR553~577002.420012.91.5
    2.0倍VLR658~627002.430012.91.5
    2.0倍VLR763~677002.430012.92.0
    运行阶段运行条件工况运行时间/dCOD/(mg·L−1)VLRABR/ (kg·(m3·d)−1)硝化液回流比/%流量/(mL·min−1)DO/(mg·L−1)
    稳定运行11~303501.220012.91.5
    1.5倍VLR231~355251.820012.91.5
    1.5倍VLR336~405251.830012.91.5
    恢复基准441~523501.220012.91.5
    2.0倍VLR553~577002.420012.91.5
    2.0倍VLR658~627002.430012.91.5
    2.0倍VLR763~677002.43001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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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7-23
  • 录用日期:  2019-10-18
  • 刊出日期:  2020-05-01
王昕竹, 张星星, 徐乐中, 吴鹏, 刘文如. 短期有机冲击下船用景观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的处理效能[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5): 1259-1266. doi: 10.12030/j.cjee.201907148
引用本文: 王昕竹, 张星星, 徐乐中, 吴鹏, 刘文如. 短期有机冲击下船用景观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的处理效能[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5): 1259-1266. doi: 10.12030/j.cjee.201907148
WANG Xinzhu, ZHANG Xingxing, XU Lezhong, WU Peng, LIU Wenru.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ship-landscape integrated denitrifying phosphorus removal device for under short-term organic shock[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5): 1259-1266. doi: 10.12030/j.cjee.201907148
Citation: WANG Xinzhu, ZHANG Xingxing, XU Lezhong, WU Peng, LIU Wenru.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ship-landscape integrated denitrifying phosphorus removal device for under short-term organic shock[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5): 1259-1266. doi: 10.12030/j.cjee.201907148

短期有机冲击下船用景观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的处理效能

    通讯作者: 徐乐中(1962—),男,学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废水生物处理。E-mail:kgre505@163.com
    作者简介: 王昕竹(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废水生物处理。E-mail:wangxinzhu66@163.com
  • 1. 苏州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苏州 215009
  • 2. 城市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苏州 215009
  • 3. 江苏省水处理技术与材料协同创新中心,苏州 2150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578353);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K20160356);苏州科技大学自然科学项目

摘要: 为高效、稳定处理船舶生活污水,研究了船用景观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面对短期水质波动的效能变化,采用富集反硝化聚磷菌(DPAOs)的ABR-CSTR连续流组合工艺耦合生态单元处理船舶生活污水,对比了ABR进水容积负荷(VLR)为1.2 kg·(m3·d)−1、COD为350 mg·L−1的基准条件,通过短期内提高进水中有机底物的浓度,来模拟1.5倍和2.0倍进水有机负荷的有机冲击,此外通过控制硝化液回流比及溶解氧获得应对冲击的调控策略。结果表明:在2种短期冲击下,COD去除率分别为94.1%和92.6%,出水BOD和TN可达标,生物单元出水磷平均为0.76 mg·L−1和1.14 mg·L−1,缺氧吸磷量为7.13 mg·L−1和5.82 mg·L−1,生态单元可深度降解氮磷及缓冲波动;在1.5倍VLR下,调整硝化液回流比由200%至300%,反硝化吸磷量由7.10 mg·L−1升至7.41 mg·L−1,在2.0倍冲击下,提高硝化液回流比对系统除磷帮助甚微,将DO从1.5 mg·L−1升至2.0 mg·L−1,吸磷量由5.17 mg·L−1升至6.01 mg·L−1,系统反硝化除磷效果得以提升;污泥特性方面,ABR内MLVSS/MLSS比值和EPS量随有机底物浓度的提高而上升,厌氧段EPS增幅最大,可由154.5 mg·g−1升至164.2 mg·g−1和183.4 mg·g −1。ABR-CSTR-生态单元一体化装置面对短期有机冲击具有稳定处理效果,研究结果可为船舶生活污水的治理提供参考。

English Abstract

  • 船舶运输往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但同时其生活污水排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水体污染,若近海及河道的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处理不当,将影响内河、湖泊、水库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用水水质[1-2]。船舶相对城镇来说,具有人口集中、占地面积小的特点,因而生活污水水质短期波动大、碳氮负荷、TSS高[3]。目前存在的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多与常规市政污水处理一致[4],处理深度和稳定性存有不足,亦易忽略节能和美观需求[5]。船舶人口集中,污水处理装置须面对短期有机负荷的冲击,同时针对船舶生活污水碳氮磷排放的新标准[6],须迫切寻求高效稳定、节能美观的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考虑治理要求和环保发展前景,可应用反硝化除磷(denitrifying phosphorus removal,DNPR)高效生物脱氮除磷技术的厌氧折流板反应器(ABR)-连续流搅拌槽式反应器(CSTR)连续流组合工艺与生态法耦合联用装置处理船舶污水。ABR-CSTR较序批式工艺在实际应用中更稳定可控,各功能菌能于各自生长适宜条件下成为优势菌种,ABR可生物相分离,生成优质碳源[7],使反硝化聚磷菌(denitrifying phosphorus accumulating organisms,DPAOs)的富集和增殖更易实现;CSTR通过完全混合培养硝化菌,与膜生物反应器(MBR)相比,具有成本低且污染小的特点,更适合船舶生活污水治理。ABR-CSTR组合工艺通过污泥回流和硝化液回流实现DNPR,在厌氧条件下,DPAOs分解多聚磷酸盐产生能量(ATP),同时挥发性脂肪酸(VFA)在质子推动力(PMF)下进入胞内合成聚羟基烷酸(PHA)[8];缺氧时分解PHA生成乙酰辅酶A进行三羧酸(TCA)循环,产生ATP用于过量吸磷合成体内聚磷,同时反硝化NOx-N,实现碳源同时脱氮除磷[9],大幅降低氧和碳源需求,节约运行成本[10-11]。生物单元出水流经末端由水生植物、鱼类、微生物和基质共同组成的生态单元后排出,从外观看,动植物构成的生态景观较传统处理工艺更具美感;同时,植物本身的吸附作用及其根系附着的微生物可强化降解污染物,对水质波动起缓冲作用,绿色技术的融入可改善装置能源渠道。

    综合船舶生活污水水质波动的现状,基于1.2 kg·(m3·d)−1ABR进水容积负荷(VLR)、COD值为350 mg·L−1的稳定运行条件,模拟1.5倍和2.0倍VLR的短期冲击。有机负荷冲击会影响处理效能,主要体现在污染物去除率和生物质表面及内部的特征变化[12]。碳源量影响聚磷菌(PAOs)和聚糖菌(GAOs)的生长繁殖,GAOs的增多可抑制除磷效果[13]。有机底物浓度较高时,微生物会分泌更多的胞外聚合物(EPS)来抵御不利条件[14-15],因此,观察污泥特性变化有助于深入探究处理效能。本研究模拟船舶生活污水短期有机冲击负荷,从系统高效去碳脱氮除磷的性能和污泥特性的变化方面,考察了ABR-CSTR-生态单元一体化反应装置的运行情况,同时通过调整运行工况获得了应对波动的稳定策略。结果表明,在不同冲击下,末端生态单元确保系统具有抗波动的稳定性,使装置在高效处理船舶生活污水的同时提供景观价值,可为生活污水治理领域提供新思路和理论支持。

  • ABR-CSTR-生态单元一体化反应装置见图1,生态单元内置3隔室ABR-CSTR组合反应器。生态单元、ABR、CSTR反应区和沉淀区有效容积分别为27、5.4、2.7和1.8 L,ABR1、ABR2为厌氧区域,ABR3通过CSTR内硝化液回流(R2)构成缺氧环境,ABR3污泥回流(R1)至ABR2,使DPAOs历经含氧环境循环实现除磷。生态缸水深为35 cm,底部基质为天然亚热带酸性肥沃黑土所制的水草泥,厚度为5 cm,按底面积适宜密度栽培6株常见水生植物皇冠草(Echinodorus amazonicus),投放美观、生长力佳的金鲫鱼,水浴温度维持在27~28 ℃。

  • 为精准控制研究条件,研究采用基于校园厕所废水优化配置的模拟进水(比例为1∶1),以C6H12O6、淀粉调配碳源,以NH4Cl、KH2PO4分别调配氮、磷源,使氮和磷浓度控制在55~65 mg·L−1和4~7 mg·L−1。此外,加入CaCl2、MgSO4·7H2O等补充生物所需的常量元素,同时添加微量元素[16],为更贴近船舶生活污水,另加高岭土(50 mg·L−1)确保污水浊度,使用NaHCO3调节pH为7.5左右。

    ABR-CSTR连续流反应器接种污泥来自苏州市某污水处理厂浓缩池,ABR各隔室投放至2/3处,MLSS 为21 g·L−1;CSTR内污泥参数为SVI 105.5 mL·g−1,MLSS 5 500 mg·L−1

  • 在前期研究中,ABR-CSTR-生态缸在VLR(ABR)为1.2 kg·(m3·d)−1,COD为350 mg·L−1,污泥沉淀时间为2.3 h,总HRT为12.8 h,SRT为 20 d,R1为 80%、R2 为200%的情况下稳定实现反硝化除磷,总出水COD、TP和TN去除率达到94%、81%和82%。当SS和BOD值低于20 mg·L−1和17 mg·L−1时,采用RYU等[17]的方法估算富集DPAOs占PAOs比值约为73%,此工况定为基准态。本实验设计方案如表1所示,基态运行30 d(阶段Ⅰ),保持HRT不变,通过提高进水COD值以实现1.5倍VLR(阶段Ⅱ,工况2、3)和2.0倍VLR(阶段Ⅳ,工况5、6、7)冲击,期间恢复基态运行12 d(阶段Ⅲ),阶段Ⅱ和Ⅳ每段工况运行5 d,其中将工况3和6中R2调整至300%,工况7提高DO至2.0,以此探究了应对冲击的调控策略。

  • 水样经0.45 μm中速滤纸过滤,COD、BOD,NH+4-N、NO2-N、NO3-N、TN、TP及MLSS、MLVSS按文献中的方法[18]进行测试分析,使用HACH-HQ30d便携式测定仪检测DO,使用FiveGo F2便携酸度计测定pH。污泥特性部分取自工况1、2、4和5,采用10 mL泥水混合液以10 000 r·min−1离心10 min来提取EPS,倒掉上清液,加EPS缓冲液补充至原体积,重复离心步骤后倒掉上清液,再补充缓冲液至10 mL后,将泥水倒入锥形瓶,加0.06 mL甲醛在摇床内,180 r·min−1振荡1 h,上清液离心15 min后,使用0.22 μm滤膜过滤,此上清液即为紧密结合型胞外聚合物(TB-EPS);多糖(PS)采用苯酚-硫酸法测定,蛋白质(PN)含量使用福林酚试剂法测定。

  • 1) 有机物去除情况。大部分耗氧有机污染物(以COD计)在厌氧段被消耗,经水解酸化为VFA后,以胞内聚合物PHAs储存在微生物内,因而碳源去除情况与反硝化除磷效果息息相关。不同有机冲击负荷下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情况见图2,系统对有机物始终保持较好的去除效果,1.5倍和2.0倍VLR冲击下生物单元COD出水值先上升后下降,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4.1%和92.6%,总出水浓度在60 mg·L−1以下。

    基准态、1.5倍和2.0倍VLR冲击下,ABR前2隔室中COD去除率为82.5%、80.7%和75.8%,说明有机物在系统中得以充分转化为优质碳源VFA,而可被DPAOs释磷时利用。进入好氧段的COD值较低,可避免对硝化反应的干扰。进入ABR段,污水BOD/COD比值经水解酸化后升高,由平均值0.4升至0.65,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生物降解性,好氧后出水BOD值维持在20 mg·L−1左右,总出水BOD与之持平,符合排放标准,可见高有机负荷冲击下系统对BOD的降解效果稳定。

    2) 氮的去除特性。在2种有机负荷的冲击下(阶段Ⅱ和Ⅳ),氨氮去除率存在明显的波动。如图3所示,1.5倍VLR冲击时出水氨氮高于6 mg·L−1,这可能是由于面对高有机负荷时,硝化菌对外界基质变化更为敏感[19]所致,因自养菌在与异养细菌竞争氧气等生存要素时处于劣势地位,系统很快恢复氨氮去除性能,说明好氧段NOB对有机负荷变化有良好的适应力。在2种冲击下,连续流内氨氮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2.7%和98.0%,生物单元出水氨氮可达到2 mg·L−1以下。

    在3种负荷下,TN去除率分别为62%、67.3%和73.7%,有机负荷冲击下出水TN浓度低于18 mg·L−1和16 mg·L−1。可见随着VLR升高,有额外碳源进入CSTR反应区,使硝化段发生了同步硝化反硝化作用,TN进一步降低。在SBR和ABR-MBR连续流工艺的相关研究[20-21]中,均发现进水COD值提高对系统TN去除性能和DNB反硝化速率有显著的强化作用。生态单元可进一步吸附氨氮,保证了在连续流出水存在波动的情况下,生态单元内氨氮浓度可稳定维持于一定的水平,生态缸内NH+4-N浓度在生态循环作用下可比CSTR出水低2 mg·L−1,以确保装置对氨氮良好的去除效果。

    3) 对同步脱氮除磷的影响。不同有机冲击下生物单元除磷效果存在一定波动,系统总出水PO34-P保持在1 mg·L−1以下。如图4所示;在R2为200%、1.5倍VLR冲击下,生物单元除磷效率变化较小(由87.5%降至86.1%),除磷率最高点在1.5倍VLR;R2为300%时(工况3),可达92.5%,其浓度为0.42 mg·L−1,硝化液回流比的升高强化了DPAOs的除磷效果,吸磷量由7.10 mg·L−1升至7.41 mg·L−1。当有机负荷升高时,ABR具有进一步提高消耗耗氧有机污染物生成优质碳源的能力,生成更多的VFAs,供DPAOs在厌氧段释磷,硝化液回流比的升高使可供过量吸磷的电子受体浓度增加,缺氧吸磷更充分;在2倍有机冲击、R2为200%时(工况5),COD去除率降至76.4%;提升R2至300%,除磷率未有明显上升,此时ABR内微生物在底物浓度增加下持续增殖,而过量COD在ABR内未能消耗完全,进入CSTR的剩余碳源含量高于50 mg·L−1,影响NOB和AOB氧化氨氮。反硝化菌在碳源存在下逐渐占据优势,使硝化反应未能充分进行,此时R2的提升增加了回流液的稀释作用,但对系统反硝化除磷效果没有明显帮助。随之采用提高曝气量的策略,将DO由1.5 mg·L−1提升为2.0 mg·L−1,系统除磷效果随之升高,达84.6%。反应区内含氧量的增加抑制DNB合成体内硝酸盐还原酶,使NOB活性释放,硝化反应得以良好进行,此时提升的硝化液回流比增加了进入缺氧段的NOx-N浓度,吸磷量由5.17 mg·L−1升至6.01 mg·L−1,在充足的电子供体下,反硝化除磷效果获得进一步提高。由图4可知,生态单元可对磷进一步降解,缸内PO34-P含量稳定维持在0.5~0.95 mg·L−1,生态缸对波动具有较强的缓冲作用,当CSTR出水磷浓度在短时间内小于0.5 mg·L−1时,缸内含磷量并不会随之立即下降,而是维持在一定范围,以保证生态循环内营养元素的稳定。

    装置沿程PO34-P和氮素浓度变化直接反映系统反硝化除磷效果。图5反映了不同有机冲击下,R2=200%时系统各隔室氮磷浓度的变化。由图5可知,在1.5倍和2.0倍VLR冲击下,生物单元出水磷浓度分别为0.76 mg·L−1和1.14 mg·L−1。在1.5倍有机冲击时,ABR2中PO34-P浓度有少量升高,由8.99 mg·L−1升至9.52 mg·L−1,释磷量也相应增加。这是因为在进入厌氧区的有机物浓度瞬时上升时,微生物在充足底物下刺激活性激增,ABR水解促使更多优质碳源(如VFA)生成,DPAOs在ABR2充足的ATP下合成胞内聚羟基烷酸(PHA),同时释磷,此时在电子受体NOx-N有限的情况下,缺氧除磷量受到限制,因而系统除磷量变化较小。

    当有机冲击升负荷至2.0倍VLR时,释磷量出现明显下降,ABR2磷含量降至8.45 mg·L−1,此时有机浓度过高,促使ABR内的少量聚糖菌的活性增强,而GAO在消耗VFAs时并不具备除磷能力[22],使可供DPAOs释磷的优势碳源量出现不足,影响释磷。在此负荷下,缺氧吸磷量由7.13 mg·L−1降至5.82 mg·L−1,由于部分有机物进入好氧区,影响了硝化菌氧化氨氮,使硝化不完全,CSTR内的NO3-N由10.78 mg·L−1降至6.71 mg·L−1,回流液中NOx-N量减小,缺氧隔室内DPAOs进行同步脱氮除磷的电子受体不足,这是影响系统除磷效率的关键。

  • 1)微生物量变化情况。MLVSS/MLSS比值意味着污泥中活性物质组分的多少[14],不同有机冲击下的结果见图6。与CHEN等[23]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进水有机冲击负荷增加,MLVSS和MLSS均有所上升,厌氧段ABR1比值增幅最大,由0.6升至0.79。这说明该段污泥在高有机底物的促进下,微生物活性成分急剧增多。每段冲击相较其前段基准态,1.5倍VLR下各运行隔室MLVSS/MLSS比值增幅均高于2倍冲击,ABR1内分别为0.16和0.09,可能由于在高有机负荷进水下,微生物对底物的吸收存在限度,使MLVSS和MLSS生长趋势减缓。

    2)对胞外聚合物(EPS)的影响。胞外聚合物(EPS)聚集在微生物表面,主要由多糖和蛋白质构成,起维持细胞体结构稳定的保护作用,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胞外的物化性质[24-25]。如图7所示,在有机负荷冲击下,多糖和蛋白质含量均上升,在厌氧环境尤其是ABR2隔室内EPS含量增幅明显,在1.5倍和2.0倍VLR冲击下,其由154.5 mg·g−1分别升至164.2 mg·g −1和183.4 mg·g−1,这可能由于厌氧环境下高有机负荷刺激最为剧烈,微生物需要分泌更多EPS来维持细胞的稳定生存。CSTR内微生物EPS及其组成成分变化最小,因为有机负荷在前端ABR内被大量去除,进入硝化区的冲击水平被大幅削弱,故对硝化菌结构特性影响小。多糖与蛋白质的比值(PS/PN)可反映污泥絮凝性,蛋白质占比越大,说明污泥表面疏水性越强,越利于污泥絮凝体稳定聚集;PS/PN比值越低,代表絮凝性好[26-28]。ABR内多糖与蛋白质的比值变化明显,1.5倍VLR冲击下,PS/PN最低为0.48,厌氧隔室内污泥颗粒化效果也最佳,在有机负荷冲击进一步增强下,污泥表面结构失稳,疏水性降低。此外,CSTR内PS/PN维持在0.87~0.89,这表明有机冲击对硝化段内污泥絮凝效果影响较小。

  • 1) ABR-CSTR-生态单元一体化反硝化除磷装置具有一定抗有机冲击能力,在1.5倍和2倍稳态进水有机负荷下,耗氧有机污染物(以COD计)平均去除率始终大于90%,总出水BOD和TN可达标排放,系统除磷效果稳定;在有机负荷为2倍基准条件下,CSTR硝化反应受干扰,供DPAOs缺氧同步脱氮除磷的电子受体不足,从而影响吸磷。

    2)在一定的有机冲击下,升高硝化液回流比有助于提升反硝化除磷效果;当有机负荷进一步升高时,提高硝化液回流比对除磷提升效果甚微,增高好氧段DO可使系统缺氧吸磷量有所提升。

    3)生态单元通过生态循环进一步降解氮磷,同时对水质波动具有缓冲作用,可维持生态单元内水质的稳定及水生动植物的良好生长。

    4)污泥MLVSS/MLSS比值及微生物体内EPS含量随有机底物浓度的升高而上升,前者在ABR1内增幅最大;ABR2内EPS含量增加最为显著,CSTR内微生物EPS含量最多,但其成分变化最小,在有机冲击下,厌氧隔室多糖/蛋白质比值可达最低,此时污泥絮凝性最佳。

参考文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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