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利用VFAs合成PHAs的工况优化

谢一涵, 方茜, 刘煜, 曾蕴仪, 黄定武, 黄紫龙. 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利用VFAs合成PHAs的工况优化[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4): 1052-1058. doi: 10.12030/j.cjee.201906097
引用本文: 谢一涵, 方茜, 刘煜, 曾蕴仪, 黄定武, 黄紫龙. 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利用VFAs合成PHAs的工况优化[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4): 1052-1058. doi: 10.12030/j.cjee.201906097
XIE Yihan, FANG Qian, LIU Yu, ZENG Yunyi, HUANG Dingwu, HUANG Zilong. Working conditions optimization of PHAs synthesis by excess activated sludge fed with VFAs under micro-aerobic condi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4): 1052-1058. doi: 10.12030/j.cjee.201906097
Citation: XIE Yihan, FANG Qian, LIU Yu, ZENG Yunyi, HUANG Dingwu, HUANG Zilong. Working conditions optimization of PHAs synthesis by excess activated sludge fed with VFAs under micro-aerobic condi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4): 1052-1058. doi: 10.12030/j.cjee.201906097

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利用VFAs合成PHAs的工况优化

    作者简介: 谢一涵(1995—),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E-mail:xieyihan9508@163.com
    通讯作者: 方茜(1973—),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E-mail:gz_fq@126.com
  • 基金项目: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510010111);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7A030313273)
  • 中图分类号: X705

Working conditions optimization of PHAs synthesis by excess activated sludge fed with VFAs under micro-aerobic conditions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G Qian, gz_fq@126.com
  • 摘要: 针对2种脱氮除磷工艺的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以花生渣厌氧发酵产生的VFAs为碳源,控制反应时间为5 h,DO≤0.2 mg·L−1,COD为650~750 mg·L−1,对比2种不同工艺的剩余污泥合成聚羟基脂肪酸酯(PHAs)的量,并探究了增设前置曝气对微氧条件下剩余污泥合成PHAs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微氧条件下,连续流中同步亚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系统二沉池的剩余污泥(R1)和采用A2O工艺的实际水厂的剩余污泥(R2)合成PHAs最高量分别为108.6 mg·g−1和58.58 mg·g−1,R1比R2更具有合成PHAs的能力;在增设前置曝气实验中,曝气时间的延长和曝气量的增大均可促进PHAs的合成;当曝气气量为50 L·h−1时,曝气20 min后,R1合成的PHAs最高为172.5 mg·g−1。氧化还原电位(Eh)是微氧条件下PHAs合成过程中的重要指示参数,当Eh值为最低时,PHAs合成量最多。以上结果可为脱氮除磷工艺剩余污泥利用廉价碳源合成PHAs提供参考。
  • 近年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剩余饵料、养殖对象排泄物等的排放导致尾水中氮磷普遍超标。同时,为了预防和控制疾病,大量的抗生素被广泛应用于水产养殖中[1]。养殖环境中抗生素污染问题已不容忽视,四环素类、喹诺酮类、磺胺类、氯霉素类[2-3]等在养殖尾水或养殖水域中广泛存在。残留在水中的抗生素不仅直接威胁鱼虾的生存,还会加剧环境中耐药菌和耐药基因问题[4]。目前,国家正在大力发展绿色健康养殖业,养殖尾水治理力度不断增加,研发绿色、高效、低成本的抗生素去除技术对于降低抗生素排放、缓解水环境污染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人工湿地具有处理成本低、操作简单、不会形成二次污染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水产养殖尾水的处理,主要通过基质吸附、微生物降解和植物吸收等过程去除废水中的污染物[5]。然而已有研究表明,不同设计参数与系统结构,如流态、基质类型和组成结构、植物类型与组成结构、水力停留时间和水力负荷、pH和季节因素(如气温、光照等)等均会导致营养盐和抗生素的去除效率存在明显差异[6-7]。同时,抗生素的存在可能会影响人工湿地系统中营养盐的去除。但是,部分研究结果和结论尚不完全一致。有研究表明,废水中抗生素的存在会降低氮磷的去除效率[8]。另一些研究表明,抗生素的存在反而提高氨氮的去除率[9]。此外,也有研究表明,2 mg·L−1的土霉素不会影响人工湿地系统对氮、磷的去除[10]。抗生素的存在对人工湿地系统去除氮磷等营养盐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晰,相关研究有待深入探讨。

    本研究以3套不同基质和植物条件的上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小试系统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季节、不同基质和是否种植耐盐植物海马齿(Sesuvium portulacastrum)情况下,上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系统对养殖尾水中4种典型抗生素的去除效果及抗生素的存在是否影响人工湿地系统对营养盐的去除效率。本研究结果有望为进一步改进人工湿地系统设计参数,提高污染物去除效率,促进人工湿地在淡水和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中的应用。

    本研究构建了3种不同基质或植物条件的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小试系统(CW1、CW2和CW3),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系统由圆柱体玻璃钢制成,高80 cm、半径为40 cm,水位控制在60 cm,侧面设置3个不同高度的采样口,本研究统一从最底部采样口采样。系统中种植的植物为多年生且生命力顽强耐干旱的草本盐生植物—海马齿,选取高度在15~20 cm,生长良好的植株移栽至系统中,种植密度为40株·m−2。CW1的基质组成结构为底部铺设5 cm左右的砾石,中下层铺设30 cm高小粒径沸石,中上层铺设20 cm高中粒径沸石,上层铺设10 cm高麦饭石。CW2在CW1的基础上种植海马齿(图1(a))。CW3在CW2的基础上用生物炭层替换相同体积的沸石层(图1(b)),使用2.5 kg生物炭分5层铺设替换共0.05 m3沸石。本实验中使用的生物炭是经过500 ℃高温裂解的玉米秸秆生物炭。

    图 1  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ure 1.  System design diagram

    实验时间为2021年3月(春季)—2021年6月(夏季)。其中,春季的实验时间为3月10日—4月22日;夏季的实验时间为5月12日—6月25日。受试用的水产养殖尾水均来自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科研中试基地。本实验选用了养殖水体中常被检出的4种抗生素(氟苯尼考、土霉素、氧氟沙星和磺胺甲恶唑),设计添加质量浓度为250 µg·L−1。春、夏季实验开始前均通过向系统中输入未添加抗生素的养殖尾水进行挂膜,持续20 d。春季实验结束后,通过清水对系统进行清洗,持续20 d。系统采用间歇流(快速进水)运行方式,包括进水-反应-排水-排空闲置4个阶段,每个周期时长为4 d。其中进水时间0.5 h,反应时间为89 h,排水时间为0.5 h,排空闲置6 h。系统每个周期的进水水量约为8 000 L,水力停留时间(HRT)设置为0 (进水)和3 d。春季和夏季,分别采集HRT为0 (进水)和3 d的抗生素和营养盐水样进行分析。

    待营养盐样品采集完成后,将其装入1 000 mL聚乙烯塑料瓶中,在现场用WTW便携式水质测定仪(Multi 3630)测定水温(T)、电导率(EC)、溶解氧(DO)和pH后,将样品贮存于4 ℃采样箱中,立即带回实验室。用0.45 μm的玻璃纤维滤膜过滤500 mL水样,用于硝态氮(NO3-N)、氨氮(NH4+-N)的测定,未过滤的水样用于总氮(TN)和总磷(TP)的测定,48 h内完成样品的分析,测定方法参照相关文献[11]

    抗生素水样采集完成后装入100 mL棕色玻璃瓶中并立即运回实验室,用0.22 μm的玻璃纤维滤膜过滤样品,取1 mL注入液相进样小瓶。植物体内抗生素提取方法主要参照陈军[8]并根据多次实验结果进行相应改进。抗生素水样和植物抗生素样品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LC-MS)测定,其具体参数为:色谱柱为XTERRA MS C18(3.0 mm×100 mm,5 μm)。色谱柱柱温为35 ℃,进样量为5 µL。流动相流速为0.4 mL·min−1,流动相A是体积分数为0.1%的甲酸-水溶液。流动相B为甲醇,洗脱梯度程序设置如下:0~0.5 min,5%B;0.5~3 min,5%~40%B;3~4 min,40%B;4~5 min,40%~95%B;5~7.5 min,95%B;7.5~7.51 min,95%~5%B;7.51~9 min,5%B。

    本研究应用One-Way 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不同组别去除率总体分布是否有显著性差异;相关统计分析应用SPSS 26软件进行;图件制作应用Origin软件完成;数据预处理采用Excel软件完成。抗生素和营养盐的去除率按照公式(1)计算。

    η=ciceci×100% (1)

    式中:η%ci为进水营养盐浓度,mg·L−1和进水抗生素浓度,µg·L−1ce为出水营养盐平衡浓度,mg·L−1和抗生素平衡浓度,µg·L−1

    春季和夏季进、出水水质状况见表1表2。总体而言,夏季进、出水平均水温比春季平均水温分别高5.65 ℃和7.20 ℃;夏季进、出水pH平均值比春季分别低0.21和0.26;夏季进、出水电导率平均值比春季分别高5.73 μs·cm−1和7.42 μs·cm−1;夏季进、出水溶解氧平均值比春季分别低0.81 mg·L−1和3.97 mg·L−1。春季和夏季,进水pH均呈弱酸性,经过系统处理后pH呈弱碱性;与进水相比,出水电导率均有所上升,而溶解氧含量下降。

    表 1  春季无抗生素和抗生素存在条件下进、出水水质状况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inlet and outlet water before and after antibiotic exposure in spring
    实验条件系统温度/ ℃pH电导率/(μs·cm−1)溶解氧/(mg·L−1)
    无抗生素CW021.33±0.796.88±0.1269.33±9.607.25±0.93
    CW122.30±0.377.87±0.05136.2±9.435.40±0.93
    CW222.53±0.337.75±0.02141.7±9.805.32±0.26
    CW322.43±0.377.71±0.06154.0±11.05.56±0.78
    有抗生素CW026.63±1.786.82±0.0753.50±3.217.25±0.27
    CW126.70±2.247.90±0.17124.8±1.325.21±0.25
    CW226.90±2.307.77±0.12132.43±3.745.09±0.32
    CW326.83±2.247.77±0.10142.13±3.565.26±0.38
      注:CW0为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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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夏季无抗生素和抗生素存在条件下进、出水水质状况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inlet and outlet water before and after antibiotic exposure in summer
    实验条件系统温度/ ℃pH电导率/(μs·cm−1)溶解氧/(mg·L−1)
    无抗生素CW029.63±0.856.89±0.1057.93±0.376.28±0.34
    CW129.40±0.657.84±0.10129.47±5.201.44±0.01
    CW229.57±0.747.69±0.10140.83±7.241.15±0.07
    CW329.70±0.867.64±0.10151.33±8.011.28±0.04
    有抗生素CW029.33±0.866.29±0.0683.37±11.646.60±0.61
    CW128.60±1.237.52±0.10142.47±7.901.27±0.08
    CW228.87±1.357.46±0.07149.30±7.681.36±0.20
    CW328.80±1.317.38±0.08162.43±2.801.54±0.12
      注:CW0为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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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和夏季,3套系统进、出水中氟苯尼考、土霉素、氧氟沙星和磺胺甲恶唑质量浓度见表3;CW1、CW2和CW3对4种抗生素的去除率见图2。无论春季或夏季,3套系统对土霉素和氧氟沙星的去除率均无明显差异,且均具有良好的去除能力。春季,与CW1相比,CW2对氟苯尼考和磺胺甲恶唑的去除率分别提升了2.71%和1.59%;与CW2相比,CW3对氟苯尼考和磺胺甲恶唑的去除率分别提升了25.34%和45.48%。夏季,与CW1相比,CW2对氟苯尼考和磺胺甲恶唑的去除率分别提升了2.97%和10.16%;与CW2相比,CW3对氟苯尼考和磺胺甲恶唑的平均去除率分别提高19.87%和22.36%。结果表明,种植海马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以沸石为主人工湿地系统对氟苯尼考和磺胺甲恶唑的去除效果,添加生物炭可以显著提高(p≤0.05)这两种抗生素的去除率。

    表 3  春季和夏季3套系统进、出水中抗生素的质量浓度
    Table 3.  Antibiotics concentrations in the inlet and outlet water of three systems in spring and summer μg·L-1
    季节系统氟苯尼考土霉素氧氟沙星磺胺甲恶唑
    春季CW0257.5±20.85237.03±15.36309.91±15.38271.16±9.38
    CW1193.11±36.0112.35±0.2320.42±2.11244.92±11.88
    CW2186.12±37.318.14±5.7719.00±2.34243.29±8.73
    CW3120.41±25.5010.47±1.0318.10±2.05136.45±38.87
    夏季CW0238.78±8.09250.04±19.43255.80±16.31250.33±10.00
    CW1202.65±6.1414.87±4.9237.84±7.97175.76±13.73
    CW2195.48±1.3415.34±4.4136.29±9.84150.50±13.55
    CW3148.00±2.8613.12±5.1434.31±8.8894.58±14.43
      注:CW0为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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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春季和夏季4种抗生素去除率
    Figure 2.  Removal rates of four antibiotics in spring and summer

    人工湿地系统去除抗生素的主要途径包括基质吸附截留、植物吸收、光降解和生物降解等过程,对于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系统而言,光解作用可以忽略[12]。本研究中3套垂直潜流湿地系统对土霉素和氧氟沙星均有良好的净化效果,而磺胺甲恶唑和氟苯尼考的去除率明显低于土霉素和氧氟沙星,这与其他研究结论一致[13]。土霉素和氧氟沙星分别属于四环素类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基质吸附作用是废水中喹诺酮类和四环素类抗生素的主要去除途径[14],一旦暴露在环境中可以快速光解或者被基质吸附,这可能是3套系统均表现出对土霉素和氧氟沙星有良好净化能力的主要原因。氟苯尼考属于甲砜霉素的单氟衍生物,具有氟、氯多个卤代基团和苯环结构,性质较为稳定,不易发生光解和水解,在常规的人工湿地中难以被去除[15]。磺胺甲恶唑属于磺胺类抗生素,在环境中降解速度缓慢,生物降解是磺胺类的抗生素的最主要去除路径[16]。已有研究发现好氧微生物降解、部分厌氧微生物或者兼性厌氧微生物均可促进磺胺甲恶唑降解[17-18]。由于不同研究的进水水质、基质、植物等存在较大差异,系统内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也不同,磺胺甲恶唑去除率存在较大的差异[19-20]。与一些研究相比[21],本研究中CW1和CW2对磺胺甲恶唑的去除率偏低。这可能是因为水产养殖尾水C/N较低,碳源不足时,不利于磺胺甲恶唑的降解[13]。水体中微生物的种群、数量和活性都与水体中有机质的含量成正相关[22],寡营养态水体中磺胺甲恶唑的降解效率普遍偏低[19]。此外,不同研究中除了植物和基质对抗生素吸收和吸附能力存在差异外,磺胺甲恶唑初始质量浓度的差异,导致其对系统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也不同,这可能是影响人工湿地系统对其净化能力存在差异的另一重要因素[16]。部分研究也发现,以沸石为主的人工湿地对低浓度的磺胺甲恶唑的去除效果不佳[5,19]

    除夏季土霉素外,植物组(CW2)对4种抗生素的去除率均优于无植物组(CW1)。植物主要通过根系的吸收作用、根际的吸附和截留、根系分泌物和氧气释放增强微生物活性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去除废水中的抗生素[23]。虽然大部分研究认为植物吸收过程不是人工湿地去除磺胺甲恶唑和氟苯尼考的主要途径,但是适当种植植物可以提高抗生素的去除率[24]。本研究中检测到海马齿中土霉素的质量浓度在851.55~1691.48 µg·L−1,磺胺甲恶唑的质量浓度在125.07~291.67 µg·L−1,表明海马齿能够通过吸收过程移除水体中土霉素和磺胺甲恶唑。结合植物组和无植物组系统对4种抗生素的去除率,说明海马齿对这4种抗生素去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相比春季,夏季促进效果更明显,可能因为夏季植物生长更旺盛,有利于海马齿对污染物的吸收。

    基质是人工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除了对污染物具有吸附作用外,还可为微生物和植物提供基本的生长环境和营养物质[12]。因此,基质的物理化学特征直接影响人工湿地系统对抗生素的净化能力。春季和夏季,添加生物炭均可显著提高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对氟苯尼考和磺胺甲恶唑的净化能力。相比沸石,生物炭孔隙结构明显、比表面积大,且具有亲水、疏水和酸碱性等性质[25],对抗生素的吸附速度更快,尤其在酸性环境[26]。人工湿地对抗生素的净化能力与基质的类型、组成、微生物群落结构等关系密切,添加生物炭后会改变系统内pH、营养盐和氧气的流动、植物生长状况等,影响系统内其他基质表面的微生物群落结构,进而提升系统对抗生素的净化能力[27]。pH是影响抗生素去除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酸性条件下磺胺类抗生素以阳离子形式存在。CW3的pH低于CW1和CW2,更有利于生物炭对磺胺甲恶唑和氟苯尼考的吸附。

    春季和夏季抗生素添加前后3套系统进、出水中总氮、总磷、氨氮和硝态氮的质量浓度见图3。春季,抗生素存在条件下,3种不同条件系统的总氮、总磷、氨氮和硝态氮平均去除率分别下降了11.69%、17.53%、10.04%和4.07%,且3套系统均显著降低了其对总磷的去除效率(P≤0.05)(图4(a))。夏季,抗生素存在条件下,总磷和氨氮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下降了19.41%和5.53%,而总氮和硝态氮平均去除率分别提高了11.66%和10.42%(图4(b))。

    图 3  春季和夏季抗生素添加前后3套系统进、出水中氮磷营养盐质量浓度
    Figure 3.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 the inlet and outlet water of three systems before and after antibiotic exposure in spring and summer
    图 4  春季和夏季抗生素添加前后3套系统对营养盐的去除效率
    Figure 4.  Nutrient removal efficiency of three VFCW systems before and after antibiotic addition in spring and summer

    本研究结果表明,春季和夏季抗生素存在对人工湿地去除总氮和硝氮的影响截然不同,而对总磷和氨氮的去除均表现为抑制作用,且在春季3套系统均可以显著降低对总磷的去除效率。其他研究[28]也发现,添加质量浓度为50~100 ng·L−1的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后,TP的去除率下降。基质吸附、植物吸收和聚磷菌(PAOs)的吸收是人工湿地系统中磷的主要去除路径。基质中吸附的土霉素(四环素类)和氧氟沙星(喹诺酮类)可能会与磷争夺吸附位点,导致磷的去除效率下降[9]。抗生素的存在也可能影响聚磷菌的丰度,削弱微生物对磷的吸收过程。YI等[8]发现添加2 mg·L−1的环丙沙星后会降低系统中聚磷菌的丰度,减少细菌对磷的吸收。夏季系统中溶解氧的浓度显著低于春季(表1表2),厌氧或缺氧条件下,聚磷菌会释放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尾水中总磷的去除,这可能是夏季总磷去除率比春季下降更明显的原因之一。

    硝化、反硝化、厌氧氨氧化等微生物转化过程是人工湿地系统去除废水中无机氮的主要机制。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抗生素添加前尾水中的细菌群落主要为α-变形菌(α-Proteobacteria)、γ-变形菌(γ-Proteobacteria)、拟杆菌(Bacteroidia)和放线菌(Actinomycete),这些微生物在人工湿地系统去除氮的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29]。好氧条件下,硝化细菌[30](如假单胞菌(Pseudomonas))将系统中NH4+氧化成NO3的过程是人工湿地系统去除氨氮的重要途径。抗生素的添加可能会影响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多样性,从而影响氮的转化过程。YAN等[31]研究发现人工湿地系统中微生物多样性和丰度指数与磺胺甲恶唑、氧氟沙星、罗红霉素等抗生素呈负相关关系,多种抗生素的存在会降低水体中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的丰度,导致系统对氨氮的去除效率下降,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一致。夏季,抗生素添加后氨氮去除率下降幅度比春季小,可能因为夏季水温更高,促进微生物硝化作用,提高氨氮去除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抗生素存在对氨氮去除的不利影响。反硝化过程是指在厌氧条件下,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被反硝化细菌异化还原为N2的过程,是系统中硝态氮去除的重要形式。YI等[8]研究发现添加2 mg·L−1的环丙沙星会降低系统对硝态氮的去除。本研究中抗生素添加对硝态氮去除的影响由春季的抑制作用转为夏季的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夏季尾水中溶解氧(<2 mg·L−1)远低于春季(5.09~5.26 mg·L−1),低氧或厌氧条件下有利于拟杆菌和放线菌等反硝化菌群繁殖,促进反硝化过程的发生,提高硝氮的去除效率。硝态氮在进水中占总氮的比重在27.70%~53.89%,是无机氮的主要赋存形态,尤其是夏季,这可能是抗生素添加对总氮和硝态氮去除的影响一致的原因。CHEN等[32]也发现2 mg·L−1的四环素影响了系统内反硝化菌的丰度,系统内硝态氮浓度增加,降低了对总氮的去除率。

    在已有的研究中,人工湿地系统基质的组成结构和类型、运行方式、流式、植物类型等不尽相同,且添加的抗生素种类和质量浓度也存在差异,大部分研究结论尚不一致。CHEN[32]等研究发现系统中四环素的质量浓度为2 mg·L−1时不会影响除磷效果,但会降低系统对总氮的去除率;TONG等[33]研究发现添加质量浓度为0.1、10和1 000 µg·L−1氧氟沙星后,人工湿地系统中氨氮的去除率由72.60%提高至80.70%~82.10%;KUYPERS等[34]研究发现在磺胺甲嘧啶质量浓度为100 µg·L−1时,处理组的氨氮去除率略高于对照组。本研究仅考虑4种不同类型抗生素复合对营养盐去除的影响,将来研究中会进一步分析抗生素添加前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为阐明本研究试验抗生素添加浓度条件下对营养盐去除影响的机理提供理论依据。

    1)本研究所构建的3种不同条件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系统对氧氟沙星和土霉素在春季和夏季均表现出良好的去除效果,去除率均在85%以上。与氧氟沙星和土霉素相比,系统对磺胺甲恶唑和氟苯尼考的去除效率相对较低,春季,系统对氟苯尼考和磺胺甲恶唑的去除率分别为17.23%~67.50%和8.37%~67.87%;夏季,系统对氟苯尼考和磺胺甲恶唑的去除率分别为12.01%~41.29%和19.28%~67.04%。

    2)春季和夏季,种植海马齿整体上可以提高系统对4种抗生素的去除效率,但均不具有显著性差异;春季和夏季,添加生物炭均可提高系统对4种抗生素的去除效率,且会显著提高系统对磺胺甲恶唑和氟苯尼考的去除效率。

    3)无论是春季还是夏季,4种抗生素添加均对总磷和氨氮的去除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不同季节对总氮和硝态氮去除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抗生素存在的条件下,春季,3种不同条件的人工湿地系统对总氮、总磷、氨氮和硝态氮平均去除率分别下降了11.69%、17.53%、10.04%和4.07%;夏季,总磷和氨氮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下降了19.41%和5.53%,而总氮和硝态氮的平均去除率分别提高了11.67%和10.42%。

  • 图 1  A/OLA连续流与PHA合成装置

    Figure 1.  Diagram of A/OLA continuous flow and PHA synthesis device

    图 2  不同剩余污泥合成PHAs的量与Eh的变化

    Figure 2.  Changes of PHAs amount synthesized from different excess activated sludge and the corresponding Eh

    图 3  合成PHAs过程COD、TP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COD and TP in PHAs synthesis process

    图 4  前置曝气量对R1中PHAs含量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 of pre-aerated gas volume on PHAs content in R1

    图 5  前置曝气量对R1中Eh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 of pre-aeration on Eh in R1

    图 6  前置曝气量对R1中COD、TP的影响

    Figure 6.  Effect of pre-aeration on COD and TP in R1

    图 7  前置曝气时间对R1合成PHAs量的影响

    Figure 7.  Influence of pre-aeration time on PHAs amount synthesized from R1

    图 8  前置曝气时间对R1中Eh的影响

    Figure 8.  Influence of pre-aeration time on Eh in R1

    图 9  前置曝气时间对R1中COD、TP的影响

    Figure 9.  Influence of pre-aeration time on COD and TP in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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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6-23
  • 录用日期:  2019-09-30
  • 刊出日期:  2020-04-01
谢一涵, 方茜, 刘煜, 曾蕴仪, 黄定武, 黄紫龙. 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利用VFAs合成PHAs的工况优化[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4): 1052-1058. doi: 10.12030/j.cjee.201906097
引用本文: 谢一涵, 方茜, 刘煜, 曾蕴仪, 黄定武, 黄紫龙. 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利用VFAs合成PHAs的工况优化[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4): 1052-1058. doi: 10.12030/j.cjee.201906097
XIE Yihan, FANG Qian, LIU Yu, ZENG Yunyi, HUANG Dingwu, HUANG Zilong. Working conditions optimization of PHAs synthesis by excess activated sludge fed with VFAs under micro-aerobic condi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4): 1052-1058. doi: 10.12030/j.cjee.201906097
Citation: XIE Yihan, FANG Qian, LIU Yu, ZENG Yunyi, HUANG Dingwu, HUANG Zilong. Working conditions optimization of PHAs synthesis by excess activated sludge fed with VFAs under micro-aerobic condi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4): 1052-1058. doi: 10.12030/j.cjee.201906097

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利用VFAs合成PHAs的工况优化

    通讯作者: 方茜(1973—),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E-mail:gz_fq@126.com
    作者简介: 谢一涵(1995—),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E-mail:xieyihan9508@163.com
  •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广州 510006
基金项目: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510010111);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7A030313273)

摘要: 针对2种脱氮除磷工艺的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以花生渣厌氧发酵产生的VFAs为碳源,控制反应时间为5 h,DO≤0.2 mg·L−1,COD为650~750 mg·L−1,对比2种不同工艺的剩余污泥合成聚羟基脂肪酸酯(PHAs)的量,并探究了增设前置曝气对微氧条件下剩余污泥合成PHAs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微氧条件下,连续流中同步亚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系统二沉池的剩余污泥(R1)和采用A2O工艺的实际水厂的剩余污泥(R2)合成PHAs最高量分别为108.6 mg·g−1和58.58 mg·g−1,R1比R2更具有合成PHAs的能力;在增设前置曝气实验中,曝气时间的延长和曝气量的增大均可促进PHAs的合成;当曝气气量为50 L·h−1时,曝气20 min后,R1合成的PHAs最高为172.5 mg·g−1。氧化还原电位(Eh)是微氧条件下PHAs合成过程中的重要指示参数,当Eh值为最低时,PHAs合成量最多。以上结果可为脱氮除磷工艺剩余污泥利用廉价碳源合成PHAs提供参考。

English Abstract

  • 聚羟基脂肪酸酯(polyhydroxyalkanoates,PHAs)是微生物体内一种天然的高分子聚合物,具有优良的生物可降解性、生产能耗低、无害化和资源化等特点[1],可有效解决难降解的塑料产品垃圾造成的“白色污染”问题[2]。传统PHAs生产方法多采用纯培养菌种合成,原料成本高,限制了PHAs的大规模生产和应用[3]。若利用活性污泥混合菌群合成PHAs,既能减少污水处理过程中的剩余污泥排放量,也能适应多种不同底物类型,可显著地降低PHAs的生产成本[4]。因此,利用活性污泥合成PHAs已成为近年来广大研究者关注的热点。研究表明,活性污泥既能在厌氧又能在好氧条件下积累PHAs[5]。但根据相关报道[6-7],有关活性污泥合成PHAs的研究,大多利用乙酸钠等碳源进行长时间驯化,积累高产PHAs菌种,成本高且不易进行控制。

    目前,工业化生产PHAs纯菌种工艺所使用的碳源都是纯物质[8]。这种生产出来的PHAs成本高,其中底物成本是大规模生产PHAs产品时的主要成本,据估计,约40%的PHAs成本来自于底物[9],因此,最经济有效的PHAs生产工艺应该包括廉价底物的应用,并且微生物能够有效利用这种底物,高效率地合成PHAs。花生渣是一种可再生的、价格低廉的食物副产品,据调查,我国是花生总产量和花生油总产量最大的国家[10],因此,其作为底物来源可大大降低生产PHAs产品的成本,同时可进一步开发花生渣的应用价值。本研究采用连续流同步亚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系统二沉池和A2O工艺水厂二沉池的剩余污泥,讨论未经驯化的剩余污泥以花生渣厌氧发酵产生的VFAs(挥发性脂肪酸)作为有机碳源合成PHAs的工况优化问题。

    采用同步亚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系统在连续流中的二沉池剩余污泥和A2O工艺运行的实际水厂二沉池剩余污泥,有研究[11]表明,活性污泥在COD≤800 mg·L−1时具有较好的合成PHAs的能力,PHAs的合成主要发生在厌氧阶段,因此,实验设计反应时间为5 h,COD为650~750 mg·L−1,在微氧的条件(DO≤0.2 mg·L−1)下,比较了2种污泥利用花生渣厌氧发酵产生的VFAs所合成PHAs的量。在原有的微氧条件下,通过增设前置曝气的方式消耗微生物原有的PHAs,使微生物处于“饥饿”状态,从而提高微氧过程中利用VFAs中充足的碳源合成PHAs的量。通过控制前置曝气时间、曝气气量促进PHAs的合成,可为活性污泥利用廉价碳源合成PHAs提供新的思路,且为利用脱氮除磷工艺剩余污泥合成PHAs提供参考。

  • 污泥取自广州市沥滘污水处理厂二沉池的剩余污泥和课题组连续流中亚硝化/反硝化除磷系统二沉池的剩余污泥[12]

    采用花生渣作为发酵液原材料。花生渣碎片经48 h晒干后,通过食物搅拌机搅碎后,用400目孔径过滤筛过滤,最后将花生渣加水进行发酵。

  • 图1为厌氧-限氧的连续流反应器和运行同步亚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系统。该反应器的厌氧区体积为13.8 L,厌氧区底部连接水箱。限氧区体积为39 L,限氧区设曝气盘,二沉池底部连接蠕动泵,将部分污泥回流到厌氧区,剩余污泥添加到PHAs合成装置的一个烧杯中。PHAs合成装置含有2个有效体积为2 L的烧杯,烧杯连接搅拌装置以保证反应过程中泥水混合均匀,并连接有曝气装置进行前置曝气,发酵罐中装有搅拌桨,并保持密封以维持其厌氧状态。

  • 本研究利用花生渣厌氧发酵产生的VFAs[13],在微氧(DO≤0.2 mg·L−1)的条件下合成PHAs,实验重复2次,测得数据取其平均值。分2个阶段进行实验。

    第I阶段,取适当的二沉池剩余污泥于2个2 L的烧杯中,加入人工配制的营养液及发酵液。发酵液中VFAs含量为20 985~21 284 mg·L−1,COD为26 000~30 000 mg·L−1,TP为100~145 mg·L−1,氨氮(NH+4-N)为3 100~3 280 mg·L−1,蛋白质为1 760~2 250 mg·L−1,糖原为199~252 mg·L−1;营养液中镁离子(MgSO4·7H2O)为120 mg·L−1,钙离子(CaCl2)为30 mg·L−1,亚铁离子(FeSO4)为3 mg·L−1,EDTA为80 mg·L−1,H3BO3为0.5 mg·L−1,ZnSO4·7H2O为0.3 mg·L−1。设定连续流中同步亚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系统二沉池的剩余污泥为R1,采用A2O工艺的实际水厂的剩余污泥为R2,控制污泥浓度(MLSS)为3 300~3 600 mg·L−1,COD为650~750 mg·L−1,pH为7~8,污泥反应时间为5 h,每间隔0.5 h取样,测得COD及TP的变化曲线,并检测ORP的变化情况[14-15]。此阶段主要考察2种脱氮除磷工艺下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合成PHAs的情况。

    第II阶段,采用第I阶段得出的具有良好PHAs合成能力的剩余污泥,在微氧前增设短时间曝气,其余操作步骤不变,其目的是消耗微生物原有的PHAs,使微生物处于“饥饿”状态,从而提高了微氧过程中PHAs积累净增量,此阶段主要考察曝气时间和曝气量对微氧阶段细胞内PHAs含量的影响。曝气实验分为2步骤。

    设计曝气时间为15 min,曝气量分别为20、30、50 L·h−1,反应时间为5 h,每间隔30 min取样并测定其PHAs含量,在其中选出细胞内PHAs含量达到最高时所对应的曝气量。

    在上述步骤中所确定的PHAs最高合成量对应的曝气量下,进行曝气时间对细胞内PHAs含量的影响实验。设计曝气时间分别为5、10、15和20 min,考察了曝气时间对细胞内PHAs含量的影响。

  • 实验主要的分析项目包括COD、氨氮、总磷(TP)、DO、pH和Eh等。DO、pH、Eh采用WTW的系列仪器进行在线检测,其余项目按文献中的方法[16]进行测定。COD采用重铬酸钾消解法,TP采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氨氮(NH+4)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DO、pH、Eh采用德国WTW340i仪器进行在线监测。

    PHAs的测定采用气相色谱法[17],污泥经过离心、冷冻干燥后,取适量放于耐热管中。分别投加2 mL氯仿、2 mL体积分数为10%的硫酸的甲醇溶液,2 mL 50 mg·L−1苯甲酸的甲醇溶液。耐热管密封后,放入100 ℃的水浴锅中加热4 h,取出耐热管冷却至室温,加入2 mL去离子水,振荡10 min后,静止1 h。待溶液分层后,取下层有机相,用0.45 µm的滤膜过滤后,加入进样瓶中,然后进行色谱分析(安捷伦7080A-5975C气质联用仪)。色谱柱型号DB-1,进样口温度为230 ℃,柱箱从100 ℃保持2 min以后,以15 ℃·min−1升温至160 ℃,MS扫描范围为20~550。

  • 图2图3反映了不同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合成PHAs量和Eh、TP、COD的变化情况。由图2可知,在R1和R2中初始的PHAs含量分别为16 mg·g−1和7.015 mg·g−1,说明这2种脱氮除磷工艺下的剩余污泥内的初始PHAs含量相差较大。由图2可知,R1和R2在微氧条件下合成PHAs的量达到最高值的过程中,PHAs含量随着Eh的减小而增加,在PHAs含量最高时,Eh分别为−44.2 mV和−69.9 mV,均为最低值。随后,随着PHAs的减少,Eh反而增大。这说明在微氧条件下,剩余污泥利用厌氧发酵产生的VFAs合成PHAs时,Eh可作为PHAs合成量的指示参数。

    图3可知:当反应为120 min时,R1中PHAs含量达到最大值,为108.6 mg·g−1,释磷34.0 mg·L−1,COD降低了345.0 mg·L−1;当反应为180 min时,R2中PHAs达到最大值,为58.58 mg·g−1,释磷19.6 mg·L−1,COD下降了356 mg·L−1。与R2相比,R1中的PHAs含量在更短的时间内可达到最大值,其碳源利用率更高,释磷量更多。这是因为R1是连续流中厌氧/限氧(A/OLA)工艺的剩余污泥,PHAs作为内碳源驱动同步亚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过程[18]。在脱氮除磷的过程中,进水碳源偏低,污泥微生物利用PHAs作为内碳源参与细胞新陈代谢的循环过程,在厌氧时合成PHAs,好氧时消耗PHAs,不断经历“饱食”与“饥饿”的环境。当碳源充足时,通入少量氧气形成微氧环境,R1中微生物可以较快地通过氧化有机物进行合成代谢,积累PHAs,PHAs合成的能量来自于细胞内聚磷酸盐的水解[19],所以释磷量的变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PHAs合成量的变化。R2中PHAs的含量较少,这是由于R2中的污泥是A2O工艺的剩余污泥,部分有机物会在R2中的微生物细胞内转化为糖原、聚磷酯,导致PHAs的积累量较少[20]。以上结果说明,2种脱氮除磷工艺下的剩余污泥在微氧条件下合成PHAs量有所不同,利用碳源合成PHAs量的大小与脱氮除磷的工艺有一定关系。

  • 图4反映了前置曝气气量对R1中PHAs含量的影响结果,图5图6分别反映了不同曝气量下R1合成PHAs过程中Eh、COD和TP的变化曲线。由图4可知,前置曝气会消耗R1中微生物细胞内的PHAs。曝气气量为20、30和50 L·h−1时,消耗细胞内PHAs的量分别为1.6、3.79、5.79 mg·g−1。但随着曝气量的增大,R1在微氧条件下合成PHAs的量也随之增加,分别为114.46,133.58和158.32 mg·g−1。当曝气量为50 L·h−1时,合成最高量PHAs所需的时间为60 min,较其他2种曝气量条件达到最高量所需的时间更短。这是因为在微氧条件下,曝气量越大,消耗原有基质的速率越大,造成细胞内“饥饿”的环境,微生物的匮乏条件更为严峻,增强了微生物对碳源的吸收动力[21]。待VFAs进入系统,微氧环境下提供少量的DO会为微生物吸收VFAs提供能量,具有合成PHAs能力的微生物能迅速利用外碳源合成PHAs。另外,如图5所示,同时对照图3可知,曝气前R1中Eh为34.9 mV,而在20、30、50 L·h−1曝气量下R1中对应的Eh分别为−61.8、−65.7、−69 mV,即曝气后Eh出现了下降,推测是因为厌氧发酵产生的VFAs中含有较多的细菌,而细菌与Eh有较强的相关性[22]。因此,在曝气后,可能因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了Eh的降低,但20、30和50 L·h−1曝气量下最低的Eh分别为−78、−81.1和−85.0 mV,对应所需的时间分别为90、90、60 min。当Eh最小时,PHAs合成量最大,Eh仍可作为PHAs合成量的指示参数。如图6可知,当曝气量为20、30和50 L·h−1时,分别达到PHAs最高合成量时,释磷量分别为34,34.4和36.9 mg·L−1,COD分别下降360、375和384 mg·L−1。在相同曝气时间内,随着曝气量的增加,释磷量略有上升,但变化不大,有机物降解量呈现增长趋势,这与合成PHAs的量相符合。

    以上结果表明,在微氧条件下,相同曝气时间内,曝气量越大,消耗PHAs量也越多,致使微生物处于“饥饿”的环境。曝气后再加入有机碳源VFAs,微生物能够利用微氧条件下提供的能量迅速吸收VFAs合成PHAs。当曝气量为50 L·h−1时,合成PHAs的量最大,达到158.32 mg·g−1

    图7反映了前置曝气时间对R1合成PHAs量的影响结果,图8图9分别反映了不同曝气时间下R1合成PHAs过程中Eh、COD和TP的变化。由图7可知,随着曝气时间的增加,消耗初始污泥中PHAs的量分别为1.2、3.81、5.79和7.6 mg·g−1,但合成PHAs的最高量呈增长的趋势,分别为110.5、141.48、158.32和172.5 mg·g−1。相比于无前置曝气时PHAs的最高合成量,曝气时间为5、10、15和20 min时,对应的PHAs最高合成量分别增长了1.7%、30.2%、45.78%和58.84%,并且随着曝气时间的增长,达到PHAs最高合成量所需的反应时间有提前的趋势。这表明增设前置曝气的方式能有效促进PHAs的合成,从而提高了PHAs最高合成量,并且能缩短合成PHAs最高量的时间,加快平均反应速率。由图8可知,随着曝气时间的延长,Eh也在下降。当Eh最低时,PHAs合成量最高,Eh的增减依旧能反映PHAs量的变化。由图9可以看出,随曝气时间的延长,释磷的差异并不大,但COD反应前1 h,降解速度小幅度增加。这说明前置曝气不仅能加快碳源的吸收,还能提高碳源的利用率。

    以上结果表明,在微氧条件下,当曝气量为50 L·h−1时,随着曝气时间的增加,消耗初始PHAs含量越大,合成PHAs的量也越大。当曝气时间为20 min时,PHAs最高合成量为172.5 mg·g−1

  • 1)同步亚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系统的剩余污泥比A2O工艺的剩余污泥更具有合成PHAs的能力,其中R1中PHAs最高合成量可达到108.6 mg·g−1,R2中PHAs最高合成量可达到58.58 mg·g−1

    2)增设前置曝气时,在微氧条件下,曝气量增大和曝气时间的延长可以促进PHAs的合成,当曝气量为50 L·h−1,曝气20 min后,PHAs的最高合成量可达到172.5 mg·g−1

    3)在120 min时,R1中的PHAs的合成量达到了最高值,为108.6 mg·g−1,此时,Eh达到了最低值,为−44.2 mV;在180 min时,R2中PHAs的合成量达到了最高值,为58.58 mg·g−1,此时,Eh达到了最低值,为−69.9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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