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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汽车工业飞速发展,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这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废轮胎。据统计,2015年,我国产生废轮胎3.3×108条,超过1.2×106 t,已成为世界上产生废轮胎最多的国家[1]。废橡胶不易降解,堆积、填埋、焚烧都会对大气、土壤、水源造成污染,如何处理日益增加的废橡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瑞典、英国、法国等先后开展了橡胶沥青和橡胶粉沥青混合料的应用研究和铺路实验,极大地促进了废轮胎在道路工程中的利用[2]。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胶粉沥青进行研究应用。将废轮胎胶粉用于制备胶粉改性沥青,能够大量消耗废轮胎,同时也能够显著改善路面的耐磨、抗老化、抗开裂等性能,对于满足飞速发展的公路建设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3-5]。
胶粉改性沥青性能的改善来源于胶粉与沥青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两者之间的作用十分复杂。关于胶粉改性沥青中胶粉与沥青相互作用机理至今仍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物理共混机理、网络填充机理、化学共混机理和溶胀降解机理等几种不同观点[5-6]。其中获得较多人支持的观点[7]认为,废胶粉和沥青混合后,胶粉发生溶胀和部分溶解而在沥青中扩散,这些高分子链和沥青轻质组分在胶粉表面形成界面层。同时,界面层的外围吸附沥青中的胶质形成界面过渡层。界面层与沥青中胶团(沥青质和胶质)的外层胶质有亲和作用,使沥青中的胶团与废胎胶粉表面的界面层通过界面过渡层紧紧地结合为一体,形成了废胎胶粉和沥青连续或相互交错的三维空间网络结构。但这个三维网状结构多是通过范德华力缔结的,因此,这种结构较不稳定,对长时间和高温下的存储较为不利[8]。同时也有研究[7]表明,胶粉表面特征官能团与沥青中特征基团的化学作用,能够显著影响胶粉改性沥青的性能。
通过对废轮胎胶粉进行表面化学改性[9-11]、脱硫改性[12-14]、微波改性[15]、共混改性[16-21]等,能够显著改善胶粉表面的物理化学结构,增强胶粉界面层与沥青胶团的相互作用,改善胶粉改性沥青的性能。于凯等[9-10]采用H2O2和次氯酸钠等为氧化剂改性废轮胎胶粉,在胶粉表面形成羟基、环氧基等有机官能团,能够与沥青中的羧基等基团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强相互作用,使改性沥青的软化点显著提高。而脱硫改性能够部分切断交联橡胶中的S—S键和C—S键,使废轮胎胶粉中的交联网状结构部分破坏,在沥青中溶胀更加充分,界面结合层厚度显著提高,使脱硫胶粉改性沥青延度提高,黏度降低,低温性能和加工性能明显改善[12-14]。通过以上研究不难发现,在废轮胎胶粉表面修饰特定有机官能团或者增加胶粉-沥青界面结合层的厚度,能够显著提高胶粉改性沥青的界面相容性和界面结合强度,改善胶粉改性沥青的高/低温性能。
由于橡胶的主要成分是聚烯烃,其表面存在着丰富的不饱和键,因此,通过接枝聚合改性的方法,能够在橡胶表面接枝不同的聚合物链段,可以对橡胶的物理化学性质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目前常见的橡胶接枝聚合改性方法包括乳液聚合[22-24]、溶液聚合[25-26]、本体聚合[27-28]和辐射接枝[29]等,常见的接枝单体包括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壳素、马来酸酐等。其中乳液聚合以水为分散介质,条件较为温和,更适于在橡胶粉表面的接枝聚合改性。通过接枝聚合改性的方法将特定的聚合物链段接枝到废轮胎胶粉的表面,可以显著增加胶粉-沥青界面层的厚度,从而增强胶粉-沥青界面相容性与结合强度。但到目前为止,采用接枝聚合改性胶粉制备胶粉改性沥青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研究尝试在废轮胎胶粉表面接枝聚苯乙烯链段,并将其用于制备湿法胶粉改性沥青;利用废轮胎胶粉表面的接枝聚苯乙烯链段,提高胶粉/沥青界面层与沥青中胶质的相互作用,增强胶粉与沥青的界面结合强度;系统研究废轮胎胶粉表面聚苯乙烯链段的接枝率对胶粉改性沥青25 ℃针入度、5 ℃延度和软化点等主要性能指标的影响规律,探讨废轮胎胶粉的接枝改性对胶粉改性沥青性能的影响机理,为胶粉改性沥青的界面增强和性能调控机制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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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沥青采用市售滨阳70号沥青。40目废轮胎胶粉由天津海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接枝改性前用环己烷洗涤并干燥后使用。苯乙烯、过氧化二苯甲酰、环己烷等均为市售分析纯试剂。苯乙烯通过预处理去除阻聚剂,其余试剂未经预处理。
主要实验仪器有英国Kratos Analytical Ltd生产的Axis Ultra DLD型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美国瓦里安公司生产的Infinityplus-300固体核磁共振谱仪,中国上海昌吉地质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SYD-2810D型针入度检测仪,中国无锡市石油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LYY-9A型沥青延伸度测定仪,以及中国北京兰航测控技术研究所生产的RH-2型沥青软化点测定仪。
基质沥青及改性沥青的25 ℃针入度按照GB/T 4509-2010测定,软化点按照GB/T 4507-2014测定,5 ℃延度按照GB/T 4508-2010测定。在延度仪上对样品以5 cm·min−1的速度进行拉伸,直至断裂,指针指示的标尺读数即为所测沥青的延度。取2次25 ℃针入度和软化点结果,测试平均值,取3次5 ℃延度结果,测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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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轮胎胶粉的苯乙烯接枝改性。将废轮胎胶粉2 g置于100 mL圆底烧瓶中,加入0.1~0.2 g过氧化苯甲酰,并在圆底烧瓶中分别加入2、4、6 mL苯乙烯和8 mL去离子水,搅拌,使之均匀分散混合,油浴加热至120 ℃,恒温反应2~12 h。对反应后的胶粉用环己烷进行多次抽滤清洗,至无明显白色物质,以除去样品中未接枝的聚苯乙烯。将清洗好的胶粉样品置于60 ℃烘箱,干燥2 h,称取胶粉质量,则可初步计算胶粉的质量接枝率,计算方法见式(1)。
式中:R为胶粉的质量接枝率;m0为初始胶粉质量,即反应前胶粉质量,g;mt为反应前胶粉质量,g。
2)湿法制备胶粉改性沥青。将400 g的基质沥青搅拌加热,待温度升高到185~190 ℃,缓慢加入质量分数为21%的改性废轮胎胶粉,在1 400 r·min−1的转速下,搅拌30 min,过胶体磨研磨,在180~185 ℃下,搅拌发育4 h,得到胶粉改性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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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发剂用量、反应时间相同的条件下,改变苯乙烯用量,计算胶粉的质量接枝率,结果如图1所示。过氧化苯甲酰用量为0.1 g,分别取1、2和3份的苯乙烯,在120 ℃条件下,分别反应2、4、6、8、10、12 h。由图1可知,在相同苯乙烯用量的条件下,反应时间越长,胶粉的质量接枝率越大。反应时间大于8 h后的胶粉质量接枝率显著高于反应时间小于8 h的胶粉样品。而在反应时间相同的条件下,苯乙烯用量越大,胶粉的质量接枝率越大,当胶粉与苯乙烯的质量比为1∶1时,胶粉的接枝率均低于10%,当苯乙烯与胶粉用量为1∶2时,胶粉的接枝率均低于20%,当苯乙烯与胶粉用量为1∶3时,胶粉的质量接枝率显著高于前2种情况。总体上看,苯乙烯用量对于胶粉接枝率的影响要高于反应时间对接枝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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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XPS分析了废轮胎胶粉表面元素及元素含量的变化情况。由图2(a)看出,未改性胶粉XPS谱图显示出C1s峰、O1s峰和Zn2p3/2峰,表明胶粉表面含有较多碳元素、氧元素和锌元素,且碳元素为胶粉表面最主要的元素。但接枝反应后,由于在胶粉表面引入聚苯乙烯链段,使得其表面碳元素含量及价态发生了相应变化,因此,对接枝胶粉的C1s峰进行分峰拟合,以进一步研究改性胶粉的接枝率变化情况。选取质量接枝率为6%、36%、46%的改性胶粉,利用XPS表征其C1s峰,并通过XPS谱图中C1s峰的分峰拟合,分析接枝胶粉中碳元素的化学键类型以及含量。图2(b)、图2(c)和图2(d)为不同接枝率的改性胶粉C1s峰分峰拟合结果。通过图2可以分析胶粉表面碳元素化学键的连接情况。表1为接枝前后胶粉表面碳元素的化学键种类及其所占比例。
在未接枝胶粉中,脂肪链碳的含量是98.5%,芳香环碳的含量为1.5%。随着聚苯乙烯接枝率提高,胶粉中芳香环碳的含量逐步上升,脂肪链碳的含量下降。当聚苯乙烯接枝率为46%时,芳香环碳的含量达到12.5%。这表明聚苯乙烯链段成功接枝到胶粉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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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接枝率的改性胶粉进行固体核磁13C NMR表征,如图3所示,化学位移在10~45的峰可归属为饱和碳核磁共振峰,不饱和碳的核磁共振峰化学位移在120~145。谱峰的强度与相应碳原子的摩尔含量成正比,通过对比接枝改性废轮胎胶粉中饱和碳与不饱和碳的峰面积比值,可以判断聚苯乙烯的接枝情况。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不同接枝率的改性胶粉样品中不饱和碳与饱和碳的峰面积比值。未接枝胶粉的不饱和碳与饱和碳的比值为0.70,质量接枝率为36%的改性胶粉的比值增大到0.83,而质量接枝率为46%的改性胶粉的比值则增大到0.88。可见,随着质量接枝率的提高,废轮胎胶粉中不饱和碳与饱和碳的比值明显提高,这进一步证明了聚苯乙烯链段成功接枝到了胶粉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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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聚苯乙烯接枝率的变化规律,依次选取接枝率为6%、13%、26%、36%、46%和67%的接枝改性胶粉以及未接枝胶粉制备胶粉改性沥青,并检测25 ℃针入度、5 ℃延度和软化点等改性沥青主要性能指标。根据胶粉改性沥青的性能指标结果,得到其与胶粉表面聚苯乙烯接枝率的变化规律,如图4所示。
由图4可知,随着胶粉表面聚苯乙烯接枝率的增加,胶粉改性沥青的25 ℃针入度、5 ℃延度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软化点则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同时,25 ℃针入度、5 ℃延度、软化点均在接枝率为36%时出现极值。其中,接枝率为36%的接枝胶粉改性沥青的5 ℃延度达到了11.0 cm,相比于原样胶粉改性沥青(5 ℃延度为7.0 cm)提高了57%。
分析上述结果,其原因可能为,随着接枝率的提高,胶粉表面聚苯乙烯链段比例增加。聚苯乙烯链段中的苯环结构与沥青中的芳香类化合物具有良好的相容性,使得胶粉与沥青的界面结合强度加强,改性沥青的延展性能提高,因此,5 ℃延度和25 ℃针入度增加,黏度和软化点降低。但进一步增加胶粉中聚苯乙烯链段的接枝比例,胶粉-沥青界面层的延展性降低,因而改性沥青5 ℃延度和25 ℃针入度降低,软化点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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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探究胶粉表面接枝聚苯乙烯链段对改性沥青性能的作用,设置对照实验:将一定量的聚苯乙烯颗粒与未接枝胶粉混合,制备改性沥青,测定改性沥青主要性能指标。其中聚苯乙烯颗粒参照文献中的方法[30],采用悬浮聚合的方式制备,粒径约为3 mm。
在聚苯乙烯颗粒占胶粉和聚苯乙烯总量的质量分数分别为0、18%、36%和100%时,测得改性沥青主要性能指标(如表2所示)。当胶粉中混有少量聚苯乙烯颗粒时(<36%),改性沥青的性能变化与表面接枝聚苯乙烯链段的胶粉改性沥青类似,25 ℃针入度、5 ℃延度上升,软化点下降。由此可见,一定量的聚苯乙烯共混改性也能够改善胶粉改性沥青的界面相容性。但是,当聚苯乙烯加入量为36%时,所得胶粉改性沥青的5 ℃延度为8.3 cm,低于接枝率为36%的接枝改性胶粉所制备的胶粉改性沥青(11.0 cm)。这表明,废轮胎胶粉表面接枝聚苯乙烯链段,相比共混改性,能够更加显著地提高胶粉改性沥青的界面结合强度。当采用100%的聚苯乙烯对沥青进行改性时,制备沥青的25 ℃针入度提高,5 ℃延度和软化点明显降低,表明改性沥青的性能明显降低。
基于以上研究,探讨废轮胎胶粉的苯乙烯接枝改性对所制备胶粉改性沥青性能的影响机理。将改性后的胶粉加入沥青中后,在高温及机械力的作用下,吸收沥青中的轻质组分,胶粉本身致密的高分子网状结构发生溶胀,一些交联点和分子链发生断裂。废胎胶粉在沥青中不断溶胀的过程中,其表面的高分子链段可以扩散到沥青中,而一些沥青中的轻质组分则进入到胶粉的高分子网络中。这样,这些高分子链和沥青轻质组分在胶粉表面形成界面层。同时,界面层的外围吸附沥青中的胶质形成界面过渡层。界面层与沥青中胶团(沥青质和胶质)的外层胶质有亲和作用,从而形成废胎胶粉和沥青连续或相互交错的三维空间网络结构。在胶粉表面聚合接枝聚苯乙烯链段,可以使胶粉表面的界面层和界面过渡层增厚,由于芳香基团的相似相容原理,界面层与沥青胶团的相互作用增强,从而增大了三维空间网络结构的结合强度,进而提高改性沥青的界面稳定性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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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乳液聚合的方式对废轮胎胶粉进行聚苯乙烯接枝改性,通过XPS、13C NMR等表征手段,证明了聚苯乙烯链段的成功接枝。
2)通过研究不同接枝率的胶粉改性沥青25 ℃针入度、软化点和5 ℃延度3个主要性能指标的影响规律发现:随着胶粉表面聚苯乙烯接枝率的增加,胶粉改性沥青的25 ℃针入度、5 ℃延度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软化点则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同时25 ℃针入度、5 ℃延度、软化点均在接枝率为36%附近出现极值。此时,接枝胶粉改性沥青的5 ℃延度达到11.0 cm,显著高于未接枝胶粉改性沥青和胶粉苯乙烯共混改性沥青。
3)由于在废轮胎胶粉表面接枝适量的聚苯乙烯链段,能够显著提高胶粉/沥青界面层和界面过渡层的厚度。同时由于聚苯乙烯与沥青中胶质基团的亲和作用,使胶粉改性沥青的界面层结合强度显著提高,显著改善胶粉改性沥青的低温延展性。
聚苯乙烯接枝胶粉对改性沥青性能的影响
Impacts of polystyrene grafting modified crumb tire rubber on the property of modified bit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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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苯乙烯对废轮胎胶粉进行表面接枝聚合改性,并将接枝改性胶粉用于制备湿法胶粉改性沥青。接枝改性后,废轮胎胶粉的X射线光电子能谱和13C固体核磁检测结果表明,苯乙烯链段成功接枝到废轮胎胶粉表面,同时系统研究了苯乙烯接枝率对胶粉改性沥青25 ℃针入度、软化点和5 ℃延度的影响规律。实验结果表明,当苯乙烯接枝率小于36%时,随着苯乙烯接枝率的提高,胶粉改性沥青的25 ℃针入度和5 ℃延度增大,软化点下降,说明胶粉表面苯乙烯链段的接枝,能够显著提高胶粉-沥青的界面相容性;当苯乙烯接枝率为36%时,胶粉改性沥青的5 ℃延度达到11.0 cm,相比于普通胶粉改性沥青(7.0 cm)提高了57%;但当苯乙烯接枝率大于36%时,随着苯乙烯接枝率的提高,胶粉改性沥青的25 ℃针入度和5 ℃延度下降,软化点升高,表明胶粉-沥青界面层中过量的聚苯乙烯链段,使胶粉改性沥青的低温延展性有所降低。通过分析可知,在胶粉表面接枝适当比例的聚苯乙烯能够显著改善胶粉改性沥青的低温延展性能。Abstract: The crumb tire rubber (CTR) was grafting modified by styrene and the modified CTR was used to prepare the rubber modified bitumen. The XPS and 13C solid state NMR characterizations of modified CTR confirmed the successful grafting of styrene on CTR. The effects of the styrene grafting ratio on the 25 ℃ penetration, softening point, and 5 ℃ ductility of rubber modified bitumen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grafting ratio of polystyrene (<36%), 25 ℃ penetration and 5 ℃ ductility of the polystyrene grafting rubber modified bitumen increased, while its softening point decreased,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grafting of polystyrene could improve the interface compatibility between CTR and bitumen. At the grafting ratio of styrene of 36%, the 5 ℃ ductility of the polystyrene grafting rubber modified bitumen reached 11.0 cm, which was 57% higher than that of original rubber modified bitumen (7.0 cm). However, at the grafting ratios of styrene above 36%, its 25 ℃ penetration and 5 ℃ ductility decreased, while its softening point increased, which indicated that excessive polystyrene chains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crumb tire rubber and bitumen led to the decrease of ductility and malleability of rubber modified bitumen. According to all the analys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roper amount of polystyrene graft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ow temperature performance of rubber modified bit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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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crumb tire /
- rubber /
- polystyrene /
- grafting ratio /
- modified bit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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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作为一种抗菌类药物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和预防疾病、促进动物生长以及作物种植和保护等领域[1-2]。至2013年,我国抗生素的使用量已突破16×104 t,其中48%为人类摄入,剩余的用于畜禽等动物[1]。然而,生物体所摄取抗生素的30%~90%不会被代谢,而是会从体内排出,最后进入环境中,从而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威胁[3-4]。同时,抗生素残留在环境中还会诱导抗生素耐药细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antibiotics resistance genes, ARGs)的产生[5]。
然而,传统的污水处理厂一般没有针对抗生素的处理工艺,抗生素与抗性基因在废水和污泥中被频繁检测出来[6],导致大量抗生素未经处理进入环境中。有研究[7]表明,人工湿地(constructed wetland, CW)在抗生素和ARGs的处理中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CW易堵塞、占地面积大、受外部条件影响大等缺点,影响了其对污染物的去除性能[8]。微生物燃料电池型人工湿地系统(microbial fuel cell integrated with constructed wetland, CW-MFC)作为一种新型废水处理技术,其可将微生物燃料电池(microbial fuel cell, MFC)嵌入到人工湿地中,实现废水处理的同时产生电能[9]。典型的MFC需要一个厌氧阳极区和好氧阴极区来提供氧化还原梯度,以促进电子和质子从厌氧区到好氧区的转移。而CW底部为厌氧区,顶部为有氧区,因而形成了天然的氧化还原梯度。两者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提供了将两者进行结合的可能性。二者的耦合可更好得提高污染物的去除效率。有研究[10-12]表明,CW-MFC对N、P等常规污染物以及偶氮染料、硝基苯、药品及个人护理品等难降解有机物都有良好的去除性能。
目前,关于CW-MFC对抗生素废水的处理效果及相关机理的研究还较少。杨可昀等[13]利用CW-MFC处理含四环素和磺胺甲恶唑的废水,证实了CW-MFC相较于传统CW可以更有效的去除废水中的抗生素,但没有明确其去除机理。因此,构建高效的微生物燃料电池型人工湿地并研究其对抗生素废水处理的效果及机制已成为当前废水处理中的研究热点之一。
生物炭作为吸附剂广泛地应用于污水处理,其不仅容易获取而且对污染物有良好的吸附效果[14]。有研究[15]表明,利用生物炭作吸附剂可有效吸附去除水中的抗生素。YUAN等[16]发现,生物炭作为基质填充到人工湿地,可以提高湿地对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因为生物炭不但可以吸附更多的污染物,同时发达的孔隙结构,较大的比表面积可以为微生物提供附着场所,有利于微生物生长。基于此,本研究建造了以生物炭作为电极基质的CW-MFC系统,开展不同电路运行模式下处理含喹诺酮类抗生素盐酸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CIPH)和磺胺类抗生素磺胺甲恶唑(sulfamethoxazole, SMX)废水的研究,通过系统运行,研究了不同电路运行模式下CW-MFC对抗生素的去除效果、抗生素废水中常规污染物的去除效果以及基质微生物对不同运行模式的响应。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装置的构建
本实验在济南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温室中进行,温度保持在(25±3) ℃,模拟构建了2个CW-MFC装置模型。如图1所示,闭路运行的CW-MFC1与开路运行的CW-MFC2的圆柱型池体由有机玻璃制成,内径20 cm,高50 cm。由下向上依次填充底层基质粗砾石5 cm,细砾石10 cm、阳极层基质生物炭10 cm、中间层基质沸石15 cm、阴极层基质生物炭5 cm。在阳极层中部与阴极层顶部铺设附着在不锈钢网上的碳纤维毡以增强电子的转移。在空气阴极层种植4颗菖蒲。其中CW-MFC1阴极与阳极之间使用绝缘铜线相连接,中间连接1 000 Ω电阻形成闭合回路。CW-MFC2阴极与阳极之间不进行连接,开路模式运行,本质上是传统人工湿地。使用黑色遮光布对装置与水箱进行遮光处理防止藻类的产生和抗生素的光解。
1.2 系统的接种与运行
受试废水是人工制备的合成废水,由160 mg·L−1葡萄糖、160 mg·L−1乙酸钠、89 mg·L−1 NH4Cl、16 mg·L−1 KNO3、10 mg·L−1 KH2PO4、10 mg·L−1 CaCl2和5 mg·L−1 MgSO4组成。在实验装置构建完成后,使用活性污泥对阳极进行接种,活性污泥取自济南光大水务二厂;之后进入培养期,合成废水使用蠕动泵从底部进水口连续泵入2个实验装置,流量为1.190 mL·min−1,2个实验装置的水力停留时间(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HRT)为3 d。在30 d后,装置内形成稳定的生物膜,出水水质稳定,CW-MFC1输出端电压稳定。系统达到稳定后,在合成废水中加入目标抗生素磺胺甲恶唑(SMX)与盐酸环丙沙星(CIPH)各2 mg·L−1,该系统运行90 d。
1.3 采样与指标测定方法
1)常规水质指标的测定。每3 d从装置顶部出水口采集系统出水,同时获取进水样品。在水样采集当天,分别按照以下标准方法测定出水水质指标。
-N采用靛酚蓝比色法测定,NH+4 -N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TN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HJ 636-2012)测定,COD采用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HJ/T 399-2007)测定。所有的目标污染物检测均设定3个重复。NO−3 2)抗生素检测方法。每6 d从装置顶部出水口采集系统出水,检测抗生素(CIPH和SMX)的浓度。进出水样品使用0.22 μm滤膜过滤后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和紫外检测器(DAD)测定SMX和CIPH的质量浓度。采用C18反相柱(4.6 mm×250 mm;5 μm),2种抗生素的注射量均为20 μL,流动相流速为1 mL·min−1。CIPH流动相为0.025 mol·L−1磷酸∶乙腈=75∶25,用三乙胺溶液调节磷酸溶液pH至(3.0±0.1),荧光检测波长为278 nm。SMX流动相为水∶乙腈=1∶1,荧光检测波长为272 nm。
3)微生物群落分析。装置运行结束后,采集装置阳极层(A)与阴极层(C)基质,探究开路和闭路运行模式下阴极与阳极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组成。采集的基质送到杭州LC-Bio科技有限公司。使用E.Z.N.A.®Soil DNA Kit土壤试剂盒进行DNA的提取。针对16SrRNA基因V3~V4高变区,选择正向引物341F(5'-CCTACGGGNGGCWGCAG-3')和反向引物805R(5'-GACTACHVGGGTATCTAATCC-3')作为扩增引物。在Illumina Novaseq平台上按照制造商的操作指南进行测序。使用Vsearch (2.3.4版本)筛选高质量的嵌合序列,利用DADA2进行解调,得到特征表和特征序列。通过QIIME2软件获取观测物种、Chao1、Shannon和Simpson指数。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Excel 2019进行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计算,采用SPSS 26进行统计差异与相关性分析,使用Origin 2018软件绘制图形,使用Canoco 5进行冗余分析(RDA)。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运行模式下CW-MFC对常规污染物的去除性能
表1所示为CW-MFC1(闭路)和CW-MFC2(开路)运行期间的进出水污染物平均质量浓度与平均去除率。CW-MFC1和CW-MFC2对
-N、TN和COD的平均去除率为75.86%和69.79%、71.96%和64.51%、93.25%和86.38%,CW-MFC1比CW-MFC2分别高出6.07%、7.45%和6.87%。在闭路运行模式下,CW-MFC的NH+4 -N、TN和COD平均去除率显著高于开路运行模式下的CW-MFC (P<0.05)。CW-MFC1和CW-MFC2的对NH+4 -N的去除率分别为55.22%和63.54%,出水质量浓度为(1.06±0.11) mg·L−1和(0.87±0.10) mg·L−1,闭路运行的CW-MFC相比开路运行的CW-MFC,对NO−3 -N去除率低8.32%,但出水质量浓度相差不大。上述结果表明,虽然闭路运行与开路运行的CW-MFC对氮与COD都有较好的去除率,但与开路运行的CW-MFC相比,闭路运行的CW-MFC表现出更好的去除性能,表明采用闭路运行模式在人工湿地中形成完整的微生物燃料电池系统,可以增强废水中氮与COD的去除。NO−3 表 1 开闭路运行模式下微生物燃料电池型人工湿地进出水污染物的平均质量浓度与平均去除率Table 1. The mean quality concentrations and removal rates of pollutant in influents and effluents of microbial fuel cell integrated with constructed wetlands under open and close circuit operation modes污染物 进水质量浓度/(mg·L−1) 出水质量浓度/(mg·L−1) 去除率/% CW-MFC1 CW-MFC2 CW-MFC1 CW-MFC2 -NNH+4 24.07±0.43 5.81±0.72 7.27±0.86 75.86±3.14a 69.79±3.76b -NNO−3 2.38±0.10 1.06±0.11 0.87±0.10 55.22±5.03b 63.54±4.64a TN 26.80±0.68 7.50±0.78 9.50±0.90 71.96±3.26a 64.51±3.94b COD 299.46±4.92 20.21±4.19 40.24±4.43 93.25±1.40a 86.38±1.46b 注:所有数据均代表平均值±标准差,同一行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P<0.05)。 有研究表明,闭路运行模式可以加快电化学细菌在电极上的富集与生长[17],而电化学活性细菌对CW-MFC中硝化和反硝化过程会有促进作用[18]。在本研究中,闭路运行的CW-MFC中电化学细菌和氨氧化细菌具有更高的丰度,可使硝化作用得到增强,这可能是其中
-N去除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此外,较高的微生物活性同样是COD去除率高的原因。TEOH等[19]对上升流CW-MFC中硝酸盐去除的沿程变化进行研究时发现,废水中的NH+4 -N进入装置底部厌氧区后得到有效去除,但在阴极层出水中又有所增加,这与硝化作用产生NO−3 时NO−3 的减少相对应。由此可推测,本研究进水中NH+4 -N在进入装置底部后经过反硝化作用得到有效去除。但污水经过阴极区时,在有氧条件下经过硝化作用将NO−3 -N转化为NH+4 -N,一部分扩散进入厌氧区域通过反硝化作用去除;另一部分未得到及时去除而随着出水流出。因此,出水中NO−3 -N质量浓度又有增加。而本研究合成废水中氮主要以NO−3 -N存在,由于形成完整的微生物燃料电池通路,闭路运行的CW-MFC中NH+4 -N去除效率较高,硝化作用可产生更多NH+4 -N,这可能是导致其NO−3 -N出水质量浓度高于开路运行下CW-MFC的主要原因。此外,本研究进水总氮主要以NO−3 -N存在,因此,较高的NH+4 -N去除率导致较高的总氮去除率,这与出水总氮含量的测试结果相互吻合。NH+4 运行期间开闭路2种运行模式下CW-MFC出水中
-N、NH+4 -N、TN和COD的动态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开始加入抗生素后,CW-MFC1与CW-MFC2 系统中出水NO−3 -N、TN和COD的质量浓度值变化趋势为先升高后降低最后趋于稳定,NH+4 -N质量浓度为先降低后升高但十分不稳定。加入抗生素后,开路运行模式和闭路运行模式下CW-MFC出水NO−3 -N质量浓度均有所升高,在第15天左右最高可增加到7.44 mg·L−1和9.25 mg·L−1。有研究表明,高浓度的抗生素会抑制微生物活性,改变细菌群落结构,降低微生物多样性[20-21],特别是一些参与硝化与反硝化的细菌对抗生素具有很高的敏感性[22]。在CW-MFC系统中,氮的去除主要由微生物脱氮完成,加入抗生素后,系统的微生物群落结构遭到破坏,硝化反硝化能力会降低。因此,抗生素加入的初期,NH+4 -N去除率降低,出水质量浓度也随之升高,之后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出水质量浓度逐渐降低,直到系统运行45 d之后出水质量浓度开始趋于稳定。这是因为,随着系统运行时间的增加,在抗生素的环境压力诱导下,抗生素抗性基因逐渐产生,抗生素耐药性细菌出现,抗生素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变小,微生物群落稳定性逐渐增强,因此,NH+4 -N去除率逐渐升高,出水质量浓度逐渐降低。NH+4 -N变化趋势总体与NO−3 -N相反,但出水质量浓度变化较大。原因可能是:由于抗生素的加入,由NH+4 -N转化的NH+4 -N减少,但抗生素同样对反硝化细菌有影响,从而降低NO−3 -N的去除效果。同上,由于本研究总氮主要以NO−3 -N存在,出水总氮质量浓度的变化大体与NH+4 -N变化趋势相同。抗生素的出现对微生物群落结构产生影响,随着微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及其丰度的降低,耗氧有机物(以COD计)消耗随之减少,出水COD值增加,之后系统逐渐稳定,出水COD值降低。在加入抗生素之前,2个装置已形成稳定生物膜,闭路运行模式的CW-MFC具有更好的污染物去除性能和微生物活性,因而即使系统微生物群落受到抗生素的冲击,但闭路运行的CW-MFC比开路运行的CW-MFC具有更好的抵抗力,闭路运行的CW-MFC仍保持更好的处理性能。NH+4 2.2 不同运行模式下CW-MFC对抗生素的去除性能
图3为运行期间开闭路2种运行模式下CW-MFC出水中目标抗生素质量浓度的变化。CW-MFC1和CW-MFC2中CIPH的平均出水质量浓度分别为4.23 μg·L−1与7.73 μg·L−1,平均去除率为99.79%与99.61%,SMX的平均出水质量浓度分别为22.43 μg·L−1与34.96 μg·L−1,平均去除率为98.89%和98.25%。上述结果表明,闭路运行的CW-MFC与开路运行的CW-MFC对CIPH和SMX都有较好的去除效果,闭路运行的CW-MFC对CIPH和SMX的出水质量浓度显著低于开路运行的CW-MFC(P<0.05),同时,2个系统中CIPH的去除效果显著好于SMX的去除效果(P<0.05)。
CW-MFC主要通过基质吸附,微生物降解和植物吸收等方式去除废水中的抗生素[23]。水解与光解也是去除抗生素的途径,CIPH容易发生光解,SMX易发生水解[24-25]。本研究装置的池体使用黑色遮光布覆盖,以此降低CIPH的光解作用。本研究中,装置内pH保持在7左右,此时水解作用十分有限[25]。因此,本实验不考虑抗生素的光解与水解作用。在CW-MFC系统中,阳极微生物会分解葡萄糖以及一些难降解有机物产生电子,而闭路运行模式的CW-MFC阳极产生的电子通过外电路到达阴极,为阴极提供了更多的末端电子受体,从而可提高阴极还原速率。因此,闭路运行模式可能具有更高的阳极微生物活性,从而提高了污染物的利用率,可促进抗生素的微生物降解[26]。同时,YANG等[27]的研究表明,电吸附过程可以增强基质对抗生素的吸附能力,闭路运行模式的CW-MFC中有弱电流的存在,这可能是其具有更好去除抗生素效率的原因之一。有研究[28]表明,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去除主要靠基质的吸附作用,而磺胺类抗生素的去除则是以微生物作用为主。这可能是2种抗生素出水质量浓度差异较大的原因。LIU等[29]的研究表明,CW对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去除效果要远高于磺胺类抗生素,这与本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
2.3 不同运行模式下CW-MFC的微生物群落响应
表2为利用Illumina Novaseq测序得到的Alpha多样性数据。闭路运行的CW-MFC阳极微生物的丰富度(Chao1)与多样性(Shannon、Simpson)显著高于开路运行的CW-MFC(P<0.05)。在闭路运行的CW-MFC装置中,阳极微生物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显著高于阴极微生物(P<0.05)。而在开路运行的CW-MFC装置中则相反,阳极微生物的丰富度和多样性略微低于阴极微生物。以上结果表明,不同运行模式显著改变了微生物的丰富度和多样性。闭路运行的CW-MFC由于电流刺激促进了微生物在阳极的富集与生长,这与闭路运行模式的CW-MFC对污染物有更好的去除性能相一致。微生物降解是主要的污染物去除途径,因此,更高的微生物丰度会带来更好的处理性能。
表 2 开闭路运行模式下微生物燃料电池型人工湿地阳极与阴极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Table 2. Diversity indices of the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anode and cathode of CW-MFCs under open and close circuit operation modes装置 取样点 OUT数 Chao1 Shannon Simpson 覆盖率/% CW-MFC1 阳极 2 818 3 075.95a 9.72a 0.9 948a 98 阴极 2 254 2 423.44c 9.50b 0.9 955a 99 CW-MFC2 阳极 2 200 2 350.18c 9.22c 0.9 945a 99 阴极 2 426 2 599.68b 9.67a 0.9 950a 99 注:数据为3次采样数据的平均值。同一行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P<0.05)。 图4(a)所示为CW-MFCs中细菌门水平相对丰度最高的20个门。在2个CW-MFC阳极中,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是主要的优势菌门之一,具有最高的相对丰度,分别为49.71%和48.38%,其次是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Patescibacteria、浮霉菌门(Planctomycetes)、绿弯菌门(Chloroflexi)。在2个CW-MFC阴极中,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同样是主要的优势菌门,且具有更高的相对丰度,分别为62.56%和64.43%,其次是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Patescibacteria,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和硝化螺旋菌门(Nitrospirae)。这些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菌门,在污染物的去除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Proteobacteria可以有效降解污水中营养物质与一些有机污染物,同时在生物电的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30]。在本研究中,闭路运行的CW-MFC阳极和阴极Proteobacteria的相对丰度略高于开路运行的CW-MFC,但差异不显著(P>0.05),但2个装置阴极Proteobacteria的相对丰度显著大于阳极(P<0.05)。Bacteroidetes与Chloroflexi作产电菌,在2个装置阳极的相对丰度均高于阴极。在2个装置的阳极,闭路运行的CW-MFC中Patescibacteria的相对丰度低于开路运行的CW-MFC,但Planctomycetes的相对丰度高于开路运行的CW-MFC。属于Planctomycetes的厌氧氨氧化细菌类群可以在厌氧环境下,以
作为电子受体,直接将NO−2 转化为N2从而达到脱氮的目的[31]。因此,闭路运行的CW-MFC阳极Planctomycetes相对丰度较高可能是其NH+4 -N去除率高的原因之一。在2个装置阴极,闭路运行模式的CW-MFC中Verrucomicrobia和Nitrospirae的相对丰度均高于开路运行模式。Verrucomicrobia中的甲烷营养细菌类群,可以将CH4转化为CO2[32],而Nitrospirae中的一些硝化细菌,可以将NH+4 氧化成NO−2 。这进一步表明:不同运行模式可以影响CW-MFC系统的微生物群落结构,从而影响系统对氮和抗生素处理性能。NO−3 选取相对丰度最高的30个属,将其中未分类的归为一类,得到图4(b)。可以看出,开闭路运行模式对细菌属水平上的结构有明显的影响。在2个装置阳极,主要的菌属为地杆菌属(Geobater)、陶厄氏菌属(Thauera)、甲基娇养杆菌属(Methylotenera)、脱氯单胞菌属(Dechloromonas)、脱硫单胞菌属(Desulfuromonas)、Nitrospira、Ellin6067等菌属。Geobater是CW-MFCs装置阳极相对丰度最高的属,这是一种典型的电化学活性细菌,属于产电菌中的优势菌属[33]。闭路运行模式下CW-MFC的Geobater相对丰度的显著高于开路运行模式,而闭路运行时电子可以通过外电路到达阴极产生电流,二者结果一致。Thauera具有反硝化能力,作为一种反硝化功能菌,其在2个装置阳极的相对丰度为4.00%和3.68%,远大于其在2个装置阴极0.81%和0.48%的相对丰度,由此可知,阳极厌氧区域确实为进行反硝化作用的主要场所。Ellin6067是一种亚硝化菌属,Nitrospira是常见的硝化细菌,二者参与硝化作用,其在2个装置的阴极与阳极均有发现,但Nitrospira在闭路运行模式的CW-MFC阴极丰度最高。由此说明,在装置阳极与阴极均有硝化作用发生,但装置阴极发生的硝化作用更强,而装置阳极发生硝化作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进水中含有一定的溶解氧。Desulfuromonas在参与硫的转化中同样会产生电子,高丰度的Desulfuromonas可能会使SMX中的S=O化学键断裂,从而提高抗生素去除率[34]。因此,闭路运行模式下CW-MFC更高的产电性能和抗生素去除效率可能与其更高的Desulfuromonas相对丰度有关。2个装置的阴极的主要菌属为地杆菌属(Geobater)、固氮弧菌属(Azoarcus)、Sulfuritalea、Nitrospira等菌属。Azoarcus是CW-MFCs系统阴极相对丰度最高的菌属,这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兼性厌氧菌,是参与污水中的
去除的重要成员[35]。闭路运行模式下CW-MFC中Azoarcus相对丰度为8.34%,显著高于开路运行模式的5.26%(P<0.05),这可能是其有更好脱氮效率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对全部细菌属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虽然已知的厌氧氨氧化菌属的相对丰度在闭路运行的CW-MFC阳极高于开路运行的CW-MFC阳极,与Planctomycetes结果相一致,但均未达到细菌属前30的水平,硝化反硝化仍是脱氮的主要途径。整体上来看,CW-MFC系统阳极与阴极微生物在群落组成上有显著的差异,不同的运行模式显著影响了细菌在属水平上的结构组成。NO3− 2.4 不同运行模式下微生物群落与污染物去除之间的关系
分别选取阳极与阴极已归类的相对丰度前5的细菌属和
-N、NH+4 -N、TN、COD、SMX及CIPH的去除性能进行RDA分析,以探讨微生物群落与污染物去除之间的关系。图5(a)为阳极和阴极优势菌属与氮去除率之间的冗余分析结果。结果表明,NO−3 -N与TN的去除率随着阴极的5个细菌属以及阳极4个细菌属丰度的升高而升高,随着阳极的Methylotenera丰度的升高而降低。而NH+4 -N的去除率则相反,随着大多数细菌属丰度的升高而降低,仅随着阳极的Methylotenera丰度的升高而升高。NO−3 -N和TN与优势菌属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微生物是CW-MFC脱氮的主要途径,微生物群落结构是影响脱氮的因素之一。有研究[16]表明,NH+4 -N的去除与高的微生物丰度紧密相关。据此可以推测,本研究中NO−3 -N去除受NO−3 -N硝化作用转化影响更大。图5(b)为阳极和阴极优势菌属与出水耗氧有机物(以COD计)及抗生素质量浓度之间的冗余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出水COD与2种目标抗生素CIPH、SMX浓度随着阳极Methylotenera丰度的升高而升高,而随着其他阳极和阴极的细菌属丰度的升高而降低,即COD、CIPH和SMX的去除率随着绝大部分细菌属的升高而升高,这与NH+4 -N与TN的去除结果一致。同时,在图5(a)和图5(b)中,闭路运行的CW-MFC中绝大部分细菌属的相对丰度更高。RDA分析结果表明,开闭路运行模式显著影响了CW-MFC的细菌群落组成,在氮素与抗生素的去除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NH+4 3. 结论
1) CW-MFC系统对氮及有机物等污染物有良好的去除性能,闭路运行模式对
、TN及COD有更好的处理效果。NH4+ 2)闭路运行与开路运行的CW-MFC系统均能够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抗生素,去除率大于99%。闭路运行的CW-MFC去除效果更好。
3)闭路运行模式会提高微生物丰富度与多样性,同时会对微生物群落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废水中污染物的去除能力。
-
表 1 胶粉表面碳元素的化学键存在形式
Table 1. Chemical bonds on the surface of three crumb tire rubbers
碳原子种类 结合能/eV 未接枝胶粉/% 接枝改性胶粉中碳元素含量/% 接枝率6% 接枝率36% 接枝率46% 脂肪链碳 284.8 98.5 92.8 91.1 87.5 芳香环碳 289.0 1.5 7.2 8.9 12.5 表 2 胶粉与聚苯乙烯共混制备改性沥青的性能指标
Table 2. Main properties of bitumen prepared through mixing crumb tire rubber with polystyrene
聚苯乙烯含量/% 25 ℃针入度/(0.1 mm) 5 ℃延度/cm 软化点/℃ 0 40 7.0 68.2 18 45 8.2 64.1 36 48 8.3 62.5 100 55 4.4 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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