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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停留时间对膜生物反应器膜污染的影响

王亚军, 张四永, 李金守, 徐衍超, 常莺娜, 傅大放. 水力停留时间对膜生物反应器膜污染的影响[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7): 2460-2467. doi: 10.12030/j.cjee.202101089
引用本文: 王亚军, 张四永, 李金守, 徐衍超, 常莺娜, 傅大放. 水力停留时间对膜生物反应器膜污染的影响[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7): 2460-2467. doi: 10.12030/j.cjee.202101089
WANG Yajun, ZHANG Siyong, LI Jinshou, XU Yanchao, CHANG Yingna, FU Dafang. Effect of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on MBR membrane fouling[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7): 2460-2467. doi: 10.12030/j.cjee.202101089
Citation: WANG Yajun, ZHANG Siyong, LI Jinshou, XU Yanchao, CHANG Yingna, FU Dafang. Effect of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on MBR membrane fouling[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7): 2460-2467. doi: 10.12030/j.cjee.202101089

水力停留时间对膜生物反应器膜污染的影响

    作者简介: 王亚军(1979—),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E-mail:wyj79626@163.com
    通讯作者: 王亚军, E-mail: wyj79626@163.com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967043);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JR5RA461);校企合作项目(lzxr-2019031)
  • 中图分类号: X703.1

Effect of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on MBR membrane foul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Yajun, wyj79626@163.com
  • 摘要: 为考察水力停留时间(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HRT)对膜生物反应器(membrane bioreactor, MBR)体系内的混合液特性和膜污染的影响,对兰州某生活污水处理厂生化尾水进行了浸入式中空纤维MBR现场实验。结果表明,在HRT由6 h逐渐升高至12 h的过程中,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中大分子质量颗粒物的比例、溶解性微生物产物(soluble microbial products, SMP)的含量和污泥的Zeta电位分布均逐渐增大。同时,EPS多糖含量、污泥粒径和黏度均出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这些因素可能共同作用导致膜组件的运行时间缩短、过膜压差(transmembrane pressure, TMP)快速增大,最终致使膜污染进程的加快。在HRT为6 h、膜通量15 L·(m2·h)−1、污泥质量浓度为4 000 mg·L−1的条件下,中空纤维式MBR处理生化尾水可以获得较好的混合液特性和处理效果。
  • 石油开采、运输、炼制及含油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含油固废。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1],在已调查的13个采油区的494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3.6%,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烃和多环芳烃。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含油污泥约5×106 t,但含油污泥的实际处置率却不到20%;同时,存量含油污泥规模已超1.59×108 t [2]。大量的含油固体废物未能及时处理而随意堆放或掩埋,不仅会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而且会对周围的土壤、水体和空气都造成污染。因此,对含油固废进行无害化处置十分必要和迫切。

    传统的含油固废处理技术主要包括溶剂萃取法、调质分离法、热洗涤法、焚烧法、热脱附法以及生物处理法等[3-7]。其中,溶剂萃取法萃取剂用量大,处理成本高,存在溶剂损耗问题;调质分离法占地面积大、处理效果受含油固废来源影响大;热洗涤法主要适用于砂石为主的含油固废处理,且污水、污泥量大;焚烧法、热脱附法能耗高、设备投资高;而生物处理法处理周期长、菌种难以培养,对石油烃重度污染土壤/油泥适用性差,实际应用较少。以上技术中,处理后油泥只能用于油田井场内铺路等用途,普遍无法将污染介质处置到第一类建设用地标准。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绿色节能、处理效果彻底的石油烃重度污染土壤/油泥处置技术。

    阴燃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缓慢无焰自持燃烧现象。爱丁堡大学的学者于2005年最先提出将其工程化应用于有机污染介质的治理[8];其技术原理是,利用热值较高的有机污染物为能源,通过向污染物料中注入空气,在低能状态下点燃引起污染物的自持燃烧,然后利用污染物自身的燃烧热能引发周边污染区域的持续燃烧,从而实现污染物的去除。与传统的含油固废处理技术相比,工程化阴燃技术具有处理能耗低、应用范围广、安全高效、处理灵活、可模块化设计等优点。

    根据处置场所的不同,工程化阴燃技术可分为原位和异位应用。目前,国外在实验室研究[9-14]的基础上已就原位和异位[15-17]阴燃分别开展了中试甚至大规模污染场地修复实验;而国内对工程化阴燃技术的研究大多还处于对技术可行性、影响因素及燃烧过程探究的实验室研究阶段[18-22],鲜有中试规模的实验研究报道。本研究采用异位阴燃设备分别对石油烃重度污染土壤和含油污泥进行了中试实验,以研究该技术应用于含油固废处理领域的适用性;同时,探索该技术用于大规模修复工程的运行效果和运行参数。

    中试实验1在代号为T1的基础油和润滑油调配厂进行,该厂自2015年起已停止运营。实验对象为场地内3处不同区域的石油烃污染土壤,具体特性见表1

    表 1  中试实验1石油烃污染土壤特性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contaminated soil of pilot study 1
    污染土壤来源土壤质地污染土壤与地下水位埋深情况石油烃质量分数/( mg·kg−1)污染的石油类型
    基础油厂区粉砂污染土壤位于地表以下5.5~6.0 m(地下水位以下)6 880~12 844Ⅰ类基础油
    油罐区砾砂地面堆土2 759成品润滑油
    润滑油调配厂区粉土污染土壤位于地表以下3.0~3.5 m(地下水位于地表以下3.4 m)4 146基础油及成品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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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试实验2在代号为T2的油田油泥处置场进行。实验对象为场地内4处不同区域的油泥,油泥特性如表2所示。实验中加入介质对油泥进行掺混预处理,介质特性见表3

    表 2  中试实验2油泥特性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oil sludge of pilot study 2
    供试物料含水率/%石油烃质量分数/(mg·kg−1)
    #1罐底泥20.9159 660
    #2罐底泥21.0123 583
    #1池底泥35.0138 500
    #2池底泥32.880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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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中试实验2掺混介质特性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blending medium of pilot study 2
    供试介质性状含水率/%石油烃质量分数/(mg·kg−1)
    石英砂 0.8~2 mm颗粒 0 0
    粉土 粉状 20~50 0
    修复土 粉状 0~0.2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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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燃中试装置由预处理系统、阴燃反应器、空气注入系统、尾气处理系统以及电气控制系统5部分组成(图1图2)。阴燃反应在阴燃反应器中进行,反应器共2台,每台长1.6 m、宽1.6 m、高1.4 m。反应器主要由底部的气室、气室与堆料室之间的支撑格栅、中部的堆料室和顶部的集气罩构成。气室中部设有DN50空气注入管,其两侧分别均布3支U型电加热管。鼓风机连接空气注入管同时给2台反应器供气,同时,2台反应器的集气罩都与气液分离器、活性炭(GAC)罐、引风机、排气筒组成的尾气处理系统相连,以便当其中1套设备装卸料时,另1套设备仍能运行。

    图 1  阴燃中试工艺流程图
    Figure 1.  Process diagram of smoldering pilot study
    图 2  阴燃中试设备图
    Figure 2.  Pilot smoldering equipment

    鼓风机和集气罩出气管路上均设置在线流量计、压力表,用于监测每个反应器的进、出气风量和压力。活性炭罐前后设取样口,用于尾气中CO、VOCs、H2S体积分数和尾气成分的检测。阴燃反应前后分别对实验物料采样,送第三方实验室检测石油烃质量分数。

    阴燃实验前,先对原料进行预处理,将原料与掺混介质按设计比例在搅拌机中搅拌至目测均匀后,从反应器上部投加到堆料室中,至物料堆高达40 cm,再在上面覆盖20 cm干净土壤用于抑制表面明火。加料完成后,在距离反应器四角30 cm×30 cm的4点及反应器正中点位(编号A、B、C、D、E)各安装1支集束热电偶(每支对自下而上0、5、15、30、50 cm料层处点位进行测温),将信号接入温场采集器。盖上集气罩,启动鼓、引风机并调节风量,开启电加热器;当数据显示阴燃启动后,关闭电加热器,保持空气持续输入以维持阴燃继续进行,反应过程产生的尾气经尾气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反应结束并冷却后打开集气罩进行卸料。

    中试实验1以T1场地内石油烃污染土壤为对象,研究不同来源石油烃污染土壤、达西空气通量对阴燃启动、燃烧锋面推进,以及污染土壤中石油烃去除率的的影响。针对部分未能实现自持阴燃的污染土壤添加辅助燃料-芥花油(化学成分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以研究添加植物油对于此类物料维持阴燃反应的可行性。具体实验方案见表4

    表 4  中试实验1实验方案
    Table 4.  Experimental plan of pilot study 1
    编号污染土来源土壤质地污染土添加量/m3芥花油添加量/L预热阶段达西空气通量*/(cm·s−1)阴燃阶段达西空气通量/(cm·s−1)
    T1-1基础油厂区粉砂1.0200.87~1.090.98~1.09
    T1-2基础油厂区粉砂1.0200.18~0.220.43~1.09
    T1-3基础油厂区粉砂1.02200.18~0.220.33~0.65
    T1-4油罐区砾砂1.0200.18~0.220.38~0.43
    T1-5润滑油调配厂区粉土1.0200.18~0.370.18~0.65
      注:*达西空气通量是指垂直于气流方向的单位横截面积上的空气量,cm·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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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试实验2以T2场地内不同来源油泥为对象,研究不同掺混介质(石英砂、粉土、修复土)、掺混比,以及达西空气通量对阴燃启动、燃烧锋面推进速度,以及油泥中石油烃去除率的影响。具体实验方案见表5

    表 5  中试实验2实验方案
    Table 5.  Experimental plan of pilot study 2
    编号油泥来源掺混介质油泥∶掺混介质(体积比)预热阶段达西空气通量/(cm·s−1)阴燃阶段达西空气通量*/(cm·s−1)
    T2−1#1池底泥石英砂1∶130.18~0.540.54~0.98
    T2−2#1池底泥粉土1∶130.18~0.330.65
    T2−3#1池底泥修复土**1∶60.18~0.270.22~0.43
    T2−4#1罐底泥修复土1∶80.180.49~0.81
    T2−5#2池底泥修复土1∶40.180.22~1.09
    T2−6#2罐底泥修复土3∶40.18~0.330.43~1.30
    T2−7#2池底泥修复土1∶20.18~0.380.45~1.30
      注∶*达西空气通量是指垂直于气流方向的单位横截面积上的空气量(单位∶cm·s−1);**修复土是指阴燃治理后的实验物料(掺混石英砂批次的除外),用于后一批次阴燃反应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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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尾气分析。CO体积分数监测采用便携式CO检测仪(DX80,南京百世安安全设备有限公司);VOCs体积分数监测采用Mini RAE3000 VOC检测仪(PGM-7320,南京凯辉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H2S体积分数监测采用便携式四合一气体检测仪(PGM-2400,南京硕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含油固废中石油烃质量分数分析。中试实验1依据《土壤中总石油烃碳氢化合物检测方法-气相层析仪/火焰离子化侦测器法》(NIEA S703.62B)[23];中试实验2依据《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CJ/T 221-2005)[24]

    3)阴燃推进速度表征。阴燃推进速度的快慢采用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表征,计算方法见式(1);含油固废中石油烃去除率计算方法见式(2)。

    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md1)=相邻热电偶间距相邻热电偶到达燃烧封面所用时间差 (1)
    石油烃去除率(%)=(阴燃处理前物料石油烃质量分数-阴燃处理后物料石油烃质量分数)阴燃处理前石油烃质量分数×100% (2)

    以处理含油污泥的中试2第1批次实验T2−1为例,对阴燃启动的界定及燃烧锋面自持推进过程进行了分析。阴燃启动与否可结合料层温升及尾气浓度两方面综合判断,而判断燃烧锋面是否自持推进,则应观察外部供能停止后,沿阴燃推进方向的后续料层的温度是否相继出现相近的峰值。由实验T2−1阴燃温度曲线(图3)可看出,当电加热300 min时,热电偶数据显示,0 cm 料层越过峰值温度,5 cm料层温度快速上升至400 ℃[25]。结合尾气中CO、CO2浓度增加,判断阴燃已启动,此时关闭电加热器。在继续通入空气情况下,观察到3、4层阴燃峰值温度相继出现,反应最高温度达520 ℃,证明此时阴燃反应已实现自持推进。经计算,T2−1的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为2.67 m·d−1

    图 3  T2−1实验阴燃温度曲线图
    Figure 3.  Temperature profile of T2−1

    为直观体现燃烧锋面的推进过程,对实验T2−1阴燃过程中集束热电偶A、B、C、D、E的温度场分别进行了表征。由图4可看出,各热电偶自0 cm推进至最高料层的过程中均经历了预热升温、阴燃反应和降温3个阶段,但各点位的阴燃时长和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不一。这主要应与各热电偶处的污染物种类、浓度、空气流量和压力以及渗透性等因素有关[10,12]。此外,可观察到,阴燃反应主要发生在0~40 cm料层,50 cm料层并未发生阴燃(<400 ℃)。这是因为,50 cm料层为覆盖净土,无有机污染物,当燃烧锋面从40 cm扩散至50 cm时,阴燃反应逐渐终止。50 cm料层温升主要是由下部料层阴燃放热通过热传导、热辐射和热对流作用导致的。

    图 4  T2-1实验各热电偶温场分布图
    Figure 4.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rmometers of T2−1

    表6为中试实验2的阴燃结果。7次实验均成功启动及自持推进。其中,阴燃启动用时最短为3 h,峰值温度最高达990 ℃,石英砂预处理组阴燃自持蔓延速率最高,为2.67 m·d−1,掺料为土的其余各批次阴燃平均自持蔓延速率为0.60 m·d−1

    表 6  中试实验2阴燃结果
    Table 6.  Smoldering results of pilot study 2
    编号油泥掺混介质油泥∶掺混介质(体积比)阴燃前(混合后)石油烃质量分数/(mg·kg−1)阴燃残渣中石油烃质量分数/(mg·kg−1)启动/自持时长/h峰值温度/℃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m·d−1)
    T2−1 #1池底泥 石英砂 1∶13 3 360 7 5/21 520 2.67
    T2−2 #1池底泥 粉土 1∶13 7 830 7 7/26 549 0.99
    T2−3 #1池底泥 修复土 1∶6 13 000 32 7/72 814 0.51
    T2−4 #1罐底泥 修复土 1∶8 5 510 22 11/43 520 0.68
    T2−5 #2池底泥 修复土 1∶4 16 800 11 3/61 726 0.24
    T2−6 #2罐底泥 修复土 3∶4 30 600 93 4/86 858 0.6
    T2−7 #2池底泥 修复土 1∶2 25 300 99 6/60 900 0.64
      注∶为排除电加热及上部干净土层传热影响,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按5~30 cm料层温度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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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试1中,T1−1实验比对了不同达西空气通量对石油烃污染土壤阴燃反应的影响。如图5(a)所示,当初始达西空气通量维持在0.87~1.09 cm·s−1时,阴燃一直未启动;而将达西空气通量降低至0.25 cm·s−1后,反应温度短时快速上升达到峰值温度,阴燃迅速启动。由此可见,在阴燃启动阶段,空气通量不宜过高,否则会导致污染物燃烧所产生的热量被迅速带走,阴燃反应所释放的热量与热损失传热之间难以实现能量平衡[26-27]。在T1−1实验基础上,中试实验1后续批次及中试实验2各批次实验将初始达西空气通量维持在0.18 cm·s−1,适用的石油烃土壤及油泥均成功启动阴燃。与文献[16, 26]中提出的阴燃所需最低达西空气通量0.5 cm·s−1相比,本实验验证在更低的初始达西空气通量(0.18 cm·s−1)条件下也可成功启动阴燃。

    图 5  达西空气流量与阴燃反应温度曲线图
    Figure 5.  Temperature profile under different Darcy air flux

    T2−1实验中,当阴燃成功启动后,提高达西空气通量至0.97 cm·s−1,15、30 cm料层温升速率陡增,快速达到阴燃峰值温度(图5(b))。这说明,在一定污染物浓度下,阴燃启动后的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随达西空气通量的增大而增大。在该阶段,氧气的传输速率成为反应的决速步骤,增大达西空气通量将使氧含量增加,继而加快氧化反应,提升阴燃锋面的推进速率[26]。因此,通过调节空气通量可对反应进程进行有效控制。

    1)掺混介质物性对阴燃处理油泥的影响。中试2的T2−1、T2−2实验以#1池底泥为原料,在油泥与介质的体积比为1∶13、初始达西空气通量0.18 cm·s−1的条件下,分别对比了石英砂、粉土为掺混介质的阴燃处理效果。根据表6中所列T2−1、T2−2实验结果,采用石英砂作为掺混介质比采用粉土作为掺混介质阴燃启动用时更短(5 h<7 h),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更快(2.67 m·d−1>0.99 m·d−1)。这可能与石英砂2个方面的性质有关∶1)石英砂的导热性能更好(石英砂导热率10 W·m−1K−1>粉土导热率 1.67 W·m−1K−1),有利于在阴燃自持蔓延方向混合物料的传热;2)石英砂的加入有利于分散油泥,改善混合物料的渗透性,有利于阴燃反应所需氧气与油泥的更好接触。此外,添加的粉土具有一定含水率,预热阶段粉土中的水分蒸发,可带走阴燃反应部分能量,导致掺混粉土的T2−2实验温升较慢,达到阴燃启动所需温度用时更长,阴燃速率更慢[28]

    值得注意的是,T2−1实验物料的石油烃质量分数和阴燃峰值温度均较T2−2实验低,但仍能实现阴燃更快启动和推进。在对阴燃启动和推进的影响上,掺混介质本身的导热性及对物料渗透性的改善作用似乎比石油烃质量分数更重要。

    2)介质掺混比例对阴燃处理油泥的影响。中试2的T2−5、T2−7实验分别以#2池底泥为实验对象,以修复土为掺混介质,考察了油泥与介质不同掺混比下的阴燃处理效果。根据表6,实验T2−7(油泥与介质的体积比为1∶2)比T2−5(油泥与介质的体积比为1∶4)阴燃自持蔓延速率更快(0.64 m·d−1 >0.24 m·d−1)。这是因为,对于修复土这类自身渗透性一般的掺混介质,随着掺混比例的提高,混合物料中石油烃质量分数下降,阴燃自持蔓延速率也随之降低。

    以石英砂为掺混介质的阴燃启动和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最快,但石英砂成本相对较高。综合上述各实验结果,从降低运行成本和提高阴燃处理效率的角度考虑,1∶2的油泥与修复土体积比更适于工程化应用。

    采用石油烃去除率对含油固废的阴燃处理效果进行了表征。由表7可看出,中试实验1中成功阴燃的各批次实验(含添加芥花油批次),阴燃前污染土壤石油烃质量分数在2 759~8 301 mg·kg−1,阴燃后残渣石油烃质量分数均未检出;以检出限32.7 mg·kg−1计算,阴燃处理后石油烃去除率大于99.6%。由图6 (石油烃质量分数以对数形式表示)可看出,中试实验2中,不同污染来源、反应前石油烃质量分数在3 360~30 600 mg·kg−1的油泥,阴燃后石油烃去除率均在99.5%以上。阴燃残渣的石油烃质量分数最低达7 mg·kg−1,远低于《含油污泥处理利用控制限值》(DB61/T 1025-2016)[29]中的利用控制限值(≤10 000 mg·kg−1)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30]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826 mg·kg−1)。图7是T1−3实验阴燃处理前后物料图,可看出,阴燃处理后实验物料明显比实验前干燥和分散。

    表 7  中试实验1阴燃结果
    Table 7.  Smoldering results of pilot study 1
    编号污染土来源污染土壤与地下水位埋深情况芥花油添加量/L阴燃前石油烃质量分数(掺混后)/( mg·kg−1)阴燃残渣中石油烃质量分数/( mg·kg−1)启动/自持时长/h峰值温度/℃自持阴燃
    T1−1基础油厂区污染土壤位于地表以下5.5~6.0 m(地下水位以下)012 84456.8/0
    T1−2基础油厂区污染土壤位于地表以下5.5~6.0 m(地下水位以下)09 62125.2/0
    T1−3基础油厂区污染土壤位于地表以下5.5~6.0 m(地下水位以下)208 301ND*22.5/10.7665
    T1−4油罐区地面堆土02 759ND7.9/23.5528
    T1−5润滑油调配厂区污染土壤位于地表以下3.0~3.5 m(地下水位于地表以下3.4 m)04 146ND15.8/10.7551
      注:*ND表示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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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中试2阴燃前后物料石油烃质量分数及去除率图
    Figure 6.  Petroleum hydrocarbon concentration and removal rate of pilot study 2 before and after smoldering
    图 7  T1−3实验阴燃反应前(左)、后(右)物料图
    Figure 7.  Material of T1−3 before and after smoldering

    尾气监测及分析结果显示,阴燃尾气中主要存在CO2、H2O等典型氧化反应气体,NOx、VOCs、SO2、H2S等有害气体组分以及CO、CH4等轻烃组分。尾气中CO、VOCs组分浓度随阴燃反应进程存在较大波动性,但总体表现出随阴燃反应温度升高而浓度增大的特性。由图8可看出,在前期料层接近阴燃峰值温度时,CO、VOCs组分浓度也达到最大值,CO组分甚至会短时超出《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31]排放限值。这是因为,在阴燃启动初期,物料整体渗透性较低,且进风量较小,导致局部燃烧不完全[28],生成这类气体。尽管如此,峰值温度时CO/CO2比值普遍在0.10~0.35,这表明阴燃仍然以燃烧更为彻底的氧化反应为主。

    图 8  T2−3实验中CO、VOCs浓度与达西空气通量、反应温度对照图
    Figure 8.  CO &VOCs concentrations versus air flux & reaction temperature of T2−3

    对比活性炭(GAC)罐吸附前后的CO、VOCs体积分数可知,GAC对CO无明显处理效果,对VOCs的处理效果则不尽相同,中试实验1中VOCs经吸附处理后体积分数降低,但中试实验2中VOCs经吸附后体积分数降幅不明显。这应与尾气中的VOCs组分差异及GAC的吸附特性有关。一般来说,分子量较大的非极性或低极性分子能更容易被GAC吸附。因此,基于阴燃尾气特性,尾气处理措施还有待完善。

    中试1 研究了阴燃技术对于T1场地内3类不同来源(基础油厂区、油罐区、润滑油调配厂区)石油烃污染土壤的适用性。由表7可看出,T1−1、T1−2实验均以基础油厂区石油烃污染土壤实验对象,物料石油烃质量分数较高,分别为12 844、9 621 mg·kg−1,但阴燃均未自持进行;而T1−4和T1−5 实验分别以油罐区、润滑油调配厂区污染土壤为实验对象,物料石油烃质量分数较低,分别为2 759、4 146 mg·kg−1,却均成功自持阴燃,峰值温度分别达528、551 ℃,平均燃烧锋面自持蔓延速率分别为0.98、1.07 m·d−1。这是因为,基础油厂区污染土壤位于地下水位以下,含水率较高,因此,在阴燃最初的点火预热阶段水分蒸发用时较长,污染物I类基础油的蒸发损失大,在燃烧锋面到达之前挥发比例高[26],最终导致无法支持阴燃启动和/或自持蔓延。而油罐区污染土壤为地面堆土,润滑油调配厂区污染土壤大部分位于地下水位之上,两者含水率均不高,且污染组分主要为成品润滑油,挥发性较低,因此,阴燃能够启动及自持。

    对于未能阴燃自持的基础油区厂区污染土壤,T1−3实验添加辅助燃料-芥花油对阴燃过程进行了重新考察。加入20 L芥花油后,石油烃质量分数为8 301 mg·kg−1,低于未添加芥花油的T1−1、T1−2实验,但阴燃却得以自持,自持蔓延速率为1.07 m·d−1。这是因为,加入芥花油后,芥花油燃烧产热成为主要热源,可支持阴燃反应的自持推进[26]。使用辅助燃料的目的就是使工程化阴燃技术也可以应用到自身无法自持阴燃的固废物料上,使物料中的目标污染物得到协同去除。有研究者指出,自持阴燃反应适用于如煤焦油、木馏油等低挥发性污染物的处理[32];对于汽油类有机物和氯代溶剂类挥发性污染物,也有加入植物油成功维持阴燃的报道[33]。这些与本实验观测到的现象都是一致的。

    1)含油固废的含水率及挥发性可影响阴燃启动及自持推进。高含水率、挥发性高的含油固废难以启动及维持自持阴燃修复,但通过添加辅助燃料可实现工程化阴燃技术的成功应用。阴燃启动阶段宜采用较低空气通量,启动后增大达西空气通量有助于提升燃烧锋面推进速度。

    2)工程化阴燃技术治理含油固废,石油烃去除率可达99.5%以上,含油量最低为7 mg·kg−1或未检出,远低于第一类建设用地标准。

    3)不同的掺混介质及掺混比例对阴燃反应的启动用时和阴燃自持蔓延速率有较大影响。以石英砂为掺料,阴燃启动用时最短,阴燃蔓延速率最快;1∶2的油泥/修复土掺比更利于工程化应用需求。

  • 图 1  实验流程图

    Figure 1.  Flow diagram of experiment

    图 2  不同HRT下TMP变化

    Figure 2.  TMP changes at different HRTs

    图 3  不同HRT下微生物代谢产物的红外光谱图

    Figure 3.  FTIR of microorganism metabolites at different HRTs

    图 4  不同HRT下微生物代谢产物分布

    Figure 4.  Distributions of microorganism metabolites at different HRTs

    图 5  不同HRT下微生物代谢产物中颗粒物的分子质量分布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macromolecular particulate matter of microbial metabolites at different HRTs

    图 6  污泥粒径分布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sludge particle size

    图 7  不同HRT下污泥Zeta电位相对强度

    Figure 7.  relative strength of Zeta potential of sludge at different HRTs

    图 8  不同HRT下混合液黏度

    Figure 8.  Viscosity of mixture at different HRTs

    表 1  不同HRT下MBR进出水水质

    Table 1.  Water quality of inlet and outlet of MBR at different HRTs

    HRT/h其他水质指标质量浓度/(mg·L−1)进水浊度/NTU出水浊度/NTU
    进水COD出水COD进水TP出水TP进水TN出水TN
    672.6±2.0029.2±3.001.333±0.220.22±0.4524.84±0.71918.216±3.2113.432±1.430.9±2.31
    873.35±0.2535.2±3.001.373±0.120.404±0.4425.443±1.4124.178±3.2213.432±1.321.2±2.34
    1273.1±0.5040.8±4.401.405±0.140.438±0.4025.717±1.3324.219±1.0913.803±0.953.5±1.50
    HRT/h其他水质指标质量浓度/(mg·L−1)进水浊度/NTU出水浊度/NTU
    进水COD出水COD进水TP出水TP进水TN出水TN
    672.6±2.0029.2±3.001.333±0.220.22±0.4524.84±0.71918.216±3.2113.432±1.430.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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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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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1-01-14
  • 录用日期:  2021-06-08
  • 刊出日期:  2021-07-10
王亚军, 张四永, 李金守, 徐衍超, 常莺娜, 傅大放. 水力停留时间对膜生物反应器膜污染的影响[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7): 2460-2467. doi: 10.12030/j.cjee.202101089
引用本文: 王亚军, 张四永, 李金守, 徐衍超, 常莺娜, 傅大放. 水力停留时间对膜生物反应器膜污染的影响[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7): 2460-2467. doi: 10.12030/j.cjee.202101089
WANG Yajun, ZHANG Siyong, LI Jinshou, XU Yanchao, CHANG Yingna, FU Dafang. Effect of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on MBR membrane fouling[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7): 2460-2467. doi: 10.12030/j.cjee.202101089
Citation: WANG Yajun, ZHANG Siyong, LI Jinshou, XU Yanchao, CHANG Yingna, FU Dafang. Effect of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on MBR membrane fouling[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7): 2460-2467. doi: 10.12030/j.cjee.202101089

水力停留时间对膜生物反应器膜污染的影响

    通讯作者: 王亚军, E-mail: wyj79626@163.com
    作者简介: 王亚军(1979—),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E-mail:wyj79626@163.com
  • 1. 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兰州 730050
  • 2. 东南大学-蒙纳士大学未来城市联合研究中心,苏州 215123
  • 3. 甘肃省膜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兰州 73005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967043);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JR5RA461);校企合作项目(lzxr-2019031)

摘要: 为考察水力停留时间(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HRT)对膜生物反应器(membrane bioreactor, MBR)体系内的混合液特性和膜污染的影响,对兰州某生活污水处理厂生化尾水进行了浸入式中空纤维MBR现场实验。结果表明,在HRT由6 h逐渐升高至12 h的过程中,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中大分子质量颗粒物的比例、溶解性微生物产物(soluble microbial products, SMP)的含量和污泥的Zeta电位分布均逐渐增大。同时,EPS多糖含量、污泥粒径和黏度均出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这些因素可能共同作用导致膜组件的运行时间缩短、过膜压差(transmembrane pressure, TMP)快速增大,最终致使膜污染进程的加快。在HRT为6 h、膜通量15 L·(m2·h)−1、污泥质量浓度为4 000 mg·L−1的条件下,中空纤维式MBR处理生化尾水可以获得较好的混合液特性和处理效果。

English Abstract

  • 膜生物反应器(membrane bioreactor, MBR)作为一种高效污水处理技术,相较传统活性污泥法,MBR通过高效的固液分离,具有混合液微生物浓度高、反应器占地面积小、污泥产量低和更高出水水质等优势[1-2]。但膜污染仍是MBR进一步发展应用的最大阻碍。早期研究认为活性污泥混合液是膜污染的直接来源,其中微生物代谢产物,即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EPS)与溶解性微生物产物(soluble microbial products,SMP)是MBR主要的污染物质,根据LASPIDOU的统一理论,EPS和SMP之间存在一定的转化关系。有研究[3]表明,EPS含量可以作为膜污染的指数,但由于污泥特性复杂以及相互作用,至今还没有系统性的研究定论。

    众多膜污染控制策略相继提出,包括改性膜材料[4]、优化操作条件[5]和改善混合液特性等[6-8]。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性膜材料和投加新物质改善混合液特性方面。但从经济角度出发,优化操作条件无疑是更好的选择。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包括曝气量、水力停留时间(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HRT)、污泥停留时间、有机负荷率等。其中,HRT被认为是优化MBR膜污染的重要操作参数[9],该参数能有效调节进水中有机物与微生物的接触时间,并改变EPS和SMP等混合液特性[10-11],同时影响活性污泥颗粒粒度、Zeta电位与黏度等混合液特性参数的变化[12]。MBR工艺处理可生化性较好的污水时,过低HRT(1.2 h)会促使MBR混合液中碳水化合物积累,同时对有机碳去除贡献也小,促使膜的清洗频率和不可逆污染均增高[13]。由此可见,针对不同水质,HRT参数的选取具有差异性,所以,对MBR处理生化尾水中HRT的合理选取需进一步的探讨。

    因此,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实验从强化现有工艺处理能力出发,针对兰州某生活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超标问题,构建处理生化尾水MBR工艺,现场开展相关实验研究,梳理运行参数HRT与混合液特性参数间相关性,以寻求适宜的HRT,从而实现对MBR膜污染控制的工程调控。

  • 实验用水来自兰州市某生活污水处理厂实际现场,前期经过厌氧-缺氧-好氧生物脱氮除磷工艺生物处理,生化尾水直接接入中空纤维膜组件小试装置。如图1所示,小试装置生化池有效容积95 L(285 mm×500 mm×670 mm),膜池有效容积13 L(40 mm×500 mm×670 mm),产水池有效容积为25 L(75 mm×500 mm×670 mm)。其中,膜材料选用聚偏氟乙烯,平均孔径0.05 µm,膜片有效面积为1 m2,运行最高压力0.03 MPa。

  • 实验装置采用自动控制,MBR的产水模式采用间歇式(运行10 min,暂停2 min)产水,产水泵工作4 h后,进行1次清水反冲洗,反洗时间为3 min,膜通量为15 L·(m2·h)−1。实验温度控制在(20±1) ℃,pH为7.0~7.5。为考察HRT对MBR体系内的混合液特性、处理效率以及膜污染的影响,根据已有的实验研究[14],通过调节混合液在反应器中的容量,先后于6、8和12 h下考察HRT对MBR的影响,整个运行过程中污泥质量浓度基本保持在4 000 mg·L−1左右。

  • 总氮(total nitrogen, TN)、总磷(total phosphorus, TP)、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氨氮(ammonia nitrogen, NH+4-N)和浊度等采用《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中规定的标准方法检测。EPS分为松散附着性胞外聚合物(loosely bound EPS, LB-EPS) 和固着性胞外多聚物(tightly bound EPS, TB-EPS),均采用热提取法提取。多糖采用蒽酮-硫酸比色法测定,蛋白质采用LOWRY法测定,其中分光光度计使用尤尼柯UV-2800A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EPS分子质量大小通过岛津LC20凝胶渗透色谱进行表征,红外光谱测定使用Niolet IS10傅里叶红外光谱仪(美国尼高力公司)测定,污泥粒径测定使用Mastersizer 2000激光粒度仪(英国马尔文公司),Zeta电位测定使用Zetasizer Nano ZS90仪(美国赛默飞公司),黏度测定使用NDJ-1旋转黏度计(深圳德卡精密量仪有限公式),TMP通过真空表表征。

  • 考察了不同HRT条件下MBR运行水质变化,结果见表1。如表1所示,随着HRT的增加,COD、TP与浊度的出水数值相应增高,但TN的出水质量浓度在6 h与8 h时变化不大。当HRT为6 h时,出水中COD、TP和浊度的数值最低,分别为29.0 mg·L−1、0.22 mg·L−1和0.9 NTU。随着HRT延长,出水中污染物质量浓度略有增高。这可能是由于随着HRT的延长,混合液中以多糖为主的SMP含量增加致使出水中有机物质量浓度也随之增加[15]。上清液浊度的增加可能与污泥的絮凝有关,这会对膜污染和去除性能产生影响[16],但出水水质基本均达到一级A水质排放标准。

  • 图2可知,当HRT为6 h时,膜运行时间最长,在运行27 d后达到0.03 MPa。随HRT的升高,膜组件运行时间降低,导致TMP快速增大,从而加快了膜污染的进程。这也从侧面说明微生物代谢产物对污泥特性起主要作用,是研究膜污染机制的关键[1, 12, 17-18]。EPS是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向其外部分泌的一种物质,对维持活性污泥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11],但同时也是造成膜污染的主要原因[2]。从结构上区分,TB-EPS为紧密附着在细胞壁上的胞囊聚合物,LB-EPS为以胶体或溶解松散态物质存在于液相主体中的黏性聚合物,而SMP是在微生物降解基质和内源呼吸过程中产生的。以上3个指标是影响膜污染的重要指标。

    因此,检测了不同HRT(6、8和12 h)下SMP、LB-EPS和TB-EPS含量的变化,结果如图3图4所示。由图3可见,SMP、LB-EPS和TB-EPS的特征吸收峰的变化相似,且HRT越大,三者的特征吸收峰强度越高。且TB-EPS的吸收峰强度大于SMP的吸收峰强度。在EPS的FTIR光谱3 300~3 500 cm−1处出现了6N—H与O—H振动[11, 19],同时在1 020~1 120 cm−1处出现代表多聚糖的C—O—C伸缩振动[11, 20],1 416 cm−1附近出现CH2伸缩振动,1 050~1 650 cm−1为蛋白质肽键对应的伸缩振动峰,在613.62 cm−1处的吸收峰表明有类似腐殖酸等化合物[19]

    图4可以看出,EPS中主要成分为多糖,同时在TB-EPS中含有部分蛋白,而SMP的主要成分为多糖,蛋白含量极少。由图4(a)可见,SMP含量随着HRT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这与有的研究成果不一致[4]。HRT为12 h时的SMP含量要比6 h时平均高出78.2%左右。这是因为,在保证一定进水营养物质前提下,当HRT较长时,反应器能充分降解营养物质,但同时也有可能发生内源呼吸而发生SMP的累积。SMP中多糖含量呈上升趋势,HRT为12 h时的SMP多糖含量要比6 h时平均高出80%左右。这是由于反应器运行延长,微生物不断繁殖代谢能力升高,在进水碳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SMP中多糖不断累积。SMP中蛋白质含量呈缓慢上升趋势,HRT为12 h时SMP蛋白质含量要比6 h时平均高出50.2 mg·g−1。这是由于反应器运行延长,在不能很好满足脱氮反硝化条件下,导致氮源降解受阻,SMP中蛋白质也不能作为氮源所消耗,因此,蛋白质含量升高。

    图4(b)图4(c)可见,LB-EPS中多糖和蛋白质含量随HRT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TB-EPS中多糖含量随着HRT的增加不断降低,蛋白含量基本保持不变。这是由于伴随着反应器的运行,微生物不断繁殖代谢增强,向体外分泌物增多,可利用营养物水平降低导致将EPS中多糖和蛋白质作为碳源和氮源消耗。而且,EPS与SMP之间存在相互转化、吸附与被吸附的关系[21],二者转化主要成分为多糖。从实验结果得出,微生物优先以EPS作为微生物的营养物来源,因此,SMP应为最主要的膜污染因素[22]

  • 检测了不同HRT下SMP、LB-EPS与TB-EPS中颗粒物的分子质量分布。由图5可知,EPS中颗粒物主要分布在2~30 kDa,这与LIN等[23]的研究结果相似。结果显示,在不同HRT下,SMP、LB-EPS与TB-EPS三者中颗粒物的分子质量分布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SMP中颗粒物的分子质量分布受HRT的影响不显著,而HRT对LB-EPS与TB-EPS中颗粒物的分子质量分布与转化具有重要作用。当HRT增至8 h,分子质量在6 kDa以下的颗粒物占比降低,分子质量在6~10 kDa的颗粒物占比约为20%,同时TB-EPS中出现30%左右的分子质量在10~30 kDa的颗粒物;当HRT为12 h时,分子质量在6~10 kDa的颗粒物占比基本未发生变化,分子质量在6 kDa以下的颗粒物占比降低至30%,同时分子质量在10~30 kDa的颗粒物占比增长30%左右。有研究表明,大分子质量物质对膜污染的贡献更高[24],结合上述实验结果,所以建议HRT控制在8 h以内。

  • 1) HRT对污泥粒径的影响。由图6可见,3种HRT运行下,污泥粒径分布均表现出相似规律,污泥粒径主要分布在0.4~200 μm。随HRT的增大,混合液中污泥粒径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污泥粒径小于10 μm的颗粒被认为是造成膜污染的最主要颗粒成分[17],因为污泥粒径越小,污泥颗粒沉积在膜表面,形成泥层的孔隙率低阻力大,膜污染增大[17]。当HRT为6 h和8 h时,污泥粒径小于10 μm的占比分别为14.46%和16.51%;而当HRT为12 h时,污泥粒径小于10 μm的占比为48.7%。这是由于EPS中多糖量与颗粒污泥大小成正相关[4, 11],这从图4的结果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即当HRT为12 h时,TB-EPS中多糖含量最低。EPS含量越低,污泥聚集性能越差,污泥粒径越小。

    2) HRT对污泥Zeta电位和黏度的影响。由图7可知,当HRT为6 h时,Zeta电位范围最宽,为−38.11~4.77 mV;当HRT为8 h时,Zeta电位值最小,为−16.79~−0.27 mV,污泥颗粒最为稳定。这从侧面也反映出HRT使混合液中EPS的含量发生变化,部分EPS会作为底物被微生物利用[25]。Zeta电位的变化与微生物新陈代谢所产生的EPS有直接关系,EPS带有大量带负电荷的官能团,其含量与Zeta电位成正相关[26],但与膜阻力成负相关[18]

    图8可知,当HRT为6 h时,混合液黏度最高,保持在6~6.5 Pa·s;随着HRT的延长,混合液的黏度降低,当HRT为12 h时,混合液黏度最低,为5~5.25 Pa·s。这可能是由于低HRT促使丝状菌增长,从而导致黏度较高[13],微生物会产生更多的多糖和蛋白等,也可导致混合液黏度增高[18],因此,黏度可从侧面反映混合液对膜污染的影响程度。

  • 1) 在HRT为6 h、膜通量15 L·(m2·h)−1、污泥质量浓度为4 000 mg·L−1条件下,MBR处理生化尾水可以获得较好的混合液特性和处理效果。

    2)随着HRT的逐渐延长,会使膜组件运行时间缩短,从而影响微生物代谢行为,微生物代谢产物的大分子质量颗粒物的比例和SMP含量随之增加,EPS多糖含量和污泥粒径的降低共同作用于膜阻力,导致TMP快速增大,加快膜的污染进程。

    3)污泥Zeta电位的升高和污泥黏度的降低导致污泥凝聚力和传质能力变弱,从而降低了其处理效果。

    4) HRT对微生物代谢和膜污染进程有着重要调控作用,通过优化HRT可以较为简便地改善膜污染程度。

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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