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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缓释碳源滤柱深度去除总氮

尼马泽郎, 穆永杰, 薛晓飞, 张丽丽, 苏本生, 曹之淇. 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缓释碳源滤柱深度去除总氮[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7): 2468-2479. doi: 10.12030/j.cjee.202103059
引用本文: 尼马泽郎, 穆永杰, 薛晓飞, 张丽丽, 苏本生, 曹之淇. 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缓释碳源滤柱深度去除总氮[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7): 2468-2479. doi: 10.12030/j.cjee.202103059
NI Mazelang, MU Yongjie, XUE Xiaofei, ZHANG Lili, SU Bensheng, CAO Zhiqi. Advanced total nitrogen removal by the column of one-stage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 coupled slow-release carbon source[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7): 2468-2479. doi: 10.12030/j.cjee.202103059
Citation: NI Mazelang, MU Yongjie, XUE Xiaofei, ZHANG Lili, SU Bensheng, CAO Zhiqi. Advanced total nitrogen removal by the column of one-stage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 coupled slow-release carbon source[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7): 2468-2479. doi: 10.12030/j.cjee.202103059

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缓释碳源滤柱深度去除总氮

    作者简介: 尼马泽郎(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水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E-mail:nyimatsering20@163.com
    通讯作者: 张丽丽(1977—),女,博士,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水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E-mail:zhanglili03@bewg.net.cn
  • 基金项目:
    北控水务集团自主科技立项课题(ZZLX-2018-05)
  • 中图分类号: X703.1

Advanced total nitrogen removal by the column of one-stage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 coupled slow-release carbon source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Lili, zhanglili03@bewg.net.cn
  • 摘要: 在SBR中进行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的启动驯化,并在达到稳定运行时,让SBR出水进入不同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的滤柱中,进行深度脱氮研究。结果表明,在SBR中经过176 d的启动驯化,成功实现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的稳定运行,进水NH+4-N为100 mg·L−1NH+4-N去除率达98%,TN去除率达73%。AOB及Anammox菌活性分别提高至8.6 mg·(h·g)−1和12.6 mg·(h·g)−1,而NOB活性小于1.0 mg·(h·g)−1;在15 ℃低温条件下的深度脱氮研究中,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的滤柱具有最佳的脱氮效果,出水TN小于5 mg·L−1,平均出水COD值为19.3 mg·L−1,该滤柱中通过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和反硝化反应的共同作用完成深度脱氮。SBR与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的滤柱组成的耦合系统平均TN去除率达96.7%,较SBR提升了28.9%。
  • 水资源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环境问题,影响着数亿人的正常生产生活. 再生水因其可靠、经济等优点,成为城市非常规水源而被广泛应用. 数据显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较早就有约25%再生水作为各类湖泊生态用水的补充;在日本大阪,大约50%的再生水被用于城市景观水景. 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全国推进,以污水处理厂尾水或再生水为补给水源的城市湿地公园近年来在国内也大量涌现,在生态生境、城市景观、游憩活动等多种生态经济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数据显示中国约有50%再生水用于补充城市水体,约13.2%城市水景受再生水补充[1]. 但是,由于再生水中COD、总氮和总磷等污染物通常较高(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限值),使受再生水补给的水体面临富营养化污染问题.

    为减轻再生水带来的污染,需要采取水污染控制技术来削减或控制污染. 其中,底泥疏浚可以消除内源性污染,但工程量较大,经济成本较高[2]. 絮凝剂等化学药剂的投加,可以去除氮磷等营养物,但易导致二次污染[3]. 水生植物修复方法不但能够通过植物和微生物代谢作用转化去除水中污染物,还有助于重新构建的水生生态系统平衡,促进氮、磷等物质的长期循环,具有成本低、环境友好、兼具景观效果等特点,因而受到广泛应用[4]. 虽然水生植物对氮、磷和有机物等具有良好的去除能力,但是修复效果往往受到许多外界条件的影响和限制[5]. 例如,水生植物生长的最佳水温为15—28 ℃,过高的水温不利于水生植物向水体复氧,从而使夏季表现出较差的修复效果[6]. 另外,pH值、光照条件和种植密度等都会影响水生植物修复性能. 现阶段,大多数对植物修复效能的研究均在实验室模拟装置内进行,很难对实际场景中的植物修复措施进行复现. 而再生水的水质特征是其有机污染物多为难降解有机物,氮磷浓度偏高,碳源不足. 对于以再生水作为补给水源的水体,对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以及季节变化等影响并不了解. 水生植物能否在城市水体应用中起到良好的恢复水质的效果仍然不太清楚.

    圆明园是一个著名的遗址公园,由于北京所面临的缺水问题,该园自2007年以来一直以再生水作为唯一的补水水源,年补水量约900万m3[7]. 为净化水质,园区持续多年采取了水生植物修复措施. 本研究选择圆明园作为对象,研究了再生水进入园区后,水体中COD、TP和TN等污染物的时空分布与变化,结合水体理化性质和水生植物生长状况,分析了水生植物对水体的修复效果与机制,以期为再生水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圆明园地处北纬40°00′08′'至40°00′41′'、东经116°16′59′' to 116°18′08′'之间,属半湿润季风气候. 年均降雨量约630 mm,其中约80%集中在夏季. 圆明园长期以再生水作为唯一水源,且园区没有出水口,水体相对封闭,能在干扰较小的情况下研究再生水对其水体的影响. 现阶段,园区已采取一定的水质修复措施,包括特定区域的水生植物种植,秋冬季不定期的植物残体打捞,以及避免周边土地的化肥使用等. 同时,区域内的植物种类、密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有利于对比分析水生植物在城市水体中的实际修复效能. 因此,选取该区域作为代表性对象开展研究. 研究区内水生植物包括: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香蒲(Typha orientalis,)、富贵莲(Nelumbo sp. )、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水盾草(Cabomba caroliniana A. Gray)和苦草(Vallisneria natans)等. 这些植物均为多年生植物,能够在水体中长期存活. 其中,富贵莲、苦草、水盾草、菹草是园区主要水生植物,其生物量和覆盖面积超过所有水生植物的90%. 如图1所示,根据水生植物覆盖度的不同,分为植物修复区域(覆盖度≥80%)、半修复区域(覆盖度40%—80%)和非植物修复区域(覆盖度≤40%). 在不同类型的植物种植区域均匀布设共43个采样点,将进水点(1#)和重点游览景区等均涵盖在内. 其中,1—3、6、8、10、14—20、25、28—30、42、43采样点共19个点属于植物修复区域;7、9、21、27、37采样点共5个属于半修复区域;4、5、11—13、22—24、26、31—36、38—41采样点共19个属于非植物修复区域. 园区内总体水流方向呈现为自西北向东南.

    图 1  采样点布设、水流方向和圆明园游客活动路线(a)以及植物修复状况(b)
    Figure 1.  Sampling point locations, water flow direction, and tourism activities situation (a), and areas of phytoremediation (b)

    除1、2月水面结冰无法采样外,2022年3月—12月每月采集表层水样. 利用GPS定位仪准确定位各采样点位置. 使用有机玻璃采水器与水面下20 cm处采集表层水样品. 样品采集后,在现场使用便携式多功能水质分析仪(SL1000,哈希)测定温度、溶解氧(DO)、氧化还原电位(ORP)和pH值. 水样于4 ℃条件下避光运输及保存,48 h内完成测试. 使用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HJ/T 399-2007)、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HJ 636-2012)、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 11893-89)测定COD、TN和TP浓度. 所有数据均为3次重复实验平均值.

    使用ArcGIS 10.5软件(Esri,California,美国)和1:6500的研究区地图,在WGS 1984坐标系下运行. 应用基于协方差函数的普通克里格插值和ArcGIS的扩展模块制作各类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图[8]. 如式(1)所示,使用半变异函数模型对污染物浓度进行拟合:

    γ(h)=12[z(xi)z(xj)]2 (1)

    式中:γh)为已知点xixj的半变异;h为这两点间的距离;z为属性值.

    圆明园水体测试的理化指标主要是水温、DO、pH和ORP值,能够反映水体环境的基本物理化学性质. 如图2所示,圆明园水体水温随季节变化明显,春夏秋冬四季的平均水温分别是18.0、29.5、20.2、3.3 ℃.

    图 2  春、夏、秋、冬四季采样点中水温(a)、pH(b)、溶解氧(c)和氧化还原电位(d)的变化
    Figure 2.  Variations of water temperature (a), pH values (b), dissolved oxygen (c) and oxidation reduction potential (d) at the sampling points in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但季节对水体pH值影响较小,四季pH平均值在6.6—8.1之间,相比于1号入水口的6.3—7.3,再生水进入后,水体pH值呈总体上升趋势,这是由于水生植物光合作用消耗了CO2和碳酸盐而导致[9]. 水体冬季DO平均含量最高(12.78 mg∙L−1),夏季(6.00 mg∙L−1)和秋季(4.51 mg∙L−1)则较低. 夏季高温使水体中微生物活性增加,以及秋季水生植物的腐败,都消耗了水中大量的溶解氧[10]. 氧化还原电位的季节变化趋势与DO相似,呈现冬季(230 mV)高,夏季(144 mV)低的特征. 水体DO和ORP值在夏秋季偏低的状况,意味着水体在夏秋季面临更高的水质改善需要.

    由于受再生水处理工艺的影响,1号点再水生入口处的总氮浓度较高,全年处于6.19—11.58 mg∙L−1之间(如图3),尤其是冬季污水处理中反硝化效率偏低[11],导致来水TN可高达11.58 mg∙L−1. 尽管如此,距出水口最远的37号点,TN可降至2.22—3.72 mg∙L−1,表明流经过程所设置的水生植物修复区域发挥了很大的去除作用.

    图 3  水中TN浓度在春季(a)、夏季(b)、秋季(c)和冬季(d)的空间分布
    Figure 3.  The distribution of total nitrogen in water column in spring (a), summer (b), autumn (c) and winter (d)

    图3还显示,不同的路径处表现出了不同的TN水平. 24和32号点分别是福海两个流量较大的入湖口,再生水经北部河段(11、22—24号点)和南部河段(7—9号点、28—32号点)流入福海,但是这两个河段的TN却呈现很大差别. 春夏两季中,TN在北部河段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但在南部河段8号点处却明显下降,并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且此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福海入口处. 与1号点相比,32号点的TN全年均值削减了57.9%,而24号点处仅为23.5%. 北部河段水生植物覆盖度不足5%,而南部河段8号点和28—30号点周围均有大量水生植物生长(图1). 结果说明,水生植物对再生水中的含氮污染物具有非常好的净化处理能力,且不受低碳水平的影响.

    水温对硝化菌和反硝化菌的除氮效能影响很大[12],这导致研究区域内TN存在着明显的季节差异,秋、冬季的2.70—11.54 mg∙L−1和2.29—11.58 mg∙L−1明显高于春、夏季的0.39—7.10 mg∙L−1和0.46—6.27 mg∙L−1图3). 中游植物修复区域(6、8、14—21、28—30号点)春夏两季的平均TN浓度分别为2.90 mg∙L−1和1.84 mg∙L−1,也显著低于秋(5.07 mg∙L−1)、冬(4.48 mg∙L−1)两季. 春夏季旺盛的水生植物生长,使TN在春夏季中游区域的削减率分别达到58.4%和70.3%,水质处于地表Ⅳ—Ⅴ间. 受秋冬季TN来水偏高的影响,中游区域TN在秋冬季偏高,但是秋冬季TN削减率也达到56.1%和61.4%. 再生水中总氮主要以硝态氮为主,水生植物可以通过根、茎、叶直接从水中吸收含氮物质[13],但硝态氮往往难以直接被植物吸收[14]. 因此,相比于水生植物直接吸收同化的除氮过程,叶片所附着微生物的代谢过程是氮去除的主要途径[15]. 一方面,沉水植物茂密的叶片为微生物提供了附着基质和栖息场所,有利于形成附着生物膜. 其中含有大量的氨化细菌和硝化细菌,他们的丰度远高于缺少植物的水体或底泥[16]. 水中的有机氮被氨化细菌转化为铵态氮,又经过硝化和反硝化,最终转化为N2排出水体[17]. 另一方面,水生植物根际周围吸附了红薇菌属等具有高固氮能力的微生物, 并在nifHnifDnifK等固氮功能基因介导下提升了根际周围沉积物的固氮能力[18]. 同时,植物的代谢还能提供充足的有机质和氧气,进一步促进微生物的生长硝化反应的发生. 秋冬季水温较低,植物生长减慢,碳源相对不足,微生物活性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硝化和反硝化的能力被减弱,因而降低了氮的转化分解能力[19]. 即使如此,大量沉水植物种植,仍然实现了秋冬季TN的大量去除,有效保障再生水补给区域内TN的削减.

    磷是引起藻华的关键元素,因此磷的控制对城市水体的生态管理尤为重要. 与TN的季节变化不同,TP平均浓度在夏季最高而冬季最低,分别为0.132 mg∙L−1和0.047 mg∙L−1. 1号入水口处的TP浓度在夏季达到了0.162 mg∙L−1,而冬季仅为0.096 mg∙L−1,较高的磷入水使1号点及其附近区域在各季节均显示出较高的TP浓度. 对园区水体而言,水中磷不仅来源于再生水,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水体的内源释放. 夏季相对较高的温度增加了假单胞菌等溶磷细菌的活性,促使了沉积物中的生物活性磷转化为可溶性的正磷酸盐,向水中释放[20]. 夏季再生水TP偏高和内源释放导致了园区水体TP水平的升高.

    图4还可以看出,TP在福海北部(11、22—24号点)和南部(7—9号点、28—32号点)两个河段中表现了与TN类似的空间变化规律. 北部河段的TP浓度较南部河段偏高,表明了植物修复对TP有良好的去除效果. 但TP进入福海后又明显升高,并未像TN一样在福海南部保持持续的低浓度. 这是由氮和磷不同的来源和去除机制所造成.

    图 4  水中TP浓度在春季(a)、夏季(b)、秋季(c)和冬季(d)的空间分布
    Figure 4.  The distribution of total phosphorus in water column in spring (a), summer (b), autumn (c) and winter(d)

    南部河段的水生植物通过茎和叶直接吸收和同化水中的可溶性磷酸,并通过主动运输将磷转移到根系和周围的沉积物中,转化成有机磷储存起来. 研究表明,植物丰富区域的底泥中总磷和有机磷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区域[20]. 植物周边附着的浮游生物、单细胞绿藻和原生动物也能够分泌细胞外酶如碱性磷酸酶和磷酸二酯酶,从而降解水中的磷[21]. 福海及其周围游客密集,并有大量的观光游船在此往来. 游船螺旋桨频繁扰动湖底沉积物,大大增加了水体中颗粒态磷含量[7]. 水生植物茎叶能有效吸附悬浮颗粒物,并防止颗粒物再悬浮[5]. 但是,福海内水生植物种植稀少,使得游船搅起的颗粒物难以沉降,从而导致TP在福海内的再度升高.

    为了解不同区域植物修复效果的差异,本研究选取了14—15号、18—21号、28—30号三个面积较大、植物覆盖程度较高的区域进行对比. 如表1所示,相比于1号点,三个区域在春、秋季都获得较高的TP去除率,可达到78.3%、63.4%和57.2%. 但是在夏季,各区域对TP的去除效率均有所降低,14—15号点和28—30号点分别下降到了34.4%和34.6%,但18—21号点却从秋季的63.4%大幅下降到只有6.6%. 由图1b可知,14—15号点和28—30号点区域内超半数是挺水植物富贵莲,而18—21号点内则以沉水植物菹草、苦草和水盾草为主,富贵莲只占较小一部分. 相比于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具有更发达的根系,对沉积物颗粒的固定作用也更强[22]. 另外,体型高大的挺水植物能够有效阻挡岸边形成的径流,减少陆源磷向水体中的输入. 夏季温度高且是雨季,径流和沉积物释放是夏季TP的两个重要来源. 因此,挺水植物区中的总磷去除效率在夏季所受到的影响较小.

    表 1  主要植物修复区域各季节总磷去除效率
    Table 1.  Removal efficiency of total phosphorus by season in major phytoremediation areas
    修复区域Phytoremediation area主要植物类型Main type of aquatic plants总磷去除效率 /% Removal efficiency of total phosphorus
    春Spring夏Summer秋 Autumn冬Winter
    14—15号点挺水植物78.334.472.470.9
    18—21号点沉水植物43.46.657.252.4
    28—30号点挺水植物63.434.645.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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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所示,四个季节COD浓度均沿水流方向呈现出西北低而东南高的趋势. 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研究区域水体COD的最高浓度分别达到了56.8、51.0、47.7、37.4 mg∙L−1,均高于地表Ⅲ类限值(20 mg∙L−1). 但是在西北端1号点的再生水入水处,其COD浓度在8.1—18.1 mg∙L−1之间,符合地表Ⅲ类水标准,说明再生水并非导致水体COD升高的直接原因. 随着水流不断流入,水体中的COD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 同时,全年COD浓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与水温变化趋势一致. 研究表明圆明园沉积物中的微生物以好氧微生物为主[20]. 在较高的温度下,沉积物与水柱之间的界面处有机质交换更为活跃[23],这一点可以被夏季显著降低的溶解氧证实(图2c). 并且,随着水体流动距离的增加,其承接了越来越多来自沉积物释放的有机污染物. 下游区域水流速度缓慢,释放的有机物质无法被即使稀释,更加重了该区域的COD污染. 因此,上述时空分布趋势表明有机物的释放和颗粒的再悬浮是造成园区COD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 5  水中COD浓度在 春季(a)、夏季(b)、秋季(c)和冬季(d)的空间分布
    Figure 5.  The distribution of COD in water column in spring (a), summer (b), autumn (c) and winter (d)

    从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全年高COD浓度的区域较为一致,主要位于后湖西南(4—8号点)和福海东岸(35—38、42—43号点). 其四季平均COD浓度分别为41.4、41.9、41.5、26.6 mg∙L−1,且最高达到56.8 mg∙L−1. 这些区域是研究区域内游客活动较为密集的地方. 沿岸行人的频繁走动,将陆地的土壤和灰尘扬起,通过空气沉降进入邻近水体[24]. 同时,福海水面观光游船的往来搅动了沉积物,使底质颗粒再悬浮进入水中,增加了水中颗粒态有机物的浓度. 更重要的是,这些区域水生植物覆盖率偏低,难以起到固定周围沉积物颗粒以及吸附水体有机物的作用[25],这使得COD在这些区域内难以被去除而不断累积. 植物的缺失也无法为沉积物中的好氧微生物提供充足的氧气,使其无法进行正常的有机物代谢,因此大量有机物被释放到水体中. 相对应地,14—15号点、18—21号点、28—30号的3个典型的植物修复区域中全年COD平均浓度分别为17.7—32.9、26.1—38.0和25.1—32.2 mg∙L−1. 尽管这些区域的COD浓度均高于入水点处,但相较于非植物修复区域仍有明显的下降. 水生植物可以直接吸收水中有机物质并将其用于自身的细胞合成和代谢活动[4]. 同时,其叶片表面是好氧细菌、微藻以及原生动物的良好栖息地,它们形成的生物微膜能够高效降解水中的有机物[15]. 此外,植物光合作用提高了水中DO浓度,提高了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效率. 尽管水生植物对COD有一定的修复效果,但其控制作用相较氮、磷污染而言比较弱. 总的来看,植物修复在城市公园水体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其效果受季节、植物种类等影响较大. 建议在实际应用时考虑各种类型植物的合理配比,并在污染严重的季节采取例如投加药剂、底泥覆盖等方法强化水质恢复.

    1)研究区域TN、TP、COD的季节平均浓度分别为1.84—5.07、0.047—0.132、26.6—41.9 mg∙L−1. 除冬季的TP外,其余所有季节的3个污染指标均高于地表Ⅲ类水标准.

    2)再生水输入显著地影响了TN、TP的浓度,是园区内TN、TP的主要来源,但其并非是造成COD浓度超标的主要原因.

    3)水生植物修复总体对TN表现出良好的去除效果,但受季节影响较大. 在温度较高的春、夏季,水生植物对TN的修复效果较好,但对TP的修复效能却随着温度上升而出现明显下降.

    4)挺水植物对TP有着更加出色稳定的修复效能,但对TN和COD的修复效能与沉水植物之间相差不大.

  • 图 1  反应器装置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reactor

    图 2  SBR脱氮性能

    Figure 2.  Nitrogen removal performance of SBR

    图 3  SBR脱氮去除率

    Figure 3.  Nitrogen removal efficiency of SBR

    图 4  氨氮去除路径变化

    Figure 4.  Variation of transformation path of ammonium

    图 5  硝氮质量浓度变化

    Figure 5.  Variation of nitrate concentrations

    图 6  硝氮积累质量浓度变化

    Figure 6.  Variation of nitrate accumulate

    图 7  化学计量比变化

    Figure 7.  Variation of 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图 8  各阶段末功能菌活性变化

    Figure 8.  Variation of functional bacteria activities at the end of each stage

    图 9  各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滤柱的进出水COD及氮素质量浓度变化

    Figure 9.  Variation of COD and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at different fill ratios of slow-release carbon source

    图 10  各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滤柱的总氮去除率变化

    Figure 10.  Variation of TN remove rate at different fill ratios of slow-release carbon source

    图 11  耦合体系中的TN去除效果

    Figure 11.  TN removal effect of the coulped process

    表 1  SBR运行参数

    Table 1.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SBR

    阶段时间/d进水NH+4-N/(mg·L−1)进水NO2-N/(mg·L−1)NH+4-NNO2-N的比值NH+4-N容积负荷/(kg·(m3·d)−1)曝气量/(mL·min−1)DO/(mg·L−1)
    1~750501∶10.1500.05~0.09
    8~6550252∶10.1500.05~0.09
    66~8575253∶10.15750.11~0.15
    86~102100254∶10.21000.12~0.19
    103~1281001010∶10.21000.12~0.19
    129~17610000.21000.12~0.19
      注:各阶段温度均为30 ℃,pH均为7.8~8.1。
    阶段时间/d进水NH+4-N/(mg·L−1)进水NO2-N/(mg·L−1)NH+4-NNO2-N的比值NH+4-N容积负荷/(kg·(m3·d)−1)曝气量/(mL·min−1)DO/(mg·L−1)
    1~750501∶10.1500.05~0.09
    8~6550252∶10.1500.05~0.09
    66~8575253∶10.15750.11~0.15
    86~102100254∶10.21000.12~0.19
    103~1281001010∶10.21000.12~0.19
    129~17610000.21000.12~0.19
      注:各阶段温度均为30 ℃,pH均为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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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VAN DE GRAAF A A, MULDER A, DE BRUIJN P, et al. Anaerobic oxidation of ammonium is a biologically mediated process[J].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1995, 61(4): 1246-1251. doi: 10.1128/aem.61.4.1246-1251.1995
    [2] KARTAL B, KUENEN J G, VAN LOOSDRECHT M C M. Sewage treatment with anammox science[J]. Science, 2010, 328(5979): 702-703. doi: 10.1126/science.1185941
    [3] YANG W, HE S, HAN M, et al. Nitrogen removal performance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start-up and substrate inhibition stages of an anammox reactor[J]. Journal of Bio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 2018, 126(1): 88-95. doi: 10.1016/j.jbiosc.2018.02.004
    [4] WANG G, XU X, ZHOU L, et al. A pilot-scale study on the start-up of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 process for anaerobic sludge digester liquor treatment[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7, 241: 181-189. doi: 10.1016/j.biortech.2017.02.125
    [5] ARRIAGADA C, GUZMÁN-FIERRO V, GIUSTINIANOVICH E, et al. NOB suppress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the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 process for a poultry manure anaerobic digester[J]. Process Biochemistry, 2017, 58: 258-265. doi: 10.1016/j.procbio.2017.03.028
    [6] KELUSKAR R, NERURKAR A, DESAI A. Development of a simultaneous partial nitrification, anaerobic ammonia oxid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SNAD) bench scale process for removal of ammonia from effluent of a fertilizer industry[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3, 130: 390-397. doi: 10.1016/j.biortech.2012.12.066
    [7] STROUS M, PELLETIER E, MANGENOT S, et al. Deciphering the evolution and metabolism of an anammox bacterium from a community genome[J]. Nature, 2006, 440(7085): 790-794. doi: 10.1038/nature04647
    [8] DE CLIPPELEIR H, YAN X, VERSTRAETE W, et al. OLAND is feasible to treat sewage-like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at low hydraulic residence times[J].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1, 90(4): 1537-1545. doi: 10.1007/s00253-011-3222-6
    [9] CHEN H, LIU S, YANG F,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simultaneous partial nitrification, ANAMMOX and denitrification (SNAD) process in a single reactor for nitrogen removal[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09, 100(4): 1548-1554. doi: 10.1016/j.biortech.2008.09.003
    [10] 葛勇涛, 焦阳, 李军, 等. 乙酸钠碳源强化生物滤池对二沉池出水的脱氮效果[J]. 中国给水排水, 2011, 27(7): 98-100.
    [11] 杨巧林, 奚小英, 陈娜, 等. 外加碳源对污水厂异常进水时的强化脱氮效果[J]. 中国给水排水, 2011, 27(3): 106-108.
    [12] WAN D, LIU H, QU J, et al. Using the combined bioelectrochemical and sulfur autotrophic denitrification system for groundwater denitrification[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09, 100(1): 142-148. doi: 10.1016/j.biortech.2008.05.042
    [13] XIA S, ZHANG Y, ZHONG F. A continuous stirred hydrogen-based polyvinyl chloride membrane biofilm reactor for the treatment of nitrate contaminated drinking water[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09, 100(24): 6223-6228. doi: 10.1016/j.biortech.2009.07.002
    [14] 邵留, 徐祖信, 金伟, 等. 农业废物反硝化固体碳源的优选[J]. 中国环境科学, 2011, 31(5): 748-754.
    [15] 刘江霞, 罗泽娇, 靳孟贵, 等. 以麦秆作为好氧反硝化碳源的研究[J]. 环境工程, 2008, 26(2): 94-96.
    [16] ZHOU X X, WANG Z L, LIU L H,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solid phase carbon source denitrific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using polyvinyl alcohol as framework material[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2019, 41(10): 1198-1238.
    [17] 王旭明, 从二丁, 罗文龙, 等. 固体碳源用于异养反硝化去除地下水中的硝酸盐[J]. 中国科学, 2008, 38(9): 824-828.
    [18] 程璐璐. 多碳源复合载体的释碳及其强化微生物脱氮过程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9.
    [19] 吴大付, 陈红卫. 粮食作物不同种植模式对地下水硝酸盐含量的影响[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7(1): 107-109. doi: 10.3969/j.issn.1000-0275.2007.01.028
    [20] 苏彤, 范铮. 以聚羟基脂肪酸酯为固体碳源去除地下水中的硝酸盐[J]. 北方环境, 2011, 23(6): 138-141.
    [21] 张兰河, 孙立娇, 仇天雷, 等. 固体碳源填充床反应器脱除污水硝态氮效能的预测模型[J]. 农业工程学报, 2013, 29(6): 209-213.
    [22] 杨飞飞, 吴为中. 以PHBV为碳源和生物膜载体的生物反硝化研究[J]. 中国环境科学, 2014, 34(7): 1703-1708.
    [23] VAN DER GRAAF A A, DE BRUIJN P, ROBERTSON L A, et al. Autotrophic growth of anaerobic ammonium oxidizing microorganisms in a fluidized bed reactor[J]. Microbiology, 1996, 142(8), 2187-2196.
    [2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M]. 4版.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2.
    [25] 张凯, 张志华, 王朝朝, 等. ANAMMOX富集与优化停曝比对MBR-SNAD工艺的影响[J]. 中国环境科学, 2019, 39(6): 2370-2377.
    [26] POOT V, HOEKSTRA M, GELEIJNSE M A A, et al. Effects of the residual ammonium concentration on NOB repression during partial nitritation with granular sludge[J]. Water Research, 2016, 106(1): 518-530.
    [27] ZHANG Y, HE S, NIU Q,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ree types of inhibition and their recovery processes in an anammox UASB reactor[J].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6, 109: 212-221. doi: 10.1016/j.bej.2016.01.022
    [28] SOLIMAN M, ELDYASTI A. Development of partial nitrification as a first step of nitrite shunt process in a sequential batch reactor (SBR) using ammonium oxidizing bacteria (AOB) controlled by mixing regime[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6, 221: 85-95. doi: 10.1016/j.biortech.2016.09.023
    [29] LI J, ZHANG Q, LI X, et al. Rapid start-up and stable maintenance of domestic wastewater nitritation through short-term hydroxylamine addition[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9, 278: 468-472. doi: 10.1016/j.biortech.2019.01.056
    [30] KINDAICHI T, OKABE S, SATOH H, et al. Effects of hydroxylamine on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utotrophic nitrifying biofilms determined by in situ hybridization and the use of microelectrodes[J]. Water Science Technology, 2004, 49(11/12): 61-68.
    [31] 李佳, 李夕耀, 张琼, 等. 投加羟胺原位恢复城市污水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J]. 中国环境科学, 2019, 39(7): 2789-2795.
    [32] 王小龙. 基于颗粒污泥的单级自养脱氮系统构建及其脱氮效能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8.
    [33] MAGRÍ A, VANOTTI M B, SZÖGI A A. Anammox sludge immobilized in polyvinyl alcohol (PVA) cryogel carriers[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2, 114(1): 231-240.
    [34] MIAO Y, ZHANG L, YANG Y, et al. Start-up of single-stage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 process treating low-strength swage and its restoration from nitrate accumulation[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6, 218: 771-779. doi: 10.1016/j.biortech.2016.06.125
    [35] 李军, 杜佳, 郑照明, 等. 间歇曝气实现厌氧氨氧化快速启动的研究[J]. 中国给水排水, 2018, 34(11): 20-26.
    [36] 卞伟, 李军, 王盟, 等. SBR短程硝化工艺的启动及稳定运行适宜DO探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16, 42(2): 269-276.
    [37] 吕振, 李燕. pH和C∶N对厌氧氨氧化耦合短程反硝化脱氮性能的影响[J].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18, 40(10): 1106-1111.
    [38] KUMAR M, LIN J. Co-existence of anammox and denitrification for simultaneous nitrogen and carbon removal: Strategies and issues[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0, 178(1): 1-9.
    [39] 李昂, 刘锋, 陈天羽, 等. 基于固态碳源的自养-异养耦合生物脱氮工艺研究[J]. 化工环保, 2020, 40(5): 494-500.
    [40] LI P, ZUO J, WANG Y, et al. Tertiary nitrogen removal for municipal wastewater using a solid-phase denitrifying biofilter with polycaprolactone as the carbon source and filtration medium[J]. Water Research, 2016, 93(15): 74-83.
    [41] SHEN Z, ZHOU Y, WANG J. Comparison of denitrification performance and microbial diversity using starch/polylactic acid blends and ethanol as electron donor for nitrate removal[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3, 131: 33-39. doi: 10.1016/j.biortech.2012.12.169
    [42] 彭荷衢, 刁兴兴, 张伟军, 等. 两级自养反硝化实现垃圾渗滤液的深度脱氮[J]. 环境工程学报, 2019, 13(9): 2113-2120.
    [43] 李津青, 韩晓宇, 黄京, 等. 耦合反硝化的CANON工艺实时控制策略研究[J]. 中国给水排水, 2017, 33(23):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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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1-03-09
  • 录用日期:  2021-05-17
  • 刊出日期:  2021-07-10
尼马泽郎, 穆永杰, 薛晓飞, 张丽丽, 苏本生, 曹之淇. 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缓释碳源滤柱深度去除总氮[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7): 2468-2479. doi: 10.12030/j.cjee.202103059
引用本文: 尼马泽郎, 穆永杰, 薛晓飞, 张丽丽, 苏本生, 曹之淇. 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缓释碳源滤柱深度去除总氮[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7): 2468-2479. doi: 10.12030/j.cjee.202103059
NI Mazelang, MU Yongjie, XUE Xiaofei, ZHANG Lili, SU Bensheng, CAO Zhiqi. Advanced total nitrogen removal by the column of one-stage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 coupled slow-release carbon source[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7): 2468-2479. doi: 10.12030/j.cjee.202103059
Citation: NI Mazelang, MU Yongjie, XUE Xiaofei, ZHANG Lili, SU Bensheng, CAO Zhiqi. Advanced total nitrogen removal by the column of one-stage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 coupled slow-release carbon source[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7): 2468-2479. doi: 10.12030/j.cjee.202103059

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缓释碳源滤柱深度去除总氮

    通讯作者: 张丽丽(1977—),女,博士,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水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E-mail:zhanglili03@bewg.net.cn
    作者简介: 尼马泽郎(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水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E-mail:nyimatsering20@163.com
  • 1.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 2.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北控水务研究院,北京 100102
基金项目:
北控水务集团自主科技立项课题(ZZLX-2018-05)

摘要: 在SBR中进行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的启动驯化,并在达到稳定运行时,让SBR出水进入不同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的滤柱中,进行深度脱氮研究。结果表明,在SBR中经过176 d的启动驯化,成功实现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的稳定运行,进水NH+4-N为100 mg·L−1NH+4-N去除率达98%,TN去除率达73%。AOB及Anammox菌活性分别提高至8.6 mg·(h·g)−1和12.6 mg·(h·g)−1,而NOB活性小于1.0 mg·(h·g)−1;在15 ℃低温条件下的深度脱氮研究中,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的滤柱具有最佳的脱氮效果,出水TN小于5 mg·L−1,平均出水COD值为19.3 mg·L−1,该滤柱中通过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和反硝化反应的共同作用完成深度脱氮。SBR与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的滤柱组成的耦合系统平均TN去除率达96.7%,较SBR提升了28.9%。

English Abstract

  • 厌氧氨氧化(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Anammox)自1995年被发现便一直为污水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1],具有不需要外加碳源、节省曝气能耗、污泥产量少、运行成本低等优势[2-3]。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即首先好氧氨氧化菌(aerobic 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AOB)在特定溶解氧等条件下将部分NH+4-N转化成NO2-N,再通过Anammox菌代谢作用,将NH+4-N和NO2-N转化为NO3-N及N2。该工艺主要应用于处理垃圾渗滤液[4],畜禽养殖废水[5],化工废水[6]等高NH+4-N废水。然而由式(1)可知,该工艺理论TN去除率为88%,仍然有10%以上的TN以NO3-N形式存在[7-8]。导致处理高NH+4-N废水时,出水TN难以满足排放标准[9]。而且当没有完全抑制亚硝酸盐氧化菌(nitrite-oxidizing bacteria,NOB)活性时,一部分进水NH+4-N被转化成NO3-N,导致出水NO3-N高于理论值[5]。因此,为使出水满足排放标准,应对出水NO3-N进行深度处理。

    目前用于深度去除NO3-N的传统反硝化工艺,需要投加葡萄糖、甲醇、乙酸钠等有机碳源,存在投加量难以控制、影响出水水质、运行维护困难,以及易造成二次污染等诸多问题[10-11]。经济高效的硫自养反硝化工艺也被报道用于该类废水的深度脱氮,但需要消耗碱度,并且产生的大量硫酸盐会增加水体发黑变臭的潜在风险[12]。氢自养反硝化工艺,因氢气的制备及存储等问题,导致运行成本增加,且存在安全问题[13]

    近年来,将固相缓释碳源作为反硝化碳源,逐渐成为研究及应用的热点。玉米芯,麦秆等天然固相碳源释碳不稳定,且含有非碳成分[14-15]。而高分子聚合物缓释碳源具有碳源释放缓慢,可长效释碳,且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的优点[16-18]。高分子聚合物中聚羟基脂肪酸酯(polyhydroxyalkanoates,PHAs)是最合适用于反硝化脱氮的固体基质[19],其反硝化速率远高于麦秆等天然有机物质,且PHAs的成本较低[20]。近年来,PHAs中的聚羟基丁酸/戊酸酯(PHBV)作为反硝化碳源和生物膜载体的研究逐渐增多,显示了PHBV应用于生物反硝化脱氮领域的巨大潜力[21-22]。然而,目前将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与含有缓释碳源的滤柱耦合起来进行深度脱氮的研究鲜有报道。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使用序批式反应器(sequencing batch reactor,SBR)研究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的启动驯化,当系统达到稳定运行后,其出水利用含有新型缓释碳源PHBV的滤柱进行深度脱氮,考察了不同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的滤柱中的运行效果,探索了缓释碳源的最佳体积填充比,为工程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 图1所示。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SBR为不锈钢材质,内径为23 cm,外径为34 cm,高度为50 cm,有效容积为18 L,排水比50%。反应器外层为水浴加热层,温度维持在30 ℃左右,反应器设有搅拌装置。由曝气泵和钛合金曝气头(曝气头孔径为10 μm,直径80 mm,高50 mm)来实现连续曝气,曝气量由气体流量计控制。反应器由PCL控制系统实现自动控制。运行总周期为12 h,进水12 min,曝气搅拌635 min,静置60 min,排水13 min。

    滤柱均由有机玻璃制成,有效容积500 mL,按不同体积填充比将缓释碳源与火山石进行混合填充(1%、5%、10%、15%、25%),并设置空白组(只填充火山石,无缓释碳源)。实验采用PHBV为缓释碳源,PHBV具有生物可降解性和在水中的不可溶性这2个特点,为淡褐色颗粒状,购于宁波天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SBR接种污泥取自某污水处理厂厌氧氨氧化反应器。接种污泥混合液悬浮固体质量浓度(MLSS)为6 858 mg·L−1,混合液挥发性悬浮固体质量浓度(MLVSS)为3 580 mg·L−1。各滤柱中活性污泥采用自然挂膜培养。

    SBR进水分别以(NH4)2SO4、NaNO2及NaHCO3作为 NH+4-N、NO2-N和碱度的来源。各阶段投加营养盐10 mg·L−1 KH2PO4、5.6 mg·L−1 CaCl2·2H2O、300 mg·L−1 MgSO4·7H2O、1 250 mg·L−1 NaHCO3,以及微量元素Ⅰ1.25 mg·L−1和微量元素Ⅱ1.25 mg·L−1[23]。各滤柱的进水为SBR稳定运行阶段的出水。

  • 在SBR中进行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的启动驯化及稳定运行,各阶段运行参数如表1所示。首先进水NH+4-N、NO2-N按照1∶1配制,Anammox菌活性恢复后通过逐步提高进水NH+4-N和NO2-N配比、精确控氧曝气和投加羟胺的调控方式,完成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的启动。进水氮素质量浓度以曝气搅拌阶段初期为准;当SBR达到稳定运行后,将出水存至中间水箱,再通过蠕动泵进入不同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的滤柱。在15 ℃,pH为7.8~8.0,水力停留时间(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HRT)为 2.5 h,进水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 DO)为(4.20±0.3) mg·L−1的条件下,考察不同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的滤柱的脱氮效果,以探究提高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TN去除率的有效方法。

  • 各项指标测定方法均按照国标法[24]测定。NH+4-N: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NO2-N:N-(1-萘基)-乙二胺分光光度法;NO3-N:紫外分光光度法;MLVSS /MLSS:称重法;COD采用美国哈希快速消解仪;pH、DO、温度采用德国WTW 3430测定仪测定。在SBR各阶段末,参考张凯等[25]的方法测定污泥活性。

    根据厌氧氨氧化反应和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的化学计量比方程可知,在NOB活性被抑制条件下,SBR中,厌氧氨氧化反应NH+4-N去除质量浓度NA、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NH+4-N去除质量浓度NPN-A和理论NO3-N积累质量浓度TNO3分别按式(2)、式(3)和式(4)计算。

    式中:NA为厌氧氨氧化反应NH+4-N去除质量浓度,mg·L−1NPN-A为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NH+4-N去除质量浓度,mg·L−1TNO3为理论NO3-N积累质量浓度,mg·L−1CNO2,in进水NO2-N质量浓度,mg·L−1CNO2,out出水NO2-N质量浓度,mg·L−1CNH+4,in进水NH+4-N质量浓度,mg·L−1CNH+4,out出水NH+4-N质量浓度,mg·L−1

  • 1)脱氮性能分析。在SBR中通过逐步提高进水NH+4-N和NO2-N配比、精确控氧曝气和投加羟胺的调控方式,完成从厌氧氨氧化反应向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的转变。因为SBR排水比为50%,剩余的50%中含有上周期未去除完全的NH+4-N以及生成的NO3-N,故各阶段进水完毕后反应器内实际NH+4-N值大于配水值。各阶段脱氮效果见图2~图6

    第Ⅰ阶段(1~7 d)是Anammox菌适应阶段。进水NH+4-N和NO2-N配比为1∶1,其质量浓度均为50 mg·L−1,曝气量为50 mL·min−1,反应器中仅发生厌氧氨氧化反应。在第7天时NH+4-N去除率达95%,NO2-N去除率达到62%,且实际NO3-N积累质量浓度低于理论NO3-N积累质量浓度。这说明反应器内Anammox菌活性良好,且抑制了NOB的活性[26]

    第Ⅱ阶段(8~65 d)致力于提高AOB活性。为避免因NO2-N积累而导致Anammox菌活性的抑制[27],从第8天开始调整进水NH+4-N和NO2-N配比为2:1(进水NH+4-N为50 mg·L−1,进水NO2-N为25 mg·L−1)。此后的35 d内,NH+4-N去除率仅为(50±2)%,表明此时AOB活性较低。反应器内AOB活性不足是影响整个去除效果的关键原因[28],投加羟胺可抑制NOB活性,并且通过提高羟胺氧化酶(HAO)活性来刺激AOB的活性[29-30]。43~53 d每天投加10 mg·L−1羟胺,此后NH+4-N去除率提高到98%。投加羟胺后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NH+4-N去除质量浓度由(11±2) mg·L−1升高到(28±2) mg·L−1,一段式NH+4-N去除贡献率稳定在64%左右,说明AOB活性得到显著提高。

    第Ⅲ阶段(66~86 d)进水NH+4-N质量浓度提高至75 mg·L−1NH+4-N容积负荷达0.15 kg·(m3·d)−1,且按理论需氧量将曝气量提高至75 mL·min−1。由于曝气量的提高可刺激NOB活性,实际NO3-N积累质量浓度高于理论NO3-N积累质量浓度(5 mg·L−1以上)。73~80 d每天投加10 mg·L−1的羟胺以抑制NOB活性,至第85天实际NO3-N积累质量浓度接近理论NO3-N积累质量浓度,且一段式NH+4-N去除贡献率稳定在70%左右。

    第Ⅳ阶段(86~102 d)提高进水NH+4-N至100 mg·L−1,相应提升曝气量至100 mL·min−1,同时86~91 d每天投加10 mg·L−1羟胺。至第102天,反应器内AOB活性不断增强,TN和NH+4-N去除率分别稳定在(60±2)%和(68±3)%。至此,一段式NH+4-N去除贡献率约为51%。

    第Ⅴ阶段(103~128 d)调整进水NH+4-N和NO2-N配比为10∶1,进水NO2-N为10 mg·L−1。此阶段NH+4-N去除率由59%逐渐提升至68%,TN去除率由46%逐渐提升至55%。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NH+4-N去除质量浓度由58 mg·L−1逐渐增长到72 mg·L−1,一段式NH+4-N去除贡献率达90%以上。123~128 d每天投加10 mg·L −1羟胺,使实际NO3-N积累质量浓度与理论NO3-N积累质量浓度相当。上述结果表明在长期运行中,阶段性投加羟胺有助于反应器的稳定运行,这与李佳等[31]的研究结果一致。

    第Ⅵ阶段(129~176 d)为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稳定运行阶段。NH+4-N负荷不变,进水NH+4-N为100 mg·L−1,无NO2-N添加。反应器中完成由厌氧氨氧化反应到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的转变,至第175天,一段式NH+4-N去除贡献率约为100%,NH+4-N去除率达98%。

    2)化学计量比分析。在实验过程中进行化学计量比分析,由此可以判断反应器中的脱氮途径[32]。由厌氧氨氧化反应方程式可知,厌氧氨氧化反应ΔNO3-N/ΔNH+4-N和ΔTN/ΔNH+4-N的理论值分别为0.26和2.0。而由式(1)可知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ΔNO3-N/ΔNH+4-N和ΔTN/ΔNH+4-N的理论值分别为0.11和0.88。

    图7所示,第Ⅰ阶段ΔTN/ΔNH+4-N在2左右,各阶段逐渐下降,最终在第Ⅵ阶段稳定在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的理论值0.88左右,说明随着进水参数的调整,AOB活性逐渐增强且一段式NH+4-N去除贡献率逐渐升高。

    在第Ⅰ~Ⅴ阶段,ΔNO3-N/ΔNH+4-N波动较大,为0~0.3。高于0.26的原因可能为反应器中存在NOB将部分NO2-N转化为了NO3-N,在投加羟胺后,ΔNO3-N/ΔNH+4-N便下降至理论值0.26~0.11。有研究也发现,ΔNO3-N/ΔNH+4-N低于理论值的现象[33],本研究中因为所接种污泥长期在厌氧状态下保存,故推测在接种初期反应器内存在反硝化反应。第Ⅵ阶段ΔNO3-N/ΔNH+4-N稳定在0.11左右,表明此时反应器中NOB活性被抑制,反硝化作用停止,且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占绝对优势。

    第Ⅰ~Ⅴ阶段,各阶段初期ΔNO2-N/ΔNH+4-N高于进水NO2-N/NH+4-N,说明各阶段初期AOB活性不足,进水NH+4-N未被完全消耗,但在各阶段末ΔNO2-N/ΔNH+4-N十分接近进水NO2-N/NH+4-N,说明各阶段中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效果逐步提升。化学计量比的阶段性变化也说明,经过176 d的培养,反应器中完成由厌氧氨氧化反应到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的转变。

    3)功能菌活性分析。为探究启动过程中各功能菌活性变化,在各阶段末取混合污泥,进行批式实验来测定其活性。如图8所示,接种初期Anammox菌活性为4.6 mg·(h·g)−1,第126天提升至10.6 mg·(h·g)−1。第Ⅵ阶段,经过44 d培养,Anammox菌活性提升至12.6 mg·(h·g)−1。张凯等[25]通过不断缩短HRT强化Anammox菌活性,经过188 d培养,Anammox菌活性增加至7.7 mg·(h·g)−1。MIAO等[34]在成功启动的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SBR中,经过178 d的稳定运行,Anammox菌活性由0.6 mg·(h·g)−1提升到1.2 mg·(h·g)−1

    经过170 d培养后,AOB活性由1.2 mg·(h·g)−1提升至8.6 mg·(h·g)−1,并且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NH+4-N去除质量浓度逐渐提高,证明AOB活性是影响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活性的关键因素[28]。李军等[35]使用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处理中低浓度废水,达到稳定运行时,AOB和Anammox菌活性分别为16.7 mg·(h·g)−1和9.2 mg·(h·g)−1,也证明了AOB活性的重要影响。

    本研究中AOB和Anammox菌活性逐渐上升,而NOB活性始终维持在1.0 mg·(h·g)−1以下,AOB和Anammox菌活性远大于NOB,这更有利于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的稳定运行。

  • 1)不同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滤柱的脱氮效果分析。在15 ℃低温条件下,对SBR稳定运行阶段(147~176 d)出水进行深度脱氮研究。各滤柱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10%、15%、25%,并设无缓释碳源添加的空白组。由于各滤柱进水中有SBR出水悬浮污泥且进水桶中DO约为4.2 mg·L−1,为滤柱中的短程硝化反应创造了条件[36],所以第1~30天内所有滤柱中均发生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研究结果如图9所示。

    在第1~8天,空白组和1%滤柱NH+4-N去除量均小于为10 mg·L−1NO2-N积累量为(3.5±0.5) mg·L−1,说明启动初期AOB具有一定的活性,且Anammox菌正在逐步的适应15 ℃的新条件。在15~19天,空白组和1%滤柱中的NO2-N积累量为(0.5±0.25) mg·L−1NO3-N积累量为(1.0±04) mg·L−1,且NH+4-N去除量均达到(15.2±2.5) mg·L−1,说明空白组和1%滤柱中,只发生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

    5%~25%滤柱中Anammox菌也逐渐适应新环境。第15~19天,NH+4-N去除量分别达到(18.4±0.6)、(16.5±0.8)、(15.9±0.6)、(15.8±0.8) mg·L−1,其中10%滤柱、15%滤柱和25%滤柱中NH+3-N去除量始终与空白组基本一致,但5%滤柱中NH+3-N去除量较高,推测5%滤柱中碳源不足,故具有短程反硝化效果,进一步促进了NH+4-N的去除[37]。从第5天开始,随着反硝化菌(denitrifying bacteria,DNB)的富集,至第30天NO3-N去除量分别增至7.0、13.3、28.3、28.2 mg·L−1,说明较低的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不利于DNB对NO3-N的去除[38]。5%~25%滤柱中成功实现了反硝化反应与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的共存。李昂等[39]在PHBV和沸石的分区式耦合反应器中实现厌氧氨氧化反应与反硝化反应耦合系统的启动。LI等[40]研究表明,在反应器中添加固态碳源聚己内酯对反应器出水未造成不良影响。

    由于滤柱中微生物是自然挂膜生成,所以各滤柱中缓释碳源溶解性有机物的产生与消耗保持稳定状态,未出现启动初期出水COD过高的情况[39,41],1%~25%滤柱平均出水COD值分别为11.2、14.3、17.3、19.3、32.9 mg·L−1。由图10可知,15%滤柱和25%滤柱的TN去除率均达到93.8%,说明15%滤柱和25%滤柱均可提供充足碳源。综合考虑脱氮效果、出水COD和缓释碳源填充量,得出在该运行条件下,最佳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

    2)耦合系统TN去除效果分析。对SBR与15%滤柱组成的耦合系统进行TN去除效果分析。由图11可知,因为第5天15%滤柱中出现反硝化作用,且Anammox菌适应了滤柱中的环境而提升了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的反应效果,故第5天开始耦合系统TN去除率开始升高。耦合体系在第22 天达到最佳脱氮效果,第22~30天,SBR进水TN为(125±4) mg·L−1,SBR出水TN为(40±5) mg·L−1,但15%滤柱中出水TN小于5 mg·L−1。第22~30天,SBR中平均TN去除率为67.8%,而耦合系统平均TN去除率达96.7%以上,TN去除率增高了28.9%,比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理论TN去除率高8.7%。在目前报道的提升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TN去除率的研究中属于较高水平[42-43]

  • 1)通过逐步提高进水NH+4-N和NO2-N配比、精确控氧曝气和投加羟胺的调控方式,成功启动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器,最终NH+4-N去除率达98%,TN去除率达73%,ΔNO3N/ΔNH+4-N和ΔTN/ΔNH+4-N 稳定在理论值0.11和0.88左右。

    2)阶段性投加羟胺,对刺激AOB的活性和抑制NOB的活性有显著效果,最终AOB和Anammox菌活性分别提高至8.6 mg·(h·g)−1和12.6 mg·(h·g)−1,而NOB活性低于0.5 mg·(h·g)−1

    3)在15 ℃低温条件下,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的滤柱具有最佳的脱氮效果,出水TN小于5 mg·L−1,平均出水COD值为19.3 mg·L−1,且碳源的释放与消耗保持稳定状态。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的滤柱中在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与反硝化反应的共同作用下完成深度脱氮。

    4) SBR与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的滤柱组成的耦合系统中平均TN去除率达到96.7%,与SBR相比,TN去除率提升了28.9%,且比一段式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反应理论TN去除率高8.7%。通过SBR与缓释碳源体积填充比为15%的滤柱的耦合,TN去除率得到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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