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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消毒工艺对病毒的灭活

董慧峪, 李凌菲, 刘沛峰, 张君枝, 强志民. 饮用水消毒工艺对病毒的灭活[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7): 1718-1727. doi: 10.12030/j.cjee.202002138
引用本文: 董慧峪, 李凌菲, 刘沛峰, 张君枝, 强志民. 饮用水消毒工艺对病毒的灭活[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7): 1718-1727. doi: 10.12030/j.cjee.202002138
DONG Huiyu, LI Lingfei, LIU Peifeng, ZHANG Junzhi, QIANG Zhimin. Inactivation of virus by drinking water disinfection proces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7): 1718-1727. doi: 10.12030/j.cjee.202002138
Citation: DONG Huiyu, LI Lingfei, LIU Peifeng, ZHANG Junzhi, QIANG Zhimin. Inactivation of virus by drinking water disinfection proces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7): 1718-1727. doi: 10.12030/j.cjee.202002138

饮用水消毒工艺对病毒的灭活

    作者简介: 董慧峪(1983—),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饮用水深度处理与消毒。E-mail:hydong@rcees.ac.cn
    通讯作者: 强志民(1970—),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饮用水深度处理与输配。E-mail:qiangz@rcees.ac.cn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878648,51525806);北京建筑大学2019年实培项目
  • 中图分类号: X703

Inactivation of virus by drinking water disinfection process

    Corresponding author: QIANG Zhimin, qiangz@rcees.ac.cn
  • 摘要: 饮用水中的病毒会引发人体健康风险,故消毒是饮用水生物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比较不同消毒工艺对病毒的灭活效果,在总结水介质中常见病毒的种类及特性的基础上,围绕当前饮用水处理中广泛应用的消毒工艺(氯、氯胺、臭氧、二氧化氯、紫外线),梳理了各种消毒工艺的原理、影响因素、消毒效果及实际应用中的问题。鉴于消毒工艺进水水质对病毒灭活效果影响较大,且饮用水常规、深度处理工艺均可直接、间接强化对病毒的去除效果,故提出“常规处理+深度处理+消毒”协同高效运行的饮用水多级屏障处理工艺,以有效控制病毒等致病微生物引发的饮用水水质风险。
  • 间甲酚是酚类化合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物质,广泛存在于煤化工、石油化工、制药废水等工业废水中,它的存在是造成工业废水难被生物降解的原因之一,具有腐蚀性和强烈刺激性,已被美国环保署列为11种难降解酚类化合物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水污染优先控制污染物黑名单中的一类。间甲酚的处理技术一般采用高级氧化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使间甲酚转化为其他小分子脂肪族化合物或完全矿化,为煤气化废水的治理奠定了基础[1-3]

    催化臭氧氧化法利用O3,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产生了氧化能力极强的 · OH,以降解水中的有机物,具有反应速度快、不产生污泥和二次污染、显著提高废水可生化性等优点[4-6],但其O3转化率较低,工艺成本比较高。在此体系中加入H2O2后,H2O2和O3协同作用,可以显著加快O3分解产生 · OH的速率,既能提高处理效果,又能帮助降低经济成本。为了获得这一优势,可以将O3和H2O2进行联用。催化臭氧氧化技术常选用非均相氧化法,催化剂多以金属氧化物、金属负载于载体上及经金属改进的沸石、活性炭为主 [7]。与均相催化剂相比,非均相催化剂具有活性高、流失少、便于回收等优点,因此,选用非均相催化剂投入到O3/H2O2体系中进行考察其处理效果。

    本研究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制备了Fe-Mn/γ-Al2O3催化剂,考察O3氧化法、催化O3氧化法、催化H2O2氧化法以及催化O3-H2O2氧化法对间甲酚的降解效果,系统分析了pH、空速等对催化O3-H2O2氧化间甲酚的影响,同时表征了催化剂的性能,并对比了4种催化氧化条件下的氧化产物,为2种技术联用降解煤化工废水提供了参考。

    间甲酚(99.8%)购自百灵威化学技术有限公司,H2O2 (30%) 购自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九水合硝酸铁、硝酸锰、硫代硫酸钠、甲醇、二氯甲烷购自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草酸钛钾购自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碘化钾购自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可溶性淀粉购自沈阳市新西试剂厂,pH计购自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型号为PHSJ-3F。

    使用的Fe-Mn/γ-Al2O3催化剂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制备。具体的制备过程为:称取50 g Al2O3小球,按Fe、Mn质量分数为4%和0.5%的比例,分别加入硝酸铁及硝酸锰,配成等体积的浸渍液,浸渍24 h,放入120 ℃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2 h,把得到的催化剂放入马弗炉中,在空气氛围下,以3 ℃·min−1的升温速度升至530 ℃,恒温焙烧3 h,冷却至室温,得到催化剂Fe-Mn/γ-Al2O3

    SEM表征采用Carl Zeiss Jena公司的FE-SEM SUPRA 55电镜,操作电压为20 kV。

    X射线衍射(XRD)谱图在Panalytical X’pert PRO型的粉末衍射仪上测定,扫描的角度为10°~90°,管电压为40 kV,管电流为40 mA。

    X射线荧光光谱(XRF)采用荷兰Philips公司Magix X型,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测定无机元素,测定条件:电压40 kV,电流40 mA。

    X射线光电子波谱(XPS)在ESCALAB 250Xi仪器上测定,选用A1Kα射线,结合能(BE)通过C1s峰的位置((284.6 ± 0.2) eV)进行校正。

    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及孔隙结构使用Quanta仪器公司的NOVAe型全自动比表面和孔隙度分析仪测定,将样品预先在真空条件下于90 ℃和300 ℃分别处理0.5 h和5 h,以氮气为吸附质于77 K恒温吸附。通过N2吸附等温线和BET方程计算比表面积,采用t-plot法计算微孔比表面积,采用BJH法计算总孔容及平均孔径。

    在反应器床层中加入100 mL Fe-Mn/γ-Al2O3催化剂,间甲酚溶液加入一定量的H2O2后,通过计量泵将混合溶液通入到玻璃反应器中,O3气体由氧气通过臭氧发生器制得,经反应器底部的曝气头通入反应器,形成微小O3气泡,与反应液进行充分接触,每隔固定时间,由反应装置尾部的气液分离罐中取样,通过0.45 μm滤膜后,测量出水TOC、间甲酚的浓度以及出水中剩余O3和H2O2的含量。水中残余O3及O3尾气均用碘量法测定。本实验装置流程见图1

    图 1  实验装置流程图
    Figure 1.  Flow diagram of experiment set up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间甲酚的浓度进行测定,选用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P1201型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分析,色谱柱采用依利特C18色谱柱(4.6 mm × 250 mm, 5 µm),流动相为甲醇∶水=80∶20(体积比),流速为1.0 mL·min−1,紫外检测波长为272 nm。TOC采用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TOC -VCPH/CPN分析仪进行测定。使用GC-MS法对中间产物进行分析,通过Thermo DSQⅡ 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色谱柱:DB-5(30 m×0.25 mm)。分析前,将溶液进行处理,用H2SO4调节至pH= 2,用二氯甲烷萃取,无水硫酸钠脱水后浓缩保存。

    出水的有机物相对分子质量采用LC-OCD法进行分析,使用德国DOC-Labor公司生产的LC-OCD液相色谱有机碳联用仪,测定出水中氧化降解生成的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

    依据我国建设部发布的《臭氧发生器臭氧浓度、产量、电耗的测量》(CJ/T 3028.2-1994)中的规定,采用碘量滴定法对O3尾气含量和出水中O3含量进行测定。在催化O3氧化反应的过程中,O3转化率的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CU=(CTCRCG)CT×100% (1)

    式中:CU为O3转化率;CT为O3总投加量,mg;CR为水中剩余O3量,mg;CG 为尾气中O3含量,mg。

    采用钛盐分光光度法测定H2O2浓度[8],采用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722型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H2O2转化率及出水中H2O2含量的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CV=(CICO)CI×100% (2)

    式中:CV为H2O2转化率;CI为进水H2O2浓度,mg·L−1CO为出水H2O2浓度,mg·L−1

    可以看出,催化O3氧化和催化H2O2氧化这2种高级氧化技术都是在反应过程中,首先生成具有强氧化性的 · OH,然后再由 · OH氧化降解有机污染物。因此,在实验中引入协同因子AF值来进行协同作用的评价[9]。在O3-H2O2联用体系中,其协同因子(AF)值(FAF)可通过式(3)计算得出。

    FAF=X1X2+X3 (3)

    式中:FAF为协同因子;X1为催化O3-H2O2法处理废水的TOC去除率;X2为催化O3氧化法处理废水的TOC去除率;X3为催化H2O2氧化法处理废水的TOC去除率。

    因此,当FAF大于1时,说明在此催化剂的作用下,O3和H2O2有协同效果。

    图2(a)图2(b)分别为催化剂载体γ-Al2O3的SEM图,图2(c)图2(d)分别为制备的催化剂Fe-Mn/γ-Al2O3的SEM图。可以看出,活性组分在载体表面负载良好,催化剂表面结构规整,粗糙程度较大,表明制备出的Fe-Mn/γ-Al2O3催化剂活性组分分散均匀,接触面积较大。

    图 2  γ-Al2O3载体和Fe-Mn/γ-Al2O3催化剂的SEM图
    Figure 2.  SEM images of γ-Al2O3 support and Fe-Mn/γ-Al2O3

    图3为Fe-Mn/Al2O3催化剂的XRD表征图谱。在2θ= 37.604°、45.79°、67.307°出现的衍射峰对应了 (311)、(400)、(440) 晶面,d值分别为2.39,1.98和1.39 nm,归属于γ-Al2O3[10];在2θ= 24.298°、33.389°、35.833°、49.784°和54.457°出现的衍射峰的d值分别为3.66、2.68、2.50、1.83和1.68 nm,对应了 (012)、(104)、(110)、(024) 和 (116) 晶面,归属于赤铁矿型α-Fe2O3[11]。催化剂的XRD谱图中未检测到负载Mn的衍射峰,这可能是由于Mn的负载量较少,在载体表面高度分散以及各金属颗粒过小等原因造成的。

    图 3  Fe-Mn/γ-Al2O3催化剂的XRD图
    Figure 3.  XRD patterns of Fe-Mn/γ-Al2O3

    载体γ-Al2O3和催化剂Fe-Mn/γ-Al2O3的表面结构性质如表1所示。由此可知:载体在浸渍了金属盐溶液制备成催化剂后,比表面积减小,原因可能为载体的孔内负载上了金属氧化物;总孔容和孔径减小是由于金属硝酸盐在焙烧时,硝酸根离子转化为NOx气体析出。制备出的催化剂Fe-Mn/γ-Al2O3的比表面积为181.08 m2·g−1。从平均孔径可以看出,该催化剂为中孔结构。总孔容为0.44 cm3·g−1,说明该催化剂有较为良好的多孔结构和比表面积,有利于催化反应的进行。

    表 1  γ-Al2O3及Fe-Mn/γ-Al2O3的物理吸附测试
    Table 1.  Physical adsorption test of γ-Al2O3 and Fe-Mn/γ-Al2O3
    材料种类比表面积/ (m2·g−1)平均孔径/ nm
    γ-Al2O3189.597.95
    Fe-Mn/γ-Al2O3181.0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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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XRF对Fe-Mn/γ-Al2O3催化剂中重要化学元素组成及含量进行表征。经分析,催化剂中的活性组分Fe在Fe-Mn/γ-Al2O3催化剂的质量分数为4.013%,活性组分Mn在Fe-Mn/γ-Al2O3催化剂的质量分数为0.537%,另外还含有少量Na、Ca、Si、S等元素。

    对反应前后的Fe-Mn/γ-Al2O3催化剂表面进行XPS测试。由图4可以看出,新鲜Fe-Mn/γ-Al2O3催化剂的Fe2p1/2及Fe2p3/2的电子结合能分别为724.98 eV和711.56 eV,参与反应后的催化剂的Fe2p1/2及Fe2p3/2的电子结合能分别为725.98 eV和711.95 eV。Fe的2p峰对应于Fe2O3[12-14],且Fe2p3/2存在关联卫星峰,卫星峰的位置比Fe2p3/2峰高8 eV,故反应前、后的催化剂中活性组分Fe都是以Fe2O3形式存在的,这与XRD的表征结果[14-16]一致,且氧化物在反应前、后无变化,较为稳定。反应前、后Mn的XPS表征结果如图5所示,由于其含量较少,未测出其对应的明显特征峰。

    图 4  催化剂参与反应前后Fe元素的XPS图
    Figure 4.  XPS Fe spectra of catalyst before and after used
    图 5  催化剂参与反应前后Mn元素的XPS图
    Figure 5.  XPS Mn spectra of catalyst before and after used

    催化剂表面氧的存在形式对催化剂的活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图6是反应前、后Fe-Mn/γ-Al2O3催化剂表面的O1s的XPS图,可以看出,O1s峰是对称的,说明催化剂表面的氧以化合物状态存在[17]。反应后的O1s峰结合能从531.07 eV升高到531.53 eV,峰面积有显著减小,O含量从87.95%下降到71.95%,这说明催化剂表面的O1s在反应前、后发生了变化。对反应前、后的O1s进行分峰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新鲜及使用后的催化剂表面O1s分峰拟合结果可以得到2个拟合峰。随结合能的增加,依次对应晶格氧和吸附氧[18]。吸附氧含有较高的流动性,能够参与到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根据催化剂参与反应后的表面O1s分峰拟合结果,可以看出,吸附氧含量略有降低,说明其催化活性在反应后有下降[19],但实际差别很小,催化剂性质较为稳定。

    表 2  Fe-Mn/γ-Al2O3催化剂表面的O1s XPS图谱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O1s XPS spectra on the surface of Al2O3 catalyst
    催化剂电子结合能/eV峰面积占比/%
    OadOLOadOL
    新鲜催化剂531.37530.5784.5615.44
    反应后的催化剂532.03530.8783.08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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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催化剂参与反应前后O1s的XPS图
    Figure 6.  XPS O1s spectra of catalyst before and after using

    首先,在单独使用催化O3氧化技术时,考察不同O3投加量下对间甲酚的转化率、TOC去除率、O3残余量及O3转化率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7所示。从图7(a)可以看出,在O3流量为37 mL·min−1,通入间甲酚溶液的流量为600 mL·h−1,反应时间为10 min的条件下,O3投加量越多,对间甲酚的氧化效果越好,当O3浓度达到60 mg·L−1时,间甲酚转化率接近100%,TOC去除率接近45%,在此过程中,间甲酚被转化成其他有机物,还可以进一步被降解;当O3浓度达到130 mg·L−1时,TOC去除率可达60%左右,此时继续增加O3投加量,无法使TOC去除率有更大幅度的提高,间甲酚转化率为100%。从图7(b)图7(c)可以看出,尾气及出水中残余的O3量也随着O3投加量的增加而越来越高,故提高O3投加量虽然可使TOC的去除效率得到提高,但过量将会导致过多的O3没有被有效利用,引起O3转化率下降。当O3浓度为130 mg·L−1时,尾气及出水中残余O3量均较小,O3转化率也在此时达到最高。

    图 7  催化O3氧化条件下O3投加量的影响
    Figure 7.  Effects of O3 dosage on catalytic O3 oxidation

    与单独O3催化氧化相比,H2O2的量在一定合适范围内,可与O3反应生成HO2/O2等物质,HO2继而能与O3反应产生O3,其迅速质子化产生 · OH,且H2O2解离出的HO2分解O3的能力要比OH 高5个数量级,故H2O2是比传统OH更有效的O3分解引发剂[20-22]。在O3投加量设定为481 mg·L−1废水的条件下,考察H2O2的投加量的影响。由图8可以看出,随着H2O2投加量的增加,TOC去除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在H2O2的投加量为211 mg·L−1时趋于平稳,TOC去除率接近70%且经济合理,间甲酚大部分已被转化为其他有机物,可能为小分子酸[23-24]。因此,O3与H2O2在一定投加配比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利用二者的氧化作用并产生协同效果,即最佳实验条件:在通入间甲酚溶液的流量为600 mL·h−1,反应时间为10 min,O3投加量481 mg·L−1废水时,H2O2的投加量为211 mg·L−1

    图 8  催化O3-H2O2氧化条件下H2O2投加量的影响
    Figure 8.  Effects of H2O2 dosage on catalytic O3-H2O2 oxidation

    图9中可以看出,在3种O3投加浓度下,随着H2O2投加量的增多,TOC去除率均呈先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且均有最佳协同点。并呈现一定的规律:通入O3的浓度越高,对应此现象出现的H2O2投加量越小。

    图 9  催化O3-H2O2氧化在不同O3浓度条件下H2O2投加量的影响
    Figure 9.  Effects of H2O2 dosage at different O3 concentrations on catalytic O3-H2O2 oxidation

    此外,由图9可知,在特定O3投加量的条件下,调节H2O2投加量并不能使其去除效果高于更高浓度的O3投加量的去除效果,即当O3投加量较低时,即使加入更多的H2O2,也不能使TOC及间甲酚有更好的去除效果,也可以得出O3投加量比H2O2投加量对于去除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

    当确定实验最佳O3投加量为481 mg·L−1废水时,H2O2的投加量为211 mg·L−1,在通入间甲酚溶液的流量为600 mL·h−1,反应时间为10 min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进水的初始pH对氧化效果的影响。由图10可知,pH对反应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不同pH的条件下,催化O3-H2O2氧化技术对间甲酚的氧化效果均优于催化O3氧化和催化H2O2氧化技术的效果。由图11出水pH可以看出,催化O3-H2O2氧化和催化H2O2氧化的出水pH均为酸性,说明间甲酚被氧化降解后产生了小分子酸类物质。催化H2O2氧化的出水pH高于催化O3氧化和催化O3-H2O2氧化法的出水pH,可能原因为间甲酚被氧化分解为其他芳香族物质,没有进一步氧化成小分子酸,故氧化的效果不如催化O3氧化和催化O3-H2O2氧化。

    图 10  初始pH对催化O3-H2O2氧化间甲酚去除效果的影响
    Figure 10.  Effects of initial pH on TOC removal and m-cresol conversion by catalytic O3-H2O2 oxidation
    图 11  进水pH对催化O3-H2O2氧化间甲酚出水pH的影响
    Figure 11.  Effects of initial pH on ultimate pH on catalytic O3-H2O2 oxidation

    为进一步提高TOC去除率,考察进水的体积空速对模型废水的降解效果的影响。体积空速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体积催化剂处理的废水体积。由图12可以看出,当O3投加量为481 mg·L−1废水时,H2O2的投加量为211 mg·L−1,在通入间甲酚溶液的流量为600 mL·h−1,溶液初始pH为6.7,反应时间为10 min的条件下,保证O3投加量不变,改变空速,间甲酚均可以完全转化,TOC去除率随着空速增大而降低,原因在于气水相与催化剂的接触时间短,气、液、固三相没有充分反应便脱离反应器。但总体来说,空速为1~8 h−1时,空速的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图 12  体积空速对催化O3-H2O2氧化处理间甲酚的影响
    Figure 12.  Effects of HLSV on catalytic O3-H2O2 oxidation

    在O3投加量为481 mg·L−1,O3浓度为130 mg·L−1,流量为37 mL·min−1,反应时间为10 min,空速为6 h−1,H2O2的投加量为211 mg·L−1,进水pH为6.7的最佳实验条件下,以不加催化剂只通O3氧化作为空白实验,分别做催化O3氧化、催化H2O2氧化和催化O3-H2O2氧化处理间甲酚废水,将出水中间产物分别做GC-MS和LC-OCD分析。

    间甲酚降解产物的总离子色谱图如图13所示。从GC-MS结果来看,O3氧化法将间甲酚转化成二甲基对苯醌(t=16.053 min)、邻苯二甲酸二丁酯(t=26.733)及长链酸等物质;催化H2O2氧化及催化O3氧化均可将间甲酚完全转化,催化O3氧化使间甲酚转化为呋喃酮类(t=16.053 min)、2-烷基-5-甲基-1,4苯醌(t=17.097 min)、邻苯二甲酸二丁酯(t=26.773 min)及邻苯二甲酸酯类(t=28.302、31.593 min)等。单独O3氧化、催化O3氧化及催化H2O2氧化这3种氧化技术的中间产物均存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类,这种物质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一种,较难生物降解。在催化O3及H2O2的协同作用下,可将中间产物邻苯二甲酸酯类及对苯醌类完全降解,将间甲酚氧化成链状烷烃类物质。同时,单独O3氧化、催化H2O2氧化这2种氧化技术的出水仍存在大量酯类化学物质,催化O3氧化法的出水在t=28~32 min内的物质几乎被氧化,而在催化O3-H2O2氧化法的协同作用下,有机物几乎完全被矿化,出水结果明显优于上面3种方法。这也证明了协同作用下的氧化效果更好。

    图 13  几种氧化法降解间甲酚产物的总离子色谱图
    Figure 13.  TIC chromatograms of effluent of several oxidation processes

    将催化O3-H2O2联用法处理后的出水进行LC-OCD分析,出水中有机物的分子的测定谱图如图14所示,测出该水样中有机物主要集中在相对分子质量小于0.35 kDa的范围内,说明较大分子的有机分子被氧化分解,生成小分子有机酸[25],其分析结果也与GC-MS的结果相吻合。

    图 14  催化O3-H2O2降解间甲酚出水的 LC-OCD分析谱图
    Figure 14.  LC-OCD chromatograms of catalytic O3-H2O2 oxidation

    在最佳实验条件下,考察催化剂通过连续反应的催化活性的变化。图15中虚线为在同一条件下不使用催化剂的单独O3氧化和O3-H2O2反应的TOC去除率,分别为15.55%及18.53%,并进一步比较催化O3氧化和催化O3-H2O2联用氧化的氧化效果。可以看出,在使用催化剂的条件下,TOC去除率有很大的提高。催化剂在经过11 h的单独催化O3氧化连续反应后,TOC去除率比反应初始时略有下降;催化剂在经过11 h的催化O3-H2O2联用氧化连续反应期间,反应TOC去除率基本不变。说明该催化剂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催化性能基本不变,稳定性较好。

    图 15  催化剂稳定性评价
    Figure 15.  Stability evaluation of catalyst

    在O3投加量为481 mg·L−1废水,O3浓度为130 mg·L−1,流量为37 mL·min−1,反应时间为10 min,空速为6 h−1,H2O2的投加量为211 mg·L−1,进水pH为6.7的最佳实验条件下,计算出的协同因子AF为1.17 >1,因此,说明在催化剂的作用下,O3与H2O2起协同作用。

    1) 实验研究了O3氧化、催化H2O2氧化、催化O3氧化和催化O3-H2O2联用氧化技术对间甲酚的降解处理效果,根据实验结果并通过GC-MS分析可知4种氧化作用按照以下顺序依次增强:O3氧化<催化H2O2氧化法<催化O3氧化<催化O3-H2O2氧化。

    2) 在催化O3-H2O2复合氧化体系中,反应温度为室温,初始pH= 6.7,O3投加量为481 mg·L−1,O3浓度为130 mg·L−1,流量为37 mL·min−1,反应时间为10 min,空速为6 h−1,H2O2投加量为211 mg·L−1,初始间甲酚浓度为100 mg·L−1,在Fe-Mn/γ-Al2O3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间甲酚转化率及TOC去除率分别为100%、66.3%。TOC去除率在相同条件下比催化O3氧化高22.3%。协同因子AF=1.17 >1,说明催化O3-H2O2联用氧化技术具有协同效果。

    3) 催化O3-H2O2协同氧化的最终产物可将其余3种氧化技术中间产生的持久性难降解有机物裂解开环,生成开环链状烷烃类物质,几乎被全部降解,催化效果最好。

  • 图 1  人体易受病毒感染的器官及其主要病毒

    Figure 1.  Human organs susceptible to virus infection and associated viruses

    图 2  饮用水管网输配过程中无氯、有氯条件下供水节点诺如病毒感染空间分布风险评估

    Figure 2.  Assessment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imulated norovirus infection risk i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nodes in absence and presence of chlorine residual during distribution process of drinking water network

    图 3  消毒剂灭活病原微生物与控制消毒副产物生成的权衡

    Figure 3.  Tradeoff between inactivation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induced by the dose of disinfectant

    图 4  我国饮用水厂典型常规+深度处理工艺流程图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ventional + advanced treatment process in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plant of China

    图 5  我国饮用水从源头到龙头多级屏障技术体系

    Figure 5.  Multistage barrier treatment process for drinking water in China from source to tap water

    表 1  水介质中常见病毒的种类及特性

    Table 1.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iruses widely detected in aqueous media

    病毒分子生物学特征潜伏期/d感染症状免疫持久性
    肠道病毒单股正链RNA病毒,衣壳二十面体立体对称,无包膜,直径20~30 nm2~14肠胃病、中枢神经损害、心肌损害持久特异性免疫
    诺如病毒单股正链RNA病毒,球形,二十面体对称,无包膜,直径约40 nm1~2急性腹泻< 1 a
    甲型肝炎病毒单股正链RNA病毒,二十面体立体对称,无包膜,直径约27 nm15~45发烧、恶心、腹部不适、肝炎症状终身免疫
    腺病毒双链DNA病毒,二十面体对称,无包膜,直径约80 nm2~21呼吸道疾病、肠胃炎、眼球感染同型病毒的持久免疫
    轮状病毒双链RNA病毒,3层二十面体的蛋白质壳体,无包膜,直径约70 nm2~3发烧、呕吐、腹泻同型病毒的非持久免疫
    冠状病毒单股正链RNA病毒,多形,有包膜,包膜上存在棘突,直径80~200 nm2~14发热、肠胃病、咳嗽、呼吸系统感染可重复感染,免疫较困难
    病毒分子生物学特征潜伏期/d感染症状免疫持久性
    肠道病毒单股正链RNA病毒,衣壳二十面体立体对称,无包膜,直径20~30 nm2~14肠胃病、中枢神经损害、心肌损害持久特异性免疫
    诺如病毒单股正链RNA病毒,球形,二十面体对称,无包膜,直径约40 nm1~2急性腹泻< 1 a
    甲型肝炎病毒单股正链RNA病毒,二十面体立体对称,无包膜,直径约27 nm15~45发烧、恶心、腹部不适、肝炎症状终身免疫
    腺病毒双链DNA病毒,二十面体对称,无包膜,直径约80 nm2~21呼吸道疾病、肠胃炎、眼球感染同型病毒的持久免疫
    轮状病毒双链RNA病毒,3层二十面体的蛋白质壳体,无包膜,直径约70 nm2~3发烧、呕吐、腹泻同型病毒的非持久免疫
    冠状病毒单股正链RNA病毒,多形,有包膜,包膜上存在棘突,直径80~200 nm2~14发热、肠胃病、咳嗽、呼吸系统感染可重复感染,免疫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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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0-02-25
  • 录用日期:  2020-04-24
  • 刊出日期:  2020-07-01
董慧峪, 李凌菲, 刘沛峰, 张君枝, 强志民. 饮用水消毒工艺对病毒的灭活[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7): 1718-1727. doi: 10.12030/j.cjee.202002138
引用本文: 董慧峪, 李凌菲, 刘沛峰, 张君枝, 强志民. 饮用水消毒工艺对病毒的灭活[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7): 1718-1727. doi: 10.12030/j.cjee.202002138
DONG Huiyu, LI Lingfei, LIU Peifeng, ZHANG Junzhi, QIANG Zhimin. Inactivation of virus by drinking water disinfection proces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7): 1718-1727. doi: 10.12030/j.cjee.202002138
Citation: DONG Huiyu, LI Lingfei, LIU Peifeng, ZHANG Junzhi, QIANG Zhimin. Inactivation of virus by drinking water disinfection proces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7): 1718-1727. doi: 10.12030/j.cjee.202002138

饮用水消毒工艺对病毒的灭活

    通讯作者: 强志民(1970—),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饮用水深度处理与输配。E-mail:qiangz@rcees.ac.cn
    作者简介: 董慧峪(1983—),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饮用水深度处理与消毒。E-mail:hydong@rcees.ac.cn
  • 1.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饮用水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 3.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北京 1026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878648,51525806);北京建筑大学2019年实培项目

摘要: 饮用水中的病毒会引发人体健康风险,故消毒是饮用水生物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比较不同消毒工艺对病毒的灭活效果,在总结水介质中常见病毒的种类及特性的基础上,围绕当前饮用水处理中广泛应用的消毒工艺(氯、氯胺、臭氧、二氧化氯、紫外线),梳理了各种消毒工艺的原理、影响因素、消毒效果及实际应用中的问题。鉴于消毒工艺进水水质对病毒灭活效果影响较大,且饮用水常规、深度处理工艺均可直接、间接强化对病毒的去除效果,故提出“常规处理+深度处理+消毒”协同高效运行的饮用水多级屏障处理工艺,以有效控制病毒等致病微生物引发的饮用水水质风险。

English Abstract

  • 病毒是一类由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或核糖核酸(RNA))和蛋白质组成的生物大分子,其利用宿主细胞内的代谢系统来进行自身繁殖。病毒种类繁多,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ICTV)认定的病毒分类系统中以目、科、属、种为分类单元,目前已发现并鉴定的病毒有近5 000种。医学上按照临床症状将病毒分为肺部感染病毒、胃肠道感染病毒(包括腺病毒、轮状病毒、冠状病毒、星状病毒、诺如病毒等)、肝炎病毒、皮肤感染病毒和肿瘤病毒等(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肺部感染病毒(通过呼吸飞沫、气溶胶传播)、胃肠道感染病毒(通过食物、饮水传播)2种分类中均含有冠状病毒,说明冠状病毒存在通过饮用水及其形成的气溶胶为介质感染人体的风险[1]

    2019年末,在我国湖北省武汉市暴发的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我国公共卫生安全敲响了警钟。新冠病毒的暴发与流行严重威胁我国乃至全球居民身体的健康[2]。及时、有效地阻断病毒的传播途径是控制疫情蔓延的关键环节。虽然尚无实验结果直接证实病毒可通过粪-口传播,但由于在确诊患者粪便中多次检测到病毒核酸物质[3],表明除已明确的飞沫传播方式外,很可能存在水体传播的潜在风险,需引起环保监管部门、给排水行业、科研人员与公众的足够重视。

    在1947年,美国已从排入纽约市河流的污水中检测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认为与当时纽约脊髓灰质炎的流行病相关[4]。随着病毒检测方法的发展,饮用水中病毒污染以及由其导致的传染病的流行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饮用水的消毒是20世纪公共卫生领域的创举之一,是饮用水微生物安全风险控制的必要措施。常见的饮用水消毒技术包括投加化学消毒剂(如氯、氯胺、二氧化氯和臭氧等)、物理紫外线辐射等[5]。美国环保署(USEPA)的《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规定,饮用水中病毒检出应为零;在实际的水处理中则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绩效目标的限值方式,要求饮用水处理工艺对肠道病毒灭活率达到4个对数单位(即99.99%)[6]。20世纪饮用水消毒工艺的应用有效控制了水中致病微生物对人体的健康风险。

  • 经口摄入是病毒感染人类的主要途径之一。水环境中病毒的存在增加了病毒经饮用水传播的风险。由于病毒在水中可存活时间较长(> 1个月),感染剂量低,且对饮用水消毒剂的抗性高于细菌,因此,饮用水病毒安全性不容忽视[7]。水介质中常见病毒种类及特性[8-10]表1所示,其中肠道病毒包括脊髓灰质炎病毒、柯萨奇病毒和埃可病毒等。不同种病毒的核酸、尺寸和形态各异,潜伏期短则1 d,长则可至数月,入侵人体后可引发肠胃病、发热和呼吸系统感染等多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

    目前,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已将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和菌落总数4项细菌指标和隐孢子虫、贾第鞭毛虫2项原生动物指标列为饮用水中的微生物指标,但尚未将病毒指标纳入标准。世界范围内也仅有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对饮用水中的病毒规定了限制标准。为评估水环境的病毒安全性,许多研究采用典型病毒(如肠道病毒、腺病毒等)作为模式病毒,如我国的《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采用脊髓灰质炎病毒(属肠道病毒)I型疫苗株来评价消毒剂对病毒的灭活能力。细菌病毒(噬菌体)也被用作模式病毒,代表菌株有MS2噬菌体、f2噬菌体和ΦX174噬菌体等,其具有与肠道病毒相似的形态、结构、生物学特性和对消毒剂的抗性,并且容易定量测定。消毒剂对病毒的灭活效果可通过病毒或噬菌体的灭活对数值来量化。饮用水消毒的CT (concentration time)值,是饮用水消毒对病毒灭活效率的重要指标。USEPA的地表水处理指导手册提供了不同消毒剂在一定条件下对肠道病毒灭活的CT值[11],然而受温度、水质(pH、有机物、无机离子等背景基质)、消毒装置布设、消毒剂投加方式等因素影响,不同饮用水消毒技术对病毒的灭活效果尚缺乏系统的对比与评估。

  • 游离氯(即由氯气水解形成的HOCl和OCl)是当前广泛使用的消毒剂。USEPA污染物候选名单(contaminant candidate list,CCL)中包括人类腺病毒2型、埃可病毒1型、柯萨奇病毒B5型和小鼠诺如病毒(作为人类诺如病毒的替代指标)等典型病毒。有研究[12]比较了游离氯对这4种病毒的灭活效果,发现在未经处理的地下水和经部分处理的地表水中,氯消毒均对小鼠诺如病毒最有效,CT值为0.034 mg∙min∙L–1,灭活率可达3个对数单位(水温为5 ℃,pH为7~8),其次是人类腺病毒2型和埃可病毒1型,而对柯萨奇病毒B5型消毒效果最弱,所需CT值为2.3~7.9 mg∙min∙L–1。研究[13]也发现了小鼠诺如病毒以及腺病毒对游离氯高度敏感,游离氯对腺病毒2型病毒实现3个对数单位灭活的CT值为0.023~0.027 mg∙min∙L–1(pH为 7,温度为4 ℃)[14]。游离氯对病毒的灭活具有广谱、无选择性特征,在一定的CT条件下可有效灭活多种病毒。

    饮用水背景水质会显著影响游离氯的灭活效果,pH过高,会降低氯对病毒灭活的有效性。当pH > 8时,游离氯在水中形态以OCl为主,其消毒效果弱于HOCl。游离氯对病毒的灭活能力通常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强,当温度从5 ℃增加到25 ℃时,氯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灭活效果可提升2倍[15]。此外,在饮用水输配系统中,维持一定的残余氯量是保证管网中微生物水质指标安全的必要条件。已有研究[16]报道,管网中无氯时供水节点诺如病毒感染风险显著提升(见图2)。我国饮用水消毒中规定出厂水余氯量不小于0.3 mg∙L–1,接触时间不小于30 min,可有效灭活水中绝大多数病毒。值得注意的是,游离氯消毒过程中存在生成三卤甲烷、卤乙酸等有害消毒副产物的风险(见图3),且游离氯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水质的有机物、氨氮含量。为控制消毒副产物的生成,游离氯消毒时应严格控制氯的投加量;为提升游离氯对病毒的灭活效果,强化饮用水常规、深度处理工艺对背景有机物、氨氮的去除至关重要。

  • 氯胺(以一氯胺为主)由氯和氨反应生成。由于氯胺的氧化能力较弱,氯胺需要更长的接触时间才能达到与游离氯相同级别的对病原体的灭活作用,再加上氯胺比游离氯更稳定,在饮用水处理中常被用作二次消毒剂,来维持管网中的残余消毒剂,减少消毒副产物的生成,控制生物膜的增长。CROMEANS等[13]研究了一氯胺溶液在5 ℃、pH=8条件下对多种病毒的灭活效果,发现其对埃可病毒1型最有效,达到3个对数单位灭活率的CT值为18 mg∙min∙L–1,其次是诺如病毒(CT值为78 mg∙min∙L–1)和柯萨奇病毒B3型(CT值为330 mg∙min∙L–1)。相比而言,一氯胺对这些病毒的灭活能力远低于游离氯[17],一氯胺灭活4个对数单位埃可病毒和人类腺病毒的所需CT值均高于1 000 mg∙min∙L–1。腺病毒易被游离氯灭活,但它对一氯胺的灭活有很强的抗性[18],灭活效率受一氯胺浓度及氨氮/氯的物质的量之比影响较小,随着pH的增大和温度的降低而下降[19]。此外,水体颗粒物、离子强度等水质条件也影响一氯胺的消毒效果[20]

  • 二氧化氯(ClO2)是一种易溶于水的氧化剂,可氧化水中铁锰离子,降低水的色度,且不与氨或有机物反应生成消毒副产物。然而,ClO2化学稳定性低,通常需现场制备。ClO2对耐一氯胺和紫外灭活的腺病毒具有高效的灭活效果,0.47 mg∙L–1的ClO2消毒0.25 min即可实现腺病毒40型灭活效果> 4.2个对数单位(pH为 8,温度为15 ℃)[21]。LI等[22]报道了甲型肝炎病毒暴露于7.5 mg∙L–1的ClO2 10 min后,感染性完全丧失,抗原结构经ClO2消毒10 min后被完全破坏。对于轮状病毒的灭活,投加0.1 mg∙L–1的ClO2 60 min后可达到4个对数单位的灭活效果(pH为7.2,温度为20 ℃),说明ClO2的消毒效率优于游离氯消毒。根据模型得到ClO2和氯消毒的相应CT值,分别为1.21~2.47 mg∙min∙L–1和5.55~5.59 mg∙min∙L–1[23]

    水中pH对ClO2灭活病毒有重要影响。pH为10时ClO2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灭活效率[24]比pH为6时的效率更高。类似的结果在ClO2灭活轮状病毒时也出现了,即随着pH增加,病毒灭活率提高[25]。有趣的是,这一结果与氯在不同pH时灭活肠道病毒的效果相反。分析其原因,一方面高pH增加了病毒对ClO2攻击的敏感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ClO2在碱性溶液中的形态(ClO3)是灭活病毒的主要活性物种。

  • 臭氧(O3)是一种强广谱氧化剂,对细菌、真菌及其孢子、病毒和原生动物都具有灭活活性。除了自身具有强氧化性(氧化还原电位为2.07 mV)这一特点以外,在碱性条件下,O3易生成羟基自由基(·OH)和超氧自由基(O2)等自由基,这些自由基也可破坏病毒结构[26]。研究还发现,O3灭活水中多种病毒的有效性顺序为:Qβ 噬菌体> 埃可病毒 ≈ MS2噬菌体 > Φ174噬菌体 ≈ T4噬菌体 > 腺病毒 > 柯萨奇病毒B5型[27]。柯萨奇病毒对O3的抗性最高,灭活率为2个对数单位所需的CT值为8×10–3 mg∙min∙L–1,明显高于其他肠道病毒(如埃可病毒,CT值1.9×10−3 mg∙min∙L–1)。MS2噬菌体在O3消毒中失活速率常数受温度影响较小,pH为6.5时,温度上升10 °C,其失活速率常数仅增大了1.2倍。O3对脊髓灰质炎病毒1型也有较好的灭活效果,0.37 mg∙L–1的臭氧在5 °C的pH为7的缓冲溶液中作用10 s,即可对脊髓灰质炎病毒1型的灭活率达到3个对数单位[28]。O3的稳定性易受pH和温度等因素的影响。随着pH的增加,O3水溶液的稳定性降低,造成了O3对轮状病毒的消毒效率在碱性pH下降低[29]。随着温度的升高,O3在水中溶解度降低且分解速率加快,但O3与反应物的作用速率增加。因此,在使用O3灭活水中病毒时,应考虑背景水质、温度等的影响。通常O3比游离氯对病毒的灭活效率更高,但需注意的是,O3在水中衰减迅速,且无持续的消毒效力。目前,O3-生物活性炭(biological activited carbon,BAC)工艺在我国大中型饮用水厂深度处理工艺中广泛应用(见图4),其O3投加量、接触时间控制在0.5~3.0 mg∙L–1、10 min左右。深度处理工艺在去除微污染物、消毒副产物前驱物的同时,对水中的病毒也有较好的灭活效果,但当前深度处理工艺对病毒迁移去除的研究较少,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 紫外线(ultraviolet,UV)消毒具有不添加化学试剂、无腐蚀性、操作方便、不产生消毒副产物等优点,是一种绿色、高效的消毒工艺。紫外线的UVC波段(波长200~280 nm)可通过辐射改变病毒染色体与衣壳灭活病毒。埃可病毒1型和11型、柯萨奇病毒B3型和B5型、脊髓灰质炎病毒1型被去除3个对数单位时所需的UV剂量分别为25、20.5、24.5、27和23 mJ∙cm–2[30]。甲肝肝炎病毒暴露于20 mJ∙cm–2的UV剂量时,其灭活率可达到3个对数单位[31]。UV可灭活浓缩血小板中的埃博拉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150 mJ∙cm–2 UV剂量下,灭活率分别超过4.5个对数单位和3.7个对数单位[32]。UV消毒对MS2、Φ174、Qβ和T7等噬菌体也具有良好的灭活能力[33]。有研究[34]发现,病毒结构会影响UV消毒效率,与单链病毒相比,双链病毒对UV灭活的抗性更强,可能是由于当双链病毒在UV光照时只有一条链受到损伤,剩余未受损的链可作为宿主细胞酶修复的模板。值得注意的是,腺病毒对UV照射有较强的抵抗力,需3倍饮用水UV国标剂量(120 mJ∙cm–2)才能达到3个对数单位灭活率,要达到4个对数单位灭活率UV剂量应≥200 mJ∙cm–2[35]。在常用的饮用水UV消毒剂量下(40 mJ∙cm–2),除腺病毒外,绝大多数病毒均可达到4个对数单位的去除率。

    消毒剂的灭活机制决定了各消毒剂的灭活作用位点与影响因素,但对于各消毒剂灭活机制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已有研究[27]考察了游离氯、ClO2、UV等消毒工艺灭活MS2噬菌体的机理,发现各种工艺对MS2噬菌体灭活机理各不相同。部分消毒剂灭活病毒的机制依赖于对特定病毒组分的修饰,导致不同病毒对灭活工艺的敏感性也大不相同。对于没有基因组修复机制的病毒(如单链RNA病毒),UV是较为有效的灭活方法。这是由于蛋白和基因组的修饰都会导致病毒感染性的降低,但可修复病毒少量的突变可以抵制UV的灭活效果,因此,病毒更容易朝着耐UV灭活的方向进化[36]。游离氯灭活病毒是一种非特异性的反应过程,可导致高水平的非特异性基因组和蛋白损伤,但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组和蛋白损伤都会使病毒失去活性[35]

  • 前文中叙述的消毒技术均可在一定程度上灭活饮用水中的病毒,但各自又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与局限性,且消毒工艺前的进水水质(浊度、背景有机物和吸光度等)需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保证消毒的效果。因此,须先确定饮用水原水中高频检出的可感染病毒,再依据背景水质、处理工艺、目标病毒的特征来合理配置消毒工艺进行病毒的灭活。在保证水质微生物指标安全的同时,有效控制水中消毒副产物的生成,将成为未来水消毒工艺发展的主要方向。

  • 因为饮用水中存在的有机、无机化合物在化学消毒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与消毒剂发生化学反应,所以饮用水水质的净化过程(水源地保护、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对消毒工艺效能影响较大。此外,水中存在的有机物和悬浮固体可为吸附在这些颗粒上的病毒提供载体与保护。快速沉淀、过滤去除水中的悬浮固体亦可去除部分病毒。已有研究[37]表明,冠状病毒在未过滤出水的存活时间比滤后水中的存活时间长,表明悬浮固体可为水中的冠状病毒提供存活的“温床”。背景水质中成分复杂的有机物还会使包膜状的冠状病毒失活检测失灵,冠状病毒包膜的疏水性很可能使得冠状病毒在水中的溶解性降低,增加冠状病毒粘附在水中悬浮固体上的可能性。因此,保持消毒工艺中饮用水水质(有机物、氨氮和浊度等)稳定、达标是保证消毒效率、降低饮用水微生物安全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38]

    自《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饮用水行业沿着饮用水水源保护、水厂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工艺优化、水厂管网消毒和运行、二次供水以及水质监控预警等多方向,逐步构筑了饮用水从源头到龙头的多级屏障技术体系(见图5)。饮用水水源保护立足于“源头”水质的保护,按照流域和区域进行水资源规划、优化水源配置,合理布局饮用水水源,优先保障充足优质饮用水水源;水厂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工艺优化运行确保我国饮用水常规水质指标达到标准要求、新兴污染物浓度实现有效控制;水厂管网消毒和运行、二次供水以及水质监控预警等确保饮用水在消毒、输配、二次供水过程中水质的生物、化学稳定性,为“龙头水”达标实现全流程技术与监测保障。

    饮用水多级屏障技术体系的建立确保了我国饮用水水质全面、稳定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的要求。尽管我国当前执行的水质标准未规定病毒的限值,但对浊度、微生物等指标有明确的限定。普遍采用的常规处理工艺、深度处理工艺(O3-BAC、超滤工艺)、消毒工艺对病毒均有一定的去除效果。在保证饮用水水质稳定达标、足够的消毒剂浓度和接触时间前提下,考虑到病毒污染的类似性,亦能保证饮用水处理工艺对病毒的去除效果。冠状病毒属包膜病毒,通常比非包膜肠道病毒对温度更敏感、在水环境中更易失活。冠状病毒在污水中停留2~3 d后可减少3个对数单位[39]。在环境温度下,冠状病毒与其他肠道病毒相比会更快失活,因此,冠状病毒在水中的传播应弱于肠道病毒。我国居民多饮用煮沸水,由于冠状病毒对温度敏感性较高,饮用水煮沸可成为阻断新型冠状病毒通过饮用水传播的另一重要屏障。

  • 病毒在全球水环境中普遍存在,人类面临病毒暴露、感染的风险。然而对病毒在水环境、水处理工艺中的相关认识仍有待深入,亟待建立高灵敏度、特异性的多种病毒浓缩、分析方法,以准确评估其在水环境、水处理工艺中的存活、迁移与去除规律,并开发高效的饮用水消毒工艺。通过构建从源头到龙头的饮用水多级屏障技术,能有效控制由病毒引发的饮用水水质风险。

参考文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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