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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WAT模型的观澜河流域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量化及影响效应评估

陈铁, 孙飞云, 杨淑芳, 陈立春, 熊向陨, 汪燕. 基于SWAT模型的观澜河流域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量化及影响效应评估[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10): 2866-2875. doi: 10.12030/j.cjee.201911108
引用本文: 陈铁, 孙飞云, 杨淑芳, 陈立春, 熊向陨, 汪燕. 基于SWAT模型的观澜河流域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量化及影响效应评估[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10): 2866-2875. doi: 10.12030/j.cjee.201911108
CHEN Tie, SUN Feiyun, YANG Shufang, CHEN Lichun, XIONG Xiangyun, WANG Yan. Load quantif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he Guanlan river basin based on SWAT model[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10): 2866-2875. doi: 10.12030/j.cjee.201911108
Citation: CHEN Tie, SUN Feiyun, YANG Shufang, CHEN Lichun, XIONG Xiangyun, WANG Yan. Load quantif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he Guanlan river basin based on SWAT model[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10): 2866-2875. doi: 10.12030/j.cjee.201911108

基于SWAT模型的观澜河流域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量化及影响效应评估

    作者简介: 陈铁(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面源污染、海绵城市。E-mail:chentie_anywhere@qq.com
    通讯作者: 孙飞云(198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膜处理、海绵城市等。E-mail:sun_fy@hit.edu.cn
  • 基金项目:
    深圳市技术攻关项目(JSGG20170414101900541);深圳市基础研究项目(JCYJ20160406162038258)
  • 中图分类号: X502

Load quantif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he Guanlan river basin based on SWAT model

    Corresponding author: SUN Feiyun, sun_fy@hit.edu.cn
  • 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区域污水收集、截污系统的完善与水质净化厂出水标准的提高,点源污染逐步得到控制,城市面源污染对河流水质的影响越来越凸显。针对当前城市内河流集水区域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难以量化、对水体水质影响效应难以解析等问题,以深圳市观澜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流域的现场勘察调研与地表累积物采样研究,来修正流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与SWAT模型的城镇数据库,构建流域城市面源污染评价模型。结果表明: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中地表沉积物最大累积量(DIRTMX)、地表沉积物中总氮含量(TNCONC)、地表灰尘累积半饱和时长(TNALF)与地表灰尘总磷含量(TPCONC)对TN与TP负荷的模拟最为敏感;建立的SWAT模型对观澜河流域径流量、TP与TN模拟验证期的纳什效率系数(ENS)分别为0.79、0.7、0.67,决定系数(R2)分别为0.81、0.77、0.81,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应用SWAT模型分析了2018年观澜河流域TN和TP的城市面源污染时空分布特征:TN和TP输出最高值为13.31~14.91 t·km−2和1.69~1.86 t·km−2;8月份观澜河流域降雨径流污染最为严重,TN和TP负荷分别为2.15 t·km−2与0.24 t·km−2。上述评估结果可为区域城市面源污染的负荷量化与影响效应评估提供参考。
  •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城镇人口急剧增加,污水排放量和污染负荷不断增大,从而导致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的受纳水体水质不断恶化[1-3]。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行动防治计划》中明确要求,敏感区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应全面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4]。因此,提标改造已成为污水处理厂满足愈发严格的出水排放标准的必然选择之一[5]。然而,在实际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过程中,由于对运行参数变化导致的运行效率改变机制认识不清,盲目选择微生物种群结构作为响应指标,导致在提标改造关键参数及工艺的选择上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6-7]。因此,明确运行参数变化对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对目前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污染物降解途径来看,限速酶是物质转化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如在氮素转化过程中,氨单加氧酶(AMO)和羟胺氧化还原酶(HAO)是硝化反应的限速酶[8],硝酸盐原酶(NR)和亚硝酸盐还原酶(NIR)是反硝化反应的限速酶[9-11]。一直以来,关于生物脱氮过程中关键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酶的纯化和反应机理上[12-14],近年来,对于酶活性在污水处理过程中的作用才逐步展开。LI等[15]初步分析了与TN去除相关的关键酶种类;CALDERON等[16]阐述了酶活性水平与运行参数变化之间的关系;PAN等[17]探讨了污水处理系统脱氮过程中NR和NIR的特性。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验室小试规模。事实上,实际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比实验室小试装置更加复杂。因此,有必要对实际污水处理厂关键酶活性与污染物去除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氧化沟是城市污水处理的3大典型工艺之一[18],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氧化沟工艺一直被广泛采用[19]。本研究以Orbal氧化沟为研究对象,分析2种运行模式下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种群结构、功能微生物含量、关键酶活性及污染物去除效率,并对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目的是揭示影响实际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率的根本原因,以期为实际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提供参考。

    PCR产物回收纯化试剂盒、实时荧光定量PCR反应试剂盒;磷酸钾(K3PO4)、硫酸铵((NH4)2SO4)、细胞色素C(C42H52FeN8O6S2)、醋酸钠(CH3COONa)、羟胺(NH2OH)、甲基紫(C24H28N3)、硝酸钠(NaNO3)、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ClC6H4)2CH(CCl3))均为分析纯。

    核酸自动提取仪(Tanbead,北京九宇金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仪(Bio-Rad,伯乐生命医学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凝胶成像系统(Bio-Rad,伯乐生命医学产品(上海)有限公司);测序仪(ABI 3730XL,爱普拜斯应用生物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实时荧光定量PCR仪(SteponePlus,爱普拜斯应用生物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冷冻离心机(Biofuge Stratos,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溶氧仪(CellOx325,德国WTW中国技术服务中心);pH计(SenTix 41-3,德国WTW中国技术服务中心);温度计(WTW-Multi 340i,德国WTW中国技术服务中心);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1700,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本实验在河南省某市的一个实际污水处理厂进行,该污水厂主体采用Orbal氧化沟工艺,污水处理量为4×104 m3·d−1,水力停留时间为10 h,污泥龄为12 d。实验分别在2种模式下进行,每种模式的运行周期为1年,进水水质如表1所示。2种运行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沟道内转刷开启数量不同,模式I的外、中、内沟道转刷开启数量分别为6、4、4个;模式Ⅱ的沟道转刷开启数量分别为4、4、4个。2种模式下的污泥浓度、污泥负荷、COD负荷及NH+4-N负荷均相近,模式I的污泥浓度、污泥负荷、COD负荷及NH+4-N负荷分别为3 015 mg·L−1、0.13 kg·(kg·d)−1、0.35 kg·(m3·d)−1和3.80×10−2 kg·(m3·d)−1;模式Ⅱ的污泥浓度、污泥负荷、COD负荷及NH+4-N负荷分别为2 965 mg·L−1、0.13 kg·(kg·d)−1、0.34 kg·(m3·d)−1和3.80×10−2 kg·(m3·d)−1。每周监测不同模式下进出水水质及沟道内溶解氧变化,测试位置如图1所示(包括转刷后1 m和下一个转刷前1 m)。同时,在每年6月和12月,分别采集沟道内活性污泥样品,用于微生物种群、功能微生物含量及关键酶活性分析。

    表 1  Orbal氧化沟的进水水质
    Table 1.  Influent quality of Orbal oxidation ditch
    模式 COD/(mg·L−1) NH+4-N/(mg·L−1) TN/(mg·L−1) TP/(mg·L−1) SS/(mg·L−1) pH
    I 492~734 35.25~48.52 42.56~61.25 2.25~4.15 100~325 6.80~7.20
    II 490~684 36.75~47.56 45.75~60.25 2.65~4.75 120~280 6.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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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采集及测试位点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ites for sampling and testing in Orbal oxidation ditch

    分别采用PCR-DGGE技术、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定性、定量分析不同运行模式下活性污泥微生物种群结构及功能微生物含量[20-23];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不同运行模式下关键酶活性,一个单位的酶活性(U)定义为:1 g活性污泥中,1 h转化1 mg催化底物所需酶的量[24-26];采用文献中的方法[27]测定不同运行模式下污水厂的进出水水质[27]

    在2种运行模式下,该厂进出水中COD、NH+4-N和TN的监测结果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在模式I和模式Ⅱ下,COD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4.28±2.19)%和(91.79±2.77)%;NH+4-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72.80±7.07)%和(69.36±8.45)%;T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25.50±6.83)%和(44.67±10.96)%。同时,图2中结果表明,除冬季外,其余季节在模式Ⅱ运行条件下,COD、NH+4-N和TN的去除率均明显高于模式I。在4—10月,模式I和模式Ⅱ的COD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6.08±0.87)%和(94.17±0.73)%;NH+4-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81.38±3.47)%和(80.59±1.39)%,T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31.77±5.41)%和(59.81±5.33)%。

    图 2  2种模式下污水处理厂COD、NH+4-N和TN的去除率
    Figure 2.  Removal efficiencies of COD, NH+4-N and TN under two modes

    在2种运行模式下,分别对Orbal氧化沟3个沟道不同位置处DO浓度进行测定,结果见图3。可以看出,DO浓度在转刷前和转刷后有明显不同,特别是在外侧沟道。模式I条件下,转刷后1 m处,外渠道的DO浓度为(2.28±0.3) mg·L−1,在下一个转刷前1 m处,外渠道的DO浓度为(0.80±0.1) mg·L−1。在模式Ⅱ条件下,转刷后1 m处外渠道的DO浓度为(2.03±0.4) mg·L−1,在下一个转刷前1 m处,外渠道的DO浓度为(0.16±0.1) mg·L−1

    图 3  2种模式下不同沟道转刷前后溶解氧浓度变化
    Figure 3.  Variation of DO concentration before and after RB in different channels under two modes

    在2种运行模式下,DGGE图谱见图4。可以看出,各沟道内的微生物种群结构基本类似(图4(a))。夏季时,模式I外、中、内沟道香农指数分别为3.76、3.79和3.83,模式Ⅱ外、中、内沟道香农指数分别为3.81、3.97和3.97。冬季时,模式I外、中、内沟道香农指数分别为3.01、3.11和3.15,模式Ⅱ外、中、内沟道香农指数分别为3.05、3.02和3.11。并且,在2种模式下各个沟道中均有主条带W4~W19存在。比对结果显示,所有测得序列97%~100%程度上均与先前确定的16S rRNA基因序列具有同源性,分别隶属于拟杆菌门、变形杆菌门、绿弯菌门和厚壁菌门[28-30](图4(b))。

    图 4  不同沟道活性污泥中细菌种群
    Figure 4.  Bacterial population of activated sludge in different channels

    功能微生物氨氧化菌AOB和硝化细菌NOB定量检测结果见图5。可以看出,无论夏季还是冬季,总细菌、AOB和NOB的含量在模式I和模式Ⅱ下均呈现相似趋势。夏季时,在模式I下,Orbal氧化沟外、中、内沟道中总细菌含量分别为6.70×1010、5.80×1010、5.96×1010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AOB含量分别为8.98×105、1.02×106、2.52×106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NOB含量分别为4.89×102、8.88×102、1.02×103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而在模式Ⅱ下,外、中、内沟道中总细菌含量分别为5.84×1010、6.19×1010、5.88×1010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AOB含量分别为6.25×105、9.88×105、1.80×106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NOB含量分别为3.96×102、7.69×102、1.66×103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冬季时,Orbal氧化沟3个沟道内总细菌、AOB、NOB含量均略低于夏季。在模式I下,外、中、内沟道中总细菌含量分别为5.58×1010、5.21×1010、5.07×1010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AOB含量分别为4.25×105、8.85×105、9.26×105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NOB含量分别为3.10×102、3.23×102、4.15×102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而在模式Ⅱ下,外、中、内沟道中总细菌含量分别为5.26×1010、5.61×1010、5.12×1010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AOB含量分别为4.23×105、5.26×105、7.68×105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NOB含量分别为2.26×102、4.21×102、8.52×102 cells·g−1(以干污泥含量计)。从AOB和NOB在总细菌中所占的相对比例来看,模式I和模式Ⅱ条件下也呈现相似结果。在模式I下,AOB和NOB的比例分别是7.62×10−6~4.23×10−5和8.19×10−9~1.71×10−8;在模式Ⅱ下,AOB和NOB的比例分别是9.38×10−6~3.06×10−5和7.50×10−9~2.82×10−8

    图 5  2种模式下不同沟道内总细菌、AOB和NOB的含量
    Figure 5.  Quantity of total bacteria, AOB and NOB in different channels under two modes

    理论上,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种群会随着污水处理运行参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微生物种群结构变化常用来解释运行参数调节后污水处理效果发生变化这一现象[31]。本实验是在一个实际污水处理厂展开,水质监测结果发现,当外沟道转刷开启数量减少后,污水处理厂TN去除效率明显提升。然而,2种运行模式下微生物种群结构和功能微生物含量却呈现高度相似现象。这与HASHIMOTO等[32]提出的活性污泥中细菌群落结构在实际污水处理系统中是相对稳定的这一结论是相符的。当然,本实验在同一污水处理厂展开,进水水质的稳定也是2种运行模式下细菌种群结构未发生明显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结论也与ZHOU等[33]在实际污水处理厂的研究结果相符。因此,在实际污水处理厂中,仅选取微生物种群来解释运行参数变化引起运行效率提升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

    在夏季和冬季,分别采集2种运行模式下3个沟道内活性污泥样品,进行关键酶HAO和NR的活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同一运行模式下,与中、内沟道相比,HAO活性在外沟道中最低。相反,NR活性在外沟道中最高。并且,HAO和NR的酶活性在夏季都高于冬季。外沟道中,在模式Ⅱ条件下NR活性明显高于模式Ⅰ。在模式Ⅰ下,夏季和冬季的NR活性(以羟胺计)分别为1.58 mg·(g·h)−1和0.80 mg·(g·h)−1;而模式Ⅱ下,夏季和冬季的NR活性分别为2.27 mg·(g·h)−1和1.07 mg·(g·h)−1。内沟道中,模式I和模式Ⅱ条件下的HAO活性并无明显区别。在模式I下,夏季和冬季的HAO活性(以羟胺计)分别为2.17 mg·(g·h)−1和1.56 mg·(g·h)−1;而在模式Ⅱ下,夏季和冬季的HAO活性分别为2.05 mg·(g·h)−1和1.42 mg·(g·h)−1。分析结果表明,外侧沟道转刷开启数量的减少,直接对其中关键酶NR的活性产生了影响。在模式Ⅱ下,冬季和夏季外侧沟道内NR活性分别比模式I下提高了25%和30%。与此同时,该水厂出水中TN的去除率也由模式I的(25.50±6.83)%提高到了模式Ⅱ的(44.67±10.96)%。综合分析关键限速酶HAO、NR与TN、NH+4-N去除的关系,结果表明,HAO和NR活性与NH+4-N和TN的去除均呈正相关关系,斯皮尔曼相关系数r分别为0.99(P=0.01)和0.88(P=0.12)(图6)。也就是说,改变污水厂运行参数,生物处理单位中关键酶活性随之发生变化,进而改变污染物的去除率。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减少Orbal氧化沟外侧沟道转刷开启数量,其沟道中缺氧或厌氧区段明显延长。供氧量的减少直接改变了外侧沟道局部的微环境条件。而这种微环境条件的改变,在不影响其微生物种群结构的前提下,直接提升了沟道内关键酶活性,进而提升了污水出水水质。这与赵群英等[34]关于DO含量变化对污水出水水质具有明显影响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实际污水处理厂中,改变运行参数后,相对于微生物种群结构和功能微生物含量而言,关键酶活性的响应更为快速灵敏。然而,本研究对关键酶活性的分析仅仅是酶粗提取物的分析,并且仅在一家污水处理厂进行。如要将该研究结果用于解析实际污水处理厂运行参数变化对处理效率影响的机制时,需要进行更为精准且全面的研究。例如,结合更多实际污水处理厂的研究,综合分析多种运行参数变化后其关键酶的响应过程;同时,设计小型批量研究实验,对提取的关键酶进行纯化,进而分析不同运行参数条件下关键酶的响应关系。

    图 6  HAO、NR活性与NH+4-N,TN去除率之间的关系
    Figure 6.  Relationship between HAO and NR activities and removal rates of NH+4-N and TN

    1)减少Orbal氧化沟外侧沟道转刷开启数量,可有效地提高实际污水处理厂TN的去除率。

    2)转刷开启数量减少后,Orbal氧化沟外侧沟道内溶解氧含量降低,缺氧或厌氧区明显延长,局部微环境发生改变。

    3)在此过程中,微生物种群及功能微生物含量保持稳定,未发生明显变化。关键酶NR活性随转刷开启数量的减少而升高。并且关键酶NR活性与TN去除效率呈正相关关系。本研究为实际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参数及工艺选择提供了参考。

  • 图 1  观澜河流域水系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water systems in the Guanlan River Basin

    图 2  地表灰尘采样区域分布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land surface dust sampling area

    图 3  所收集到的原始空间数据及其处理后的数据

    Figure 3.  Original spatial data collected and its processed data

    图 4  观澜河流域城市用地类型地表沉积物监测的研究结果

    Figure 4.  Research results of land surface sediment monitoring of urban land use types in Guanlan river basin

    图 5  研究区域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

    Figure 5.  Parameter sensitivity analysis results of study region

    图 6  SWAT模型对径流量、TN与TP的模拟

    Figure 6.  Simulation of monthly runoff, TN and TP by SWAT model

    图 7  2018年观澜河流域TN与TP单位面积的面源污染年输出负荷空间分布特征

    Figure 7.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nual output load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f TN and TP per unit area in Guanlan river basin in 2018

    图 8  2018年观澜河流域六类功能区面源污染负荷贡献率

    Figure 8.  Contribution ratio of nonpoint pollution load of six urban land use types in Guanlan river basin in 2018

    图 9  2018年观澜河流域城市面源污染对水体TN与TP的贡献率

    Figure 9.  Contribution rate of urban nonpoint pollution to TN and TP of water body in Guanlan river basin in 2018

    表 1  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urban land use database of SWAT model

    序号参数名称含义
    1URBNAME字型代码,当添加新的城市用地类型时,其4位字符代码必须唯一
    2FIMP不透水区域占城市土地类型总区域的分数,包括直接与间接有水力联系的不透水区域
    3FCIMP有水力联系的不透水区域占城镇土地类型总区域的分数
    4CURBDEN城镇土地类型中街边石的长度密度
    5URBCOEF去除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的冲刷系数
    6DIRTMX不透水区域沿单位长度街边石的地表沉积物最大累积量
    7THALF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从0累积到1/2 DIRTMX所需的时间
    8TNCONC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中总氮含量
    9TPCONC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中总磷含量
    10TNO3CONC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中总硝酸盐含量
    11URBCN2城镇土地类型水分条件Ⅱ下不透水区域的SCS径流曲线系数CN值
    序号参数名称含义
    1URBNAME字型代码,当添加新的城市用地类型时,其4位字符代码必须唯一
    2FIMP不透水区域占城市土地类型总区域的分数,包括直接与间接有水力联系的不透水区域
    3FCIMP有水力联系的不透水区域占城镇土地类型总区域的分数
    4CURBDEN城镇土地类型中街边石的长度密度
    5URBCOEF去除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的冲刷系数
    6DIRTMX不透水区域沿单位长度街边石的地表沉积物最大累积量
    7THALF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从0累积到1/2 DIRTMX所需的时间
    8TNCONC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中总氮含量
    9TPCONC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中总磷含量
    10TNO3CONC不透水区域地表沉积物中总硝酸盐含量
    11URBCN2城镇土地类型水分条件Ⅱ下不透水区域的SCS径流曲线系数CN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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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SWAT模型构建所需数据来源及基本信息

    Table 2.  Required data sources and basic information for SWAT model building

    数据类型名称来源说明
    空间数据流域地形数据水经注软件(付费)分辨率为10 m DEM栅格数据
    流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1 km × 1 km土地利用/覆被矢量数据
    流域土壤类型分布数据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1∶1 000 000土壤类型矢量数据
    地表观测数据气象数据中国气象数据网、深圳气象局2000—2018年气象要素日变化数据
    点源数据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2018年污水厂尾水水量、水质日变化数据
    控制断面水量、水质数据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2014—2018年企坪断面水量、水质日实测数据
    土壤属性数据中国土壤数据库、SPAW软件、参数计算公式等[7]更新模型土壤属性数据库
    城镇用地类型属性数据现场监测研究、文献等更新模型城镇属性数据库
    数据类型名称来源说明
    空间数据流域地形数据水经注软件(付费)分辨率为10 m DEM栅格数据
    流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1 km × 1 km土地利用/覆被矢量数据
    流域土壤类型分布数据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1∶1 000 000土壤类型矢量数据
    地表观测数据气象数据中国气象数据网、深圳气象局2000—2018年气象要素日变化数据
    点源数据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2018年污水厂尾水水量、水质日变化数据
    控制断面水量、水质数据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2014—2018年企坪断面水量、水质日实测数据
    土壤属性数据中国土壤数据库、SPAW软件、参数计算公式等[7]更新模型土壤属性数据库
    城镇用地类型属性数据现场监测研究、文献等更新模型城镇属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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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观澜河流域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关键参数初始数值

    Table 3.  Initial values for key parameters of urban database of SWAT model for Guanlan river basin

    用地类型FIMPFCIMPCURBDEN/(km·km−2)URBCOEF/mm−1DIRTMX/(kg·km−1)THALF/dTNCONC/(g·kg−1)TNO3CONC/(g·kg−1)TPCONC/(g·kg−1)URBCN2
    商业用地0.940.83260.138.191.6030.033.710.3098
    工业用地0.760.72150.1312.862.3541.463.800.5098
    高密住宅0.920.81340.1310.840.7581.549.170.6598
    中密住宅0.570.49300.1321.690.7521.401.790.2198
    交通道路0.900.90130.139.373.9038.804.480.3498
    公管用地0.440.35200.136.043.9017.801.720.1898
    用地类型FIMPFCIMPCURBDEN/(km·km−2)URBCOEF/mm−1DIRTMX/(kg·km−1)THALF/dTNCONC/(g·kg−1)TNO3CONC/(g·kg−1)TPCONC/(g·kg−1)URBCN2
    商业用地0.940.83260.138.191.6030.033.710.3098
    工业用地0.760.72150.1312.862.3541.463.800.5098
    高密住宅0.920.81340.1310.840.7581.549.170.6598
    中密住宅0.570.49300.1321.690.7521.401.790.2198
    交通道路0.900.90130.139.373.9038.804.480.3498
    公管用地0.440.35200.136.043.9017.801.720.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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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11-20
  • 录用日期:  2020-03-01
  • 刊出日期:  2020-10-10
陈铁, 孙飞云, 杨淑芳, 陈立春, 熊向陨, 汪燕. 基于SWAT模型的观澜河流域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量化及影响效应评估[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10): 2866-2875. doi: 10.12030/j.cjee.201911108
引用本文: 陈铁, 孙飞云, 杨淑芳, 陈立春, 熊向陨, 汪燕. 基于SWAT模型的观澜河流域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量化及影响效应评估[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10): 2866-2875. doi: 10.12030/j.cjee.201911108
CHEN Tie, SUN Feiyun, YANG Shufang, CHEN Lichun, XIONG Xiangyun, WANG Yan. Load quantif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he Guanlan river basin based on SWAT model[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10): 2866-2875. doi: 10.12030/j.cjee.201911108
Citation: CHEN Tie, SUN Feiyun, YANG Shufang, CHEN Lichun, XIONG Xiangyun, WANG Yan. Load quantif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he Guanlan river basin based on SWAT model[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10): 2866-2875. doi: 10.12030/j.cjee.201911108

基于SWAT模型的观澜河流域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量化及影响效应评估

    通讯作者: 孙飞云(198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膜处理、海绵城市等。E-mail:sun_fy@hit.edu.cn
    作者简介: 陈铁(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面源污染、海绵城市。E-mail:chentie_anywhere@qq.com
  •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深圳 518055
  • 2.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518029
  • 3.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深圳 518049
  • 4. 深圳市水务科技信息中心,深圳 518036
基金项目:
深圳市技术攻关项目(JSGG20170414101900541);深圳市基础研究项目(JCYJ20160406162038258)

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区域污水收集、截污系统的完善与水质净化厂出水标准的提高,点源污染逐步得到控制,城市面源污染对河流水质的影响越来越凸显。针对当前城市内河流集水区域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难以量化、对水体水质影响效应难以解析等问题,以深圳市观澜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流域的现场勘察调研与地表累积物采样研究,来修正流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与SWAT模型的城镇数据库,构建流域城市面源污染评价模型。结果表明: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中地表沉积物最大累积量(DIRTMX)、地表沉积物中总氮含量(TNCONC)、地表灰尘累积半饱和时长(TNALF)与地表灰尘总磷含量(TPCONC)对TN与TP负荷的模拟最为敏感;建立的SWAT模型对观澜河流域径流量、TP与TN模拟验证期的纳什效率系数(ENS)分别为0.79、0.7、0.67,决定系数(R2)分别为0.81、0.77、0.81,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应用SWAT模型分析了2018年观澜河流域TN和TP的城市面源污染时空分布特征:TN和TP输出最高值为13.31~14.91 t·km−2和1.69~1.86 t·km−2;8月份观澜河流域降雨径流污染最为严重,TN和TP负荷分别为2.15 t·km−2与0.24 t·km−2。上述评估结果可为区域城市面源污染的负荷量化与影响效应评估提供参考。

English Abstract

  • 在我国城市区域,由于不透水区域占比较大、生产活动复杂、污染来源多样,导致城市内河流污染较为严重。城市面源污染是仅次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第二大面源污染源[1]。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区域污水收集、截污系统的完善与水质净化厂出水标准的提高,点源污染逐步得到控制,城市面源污染对河流水质的影响越来越凸显,急需对城市内河流面源污染进行负荷量化与影响效应研究,为城市内河流水质进一步改善提供数据支持。

    目前,国内对于城市面源污染的负荷量化多利用经验公式进行估算,缺乏较为精确的负荷量化方法。王军霞等[2]通过对内江市不同城市下垫面场次降雨事件平均浓度的研究,估算了内江市全年降雨径流污染中氨氮、COD、TN与TP负荷;杨龙等[3]基于事件平均浓度统计法,估算了2012年北京市城市面源污染物SS、COD等污染物负荷。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西方发达国家开发了大量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如SWAT、HSPF、AnnAGNPS模型等[4]),能实现对大尺度流域农业面源污染负荷较高精度的模拟,但对于城市内河流的小尺度流域的城市面源污染的负荷量化与影响效应分析的模型应用研究较为缺乏。李丹等[5]利用改进的SWAT模型,模拟了对太湖流域浙西区的西苕溪流域面源污染TN与TP负荷;赵雪松[6]利用改进的AnnAGNPS模型,实现了对汤河西支流域农业面源污染TN与TP负荷较高精度的模拟。

    深圳市观澜河流域为典型的城市内河流集水区域。目前观澜河流域内各水质净化厂出水已达到地表准Ⅳ类,对于区域的截污系统日臻完善,城市面源污染成为影响观澜河水质的主要污染类型。因此,选择深圳市观澜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模拟分析城市内河流面源污染的潜在模型——SWAT模型,通过现场勘察调研与地表累积物采样研究,来修正所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与模型城镇数据库,从而实现对于观澜河流域的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量化与影响效应解析,为我国类似城市内河流的城市面源污染分析提供参考。

  • 观澜河流域位于我国南方深圳市中北部,北与东莞市交界,流域总集水面积为189.66 km2。观澜河流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季盛行东南风和西南风。观澜河流域多年平均气温为22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 825 mm,且降雨量在全年分布不均,4—9月为雨季,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量的84%。观澜河流域集水区域内包含一条干流及14条一级支流,其中干流观澜河沿河建有的水质处理设施包括龙华水质净化厂一期、二期,观澜水质净化厂一期、二期,坂雪岗水质净化厂、清湖人工湿地与观澜河口调蓄池,是观澜河主要的点源输入与补水水源。观澜河流域地理位置与流域水系分布如图1所示。

  • SWAT模型是常见的面源污染分析模型,其组成包括降雨模拟、产汇流、河流水质扩散等模块[7]。SWAT模型因具有农药/杀虫剂组件与农业管理组件,因此,常被运用于模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而很少用于城市面源污染的研究。通过《ArcSWAT 2009用户指南》[8]以及《SWAT 2009输入输出文件手册》[9],发现2009以上的版本的SWAT模型具有城镇数据库,已完善了流域土地利用数据与模型城镇数据库,可以用SWAT模型模拟流域城市面源污染。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的关键参数[9]表1所示。

    本研究通过对研究区域地表累积物的监测分析确定DIRTMX、TNCONC、TPCONC与TNO3CONC的取值。目前,通常的地表累积物采样方法有2大类:干式采样法和湿式采样法[10]。干式采样法根据使用工具可以细分为用毛刷或者扫帚清扫法与用吸尘器真空采样法。湿式采样法是先利用去离子水清洗地面,在通过真空吸尘机吸取泥水混合样[11]。本研究采用羊毛刷与800 W德国卡赫真空吸尘器对研究区域进行干式采样,其采样过程如下。

    1) 在选定的采样区域沿街道边石布点采样,根据采样区域面积确定采样点数,每个区域布点不少于5个,在采样处放置自制的1.0 m×1.0 m的采样框,在框内采集。

    2) 采样时,先用吸尘器横竖交叉吸取框内灰尘,然后再用毛刷往复清扫框内地表,以使紧密附着在地表的颗粒物脱离,再使用真空吸尘器吸取框内灰尘,以此重复3~5次。

    3) 将真空吸尘器集尘袋内收集的地表灰尘移入无菌采样袋内并贴好标签。

    已有研究表明,地表污染物随着雨前干旱时长最终会趋于饱和。KIM[12]通过研究美国南加州高速公路的地表累积物中TSS、COD等污染物随雨前干旱时长的累积速率,发现时长为10~70 d内的TSS与COD的累积速率相比1~10 d分别下降了79%与78%。边博[13]通过对城市地表污染物累积过程的研究发现雨期干旱时长在7 d以上,地表污染物含量达到饱和。因此,本研究选择在雨前晴时长为7 d以上的无风条件下进行采样,远离清扫时间,收集一个区域内的混合样品。本研究所布设观澜河流域地表污染物累积监测点位主要集中在2个片区,采样覆盖区域面积可达22 km2,布设的采样片区内覆盖了观澜河流域主要的6类城市用地类型(图2):工业用地、高密度住宅用地(简称高密住宅)、中密度住宅用地(简称中密住宅)、商业用地、交通用地与公共管理服务用地(简称公管用地),每个片区内所布设的6类城市用地类型地表沉积物采样取样均为5个,故总的2个片区内6类城市用地类型采样区域总数为60个。为确定观澜河6类城市用地类型的DIRTMX、TNCONC、TPCONC与TNO3CONC的取值,在2018年10月—2019年10月,进行了5次地表污染物累积采样监测,采样包括降雨次数较多的雨季与降雨次数较少的旱季时期,共获得样品数300个。

  • 根据施为光[14]的研究,城市降雨径流污染主要是由粒径为50~1 000 μm的细尘引起的。因此,本研究对收集到的地表累积物使用金属筛进行筛分,对于小于1 mm的颗粒物样品进行称量并记录,再反复颠簸以使不同粒径的颗粒能均匀分布,每个样品取5 g溶于1 L的去离子水中,测混合后水样的TN、硝态氮以及TP,每组样品设置3组平行样品。

    本研究通过基础数据收集、现场监测分析相结合的手段来获取SWAT构建所需要的相关数据,数据类型可分为空间数据和地表观测数据2个部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观澜河流域农业用地较少,城镇用地占比较大,因此,在进行数据收集时,不收集农业管理数据。SWAT模型构建所需数据及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为了便于模型的构建,须对空间数据进行预处理,图3是本研究所收集到的原始空间数据以及处理后的数据。

    本研究选择时空不确定性适应算法SUFI-2进行模型的校准与参数率定。该方法是一种全局敏感性分析法,取决于目标函数值与拉丁超立方生成的参数之间的多元回归系统,其表达式[15]见式(1)。

    每个参数bi相对显著性用t检验来确定,各参数的敏感度用算法输出参数tstat来衡量,绝对值越大,则敏感度越高。

    对于SWAT模型的模拟结果验证,本研究使用决定系数R2与纳什效率系数ENS进行综合评价,其计算方法见式(2)和式(3)。当ENS≥0.5且R2≥0.6时,模型拟合结果较好[16]

    式中:Qt0t时刻的观测值;Qtmt时刻的模拟值;¯Q0为观测值的平均值;ENS取值为负无穷至1,ENS接近1,表示拟合程度好,模型可信度高。

    式中:¯Qm为模拟值的平均值;R2的取值范围为0~1,R2值越接近于1,则模型拟合程度越高。

  • 通过对观澜河流域城镇用地类型的地表累积物的采样研究,参考《SWAT 2009输入输出手册》[9]提供的相关参数范围和观澜河流域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了观澜河流域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其中FIMP、FCIMP、CURBDEN根据现场研究确定,DIRTMX、TNCONC、TPCONC与TNO3CONC根据地表沉积物研究确定,URBCOEF、THALF、URBCN2参考《SWAT 2009输入输出手册》[9]与白凤姣等[17]关于深圳市观澜河流域CN值的校正研究确定。

    图4所示,观澜河流域6类城市用地类型地表沉积物的DIRTMX的均值中最大值为中密度居住区21.69 kg·km−1,最小值为公管用地6.04 kg·km−1;TNCONC的均值最大值为高密度居住区81.54 g·kg−1,最小值为公管用地17.80 g·kg−1;TNO3CONC的均值最大值为高密度居住区9.17 g·kg−1,最小值为公管用地1.72 g·kg−1;TPCONC的均值最大值为高密度居住区0.65 g·kg−1,最小值为公管用地0.18 g·kg−1。建立的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关键参数初始数值如表3所示,SWAT模型的城镇数据库的DIRTMX、TNCONC、TNO3CONC与TPCONC在观澜河流域的实测值与SWAT模型提供的参考值差别较大,这是由于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默认的参数值是基于美国城市建设区域的相关研究,与我国城市面源污染现状差别较大。因此,在构建SWAT模型研究流域城市面源污染时,须根据当地特征修正模型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参数值。

  • 设置不同的子流域集水面积能影响SWAT模型基于观澜河流域DEM数据生成河流情况与子流域生成个数。本研究通过多次设置子流域的集水面积,发现子流域的集水面积≥300 hm2时,SWAT模型生成的观澜河流域河流情况与实际较为一致,其划分的子流域为34个。根据观澜河流域特征本研究设定的土壤类型面积阈值为15%,用地类型面积阈值为0,坡度分为3级:<2%,2%~5%与>5%,共划分为326个HRUs。通过SUIF-2对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确定了流域中对径流最为敏感的10个参数,以及对氮磷负荷最为敏感的10个参数,其中径流曲线数、土壤饱和导水率、土壤有效含水量与地下水滞后系数对径流量的模拟最为敏感;有效磷沉降速率、地表灰尘TP含量、地表灰尘TN含量与地表灰尘最大累积量对TN与TP的模拟最为敏感(图5)。本研究收集到观澜河流域控制断面——企坪断面2014—2018年的水量与水质数据,以此对企坪断面进行了径流量与水质的校准和验证,模拟步长设置为月,以ENS≥0.5、R2≥0.6为判断运行结束的标准。

    月径流量、TP与TN负荷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分析对比结果见图6。月径流量校准期的ENS为0.83,R2为0.93;验证期的ENS为0.79,R2为0.81。月TN与TP负荷的校准期的ENS分别为0.70、0.68,R2分别为0.86、0.87;月TN与TP负荷验证期的ENS分别为0.7、0.67,R2分别为0.77、0.81。由此可见,模型模拟结果可信度较高,与实际值的拟合度较好,这与城镇数据库参数修正的结论一致:DIRTMX、TNCONC、TPCONC与THALF是模型建立的关键参数。

  • 通过SWAT模型分析了2018年观澜河流域TN与TP单位面积的面源污染输出负荷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各类型功能区输出的面源污染负荷对总负荷的贡献率(图7图8)。2018年,观澜河流域TN与TP单位面积的面源污染输出负荷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一致,均在子流域为10、15、26、31号子流域内最高,分别为TN 13.31~14.91 t·km−2和TP 1.69~1.86 t·km−2。在观澜河流域6类功能区中,高密度居住区输出的TN与TP负荷贡献最高,分别为52%和49%,其次是工业用地,分别为27%和32%,公管用地最低,分别为1.5%和2.3%。

  • 观澜河流域主要的输入点源为干流沿岸建设的水质净化厂尾水,通过利用收集到的2018年观澜河流域各水质净化厂尾水水量与水质日变化数据,建立SWAT模型的点源输入数据库,并基于模型分析了2018年观澜河流域城市面源污染对控制断面——企坪断面处水体TN与TP负荷的贡献情况(图9)。2018年观澜河流域4—9月的降雨径流污染产生的TN与TP负荷均高于1—3月份、10—12月,8月观澜河流域降雨径流污染最为严重,TN与TP负荷分别为2.15 t·km−2与0.24 t·km−2

  • 1) 通过对观澜河流域6类城市用地类型的地表沉积物采样监测研究与区域的现场调研,构建了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并对数据库参数进行了本地化校正,发现:SWAT模型的城镇数据库的DIRTMX、TNCONC、TNO3CONC与TPCONC这4类参数在观澜河流域的实测值与SWAT模型提供的参考值差别较大,后续的相关研究应重点关注这几类城镇数据库参数的本地化校正。

    2) SWAT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表明:参数DIRTMX、TNCONC、TNALF与TPCONC对月TN与TP负荷的模拟最为敏感;构建的SWAT模型对控制断面径流量、TP与TN负荷模拟验证期的ENS分别为0.79、0.68和0.67,R2分别为0.81、0.87和0.81,模型模拟结果可信度较高,与实际值的拟合度较好。同时表明,通过对流域地表累积物的采样研究,建立并校正SWAT模型城镇数据库的方式来构建流域城市面源污染分析的SWAT模型的方法可行。

    3) 利用SWAT模型分析2018年观澜河流域TN与TP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观澜河流域TN与TP单位面积年输出负荷空间分布最高值为TN 13.31~14.91 t·km−2和TP 1.69~1.86 t·km−2;在流域6类城市用地类型中,高密度住宅区输出的TN与TP负荷贡献最高,分别为52%与49%,公共管理服务用地最低,分别为1.5%与2.3%;2018年观澜河流域4—9月的降雨径流污染产生的TN与TP负荷均高于1—3月、10—12月,8月观澜河流域降雨径流污染最为严重,TN与TP负荷分别为:2.15 t·km−2和0.24 t·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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