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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光催化臭氧氧化降解莠去津生产废水

温迪雅, 陈冰, 郑吉斯, 曾淦宁. 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光催化臭氧氧化降解莠去津生产废水[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2): 349-358. doi: 10.12030/j.cjee.201904027
引用本文: 温迪雅, 陈冰, 郑吉斯, 曾淦宁. 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光催化臭氧氧化降解莠去津生产废水[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2): 349-358. doi: 10.12030/j.cjee.201904027
WEN Diya, CHEN Bing, ZHENG Jisi, ZENG Ganning. Atrazine manufactur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photocatalytic ozonization with activated carbon supported ferric ir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2): 349-358. doi: 10.12030/j.cjee.201904027
Citation: WEN Diya, CHEN Bing, ZHENG Jisi, ZENG Ganning. Atrazine manufactur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photocatalytic ozonization with activated carbon supported ferric ir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2): 349-358. doi: 10.12030/j.cjee.201904027

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光催化臭氧氧化降解莠去津生产废水

    作者简介: 温迪雅(1991—),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水处理技术等。E-mail:wdy17@mails.tsinghua.edu.cn
    通讯作者: 陈冰(1974—),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海上溢油处理等。E-mail:bingchen05@gmail.com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51728902);浙江省科技厅公益项目(LGF18D060002)
  • 中图分类号: X703

Atrazine manufactur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photocatalytic ozonization with activated carbon supported ferric iron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Bing, bingchen05@gmail.com
  • 摘要: 莠去津(atrazine)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除草剂,其生产废水具有高有机物浓度和高盐度等特点,处理难度大,为此针对性地开发和评价了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催化剂(AC-Fe3+)光催化臭氧氧化对莠去津生产废水的降解效果,考察了催化剂投加量、紫外功率、曝气强度对该废水COD和NH3-N降解的影响,探究了负载型光催化氧化体系下的降解机理及吸附降解动力学。结果表明,加入AC-Fe3+催化剂后,降解效果得到显著的提升,AC-Fe3+可以有效延缓高盐对处理过程的不利影响。当催化剂投量为40 g·L−1,紫外线功率为14 W,曝气强度为800 L·h−1时,废水COD和NH3-N的去除率分别可以达到70.9%和87.7%。研究结果可为含高盐、高有机物工业废水的高效处理提供一种新思路。
  • 2009—2019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3 643起。其中生态环境部(包括原环境保护部)直接调度指导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有1 225起,包括水污染事件1 060起,占比约87%[1-2]。由于河流水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故一旦发生突发性污染事件,极易对事故点下游流域产生影响和危害,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并引起公众恐慌。如2018年湘赣渌江铊污染事件,其污染范围跨越江西、湖南2省;2017年嘉陵江铊污染事件,污染范围波及陕西、四川2省;2016年新疆额尔齐斯河汞污染事件及同年新疆伊犁河柴油泄漏事件,均险些造成跨国界污染。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我国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仍有待完善,存在重应急轻防范、重突发污染事件轻长期慢性影响等问题,尚未完全实现向以风险控制为目标导向的环境风险管理模式转变。在“十四五”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流域性水环境风险将是我国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严防流域性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提高流域水环境风险管理水平、开展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技术体系研究等迫在眉睫。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结果的可靠性与代表性是环境风险管理的关键。现阶段,我国流域环境风险评估工作主要偏重于特定污染物的生态风险评价[3-4]、健康风险评价[5-6]及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价[7-8]等方面。针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甚少。如指数评价法[9-11]、贝叶斯网格法[12-13]、相对风险评估法[14-15]等都较少关注流域级水环境风险因子的释放规律及环境敏感受体受损害的途径和程度等[16],尚不能准确描述和评估流域尺度环境风险的传递性、累积性或削减性影响,其风险表征也不够具体,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我国已发布了《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号)[17]、《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740-2015)[18]以及《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2018〕9号)[19]。以上指南、导则及推荐方法解决了风险评估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仍存在不能完全反映流域突发环境事件特征,以及与环境风险管理脱节等问题。

    本文以水环境敏感受体为评估基础,在对流域内固定风险源、移动风险源进行水环境风险分类、分级及表征的基础上,提出流域级环境风险分级及表征的技术方法。根据环境风险评估结果与流域风险特征,确定流域环境风险重点和优先管理对象,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对策,以期实现与环境风险管理的有效衔接,补充我国流域环境风险评估体系。

    本技术方法以《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附件1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为基础,着重关注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中所涉及的重要环境敏感受体,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跨界(国界、省界、市界、县界)以及重要生态功能区等。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的“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4级,将环境敏感受体分为3级,即一级、二级和三级,涉及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统一为一级环境敏感受体。以流域内环境敏感受体保护为目的,在全面收集流域水文水系、地形地貌、社会经济,以及现有环境风险源(固定源和移动源)、环境敏感受体情况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流域内固定源和移动源的风险识别、评估与分级。

    主要技术思路为:1)对流域内“一废一库一品”企业,如采选冶炼、尾矿库、石油、化工、钢铁、医药、危化品水陆运输等风险源逐一调查(现场调查风险源的位置、生产情况、危险废物和污水处置情况、排水情况、环境保护情况等)并补充收集相关资料(如风险源布局图、厂区平面图、雨污管网图等图件,以及环境应急预案、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应急资源调查等报告),以识别重点环境风险源,建立环境风险源清单,并对清单内企业逐一进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2)根据环境风险源评估结果,结合流域内跨界断面、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特殊生态系统等环境敏感受体特征分析,对流域水环境突发性环境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并通过环境风险源地图、环境敏感受体图等对评估结果进行表征;3)根据流域突发性水环境风险评估结果,结合流域现有风险防控措施及应急救援能力差距,提出流域水环境风险防控策略及建议,为全面提升流域水环境风险管理水平,科学施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在开展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前,需详细调查流域内所有水环境敏感受体,制作出流域水环境敏感受体清单,绘制流域水环境敏感受体分布图。典型的水环境敏感受体包括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涉水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重要水生生物栖息地、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跨界(国、省、市、县界)断面等。

    参考《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规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将环境敏感受体敏感性划分为以下3级:1)一级环境敏感受体——跨国界水体,或跨省界,或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或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2)二级环境敏感受体——跨设区的市界,或乡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或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或国家级森林公园,或国家级地质公园,或国家级湿地,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三级环境敏感受体——跨县界,或其他未达到二级的环境敏感受体。

    根据评估地区特征与污染物特征,选择水环境中风险因子的扩散模型,包括零维水质模型、一维稳态模型及一维动态混合模型。资料充分时也可采用二维、三维水质模型。

    1)零维水质模型适用于持久性污染物,河流为恒定流。假设污染物进入河道瞬间完全混合均匀(溶解或分散),并整体分散(稀释作用),即将污染物泄漏点至环境敏感受体间的河道作为一个整体。污染物在其中均匀混合。

    2)非持久性污染物稳定态采用一维稳态模型,即一维稳态稀释、降解综合模式,忽略污染物的纵向弥散系数(在稳态条件下,纵向弥散系数对结果影响小)。该模型适用于非持久性污染物,河流为恒定流。当污染物在河流断面上达到完全混合后,分析污染物在水流方向输移、转化的变化情况时采用此模型。

    3)一维动态混合模型适用于非持久性污染物,非恒定流,可用于预测任何时刻的水质状况。

    1)固定型水环境风险源识别。收集并分析相关资料,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周边环境敏感受体、涉及环境风险物质和数量、生产工艺、安全生产管理、环境风险单元及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以及现有环境应急资源等。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国办发〔2013〕101号)的要求,综合企业信息、环境风险传播途径及环境敏感受体,识别固定型水环境风险源(以下简称固定源)。

    2)流域固定源水环境风险评估。按突发环境事件事发点下游受影响水环境敏感受体最高等级来划分固定源环境风险等级。当一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确定为重大环境风险源;当二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确定为较大环境风险源;当三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确定为一般环境风险源。

    以环境敏感受体水质安全为核心,通过估算环境污染物泄漏进入河流后的影响范围,及核算受影响范围内所有环境敏感受体的最高级别,以最高级别确定此环境风险源的风险等级。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污染物在河道中的浓度与污染扩散的水平距离。因此,首先在对流域固定源进行水环境风险评估时,采用合适的污染物扩散模型进行演算,得出的污染物可能影响的污染范围;随后根据此结果,结合影响范围内环境敏感受体等级划分环境风险源的风险等级。

    1)移动性水环境风险源识别。移动型水环境风险源(以下简称移动源)主要关注流域内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危化品)道路运输以及船舶运输。调研流域内沿河道路路段、船舶运输路线及危化品种类等情况时,一是制作流域内陆路、水路运输路线与水系分布图,重点关注临近河流及水系联通沟渠的路段;二是掌握危化品在流域内的运输情况,包括危化品运输路线、种类、理化性质、单次运输量、运输工具类型、泄漏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类型等情况。

    2)流域移动源水环境风险评估。流域移动源水环境风险评估包括环境风险路段识别和环境风险评估参数选择。环境风险路段识别即对流域内所有危化品运输线路进行统计分析,识别水环境敏感受体风险路段(路线),即流域内各干支流的沿河公路、桥梁、水路等,危化品一旦泄漏将可能对下游水环境敏感受体产生影响。

    环境风险评估参数选择包括4个方面。一是危化品主要化学成分及表征指标分析。二是危化品泄漏量。建议采用危化品最小运输单元的运输量为危化品水陆两类运输最大泄漏量。根据对以往案例的统计结果,陆路运输中液体类危化品基本都发生在道路路沿与河岸堤顶间距在200 m范围内,路河间距越小,泄漏入河量总体越大;桥梁或翻车直接入河(水库、湖泊)可以按100%泄漏入河处理。水路运输的泄漏量按泄漏全部入河处理。液体类危化品泄漏入河量按图1测算。针对固体类危化品泄漏入河仅考虑离河岸堤10 m范围内的路段及跨河桥梁,泄漏量按最不利条件泄漏,即全部泄漏计算。三是危化品泄漏时间。当发生液体类危化品泄漏事件,其泄漏时间长短将影响危化品进入河流的初始浓度大小。首先利用伯努利方程计算出危化品(液体)泄漏速率,随后根据危化品运输量与泄漏速率的比值得出泄漏时间。四是环境风险路段的环境风险分析与分级。针对所有危化品对识别的所有环境风险路段(即评估路段)逐一进行环境风险分析与评估。结合受影响的环境敏感受体的级别确定该路段环境风险等级。当一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为重大环境风险路段(路线);当二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时为较大环境风险路段(路线);当三级环境敏感受体受到影响为一般环境风险路段(路线)。

    图 1  液体类危化品泄漏入河量
    Figure 1.  Leakage of liquid hazardous chemicals into the river

    其中,液体类危化品泄漏速率根据式(1)计算。固体类危险化学品释放时间与污染物在水中的饱和溶解度、污染物总量以及河流流量等因素有关,具体计算见式(2)。

    QL=Cd×A×ρ×2(PP0)+2ρghρ (1)

    式中:QL为危化品泄漏速度,kg·s−1Cd为危化品泄漏系数,此值常用0.6~0.64;A为裂开面积,m2P为容器内介质压力,Pa;P0为环境压力,Pa;g为重力加速度;h为裂口之上液位高度,m;ρ为危化品密度,kg·m−3

    T=S/(K×Q) (2)

    式中:T为污染物释放时间,s;S为固体类危险化学品所含污染物总量,g;K为污染物在水中的饱和溶解度,g·m−3Q为河流流量,m3·s−1

    环境风险路段长度计算以环境敏感受体为基准点,通过水质模型对污染物影响距离予以计算。在此影响距离内寻找环境敏感受体,如无环境敏感受体,则该路段为无风险路段。如有环境敏感受体,则以此环境敏感受体为基础并向上游反推(若有多个环境敏感受体,则从环境敏感受体等级从高到低依次进行),即得到临界点。若污染物在临界点处泄漏,则下游环境敏感受体处污染物的浓度刚好达到GB3838-2002相关指标限值要求,该临界点设为Z点。Z点以上为无风险路段,Z点以下为有风险路段,即环境敏感受体和Z点内的危化品运输路线为有风险的路段。环境敏感受体与临界点Z点间的距离即为环境风险路段长度。具体分为以下3个情景,如图2所示。

    图 2  环境敏感受体及环境风险路段关系的典型情景
    Figure 2.  Typical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the relationship s between environmental risk receptor and road section for assessment

    1)情景一。对于某一环境敏感受体以及某一评估路段,当临界点Z落在评估路段中,该评估路段Z点以上环境风险等级为无风险,即污染物在Z点以上泄漏后的环境风险小。Z点以下为有风险路段。

    2)情景二。对于某一环境敏感受体以及某一评估路段,当临界点Z落在评估路段上游某处,则该评估路段环境风险等级为有风险。

    3)情景三。对于某一环境敏感受体以及某一评估路段,污染物泄漏扩散影响范围内无环境敏感受体,即当临界点Z落在评估路段下游某处,则该评估路段环境风险等级为无风险。

    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结果以一张图予以表征,即在流域水系图上,结合流域水环境敏感受体(红色△表示一级水环境敏感受体、黄色△表示二级水环境敏感受体、蓝色△表示三级水环境敏感受体),将评估出的固定源和移动源按照水环境风险等级不同以红、黄、蓝全部标识出来,其中,红色表示重大环境风险源(重大环境风险路段)、黄色表示较大环境风险源(较大环境风险路段)、蓝色表示一般环境风险源(一般环境风险路段)。同时,用绿色表示无环境风险路段。

    关注环境风险源强度与环境敏感受体敏感性之间的交互关系,可直观有效地评估环境风险源对流域内环境敏感受体的影响程度,有效保护环境敏感受体,适应环境应急管理需求。提出流域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统一了固定源和移动源的流域性突发环境风险评估,可用以对流域内存在的固定源和移动源进行全面识别与分级,是我国现有环境风险评估体系的补充,并可为提升我国流域水环境风险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 图 1  石英壁内紫外灯排布方式俯视图与光催化氧化降解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ure 1.  Arrangement style of UV lamp in vertical view and scheme of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degradation device

    图 2  紫外功率对莠去津废水中COD和NH3-N去除率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UV power on the removal rates of COD and NH3-N in atrazine wastewater

    图 3  不同紫外灯功率下UV/AC-Fe3+、UV/O3和UV/O3/AC-Fe3+体系对莠去津废水COD去除率比较

    Figure 3.  Comparison of COD removal rates of atrazine wastewater by UV/AC-Fe3+, UV/O3 and UV/O3/AC-Fe3+ systems under different UV power

    图 4  催化剂投量对莠去津废水COD和NH3-N去除率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catalyst dosage on the removal rates of COD and NH3-N in atrazine wastewater

    图 5  曝气量对莠去津废水COD和NH3-N去除率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aeration on the removal rates of COD and NH3-N in atrazine wastewater

    图 6  800 L·h−1曝气量下不同氧化体系的去除率对比

    Figure 6.  Comparison of the removal rates of different oxidation systems at 800 L·h−1 aeration

    图 7  莠去津废水在不同因素水平下ln(C0/Ct)与t的关系以及不同因素水平与k之间的拟合曲线

    Figure 7.  Relationships between ln(C0/Ct) and t and the fitting curve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and k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ach factor

    表 1  不同影响因素水平下莠去津废水COD降解反应速率常数

    Table 1.  Reaction rate constant of COD degradation in atrazine wastewater under different factors

    影响因素因素取值k/min−1R2t0.5/min
    紫外功率7 W0.005 10.983135.91
    14 W0.006 70.990 6103.45
    21 W0.004 40.932 1157.53
    28 W0.002 80.890 8247.55
    催化剂投量20 g·L−10.004 90.983 6141.46
    40 g·L−10.006 70.990 6103.45
    60 g·L−10.003 50.971 3198.04
    80 g·L−10.001 20.734 9577.62
    曝气量200 L·h−10.004 50.959 7154.03
    400 L·h−10.0050.982 2138.63
    800 L·h−10.006 70.990 6103.45
    1 200 L·h−10.0070.992 799.02
    影响因素因素取值k/min−1R2t0.5/min
    紫外功率7 W0.005 10.983135.91
    14 W0.006 70.990 6103.45
    21 W0.004 40.932 1157.53
    28 W0.002 80.890 8247.55
    催化剂投量20 g·L−10.004 90.983 6141.46
    40 g·L−10.006 70.990 6103.45
    60 g·L−10.003 50.971 3198.04
    80 g·L−10.001 20.734 9577.62
    曝气量200 L·h−10.004 50.959 7154.03
    400 L·h−10.0050.982 2138.63
    800 L·h−10.006 70.990 61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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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4-03
  • 录用日期:  2019-09-11
  • 刊出日期:  2020-02-01
温迪雅, 陈冰, 郑吉斯, 曾淦宁. 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光催化臭氧氧化降解莠去津生产废水[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2): 349-358. doi: 10.12030/j.cjee.201904027
引用本文: 温迪雅, 陈冰, 郑吉斯, 曾淦宁. 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光催化臭氧氧化降解莠去津生产废水[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2): 349-358. doi: 10.12030/j.cjee.201904027
WEN Diya, CHEN Bing, ZHENG Jisi, ZENG Ganning. Atrazine manufactur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photocatalytic ozonization with activated carbon supported ferric ir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2): 349-358. doi: 10.12030/j.cjee.201904027
Citation: WEN Diya, CHEN Bing, ZHENG Jisi, ZENG Ganning. Atrazine manufactur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photocatalytic ozonization with activated carbon supported ferric ir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2): 349-358. doi: 10.12030/j.cjee.201904027

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光催化臭氧氧化降解莠去津生产废水

    通讯作者: 陈冰(1974—),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海上溢油处理等。E-mail:bingchen05@gmail.com
    作者简介: 温迪雅(1991—),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水处理技术等。E-mail:wdy17@mails.tsinghua.edu.cn
  • 1. 华北电力大学,区域能源环境系统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06
  • 2.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部深圳市近海动力环境演变重点实验室,深圳 518055
  • 3. 纽芬兰纪念大学,加拿大北部有机可持久性污染控制(NRPOP)实验室,圣约翰A1B 3X5
  • 4. 浙江工业大学海洋学院,杭州 3100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51728902);浙江省科技厅公益项目(LGF18D060002)

摘要: 莠去津(atrazine)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除草剂,其生产废水具有高有机物浓度和高盐度等特点,处理难度大,为此针对性地开发和评价了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催化剂(AC-Fe3+)光催化臭氧氧化对莠去津生产废水的降解效果,考察了催化剂投加量、紫外功率、曝气强度对该废水COD和NH3-N降解的影响,探究了负载型光催化氧化体系下的降解机理及吸附降解动力学。结果表明,加入AC-Fe3+催化剂后,降解效果得到显著的提升,AC-Fe3+可以有效延缓高盐对处理过程的不利影响。当催化剂投量为40 g·L−1,紫外线功率为14 W,曝气强度为800 L·h−1时,废水COD和NH3-N的去除率分别可以达到70.9%和87.7%。研究结果可为含高盐、高有机物工业废水的高效处理提供一种新思路。

English Abstract

  • 莠去津(atrazine, 2-氯-4-乙胺基-6-异丙胺基-1,3,5-三嗪)是一类被广泛应用在玉米、甘蔗和高粱等作物中的三嗪类除草剂,据估计,2001年的使用量为3.5×107 t[1]。莠去津长时间施用会造成接茬种植的蔬菜、大豆等死苗[2],进入水体会危害人类及水生生物等生长[3]。地下水和饮用水中经常检测到该农药,已被美国环保署确定为潜在致癌物、内分泌干扰物和持久毒性化合物[4-5]。我国化学合成农药的产量较低,平均产量不到40%,其他原料、中间体或副产品均以“三废”的形式排放,导致莠去津生产废水中不仅具有高浓度合成原料(三聚氯氰、异丙胺、甲苯)和合成中间体(乙胺等),还具有高含盐量和强碱性的特点[6]。这些特点不仅对处理装置、管路的运行造成负担,更对后续传统生化处理造成极大困难。

    目前,此类实际生产废水处理技术的详细报道很少见,研究对象主要是实验室模拟废水。ARELLANO等[7]用光芬顿和光催化技术降解初始浓度为35 mg·L−1的纯莠去津溶液,得到72%的矿化率。而实际生产废水呈强碱性,使用芬顿法须加入大量化学试剂进行中和,增加系统负荷的同时还可能导致二次污染;有研究考虑筛选可降解莠去津的菌株,如ZHU等[8]将筛选得到的菌株Arthrobacter sp. strain HB-5引入0.3%含盐废水样品中,初步实现了莠去津的半衰期低于7 d的降解效果;也有研究[9]筛选出耐盐的(3%~14%含盐量)莠去津降解菌。然而实际生产废水中的含盐量均在5%~20%,再加之废水可生化性差,毒性大,对各种微生物处理方法都具有很大挑战。

    光催化氧化法作为一种处理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的方法,近40年来被广泛研究和应用。该方法产生的羟基自由基(·OH)是一种强氧化物质,具有2.8 V标准电极电势,可对污染物迅速降解[10-14]。但·OH的选择性低,这就意味着有机物和其他共存物之间存在竞争反应[10, 15]。莠去津生产废水含盐量高,水中的氯离子会与有机物竞争·OH,使得降解效率受到影响,这种竞争作用在其他高级氧化体系(如UV/O3、钴/过氧硫酸盐和UV/TiO2等)中也有体现[16-18]。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制备了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催化剂(AC-Fe3+),并将其与光解臭氧法(UV/O3)结合,开发了能够有效降解莠去津生产废水的方法,对催化剂投加量、紫外功率、曝气强度3个因素进行了优化,并从理论上探索负载型光催化氧化(UV/O3/AC-Fe3+)体系对莠去津废水的降解机理及吸附降解动力学。

  • 实验中的光催化降解装置(见图1)主体为4 L圆柱形石英反应器,内径为20 cm,壁厚为4 mm,壁高为25 cm,置于不锈钢罐中,石英反应器配有紫外灯(UVC-7中山市利贞电器有限公司)、搅拌器、臭氧装置(FL-815Y深圳市飞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实验中与水样接触的部件均采用聚四氟乙烯等性质稳定材料,避免引入其他物质造成误差。实验所用莠去津废水取自农药化工厂,莠去津废水是一类具有高浓度难降解有机物的高盐碱性废水,部分水质参数如下:化学需氧量(COD)为10 000~15 000 mg·L−1;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为2 000~3 850 mg·L−1;氯化物为15 000~197 500 mg·L−1;氨氮为40~60 mg·L−1;pH为13~14,污水主要表现为高盐度、高碱性和低可生化性。

    催化剂的制备和改进参考ZAZO等[19]的方法,采用颗粒活性炭(市售)为载体,活性炭粒度为4~8目,强度为90%。活性组分是浓度为0.5 mol·L−1的硝酸铁(Fe(NO3)3·9H2O,北京化工厂)。将活性炭颗粒用纯水洗涤后,放入鼓风干燥箱(DHG-9245A 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105 ℃烘干12 h,在硝酸铁溶液中振荡浸渍6 h,然后在干燥箱60 ℃烘干12 h,在马弗炉(SX-4-10 北京KSW公司)中500 ℃焙烧4 h,使其自然冷却,用筛子除去粉末颗粒,制得负载型催化剂(AC-Fe3+)。

  • 在光催化实验中,取2 L水样置于石英反应罐中,投入一定量的负载型催化剂,打开搅拌装置,并同时打开紫外光和臭氧装置,并开始计时。分别在0、20、40、60、80、100、120、140、160、180 min时经蠕动泵(YZ1515X 保定创锐泵业有限公司)取样,取样时留取蠕动泵3 s后的水样,以消除管内残留水样对实验结果的影响。COD的测定方法参考国家环保总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中的重铬酸钾法[20],NH3-N的测定方法选用HJ 536-2009中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21]

  •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22-23],实验中调整紫外灯的数量,考察了催化体系下紫外功率分别为7、14、21和28 W的处理效果,以上实验均在室温条件下进行,并同时进行空白样和平行样的实验控制,结果如图2所示。UV/O3/AC-Fe3+体系下降解莠去津废水,随着紫外功率的提高,COD去除率随之增加,当紫外灯功率为14 W时,废水COD和NH3-N的去除率最佳。在紫外功率继续增大时,去除率降低,在紫外灯功率为21 W和28 W时,COD的去除率比7 W时更低,这可能是由于过高的光强对降解产生了某种抑制作用或者发生了加成反应,抑制了降解效率。

    实验进一步研究了光解臭氧(UV/O3)体系和单纯光催化体系(UV/AC-Fe3+),反应进行180 min时紫外功率对废水中COD去除率的影响,并与UV/O3/AC-Fe3+体系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3所示。当没有AC-Fe3+存在时,随着紫外功率的增加,UV/O3体系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在紫外功率为28 W时,出现了COD去除率为负值的情况,即反应中产生了某种物质使COD值增加,这说明抑制作用和加成作用可能同时存在。单纯光催化对莠去津废水的降解能力较弱,在紫外功率分别为7、14、21和28 W时,COD去除率分别仅有2.52%、5.68%、6.21%和5.56%,废水COD去除率在21 W时仅为6.21%。3种降解体系相比而言,UV/O3/AC-Fe3+体系对COD的去除效果最佳。

    单纯UV/AC-Fe3+降解莠去津废水,莠去津发生脱氯作用产生三嗪类中间产物(如HIET和CAIT),这些中间产物十分稳定,难以直接光解。莠去津及大量三嗪类物质没有得到矿化,因此,废水中COD去除率不高,这与BIANCHI等[24]和JAIN等[25]的研究具有一致性。

    在UV/O3/AC-Fe3+体系下,紫外光解臭氧产生具有强氧化能力的羟基自由基,莠去津废水中大量的三嗪类物质在254 nm波长下发生羟基自由基夺氢反应,导致COD降低,增大紫外功率后,COD不降甚至升高,可能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氯离子的抑制作用,废水中存在大量的氯离子,与有机物竞争·OH,有研究证明氯离子与·OH的反应速率(k·OH-Cl = 4.3×109 L·(mol·s)−1)要高于目标污染物莠去津(k·OH-Atrazine =2.4×109 L·(mol·s)−1),从而抑制了莠去津的降解反应;另一方面是加成作用,光强过高时,容易促使三嗪类物质直接光解,生成联三嗪类物质,废水中的氯离子也会与有机物争夺氧气,生成次氯酸,在强光辐射下生成氯自由基,进而与有机物发生加成反应,使COD升高,光强越高,加成反应越显著。氯离子对高级氧化的抑制在其他研究中也常有报道[16, 26-27],有研究[28-30]发现,在羟基自由基氧化染料体系中,在低pH条件下,氯离子加速降解过程,在高pH条件下,氯离子显著抑制降解过程,这种现象与本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从本研究结果来看,UV/O3/AC-Fe3+体系可针对性地吸附降解有机物,相比于单一光催化或光解臭氧体系更有效,可削弱因高浓度的氯离子和强碱废水环境对降解产生的抑制作用,更适合莠去津废水。

  • AC-Fe3+的投加有助于吸附水中有机物,单独催化剂吸附莠去津废水,催化剂投加量为20、40、60和80 g·L−1时,COD和NH3-N在180 min时的最高去除率分别仅为5.32%和12.16%。因此,考察了催化剂投加量对光催化氧化(UV/O3/AC-Fe3+)体系降解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4所示。实验前提条件是在相同的光照强度和臭氧流量下,UV/O3体系在180 min内对莠去津废水中的COD最大去除率为56.4%,随着AC-Fe3+的投加,废水中COD去除率有所升高。如图4所示,当AC-Fe3+投加量为40 g·L−1时,莠去津废水中COD的去除效果最好,180 min后废水中COD去除率为70.9%,增加催化剂投加量,没有对去除率有所提高反而呈降低趋势。NH3-N去除率和COD去除率变化趋势类似,当催化剂投加量为20、40、60和80 g·L−1时,NH3-N降解效率分别为47.1%、87.7%、76.7%和66.2%,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COD和NH3-N去除率变化趋势均表明,本研究中催化剂最佳投加量为40 g·L−1

    光催化氧化技术由于产生了光生空穴和氧化基团从而提高了反应效率,但废水中高浓度的氯离子会影响氧化基团的去除率。一方面AC-Fe3+作为吸附剂能够吸附分离废水中的有机物,使得羟基自由基等氧化基团与难降解有机物反应,避免氯离子或者氯自由基与有机物争夺氧化基团,实现选择性降解;另一方面,活性炭负载的Fe3+可以作为催化剂,通过不同价态的转换提高反应效率。推测可能发生的反应步骤如下:废水中的Cl可与O3反应生成ClO[31](式(1));然后通过湿式氧化产生高价铁,即Fe3+在碱性条件下被溶液中的ClO氧化,形成电极电势仅次于羟基自由基·OH(2.4 V)的高铁酸根FeO24(2.2 V)[32-33](式(2));高铁酸根极不稳定,与废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快速的氧化反应,自身被还原为中间价态铁(式(3));还原产物Fe(Ⅴ)和Fe(Ⅳ)仍具有很强的氧化活性,能对有机物进行进一步的氧化降解[34-35](式(4)),高铁酸根的最终还原产物为三价铁(式(5)),继续参与反应,活性组分三价铁在反应中完成了一个完整循环[36]。溶液中存在的氧化基团、高铁酸根FeO24以及中间的强氧化价态铁共同作用,可加强对废水中有机物的氧化。但AC-Fe3+用量增加没有提高降解效率,可能由于:一方面催化剂颗粒影响了紫外光在溶液中的传播能力;另一方面,AC-Fe3+投量增加使得FeO24浓度升高,高浓度的FeO24会加速其自身分解过程。

  • 研究考察了臭氧产量为15 g·h−1,空气曝气量分别为200、400、800和1 200 L·h−1时对废水中COD和NH3-N去除率的影响,结果如图5所示。随着曝气量的增加,莠去津废水COD和NH3-N去除率都得到了明显提高。反应进行180 min后,曝气量为200 L·h−1时的COD和NH3-N的去除率分别仅为52.5%和18.1%,当曝气量为800 L·h−1时,COD和NH3-N的去除率可分别增至70.9%和87.7%,去除率分别提高了18.4%和69.6%,特别是废水中NH3-N的催化氧化效果得到明显提高,继续提高曝气量,降解效果提高不明显,考虑到能耗问题,本研究将最佳的空气曝气量定为800 L·h−1

    废水中COD去除率随空气曝气量提高而增加,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空气中的氧起到了贡献作用。一方面,O2阻止了氯自由基的加成反应(式(6)),使得自由基加成反应链得以终止,比如甲基自由基与氧气反应,生成了反应活性很差的的过氧甲基自由基;另一方面,O2促进了羟基自由基与降解中间体的反应,从而促进了有机物的矿化反应(式(7)),双重作用下,光催化氧化过程的效率得以提高。研究表明,O2在均相体系和非均相体系矿化污染物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在非均相体系中,O2清除导带上电子,从而防止电子和空穴复合,增加羟基自由基的产量的同时,还促进中间产物的降解。研究发现,一旦O2被消耗,中间体的降解就可能停止[37-39];在均相体系中,O2直接参与环状污染物的开环,有助于初级中间体以及副产物的矿化[39]

    研究对比分析了800 L·h−1曝气量下不同氧化体系的去除率(图6),单独O3氧化对废水COD去除率最低,仅为5.4%;O3与UV结合后,光解臭氧产生的羟基自由基可对废水中有机物快速降解,COD去除率提高了51%;在UV/O3体系投加催化剂AC-Fe3+后,光催化臭氧化作用对废水COD去除率最高,比单独O3提高了66.8%。可以发现,单独O3氧化能力较弱,UV和AC-Fe3+的加入为莠去津废水降解起到主要贡献作用。事实上,单独O3法很难将污染物完全降解,须与其他技术(如紫外、超声、活性炭等)结合来达到处理要求[40]

  • 将不同紫外功率、催化剂投加量以及曝气量的莠去津废水COD光催化降解实验数据进行积分处理,求出不同影响因素在各个水平下的反应速率常数k (表1),并绘制ln(C0/Ct)与反应时间的曲线(图7)。可以看出,ln(C0/Ct)与t基本呈线性关系,即表明莠去津废水中的COD光催化降解过程可用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来描述。当紫外功率从7 W上升到28 W时,k先从0.005 1上升到0.006 7,然后降到0.002 8,同理,COD催化剂投量和空气曝气量的反应速率常数也有先升后降的规律。

    利用Origin 8.5®进行非线性回归,得到每个影响因素与废水中COD一级反应速率常数k之间的拟合曲线(见图7),不同紫外功率(P)、不同催化剂投加量(M)和不同空气曝气量(Q)与一级反应速率常数k1k2k3之间的拟合关系见式(8)~式(10),莠去津废水COD的Langmuir降解速率常数k= k1k2k3

  • 1) 研究针对高盐度莠去津生产废水开发了活性炭负载三价铁催化剂(AC-Fe3+)光催化臭氧氧化方法,实验证明,AC-Fe3+的存在与否对废水中COD的去除率影响显著。当无AC-Fe3+存在时,降解过程受到水中氯离子的影响,提高光强反而抑制了降解过程,AC-Fe3+可以有效延缓高盐水质的不利影响。

    2) 通过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优化实验,进一步确定了最佳反应条件:催化剂投加量为40 g·L−1,紫外线功率为14 W,曝气强度为800 L·h−1时,废水中COD和NH3-N去除率分别可以达到70.9%和87.7%。

    3) 对AC-Fe3+光催化臭氧氧化降解废水中COD的动力学进行研究,发现废水中COD的降解过程符合一级动力学。分别拟合了催化剂投加量、紫外线功率和曝气强度与废水中COD反应速率常数k之间的关系,计算值与实验值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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