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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Hg)是一种在大气中具有较长停留时间并能进行长距离传输的全球性有毒重金属[1-4]. 汞具有高挥发性、生物累积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危害[5-6]. 汞可通过自然过程(如岩石风化、地热活动和火山爆发)和人类活动(如采矿、工业生产和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进入大气[7-9]. 海洋在全球汞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0]. 201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汞约有3700 t会沉降到海洋[11].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为排放汞的增加,海洋中汞浓度显著增加[12],导致海洋鱼类体内汞浓度升高,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13-14]. 海洋环境中不同形态的汞在迁移转化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主要控制过程包括甲基化/去甲基化、吸附/解吸、沉积物-水界面交换、氧化/还原等(图1). 其中,吸附/解吸、沉积物-水界面交换等迁移过程控制着汞在不同介质中的分配,氧化/还原过程控制着水体中Hg0的水平,而甲基化/去甲基化是控制海洋环境中甲基汞循环的关键过程.
汞在环境中的主要赋存形态包括:Hg0、Hg2+和MeHg[15-19]. MeHg是一种毒性强、易富集、具有严重生态风险的有毒污染物[5, 20-22],这种生物可利用性高的汞形态能够在高营养级生物体内累积到较高浓度水平[20-21, 23]. 食用海产品是人类暴露MeHg的主要途径,可以导致神经发育障碍和自身免疫反应等疾病[20-21, 24-25]. 通过各种来源排放到海洋环境中的无机汞在沉积物和水柱中均可甲基化为MeHg. 近海沉积物中产生的MeHg也可通过长距离传输进入大洋. 原位生成是海洋甲基汞的主要来源,原位甲基化和去甲基化被认为是控制海洋环境中甲基汞水平的重要过程[18-19, 26-27]. 汞的甲基化和去甲基化均可以通过生物和化学(光化学和非光化学)途径发生[28-29],微生物途径被认为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甲基汞生成降解的主要途径[30-33]. 光化学途径在表层海水汞迁移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4-35].
目前已有综述对环境汞的甲基化与去甲基化过程进行了总结[36-39],但对海洋环境中汞甲基化/去甲基化涉及相对较少. 本文在总结海洋汞甲基化/去甲基化途径、过程机制和微生物类群等基础上,详细讨论了海洋微生物(细菌、古菌和微藻)、海洋光化学以及海洋非光化学汞甲基化/去甲基化过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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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同位素添加技术具有较高的准确度、精密度和可同时测定甲基化(km)和去甲基化速率(kd)的优点,是测定汞甲基化/去甲基化速率的有效工具[40-41]. 近年来,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MeHg净产量的估算,以解决水生系统中MeHg的原位生成和控制因素等问题[42-43]. 表1总结了目前报道的稳定同位素添加技术测得的海洋体系中沉积物和水体汞甲基化与去甲基化速率,其中沉积物km范围为0.001—0.21 d−1,kd为0.02—6.4 d−1;水体km范围为0.001—0.005 d−1,kd为0.09—0.57 d−1. 大洋与近岸水体比较,近岸水体汞甲基化与去甲基化速率较高;海洋体系与淡水体系比较发现,海洋体系沉积物中汞甲基化和去甲基化速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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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被认为是产生MeHg最重要的场所[57]. 一项在北大西洋的研究表明,硫循环驱动了从近海到深海峡谷沉积物汞的甲基化过程,硫酸盐还原菌(sulfate-reducing bacteria,SRB)是主要的汞甲基化微生物[58]. 南海沉积物汞甲基化过程实验结果证实,微生物甲基化是该研究区域汞甲基化的重要途径,硫酸盐还原菌和铁还原菌(iron- reducing bacteria,FeRB)是主要的甲基化微生物[59]. 汞去甲基化也广泛地发生在墨西哥湾北部、长岛海峡、大西洋中部大陆架和斜坡等海洋沉积物环境中[44-47]. 由此可见,海洋沉积物环境是汞甲基化/去甲基化的重要热点区域.
除沉积物外,汞甲基化/去甲基化过程也可能发生在海洋系统的水柱中. 最近研究表明,海洋次表层可能是汞甲基化的一个潜在热点区域. 例如,研究发现北冰洋大部分MeHg净生产发生在次表层[60]. 萨尼奇湾汞甲基化功能基因hgcAB在200 m深度的样品中丰度最高,表明潜在的新型海洋汞甲基化微生物可能具有更强的耐氧能力和更广的栖息范围[30]. 开阔大洋汞甲基化过程的研究提出,含氧水柱中的好氧微生物可能是次表层汞甲基化的主要微生物[61-64]. 与之相反,在赤道北太平洋次表层溶解氧最小区的研究发现,厌氧产甲烷菌是导致水柱中甲基汞浓度升高的主要微生物[65]. 海洋生物汞同位素组成测定结果也表明汞甲基化过程可能主要发生在浅层海水,即50—400 m深度之间[31, 66]. 太平洋中部汞甲基化和去甲基化的研究揭示,非生物甲基化/去甲基化过程在控制寡营养区域次表层水体甲基汞浓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2]. 海底热液系统可能释放Hg和MeHg,因此也被认为是海洋中MeHg的潜在重要来源. 例如,戈尔达海岭(Gorda Ridge)的热液喷口流体中存在高比例的MeHg,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系统内汞的非生物甲基化产生[67]. 微生物宏基因组结果也表明海底热液存在具有汞甲基化潜能的嗜热古菌Pyrococcus furiosus,可能是潜在的甲基化热点区域[64]. 热液喷口和地热温泉等高温环境中微生物去甲基化过程也较为活跃. 微生物去甲基化最早的分支来自嗜热细菌Aquificales,与该菌的栖息地——热液环境中高浓度的Hg2+一致[68]. 随着宏基因组学和单细胞基因组学等测序技术在海洋环境中的广泛应用,已有6个门的去甲基化微生物在热液和地热泉等环境中被鉴定出来[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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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汞甲基化主要由微生物介导,但如果存在合适的甲基供体,无机汞也可以通过非生物途径发生甲基化反应[33, 70]. 根据是否需要光照,非生物汞甲基化分为光化学和非光化学甲基化[18]. 非生物汞甲基化过程作为汞在氧化海水中甲基化的可能途径,对海洋水体MeHg的生成也有一定贡献[27, 52-53]. 太平洋中部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未过滤海水,过滤海水中汞甲基化速率更高[52]. 由于海水中大部分微生物已通过0.2 μm滤膜去除掉,因此过滤海水中汞甲基化能力增强最有可能归因于非生物机制,而不是由微生物汞甲基化所引起[52]. 此外,同位素示踪实验研究发现,加入同位素标记的无机汞后会立即发生汞的甲基化,这种现象只能通过非生物汞甲基化来解释[27, 52-53, 71-72]. 非生物汞甲基化在海洋环境中的作用也得到最近一项模拟全球海洋汞甲基化过程研究的支持。该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非生物汞甲基化,模拟的北冰洋和南大洋甲基汞浓度将被大大低估[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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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可能促进海洋汞非生物甲基化的化合物包括碘甲烷(CH3I)和二甲基硫(DMS)等. CH3I在海洋环境中由蓝藻等藻类或真菌产生,而DMS主要由海洋浮游植物产生[70, 74]. 有研究表明CH3I诱导的光化学汞甲基化可以在水生环境发生,但该研究设置的CH3I的浓度(mmol·L−1水平)远高于海水(pmol·L−1水平)中的实际浓度,该过程在海水中的贡献尚有待验证[70, 75].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溶解有机质(DOM)驱动的光化学汞甲基化在降水和湖泊MeHg生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在海洋环境中的作用尚不清楚[76-77]. 目前普遍认为光化学汞甲基化不太可能成为海洋中甲基汞的主要来源,海洋表层水体MeHg浓度总体较低也支持了这一观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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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去甲基化在海水(尤其是深层水体)和沉积物MeHg降解中起着重要作用. 非生物去甲基化也可发生,且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光化学去甲基化上,这一过程对海洋MeHg降解的贡献可以达到56%—80%[78-79]. MeHg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光化学反应进行降解. 直接光降解利用海水中MeHg的C—Hg键或MeHg-DOM络合物的Hg—S键吸收光,导致键的直接能量转移和断裂[14, 80]. 间接光降解一般归因于光化学诱导产生的活性氧和自由基(如过氧化氢、羟基自由基、单线态氧、过氧化物和DOM的激发三重态)对MeHg的降解[79, 81-82]. 光强、光波长以及水体的理化参数等环境因素均对海水甲基汞光降解产生影响.
赤道太平洋、北冰洋和白令海峡等海域的MeHg光化学去甲基化现场培养实验表明,MeHg降解速率与光强度和波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26]. 一般认为,紫外线(UV)是导致MeHg光降解的主要光波段,波长范围为280 nm至400 nm的UV-A和UV-B可以显著影响MeHg的光降解过程[79, 81, 83-84]. 利用汞同位素的非质量分馏(Mass-independent fractionation,MIF)特征示踪海洋生物MeHg的来源时发现,MIF与太阳辐射能量之间密切相关,光化学去甲基化是太平洋表层水中甲基汞降解的重要途径[66, 85]. 除光谱影响外,海水中的DOM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MeHg的光降解速率。例如,通过形成MeHg-DOM络合物或光化学反应产生自由基促进MeHg去甲基化,或者通过淬灭自由基或吸收太阳辐射降低光化学去甲基化速率[14, 79-8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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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述,海洋环境中MeHg的水平受到甲基化和去甲基化过程的共同控制[42, 87],其中微生物过程是甲基汞生成降解的最主要途径[33,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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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汞甲基化可以将海洋环境中的无机汞转化为甲基汞,了解微生物汞甲基化的生化机制至关重要[63-64]. 在发现hgcAB基因对汞甲基化的重要作用后,乙酰辅酶A途径被认为是微生物汞甲基化的主要生化机制[89]. 基于SRB和FeRB两种模型菌株,研究者提出hgcA基因能够编码一种起催化甲基转移作用的类咕啉蛋白(HgcA),而hgcB基因会编码一个与HgcA相关的铁氧化还原蛋白(HgcB),两种蛋白能将Hg通过酶催化的甲基化反应生成MeHg[89-90]. hgcAB基因是汞甲基化能力的预测因子,hgcAB基因的发现有助于人们在不同海洋环境中寻找潜在的汞甲基化微生物[57, 64]. 迄今为止,经实验培养验证的海洋环境中汞甲基化微生物主要来自δ-变形菌门(SRB、FeRB和互营养菌)、厚壁菌门和古菌门(产甲烷菌)的厌氧菌[91]. 海洋环境中已确定为汞甲基化微生物或具有 hgcAB同源物的微生物如表 2 所示。
目前在南大洋、大西洋、西太平洋、赤道太平洋、东海和里海等许多海洋环境的沉积物和水体中均检测到hgcAB基因和汞甲基化微生物的存在[64, 92]. 萨尼奇湾的研究发现,携带hgcAB基因的δ-变形菌在200 m深度的海水中具有较高的丰度[30]. 在南海获得的沉积物样品中检测到的汞甲基化细菌属于3个微生物门,包括δ-变形菌门、厚壁菌门和广古菌门,其中δ-变形菌所携带的hgcAB基因丰度最高,是最主要的汞甲基化微生物[59]. 北冰洋宏基因组中检测到具有hgcAB基因的SRB脱硫杆菌科的序列,赤道北太平洋宏基因组中则鉴定出来自产甲烷菌所携带的hgcAB基因[65]. 在波罗的海的缺氧水体和海洋雪中也发现hgcAB基因,系统发育分析表明缺氧水中δ-变形菌是最主要的汞甲基化微生物[93]. 虽然目前已鉴定的汞甲基化菌株多为厌氧菌,但好氧微生物对海洋汞甲基化过程的贡献也不能忽视[64]. 例如,携带hgcAB基因的海洋微嗜氧硝化刺菌((Nitrospina)被认为是南极海冰、西北太平洋和北冰洋等海洋环境中潜在的汞甲基化微生物[61-63, 65].
微生物汞甲基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会受到温度、pH、氧化还原电位(Eh)、DOM等各种生物地球化学因素的影响[99]. 温度升高通常会刺激微生物活动,导致汞甲基化速率增加. 在北极沿海沉积物的研究中发现温度升高会导致SRB活性增强,甲基化速率也随之增加[100]. 研究报道低pH值可以促进甲基汞的生成:一方面是因为Hg2+生物可利用度随着pH值的降低而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汞甲基化微生物在较低pH值下能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促进甲基化过程的发生[101]. 一项在波罗的海的研究表明,海洋沉积物中微生物甲基化速率与Eh存在负相关关系[102]. 在影响汞甲基化速率的所有生物地球化学因素中,DOM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03]. DOM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汞的生物可利用性和甲基化潜力[99]:一方面,Hg与DOM形成的络合物难以通过细胞膜扩散,从而降低汞的生物可利用性[104];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发现沉积物中MeHg浓度与DOM含量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DOM作为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促进了汞甲基化微生物的生长[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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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去甲基化是MeHg在海洋水体和沉积物中进行降解的主要途径[23, 106-107]. 绝大多数被鉴定为能发生汞甲基化过程的微生物也具有降解MeHg的能力[96, 108]. 因此,在总体评估海洋环境中汞甲基化潜力时,应同时考虑微生物对MeHg的去甲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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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微生物降解甲基汞具有两种途径:第一种为mer操纵子系统介导的还原去甲基化,导致Hg0和CH4的生成[107, 109-114]; 第二种为氧化去甲基化,MeHg被降解为Hg2+、CO2和少量CH4[18, 23, 108]. mer体系广泛分布于原核生物中,利用Hg0的低水溶性和易挥发的特点,原核生物可以将Hg2+还原为Hg0,使其能够在高汞浓度下生长[106, 115]. 该系统由汞还原酶(MerA)和多种运输功能蛋白质组成,并受到MerR的精细调控[106, 115]. MerR既是功能性基因表达的抑制因子,也是功能性基因表达的激活因子[106-107, 109-111, 114]. 编码这些不同功能的基因集中在主操纵子中[106-107, 110]. 少数抗汞细菌,即所谓的广谱抗汞细菌,除了对Hg2+有抗性外,还对有机汞化合物有抗性,并编码有机汞裂解酶(MerB)[112-113, 116-119].
参与MeHg还原去甲基化的微生物所拥有的mer操纵子主要位于质粒、染色体、转座子和整合素中,这意味着mer操纵子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其他微生物中,因此mer操纵子分布广泛[107]. 在南极海冰、红海的深海和热盐水环境中均检测到merA基因的存在[69],merB基因也在赤道附近的北太平洋和北冰洋水域被检测到[30, 65, 120-121]. 研究发现赤道北太平洋溶解氧最小区mer基因的相对丰度超过了hgcA基因的相对丰度,与该区域水层观测到的MeHg净去甲基化现象一致[65]. 在萨尼奇海湾,merB基因的相对丰度在200 m深处达到峰值,约占微生物群落总基因的0.6%,同时也观察到随merB基因丰度的增加MeHg水平下降的现象[30]. 目前,已在不同海域分离鉴定出290种具有还原去甲基化能力的海洋异养细菌,其中244种被归类为Alteromonas属,46种是Marinobacter属[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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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mer操纵子介导的还原去甲基化过程相比,氧化去甲基化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106]. 氧化去甲基化是一个非特异性的代谢过程,与汞的解毒无关,在缺氧环境中常见[106-107, 123-126]. 虽然缺乏纯培养体系对氧化去甲基化过程的验证,但SRB和产甲烷菌仍被认为是其主要参与者[106-108, 114]. 氧化去甲基化过程之所以被如此命名,是因为去甲基化的最终产物是氧化形式的Hg2+、CO2和少量的CH4[23, 108, 124-125]. SRB和产甲烷菌参与氧化去甲基化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产生H2S和CO2(方程1),而后者产生CH4和CO2(方程2)[23, 106, 124, 126]. 对于这种现象,研究者推测可能与SRB和产甲烷菌的一碳(C1)代谢有关[23, 106, 108, 124, 126]. 与携带MerB的微生物的活性解毒机制不同,氧化去甲基化是微生物代谢的一部分,甲基汞可能作为电子供体产生作用[87, 106-107, 126]. 据推测,SRB降解MeHg的机制与乙酸盐氧化的机制相似(方程1),而产甲烷菌对MeHg的共同代谢则通过类似于一甲胺降解的途径进行(方程2)[106-107, 115]:
虽然这些假设的氧化去甲基化途径是合理的,但尚未得到实验验证. 海洋和沉积物中氧化降解甲基汞的细菌菌株尚未被分离或鉴定,氧化去甲基化的途径仍有待深入研究[106, 10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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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微藻是海洋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初级生产者,其对汞的吸收和分子转化是海洋中汞生物积累的重要过程[127-128]. 目前仅有少数研究探究了海洋微藻对汞的甲基化和去甲基化作用,且不同研究的结果存在矛盾[127, 129-130]. 早期研究发现海洋硅藻三角褐指藻能在高浓度HgCl2 (20—120 μg·L−1)条件下诱导Hg的甲基化,作者们认为该过程发生在藻细胞内部,并向外界环境释放MeHg[129]. 但由于实验中添加的汞含量远高于其在天然海水中的浓度,对于海洋微藻是否参与自然海洋环境中汞的甲基化过程仍然缺乏明确的认识. 一项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测定绿藻汞甲基化能力的研究表明,在模拟自然海水条件下莱茵衣藻并不能导致汞的甲基化[131]. 最近我们测试了4门15种海洋微藻的汞甲基化能力,发现被测微藻均未显示出对无机汞的甲基化能力,表明浮游植物在海洋环境甲基汞生成中的作用可能可以忽略不计[132]. 三项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于高浓度Hg2+条件下,微藻分泌的由脂肪酸和多肽等物质组成的DOM会引起汞的化学甲基化反应[132-134].
相较于机制不明的甲基化过程,有研究发现藻细胞介导的可见光对MeHg的去甲基化可能占水体光化学驱动的去甲基化总量的20%—55%[130],在甲基汞降解中起着重要作用. 放射性同位素(CH3203Hg)实验结果表明,MeHg可以被球石藻降解为Hg0[127]. 同位素示踪研究发现莱茵衣藻能导致MeHg降解,藻细胞内合成的谷胱甘肽以及植物螯合肽可以极大地促进MeHg的去甲基化过程[129]. 最近我们测试了15种常见海洋微藻对汞的去甲基化能力,发现微藻胞外分泌物引起的MeHg光去甲基化速率在0.01—0.39 d−1之间,且部分微藻的共生菌也能诱导MeHg的去甲基化(0.03—0.14 d−1)[132]. 微藻胞外分泌物介导的MeHg光去甲基化速率与现场MeHg光去甲基化和微生物去甲基化速率相当,表明微藻在海洋环境MeHg的去甲基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结可知,藻类介导的MeHg的去甲基化可能主要是由其胞外分泌物(通过光介导途径)引起的,而不是微藻细胞对MeHg的直接去甲基化[127, 131-132]. 进一步研究也发现巯基可能是微藻胞外分泌物中导致MeHg光去甲基化的主要成分[132,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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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光化学Hg甲基化包括以有机金属配合物作为甲基供体的转甲基化[136],以甲基钴胺素为甲基供体的细胞外汞甲基化[137],以及腐殖质对汞的甲基化[138]. 目前已经证明在海洋环境中除了甲基锡之外,其余各种有机金属化合物的转甲基化途径都无关紧要[70, 139]. 然而,Celo等研究使用的甲基锡浓度远高于海水中甲基锡的测量值,因此甲基锡化合物介导的汞非生物甲基化可能也并不是海水中甲基汞的主要来源[70]. 细胞外汞甲基化主要指由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的甲基钴胺素导致的非酶化汞甲基化,由此将其与hgcAB介导的细胞内汞甲基化(也涉及甲基钴胺素)区分开来[89]. 研究发现在甲基钴胺素介导的细胞外汞甲基化过程中,Hg2+作为亲电试剂攻击甲基钴胺素,导致解离出CH3−,随后CH3−转移到高氧化态的Hg2+上生成MeHg[140-141]. 对于腐殖质介导的汞化学甲基化,CH3−向Hg2+的转移被认为是主要的甲基化途径[134]. 由于腐殖质的组成不同,汞甲基化所涉及的化合物组分不同,反应动力学也存在差异,并且对腐殖质中特定甲基供体的汞甲基化缺乏了解,因此尚无法定量估计其对海水中MeHg的贡献[138, 142]. 总体而言,虽然很难估计非生物汞甲基化对海水MeHg的贡献,但已有的研究表明,甲基钴胺素和腐殖质介导的汞甲基化在海水中可能起着一定作用[5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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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多数关于MeHg降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光化学和微生物去甲基化,但非光化学去甲基化也已被证实可以在水环境中发生. 目前有两种化学去甲基化途径已在研究中得到证实:(1)是甲基汞与H2S或硫化物矿物反应生成HgS(s)和二甲基汞(DMeHg)[143-145];(2)是MeHg与硒氨基酸反应生成HgSe(s)[146-147].
最近的研究证明,MeHg吸附在硫化物矿物或有机二硫醇表面会形成DMeHg[143-144]. 硫化物矿物上多个S原子与Hg2+进行配位形成稳定的过渡态,并激活C—Hg键以进行甲基转移或形成DMeHg[143, 148-149]. MeHg和H2S之间的反应通过强的Hg—Hg相互作用激活甲基在分子内转移,诱导(CH3Hg)2S复合体的重排或甲基直接从一个取代基转移到另一个取代基,从而促进形成DMeHg[148]. 这些重要的发现表明矿物表面的硫基减少可以导致MeHg的降解,并伴随海洋环境中DMeHg的生成[143-144]. 与硫化物介导的去甲基化途径类似,硒介导的去甲基化被认为涉及MeHg和硒氨基酸之间的反应,通过形成(CH3Hg)2Se和DMeHg作为中间体,最终降解产物为HgSe(s)[146-147]. 虽然这些反应是在相对较高的硒水平下观察到的,但这种DMeHg去甲基化的机制已经在海洋哺乳动物的肝脏和肠道中被检测到[150-151]. 这些结果表明,硒可以将MeHg转化为无机汞,从而降低其生物可利用性和生物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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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汞甲基化/去甲基化途径贡献估算:汞甲基化/去甲基化包括微生物、光化学和非光化学等多种途径,量化各途径贡献是认识MeHg迁移转化循环的基础,改进汞同位素分馏技术并结合同位素添加示踪技术有望实现区分非生物与生物甲基化/去甲基化相对贡献的目标.
(2)实际海洋环境汞甲基化/去甲基化基因/微生物作用验证:虽然目前已有一些关于海洋环境中汞甲基化/去甲基化微生物和功能基因的初步报道,但对这一过程中关键微生物和功能基因分布及其在海洋汞循环过程中的作用仍缺乏基本了解, 解决这一问题将有助于理解hgcAB和merAB等功能基因及相关微生物在实际海洋环境中的作用,并为预测海洋系统中汞的长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
(3)定量环境因素对海洋汞甲基化/去甲基化的影响:海洋汞甲基化/去甲基化过程受到多种物理、化学与生物因素的影响,包括温度、Eh、pH、无机汞的形态和浓度、DOM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等. 定量这些环境因素对海洋汞甲基化/去甲基化的影响是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演变背景下汞长期风险的关键.
海洋环境汞甲基化/去甲基化研究进展
Progress in mercury methylation and demethylation in mar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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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汞(Hg)是一种在大气中具有较长停留时间并能进行长距离传输的全球性污染物. 甲基汞(MeHg)具有毒性强、易富集、可随食物链放大的特点,是引起环境风险的主要汞形态. 通过各种来源排放到海洋环境中的无机汞在沉积物和水柱中均可甲基化为MeHg,原位甲基化和去甲基化是控制海洋环境中甲基汞水平的关键过程. 虽然目前已有综述总结了环境中汞甲基化/去甲基化,但对海洋生态系统中汞甲基化/去甲基化过程涉及相对较少. 本文在总结海洋汞甲基化/去甲基化过程速率、途径和热点区域基础上,详细讨论了海洋光化学、非光化学以及微生物3种汞甲基化/去甲基化途径机制,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未来应在不同汞甲基化/去甲基化途径贡献估算、实际海洋环境汞甲基化/去甲基化基因/微生物作用验证、环境因素对海洋汞甲基化/去甲基化影响方面开展更深入研究. 海洋汞甲基化/去甲基化的研究可为深入理解海洋汞的环境行为与风险和发展有效的汞污染风险防控技术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Abstract: Mercury (Hg) is a global pollutant since it has a long residence time in the atmosphere and can be transported over a long distance. Methylmercury (MeH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oxicity, and bioaccumulation along the food chain. It is the major form of Hg that causes environmental risks. Inorganic Hg discharged in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rough various sources can be methylated into MeHg in sediment and water column. In situ methylation and demethylation are the key processes that control the level of MeHg in marine environments. Although the methylation and demethylation of Hg in the environment have been reviewed in several papers, both processes in the ocean have not been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yet. In this review, the rates, pathways and hot spots of Hg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in marine environments were summarized first. Then, the mechanisms of the three Hg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pathways in marine environments, i.e., photochemical pathway, non-photochemical pathway, and microbial pathway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Future persp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area were also discusse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more in-depth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future on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Hg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pathways,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Hg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genes/microbes in Hg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in natural marine environments, an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marine Hg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The research on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of Hg in the ocean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data support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risks of mercury in marine environ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iques for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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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marine /
- mercury /
- methylation /
- demethylation /
-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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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水质标准的科学依据是水质基准[1],但目前的研究中,很少有针对我国水域的水质基准研究报道[2],我国现行水质标准的确定主要是依据国外的水质基准数值[3-4],但不同的生物区系与水质状况各不相同,这会导致水质基准产生明显差异[5-6]. 因此,基于我国水环境管理的迫切需求,应依据我国国情开展水质基准研究[7].
荧蒽(fluoranthene,FLU),是多环芳烃中4环芳烃的代表性化合物[8],也是水体中多环芳烃污染物的一个主要成分[9]. 然而,目前我国尚缺乏有关本土水生生物荧蒽的生态毒性数据,因此通过实验开展荧蒽的水生生物基准阈值研究工作,获得有关数据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荧蒽在我国的水生生物基准的建立以及水环境相关工作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科学意义. 本研究进行了急性与慢性毒理学试验,参考美国的水质基准“指南”要求(“三门八科”最低毒性数据),以及对我国淡水生物区系特征和影响因素等具体分析,最终选取了符合物种筛选规定的9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国本土水生生物进行试验. 根据实验结果得出荧蒽本土水生生物基准阈值,同时,本文分析比较了本土物种与美国物种毒性敏感度是否一致,其中美国物种毒性敏感度基于美国水生生物毒性数据,分析结果可表明在进行我国本土水生生物基准研究时,是否可以直接采用非本土水生生物毒性数据.
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实验材料
一般来说,复杂水生态系统的功能、基本结构特征可通过鱼类、底栖动物、浮游生物和植物所表征[10-11]. 在推导我国水质基准时,试验生物的确定可依据美国水质基准“指南”中的规定,即“三门八科”最低毒性数据要求,同时参考《中国脊椎动物大全》[12]和《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13]等文献资料,试验生物必须包括鲤科鱼类;另外鉴于我国鲤科种类丰富、数量庞大[14],因此本文选用两种鲤科鱼. 如上所述,物种选择应具体分析中国淡水生物群的特点,同时根据源自欧盟和美国水质基准的物种选择原则,本次荧蒽基准研究初步选择了9个本地水生生物物种作为受试物种,它们分别是锦鲤、麦穗鱼、泥鳅、泽蛙蝌蚪,大型溞、青虾、摇蚊幼虫,霍甫水丝蚓,水螅属. 其中锦鲤和麦穗鱼为脊索动物门鲤科,其余依次为鳅科、蛙科、节肢动物门溞科、虾科、摇蚊科、环节动物门颤蚓科和腔肠动物门水螅虫科,共“四门八科”. 另外对照毒性数据筛选原则[15],本研究在搜集荧蒽的水生植物毒性数据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所得结果很少能够满足上述筛选原则.
在“朝来春及大森林水产市场”购入试验所需的9种本土水生动物(既包括淡水,也包括海水),正式试验前均在实验室驯养至少7 d;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可获得试验所需的大型溞(Daphnia magna),其龄期在24 h之内[15]. 水生生物培养条件为:pH 8.0±0.2,DO (8.3±0.3) mg·L−1,温度(22±2)℃,试验类型采用换水式,每24 h进行一次换水,急性试验不喂食,慢性试验按照0.1%生物重量一天喂食2次;溞类光照周期为12 h:12 h.
在筛选受试物种时,不同种类的受试生物对其龄期有着不同的要求,其中对于水溞或其他水溞类动物要求为24 h内,蚊类,要求为第二代、三代幼虫,对于鱼类或其他物种,要求为至少先于性腺发育前60 d的幼龄阶段生物[15].
在“美国Sigma Aldrich化学品公司”购入实验所用荧蒽,其化学式为C16H10,纯度≥98%(HPLC)为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为了确保浓度配置的准确性,在第一次实验之前,通过中国计量学院校准了用于制备蒽溶液的移液枪,对每个浓度组进行了气相色谱测试. 为了避免试验过程中的任何干扰,实验者严格遵循操作规范,在气相色谱分析之前,所有未使用的玻璃器皿都用高价的酸溶液进行冲洗. 在3组空白实验中加入内标荧蒽-d10,96 h后测定其回收率,结果显示,荧蒽-d10的回收率为74.3%—89.6%. US EPA[15]公布的回收率为70%—130%,试验结果满足其要求,证明了本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1.2 实验方法
根据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16]标准方法[17-18]进行急性实验,设空白对照组、助溶剂(二甲基亚砜, DMSO)对照组、浓度组,每组3个重复. 急性实验的时间设置为:溞类48 h,其余水生生物96 h. 具体实验信息如表1所示.
表 1 FLU 9种本土水生生物急性毒性实验信息Table 1. Acute toxicity tests information of FLU to nine resident aquatic organisms分类Classification 生物科Families 物种Species 生长阶段Growth phase 体重/gWeight 体长/cmLength 实验时间/hTime 浓度设置/ (mg·L−1)Concentration 脊索动物门 鲤科 锦鲤(Rhodens sinensis) 幼龄期(<30 d) 0.25 ± 0.05 3.0 ± 0.5 96 0.00, 2.40, 3.10, 4.00, 5.20, 6.80, 8.80, 11.40 麦穗(Pseudorasbora parva) 幼龄期(<30 d) 0.25 ± 0.02 2.5 ± 0.2 96 0.00, 2.40, 3.10, 4.00, 5.20, 6.80, 8.80, 11.40 鳅科 泥鳅(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幼龄期(<30 d) 0.70 ± 0.05 6.0 ± 0.5 96 0.00, 0.96, 1.16, 1.39, 1.67, 2.00, 2.40, 2.88 蛙科 泽蛙蝌蚪(Rana limnocharis) 幼龄期(<10 d) 0.20 ± 0.02 1.6 ± 0.2 96 0.00, 3.50, 4.60, 5.50, 7.80, 10.10, 13.20, 17.10 节肢动物门 溞科 大型溞(Daphnia magna) <24 h — — 48 0.00, 2.70, 3.60, 4.70, 6.20, 8.00, 10.40, 13.50 虾科 青虾(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幼龄期(<10 d) 0.25 ± 0.05 3.0 ± 0.2 96 0.00, 2.40, 3.10, 4.00, 5.20, 6.80, 8.80, 11.40 摇蚊科 摇蚊幼虫(Chironomus plumosus) 第3代(幼虫) 0.03 ± 0.01 1.0 ± 0.2 96 0.00, 2.70, 3.60, 4.70, 6.20, 8.00, 10.40, 13.50 环节动物门 颤蚓科 霍甫水丝蚓(Limnodrilus hoffmeisteri) 幼龄期(<10 d) 0.05 ± 0.01 1.5 ± 0.2 96 0.00, 3.40, 4.40, 5.70, 7.40, 9.60, 12.50, 16.20 腔肠动物门 水螅虫科 水螅属(Hydra sp.) 幼龄期(<10 d) 0.03 ± 0.01 1.0 ± 0.2 96 0.00, 1.39, 1.67, 2.00, 2.40, 2.88, 3.74, 4.87 在急性毒性实验结束后,参考荧蒽对麦穗、泥鳅和大型溞的急性实验结果开展慢性实验,设空白对照组、助溶剂(二甲基亚砜, DMSO)对照组、浓度组,每组3个重复. 慢性实验的组次中,其最高浓度不得高于急性毒性LC50值. 受试液和喂食的频率为1 d,采用静态更新试液法. 慢性毒理学实验时间设置为:溞类不得少于21 d,麦穗、泥鳅不得少于8 d. 具体实验浓度设置如下:麦穗为0.00、0.42、0.55、0.72、0.94、1.22、1.59 mg·L−1 FLU;泥鳅为0.00、0.35、0.46、0.60、0.78、1.01、1.32 mg·L−1 FLU;大型溞为0.00、0.42、0.55、0.72、0.94、1.22、1.59 mg·L−1 FLU. 试验中需要记录的内容如下:大型溞的产卵数量、时间(第一窝及总数)、麦穗和泥鳅的生长指标(体重、体长等),以上数据每天记录一次.
1.3 数据搜集与分析
数据选自ELSEVIER数据库(http://www.sciencedirect.com)、US EPA ECOTOX 毒性数据库(http://cfpub.epa.gov/ecotox/)、和CNKI数据库(http://www.cnki.net)等. 在进行筛选数据时应满足以下要求:①数据无法使用的情况有:使用受权限、信息保密、测试信息不完全、由于其他因素而无法传播、试验缺少对照组、试验生物受污染、试验设计不科学等;②可以使用具有不稳定性质(易挥发、易水解、易降解)的物质进行试验,但一般仅可采用流水式试验的结果;③若慢性NOEC和LOEC值均出现在测试终点中,NOEC值的选取具有优先权[19]. 另外,对于水生植物,前人研究发现FLU对淡水藻[20](Scenedesmus subspicatus)的96-h EC50为7.447 mg·L−1,本文选用此数据.
另外,实验数据的正态分布检验方法有如下两种:K-S检验、T检验. 本文选用前者检验表2中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检验结果表明美国水生生物毒性数据对FLU毒性敏感的总体分布情况是大致吻合的,符合正态分布(P =0.08>0.05).
表 2 FLU美国水生生物急性毒性数据Table 2. Acute toxicity data of FLU to American aquatic organisms排序 Rank 物种 Species (LC50/EC50)/(mg·L−1) t/h 1 美洲海螯虾 0.6 96 2 浅绛单孔蚓 0.7 96 3 俄勒冈虾 0.8 96 4 蓝鳃太阳鱼 20.9 96 5 斑点叉尾鮰 36.0 96 6 端足虫 44.0 96 7 非洲爪蟾 52.0 96 8 隐居蜾嬴蜚 54.0 96 9 沙蟹 74.0 96 10 虹鳟 91.0 96 11 呆头鲦鱼 118.3 96 12 宽纹北箭蜓 139.9 96 13 伸展摇蚊 250.0 96 EC/LCx可通过概率单位直线回归法和95%置信区间来计算,按照测试标准所规定的浓度规定,若实测浓度与名义浓度的差值在20%以内,即可采用名义浓度,x值分别取50(急性毒性实验)和10(慢性毒性实验),通过在试验开始的前后,对溶液中的FLU浓度进行检测,对比检测结果后计算实测和名义浓度的比率,结果为90.03%—99.15%,满足要求[21],因此本文在计算EC/LCx时,浓度采用名义浓度.
2.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急性毒性实验
表3显示了9种本土水生生物的急性毒性试验结果,其中空白对照组和助溶剂对照组在试验期间中没有出现死亡现象. 窗体顶端结果表明泥鳅对FLU暴露最为敏感,其96-h LC50为1.887 mg·L−1, 其次是水螅属、青虾、麦穗鱼、大型溞、锦鲤、霍甫水丝蚓和摇蚊幼虫,对FLU最不敏感的是泽蛙蝌蚪,其96-h LC50为8.695 mg·L−1.
表 3 FLU本土水生生物急性试验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acute toxicity tests of FLU to resident aquatic organisms物种 Species 暴露时间/h Exposure time 公式 Formula R2 P LC50/(mg·L−1) 锦鲤 96 y = 3.4458x + 2.2589 0.9268 <0.01 6.251 (5.748—6.443) 泥鳅 96 y = 1.4976x + 4.5875 0.9436 <0.01 1.887 (1.594—2.258) 大型溞 48 y = 3.8675x –2.0147 0.9850 <0.01 5.487 (5.012—5.897) 青虾 96 y = 2.5612x + 3.7744 0.9089 <0.01 3.011 (2.412—3.647) 霍甫水丝蚓 96 y = 1.5825x + 3.7347 0.9065 <0.01 6.313 (5.688—6.578) 麦穗 96 y = 1.6443x + 3.8262 0.854 <0.01 5.177 (4.231—5.593) 摇蚊幼虫 96 y = 2.3053x + 2.9664 0.9243 <0.01 7.628 (7.390—8.159) 水螅属 96 y = 1.3879x + 1.9976 0.9017 <0.01 2.032 (1.785—3.074) 泽蛙蝌蚪 96 y = 1.9267x + 3.1911 0.9044 <0.01 8.695(8.393—90.145) 2.2 慢性毒性数据
在慢性毒性实验中各试验浓度组均未出现死亡现象. 对于慢性毒性数据(表4),Barata等[22]研究表明大型溞的存活率21-d NOEC为0.937 mg·L−1,这一结果与本试验中大型溞总繁殖数量的21-d EC10为0.881 mg·L−1十分接近. 根据表4,对于大型溞,对FLU暴露的产卵总数量试验终点相比于其存活率,表现出更为敏感的趋势. 在慢性毒性试验中,3种水生生物中对FLU暴露的敏感性最低的为大型溞,最高的为泥鳅. 结果表明泥鳅在急性与慢性实验中,对FLU暴露都表现出最高的敏感性.
表 4 FLU本土水生生物慢性试验结果Table 4. Results of chronic toxicity tests of FLU to resident aquatic organisms.物种 Species 暴露时间/d Exposure time 终点 Endpoint 公式 Formula R2 P EC10/( mg·L−1) 锦鲤 28 生长(t/d) y = 4.5521x +2.8004 0.9930 <0.01 0.798 泥鳅 28 生长(t/d) y = 5.3131x –1.989 0.9743 <0.01 0.269 大型溞 28 生长(t/d) y = 4.7745x+ 1.667 0.8971 <0.05 1.187 第一窝时间 (t/d) y = 2.8499x+ 1.525 0.9572 <0.01 1.243 第一窝数量 (n) y = 3.8261x+ 0.657 0.9315 <0.01 0.987 总数量 (n) y= 3.7966x+ 1.0801 0.9203 <0.01 0.881 总窝数 (n) y= 3.7450x+ 1.4623 0.9364 <0.01 1.471 2.3 基于本土与美国生物毒性数据拟合SSD曲线比较
Davies等提出“灵活使用毒性数据”的设想[23],即在某一地区进行生态风险评估时,可使用其他地区的生物毒性数据. 但由于不同地区的水中溶解氧浓度、水温差别较大,且不同种类生物对于相同有害物质的敏感程度也各不相同[24],因此这一设想在提出后受到多方面质疑. 本研究将本地(表2)和美国(表3)的生物毒性数据进行SSD曲线拟合,并进行比较讨论,探讨 "灵活使用毒性数据 "这一概念的可行性. 受限于相对缺少慢性数据,本研究仅采用急性毒性数据. 本研究以本土、美国、本土+美国的FLU毒性数据为基础,共得出3条SSD拟合曲线(图1). 在对FLU暴露的敏感性方面,图中本土数据(黑)、总体数据(蓝)与美国数据(红)从左到右存在显著的位移分布,意味着美国生物比本土生物表现出更加敏感的趋势. 经过计算,总体数据、本土数据及非本土数据三条曲线的HC5值分别是1.527、1.869、2.142 mg·L−1.
Two-sample Kolmogorov-Smirnov(K-S test)检验常用于数学统计中,可用于对两样本总体分布差异性的检验[24]. 利用此方法,研究美国毒性数据和本土毒性数据是否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科学意义:若二者差异明显,则在本土进行相关的基准阈值研究时,应选取本土水生生物;若二者较为一致,那么证明美国水生生物毒性数据可用于本土基准阈值的推导过程,从而降低受试生物的消耗以及节省资源的投入. K-S结果如下:(ks = 1.342, n1 = 9, n2 = 13, P = 0.01). P= 0.0114<0.05,按a=0.05水准,结果表明两组数据在FLU毒性敏感的总体分布上并为呈现较高的一致性,两组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十分显著(图1). 另外,由于浮游类不被包含在非本土生物毒性数据中,因此在本土生物数据中浮游类大型溞的毒性数据暂时去除之后,对数据再次进行K-S检验,两者之间仍然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ks= 0.830, n1 = 8, n2= 13, P = 0.0183).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本土对FLU的敏感性与非本土生物有着较大差别,需要进一步开展针对本土化的相关研究工作(图1).
2.4 FLU水生生物水质基准阈值推导
以实测数据为基础,在计算FLU水生生物基准阈值时,本文采用了USEPA“指南”推荐的SSR方法[15],9种本土物种的SMAV值和GMAV值及其排序如表5所示,CMC(FLU的急性基准阈值)=FAV/评价因子,其中FAV取1.141 mg·L−1,评价因子通常取值为2,最后计算出我国FLU的急性基准阈值结果为0.570 mg·L-1[25-26]. 鉴于我国FLU慢性毒性数据较少,FCV值可通过“指南”所推荐的方法计算,即FCV=FAV/FACR,FACR的值是3种水生生物SACR的几何平均值(如表所示,3种水生生物的SAVR值分别为:大型溞6.23、麦穗6.49、泥鳅7.01),最终计算得出FACR值为6.57,FCV值为0.174 mg·L−1,已知淡水藻的FLU植物毒性值为7.447 mg·L−1,远远大于计算所得的FCV值,因此对植物的保护作用得到验证[27]. CCC的确定按“指南”所指出的方法,即由FPV、FCV和FRV三者中最小的值所确定[28]. 相比于动物,植物的敏感性要低得多,且我国缺少相应的BCF和MPC值,因而CCC可直接通过FCV值计算,在很多情况下FRV则不被考虑,最后计算出我国FLU的慢性基准阈值CCC为0.174 mg·L−1.
表 5 FLU水生生物种平均值及急慢性比Table 5. Ranked GMAVs with SACRs.排序 Rank 物种 Species SMAVs/(mg·L−1) GMAVs/(mg·L−1) SACRs 来源 Source 1 泥鳅 1.887 1.887 7.01 本研究 2 水螅属 2.032 2.032 本研究 3 青虾 3.011 3.011 本研究 4 麦穗 5.177 5.177 6.49 本研究 5 大型溞 5.487 5.487 6.23 本研究 6 锦鲤 6.251 6.251 本研究 7 霍甫水丝蚓 6.313 6.313 本研究 8 摇蚊幼虫 7.628 7.628 本研究 9 泽蛙蝌蚪 8.695 8.695 本研究 植物 淡水藻 7.447 7.447 [20] 另外,本文也对比了FLU对美国水生生物的毒性. 例如,本研究中本土代表性鱼类敏感性相对较高,泥鳅、麦穗鱼和锦鲤的96-h LC50分别为1.887、5.177、6.251 mg·L−1 FLU,而作为非本土鱼类的蓝鳃太阳鱼[29]、斑点叉尾鮰[30]、虹鳟[31]和呆头鲦鱼[32]的96-h LC50分别为20.90、36.00、91.00、118.3 mg·L−1 FLU,数值不在一个数量级,本土鱼类更加敏感;已经报道的非本土两栖类动物非洲爪蟾[33]的96-h LC50为52.00 mg·L−1FLU,远远高于本土两栖类泽蛙蝌蚪的实测值(8.695 mg·L−1 FLU);本土底栖动物节肢动物门的摇蚊幼虫96-h LC50为7.628 mg·L−1 FLU,而已报道的非本土昆虫类生物是端足虫[30]和伸展摇蚊[34],96-h LC50分别为44.00 mg·L−1和250.00 mg·L−1 FLU,差异较为明显,本土节肢动物门相对敏感.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本土水生生物中鱼类、两栖类对FLU和底栖节肢动物门比非本土同类生物更加敏感.
本土底栖动物中环节动物门受试生物为霍甫水丝蚓,96-h LC50为6.313 mg·L−1 FLU,非本土浅绛单孔蚓[30]96-h LC50为0.700 mg·L−1 FLU,此外还有底栖甲壳类生物差异较大,本土青虾96-h LC50为3.011 mg·L−1FLU,而非本土底栖甲壳类动物美洲海螯虾[35]和俄勒冈虾[35]96-h LC50相对较低,为0.600 mg·L−1及0.800 mg·L−1 FLU. 因此可以确定非本土水生生物中底栖环节动物及甲壳类动物对FLU比本土生物更加敏感.
另外,借助荷兰RIVM公布的ETX2.0软件及逻辑斯蒂SSD曲线求出HC5值,分别是1.657 mg·L−1和1.869 mg·L−1. 因此当评价因子取值为2时,CMC在这两种SSD曲线下,计算的结果分别为0.829 mg·L−1和0.935 mg·L−1,上文采用US EPA“指南”中推荐的SSR法计算的CMC值为0.570 mg·L−1,由此可见,计算结果都同在一个数量级.
3. 结论(Conclusion)
(1) 基于US EPA“指南”推荐的方法,荧蒽本土水生生物急性基准阈值(CMC)为0.570 mg·L−1,慢性基准阈值(CCC)为0.174 mg·L−1;另外,通过荷兰RIVM公布的ETX2.0软件及欧盟推荐的SSD方法所得的基准阈值与本文所得结果(SSR方法得出)在数量级上一致,本文结果得到验证.
(2) 在敏感性方面,通过比较分析本土与美国物种的一致性较低,说明在进行我国荧蒽水生生物基准阈值的推导时,可利用美国水生生物毒性数据的概率很小.
致谢:感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刘征涛研究员在文章修改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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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洋和淡水系统汞甲基化和去甲基化速率
Table 1. Mercury methylation and demethylation rates in various marine and freshwater systems
研究区域Study area 介质类型Matrices 甲基化速率/d−1km 去甲基化速率/d−1kd 参考文献Reference 海洋 Marine 长岛海峡 沉积物 0.014—0.082 a 2.0—20 a [44] 新英格兰海岸大陆架 沉积物 0.02—0.21 a — [45] 大西洋中部大陆架 沉积物 0.002—0.053 a 0.02—0.04 a [46] 大西洋中部斜坡 沉积物 0.02—0.05 a 0.4—6.4 a [46] 墨西哥湾 沉积物 0.02—0.19 a 1.6—2.6 a [47] 切萨皮克湾 沉积物 0.01—0.1 a <1—16 a [48-49] 芬迪湾 沉积物 0.0011—0.0018 a 0.15—0.24 a [50] 旧金山湾 沉积物 0.0003—0.006 a — [51] 赤道太平洋 水体 0.004—0.02 a ND—0.78 a [52] 0.002—0.06 b ND—0.55 b 地中海 水体 0.003—0.04 a 0.064—0.19 a [53] <0.0002 b 0.033—0.064 b <0.0002—0.03 c 0.028—0.084 c 淡水 Freshwater 阿杜尔河 沉积物水体 0.03 a 0.096 a [54] <0.0001—0.005 a 0.031—0.903 a [55] <0.0001—0.004 b <0.02—0.576 b <0.0001—0.002 c 0.059—0.0311 c 哈德逊河 沉积物 0.0001—0.0004 a 0.09—1.59 a [50] 大盐湖 沉积物水体 0.0000012—0.0031 a0.0000012—0.0011a — [56] 泻湖(法国) 水体 0.008—0.063 a 0.128—0.245 a [53] 0.002—0.017 b 0.01—0.14 b 0.012—0.031 c 0.01—0.11 c 帕塔克森特河 沉积物 0.0004 a — [50] a代表原位汞甲基化/去甲基化速率;b代表非生物汞甲基化/去甲基化速率;c代表微生物汞甲基化/去甲基化速率. a represents the in situ mercury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rate; b represents the abiotic mercury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rate; c represents the microbial mercury methylation/demethylation rate. 表 2 海洋环境中已确定为汞甲基化微生物或具有hgcAB同源物的微生物
Table 2. Microorganisms identified as either methylators or having the hgcAB homologue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门Phylum 纲Class 属Genus 参考文献Reference 广古菌门(古菌)Euryarchaeota 甲烷微菌纲Methanomicrobia 甲烷微菌属Methanoregula [94] 甲基甲烷菌属Methanomethylovorans [57] 甲烷叶菌属Methanolobus [57] 甲烷螺菌属 Methanospirillum [59] 变形菌门(细菌)Proteobacteria δ-变形菌纲Deltaproteobacteria 地杆菌属Geobacter [95] 脱硫碱螺旋菌属Desulfonatronospira [57] 脱硫微菌属Desulfomicrobium [96] 互营菌属Syntrophus [95] 脱硫弧菌属Desulfovibrio [97] 脱硫叶菌属Desulfobulbus [59] 脱硫球菌属Desulfococcus [59] 脱硫单胞菌属Desulfuromonas [95] 脱硫杆菌属Desulfobacterium [59] 脱硫葡萄状菌属Desulfacinum [98] 硝化刺菌属Nitrospina [61-62] 厚壁菌门(细菌)Firmicutes 梭菌纲Clostridia 脱硫弯曲孢菌属Desulfosporosinus [59] 脱亚硫酸杆菌属Desulfitobacterium [59] 还原硫素杆菌属Dethiobacter [59] 醋线菌属Acetonema [59] 产乙醇菌属Ethanoligenens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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