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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是地球宝贵的资源,是重要的生态环境因子和不可忽视的致灾因子[1-2]。地下水水文地球化学特征的变化往往会影响生态环境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地下水的水文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演化机理,对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刘江涛等对沁河冲洪积扇地下水水化学特征进行研究,发现其主要离子的形成受到碳酸盐矿物的溶解、离子交换和蒸发等的共同影响[3]。魏兴等研究了喀什三角洲地区的地下水水化学特征,结果表明浅层地下水主要受蒸发作用的影响,而承压水受到反向阳离子交换和蒸发浓缩作用的共同影响[4]。Chen等研究了吐鲁番盆地地下水水文地球化学特征,结果表明水文地球化学特征受到碳酸钙沉淀、蒸发浓缩、离子交换以及蒸发岩盐的溶解作用的影响,同时,灌溉影响下的碳酸盐岩的溶解对研究区地下水的盐渍化起着重要作用[5]。
滹沱河流域是石家庄的重要水源地,约80%的生活用水及工农业用水均来自于地下水[6]。同时,滹沱河流域又是南水北调工程河北段的重要承接区之一,因此,其地下水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该地区居民的饮水安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人类活动对研究区地下水影响程度逐年加强,已经对该地区地下水水质造成影响。先前研究主要关注该地区水质污染状况及评价[7-10]、地球化学模拟[11-12]等方面。
本文针对滹沱河流域浅层地下水水化学演化机理开展研究,结合历史水化学资料,运用piper三线图、Gibbs图和离子比例系数法等水化学方法,对该区域水化学类型及其形成演化机制进行分析讨论,有助于了解该区域地下水的形成过程,同时对该区域地下水环境的评价及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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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沱河流域位于华北平原,属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研究区地处滹沱河冲洪积扇的中上部,选取岗南水库至藁城段为研究对象,全长约70 km,流域面积约为2442 km2(图1)。整体地势西高东低,地貌形态主要为山前冲洪积作用形成的冲洪积扇群以及由河湖沉积而成的倾斜平原。气候属于温带半干旱半湿润的大陆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为450—700 mm,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其中70%—80%的降水主要集中于6—9月,年平均气温约为13 ℃。
研究区属华北断拗带,区内地质构造以断裂为主。本区第四系沉积物岩性以亚黏土、亚砂土、含砂亚黏土以及卵砾石和砂层为主。研究区内含水层属河北平原第四系巨厚多层型含水层系统,为山前倾斜平原水文地质区,富水性较好。研究区含水层构成及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分带性,水平方向上,自西向东含水层单层厚度由厚变薄,层数由少变多,岩性颗粒由粗变细,富水性由强变弱。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松散孔隙含水层,其整体流向为自西北向东南流动。研究区内浅层地下水主要受大气降水、侧向径流、地表水入渗以及农田灌溉水等的补给。本研究根据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等将其分为两个水文地质单元: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间滹沱河河谷平原裂隙孔隙水单元(Ⅰ)、滹沱河冲洪积扇浅层孔隙水单元(Ⅱ)。第Ⅰ水文地质单元,位于山区与平原区的过渡地带,地下水位埋深较浅,一般为2—21 m左右,具有较好的导水性和富水性,以大气降水补给为主;第Ⅱ水文地质单元,沿地下水流向,含水层岩性颗粒由粗变细,层次增多,地下水位埋深逐渐变深,深度多在12—50 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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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分别于2018年的枯水期(1月)和丰水期(9月)各采集地下水样品33组(1—8组位于Ⅰ单元,9—33组位于Ⅱ单元),均采自民井或农业灌溉井,采样点分布见图1。
采样前将采样瓶用去离子水洗净,取样时用待取水样润洗3次,用0.45 μm滤膜过滤后于600 mL聚乙烯瓶中保存。其中,用于阳离子测试分析的水样需用1:1硝酸酸化至pH<2。样品采集完成后用封口膜密封冷藏保存。
测试指标包括现场测试指标:pH,使用哈希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HQ40D)测定;室内分析指标包括:K+、Na+、Ca2+、Mg2+、Cl−、SO
2−4 、HCO−3 、NO−3 、总硬度(TH)、溶解性总固体(TDS),参照国家饮用天然矿泉水检测方法标准(GB/T 8538—2008)测定。水样分析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完成。 -
为了解研究区地下水水质整体状况,对各采样点水化学参数进行数据统计整理,各化学参数统计见表1。
研究区地下水pH值范围6.71—7.94,平均值7.29,呈弱碱性。TDS的浓度范围为158.7—2134.0 mg·L−1,其均值和超标率在枯水期为815.6 mg·L−1和27.3%,丰水期为657.3 mg·L−1和3.0%。枯水期在第Ⅰ、Ⅱ水文地质单元,TDS均值和超标率分别为1158.8 mg·L−1、50.0%和712.2 mg·L−1、20.0%;丰水期均值和超标率分别为795.1 mg·L−1、12.5%和609.4 mg·L−1、0%。SO
2−4 的浓度范围为5.4—402.2 mg·L−1, 均值和超标率在枯水期为172.8 mg·L−1和21.2%,丰水期为143.8 mg·L−1和3.0%。在第Ⅰ、Ⅱ水文地质单元,SO2−4 在枯水期的均值和超标率分别为219.1 mg·L−1、37.5%和157.0 mg·L−1、20.0%;丰水期其均值为166.6 mg·L−1和135.9 mg·L−1,均未出现超标。Cl−仅在枯水期存在超标,超标率为3.0%。在第Ⅰ、Ⅱ水文地质单元,枯水期Cl−均值和超标率分别为168.5 mg·L−1、25.0%和75.0 mg·L−1、0%;丰水期均值为91.3 mg·L−1和67.9 mg·L−1,且均为超标。值得注意的是TH和NO−3 ,其超标率高达69.7%和36.4%,二者的浓度范围分别是77.1—1345.0 mg·L−1和1.6—509.0 mg·L−1,均值和超标率在枯水期为580.2 mg·L−1和75.8%,115.6 mg·L−1和39.4%,丰水期为499.2 mg·L−1和63.6%,82.0 mg·L−1和33.3%;枯水期,TH和NO−3 在第Ⅰ、Ⅱ水文地质单元均值为780.8、229.1 mg·L−1和520.2、82.4 mg·L−1,超标率高达100.0%、50.0%和64.0%、36.0%;丰水期均值分别为590.9、130.9 mg·L−1和467.3、65.0 mg·L−1,超标率为87.5%、62.5%和60.9%、26.1%,是该地区地下水中主要的污染因子。总体上,地下水水化学指标在枯水期的浓度要高于丰水期,这可能与丰水期降雨稀释作用有关。选择Cl−、NO
−3 、TDS和SO2−4 作为代表性指标分析了该地区地下水水化学指标的时空变化特点。由图2所示,其中,不同水文地质单元间差异较为明显,岗黄水库间沟谷地带(Ⅰ)地下水样品离子浓度较冲洪积扇地带(Ⅱ)波动大,整体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递减趋势,表明其可能与地下水水位埋深、包气带岩性和人类活动强度有关。由沟谷地区到冲洪积扇地带,地下水水位埋深增大,包气带颗粒变细,透水性变差,造成污染物不易进入地下水,从而使得离子浓度相对较低。时间上,水化学组分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枯水期离子浓度整体高于丰水期,这可能由于丰水期降水较多,降雨入渗补给地下水,通过稀释作用,使得地下水中离子浓度降低。同时,第Ⅰ水文地质单元较第Ⅱ水文地质单元季节性变化更加显著,这是由于在岗黄水库间沟谷地带(Ⅰ)地下水埋深较浅,包气带厚度较小,岩性颗粒较粗,更易受外界条件变化的影响,因此季节性变化更为明显。 -
利用Piper三线图对研究区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主要离子组成及其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按照舒卡列夫分类法对研究区地下水水化学类型进行分类,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间沟谷地带(Ⅰ)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主要为HCO3·SO4-Ca型水和Cl·HCO3-Ca型水为主,约占62.5%。滹沱河冲洪积扇地带(Ⅱ)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以HCO3·SO4-Ca(Ca·Mg)型为主,约占61.7%,硫酸型水比重较大。此外,研究区地下水水化学类型还出现了Cl型水,所占比例约为23%。沿滹沱河水流方向,由岗黄水库间沟谷地带(Ⅰ)至滹沱河冲洪积扇地带(Ⅱ),阴离子整体呈现SO
2−4 和Cl−比重逐渐降低,而HCO−3 比重逐渐增加趋势,阳离子整体呈现Ca2+比重递减,而Mg2+和Na+比重递增趋势。这可能与两个分区的地下水位埋深和含水层岩性存在差异有关。在第Ⅰ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水位埋深较浅,且地层岩性较粗,污染物更易进入地下水,且该区内村落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直接排放进入滹沱河,进而引起地下水SO2−4 和Cl−浓度升高[13]。此外,该区域内煤系地层发达,存在多个煤矿和洗煤厂,煤矿排水和洗煤废水均会引起该地区地下水SO2−4 浓度升高。然而,在第Ⅱ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埋深加大,含水层岩性颗粒由粗变细,地下水受人类活动影响有所减弱,加之黄壁庄水库大坝拦截,致使上游排放的生活和工业废水未能流入该水文地质单元。因此,沿着地下水流方向,在第Ⅱ水文地质单元表现出SO2−4 和Cl−比重逐渐降低,HCO−3 比重逐渐增加。然而,地下水中Ca2+比重递减, Mg2+和Na+比重增加,可能是由于发生阳离子交换作用和碳酸钙沉淀等作用[14-15]。结合历史数据,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石家庄市地下水开采量较小,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地下水水质较好,其水化学类型主要为HCO3-Ca(Mg)型[16]。1980年以后,石家庄步入城市化大发展时期,随人类活动和自然条件演化的影响,地下水环境变化加剧,且水化学类型演变呈复杂化趋势。此次调查发现,滹沱河流域内硫酸型水比重较高,甚至出现氯型水和钠型水,说明该地区地下水已经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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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bs图可宏观地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的主要控制因素[17]。基于野外采样结果,对研究区地下水环境特征进行分析,如图4所示。研究区TDS主要分布于1000 mg·L−1以内,以Ⅰ—Ⅲ类水为主,阳离子主要以Ca2+为主,阴离子主要以HCO
−3 为主。第Ⅰ、Ⅱ水文地质单元大部分样品点均位于岩石风化作用区,少部分样品点位于岩石风化与蒸发浓缩作用的过渡地区,且两个水文地质单元间无明显差异,因此,滹沱河流域地下水水化学形成主要受岩土风化-溶滤作用为主,此外,蒸发浓缩作用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 -
为进一步分析滹沱河流域地下水水化学演化过程,应用离子比例系数法对其水文地球化学过程及其成因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18-19]。
C(Na+)/C(Cl−) (meq·L−1)的比值表征Na+富集程度,海水中二者之比约为0.86,大气降水中二者比值与海水相似[20]。如图5所示,样品点主要集中于图中左下角,表明浓度相对较低。且地下水中Na+和Cl−的比值在1左右,表明其主要来源于岩盐溶解和大气降水。偏离1:1的样品点主要集中在线的下方,表明Cl−可能受到人为污染的影响[21]。
利用Ca2+和Mg2+的毫克当量浓度之比可反映方解石和白云石的溶解情况,若比值接近1,这说明白云石是主要的碳酸盐溶解矿物,若比值增大,可能存在方解石的溶解,比值大于2时,则说明硅酸盐矿物溶解存在[22]。如图5所示,地下水样品点主要集中在1:1—2:1线之间,表明地下水中的Ca2+和Mg2+主要来源于白云石和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的溶解,仅有少部分硅酸盐矿物溶解的存在。
用C(Ca2++Mg2+)/C(HCO
−3 +SO2−4 )毫克当量浓度之比可表征地下水系统中碳酸盐矿物和硫酸盐矿物的溶解情况。前人研究表明,二者比值若大于1,则主要为碳酸盐的溶解,若比值小于1,则主要为硅酸盐溶解,若近似为1,则既有碳酸盐溶解又有硅酸盐溶解[14, 23]。如图5所示,样品点比值在1:1线上略有偏移,表明SO2−4 和Ca2+、Mg2+离子来源略有差异,硫酸根可能来源于硫酸参与碳酸盐岩的溶解以及石膏的溶解等。样品点大部分在1:1线上方,表明研究区地下水中Ca2+、Mg2+离子主要来源于碳酸盐矿物的溶解,硅酸盐矿物溶解较少。水体中C(Ca2++Mg2+-HCO
−3 -SO2−4 )与C(Na+-Cl−)毫克当量浓度关系表征样品受离子交换作用影响的程度[15]。研究区地下水样品点(图5)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该地区存在离子交换作用,地下水中的Na+将土壤中的Ca2+、Mg2+置换出来,使得地下水中Ca2+、Mg2+浓度升高,进而使得地下水硬度升高。 -
(1)滹沱河冲洪积扇地区浅层地下水中主要的污染因子是TH和NO
−3 ,其超标率高达69.7%和36.4%,此外,Cl−、TDS和SO2−4 也有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表明该地区地下水已经受到人类活动的显著影响。同时,第Ⅰ水文地质单元较第Ⅱ水文地质单元,离子浓度和超标率均较高,且季节性变化更为显著。(2)水化学指标的空间变化主要受到人类活动、地下水埋深和地层岩性的控制,其浓度表现为由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间沟谷地带向冲洪积扇中部递减的趋势;水化学指标的时间变化主要受到季风气候(降雨)的影响,其浓度表现为枯水期要高于丰水期。
(3)研究区内,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间沟谷地带(Ⅰ)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主要为HCO3·SO4-Ca型水和HCO3·Cl-Ca型水为主,滹沱河冲洪积扇(Ⅱ)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以HCO3·SO4-Ca(Mg)型为主。沿地下水流向,地下水TDS有减小趋势,阴离子整体呈现SO
2−4 和Cl−比重逐渐降低,而HCO−3 比重逐渐增加的趋势,阳离子整体呈现Ca2+比重递减,而Mg2+和Na+比重递增趋势。(4)滹沱河流域地下水水化学形成在第Ⅰ、Ⅱ水文地质单元均主要受岩土风化-溶滤作用控制,同时也受到蒸发浓缩作用的影响。Na+和Cl−的主要来源为岩盐溶解和大气降水,此外 Cl−可能受到人为污染的影响。地下水中的Ca2+和Mg2+主要来源于白云石和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的溶解,同时受离子交换作用的影响。SO
2−4 的非海相输入占主导,可能来源于硫酸参与碳酸盐岩的溶解以及石膏的溶解等。
滹沱河流域地下水水化学特征演化及成因分析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analysis in Hutuo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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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滹沱河流域地下水的水化学特征及其演化规律,2018年1月(枯水期)和9月(丰水期)分别采集该地区地下水样品33组,运用Piper三线图、Gibbs图以及离子比例系数法,全面分析了研究区地下水的时空动态变化、水化学特征及其演化过程。结果表明,研究区地下水主要的污染因子是TH和NO3-,其超标率高达69.7%和36.4%,水化学指标的空间变化主要受到人类活动、地下水埋深和地层岩性的控制,其浓度表现为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间沟谷地带大于冲洪积扇地区;水化学指标的时间变化主要受到季风气候(降雨)的影响,水化学参数的浓度表现为枯水期要高于丰水期。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间沟谷地带水化学类型以HCO3·SO4-Ca型水和HCO3·Cl-Ca型水为主,滹沱河冲洪积扇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以HCO3·SO4-Ca(Mg)型为主。该地区地下水水化学形成主要以岩土风化-溶滤作用为主,同时受蒸发浓缩作用的影响。地下水中的化学组分主要来源于岩盐溶解和大气降水,同时,离子交换作用也有一定的贡献。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in Hutuo River Basin, 33 groups of groundwat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January (low flow period) and September (high flow period) in 2018.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 changes,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processes of groundwater in the study area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by using Piper trilinear diagram, Gibbs diagram and ion proportion coefficien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pollution factors of groundwater are TH and NO
−3 , and the over standard rates are as high as 69.7% and 36.4%, respectively.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hydrochemical indexes is prinarily controlled by the human activities, the depth of groundwater and the stratum lithology. The main ion concentration in the valley zone between Gangnan and Huangbizhuang Reservoi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alluvial-proluvial fan area. The temporal variation of hydrochemical indexes is mainly affected by monsoon climate (precipitation), characterized by a higher concentration in the dry season. The hydrochemical types of the valley area between Gangnan and Huangbizhuang Reservoir are mainly HCO3·SO4-Ca and HCO3·Cl-Ca type water, while the hydrochemical type of groundwater in the Hutuo River alluvial-proluvial fan is dominated by HCO3·SO4-Ca(Mg) type. The hydrochemical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in this area is principally controlled by rock weathering-dissolution, and it is also affected by evaporation-concentration process.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groundwater mainly originated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halite and atmospheric precipitation, which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ion exchange process.-
Key words:
- Hutuo River Basin /
-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
- groundwater /
- evolu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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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绿色低碳的污水处理技术成为发展重点。好氧颗粒污泥 (aerobic granular sludge,AGS) 是微生物自凝聚形成的颗粒状活性污泥,具有沉降性能好、生物量高、可同步去除碳氮磷等优点,而相比于传统活性污泥工艺,AGS能节省50%~75%的占地面积、20%~25%的运行费用和23%~40%的电耗,故该技术符合当前减污降碳的发展目标,具有一定应用前景[1]。世界范围内已有80余座污水处理厂在序批式反应器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SBR) 中成功应用了AGS技术,但在连续流反应器中成功应用AGS技术的仅10余座,连续流AGS的推广应用还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2]。尽管SBR更易于培养AGS,但存在处理量小、设备使用率低等缺陷。而连续流是现有污水处理厂的主要运行模式,故连续流AGS的培养备受关注。
丰盛-饥饿条件[3-4]、基于污泥沉降速度[5-6]、尺寸或密度[7-8]的选择压及水力剪切力[9]等被认为是SBR-AGS颗粒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连续流的培养环境与SBR截然不同,这些关键影响因素更难实现。SUN等[10]采用系列串联的完全混合反应器组成整体推流的连续流系统,同时沉淀池采用1 min进水→4 min静态沉淀→1 min排水的间歇运行模式,创造基于沉降速度的选择压,研究了丰盛-饥饿条件对连续流AGS形成的必要性。LIU等[11-12]应用双区沉淀池,通过调整沉淀区上方挡板的高度设置污泥选择压,在AAO系统中培养出平均粒径为210 µm的AGS。以上研究证实了丰盛-饥饿条件和选择压在连续流AGS培养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沉淀池的运行策略仍较复杂。在厌氧颗粒污泥的研究中,顶部为三相分离器的升流式反应器[13-14]能很好地富集颗粒污泥,但这些研究大多采用大高径比的柱式反应器,与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平铺式构筑物不兼容,开发的培养策略难以直接应用。再加上现有研究多为接种成熟AGS的小试实验,缺乏直接在连续流模式下培养AGS的更大尺度研究。
基于此,本团队提出一种新型的连续流AGS反应器,将三相分离器与传统活性污泥工艺组合,构成反应耦合沉淀一体式的反应器,以中试尺度在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改造应用。通过向系统中接种活性污泥,以低浓度市政污水为基质,探究AGS的形成过程及其形貌和结构特性,并通过监测中试系统对NH4+-N和TN的去除效果,再结合微生物群落结构角度以探索系统的脱氮机理,以期为连续流AGS这一绿色低碳处理工艺的应用推广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中试系统及运行方法
中试系统位于河北省某市政污水处理厂原厌氧池,日处理量为3 000 m3。该厂出水标准由《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A改为执行地方标准,其中COD、NH4+-N和TP的排放浓度限值分别由50、5 (8) 和0.5 mg·L−1降为40、2.0 (3.5) 和0.4 mg·L−1,SS、BOD5和TN不变。根据该厂2019年的运行数据,提标后现有工艺出水NH4+-N和TN存在超标风险。
中试系统由原厌氧池改造而来 (图1) ,该系统分为I和II两个系列,均由微氧池、好氧池及置于好氧池内部、基于三相分离器的沉淀分离装置组成。系列I:微氧池11.0 m×6.0 m×6.5 m,好氧池13.5 m×6.0 m×3.8 m,好氧池内沉淀分离装置13.5 m×6.0 m×1.0 m;系列II:微氧池13.8.0 m×6.0 m×6.5 m,好氧池13.5 m×6.0 m×3.8 m,好氧池内沉淀分离装置13.5 m×6.0 m×1.0 m。进水流量、污泥回流量、剩余污泥外排量及曝气量均采用变频控制器控制。污泥质量浓度保持在4~7 g·L−1,采用气提回流控制污泥回流比约200%,每日排泥控制污泥龄26~30 d,调整曝气量使得微氧池溶解氧 (DO) 为0.2~0.5 mg·L−1,好氧池DO为1.0~3.0 mg·L−1。与传统活性污泥工艺相比,中试系统有如下特点:1) 未设缺氧池,前置的反应器为微氧池,旨在通过控制微量曝气以充分利用原水中的碳源实现同步硝化反硝化脱氮;2) 通过好氧池内置的沉淀分离装置完成固-液-气三相分离,省去二沉池,减少占地面积,同时内、外回流合二为一,可降低运行能耗。
1.2 原水水质及接种污泥
中试系统进水为该污水处理厂旋流沉砂池出水,其水质指标如下:COD (236.5±51.6) mg·L−1,NH4+-N (57.3±14.6) mg·L−1,TN (67.2±14.7) mg·L−1,TP (6.0±1.7) mg·L−1。原水C/N仅为3.6,生物脱氮碳源不足,故在微氧池定量投加乙酸钠作为外加碳源。这使得实际进水COD为 (328.1±73.6) mg·L−1,C/N为4.9。
中试系统接种该厂生化池活性污泥,其混合液悬浮固体浓度 (MLSS) 为4.2 g·L−1,挥发性悬浮固体浓度 (MLVSS) 为1.9 g·L−1,污泥指数 (SVI30) 为59.4 mL·g−1,粒径分布 (D50) 为28.9 μm,是典型的絮状活性污泥。
1.3 分析与检测方法
中试系统于2021年1月24日完成改造和接种工作,进出水采样时间为4月21日至7月5日。这段时间中试系统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出水水质足以评估中试系统的污染物去除效果。采用纳氏分光光度法测定进出水NH4+-N;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TN;DO和pH采用便携式测定仪 (HACH,HQ30d,美国) 测定。
采用激光粒度仪 (Beckman,LS13320,美国) 测定接种污泥的粒径分布,并于7月13日和9月13日在中试系统中进行采样。采用数码相机观察AGS的宏观形态,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观察AGS的微观结构及微生物形态。SEM样品制备过程[15]:用4%戊二醛固定;再用去离子水多次浸泡冲洗;经50%、70%、85%、95%、100%乙醇梯度脱水;临界点干燥、粘样、镀膜观察。通过流变仪 (Aaton Paar Physica MCR301,奥地利) 测定动态粘弹性。并分析了中试AGS与接种污泥的流变特性差异。具体步骤如下:采用平板-平板测量系统,平板直径50 mm,用一次性滴管滴加样品,刮除平板外多余样品后,在固定角频率5 rad·s−1、温度25 ℃条件下测定[16]。此外,为探究AGS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使用孔径0.2 mm的筛网收集中试中粒径<0.2 mm (命名为F) 和>0.2 mm (命名为G) 及接种污泥样品 (命名为AS) 委托上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16S rRNA高通量测序及种群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污泥形态与粒径变化
图2 (a) 表明,在宏观上中试系统好氧池中的原始污泥与接种污泥几乎没有差别,但中试系统中的污泥经孔径为0.2 mm的筛网筛分后可得到粒径较大的AGS,采用数码相机和SEM观察AGS的形貌,结果如图2 (b)~(d) 所示。中试系统筛分得到的AGS轮廓清晰、紧致饱满,为形状规则的球形和椭球形。SEM图像表明AGS微观上主要由球状菌紧密相连,表面有少量丝状菌,这与文献[17]报道的实验室培养AGS形貌非常相似。这表明中试系统在连续流模式下,接种絮状活性污泥后使用实际低浓度低C/N的市政污水已成功培养出了AGS。
图3为接种污泥及中试系统稳定运行过程中污泥粒径分布的变化情况。粒径分布曲线右移表明随着中试系统的运行,污泥粒径逐渐增大。接种污泥的D50为28.9 μm。到了7月13日,中试系统中污泥D50为57.8 μm;到了9月13日,D50进一步增大到90.1 μm,较接种污泥粒径增大了3.1倍。粒径区间分布发现,接种污泥粒径主要分布在<50 μm,其占比高达76.8%,少量污泥粒径分布在50~100 μm,占比17.1%。但到7月13日,中试系统中污泥粒径较均匀地分布到了<50 μm、50~100 μm及100~150 μm,占比分别为42.2%、31.7%及20.3%。粒径为150~200 μm的污泥占比由初始的1.0%增至4.9%。到了9月13日,更是增加到10.3%。而粒径>200 μm的污泥占比由初始的0.9%增至9.4%,实现了数量级跃增。连续流模式下培养的AGS粒径小于SBR中培养的AGS粒径[18],这是由于连续流系统往往处于完全混合的状态,反应器内的基质浓度与出水浓度相当,更低的基质浓度意味着更小的扩散内径,从而限制了连续流中AGS的粒径。此外,本研究中污泥的颗粒化比例 (粒径>200 μm的污泥占比) 低于文献[12, 19]的报道值。这是由于中试系统中没有设置污泥选择压,系统中形成的AGS与絮状污泥一起作为剩余污泥被排出,不利于AGS的富集,从而导致颗粒化比例较低。
2.2 污泥流变特性
接种污泥及中试系统培养的AGS的流变特性如图4所示。通过动态应变扫描确定污泥的线性黏弹区,接种污泥和AGS的临界应变点均在1%左右。当应变超过线性黏弹区后,储能模量G´开始下降,这表明污泥样品的结构开始被破坏。2份污泥样品的G´均大于G´´,说明污泥样品具有凝胶状或固体状的结构,可被称为黏弹性固体。此外,由实验数据可得到污泥样品的屈服应力τy,即黏弹性极限处的剪切应力和流动应力τf,即样品变形过程G´=G´´处的剪切应力。接种污泥和AGS的τy分别为2.2和37.3 Pa,τf分别为7.9和390.3 Pa。这说明中试系统培养的AGS机械强度远高于接种的活性污泥。这主要是由于AGS中胞外多聚物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EPS) 的含量往往高于活性污泥,EPS将AGS中的微生物团聚在一起,从而使得AGS比絮状污泥有更高的机械强度。
2.3 污染物去除效果
中试系统处理水量情况如图5 (a) 所示。除6月3日、6月14日和15日由于进水泵故障,其余时间中试系统处理量均略高于设计值,I、II系列平均日处理量分别为1 454.9和1 722.4 m3·d−1。由图5 (b) 可知,原水COD呈现出明显的雨季降低的变化趋势,在进入雨季前 (4—5月) ,原水COD稳定在 (267.7±30.2) mg·L−1,而进入雨季 (6—7月) 后,平均COD降至 (200.1±54.9) mg·L−1。这是由于尽管该厂收水区域的排水体制为分流制,但可能存在管网的错接、混接等问题,导致雨季部分雨水进入污水管网,从而使得污水处理厂进水COD偏低。原水C/N为 (3.6±0.6) ,属于典型的低C/N污水,生物脱氮难度大。因此,需要定量投加乙酸钠作为碳源,而保证进水COD达到 (328.1±73.6) mg·L−1,C/N达 (4.9±0.6) 。
中试系统对NH4+-N和TN的去除情况如图5 (c) 和 (d) 所示。与进水COD类似,进水NH4+-N和TN在雨季呈现出明显降低的趋势。在进入雨季前,进水NH4+-N和TN分别为 (68.5±4.5) mg·L−1和 (78.2±4.5) mg·L−1;在进入雨季后,分别降为 (45.9±14.7) mg·L−1和 (55.6±15.7) mg·L−1。I系列和II系列出水NH4+-N分别为 (1.3±1.1) mg·L−1和 (1.0±0.8) mg·L−1,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7.7%和98.2%。出水NH4+-N基本保持在2 mg·L−1以下,满足地方标准要求的2.0 mg·L−1,达标时间占比分别为81.8%和93.5%。其中,I系列由于曝气设备故障导致超标时间多于II系列。出水TN分别为 (9.9±2.8) mg·L−1和 (9.1±2.6) mg·L−1,平均去除率分别为84.8%和85.7%。出水TN基本保持在10 mg·L−1左右,满足地方标准要求的15.0 mg·L−1,达标时间占比分别为94.8%和96.1%。此外,中试系统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出水水质,而且由于二沉池耦合在好氧池内部,省去了二沉池,可减小占地面积,同时硝化液回流和污泥回流合二为一,能降低系统的运行能耗。
2.4 微生物群落结构分析
为探究中试系统中污泥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使用孔径0.2 mm的筛网收集粒径<0.2 mm (F) 和>0.2 mm (G) 及接种污泥样品 (AS) 进行高通量测序。如表1所示,Coverage指数均大于99%,表明测序的结果具有代表性。Alpha多样性分析中的Simpson和Shannon指数均用于反映群落多样性;Simpson指数越大说明群落多样性越低;而Shannon值越大说明群落多样性越高。中试系统中F和G的Simpson指数均大于AS的,而Shannon值则均小于AS的。这表明中试系统污泥群落多样性减少,这可能与中试系统条件下能选择性富集功能微生物有关。
表 1 样本Alpha多样性指数Table 1. Alpha-diversity of the samples样本 Simpson Shannon Coverage AS 0.013 5.5 99.3% F 0.059 4.7 99.2% G 0.060 4.9 99.3% 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分析如图6所示。在门水平上,AS、F和G中优势菌群类似,均为Proteobacteria (34.45%、46.53%和50.51%),Chloroflexi (17.36%,19.74%和16.58%) 和Bacteroidota (15.03%,9.92%和13.00%) 。这3类微生物在营养物的去除中具有重要作用[20],是污水处理中常见的微生物。除这3类优势菌群外,其余菌群丰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Actinobacteriota在AS中的相对丰度为13.08%,但在F中为6.37%,在G仅为4.39%;类似的还有Patescibacteria,其在AS中的相对丰度为5.27%,但在F和G的相对丰度仅为1.56%和1.19%;而Firmicutes在AS中的相对丰度为3.11%,尽管在F中增加到了6.26%,但在G中仅为2.30%。这表明相比于接种污泥,中试系统中的污泥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粒径<0.2 mm的污泥与粒径>0.2 mm的污泥微生物群落结构也有显著的差异。在属水平上,接种污泥中的优势属为Methylophilaceae (6.10%) ,Microtrichales (5.28%) ,Methylotenera (4.81%) ,Saprospiraceae (4.28%) 和Saccharimonadales (4.30%) 。而在中试系统中,Methylophilaceae和Methylotenera得到了显著富集,F和G中的丰度分别为23.73%和6.34%,24.61%和7.16%,丰度和为AS的3倍以上。Methylophilaceae和Methylotenera普遍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包括淡水、土壤、污水等生态位,是一种兼性厌氧、以甲醇等为生长基质的甲基营养型细菌,因其能在有氧条件下进行反硝化而受到关注[21]。中试系统由微氧池和好氧池组成,而没有设置缺氧池,NH4+-N在微氧池或好氧池中被氧化,同时生成的NO2−-N/NO3−-N的也只能在微氧池或好氧池被还原成N2,这可能是中试系统大量富集好氧反硝化菌Methylophilaceae和Methylotenera的原因。同时,异养菌Microtrichales和Saccharimonadales的丰度则显著下降,由AS中的5.28%和4.30%分别降低至1.80%和1.11%,1.09%和0.57%,这可能与系统中有机物利用的途径有关。
2.5 颗粒化及脱氮机理分析
新型微氧-好氧耦合沉淀一体式反应器构型对AGS的形成、系统脱氮性能及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在好氧池内,底部曝气和微氧池出水 (即好氧池进水) 产生推动力,使得好氧池内部混合液向上流动,与内置的三相分离器碰撞并实现固液气三相分离。分离的气体经三相分离器间的气-液平面逸散到空气中,液体经出水渠排出系统,而泥水混合液只能向下继续流动,在好氧区与三相分离器间形成剧烈的内循环流动,为AGS的形成提供关键的驱动力-水力剪切力。水力剪切力在颗粒化初期能促进微生物的随机运动,增加微生物间的有效碰撞,有利于形成初始可逆的微生物聚集体[22]。诱导EPS的分泌可增强细胞表面的疏水性,增加聚集体的密度,从而进一步形成不可逆的微生物聚集体[23]。在稳定阶段,水力剪切力不断剥离成熟AGS表面附着生长的丝状菌,维持AGS的形貌和优势地位[5]。这与DAI 等[24]的发现类似,即由反应器内部纵向循环产生水力剪切力培养AGS的机理。此外,沉淀耦合在好氧池内部,省去了二沉池,可节省占地面积,同时将内、外回流合二为一,降低运行能耗。
在微氧池中,DO控制在0.2~0.5 mg L−1,当微氧池COD为50~100 mg L−1时,DO可渗透AGS外表层10~18 µm处[25],故粒径大于20~36 µm的AGS内可形成外层好氧、内层缺氧/厌氧的分层结构。进水中的NH4+-N在外层好氧条件下被氧化成NOx−-N,生成的NOx−-N扩散至内层,在内层缺氧/厌氧的条件下发生反硝化,使得系统可在微氧池中完成生物脱氮。但这一脱氮途径只存在于AGS形成后。在启动初期,接种的絮状污泥无法通过该途径完成生物脱氮,系统脱氮性能较差;在启动中期,随着中试系统的运行,尽管AGS还未形成,但系统富集了大量的好氧反硝化菌Methylophilaceae和Methylotenera,能通过好氧反硝化途径完成脱氮;而在AGS形成后的稳定运行阶段,两种脱氮途径共同完成生物脱氮过程。此外,微氧池中的反硝化过程不仅能充分利用原水中的碳源,还能降低进入好氧池中的有机物浓度,创造微氧池丰盛-好氧池饥饿的运行条件,有利于AGS的长期稳定性。
3. 结论
1) 以低浓度市政污水为基质、接种活性污泥,在中试规模 (3 000 m3 d−1) 的连续流运行模式下,可培养出长期稳定存在的AGS,平均粒径由接种污泥的28.9 μm增至90.1 μm,其中粒径>100 μm的占47.8%,>200 μm的占9.4%。
2) 中试系统I、II系列出水NH4+-N分别为 (1.3±1.1) mg·L−1和 (1.0±0.8) mg·L−1,出水TN分别为 (9.9±2.8) mg·L−1和 (9.1±2.6) mg·L−1,系统具有良好的脱氮效果,能满足该厂的提标改造要求。
3) 中试系统大量富集了好氧反硝化菌Methylophilaceae和Methylotenera,好氧反硝化途径可能在脱氮中起重要作用。微氧池中的反硝化过程能充分利用原水碳源,降低进水有机物浓度,有利于维持系统的稳定高效低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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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滹沱河流域地下水Na+和Cl−(a)和研究区地下水Ca2+和Mg2+(b)、 (Ca2++Mg2+)与(HCO
−3 +SO2−4 )(c)、 (Ca2++Mg2+-HCO−3 -SO2−4 )与(Na+-Cl−)(d)关系图Figure 5. Relationship between Na+ and Cl− (a) of groundwater in Hutuo River Basin and Ca2+/Mg2+ (b) ,(Ca2++Mg2+)/(HCO
−3 +SO2−4 ) (c),(Ca2++Mg2+-HCO−3 -SO2−4 )/(Na+-Cl−)(d)of groundwater in the study area表 1 研究区样品水质指标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hydrochemical parameters of the study area
参数Parameters 范围/ (mg·L−1) Range 均值/ (mg·L−1) Mean 超标率/%Over standard rate 国标Ⅲ类*Standard 2018.1 2018.9 2018.1 2018.9 pH 7.10—7.94 6.71—7.41 7.43 7.14 0 6.50—8.50 K+ 0.3—24.3 0.6—8.0 3.1 2.1 — — Na+ 9.1—169.7 5.7—110.8 45.5 30.6 0 200 Ca2+ 20.9—359.8 37.4—288.9 168.8 147.8 — — Mg2+ 6.0—108.4 11.4—57.7 38.5 31.6 — — Cl− 2.5—385.9 17.3—179.0 96.5 73.9 3.0 250 SO 2−4 5.4—402.2 20.3—253.9 172.8 143.8 12.1 250 HCO −3 147.0—462.1 98.1—475.6 310.0 290.4 — — NO −3 1.6—509.0 5.0—326.2 115.6 82.0 36.4 88.6 TH 77.1—1345.0 140.2—833.3 580.2 499.2 69.7 450 TDS 158.7—2134.0 171.8—1061.2 815.6 657.3 15.2 1000 *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三类水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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