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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氯芬酸钠(diclofenac sodium,DCF)是非甾体抗炎药,其在人体内不能完全代谢,常随排泄物一同进入下水管道,由于具有极性强、难降解的特点,导致其在污水处理厂、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甚至饮用水中频频检出[1-5]。已有相关研究表明DCF对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的生存与繁殖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是一种新型酸性阴离子污染物。JOACHIM等[6]发现,在半自然条件下,暴露在含DCF水体中的植物生物量和鱼类存活量产生显著下降。因此,水中DCF的去除已成为亟待处理的环境问题之一。
目前,膜过滤、高级氧化、生物降解[7]等技术均可以有效去除水中的DCF,但这类方法大多成本高,而且高级氧化法会产生有毒副产物,生物降解耗时较长。吸附法作为一种操作简单、低成本、环境友好型的方法备受重视。吸附剂的经济环保高效性能是影响吸附法广泛应用的关键因素,以生物炭为代表的低价环保高效吸附剂的制备成为吸附法的研究热点。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稻壳作为一种廉价农业废弃物是制备生物炭的优质原料,但原始生物炭往往不能满足对目标污染物的高效去除,常常需要对其改性以提高吸附能力[8]。近年来金属改性生物炭去除水中有机污染物成为研究热点,原始稻壳炭表面带负电,由于静电斥力作用,对作为阴离子的DCF并不能有效吸附,经过Fe、Cu等金属元素改性后,生物炭表面负电荷降低,从而通过配体交换引起表面络合促进对阴离子污染物的吸附性能。另外,改性炭与有机污染物之间的n-π、π-π、氢键、疏水等相互作用也在吸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11]。有研究表明,经铜改性后的花椰菜根生物炭显示出比为改性生物炭更高的比表面积,对DCF的去除率可达88.96%[12];铁锰改性炭对DCF的吸附率是商业活性炭的2倍多且具有较优的pH抗干扰能力[13]。此外,一些研究[14]表明,铁氧化物和铜氧化物的水解产物具有与—OH、C=O、—COOH螯合、络合的能力,这对含有羧基的DCF的吸附是有利的。同时,有研究表明,铜的存在可以促进电子转移,通过产生的高还原性氢自由基去除水中的有机物[15-16]。JUAN等[17]在研究Fe/Cu改性城市活性污泥基复合材料对四环素的吸附时发现铜优异的络合能力可以显著影响去除率,在最佳条件下对四环素的最大吸附量可达386.93 mg·g−1,吸附机制主要包括物理吸附、络合作用、氢键、π-π相互作用等。目前使用铁铜改性炭去除水中DCF的研究鲜见报道。因此,本研究采用铜和铁制备改性稻壳炭以研究对水中DCF的去除效果与机理。在吸附剂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水质对吸附性能的影响。DCF为酸性阴离子污染物,污水的pH、共存阴离子及有机物均可能对生物炭对DCF的吸附性能造成影响。
本研究以稻壳为原料,通过Fe/Cu盐对其进行改性得到铁铜改性的生物炭,以DCF为目标污染物,考察溶液pH、吸附剂投加量、干扰阴离子及有机物HA对吸附过程的影响,利用吸附动力学模型和吸附等温线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探讨吸附机制,在促进农业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同时为新型污染物DCF的去除提供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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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壳来自农田水稻壳,其成分主要为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和二氧化硅(SiO2)纳米粒子等[18]。将废弃的稻壳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并于85 ℃的烘箱中干燥,用研磨机研磨成粉末,过筛(60目)备用。实验试剂主要包括氢氧化钠(NaOH)、浓盐酸(HCl)、三氯化铁(FeCl3)、硫酸铜(CuSO4·5H2O)、双氯芬酸钠(DCF)、硫酸钠(Na2SO4)、磷酸钠(Na3PO4·12H2O)、氯化钠(NaCl)、碳酸氢钠(NaHCO3)、腐殖酸(humic acid,HA),以上药品均为分析纯及以上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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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 ℃、180 r·min−1的吸附条件下,基于300、400、500、600 ℃下制备的改性稻壳炭分别对0~100 mg·L−1的DCF吸附预实验结果可知,在300 ℃下制备的改性稻壳炭吸附效果最好,故本研究主要讨论300 ℃稻壳炭的吸附特性。原始稻壳炭(BC)的制备是通过将上述过筛的稻壳炭粉末置于管式炉中,在N2气氛下以10 ℃·min−1的升温速率升至300 ℃并保持2 h后取出用超纯水洗涤3~5次,烘箱75 ℃干燥12 h制得,记为BC300。铁铜改性的生物炭的制备过程是在先前研究[19-21]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具体做法是将5 g过60目筛后的BC300加至等体积混合的FeCl3(0.8 mol·L−1)和CuSO4·5H2O(0.3 mol·L−1)总计50 mL的混合溶液中,用0.5 mol·L−1的HCl和1.0 mol·L−1NaOH调节pH=5后于85 ℃、180 r·min−1的恒温振荡箱中振荡24 h,然后在75 ℃下干燥12 h。将获得的样品在N2气氛下以10 ℃·min−1的升温速率升至300 ℃并保持2 h。随后,用超纯水洗涤3~5次,然后在75 ℃下干燥12 h,将制备的产物命名为FCBC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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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元素分析仪(EA)测定生物炭的元素组成(艾力蒙塔 UNICUBE);采用ICP-OES/MS测定生物炭的金属元素组成(美国 Agilent 720ES OES);通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析生物炭表面形貌特征(蔡司Sigma 300,Oxford Xplore 50);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对其表面官能团进行表征(赛默飞 Thermo Scientific Nicolet iS20);通过X-射线衍射光谱(XRD)测定其组成成分(日本理学 rigaku Ultima IV);通过pH漂移法[22]测定生物炭的零电位点(梅特勒-托利多 SevenCompact S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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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实验在恒温振荡箱中进行24 h,温度保持在25 ℃,转速为180 r·min−1,实验结束吸取上清液经0.45 μm滤膜过滤后,分析滤液中DCF质量浓度。DCF质量浓度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λ=273 nm)进行测定[23]。影响因素实验、吸附动力学及吸附等温线实验具体设置如下。
1)溶液初始pH对吸附的影响。分别取0.05 g的生物炭到100 mL离心管中,加入50 mL初始质量浓度为10 mg·L−1的DCF溶液,利用0.1~2 mol·L−1的HCl和NaOH调节初始pH分别为3、5、7、9、11,每组设置3个平行样、1个空白。
2)投加量对吸附的影响。分别取0.01、0.02、0.03、0.04、0.05、0.06、0.07g的生物炭到100mL离心管中,加入50 mL质量浓度为10 mg·L−1的初始DCF溶液,调节初始pH为7,每组设置3个平行样、1个空白。
3)共存阴离子及有机物HA对吸附的影响。分别制备含有10 mg·L−1的DCF和5 mmol·L−1的阴离子(SO42−、PO43−、Cl−、HCO3−)混合溶液,10 mg·L−1的DCF和10 mg·L−1HA的混合溶液,调节pH为7,取50 mL于离心管中,分别加入0.05 g的FCBC300进行吸附实验,每组设置3个平行样、1个空白。
4)吸附动力学实验。制备质量浓度为10 mg·L−1的DCF溶液,调节pH=7,取50 mL于离心管中,分别加入0.05 g的FCBC300,分别在振荡一定时间后快速取样,经0.45 μm滤膜过滤后测定清液中DCF质量浓度。
5)吸附等温线实验。制备50~100 mg·L−1的DCF溶液,取50 mL于离心管中,分别加入0.05 g的FCBC300,控制反应温度为25 ℃、pH=7、于180 r·min−1恒温振荡箱中振荡24 h,经0.45 μm滤膜过滤后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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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稻壳炭对DCF的吸附量和去除率根据式(1)和式(2)计算。
式中:
Qe 是吸附平衡时的吸附量,mg·g−1;Ce 是吸附平衡时DCF的质量浓度,mg·L−1;Co 是初始DCF的质量浓度,mg·L−1;V是DCF溶液的体积,L;m是吸附剂的添加量,g;R为去除率,%。2)吸附动力学模型。为研究FCBC对DCF的吸附机理,分别利用准一级(式(3))、准二级模型(式(4))对其进行拟合。
式中:
Qe 是吸附平衡时的吸附量,mg·g−1;Qt 是t时刻对DCF的吸附量,mg·g−1;t是吸附时间,min;K1 、K2 分别是是一级、二级反应速率常数,min−1、g·(mg·min)−1;3)吸附等温线模型。为研究FCBC对DCF的吸附特性,分别利用Langmuir(式(5))和Freundlich等温吸附模型(式(6))对其进行拟合。
式中:
Qe 是吸附平衡时的吸附量,mg·g−1;Qm 是理论最大吸附量,mg·g−1;Ce 是吸附平衡时DCF的质量浓度,mg·L−1;Kl 是Langmuir等温吸附常数,L·mg−1;Kf 是Freundlich等温吸附常数,mg(1-1/n)·L1/n·g−1;n是Freundlich模型常数。 -
1) SEM、BET分析。经扫描电子显微镜比较改性前后稻壳炭的结构变化,结果如图1所示,BC300表面孔隙较少且呈现为光滑的管束结构。而FCBC300表面出现了大量近似球形的颗粒物质,并以链状聚集在一起,这种团聚效应可能归因于纳米颗粒之间的磁力和范德华力,表面变得凹凸粗糙且排列杂序无章,这与Fe-Cu/聚乙烯吡咯烷酮改性的生物炭SEM表征结果一致[24-25]。以上结果表明金属氧化物颗粒可能成功负载到了稻壳炭的表面上,具体负载情况需通过XRD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印证。由图2可以看出,2种生物炭的孔径大多分布在0~40 nm,氮气吸脱附等温线均为具有滞后环的Ⅳ型等温线,表明吸附剂含有大量介孔,且孔径分布不均匀[26]。由表1可知,改性前后生物炭的平均孔径略微下降,但比表面积由2.717 m2·g−1增加至6.139 m2·g−1,说明改性增加了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在静电引力下这可能有利于与更多的DCF接触,同时改性生物炭表面负载的铁与铜可能通过与阴离子DCF的络合作用而加快反应速率[27]。
2) XRD分析。XRD常用来定性表征物体的结晶度。FCBC300和BC300的XRD图谱如图3所示,在2θ=20°~24°处均存在一个较宽的衍射峰,说明该结构具有长程有序性,这个重叠的衍射峰主要为无定型碳和SiO2晶面。另外,由图3中可以看出,原始稻壳炭(BC300)在2θ=26.68°处有一个尖锐的衍射峰,该峰代表SiO2的存在[28]。改性后的炭在2θ=20°~24°的衍射峰变宽大且平缓、2θ=26.68°的衍射峰明显减弱,可能一方面是由于SiO2与氢氧化钠反应使得SiO2的含量减少,另一方面是由于改性稻壳炭乱层石墨结构微晶增多[29]。另外,观察发现FCBC300在2θ=31.41°、45.23°出现了新的衍射峰,分别对应Fe3O4、γ-Fe2O3[30-31],在2θ=35.77°、39.40°出现的衍射峰对应CuO[32-33]。这进一步表明金属氧化物颗粒成功负载到了稻壳炭的表面上。但这些衍射峰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了无定形Fe/Cu的形成,这可能是主要活性吸附组分。
3) FTIR分析。不同稻壳炭的FTIR分析如图4所示。可见,BC300和FCBC300吸收峰的位置大致相同。在3 433 cm−1附近出现的衍射峰证明了—OH的存在,2 926 cm−1附近的衍射峰为脂肪族化合物C—H的对称伸缩振动和非对称伸缩振动。在1 611 cm−1附近出现了芳环C=O/C=C的伸缩振动;在1 436 cm−1附近出现了C—H面内弯曲振动峰;在794 cm−1附近出现的吸收峰,则是由芳环C—H面外弯曲振动峰引起的。1 090 cm−1附近可能为醇的C—O伸缩振动或者脂肪性C—O—C的伸缩振动;在1 383 cm−1附近出现的吸收峰可能是—COOH的O=C—C拉伸引起的,且此处改性稻壳炭的吸收峰峰值略微增强,说明含氧官能团数量有所增加;改性稻壳炭在617 cm−1处出现了一个新的吸收峰为Cu—O/Fe—O的振动吸收峰[34],这与XRD衍射光谱相对应。改性后不一定会引起稻壳炭表面官能团的显著变化,主要含氧官能团均为—OH、C=O、—COOH,这一研究结果与前人一致,任洁青等[35]通过NaOH和FeCl3溶液制备的改性稻壳炭,在改性前后仅峰面积与吸收强度发生了变化,但吸收峰的位置基本一致。
4)元素组成。生物炭的组成元素主要是C、H、O、N 4种元素。H/C的摩尔比反映了生物炭的芳香性,H/C与芳香性负相关,芳香性越高,物质的稳定性越好,越不易分解;O/C的摩尔比反映了生物炭的亲水性,O/C与亲水性正相关;(O+N)/C的摩尔比反映了生物炭的极性,(O+N)/C与极性正相关。由表2可知,BC300主要包含C、H和O,FCBC300主要包含C、H、O、Fe和Cu,表明Fe、Cu的成功负载。改性后,C、H元素的含量分别从48.48%、3.71%升至56.18%、3.75%,其中H的升幅较小;O、N元素的含量分别从21.29%、0.55%降至18.45%、0.37%,其中N降幅最大,这可能与热解过程中稻壳中的含N物质转化为NOx、NH3、HCN、HNCO等气体逸出和分配至焦油中有关[36]。因而,H/C、O/C、(O+N)/C的值均变小,分别下降了0.12、1.33、0.09,这表明改性后的稻壳热解过程中发生了脱氢聚合、脱羧和脱水反应[37],即改性后的生物炭芳香性增强,物质稳定性好,而含氧官能团含量、极性和亲水性降低,说明FCBC300对DCF的去除可能与改性稻壳炭表面官能团与DCF之间的π-π相互作用有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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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天然水体的pH,本研究主要探索pH在3~11范围内对DCF吸附的影响。由图5(b)可知,原始稻壳炭BC300在pH=3时的去除率较高,在pH=5~11内吸附性极弱,几乎没有吸附。这能是因为强酸性条件下原始稻壳炭表面带正电荷,DCF通过静电引力吸附到原始稻壳炭表面。而pH≥5时,原始稻壳炭表面带负电荷,DCF主要以阴离子形式存在,强大的静电斥力可能会阻碍DCF的吸附[38]。经改性后的稻壳炭FCBC300吸附性有所提升,在pH=3时去除效果最好,随着pH升高去除率降低,当pH=11时,去除率下降至24.83%,吸附量下降至3.10 mg·g−1,这表明吸附剂对DCF的吸附是一个依赖pH的过程。另外,在pH=3~9内吸附量保持在10.76~11.08 mg·g−1,表明其具有较宽的pH适用范围。研究富含铁的微生物制备生物炭对DCF的吸附时也有类似发现[39-41],认为铁改性生物炭的pH耐受性是因为除了静电作用外,氢键作用、π-π相互作用等可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实际污水处理时具有更好降低成本的优势。而在pH=11时去除率显著降低除了受OH−与带负电的DCF竞争吸附位点外,还与FCBC300的表面零电荷点有关(pHpzc=3.74)。如图5(a)所示,当pH>pHpzc时,FCBC300表面带负电,而DCF的pKa=4.10[42],在碱性条件下DCF阴离子占主导地位,所以随着pH升高静电斥力逐渐增大,从而减弱了DCF的吸附。值得注意的是,在pH=11时,FCBC300对DCF的吸附能力显著降低,但FCBC300的吸附容量仍远高于BC300,约是其8倍,说明此时络合反应在其中也起着重要贡献,类似于针铁矿对DCF的吸附,在pH>pHpzc时的吸附是由于针铁矿与DCF表面羧基的络合[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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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6所示,BC300在中性条件下的吸附效果甚微,而FCBC300的吸附效果明显提升。随着投加量的增加,FCBC300对DCF的单位吸附量逐渐下降,去除率上升后逐渐趋向平稳。投加量为0.2 g·L−1时去除率为80.66%,当投加量增加至1 g·L−1时去除率达87.87%,随后逐渐趋于平稳。在吸附的过程中,刚开始去除率随着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加,是因为一开始FCBC300的活性位点与投加量成正相关,投加量越多对应的活性位点数越多,因而去除率快速增长[44];而DCF与FCBC300的质量比逐渐降低,导致单位质量生物炭对DCF的利用率降低,从而吸附量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与改性稻壳炭在较高质量浓度下发生聚集降低表面活性位点有关[45]。当达到一定程度时,去除率趋于平缓,这可能是因为大量FCBC300的加入改变了吸附剂/液体悬浮液的黏度,阻止了DCF在FCBC300表面的扩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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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会受到水体中阴离子和有机物的影响,不同阴离子(SO42−、PO43−、Cl−、HCO3−)及有机物HA对改性稻壳炭吸附过程中的影响如图7所示。FCBC300的抗干扰能力较好,在SO42−、PO43−、Cl−和HCO3−共存的溶液中,DCF的去除率最低,仍可保持在约83.76%,其中PO43−的存在不影响改性稻壳炭对DCF的吸附作用,可能是由于在pH=7的条件下,改性稻壳炭表面带负电,而PO43−所带的负电荷最多,与改性稻壳炭的静电斥力最大,因而不影响改性稻壳炭对DCF的吸附;SO42−、Cl−、HCO3−对DCF的吸附存在抑制作用,吸附量从8.80 mg·g−1分别下降至8.54、8.46、8.38 mg·g−1,这可能与该3种离子所带的负电荷相对较少,静电斥力减弱有关。此外,共存阴离子会降低DCF的溶解度,从而降低了边界层的传质推力[47]。此外,在不同阴离子存在下,FCBC300对DCF的去除率下降均不足5%,说明其具有较好的抗阴离子干扰性。HA对DCF的吸附存在明显抑制作用,吸附量下降至0.61 mg·g−1,这是因为相比DCF的羧基,HA丰富的羧基、羟基、酚基等官能团可以通过氢键、络合作用、离子交换等方式与吸附剂及吸附剂表面的金属离子发生作用,从而与DCF竞争FCBC300表面的吸附位点。在研究HA对二甲基胂酸在磁铁矿上吸附过程的影响时也有同样的结果,HA与磁铁矿吸附剂之间的氢键、阳离子键桥、表面配位交换等作用抑制了磁铁矿对二甲基胂酸的去除[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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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了解FCBC300对DCF的吸附行为,本实验采用准一级动力学模型、准二级动力学模型对其吸附过程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见图8和表3所示。由表3可见,准一级动力学和准二级动力学相关系数拟合度均较好(R2>0.95),但准一级动力学模型的拟合度更优(R2=0.972 4),且计算所得的理论吸附量(8.744 1 mg·g−1)与实际吸附量(8.79 mg·g−1)更加接近,说明FCBC300对DCF的吸附行为由2种方式共同作用,以物理作用为主、化学作用为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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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Langmuir等温吸附方程和Freundlich等温吸附方程对吸附数据进行拟合,拟合曲线和参数分别如图9和表4所示,平衡时的吸附量与DCF初始质量浓度呈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高质量浓度可以增加边界层的传质推理,从而增加FCBC300与DCF之间的接触[51];Langmuir和Freundlich等温吸附方程与实验数据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2>0.96),但Langmuir的拟合程度更好(R2=0.978 3),表明单层吸附是有利的,这一结果与高铁酸钾活化多孔石墨生物炭高效去除水中DCF的结果一致[52]。Langmuir方程拟合计算出的最大吸附量理论值为476.190 5 mg·g−1;另外n>1,说明FCBC300对DCF的吸附过程易于进行。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通过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稻壳为原料制备铁铜改性稻壳炭探究其对DCF的去除效果和影响因素。但由于实验条件和研究时间的有限性,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本研究制备的材料采用二次热解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经济损失,在后续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探讨一次热解和二次热解对改性稻壳炭理化性质及吸附性能的影响;在影响DCF吸附的影响因素方面,除了本实验探究的部分阴离子和有机物HA的影响外,在实际水体中仍存在诸如Na+、K+、NO3−、药物等其他阴离子、阳离子和有机物等物质,这些因素均会影响吸附效果,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的探究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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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性后的稻壳炭表面粗糙,比表面积增大,孔隙结构以介孔为主;FCBC300含有Cu—O/Fe—O的振动峰且芳香性增强、亲水性降低;表面的负载物包含Fe3O4、γ-Fe2O3和CuO,但衍射峰强度较弱,表明了无定形Fe/Cu的形成。
2) FCBC300处理DCF时,FCBC300在初始pH=3~9的溶液中均具有较高的吸附能力,在pH=5~9的范围内,对DCF的吸附量约是BC300的20倍以上;PO43−不影响改性稻壳炭对DCF的吸附作用,SO42−、Cl−、HCO3−和HA则存在抑制作用。DCF的去除机制以静电作用为主。
3) FCBC300对DCF的吸附过程符合准一级动力学、Langmuir等温吸附方程,这表明FCBC300对DCF的吸附是单层吸附,吸附过程由两种方式共同作用,以物理作用为主、化学作用为辅。
可见,铁铜改性稻壳炭对DCF的吸附能力明显提升,且具有较好的抗阴离子干扰性和pH缓冲性,本研究为废水处理中的DCF去除,提供了节本增效的新思路和基础数据。
铁铜改性稻壳炭对双氯芬酸钠吸附性能
Performance of Fe/Cu modified rice husk biochar on diclofenac sodium 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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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稻壳为原料制备铁铜改性生物炭(FCBC300),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元素组成分析仪、X-射线衍射光谱仪、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对其进行了系列基础理化性质表征,通过批量吸附实验研究了FCBC300在不同pH和干扰离子及有机物腐殖酸(HA)等条件下对双氯芬酸钠(DCF)的去除效果和吸附机制。结果表明,改性后稻壳炭表面负载Fe3O4、γ-Fe2O3和CuO,芳香性增强、亲水性降低,对DCF的吸附性能大幅度提升。pH=5~9条件下,改性稻壳炭对DCF的吸附量约是未改性稻壳炭的20倍,吸附机制以静电作用为主;PO43−的存在对吸附几乎无影响,SO42−、Cl−和HCO3−对DCF的去除虽有轻微抑制作用,但去除率下降幅度均低于5%,HA存在则明显抑制吸附能力;FCBC300对DCF的吸附过程,更符合准一级动力学模型和Langmuir等温吸附模型,预测最大吸附量为476.190 5 mg·g−1。综上所述,FCBC300体现出良好的pH缓冲性、抗离子干扰性和高吸附性能,在废水处理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Abstract: Rice husk was used to prepare iron-copper modified biochar (FCBC300), and its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using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X-ray diffraction spectroscopy, elemental 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clofenac sodium (DCF) removal by FCBC300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adsorption batch tests at different pH, interfering ions and organic humic acid (H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e3O4, γ-Fe2O3, and CuO loading onto the surface of FCBC300 could increase its aromaticity and decrease its hydrophilicity, as well as largely increase the adsorption performance on DCF.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DCF on FCBC was about 20 times that of the unmodified rice husk charcoal at pHs of 5~9.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s dominated the adsorption mechanism. The coexisting PO43− had hardly effect on DCF removal, while coexisting SO42−, Cl−, and HCO3− slightly inhibited DCF removal with less than 5% reduction rate. HA had an obviously inhibitory effect on DCF adsorption on FCBC300. The fitting results with adsorption kinetic and isothermal modes revealed that the DCF adsorption process on FCBC300 wa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quasi-first-order kinetic model and the Langmuir model. The maximum adsorption capacity was estimated to be 476.190 5 mg·g−1. FCBC300 is a promising material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because of its strong adsorption capabilities, anti-ion interference, and pH buffering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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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rice husk biochar /
- modification /
- diclofenac sodium /
- 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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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抗生素生产大国,每年产生的抗生素菌渣量达到1.3×106 t以上[1]。菌渣在自然环境下易腐败变质,任意堆放极易造成环境污染。此外,菌渣不合理处置会导致其中的残留抗生素在环境介质中扩散和传播,从而对人群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威胁。而另一方面,菌渣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丝体及未代谢利用完的有机物,营养物质含量丰富,可对其进行资源化利用。因此,如何将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已成为当今急需解决的难题。
好氧堆肥被广泛应用于固体有机废物处理,研究表明畜禽粪便或抗生素菌渣中的残留抗生素可以通过好氧堆肥降解[2-3]。菌渣经好氧堆肥后可被制成有机肥料,其不仅可提高土壤肥力,还保证了农产品品质安全[4]。堆肥中的微生物除了参与有机物料的分解外,其也对抗生素降解有重要作用。赵军超[5]发现,红霉素菌渣经好氧堆肥处理后降解率可达99%以上。这表明,好氧堆肥可实现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
由于传统好氧堆肥温度不够高,限制了其对抗生素的降解[6]。因此,目前关于应用好氧堆肥法处理抗生素菌渣的研究都是在外源添加物的条件下进行的。一般外源添加物主要分为生物炭、氯化铁、天然沸石和生物菌剂等,而在好氧堆肥处理中添加生物菌剂效果显著[7]。研究发现,在堆肥中添加微生物菌剂,可提高堆肥温度,增加堆肥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活性,延长高温分解周期,加快堆肥腐殖化进程,提高其中抗生素去除率,降低其环境风险,使堆肥成品达到无害化要求[8-12]。
本研究选取土霉素菌渣为研究对象,探究添加复合菌剂后土霉素菌渣和玉米秸秆混合堆肥的基本理化参数、堆肥中土霉素降解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情况,并优化好氧堆肥对土霉素菌渣中残留土霉素的处理,为抗生素菌渣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堆肥原料
土霉素菌渣取自石家庄市某制药厂。玉米秸秆取自石家庄周边农户农田中,将其在105 ℃条件下烘干处理后破碎,长度约为1~2 cm。堆肥原料初始基本理化性质如表1所示。
表 1 堆肥原料基本理化性质Table 1.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y of compost raw materials供试样品 含水率/% pH 电导率EC/(mS·cm−1) C/N 玉米秸秆 9.89 5.32 2.67 50.89 土霉素菌渣 78.04 4.47 — 5.73 1.2 实验装置和设计
堆肥试验在河北科技大学堆肥实验场进行。堆肥容器容积70 L,底部连接曝气泵以调节气量,并装有气体流量计。装置中连有3个温度探头,对其上、中、下温度进行实时监控。本实验设计分为2组,一组添加自制菌剂A(制备方法见专利:申请号CN 202111337864.9,编号C);另一组不添加菌剂(编号CK)作为对照组。C组为15 kg菌渣+15 kg玉米秸秆+菌剂A(0.3%);CK组为15 kg菌渣+15 kg玉米秸秆。
通过调节气体流量计,控制曝气速度为7 L·min−1。采样天数设定为第0、4、8、15、22、28、34、38 d,每次取样前进行翻堆,每次取样在罐体的上、中、下3个平面取样,遵循5点取样原则。每次取200 g样品,分为2份保存,一份用真空冷冻干燥机(FD-1A 50,博医康(北京)仪器有限公司)冷冻干燥,然后在20 ℃下保存,用于土霉素质量浓度的测定,另一份在4 ℃下保存用于理化性质分析。
1.3 实验测定指标及分析方法
堆肥温度采用自制堆肥装置内PT100温度探头对温度进行实时监测,每天选取0、4、8、12、16、20 h进行数据记录;含水率的测定运用失重法,参照GB/T 1931-2009中检测方法[13];堆肥样品中pH采用雷磁ZD-2自动电位滴定仪测定(PHS-2F,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EC采用多参数在线测定仪(哈纳HI993302,上海耀壮检测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全碳、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采用流动分析仪测定(AA3,英国希尔公司)。
种子发芽指数(GI)测定:首先取10 g样品与蒸馏水按比例1∶10放入250 mL锥形瓶中,然后置于150 r·min−1摇床振荡30 min;再取其上清液过滤后吸取5 mL滤液于铺有滤纸的培养皿中,在其中放置20颗白菜种子,置于25 ℃下避光培养48 h后;最后,测定种子的根长,同时用去离子水做空白对照。
细菌群落结构通过宏全基因组法进行测定。残留土霉素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岛津LCM S8050,色谱柱为C18,1.9 μm×2.1 mm×50 mm;初始流动相为20%乙腈:80%甲酸水),土霉素降解率(D)如式(1)。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 式中:D为土霉素降解率;C0为第0 d堆肥中土霉素质量分数,mg·g−1;Cn为第n 天堆肥中土霉素质量分数,mg·g−1。
2. 结果与讨论
2.1 堆肥过程的理化性质
图1为堆肥过程中理化性质变化。含水率是堆肥过程中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变化如图1(a)。C组和CK组的初始含水率分别为66.42%和64.05%。在堆肥初期,2组反应的含水率均小幅上升,然后开始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生长,产生了水分,后由于微生物分解有机质并散发较多热量,使堆体保持较长时间的高温,水分随热量挥发,故经翻堆后堆体含水率明显下降。堆肥结束后C组和CK组的含水率分别下降至41.08%和43.04%,由此表明,添加菌剂有利于堆体水分挥发。
由图1(b)可看出,2组堆体pH变化趋势相似。投加菌剂对堆体pH的影响不大,均出现先上升,再降低,翻堆后又升高的趋势。pH上升可能是由于堆肥前期大量排放的氨气的累积。随后氨气的产生速率小于其随曝气带出堆肥体系中的速率,pH开始下降[14]。堆肥第21 d后进入降温期,堆肥过程中的营养消耗减少,大量N元素以NH3的形式释放,并且在该阶段硝化细菌增多,其进行硝化反应产生大量H+,从而导致堆体的pH有轻微下降[15]。
堆体中铵态氮(NH4+-N)的转化过程如图1(c)所示。C组和CK组在堆肥第2 d后NH4+-N均呈上升状态,第21 d分别达到284.14和347.68 mg·kg−1。这可能是因为,堆体的C/N较低,物料中有机氮源被微生物矿化分解,使硝化反应在高温环境下受阻,导致NH4+-N大量积累[16-17]。此趋势与红霉素和青霉素菌渣堆肥研究中NH4+-N的转化过程相似[5,18]。NH4+-N的浓度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且C组下降速率大于CK组,最终C组NH4+-N质量浓度略低于CK组。这表明,添加菌剂有利于保留堆体中的氮源。
EC是反映堆肥中的可溶性盐含量的指标。一般情况下,堆体的EC>4 mS·cm−1,对植物种子发芽有强烈的抑制作用。因此,对堆肥过程中EC的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如图1(d)所示。堆体的EC变化趋势为先上升后下降,可能是前期随着物料的消耗,释放出矿物盐和铵根离子而上升。高温期后,有机质降解速率下降,由于CO2和NH3的挥发,导致EC下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19]。2组堆肥中的EC峰值达到3.0和2.85 mS·cm−1,均未超过其应用限值,故不会对植物种子发芽产生较强的抑制。C组初始EC值高于CK组,但最终EC值分别为2.57和2.21 ms·cm−1,低于CK组,处于安全水平。这表明,添加菌剂有利于降低堆肥中的可溶性盐的含量。
2.2 堆肥毒性
堆肥过程中种子发芽率指数(GI)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堆肥产品对植物毒性的强弱。其变化如图2所示,2组堆肥初期GI均低于20%。这表明,土霉素菌渣有较强的植物毒性,在农田应用中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20]。由于堆肥初期物料中的有机酸和铵根离子浓度较高,故导致了堆体初期的GI偏低。随着堆肥的进行,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物料GI逐渐升高,逐步实现脱毒。当GI>80%时,认定堆肥产品对植物基本无毒,2组堆肥产品均达到安全水平。添加菌剂使C组比CK组处理时间提前了7 d。这表明,复合菌剂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堆肥对植物毒性的削减。最终产品的GI分别为94.8%和107.3%。添加菌剂后,在提高微生物的种类和活性的作用下,缩减了堆肥周期,加快了堆肥物料的脱毒。马骏[21]研究表明,牛粪堆肥产品的GI高达124%,远高于本研究结果。由此可推测,土霉素残留不仅对GI有抑制作用,且质量浓度越高其抑制效应越强。
2.3 堆肥肥效
随着堆肥的进行,微生物的生长发育消耗了一定的碳源,导致有机质质量分数下降。堆肥结束后C组中有机物质的降解率为14.80%,而CK组仅为9.24%。因此,投加复合菌剂可增加堆体中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加快了对碳源的消耗,提高了堆肥过程的最高温度,可间接增强对有机质的降解。
对堆肥成品进行检测,检测指标参照《有机肥料标准》(NY/T525-2021)[22]中对肥料的要求,将检测结果同标准中要求值进行对比,其结果见表2。堆肥成品指标除水分的质量分数偏高外,其余指标均满足《有机肥料标准》(NY/T 525-2021)[22]中标准,在后续晾干过程中可降低其水分的质量分数。本研究结果可为抗生素菌渣及其衍生物的工程化好氧堆肥资源化利用提供数据支持和技术参考。
表 2 堆肥成品指标Table 2. Composting product index对照指标 本实验检测值 NY/T 525-2021指标值[22] 有机质的质量分数(以烘干基计) 57.3%~58.1% ≥30% 总养分(N+P2O5+K2O)的质量分数(以烘干基计) 5.7%~6.7% ≥4.0% 水分(鲜样)的质量分数 41.08%~43.04% ≤30% 种子发芽率指数(GI) 99.8%~107.3% ≥70% 机械杂质的质量分数 <0.3% ≤0.5% 2.4 菌剂对堆肥中土霉素降解及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影响
1)菌剂对堆肥中土霉素降解影响。堆体温度是堆肥过程中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与有机物降解程度和堆肥产物的腐熟程度密切相关。堆肥温度变化和土霉素降解变化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堆肥期间,温度变化经历了升温期、高温期和降温腐熟期3个阶段。在堆肥第2天,2组温度分别达到54.56和52.66 ℃。其中,C组比CK组提前1 d达到最高温度,最高温度分别为70.55和66.57 ℃,且高温期延长了5 d。这可能是因为,堆肥初期CK组含有的土著微生物较少,微生物活性较差,难以迅速降解堆体中的有机物。堆肥38 d时,堆体温度与环境温度接近,堆肥发酵结束,有机质降解完全,实现了土霉素菌渣的无害化和资源化。马骏[21]研究发现,菌剂能提高堆肥温度,使最高温度达到80 ℃以上,高于本次堆肥温度。这可能是因为,制药菌渣中高浓度的重金属对高温期优势微生物菌群的抑制作用。ZHANG等[23]在泰乐菌素菌渣与污泥堆肥的研究中也表明,高浓度Cu能致使高温期温度不高,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由图3(b)可知,土霉素降解趋势为先迅速下降,最后趋于稳定。CK组在堆肥21 d降解率为81.23%。这表明,堆肥处理可以降低土霉素残留。堆肥结束时,CK组土霉素质量分数为119.67 mg·kg−1,降解率达86.47%;C组土霉素质量分数为10 mg·kg−1,降解率高达98.87%(图3(c))。C组优于CK组,这与REN等[24]、ZHU等[25]、EZZARIAI等[26]、SARDAR等[27]和SARDAR等[28]的研究结果结果相似。土霉素降解主要发生在升温期及高温期。这一方面可能是,升温中键能较弱的四环素类分子中的C—N易断裂,导致羧基及哌嗪环断裂并脱去;另一方面可能是,温度升高增强了嗜温菌和嗜热菌的生物活性,进而提高了土霉素的降解。因此,高温是抗生素降解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利于将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和资源化[29]。
图3(d)是对2组降解曲线的一级动力学模拟图,CK组和C组R2分别为0.986和0.941。表3列出了堆肥过程中几种抗生素的半衰期,C组和CK组的半衰期分别为13.59和4.38。对比发现,CK组的半衰期最大。这表明,土霉素为难降解抗生素[30-31]。但是,C组的半衰期小于CK组。这说明,复合菌剂的添加有利于土霉素的降解。
表 3 土霉素降解的线性拟合方程、半衰期和R2Table 3. Linear fitting equation for oxytetracycline degradation, half-life, and R2组别 方程 斜率 R2 半衰期 数据来源 CK ln(C/C0)=−0.051x−0.632 −0.051 0.986 13.59 本研究 C ln(C/C0)=−0.158x−0.544 −0.158 0.941 4.38 本研究 红霉素 ln(C/C0)=−0.500x−0.604 −0.500 0.801 1.40 [26] 多环西素 ln(C/C0)=−0.183x−0.638 −0.183 0.765 3.80 [26] 诺氟沙星 ln(C/C0)=−0.328x−0.689 −0.328 0.894 2.10 [26] 青霉素 ln(C/C0)=−0.798x−0.697 −0.798 0.962 1.72 [30] 庆大霉素 ln(C/C0)=−0.116x−0.087 −0.116 0.985 6.70 [31] 2)菌剂对堆肥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2组堆肥处理中细菌群落组成在门水平和属水平的相对丰度见图4。C组堆肥样品细菌、真菌和病毒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4.86%、0.21%和0.97%。细菌主要由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组成。细菌群落在高温期变化较大,而土霉素降解也主要发生在高温期。这表明,土霉素降解可能与其微生物群落变化有密切关系。在堆肥初期,C组中Firmicutes增加到40.03%,Proteobacteria从68.45%降低到9.55%。此时优势菌群为Firmicutes和Actinobacteria,其耐受力强,释放热量促使堆体升温。在升温期,C组中Firmicutes和Bacteroidetes相对丰度分别增加了10.1%和2.5%,Actinobacteria减少了15%。在高温期后,Firmicutes和Bacteroidetes相对丰度分别增加了12.27%和5.7%。堆肥结束时,细菌中Actinobacteria数量下降到4.49%,真菌数量下降到0.16%,病毒降低到0.72%。这说明,土霉素菌渣对细菌、放线菌和真菌生长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此外,在堆肥过程中,子囊菌门Ascomycota只出现在高温期,随堆肥的进行其相对丰度降低,Ascomycota可能为致病菌,故堆肥有利于致病菌的去除。此结果与PENG等[32]的研究结果相似。
从属水平上分析细菌相对丰度,堆肥升温期,以Acetobacter为代表的1类好氧或兼性厌氧的杆状菌群能够分解堆料,提高堆体温度。在堆肥第22 d,堆体中优势菌群以Saccharomonospora和Bacillus为代表,Saccharomonospora具有较强的蛋白酶、淀粉酶和脂肪酶活性,有较强的有机质分解能力;Bacillus为木质纤维素降解菌。因此,C组堆肥产物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含量的下降可能与Bacillus菌群数量的增加有关。堆肥高温期,C组的优势菌属无论在功能还是数量上都比CK组能更好的加速堆肥进程。而且,CK组中反硝化细菌存在较多,降低了堆体中氮的含量,导致氮元素缺少,不利于菌渣堆肥产品向有机肥方向发展。在堆肥第38 d,由于复合菌剂中存在Geobacillusthermodenitrificans,因此堆体中优势菌群以Geobacillus为代表,其可分解菌渣中的蛋白质,进而提高抗生素降解率。
3)环境因子和细菌群落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环境因素(pH、残留土霉素、温度、C/N)与细菌群落(基于门的丰度)的RDA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RDA1和RDA2分别解释了细菌群落和环境因子总变异的72.85%和42.09%。这表明,残留土霉素的变化主要受细菌群落变化的影响。随着堆肥的进行,Firmicutes减少,而其他菌群在升温期和高温期增加,促进了土霉素的降解。这表明,Firmicutes和Actinobacteria是降解土霉素的优势菌群。在堆肥初期,残留土霉素和C/N是影响堆肥进程的主要因素。然而,在高温和降温阶段,pH和温度成为影响堆肥效果的主要因素。且RAMASWAMY等[33]和BAO等[34]的研究也表明,pH、温度以及微生物的活性在降解抗生素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在堆肥过程中,土霉素残留的变化和温度、微生物群落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堆肥结束时,C组土霉素质量浓度小于CK组。这表明,添加菌剂可提高微生物种类和活性以及堆体温度,促进了土霉素的降解。
综上所述,细菌群落的演替和环境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土霉素的降解。因温度变化而引起的不同细菌丰度在不同堆肥阶段的差异,可能是残留抗生素随堆肥过程变化的内在机制。接种菌剂既改变了堆肥土著细菌群落的互作模式,降低了细菌群落的复杂度,又为优化建立新的和更健康的堆肥细菌群落奠定了基础。
3. 结论
1) C组的NH4+-N浓度比CK组提前7 d降至腐熟堆肥的安全浓度范围内。堆肥后的成品基本可以满足《有机肥料标准》(NY/T525-2021),复合菌剂在促进堆肥腐熟和氮磷保留中具有良好的效果。
2)复合菌剂增加了堆体中微生物活性,延长了高温期5 d;C组的土霉素降解率高达98.41%,比CK组高12.39 %。这表明,菌剂堆肥化处理在提高堆体温度的同时提高了土霉素降解率。
3)在堆肥中,优势门为Firmicutes和Actinobacteria,土霉素残留的变化与其密切相关。因温度变化而造成的不同细菌丰度在不同堆肥阶段的差异可能是引起残留抗生素随堆肥过程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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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BC300和FCBC300的比表面积、介孔孔径及孔容
Table 1. Specific surface area, mesopore size and volume of BC300 and FCBC300
生物炭 比表面积/(m2·g−1) 平均孔径/nm 总孔容/(cm3·g−1) BC300 2.717 6.315 0.004 FCBC300 6.139 6.110 0.008 表 2 BC300和FCBC300的元素组成
Table 2. Elements content analysis of BC300 and FCBC300
吸附剂 元素组成 H/C O/C (O+N)/C C/% H/% O/% N/% Fe/% Cu/% BC300 48.48 3.71 21.29 0.55 1.50×10−2 2.00×10−4 0.92 5.27 0.34 FCBC300 56.18 3.75 18.45 0.37 3.91 0.95 0.80 3.94 0.25 注:C、H、O、N为质量百分比,H/C、O/C、(O+N)/C为摩尔比。 表 3 FCBC300的吸附动力学拟合参数
Table 3. Adsorption kinetics fitting parameters of FCBC300
生物炭类型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Qe/(mg·g−1) K1/min−1 R2 Qe/(mg·g−1) K2/(g·mg−1·min−1) R2 FCBC300 8.744 1 8.96×10−3 0.972 4 9.626 7 1.15×10−3 0.951 6 表 4 FCBC300的吸附等温线拟合参数
Table 4. Adsorption isotherm parameter of FCBC300
生物炭类型 Langmuir方程 Freundlich方程 Qm/(mg·g−1) Kl/(L·mg−1) R2 n Kf/(mg(1-1/n)·L1/n·g−1) R2 FCBC300 476.190 5 0.087 9 0.978 3 1.301 7 42.222 8 0.96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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