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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污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1],其中钢铁冶金、铝电解、铅锌冶炼、铜冶炼、光伏产业、锂离子电池等冶金行业是氟污染的主要来源[2]。过量摄入氟化物将会对人体产生有害影响,阻碍儿童生长发育[3]。我国对地表水体及生活饮用水中的氟化物质量浓度有严格的限值,也不断强化关于氟化物排放的管控。目前,水体中氟化物的去除技术主要有沉淀絮凝法、膜处理法、离子交换法、吸附法[4-7],其中吸附法具有产生无害废物数量少、材料成本低、操作简便等优点,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除氟方法。
生物炭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表面含有丰富的含氧官能团,且相对廉价,可作为新型吸附材料用于环境修复领域[8-9]。近年来,已有关于不同生物质来源(改性)生物炭除氟应用的研究报道。汤家喜等[10]利用花生壳、玉米秸秆制备的生物炭,最大吸附容量为1.18 mg·g−1;邱会华等[11]制备的氢氧化钾活化的荷叶基生物炭,最大吸附容量为0.85 mg·g−1;张涛等[12]制备了铁改性猪粪生物炭,最大吸附容量为4.4 mg·g−1;徐凌云等[13]制备了铝负载酒糟生物炭,最大吸附容量为18.05 mg·g−1;FENG等[14]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合成的改性污泥生物炭最大吸附容量高达30.49 mg·g−1。显然,不同原料衍生的生物炭吸附除氟能力不尽相同,其中由于污泥含有更高含量的亲氟矿物,其衍生的污泥生物炭对氟的吸附能力最强。但是,未经改性的污泥生物炭直接除氟效果并不理想,一般需要通过铝、铁等金属的负载以提高其吸附性能。近年来发现镧[15]、铈[16]、钇[17]等稀土金属有更好的亲氟性,可用于氟化物的去除,但是单独使用成本较高,如与铁或铝复合使用,有望发挥协同作用并降低成本。另外,我国污泥产量巨大,据统计2021年我国含水率80%的城市污泥产量已超过6 000×104 t[18]。当前污泥的主流处置方式包括干化焚烧、污泥堆肥和卫生填埋,都可能产生二次污染,对环境造成巨大的风险[19-20]。因此,研发基于污泥生物炭的复合改性除氟材料,拓展污泥资源化利用途径,实现以废治废,具有较好的开发前景。
本研究以南通市政污泥为原料,通过缺氧热解-醋酸钾活化-铝铈改性工艺,制备了铝铈改性污泥生物炭(Al/Ce-CSBC),运用SEM、EDS、BET、XRD及XPS等技术对材料吸附前后的表面形态和结构特征进行了表征和分析,探究了Al/Ce-CSBC对模拟废水中氟离子的吸附行为和吸附机理,以期为污泥生物炭在除氟的资源化利用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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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污泥来自南通市某污水处理厂,在90 ℃鼓风干燥箱中干燥12 h后,粉碎过50目筛备用。所用试剂包括六水合氯化铝(AlCl3·6H2O)、七水合氯化铈(CeCl3·7H2O)、氟化钠(NaF)、醋酸钾(CH3COOK)、氢氧化钠(NaOH)等均为分析纯。准确称取2.21 g干燥的氟化钠粉末溶解在1 000 mL去离子水中,配置成氟离子质量浓度为1 g·L−1的储备液,移取适量储备液用去离子水稀释,配成一定初始氟离子质量浓度的含氟模拟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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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的热解制备生物炭。称取5.00 g经干燥的污泥粉末置于坩埚中,用锡纸包裹,放入马弗炉中以10 ℃·min−1的速度升至650 ℃,并保持温度1 h。将热解后的污泥与醋酸钾按质量比1:2的比例混合,再次放入马弗炉中以10 ℃·min−1的速度升至650 ℃热解1 h,离心洗涤3次,并在80~90 ℃下干燥8 h。第1次热解污泥生物炭产物产量为3.21 g,记为SBC;与醋酸钾混合的第2次热解产物产量为4.29 g,记为CSBC。
生物炭的金属改性。将事先称取的1.00 g CSBC加入体积总量为50 mL的氯化铝(0.10 mol·L−1)、氯化铈(0.05 mol·L−1)或两者的等体积混合溶液中,磁力搅拌2 h,用1.00 mol·L−1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液pH至7.5,搅拌12 h。离心洗涤3次,最后在80~90 ℃下干燥8 h得到改性污泥生物炭材料。对铝、铈以及铝铈联合改性的污泥生物炭分别命名为Al-CSBC、Ce-CSBC以及Al/Ce-CSBC,其中Al/Ce-CSBC的产量为1.2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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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Gemini SEM 300,德国)分析样品的表面形态;利用能谱仪(EDS)分析样品表面的元素;采用比表面积及孔径分析仪(ASAP2460,美国)分析样品的比表面积和孔容孔径;采用X射线粉末衍射仪(XRD)(Ultima IV,日本)分析样品的物相组成及结构;采用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K-Alpha+,美国)用于确定生物炭表面的成分和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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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称取0.04 g吸附剂(Al/Ce-CSBC)置于离心管中,加入40 mL 氟离子质量浓度为10 mg·L−1的模拟废水,立刻移至恒温振荡箱中以140 r·min−1的速度振荡20 h,过0.45 μm滤膜后,用氟离子选择电极(PXSJ-216F)测量滤液中氟离子的质量浓度,每次实验重复3次。pH影响实验只改变pH(3.0~10.0),其余参数不变。吸附等温线实验改变氟离子初始质量浓度(5~100 mg·L−1),采用Langmuir模型和Freundlich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
吸附动力学实验在盛有2 000 mL氟离子初始质量浓度10 mg·L−1溶液的烧杯中进行,调节并保持溶液pH为6.0,将2.00 g吸附剂加入其中后开始磁力搅拌,至规定时间抽取20 mL混合液过滤,测量滤液中氟离子的质量浓度。采用Lagergren伪一阶、伪二阶模型以及Weber-Morris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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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为SBC、CSBC、Al/Ce-CSBC及吸附后的复合负载改性材料(F-Al/Ce-CSBC)的SEM图像。SBC表面呈现片状和层状结构,经醋酸钾活化后的CSBC表面呈现堆砌的颗粒状结构,经改性后的Al/Ce-CSBC表面呈块状且附着颗粒状结构,吸附后的F-Al/Ce-CSBC与Al/Ce-CSBC表面形态区别不大。图2为SBC和Al/Ce-CSBC的EDS图谱,SBC的表面元素主要为O、C、Ca及Fe,Al/Ce-CSBC的表面元素主要为C、O、Si和Ce。由表1可见,相对于SBC,Al/Ce-CSBC表面C和Ce的含量有所增加,O和Ca的含量有所降低。前者表明Ce的成功负载以及通过醋酸钾活化引入了大量的碳;后者与金属矿物组分的溶解损失有关,其中Ca的损失最严重,其含量从SBC的16.4%降至改性后的0.2%,几乎完全消失。
从图3(a)、图3(c)和图3(e)的N2吸附/脱附等温线可以看出,3种样品等温线都属于IV类,且具H3型回滞环特征,表明样品内部存在丰富狭缝形介孔。图3((b)、图3(d)和图3(f))的孔径分布结果表明,经醋酸钾活化和复合负载改性后的CSBC及Al/Ce-CSBC材料孔径分布更呈多样化,但尖锐峰向更小孔径方向移动,其平均孔径应减小,这在表2中得到验证。由表2可见,SBC经活化和改性后,平均孔径变小,但孔容和比表面积有所增大。比表面积由原来的25.59 m2·g−1增至活化后的69.78 m2·g−1及改性后的176.36 m2·g−1,平均孔径则相应由13.4 nm降至11.4 nm和6.6 nm。活化和改性均能显著增加比表面积,可能是由于醋酸钾在活化过程中分解产生大量的CO2,以及改性溶液中酸溶解样品中大量的CaCO3,使得生物炭片层开裂,暴露出更多更小孔径的介孔。
图4(a)为SBC、CSBC、Al/Ce-CSBC和F-Al/Ce-CSBC的XRD图谱。其中SBC中含有明显的SiO2和CaCO3的衍射峰,CSBC中SiO2和CaCO3的峰强明显下降,表明该矿物组分的部分消溶,可能是醋酸钾活化促进了SiO2和CaCO3在高温的消溶/蚀刻反应,进而形成较小的孔隙和较大的比表面积。改性后的Al/Ce-CSBC中CaCO3的衍射峰则完全消失,可能是改性过程引入的金属盐水解产生强酸,使得残留的CaCO3被进一步完全溶解,形成更小的孔隙和更大的比表面积,这与前述关于Ca元素及孔隙的变化相一致。相对于SBC,CSBC和Al/Ce-CSBC中的SiO2的峰强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表明活化和改性对SiO2也有一定的消溶作用。由Al/Ce-CSBC的XRD图谱可知,改性污泥生物炭有SiO2及少量的Al2SiO5晶体,前者是污泥自有残留,后者应为溶出的硅与改性引入的铝反应的产物,此外并没有出现铝和铈的其他晶体结构,表明改性金属主要以无定形负载于污泥生物炭的表面。除了二氧化硅晶体峰强度有略微降低,吸附氟后材料(F-Al/Ce-CSBC)的XRD图谱与吸附前基本一致,表明材料中的晶体结构稳定,推测其不参与对氟的吸附过程,无定形双金属羟基/氧化物应是主要吸附活性组分。由XPS图谱(图4(b))可知,SBC在346.89 eV处有较强的Ca2p信号,在CSBC相对减少,在Al/Ce-CSBC及F-Al/Ce-CSBC则完全消失,趋势与XRD一致,再次验证了碳酸钙的逐步溶解至完全消失的过程。Al/Ce-CSBC的XPS图谱中74.97 eV和885.72 eV处的峰分别对应Al2p和Ce3d,表明铝和铈的成功负载,这与EDS和XRD的结果一致。
图5较直观地显示了上述活化和改性过程的物性变化,即活化过程促进污泥生物炭中二氧化硅和碳酸钙晶体部分消溶,同时醋酸钾发生气化反应,产生造孔作用[21],使得CSBC的比表面积增大(表2);改性过程铝铈被成功负载,碳酸钙完全消失,形成更多的细小孔径,造孔作用更明显,比表面积增加更显著,而少量二氧化硅溶解后与铝(Ⅲ)形成硅酸铝晶体。
不同合成阶段和金属改性的材料对F−的吸附容量如图6所示,原始污泥生物炭SBC的吸附容量为5.42 mg·g−1,经醋酸钾活化后得CSBC的吸附容量则下降至2.90 mg·g−1,可能是SBC经活化后,部分有利于除氟的矿物(主要是含Ca矿物)溶解流失所致。CSBC再经金属改性后的吸附容量均有提升,但不同金属/金属组合改性提升程度不同,单一的Ce和Al改性使材料吸附容量分别提升了44%和157%,而Al-Ce联合改性则提升了228%,高于2种单一金属改性材料提升量之和,这表明铝铈双金属改性发挥了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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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对Al/Ce-CSBC材料的吸附影响如图7所示,在氟离子初始质量浓度为10 mg·L−1,在酸性范围内,吸附容量随着pH的增加逐渐升高,在pH=6.0时达到最高值9.43 mg·g−1,随后随着pH的增加而逐渐降低,pH升至9.0以上,则急剧下降,其除氟率也有类似规律。Al/Ce-CSBC在溶液pH=4.0~9.0内均有75%以上的除氟率,这是由于生物炭的分散作用,将更多的活性位点充分暴露,使得其有更宽的pH适用范围[22]。同时考察了该体系吸附前后的pH变化,其结果见图8(a)。当pH<6.0时,吸附平衡后的pH有所升高,反之则有所降低,表明Al/Ce-CSBC吸附材料具有一定的pH缓冲作用,FENG等[14]研究其他氧化铝材料也有类似结果,认为该缓冲作用由铝盐的两性性质引起,具体表现为固态金属氧化物表面水解羟基化和质子化作用,详见后文机理分析部分。图8(b)为不同pH下Al/Ce-CSBC的Zeta电位变化。由图可见,该材料的零电位点(pHPZC)高达9.5,表明吸附剂在一定的碱性范围仍带正电荷,可能是因为Al/Ce-CSBC的比表面积较大,具有较好分散性,使得其表面正电荷得到较好维持和保护[22]。在pH<7.0时溶液中含有大量的H+,使得吸附剂表面发生质子化,体系Zeta电位为正值,能够与溶液中的F−发生静电吸附,但过低的pH可能造成吸附剂表面负载的金属氧化物溶解,并有HF的生成,使吸附剂的吸附容量下降。在pH>7.0时,溶液中的OH−会与F−竞争吸附位点,使吸附容量有所下降。在pH=10.0时,吸附容量和除氟率下降更明显,其原因除了前述的竞争吸附,还由于吸附剂表面此时逆转为荷负电,对溶液中的F−产生强烈的静电排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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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氟离子初始质量浓度为10 mg·L−1时,Al/Ce-CSBC的吸附容量随吸附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9所示。在前期吸附速率较快,10 min内吸附容量达到了8.30 mg·g−1;随后缓慢增加,在5 h时接近平衡状态。
对吸附动力学数据的拟合结果表明,伪二级模型(R2=0.94)比伪一级模型(R2=0.49)更适合描述Al/Ce-CSBC对氟离子的吸附,表明氟化物在Al/Ce-CSBC上的吸附以化学吸附为主。颗粒内扩散模型如图9(b)所示。吸附反应可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F−通过界面膜扩散从液相水体转移到Al/Ce-CSBC的表面,并与表面大量的吸附位点结合产生快速吸附,这一阶段膜扩散是控制吸附速率的限制步骤;第2阶段,由于大量的F−占据了吸附剂表面的吸附位点,部分F−将渗透到吸附剂内部的孔径中,因此又被称为孔扩散阶段,第2阶段速率有所降低,该图没有通过原点表明颗粒内扩散不是唯一限速步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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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温且pH=6.0的条件下,Al/Ce-CSBC的吸附容量随氟离子初始质量浓度变化情况如图10所示。2种模型均能较好描述吸附过程,但Freundlich模型(R2=0.97)较Langmuir模型(R2=0.92)拟合程度更好,表明氟化物在Al/Ce-CSBC上的吸附以多层吸附为主,且Al/Ce-CSBC表面上的活性位点不均匀,1/n =0.29 (0<1/n<1)也表明吸附等温线类型是理想类型[24]。Langmuir模型中最大吸附容量41.47 mg·g−1,其与实际最大吸附容量45.66 mg·g−1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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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a)为Al/Ce-CSBC材料的XPS全谱图,通过吸附前后的比较发现,吸附后的F-Al/Ce-CSBC在684.15 eV处新增了F1s的峰,表明氟离子被成功吸附在Al/Ce-CSBC吸附剂表面。为了研究其吸附机理,进一步分析了Al/Ce-CSBC吸附氟前后的XPS精细光谱(图11(b)~(d))。由图11(b)的O1s图谱中可见,吸附前531.28 eV和532.54 eV处的特征峰分别对应M―O和―OH,吸附后分别移至530.01 eV和531.39 eV,其中羟基氧占总氧的相对比率由吸附前的55.24%降至41.52%,金属氧化物中M―O的含量由吸附前的44.76%升至58.48%,表明―OH参与了与氟离子的交换。这与其他研究[25-26]结果一致。由图11(c)的Al2p图谱可见,74.46和75.17 eV处峰分别对应Al―O和Al―OH,均归属于负载于材料表面的无定形铝氧化物结构,吸附后峰位置分别移至73.10 eV和73.69 eV。这表明铝羟基/氧化物参与了氟离子的吸附[27-28]。吸附前后Ce元素XPS结果如图11(d)所示。Al/Ce-CSBC的Ce3d5/2的4个代表性峰位于882.78、886.30、888.64及899.35 eV,Ce3d3/2的3个代表性峰位于902.32、905.56及917.10 eV,以上7个峰吸附后分别移至881.34、884.50、886.98、898.37、901.83、904.88及915.65 eV,可清楚地观察到向低能方向位移。经计算Ce4+丰度由吸附前的36.51%下降到22.28%,说明F―Ce络合物的形成及电子转移[16, 29]。
基于上述对氟化物吸附过程pH的变化、等温线模型、动力学模型以及XPS表征分析结果,认为Al/Ce-CSBC对氟化物的吸附为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其中化学吸附包括离子交换和表面络合占主导作用。改性过程中形成大量带正电荷的金属羟基/氧化物,且以无定形形式非均匀分散于污泥生物炭的表面,产生大量有效吸附位点并处于相对受保护的高分散体系中,使其表现出较高的零电荷点[22]和酸碱缓冲特性[14]。在碱性条件下产生大量的表面羟基和O2−,并带负电荷(式(1)~式(2));酸性条件下则质子化并带正电荷(式(3))。
在酸性条件下吸附剂表面的Zeta电位较高,对溶液中氟离子产生较强静电吸引,进一步引起式(4)反应,产物以金属氟化络合物形式结合在吸附剂表面,表现很高的吸附量和吸附能力,但是酸性过低时,氟主要以氟化氢形式存在,兼吸附剂表面金属的溶出,使得吸附容量下降;随着溶液pH的增加,吸附剂表面的Zeta电位降低,静电吸引减弱,超过零电点后吸附剂表面荷负电产生静电排斥,此时吸附以离子交换为主(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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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其他文献报道的吸附剂除氟性能的比较(表3),本研究使用的Al/Ce-CSBC有明显的相对优势。Al/Ce-CSBC最大吸附容量为41.47 mg·g−1,高于其他材料的吸附量,包括传统活性氧化铝(16.30 mg·g−1)、双金属和三金属复合材料(27~32 mg·g−1)、其他改性生物炭材料(18~28 mg·g−1)以及铝铁改性污泥生物炭材料(30 mg·g−1)。就酸碱适用性而言,Al/Ce-CSBC在较广的范围(pH=4.0~9.0)内均有75%以上的去除率,其他材料(除了三元金属复合材料)则类似传统的活性氧化铝,只能在较窄的酸性范围才有较高的除氟率。因此,铝铈改性污泥生物炭在较广的酸碱范围有较好的强化除氟作用,并可实现污泥的低碳固定和以废治废,在实际废水处理中有潜在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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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市政污泥为原料,通过热解-活化-双金属改性成功制备了铝铈负载污泥生物炭Al/Ce-CSBC,活化和改性均可通过造孔和促消溶作用增加材料比表面积和分散性,使负载的无定形金属羟基/氧化物保持吸附活性,材料具较高的等电点和酸碱缓冲性;
2) Al/Ce-CSBC对氟的最大吸附容量达到41.74 mg·g−1,在pH=4.0~9.0内均有较高的除氟率。其吸附动力学符合伪二级模型,吸附等温线符合Freundlich模型,为多层不均质吸附和化学吸附,其吸附机制包括静电吸附、表面络合和离子交换。
3) Al/Ce-CSBC可发挥铝铈双金属协同吸附作用,且在较广的酸碱范围有较好的强化除氟作用。该吸附材料制备简单、廉价,有望实现以废治废和污泥的低碳固定,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负载铝铈污泥生物炭对模拟废水的强化除氟作用
Enhanced fluoride removal from simulated wastewater by aluminum-cerium loaded sludge bio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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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市政污泥为原料,通过热解、活化及共沉淀工艺制备了铝铈负载污泥生物炭复合材料(Al/Ce-CSBC),运用多种分析技术表征了材料形貌、比表面积及结构特征,通过模拟废水的批量吸附实验,考察了pH、初始氟离子质量浓度及吸附时间对Al/Ce-CSBC吸附氟性能的影响,最后探究了其除氟机制。结果表明,活化和改性均提高污泥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其中Al/Ce-CSBC具有丰富的狭缝形介孔,比表面积为176.36 m2·g−1,pHPZC为9.5。负载于材料表面的无定形铝/铈氧化物是主要吸附组分,且发挥了双金属协同作用,在pH=4.0~9.0内其可保持较高的吸附容量。吸附动力学符合伪二级模型,吸附等温线符合Freundlich模型。最大吸附容量可达到41.74 mg·g−1,显著优于其他常见生物炭材料。其吸附机理主要包括静电吸附、离子交换和表面络合。本文可为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提供重要的参考。Abstract: In this study, sewage sludge was taken as raw material, and a novel Al/Ce loaded sludge biochar composite (Al/Ce-CSBC) was prepared by pyrolysis, activation and co-precipitation. Its morphology,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structure were characterized by various advanced instrumental analysis techniques. Batch adsorp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simulated wastewater, the effects of pH, initial fluoride concentration and adsorption time on fluoride adsorption by Al/Ce-CSBC were investigated, and finally the fluoride removal mechanism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activation and modification could increase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sludge biochar. Al/Ce-CSBC had rich slit mesopores, and its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pHPZC were 176.36 m2·g−1 and 9.5, respectively. Amorphous aluminum/cerium oxide loading on the material surface was the main active component for adsorption, and also played a bimetallic synergistic role, which could maintain a high adsorption capacity within pH range of 4.0~9.0. The adsorption kinetics conformed to the pseudo-second order model, the adsorption isotherm conformed to the Freundlich model. The maximum adsorption capacity of Al/Ce-CSBC could reach 41.74 m2·g−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over the conventional biochar adsorption materials. The adsorption mechanism mainly included electrostatic adsorption, ion exchange and surface complexation. This work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sl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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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sludge /
- biochar /
- aluminum cerium loading /
- defluoridation /
- 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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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针对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已有不少[1-8],相关的技术规范也逐渐完善。近年来,中国海域溢油事故频发,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是肇事方赔偿相关利益方损失的重要依据。在海洋溢油污染的损害评估中,溢油影响范围是评估损害的基础和定损的依据。
2018年11月4日凌晨,福建省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公司”)在给“天桐1”船舶装载工业用裂解碳九(以下简称“碳九”)的过程中发生泄露。此次福建碳九泄露事故对海洋和大气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其评估的关键在于确定碳九泄露后的最终去向及其在水体、空气中的影响范围。本研究根据应急监测数据及模型模拟,确认了本次事故裂解碳九泄漏后的最终去向以及对海洋环境和大气的损害范围,以期为损害鉴定评估提供参考。
1. 事故背景
1.1 事故概述
2018年11月3日16时许,舟山通洲船务有限公司“天桐1”船舶(以下简称“天桐1”)靠泊湄洲湾港肖厝港区东港公司码头2 000 t级泊位,拟接运东港石化公司工业用裂解碳九;晚上约18时30分,岸上人员开始对东港石化码头输油管道进行裂解碳九装船作业的准备工作。在码头吊机长期处于故障状态下,操作员违规操作,人工拖拽,用输油软管把岸上和船舶联系起来,并用绳索固定软管;19时12分,后方油库通过库区专用装船泵向“天桐1”货船输送裂解碳九物料;11月4日凌晨,随着潮位降低、船重增加,船体不断下沉,连接岸、船的软管也随之不断下拉,由于连接岸、船的软管两端都被绳索固定,致使下拉的长度受限;0时58分,强大的拉力将软管拉裂,裂解碳九从管壁破裂处外泄;1时21分,码头作业人员发现泄漏,立即告知操作工;1时21分51秒油阀被关闭,碳九停止泄漏;同时,涉事企业立即组织对船体周围围油栏内油污进行回收,阻止了污染面的扩大。
1.2 事发海域概况
湄洲湾港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福建省沿海中部,泉州市和莆田市会合处,具体为莆田市仙游县、城厢区、秀屿区和泉州市惠安县、泉港区交汇处。其中,泉州港、肖厝港和斗尾港是“中国少有,世界不多”的多泊位天然深水良港。湄洲湾港处于“南北三角”(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东西两岸”(中国台湾与大陆地区)的联接点上。
湄洲湾港辖湄洲湾、兴化湾(南岸)、平海湾3大港湾,水域面积516 km2,海岸线总长330 km,其中10 m以上天然深水岸线长达30 km,可建深水泊位150多个。其中,尤以湄洲湾自然条件最优。湾口有湄洲岛,两侧有东周半岛和文甲岬角,常年风平浪静,湾内无河流注入,水体含沙量低,平均潮差5 m左右,最大潮差7 m以上,具有“口小腹大”、不冻不淤的特点。湾区纳潮量达24.23×108 m3,且退潮速度大于涨潮速度,自净能力强。湄洲湾港拥有完善的集疏运网络,直达各港区前沿的铁路支线通过向莆铁路、福厦铁路、漳泉铁路与全国铁路网相连。公路网包括连接南北的沈海高速,连接东西的湄永高速、湄渝高速公路。湄洲湾沿岸港分为:东吴港区、秀屿港区、肖厝港区、斗尾港区等4个港区。
2. 裂解碳九泄漏源项及泄露后去向
经调查,本次事故裂解碳九泄漏总量约69.1 t。泄露后的污染物主要去向包括3方面:1)事故发生后应急处置过程中由吸油毡吸附去除;3)自然挥发进入大气环境;3)进入湾区海洋水体。
2.1 泄露源项的确定
根据工业用裂解碳九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信息及相关化工品手册等资料,本次泄漏的裂解碳九的化学组分包括苯乙烯、茚、萘、双环戊二烯、碳八芳烃(对/间/邻二甲苯为主)、甲基苯乙烯、三甲苯、异丙苯等。表1给出了上述各组分与其挥发性相关的物理参数。因此,估计本次泄漏的裂解碳九平均分子量为119.13 g·mol−1,蒸气压为505.93 Pa。自2018年11月4日0时58分泄漏开始至1时21分泄漏停止,历时23 min(1 380 s),泄漏累计约69 t,按匀速计算泄漏速率约50 kg·s−1。
表 1 裂解碳九相关参数汇总Table 1. Summary of C9 related parameters碳九特征组分 比例/% 分子式 摩尔质量/(g.mol−1) 蒸气压/Pa 常数A 常数B 常数C 苯乙烯 12.42* C8H8 104 846.3# 6.945 8 1 443.88 210.04 茚 7.88* C9H8 116 137.2# 7.119 6 1 655.45 207.93 萘 3.42* C10H8 128 35.2# 7.177 1 1 858.77 214.66 双环戊二烯 28.05* C10H12 132 186.7& 碳八芳烃 14.15* C8H10 106 1 051.9@ 对二甲苯 1 167.4# 6.990 5 1 453.43 215.31 间二甲苯 1 106.3# 7.009 1 1 462.27 215.11 邻二甲苯 882.0# 6.998 9 1 474.68 213.69 甲基苯乙烯 11.50* C9H10 118 266.6& 三甲苯 11.29$ C9H12 120 323.5# 7.293 3 1 763.35 230.25 异丙苯 11.29$ C9H12 120 1 066.6& 注:*数据来源于工业用裂解碳九产品质量合格证;$数据为估算结果;#数据根据Antoine方程(log10P=A+B/(T+C))计算所得,方程调用各物质对应的经验常数A、B及C,T取环境温度约25℃,P则为蒸汽压;&数据来源于维基百科等;@数据由对、间、邻二甲苯蒸气压平均所得。 2.2 吸油毡去除裂解碳九概况
据泉州市政府统计,截至2018年11月26日,共处置危险废物累积约62.22 t,现场尚有约10 t含较高浓度裂解碳九的危险废物仍待处置。其中,吸油毡自重约21 t;根据模拟实验结果推测,海水约占吸油毡原重的20%,约4.2 t;根据抽样监测结果,其他杂物(塑料桶、编织袋、鱼排泡沫桶、布料等)占危险废物总量的10%,约7.2 t;吸油毡去除的裂解碳九总量约39.8 t。
截至2018年12月12日,共处置危险废物累积102.36 t。考虑到裂解碳九为易挥发性物质,后期处置危险废物以杂物为主,裂解碳九含量极低,重量约0.2 t。因此,吸油毡去除裂解碳九的总量约40 t。
2.3 自然挥发裂解碳九进入大气环境的概况
泄漏的裂解碳九在水面上形成油膜,考虑到此时为油膜扩散初期,为简化计算,假设裂解碳九扩散成固定厚度的液池,液池内部质量均匀分布。以往研究结果表明,油膜厚度随着油膜扩散,从大致10 mm的尺度逐渐变小,直到最终变至0.01 mm。针对碳九泄露初期,液池厚度可按近7 mm油膜厚度取值。进一步根据工业用裂解碳九产品质量合格证上列出的裂解碳九密度实测值947 kg·m−3,可推测,50 kg·s−1的泄漏量在第1秒即形成了面积为7.83 m2的裂解碳九液池。裂解碳九油膜及油气挥发情况的推算结果见表2。
表 2 裂解碳九油膜及油气发挥情况推算结果Table 2. Summary table of the estimation result of C9 oil film and oil and gas production泄露时间 裂解碳九油膜泄漏量/(kg·s−1) 裂解碳九形成油膜面积/m2 裂解碳九油气挥发瞬时速率/(g·s−1) 裂解碳九油气累计挥发量/kg 泄漏后第1秒 50 7.83 0.57 0.000 6 泄漏后第2秒 100 15.67 1.09 0.001 7 泄漏后第3秒 150 23.50 1.60 0.003 3 泄漏后第4秒 200 31.33 2.10 0.005 4 泄漏后第5秒 250 39.17 2.60 0.008 0 …… …… …… …… …… 泄漏后第1 376秒 68 531 10 720.99 520.14 368.95 泄漏后第1 377秒 68 581 10 728.75 520.49 369.47 泄漏后第1 378秒 68 630 10 736.50 520.85 369.99 泄漏后第1 379秒 68 680 10 744.25 521.20 370.51 泄漏后第1 380秒 68 729 10 752.00 521.56 371.03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推荐的液体质量蒸发公式,以裂解碳九的平均摩尔质量119.13 g·mol−1,加权平均蒸气压505.93 Pa作为基础数据,经计算得出,7.83 m2的液池会挥发0.57 g裂解碳九,依此类推。表2数据显示,从2018年11月4日0时58分泄露开始,至1时21分泄漏停止,裂解碳九液池面积理论上已扩大至10 752 m2,裂解碳九质量蒸发速率达到521.56 g·s−1,裂解碳九质量蒸发量累计约为371.03 kg。2018年11月4日15时前后蔓延在水面的裂解碳九开始被大幅度清除,从1时21分泄漏停止至此时,历时约13.5 h,按照521.56 g·s−1的质量蒸发速率估计,自然挥发进入大气的裂解碳九达到了25.7 t。
2.4 海洋水体中裂解碳九概况及其损害范围
据2.1和2.2中分别计算出的吸油毡吸附去除裂解碳九的量约40 t、自然挥发进入大气的约有25.7 t,总泄露量约为69.1 t,剩下的3.4 t可视为进入海洋水体中的量。本次事故海水损害范围为石油类超标海域,即石油类浓度超过Ⅱ类海水水质标准(石油类>0.05 mg·L−1)的海域。
3. 海洋损害范围的确定
3.1 对超标范围计算的考虑及模型的选择
由于在事件应急期间监测布点的限制(沿岸线状布设),无法通过监测数据得知海水水体最大的超标范围。因此,采用数学模型还原事件期间污染物的扩散范围和浓度变化是一种可行的方法。然而,由于事件处置中人为因素过多,无法精确给模型提供输入参数,故只能通过模型计算与历史监测数据结合的方式对超标面积进行估测。
此次事件发生在潮汐落转涨期间,溢油泄露后已向下游短暂迁移,随后又随涨潮流上溯。泄漏点上游岸线与离岸岛之间存在一个狭窄的水道,水道中分布有鱼排,溢油上溯过程中通过水道时会被鱼排吸附(图1)。在落潮之前,事故处置人员在泄漏点下游布设了一道长约600 m的围油栏,以防止溢油随落潮流向外扩散。溢油绝大部分被控制在泄露点至鱼排之间约0.6 km2的范围内并进行处理。在这个范围内,对溢油的打捞吸附、溢油与鱼排的反应、人为投加消油剂等过程造成部分溢油溶解至海水中,并随潮流向外扩散[9]。综合上述实际情况,在模型的选择上,采用溶质输移模型进行估算较为合理。
将0.6 km2的处置区域作为一个污染物释放源,释放总量按2.3中计算得到的进入海洋水体中的数值(3.4 t)确定,模拟时间段为2018年11月4日—8日(11月4日事件发生,监测数据显示,11月8日基本达标)。
3.2 计算方程
模型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方程、动量方程和对流扩散方程。连续性方程见式(1),动量方程见式(2)~(3)。
∂h∂t+∂hˉu∂x+∂hˉv∂y=hS (1) ∂hˉu∂t+∂hˉu2∂x+∂hˉuˉv∂y=fˉvh−gh∂η∂x−gh22ρ0∂ρ∂x+τsxρ0−τbxρ0+∂∂x(hTxx)+∂∂y(hTxy)+husS (2) ∂hˉv∂t+∂hˉuˉv∂x+∂hˉv2∂y=−fˉuh−gh∂η∂y−gh22ρ0∂ρ∂y+τsyρ0−τbyρ0+∂∂x(hTxy)+∂∂y(hTyy)+hvsS (3) 其中,
hˉu=∫η−dudz,hˉv=∫η−dvdz (4) Txx=2A∂ˉu∂x,Txy=A(∂ˉu∂y+∂ˉv∂x),Tyy=2A∂ˉv∂y (5) 式中:t为时间,s;u、v分别为流速在x、y方向上的分量,m·s−1;
为相对于未扰动水面的高度,m;d为静止水深,m;h为总水深,η ,m;h=η+d 为水密度,kg·m−3;ρ 为参考水密度,kg·m−3;f为Coriolis参量,ρ0 为地球自转角速度,rad·s−1;f=2Ωsinϕ(Ω 为地理纬度,°;ϕ 和fˉu 为地球自转引起的加速度;fˉv 、Txx 、Txy 为水平粘滞应力, ns·m−2;S为源汇项,源时为正,汇时为负;Tyy 、us 分别为源汇项在x、y方向上的流速,m·s−1。污染物对流扩散方程见式(6)。vs ∂hˉC∂t+∂hˉuˉC∂x+∂hˉvˉC∂y=hFC+hH+hCSS (6) 式中:
为纵向污染物平均浓度,kg·m−3;CS为源汇项污染物浓度,kg·m−3;H为热交换源汇项,kg·m−3;FC为横向扩散项。ˉC FC=[∂∂x(Dh∂∂x)+∂∂y(Dh∂∂y)]C (7) 式中:Dh为横向弥散系数,m2s−1。
3.3 范围及边界
本次模拟范围为湄洲湾、平海湾至离岸7 km处,模拟范围及海域地形见图2。外海边界由TPXO6全球海潮模型提供。模型网格数88×92,网格大小360 m×480 m。
3.4 模型验证
水位验证资料采用湄洲站、峰尾站2018年11月13—17日实测水位数据验证。其中,流速、流向数据采用C2(2018年11月14日16:00—15日17:00)、C3(2018年11月16日11:00—17日12:00)定点实测数据验证,相关站位具体分布见图3所示。水位对比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流速采用平均流速验证,验证结果如图5所示;流向验证结果如图6所示。
以上验证结果表明,水位、流速、流向的模拟结果在空间、时间变化上与观测结果均能较好吻合,故可以较准确地描述湄洲湾的水动力变化过程。
3.5 背景浓度确定
根据2016—2018年《泉港区海洋环境质量通报》,事发海域秋季监测数据均值如表3所示。事发海域背景浓度由各监测点位的3年秋季均值确定,根据监测点位布设背景浓度场分为4区,具体分区见图7。
表 3 2016—2018年11月份《泉港区海洋环境质量通报》监测数据Table 3. Monitoring data of《Quangang District Marine Environmental Quality Bulletin》in November 2016—2018监测点位 附近地物 2016—2018年秋季均值/(μg·L−1) QG01 南浦电厂 39.2 QG02 肖厝惠屿 41.4 QG03 福炼码头 38.4 QG04 峰尾渔港 32.4 3.6 计算结果
受事故处置影响(鱼排更换、打捞等),11月4日—6日的监测数据波动较大,7日后监测数据趋于稳定,8日除事发点附近一检测点位略微超标外,其余监测点整体达标。由此推测,超标水体影响的最大范围在11月7日。
由于模型无法反映事故处理过程中人为因素造成的数据波动,因此,根据模型计算结果并结合11月7日10时监测数据来推测当时的超标面积。此超标面积可视为污染团迁移过程中超标水体的最大扩散面积。
11月7日10时的监测数据显示,QJY09、QJY11、QJY12 3个点位(图8)(其他监测点位在事件处置区域内)石油类监测数据分别为56.8、52.2和45.5 µg·L−1。模拟范围内浓度增量见图9,监测点位QJY09、QJY11、QJY12对应时刻的浓度增量分别为13.8、13.1和4.8 µg·L−1。叠加相应区域背景浓度后的浓度值分别为52.8、52.1和40.8 µg·L−1。经对比,计算浓度与实际监测浓度相当,最大误差约4.7 µg·L−1。由此估算,超标范围约为13 km2,具体分布见图9。
4. 大气影响的范围
自11月4日0时58分泄漏开始,至1时21分码头作业人员采取停泵关阀措施后,裂解碳九不再泄漏。至此,泄漏历时约23 min。此时,泄漏的绝大部分裂解碳九分布在船只周围的围油栏中,裂解碳九挥发后在地面风场的作用下对下风向区域造成最不利的空气污染。针对上述时段,据2.2中的方法,估算出当时裂解碳九挥发速率为521.56 g·s−1,挥发面源的面积为10 752 m2,继而根据此污染源强选用SCREEN3模型计算裂解碳九挥发后对下风向区域造成的空气污染短期影响。
SCREEN3是一个单源高斯烟羽模式,可计算点源、火炬源、面源、和体源的最大地面浓度,以及熏烟等特殊条件下的最大地面浓度。SCREEN3计算结果能够代表某一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的最大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是《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推荐的大气扩散模式。SCREEN3计算过程不考虑化学转化,即从泄漏点到下风向距离的地面浓度裂解碳九的化学组分一致。计算结果显示(见表4与图10),从泄漏点到下风向2.5 km的不同距离上,挥发进入大气的裂解碳九造成的落地浓度从1 216 mg·m−3下降至0.23 mg·m−3。扩散计算所依据的气象数据是来自泄漏点北侧约1.4 km的位于肖厝村的气象自动站,当时地面风向是东北偏东、风速为2.9 m·s−1、气温为20.6 ℃,大气稳定度为D类。
表 4 裂解碳九及其典型组分在下风向距离上的落地浓度Table 4. Concentrations of C9 and its typical components in the downwind direction下风向距离/m 裂解碳九/(mg·m−3) 苯乙烯/(mg·m−3) 茚/(mg·m−3) 萘/(mg·m−3) 双环戊二烯/(mg·m−3) 碳八芳烃/(mg·m−3) 甲基苯乙烯/(mg·m−3) 三甲苯/(mg·m−3) 异丙苯/(mg·m−3) 1 994.10 123.467 78.335 33.998 278.845 140.665 114.322 112.234 112.234 74 1 216.00 151.027 95.821 41.587 341.088 172.064 139.840 137.286 137.286 100 529.80 65.801 41.748 18.119 148.609 74.967 60.927 59.814 59.814 500 73.84 9.171 5.819 2.525 20.712 10.448 8.492 8.337 8.337 1 000 26.77 3.325 2.109 0.916 7.509 3.788 3.079 3.022 3.022 1 300 18.34 2.278 1.445 0.627 5.144 2.595 2.109 2.071 2.071 1 400 16.46 2.044 1.297 0.563 4.617 2.329 1.893 1.858 1.858 1 500 14.87 1.847 1.172 0.509 4.171 2.104 1.710 1.679 1.679 2 000 9.69 1.203 0.763 0.331 2.718 1.371 1.114 1.094 1.094 5 000 2.45 0.304 0.193 0.084 0.687 0.346 0.282 0.276 0.276 裂解碳九的典型化学组分包括苯乙烯、茚、萘、双环戊二烯、碳八芳烃(邻间对-二甲苯)、甲基苯乙烯、三甲苯、异丙苯。参考相关资料所记载的识别/检测阈值、毒害阈值和接触限值(见表5),可知不同下风向距离上裂解碳九的挥发对民众健康的影响程度。表4数据表明以下几点。
表 5 裂解碳九典型组分的有关阈值和限值Table 5. Thresholds of the typical components of C9mg·m−3 裂解碳九组分 苯乙烯 茚 萘 双环戊二烯 碳八芳烃 甲基苯乙烯 三甲苯 异丙苯 识别/检测阈值* 0.012 0.013 0.007 0.001 0.052 0.100 0.030 0.041 毒害阈值* 86 24 54 26 433 50 125 256 职业接触限值** 100 50 75 25 — — — — 注:*美国AIHA的Odor Thresholds for Chemicals with Established Occupational Health Standards的TWA值;** GBZ 2-200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的PC-TWA值。 1)以毒害阈值或职业接触限值衡量,按照各组分在碳九中的质量比例折算,阈值/限值较低的双环戊二烯的影响范围最广。具体地,下风向500 m以外挥发的碳九质量浓度为73.84 mg·m−3,其中双环戊二烯为20.712 mg·m−3,低于25 mg·m−3的职业接触限值,而其他组分质量浓度也均低于相应的毒害阈值和职业接触限值,说明距离泄漏点500 m以外,民众健康理论上未受到碳九的毒性威胁。此外,据现场调查,距离泄漏点500 m的范围内无明显的居民区。
2)以识别/检测阈值衡量,下风向5 000 m以外碳九的质量浓度为2.45 mg·m−3,其中双环戊二烯为0.687 mg·m−3,明显高于0.001 mg·m−3的识别/检测阈值,而其他组分的质量浓度也均高于相应的识别/检测阈值,说明即使下风向5 000 m外的民众仍能察觉到挥发在空气中的碳九,但理论上未受到碳九的毒性威胁。
3)由于当时盛行偏东北风,位于泄漏点南至西南侧的上西村(约1.35 km)、峰前村(约2 km)会受到碳九的滋扰,以阈值/限值较低但碳九中质量比例较大的双环戊二烯衡量,上西村的浓度(4.62~5.14 mg·m−3)约占对应毒害阈值/职业接触限值的20%;峰前村的浓度(约2.72 mg·m−3)约占对应毒害阈值/职业接触限值的11%。另外,其他碳九组分对当时下风向区域的上西村和峰前村的影响可参照表4获取。
4)随着下风向距离的继续增大,裂解碳九的落地浓度不断降低。根据前文所述,11月16日4个监测点表征裂解碳九的质量浓度均逼近0.017 mg·m−3。若按照典型组分进行换算,双环戊二烯的质量浓度为0.005 mg·m−3。该浓度已接近识别/检测阈值;其他组分的浓度已低于相应识别/检测阈值。基于这一事实评估,进入环境空气中的裂解碳九其健康威胁已基本消除,此次碳九泄漏的环境空气影响是短期的。
上述上西村、峰前村和肖厝村是距离碳九泄漏点较近的居民区,与泄漏点,及与前文提及的自动气象站的相对位置见图11。
5. 结论
1)采用应急监测数据及模型模拟结合的方式可估算裂解碳九泄露事故的影响范围,为损害突发环境事件的鉴定评估提供参考。
2)事故处理过程中投加消油剂改变了裂解碳九的理化性质,造成裂解碳九溶解至海水中随流扩散。采用溶质输移模型模拟反演事件期间裂解碳九的扩散较溢油模型更为合理。经模拟计算,3.4 t碳九进入海洋水体后造成的最大超标面积约13 km2。超标面积有限且持续时间较短,对海洋环境影响较小。
3)根据当时气象资料计算,以毒害阈值或职业接触限值衡量,距离泄漏点500 m以外时,民众健康理论上不会受到碳九的毒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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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品元素含量变化
Table 1. Changes in the element content of the samples
% 样品 O C Ca Fe Al Si P Mg K Ce SBC 39.9 28.0 16.4 4.0 3.7 3.4 1.1 1.0 0.8 0 Al/Ce-CSBC 35.1 46.8 0.2 1.8 1.7 10.9 0 0.2 0.6 2.3 表 2 样品的孔隙结构
Table 2. Pore structure of the studied samples
样品 BET比表面积/(m2·g−1) 总孔体积/(cm3·g−1) 平均孔径/nm SBC 25.59 0.114 4 13.454 CSBC 69.78 0.144 0 11.395 Al/Ce-CSBC 176.36 0.174 8 6.610 表 3 不同吸附剂的氟离子吸附性能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fluorine ion adsorption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adsorb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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