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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0年生态环境部对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大气环境监测数据,环境空气质量超标的城市为135个,占全部城市数的40.1%。多数城市的首要污染物为PM10和PM2.5,年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56 μg·m−3和33 μg·m−3[1]。扬尘污染是造成环境空气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其主要来源包括裸露土壤、建筑施工、堆场扬尘、矿山开采、道路扬尘,以及已沉降扬尘的二次扬起等[2-3]。安欣欣等[4]在对北京城区PM2.5各组分污染特征及来源分析发现,春天风沙季扬尘源对PM2.5排放的贡献率为11%;李廷昆等[5]在研究城市扬尘污染主要成因时发现,扬尘源PM10排放量可对标其他所有人为源的排放总量。因此,扬尘污染的治理对于大气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抑尘手段主要有洒水抑尘、防尘网抑尘以及各类抑尘剂抑尘等[6-7]。洒水抑尘工艺简单,但效果持续时间短、操作频繁,且容易造成水资源浪费。防尘网在堆场、裸露土壤等场景应用较多,但抑尘效率较差且成本较高。相比而言,抑尘剂抑尘具有抑尘效率高、持续时间长等优势[8-9]。BAO等[10]利用丙烯酸和丙烯酰胺制备淀粉接枝共聚物,并采用化学改性法制备了一种高吸水性抑尘剂。LO等[11]研究出一种基于无毒材料的土壤稳定剂,可在土壤中形成韧性和持久的双网络,以提高土壤的机械韧性,从而抑制粉尘产生。王洁茹等[12]以海洋生物废弃物为原料制备出一种润湿性、粘结性良好的海洋生物型固土抑尘剂,与百喜草种子混合应用于黄河滩,起到了良好的固土作用和生态修复效果。
抑尘剂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关于生态修复型抑尘剂的研究较少。我国的耕地面积广阔,农作物秸秆的总产量高达1.04×109 t,其中玉米秸秆占比高达32.5%。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秸秆的传统应用价值被液化气、加工饲料等取代,因此被大量遗弃焚烧,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国自201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秸秆等生物质的资源化[13-15]。
本研究将高效抑尘和生态修复两个目标相结合,拟制备出一种常温下即可快速配制的生态修复环保型抑尘剂。以农业废弃物秸秆和绿色植物种子为主要原料,表面活性剂、碱和淀粉为抑尘剂,在抑尘固尘的同时利用种子生长实现修复。再通过粘度、分散度、表面张力等单因素指标的确定来探究各因素对抑尘剂抑尘性能的影响,以确定最优制备条件,并表征抑尘剂的结壳性能、抗风蚀与抗雨淋性能、抑尘效率和生态修复效果等,以期为绿色、可持续性的抑尘技术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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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备原料。本研究抑尘剂的原料主要包括水、农业废弃物秸秆(华北地区农业固废)、淀粉(AR)、工业碱(例如NaOH (AR))、表面活性剂(AR)、草本植物种子等。
2) 制备设备。本研究实验过程中使用到的实验仪器与设备包括:精密分析天平 (BS210S) 、精密电动搅拌器(JJ-1)、粘度测定仪(Viscotester C)、全自动界面张力仪(JYW-200B)、接触角测试仪 (Dataphsics TP50) 、扫描电镜 (Hitachi S-4300)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HG-9055A)、万能粉碎机(ZNH-180)、空压机(30L-750W)、便携式风洞(PISWERL)等。
3) 制备工艺。首先用秸秆粉碎机将秸秆粉碎至2~3 mm,在容器中加入适量水,将淀粉、渗透剂、碱等按照一定质量比加入容器,待试剂充分溶解后向反应釜中加入一定质量比的秸秆碎片搅拌20 min,从而使得秸秆在碱性环境下的纤维素结构被破坏,然后将溶液与植物种子在搅拌器中混合均匀,即得到生态修复型抑尘剂。制备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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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是制备抑尘剂的主要原料,在抑尘剂中发挥链桥的作用。秸秆的加入可提高抑尘剂结壳后的强度,以增加整体结构的稳定性。同时,抑尘剂中植物种子的生长可起到生态修复效果,秸秆还可为植物种子的生长提供养料,从而同步实现有效抑尘和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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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粘度是抑尘剂的重要性能指标,用来衡量抑尘剂对于颗粒物的粘结效果。适当的粘度可增强抑尘剂分子间的联结性[16],从而使抑尘剂在喷洒后在抑尘面结壳更加紧实,以更好地发挥抑尘性能。本研究制备了一系列不同秸秆添加量的抑尘剂待测样品,采用Thermo Viscotester C 粘度测定仪测试了秸秆添加量对抑尘剂粘度的影响;选用常温下可溶解的淀粉作为抑尘剂粘结剂,向淀粉溶液中加入碱作为助剂,并对淀粉和碱的质量对抑尘剂体系粘度的影响进行了表征。
2) 抑尘剂需借助渗透剂提升其渗透性和润湿性。良好的渗透性能可增强抑尘剂在抑尘面的铺展能力,更好地与扬尘颗粒接触,从而达到抑尘目的[17]。本研究选用工业上常用的表面活性剂作为渗透剂,采用JYW-200B 全自动界面张力仪和Dataphsics TP50 接触角测试仪对溶液的表面张力和接触角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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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修复植物的选择时,首先需要遵循生态适应性、和谐性等原则,选用的植物要注意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以保证植物形态与周围植物群落的相近性;其次,选用植物应具有耐旱、耐寒、耐热、耐贫瘠、耐盐碱、根系发达、生长周期短、成活率高等优点,从而保证在无人养护的条件下具有较强的存活力[18-20]。本研究选用了绿化植物种常见的高羊茅、胡枝子、早熟禾、紫花苜蓿、混播四季青和耐践踏四季青6种植物,将6种植物种子分别采取应用于抑尘剂后播种和直接播种的方式播种于托盘,对2种播种方式的植物生长情况及发芽周期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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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壳性能的表征。结壳时间是抑尘剂重要的应用指标之一,抑尘剂在喷洒后短时间内结壳,可在堆体表面形成一层覆盖壳体,以减少外界环境对粉尘的扰动,从而达到抑尘效果。考察了抑尘剂喷洒后在25 ℃、30 ℃、35 ℃、40 ℃、45 ℃和50 ℃温度下各表层干结成壳所需的时间,并使用扫描电镜对其结壳后的表面形貌进行了观察。
2) 抗风蚀与抗雨淋性能表征。抗风蚀性能是模拟在际应用中抑尘剂喷洒并结壳以后在大风天气下的形态变化。将尘土堆成圆锥体来模拟实际料场中的堆体,将抑尘剂以2 mm、3 mm和4 mm的喷洒厚度喷洒在圆锥体表面,待其干燥结壳后,在5级风(8~10 m·s−1)的条件下,持续吹6 h,分别记录其风蚀率。抗雨淋性能测试是模拟实际应用中抑尘剂在降雨条件下的形态变化:将尘土堆成底面直径为45 cm、高为 15 cm的圆锥体来模拟实际料场中的堆体;再将抑尘剂喷洒在堆体表面;待干燥结壳后,采用自制设备在堆体上方以均匀小孔覆盖来模拟自然降雨 (中雨条件下,即降雨量为20 mm·d−1) ;再次结壳后观察降雨前后表面形态的变化。
3) 抑尘效率的表征。抑尘效率是评价抑尘剂性能的重要指标。采用便携式风洞(PI-SWERL)对抑尘剂喷洒3 d、10 d、30 d和60 d后的抑尘效率进行表征,并与洒水的抑尘效率进行对比。装置由风洞腔体、旋转环、DustTrak8530智能粉尘仪、控制箱和电脑组成,如图2(a)所示。PI-SWERL可通过不同转速模拟不同等级的风在抑尘面的剪切力来侵蚀土壤释放扬尘,同时,对PM2.5质量浓度进行实时监测,并记录抑尘面的颗粒物累积排放潜势。在现场布置了5个测试区域 (1.2 m×1.2 m) ,并对测试区域表层2.5 cm的土壤进行平整以备测试,如图2(b)所示。将测试出的PM2.5累积排放潜势与喷水、未喷洒的裸地进行对比,并通过PM2.5质量浓度计算抑尘效率,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式中:
η 为抑尘效率,%;C1 为裸地区域PM2.5质量浓度,mg·m−3;Ci 为喷洒抑尘剂或水区域i天后的PM2.5质量浓度,mg·m−3。4) 生态修复效果的表征。通过研究植物生长情况发现,在植物种子中以混播四季青长势最好,其生长周期短,故选用混播四季青用于抑尘剂进行实际喷洒和生态修复效果研究。在校园内开辟了一块2 m×2 m的实验区域用于抑尘剂的喷洒,喷洒量为为2 L·m−2。观察植物的长势,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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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对抑尘剂性能影响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随着秸秆质量的增加,粘度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这是由于秸秆的加入增强了液体分子间的交联性,因此粘度开始呈现增大的趋势。当秸秆的量继续增加,突破了交联的阈值,从而部分秸秆无法与抑尘剂液体有效交联。未交联的秸秆占据了抑尘剂分子的空间结构,因而粘度达到阈值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征结果表明,秸秆质量6 g即质量分数为2%是最佳秸秆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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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是粘结剂和碱对抑尘剂性能影响的测试结果。由图5(a)可知,随着淀粉质量的增加,抑尘剂的粘度越来越高。这是因为淀粉溶于水后有糊化作用,可显著增加溶液的粘度。由图5(b)可知,随着碱质量的增加,抑尘剂的粘度呈微量增加趋势,但对粘度影响有限。这是由于碱性环境有利于淀粉的水合溶解,加速纤维素化合物的降解过程,同时,碱性环境有利于秸秆纤维素结构的破坏、软化秸秆,从而增强溶液体系的韧性[21-22]。
在实际应用中,适当的粘度有利于提高结壳强度、增强抑尘效果,而粘度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喷洒抑尘剂。图6表明,随着粘度的增加,分散性能先增加后降低。这是由于粘度过低会影响抑尘剂溶液整体的联结性,除不能有效粘结粉尘颗粒物外,也不能抵消秸秆在抑尘剂中的浮力,出现分层现象;粘度过高会导致抑尘剂溶液过于粘稠,影响喷洒的均匀性且易堵塞喷洒管路,降低抑尘效率。本研究中,当粘度为250~350 mPa·s时抑尘剂的分散度最好。因此,在抑尘剂制备材料中,确定淀粉的质量分数为0.7%、碱的质量分数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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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表明,随着表面活性剂质量分数的增加,溶液的表面张力和接触角呈现出先减小后趋于平缓的趋势。这是因为当表面活性剂分子进入水溶液后,疏水基与亲水基相互平衡,疏水基面向空气,亲水基插入水相;当表面活性剂分子浓度达到一定值时,分子富集在溶液表面,形成致密的界面膜,降低了表面张力[23-24]。另外,接触角越小,溶液在抑尘面的铺展能力越强,故表面活性剂的加入显著增强了抑尘剂的润湿性能,使其能有效润湿粉尘,使其粘附团聚、密度增加,从而达到抑尘目的。当达到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后,溶液的表面张力降至最低值,此时若再提高表面活性剂浓度只会导致体相浓度增加,而溶液表面张力不再降低[25]。在本研究中,接触角在表面活性剂质量分数为0.2%时达到拐点,此时的表面张力已达到阈值,说明此时抑尘剂具有良好的润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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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表明,应用于抑尘剂后播种种子的发芽时间要晚于直接播种的种子。这是由于抑尘剂的粘度要远高于水,喷洒抑尘剂后土壤会出现结壳,从而导致该区域种子的发芽时间受到影响。图8表明,除早熟禾外,其他几种植物生长状况良好,且应用于抑尘剂后播种与直接播种种子的长势无明显差别。这说明本研究抑尘剂对于植物种子的生长无不良影响,可与多种绿色植物种子混合使用,亦可配合多种植物种子混播使用。此外,通过对植物生长情况的初步研究,在选取的植物种子中混播四季青长势最好,其生长周期短,且价格低廉,因此,初步选择混播四季青用于抑尘剂,并进行实际喷洒和生态修复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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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表明,在不同温度条件下,抑尘剂喷洒后的结壳时间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得越来越短。在25 ℃下,结壳时间最长大于70 min;当气温在35 ℃左右时,结壳时间缩短至1 h以内;当温度达到50 ℃时,结壳时间最短,为20 min。这说明抑尘剂喷洒后可在短时间内干燥结壳,起到抑尘作用。通过扫描电镜 (SEM) 对抑尘面的微观结构表征结果(图10)发现,喷洒抑尘剂前后粉尘表面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在喷洒抑尘剂之前,粉尘总体呈现松散状态,颗粒之间存在大量间隙,缺乏致密性;在喷洒抑尘剂之后,喷施抑尘剂使得颗粒呈现紧密连接的网状结构,小颗粒粘在大颗粒上,明暗程度相对均匀,表现出较强的机械性能。这说明粉尘颗粒在表面活性剂的作用下得到了有效润湿,颗粒被黏附在抑尘面,即抑尘剂增强了整体结构的稳定性,使粉尘不易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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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为抑尘剂抗风蚀性能测试结果。每条网线代表抑尘剂的风蚀率。当抑尘剂结壳后,在5级风(8~10 m·s−1)的条件下,持续吹6 h,喷洒量越厚、风蚀率越低。但3种喷洒厚度堆体风蚀率均不到1%,这说明抑尘剂干燥后形成的壳体正如SEM所示,粉尘颗粒得到有效润湿并黏附在一起,展现出较强的机械性能,具有良好的抗风蚀的能力,因此抑尘剂2 mm的喷洒厚度即可满足要求。经过在中雨条件(即降雨量为20 mm·d−1)下抗雨淋性能的测试,结果如图12所示。对比降雨前后堆体的表面形态发现,在初次干燥后堆体表层形成了一层保护壳体,壳体在经过雨淋后未出现松散现象;再次干燥后,表层壳体依旧紧实,覆盖性良好;雨淋前后壳体的厚度均为7 mm,未出现变化。这说明抑尘剂结壳后具有良好的抗雨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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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风蚀扬尘PM2.5的累计排放潜势如图13所示。空白区域在经过风洞腔体不同转速的连续侵蚀后,其PM2.5累计排放为887.07 mg·m−2,经过洒水处理的区域在相同条件下累计排放值为728.95 mg·m−2,相比于空白区域略有降低。而喷洒抑尘剂的区域PM2.5累计排放大幅降低,在喷洒3 d、10 d、30 d和60 d后,PM2.5累计排放分别为5.49 mg·m−2、17.80 mg·m−2、18.77 mg·m−2和70.27 mg·m−2。这说明PM2.5的排放得到有效控制,故抑尘剂喷洒结壳后可有效抵抗大风侵蚀。
由图13可知,在整个风蚀模拟过程中,占全年总天数约81.9%的极大风速(≤10.4 m·s−1,对应转速≤3 000 r·min−1)条件下,PM2.5累积排放潜势占总排放潜势的0.38%,而占比较小的极大风速(≥ 15.5 m·s−1s,对应转速≥ 5 000 r·min−1)条件下,对应的累积排放潜势占总排放潜势的86.91%。转速大于4 000 r·min−1后,累积排放潜势有了明显上升趋势,因此,本研究仅讨论PI-SWERL模拟极大风速≥ 13.1 m·s−1,对应转速≥ 4 000 r·min−1时,抑尘效率的变化。如表2所示,洒水的抑尘效率会随着风洞转速的提高而越来越低,当转速达到6 000 r·min−1时,抑尘效率仅为5.9%,且有效时间短;喷洒抑尘剂后,其在30 d内的抑尘效率可达99%以上,而60 d内抑尘效率略有降低,但仍可达到90%。抑尘剂的抑尘效率会随着转速的提高而增长,这是由于在低转速时,相同条件下的扬尘本底值较低,而随着转速提高,本底值出现了大幅上升,而喷洒抑尘剂的区域PM2.5浓度变化不大,因此,高转速时的抑尘效率要大于低转速时的抑尘效率。虽然风洞腔体模拟与实际抑尘场景存在差异,但所有的测试均在相同环境中进行,且检测数值稳定性好,所以能实现不同抑尘剂的抑尘效率在同一实验体系下进行比较和评价。测试结果表明,相比于相同方法测试的其他抑尘剂[26],本研究制备的抑尘剂抑尘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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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混播四季青用于抑尘剂制备,并对实际喷洒后的生态修复效果进行研究,结果 (图14) 表明抑尘剂喷洒区域的植物生长状态正常。这说明抑尘剂对于植物的生长并无影响,本研究制备的抑尘剂与种子混合后具有良好的生态修复效果。实验区域内植物存在长势不均匀的情况,这是由于抑尘剂在喷洒时无法做到使植物种子分布绝对均匀,且植物种子也存在失活情况。草坪在形成的过程中亦需进行多次补播,因此,生长不均的情况可通过补播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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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对所制备抑尘剂的性能评价,确定秸秆、淀粉、表面活性剂和碱的最质量配比为20∶7∶2∶5。该抑尘剂具有良好的渗透性能、抗风蚀和抗雨淋性能。
2) 制得抑尘剂的抑尘效果显著,在17.2 m·s−1风力条件下其抑尘效率可达到99.8%,在喷洒60 d以后,其抑尘效率亦可保持在90%以上。
3) 该抑尘剂具有良好的生态修复效果,多种常见的植物种子均可适用于此类型的抑尘剂。
4) 该抑尘剂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廉,解决了传统液体抑尘剂运输成本高、不便储存的难题,实现了废物资源的再利用。
以秸秆及植物种子制备的生态修复环保抑尘剂及其应用效果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dust suppressant prepared from straw and seed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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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农业废弃物秸秆和绿色植物种子为主要原料,辅以少量淀粉、表面活性剂、碱等助剂,研制出一种常温下即可快速配制的生态修复型环保抑尘剂。通过对抑尘剂粘度、渗透性等性能的评价,确定抑尘剂制备原料秸秆、淀粉、表面活性剂和碱的最佳质量比为20∶7∶2∶5。抑尘剂的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廉,且抗风蚀抗雨淋效果较好。在5级风蚀条件下,抑尘剂的抗风蚀率大于99%。经过中雨 (降雨量20 mm·d−1) 雨淋后,喷洒抑尘剂的壳体依旧紧实,且结壳厚度未发生变化;对喷洒抑尘剂的场地进行生态修复效果表征,场地中所选种子生长茂盛,这表明其修复效果显著。进一步地,便携式风洞(PI-SWERL)测试结果表明,在抑尘剂喷洒60 d后,经过风速17.2 m·s−1的风力侵蚀,抑尘剂的抑尘效率仍可保持在90%以上。本研究可为开发绿色、可持续的抑尘技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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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秸秆 /
- 抑尘剂 /
- 生态修复 /
- 便携式风洞(PI-SWERL).
Abstract: Using agricultural waste straw and green plant seeds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s, supplemented with a small amount of starch surfactant alkali and other additives, a kin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ust suppressant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as developed.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viscosity permeability and other properties of dust suppressant, the optimal mass ratio of straw, starch, surfactant and alkali was determined to be 20:7:2:5.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of dust suppressant was simple, the cost was low, and the effect of wind erosion and rain resistance was significa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wind erosion at grade 5, the wind erosion resistance rate was more than 99%. After moderate rain (rainfall of 20 mm·d-1), the shell sprayed with dust suppressor was still compact, and the shell thickness did not change.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ffect of the site sprayed with dust suppresor was characterized, and the selected seeds in the site grew luxuriant, which indicataed that the restoration effect was significant. Futhermore, the tese result of portable wind tunnel (PI-SWERL) showed that after 60 days of dust-suppressor spraying, the dust suppression efficiency remained more than 90% after wind erosion at a wind speed of 17.2 m·s-1.-
Key words:
- straw /
- dust suppressant /
- ecological restoration /
- portable wind tunnel (PI-SW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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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业升级和城市扩张,大量工厂搬迁或废弃后遗留的场地存在土壤污染问题,需要进行土壤修复才能再次开发[1]。电阻加热技术具有对环境扰动小,受土壤异质性影响小,处理深度大等优点,尤其适合修复含有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场地[2-5]。但在实际修复工程中,ERH技术的工程参数设计,例如电极间距、电场强度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场地电阻加热的实际效果[6],导致修复周期和成本控制的不确定性。修复场地的污染物分布、地下水流场和土壤特性等往往差异较大,但工程师只能根据已有工程经验和有限的取样勘探结果,进行原位加热工程的参数设计。若能够采用建模的方法,对场地条件下的加热过程进行预测,将有利于减少设计的盲目性,帮助缩短工程周期和控制修复成本。
目前,对于ERH技术的数值模型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和应用。HIEBERT等[7-8]开发了用于模拟单相电阻加热过程的二维有限差分模型,并研究了不同的横卧电极设置方式对非均质含油地层的加热效果的影响。CARRIGAN等[9]将改进的欧姆加热模型与非等温多孔流动和传输模型进行了耦合,研究了电极阵列的电相位如何影响电阻加热的均匀性。MCGEE等[10]进一步简化了模拟多相电阻加热的欧姆方程,并模拟了电阻加热从非均质油砂中回收沥青的过程。KROL等[11]考虑温度对密度、粘度、扩散系数的影响,建立了二维有限差分模型,模拟了电阻加热到50 ℃的情况下对地下水流动的影响,发现地下水流动方向和流速发生显著变化。许丹芸等[12]使用有限元方法模拟了电阻加热土壤过程。
尽管关于ERH技术的数值模型研究已有一定的开展,但一方面,以往的模型对电阻加热土壤过程中的水分蒸发缺乏关注和进一步的验证;另一方面,大部分模型是针对实际场地的验证评估,对如何运用模型指导ERH工艺参数的选取探讨不足。本研究使用COMSOL多物理场耦合软件,基于有限元计算方法开展原位电阻加热温度场模拟研究,建立了考虑土壤水分蒸发的模拟原位电阻加热温度场的数值模型。通过对比土柱装置小试实验和数值模拟的结果,验证了数值模型的准确性,并利用数值模型分析了场地尺度下电场强度、电极间距和地下水流动对电阻加热温度场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有助于预测修复周期和优化电极井布设,从而达到节约能源和降低修复成本的目的。
1. 数值模型与实验方法
1.1 控制方程及条件假设
本研究利用COMSOL的传热模块、电流模块、PDE模块以及电流和传热耦合的电磁热模块,构建土壤电阻加热模型。为简化模型概念,在模拟时做如下假设:1)忽略土壤和水在加热过程中密度、热容随温度的变化;2)将土体视为均质且各向同性的多孔介质,土壤初始温度均匀一致;3)忽略土体在加热过程中的热变形;4)忽略电极和土壤之间的接触电阻;5)由于实验土柱较短,需要考虑水分在低于沸点时的挥发[13],但在模拟大尺度的场地加热中,忽略水分的挥发;6)忽略水蒸气对热量传递的影响。
电阻加热土壤过程中能量的控制方程如式(1)所示。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 式中:ρeff为单元的有效密度,kg·m−3;Ceff为单元的有效热容,J·(kg·K)−1;T为温度,K;t为时间,s;λ为导热系数,W·(m·K)−1;σ为土壤电导率,S·m−1;E为电势梯度,V·m−1;mLG为水的气化速率,kg·(m³·s)−1;ΔHvap为水的潜热,J·kg−1;ρf为流体密度,kg·m−3;Cf为流体热容,J·(kg·K)−1;uf为流体流速,m·s−1。
土壤单元的有效密度ρeff和有效热容Ceff由土壤中固,液,气三相的体积分数决定,如式(2)~式(3)所示。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2)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3) 式中:θ表示各相的体积分数;ρ为各相的密度,kg·m−3;C为各相的热容,J·(kg·K)−1;下标S,L,G表示固,液,气三相。
土壤含水量的控制方程如式(5)所示。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4)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5) 式中:DL为导水系数,m2·s−1;α为比例常数,m2·s−1;θL*为残余饱和度。
液态水变为气态水的情况可分为2种,一种是低于水的沸点时的挥发,一种是到达沸点时的沸腾,用式(6)可以得到水的气化速率。需要注意,只有水的饱和蒸气压(p*)大于等于外部气压(pG)且含水量大于0时,沸腾才会发生。可以通过安托因方程[14](式(7))计算不同温度下水的饱和蒸气压,进而判断温度是否到达沸点。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6)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7) 式中:A、B、C为经验常数;mvap为挥发速率,kg·(m³·s)−1;kvap为蒸发速率常数,s−1。
土壤单元的热导率会随着温度和含水量的变化发生极大的变化,在此使用TARNAWSKI等[15]推导出的经验公式,如式(8)~式(9)所示。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8)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9) 式中:下标sat和dry分别表示饱和和干燥状态的土壤;a~g为经验常数;Sw为水饱和度。
电阻加热一般使用低频率电压(50~60 Hz),产生的电磁波长远大于系统的物理尺寸,位移电流可以忽略,因此可以假设电阻加热产生的电场为准静态电场,可以通过将欧姆定律代入电流连续性方程中来求解电势分布,电流连续性方程如公式(10)所示。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0) 土壤电导率则使用Archie定律进行计算[16-17],考虑温度对电导率的影响[18],如式(11)所示。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1) 式中: ψ为电势,V;φ为孔隙度;m、n和β为经验常数(m为胶结系数,n为饱和度系数,β为温度系数);σL为土壤溶液电导率,S·m−1。
模拟单相交流电加热时,其电势分布与直流电基本一致,可以设置2个电极分别为接地和施加的电压。但模拟三相交流电时,电极电势与直流电则完全不同,三相交流电的电极电势可以视为由虚部和实部组成[19],如式(12)所示。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2) 式中:ω为角频率,rad·s−1;t为时间,s;θ为相角,°(三相交流电分别为0 °、120 °和240 °);j为虚部;E0为正弦交流电振幅的绝对值,一般为电压的21/2倍,V。
1.2 几何模型和网格划分
电阻加热土柱装置模型如图1(a)所示,装置高16 cm,内径4.5 cm。装置的罐体用不导电的聚四氟乙烯制成,内部装填细砂。装置2边为对称分布的用螺丝与螺母固定的不锈钢片电极,螺丝作为导电连接,电线连接到螺丝上以引入电压,热电偶从装置底部插入,用于监测土柱中心点的温度。使用Solidworks对电阻加热土柱装置进行建模,得到电阻加热土柱装置的几何模型,再导入到COMSOL中用于模拟,几何模型的网格划分均采用三角单元网格,单元大小选择细化。
为了模拟实际场地中电阻加热的过程,构建了图1(b)所示的三相电阻加热场地模型。场地模型为长宽15 m、高5 m的长方体,在场地中部按等边三角形放置3根半径20 cm、高5 m的电极,电极间距为6 m,并在3个电极构成的等边三角形中心点设置了温度监测点。
1.3 边界条件和参数设置
电阻加热土柱装置数值模拟的边界条件为:1)流动边界条件,所有边界均设置为0通量边界条件,这是因为已在方程中添加了描述水蒸发的汇项;2)温度边界条件,所有边界均设置为自然对流热通量边界;3)电势边界条件,2个电极分别设置为接地和电势,其他边界设置为电绝缘边界。土壤的初始温度、含水量、水的电导率和电极电压根据实测得到的初始值设置。对于各项参数的取值如表1所示。
表 1 数值模拟参数Table 1. Numerical simulation parameters模拟参数 取值 模拟参数 取值 液体密度,ρL 1 000 kg·m−3 温度系数,β 0.02 固体密度,ρS 2 650 kg·m−3 比例常数,α 5×10−6 m2·s−1 气体密度,ρG 1.9 kg·m−3 经验常数,A 8.07131 液体热容,CL 4 200 J·(kg·K)−1 经验常数,B 1 730.63 固体热容,CS 920 J·(kg·K)−1 经验常数,C 233.426 气体热容,CG 1 000 J·(kg·K)−11 胶结系数,m 1.44 湿导热系数,λsat 1.87 W·(m·K)−1 饱和度系数,n 2 干导热系数,λdry 0.23 W·(m·K)−1 水的潜热,ΔHvap 2 257.2 kJ·kg−1 孔隙度,φ 0.5 蒸发速率系数,kvap 1×10−6 s−1 电阻加热场地模拟的边界条件为:1)流动边界条件,模拟地下水位上涨时,底部边界设置为通量边界条件,其他边界设置为0通量边界条件;2)温度边界条件,地下水流入的边界设置为流入边界,流入温度10 ℃,其他边界设置为热绝缘边界;3)电势边界条件,3个电极分别设置为三相电势中的1相,其他边界设置为电绝缘边界。各项参数的设置与土柱装置实验相同。
1.4 实验条件
为验证模型在不同的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溶液电导率时的准确性,使用电阻加热土柱装置进行了验证实验。由于装置较小,电场强度较大,故使用电导率较小的细砂充当模拟土壤。分别向300 g细砂中加入40、50、60、70 mL的去离子水,质量分数为0.3%的NaCl溶液和质量分数为0.5%的NaCl溶液,充分搅拌,并装填进装置中。为了保持砂的孔隙度一致,在装填时保证装填高度为15 cm。加入去离子水的砂在100 V的条件下进行电阻加热,加入NaCl溶液的砂在50 V的条件下进行电阻加热。由于模拟只探究电阻加热的升温过程,所以实验只进行到温度到达100 ℃就停止,未加热到100 ℃时则在加热2 h后停止。
为模拟实际工程环境下土壤内热量传递规律,用实际场地模型探究了地下水流动、电场强度和电极间距的变化对土壤温度变化的影响。模拟的工况如表2所示,其他参数与表1一致,土壤溶液电导率设为0.1 dS·m−1。
表 2 数值模拟工况Table 2. Numerical simulation conditions工况 电场强度/ (V·m−1) 初始水饱和度 地下水流速/ (m·s1) 电极间距/m 地下水涨速/ (m·d1) A-1 30 0.6 0 6 0 A-2 60 0.6 0 6 0 A-3 90 0.6 0 6 0 B-1 90/60 0.6 0 3 0 B-2 90/60 0.6 0 6 0 B-3 90/60 0.6 0 9 0 C-1 90 1 0.1 6 0 C-2 90 1 0.2 6 0 C-3 90 1 0.3 6 0 D-1 90 0.6 0 6 0.05 D-2 90 0.6 0 6 0.1 D-3 90 0.6 0 6 0.2 2. 结果与讨论
2.1 电阻加热土柱装置实验及模型验证
图2给出了不同含水率和电导率的情况下,土柱中心热电偶监测的温度变化。可以看出,随着含水量和土壤溶液电导率的增加,中心点加热到100 ℃所需要的时间不断减小。而当含水量较小或者土壤溶液电导率较小时,升温速率较小,甚至出现温度平台的情况。升温速率较小是由于此时土壤电导率较小[20],电流产生的焦耳热较小。升温速率减小则是因为,土柱中挥发掉的水份随着加热时间的增长逐渐变多[21],进一步降低了土壤电导率,使电流产生的焦耳热进一步减少。此外,由图2(a)可以看到,加入不同体积的去离子水后的细砂依然可以被加热,而去离子水的电导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细砂中的离子溶解进入了去离子水中,提高了去离子水的电导率。
为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将不同含水量和土壤溶液电导率的电阻加热实测值和模拟值进行了对比。利用均方误差MSE和平均相对误差MRE评价模拟值和实测值的差异(式(12)~式(13))。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3) stringUtils.convertMath(!{formula.content}) (14) 式中:n为实测数据个数;Mi、Si分别为第i个实测和模拟得到的数据。
图2(a)中给出的模拟值趋势线与实测值差异较小,实测值和模拟值均方误差为0.05~0.66,平均相对误差为0.42%~1.97%。较小的均方误差和平均相对误差表明,实测数据与模拟数据之间的偏差较小,模型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加入不同体积的0.3%NaCl(图2(b))和0.5%NaCl(图2(c))溶液,土壤溶液电导率随着NaCl溶液的体积和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大。对比实测和模拟预测结果,均方误差为0.38~12.29,平均相对误差为1.15%~5.32%。这表明,在较宽的土壤电导率范围内(加入70 mL的0.5%NaCl溶液时,土壤的电导率为1.1 dS·m−1),实测数据与模拟数据之间的偏差也较小,模型用于预测不同电导率的土壤加热过程是可靠的。误差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对土壤原有的电导率,实验过程中空气热对流导致的热量散失以及水分挥发速率的估值存在一定的偏差。
2.2 场地条件下电场强度和电极间距对电阻加热的影响
电场强度是影响电阻加热升温速率的重要因素,由电极电压和电极间距共同决定,为了考察场地尺度下的温度场以及各条件对温度场的影响,建立了图1(b)的场地模型。图3和图4分别展示了电极间距6 m时,30、60、90 V·m−1电场强度下加热70 d后,温度场的横截面以及位于3个电极中心点(见图1(b))温度的变化。从图3可以看出,电场强度越大,土壤升温速率越快,电极附近的升温更快,温度更高。这与MCGEE等[10]和HAN等[22]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电流产生的焦耳热随电场强度的增大而增大,电场强度越大,土壤升温速率越快;电极附近的电流密度最高,产生的焦耳热最多,所以土壤升温速率更快。
从图4可以看到,场地在加热90 d后,30、60和90 V·m−1电场强度获得的中心温度分别为25.5、49.1和100.0 ℃,中心点的平均升温速率分别为0.079,0.420和1.210 ℃·d−1。由式(1)可知,焦耳热与电场强度的平方呈正比,电场强度为30、60、90 V·m−1时中心点升温速率之比应为1∶4∶9,小于模拟得到的比值,即1∶5.3∶15.5。这说明,中心点的温度可能是电流焦耳热和外部热传导叠加共同决定。此外,电场强度为90 V·m−1时,当中心点温度达到97 ℃后,升温速率明显放缓。这是因为,此时的电极温度已经达到水的沸点,电极土壤水分蒸发带走了大量热量,导致土壤热导率和土壤电导率下降,从而使升温速率下降。
电极间距的设置决定了电极井的数量,会极大地影响修复场地的成本和热传导过程。为探究电极间距这一单因素对电阻加热过程的影响,在保持电场强度90 V·m−1不变的条件下,模拟电极间距3、6和9 m时中心温度的变化,结果如图5所示。从图5(a)可以看出,在电场强度为90 V·m−1,电极间距为3、6和9 m时,中心点的温度达到100 ℃的时间分别为84、62和75 d,达到100 ℃的能耗分别为10 418、23 375和51 311 kW·h。综上可知,6 m为最适宜的电极间距,此时中心点的升温速率最快,且相较于电极间距为3 m时场地修复需要布设的电极井数量更少,相较于电极间距为9 m时需要的能耗更少。从图5(a)还可以看出,随着电极间距的增大,中心点升温速率先增大后减小。这是因为,为了保证电场强度一定,电压随电极间距增大而增大,导致电极处的升温速率也随之增大,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间距增大导致的中心点热传导距离增大的不足。但是,9 m间距下的电压增加,造成电极附近温度过早达到水的沸点,导致电极周围土壤水分过早蒸发,土壤热导率和电导率下降,升温速率略为下降。
为了考察电极附近土壤水分蒸发对中心点升温速率的影响,模拟了电场强度90 V·m−1、电极间距为9 m时,对电极附近补水的情况下,中心点温度的变化。从图5(b)可以看到,在加热40 d后,补水的情况下中心点温度明显高于不补水的情况,补水的情况下中心点的温度达到100 ℃的时间为68 d,比不补水的情况下早8 d。此结果表明,电极周围土壤水分过早蒸发是造成升温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补水可以使土壤含水率增大,增加土壤的电导率和热导率,提高了升温速率。这与葛松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监测电极的电流变化,并及时对电极附近进行补水,对于更快加热到目标温度至关重要。
2.3 场地条件下地下水流动对电阻加热的影响
使用原位电阻加热的场地一般修复深度都较大,有必要考虑地下水流动和地下水位变化对温度场的影响。为进行预测,分别设定了0、0.1、0.2、0.3 m·d−1的地下水流速下加热30 d和0、0.05、0.10、0.20 m·d−1的地下水上涨速度下加热30 d的条件进行模拟,流入的地下水出的温度假定为10 ℃,温度场的变化结果如图6和图7所示。从图6可以看到,随着地下水流速的增加,场地左侧的温度逐渐降低到10 ℃,温度场右移的趋势越明显,中心点的最高温度从100.0 ℃降低到38.5 ℃。这说明,较高的地下水流速会将场地中的热量带向下游,对场地升温速率造成不利影响,与MUNHOLLAND等[23]在二维沙箱中得到的结果一致。实际工程中应尽量减小地下水流速,必要时可增加侧向的物理屏障来形成止水帷幕,或通过蒸汽注入等手段来增加流入地下水的温度。
从图7可以看到,随着地下水位上涨速度提升至0.1 m·d−1,场地下部和两侧的温度逐渐降低到10 ℃,但由不饱和区域变为饱和区域的土壤升温速率上升,中心点最高温度从51 ℃升高到100 ℃。随着地下水位上升速度达到0.2 m·d−1,相较于0.1 m·d−1时,温度场明显向上移动,中心点最高温度从100 ℃降低到54 ℃。这是因为,地下水位上涨可以起到一定的补水作用,提高不饱和区域土壤的电导率,从而提高土壤升温速率,但地下水上涨速度过快还是会导致流失的热量多于通过补水增加的焦耳热,使得场地温度从底部开始下降,不利于场地的修复。应当指出,由于实际场地地层的复杂性,地下水的流速和流向并不是均匀的。因此,对于非均质地层,可以建立相应的多模块的空间耦合模型,通过改变各地层模块的物理参数,从而实现数值模拟目标。
3. 结论
1)电阻加热温度场数值模型与土柱装置实验数据吻合度较好,模拟值和实测值均方误差为0.05~12.29,平均相对误差为0.42%~5.32%,数值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准确性。
2)场地模型研究发现,升温速率与电场强度成正比,电极处升温速率最快;电场强度为90 V·m−1时6 m为最适宜的电极间距,此时中心点升温速率最快,能耗相对较低,需要的电极井较少;模型考虑水分蒸发的情况下,电极周围土壤水分会更早蒸发,导致土壤升温速率下降,此时对电极附近补水可以显著增加土壤升温速率,故在实际工程中应监测电流和功率,并及时对电极附近进行补水。
3)场地地下水流动会带走热量,不利于场地的热修复。但对于不饱和场地,地下水位上涨速度小于等于0.1 m·d−1时可以起到补水作用,提高场地升温速率。故对于地下水流速过高的场地应采取水力平衡或设置止水帷幕等工程措施以缓解热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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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喷洒后植物发芽时间的测试
Table 1. Test of germination time of plants after spraying
植物名称 喷洒抑尘剂的天数/d 喷洒水的天数/d 紫花苜蓿 7 4 混播四季青 9 6 耐践踏四季青 9 7 高羊茅 10 9 早熟禾 18 18 胡枝子 18 18 表 2 抑尘效率测试结果
Table 2. Dust suppression efficiency test results
转速/(r·min−1) 洒水后的抑尘效率η/% 喷洒抑尘剂后的抑尘效率η/% 喷洒3 d后 喷洒3 d后 喷洒10 d后 喷洒30 d后 喷洒60 d后 4 000 87.4 98.9 96.9 98.4 97.1 5 000 15.7 99.6 98.5 98.2 94.7 6 000 5.9 99.8 99.3 98.2 90.0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简况[R], 北京, 2021.https://www.mee.gov.cn. [2] 胡敏, 唐倩, 彭剑飞, 等. 我国大气颗粒物来源及特征分析[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1, 36(5): 15-19. [3] ASKARIYEH M H, VENUGOPAL M, KHREIS H, et al. Near-Road Traffic-Related Air Pollution: Resuspended PM2.5 from Highways and Arteria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17(8): 2851. doi: 10.3390/ijerph17082851 [4] 安欣欣, 曹阳, 王琴, 等. 北京城区PM2.5各组分污染特征及来源分析[J]. 环境科学, 2022, 43(5): 2251-2261. doi: 10.13227/j.hjkx.202109142 [5] 李廷昆, 冯银厂, 毕晓辉, 等. 城市扬尘污染主要成因与精准治尘思路[J]. 环境科学, 2022, 43(3): 1323-1331. doi: 10.13227/j.hjkx.202107092 [6] 李永强, 周亚萍, 杨晓娟, 等. 复合型道路抑尘剂在城市道路中的应用及经济分析研究[J]. 科学技术创新, 2020(27): 120-121. [7] 郭秀秀. 建筑施工扬尘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及整治措施研究[J].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21, 46(9): 123-127. [8] 王林凯, 郭红霞, 秦建平, 等. 风蚀扬尘抑尘剂制备及其抑尘效果[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12): 3460-3467. doi: 10.12030/j.cjee.202003008 [9] FAN T, ZHOU G, WANG J.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wetting-agglomeration-based hybrid coal dust suppressant[J]. Process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8, 113: 282-291. doi: 10.1016/j.psep.2017.10.023 [10] BAO Q, NIE W, LIU C Q, et al.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binary‐graft‐based, water‐absorbing dust suppressant for coal transport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19, 136(7): 47065. doi: 10.1002/app.47065 [11] LO C, TIRKOLAEI H K, HUA M T, et al. Durable and ductile double-network material for dust control[J]. Geoderma, 2020, 361(C): 1-10. [12] 王洁茹. 海洋生物型固土抑尘剂的研制、性能表征及其在黄河滩区的应用研究[D]. 青岛: 山东大学, 2021. [13] 石祖梁, 贾涛, 王亚静, 等. 我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现状及焚烧碳排放估算[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9): 32-37. [14] 周治. 我国农业秸秆高值化利用现状与困境分析[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21, 23(2): 9-16. doi: 10.13304/j.nykjdb.2020.0410 [15] 候其东, 鞠美庭. 秸秆类生物质资源化技术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J]. 环境保护, 2020, 48(18): 65-70. doi: 10.14026/j.cnki.0253-9705.2020.18.013 [16] FAN T, LIU Z Y, OUYANG J T, et al. Synthesis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zation of an efficient coal dust suppressant for synergistic combustion with coal dus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 269: 110854. doi: 10.1016/j.jenvman.2020.110854 [17] ZHOU Q, QIN B T, MA D, et al. Novel technology for synergetic dust suppression using surfactant-magnetized water in underground coal mines[J]. Process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7, 109: 631-638. doi: 10.1016/j.psep.2017.05.013 [18] 符治明, 张晓龙, 李洪青, 等. 贵州高速公路岩石边坡常用绿化植物幼苗生长规律实验研究[J]. 贵州林业科技, 2012, 40(4): 24-29. [19] 孙盛年. 高速公路边坡绿化植物种类的搭配及应用[J]. 现代农业科技, 2019(24): 123-124. [20] 张锡国, 阿力坦巴根那, 余海龙. 赤通高速公路边坡生态恢复中的植物选择[J]. 防护林科技, 2010(4): 96-98. [21] 包秀春, 刘金炜, 赵栋梁, 等. 纤维素结晶度与粗糙度关系的研究[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2(4): 83-86. [22] 李辉勇, 金密, 魏琴琴, 等. 弱碱性过氧化预处理对稻草秸秆酶解糖化的影响[J]. 生物质化学工程, 2011, 45(5): 11-16. [23] WANG P F, TAN X H, ZHANG L Y, et al. Influence of particle diameter on the wettability of coal dust and the dust suppression efficiency via spraying[J]. Process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9, 132: 189-199. doi: 10.1016/j.psep.2019.09.031 [24] ZHOU G, QIU H, ZHANG Q, et al.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Coal Dust Wettability Based on Surface Contact Angle[J]. Journal of Chemistry, 2016, 2016: 9452303. [25] 张晓光. 表面张力法和电导法对比测定表面活性剂临界胶束浓度[J]. 化学教育(中英文), 2021, 42(18): 134-136. [26] 秦建平, 李贝贝, 杨涛, 等. 风蚀扬尘抑尘剂效率测试方法与应用[J]. 环境科学, 2019, 40(9): 3935-3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