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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生活污水的处理量和处理效率的不断提升,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量剧增。截至2020年,全国干污泥产生量高达1.16×107 t[1]。污泥既是“污染物”,也是“资源”,如处理不当,将造成二次污染和资源浪费。污泥中有机物组分复杂,主要含有蛋白质、多糖、脂肪以及纤维素等,其中,蛋白质组分占污泥有机物的40%~60%[2],污泥中的溶解性有机物(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是微生物利用的直接碳源,DOM的组成特性与污泥脱水以及厌氧消化产酸(产酸细菌的直接底物)、产甲烷密切相关[3]。污泥中的复杂有机物(特别是不溶性有机物)主要存在于微生物细胞及其胞外聚合物中,其生物可利用性低,因其表面官能团束缚水分子,导致污泥厌氧消化和脱水等过程处理效率低。
污泥预处理是促进污泥胞内有机物释放和胞外聚合物破解的主要方式[4]。如高温热水解预处理[5]、微波预处理[6]等对污泥的溶胞破壁作用明显,预处理后可显著提升溶解性有机物浓度,进而提升污泥厌氧消化产甲烷量。但是,污泥预处理过程所释放的溶解性有机物也可能发生进一步转化反应,如美拉德反应[5,7],从而导致大量难降解大分子有机物的生成(超过100 kDa)。这些难降解溶解性有机物难以被微生物降解利用,对后续污泥厌氧消化[5]及其脱水滤液的处理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进一步明确污泥在预处理过程中除溶解性有机物释放外的进一步转化反应,探求一种基于污泥中有机物转化定向调控的预处理方式对解决污泥处理处置难题至关重要。近年来,硫酸根自由基由于其具有强氧化性,且过硫酸盐(peroxodisulfate,PDS)适用范围广和易于储存等优点,使得基于过硫酸盐的高级氧化技术受到关注[8-9]。有研究表明,Fe活化过硫酸盐能有效提升污泥的脱水性能[10],并且对污泥发酵产酸[11]有促进作用。此外,过硫酸盐在Fe(Ⅱ)和碳质材料的不同活化作用下具有不同的氧化途径[10,12]。其中,Fe(Ⅱ)通过均相方式活化过硫酸盐产生硫酸根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等自由基,而碳质材料通过非均相活化包括自由基和非自由基两种氧化途径[13]。此外,硫酸根自由基对有机物的氧化作用具有一定靶向性,可对具有不饱和键和芳香族结构的有机物进行选择性矿化[14-15],破坏荧光类官能团(例如芳香族蛋白质、色氨酸类蛋白质物质等)[10],对羧基、芳香类有机物[16](酚羟基)、含氮基团和烯烃[16]等都有较强的作用,而这类有机物组分及其官能团结构与污泥的可生物降解性、脱水性能、厌氧消化直接相关[17]。有研究表明,在厌氧消化过程中,蛋白质物质优先被降解,其次是含羧基和芳香性的物质[3]。其中,色氨酸和络氨酸类蛋白质是脂肪酸生成的重要底物[3,18]。
利用活化过硫酸盐的多种途径和对有机物氧化作用的选择性,将实现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释放后的进一步氧化反应,避免热处理中大分子、难降解有机物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深入认识污泥中释放的溶解性有机物的官能团特性。然而,以铁、炭及其组合作用下活化过硫酸盐对污泥预处理过程有机物的释放特征及选择性作用仍缺乏认识,尚不清楚铁和炭对过硫酸盐在不同的活化途径下,污泥溶解性有机物释放特性和组分降解的差异。为此,本研究利用氯化亚铁Fe(Ⅱ)和椰壳活性炭(Activated Carbon,AC)活化过硫酸盐预处理剩余污泥,研究Fe(Ⅱ)和活性炭活化过硫酸盐不同方式下,对污泥溶解性有机物释放特征的影响,以及对污泥溶解性有机物组分的选择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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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污泥取自北京市清河污水处理厂二沉池污泥,取回后在4 ℃下自然沉降24 h,除去上清液后过18目筛去除杂质,置于4 ℃保存备用。浓缩后污泥经6 000 r∙min−1离心10 min,上清液经0.45 µm滤膜过滤后分析测定相关指标,剩余污泥基本特性如表1所示。
氯化亚铁和过硫酸钾均为优级纯,椰壳活性炭的孔径特征如表2所示。活性炭经研磨取60~100目,用超纯水洗涤至上清液无色(pH为中性),放入烘箱中在105 ℃干燥2 h,取出放干燥器中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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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DS投加量对污泥预处理的影响。研究不同PDS投加量对污泥预处理过程中溶解性有机物释放的影响,分为5个实验组:原污泥对照组、单独PDS实验对照组、单独Fe(Ⅱ)活化PDS组、单独AC活化PDS组、Fe(Ⅱ)+AC活化PDS组。其中,Fe(Ⅱ)∶PDS=1∶1(摩尔比),AC∶PDS=1∶1(质量比)。根据樊雅欣等[19]的研究,预处理时间统一为1 h。
2) Fe(Ⅱ)投加量和投加方式的影响。当PDS投加量为2 mmol∙g−1(以VSS计)、PDS∶AC=1∶1(质量比)时,研究不同的Fe(Ⅱ)投加量(0.6、0.9、1.2、1.5、1.8、2.1 mmol∙g−1)和分次投加Fe(Ⅱ)(将0.6、1.2、1.8 mmol∙g−1的Fe(Ⅱ)分别在0、40 、80 min分3次加入)对污泥预处理效果的影响。共设置7组实验(表3):原污泥为实验对照组,记为A实验组;不同Fe(Ⅱ)投加量(0.6、0.9、1.2、1.5、1.8、2.1 mmol∙g−1)记为B、C、D、E、F、G实验组。
所有实验均在250 mL的锥形瓶中进行。首先往锥形瓶里面放100 mL污泥,然后依次加入适量过硫酸钾、椰壳活性炭、氯化亚铁摇匀后置于恒温振荡箱中,在25 ℃、200 r∙min−1振荡,在设定时间取样,每次取10 mL,样品用0.45 μm的滤膜过滤,取其滤液。每组做2个平行实验,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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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pH和电导率通过pH计(FE20K,Mettler Toledo)和电导率仪(Multi 3420)进行测定;TS、VS、TSS、VSS通过重量法[20]测定。COD通过哈希管消解及DR2 800分光光度计(HACH,USA)测定。溶解性蛋白质和多糖分别采用修正的Lowry法[21]和DuBious[22]分光光度法测定。总有机碳采用总有机碳分析仪(TOC-L,Japan)测定。采用三维荧光光谱仪(3D-EEMs,HITACHI,Japan)对溶解性有机物DOM进行三维荧光光谱分析。生物炭的孔径结构采用比表面积及孔径分析仪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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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中的有机物主要存在于微生物细胞及其胞外聚合物(EPS)中,预处理能够使胞内和污泥絮体中的有机物溶解释放[19]。如图1(a)所示,PDS的强氧化性明显强化了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的释放,而经过单独活性炭和单独Fe(Ⅱ)活化均能进一步提升PDS的氧化能力,促进污泥中微生物细胞和胞外聚合物的破解。其中,单独Fe(Ⅱ)活化PDS预处理污泥对TOC释放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在PDS的投加量为2 mmol∙g−1时,单独Fe(Ⅱ)活化PDS使污泥TOC释放量达到231.65 mg∙L−1,是单独PDS预处理污泥后TOC质量浓度(129.05 mg∙L−1)的1.8倍。单独AC对PDS的活化同样发挥了促进污泥中TOC释放的作用。但与单独Fe(Ⅱ)活化PDS不同,单独AC活化PDS对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的释放作用随着PDS投加量的增加而呈线性增加。在PDS投加量低于1.2 mmol∙g−1时,采用单独活性炭活化对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的释放作用不如单独Fe(Ⅱ)活化作用明显;但当PDS投加量达到1.2 mmol∙g−1以上,单独活性炭活化与单独Fe(Ⅱ)活化基本达到相同的促进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释放的作用。在PDS的投加量为2 mmol∙g−1时,单独活性炭活化和单独Fe(Ⅱ)活化作用下污泥TOC的质量浓度分别为224.6和245.8 mg∙L−1,基本一致。当采用Fe(Ⅱ)和活性炭共同活化PDS时,随着PDS投加量的增加,TOC质量浓度反而明显下降。在PDS投加量小于0.4 mmol∙g−1时,Fe(Ⅱ)和活性炭共同活化PDS具有更强的释放溶解性有机物能力;但当PDS投加量超过0.8 mmol∙g−1时,TOC释放的作用明显削弱。
Fe(Ⅱ)和活性炭共同活化PDS对促进污泥溶解性有机物释放作用的削弱,可能是由于共同活化以及较高的PDS投加量下,PDS活化反应加速,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硫酸根自由基。一方面,如公式(4)[23]所示,快速作用于污泥中释放的溶解性有机物,使释放的部分溶解性有机物进一步氧化分解,从而降低了TOC质量浓度;另一方面,短时间内过量的硫酸根自由基会与Fe(Ⅱ)或硫酸根自由基发生反应,从而导致自由基的清除(公式(2)、公式(3))[12,24-25],抑制硫酸根自由基与污泥胞外聚合物和微生物细胞发生作用。根据硫酸根自由基与溶解性有机物、Fe(Ⅱ)以及硫酸根自由基反应速率常数可知,硫酸根自由基与Fe(Ⅱ)反应速率最快,速率常数达4.6×109 mol∙(L·s)−1,比与有机物反应速率常数(2.35×107 mol∙(L·s)−1,mol∙L−1是基于C的摩尔浓度)高2个数量级。但由于污泥中的溶解性有机物浓度高于Fe(Ⅱ)和硫酸根自由基,其更易与硫酸根自由基发生反应。因此,短时间内过量硫酸根自由基与释放的溶解性有机物的氧化分解反应,可能是导致Fe(Ⅱ)和活性炭共同活化PDS促进污泥溶解性有机物释放作用削弱的主要原因。
活性炭活化的TOC质量浓度随PDS投加量增加呈线性增加,而单独PDS、Fe(Ⅱ)和Fe(Ⅱ)+AC活化PDS对污泥溶解性有机物释放的影响呈指数增长关系(表4),PDS的过量投加将不利于溶解性有机物的释放。如图1(b)所示,除活性炭活化PDS外,TOC质量浓度增量随着PDS投加量提高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低PDS投加量下,促进TOC释放的作用最为明显。如图1(b)所示,Fe(Ⅱ)活化在PDS投加量为2.7 mmol∙g−1,TOC质量浓度增量降低到10 mg∙L−1,而Fe(Ⅱ)+AC活化在PDS投加量为1.6 mmol∙g−1时,TOC质量浓度增量便降低到10 mg∙L−1。这说明,Fe(Ⅱ)+AC活化PDS促进TOC释放作用衰减最为明显。单独活性炭活化PDS对溶解性有机物释放影响明显不同,其TOC质量浓度增量随PDS投加量增加几乎不变。这说明单独活性炭在不同PDS投机量下均能较为稳定的促进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的释放。这可能是由于单独活性炭活化过硫酸盐是通过非自由基途径而实现。已有研究表明,该非自由基氧化体系能在复杂的水基质中长期保持较高的氧化效率[12]。
在PDS投加量为1.6 mmol∙g−1时,通过对比单独Fe(Ⅱ)活化、单独活性炭活化以及Fe(Ⅱ)+活性炭活化PDS预处理污泥的TOC释放动力学过程(图2),可进一步证明Fe(Ⅱ)活化过硫酸盐是较快速的反应,而活性炭活化PDS的非自由基途径则反应较为缓慢。具体地,单独Fe(Ⅱ)活化PDS在反应进行40 min基本达到TOC的最大质量浓度;Fe(Ⅱ)+AC活化PDS则在20 min便达到最大TOC质量浓度;而单独活性炭活化PDS进程缓慢,在90 min达到最高TOC质量浓度。Fe(Ⅱ)对PDS的活化作用主要是液相的Fe(Ⅱ)与PDS直接发生作用,属于均相体系;与非均相体系相比,均相体系具有较低的相间传质阻力[24],因而能够实现较高的反应速率。然而,活性炭对PDS的活化机理相对复杂,并且PDS活化反应的电子传递过程是在活性炭的固体表面上进行,存在液固两相的界面过程,属于非均相体系,反应进程则较为缓慢。有研究表明,在Fe(Ⅱ)活化过硫酸盐反应中有2个阶段,包括快速阶段和慢速阶段;初期反应物充足,自由基生成快,初期反应速度快,而随着反应进行,由于Fe(Ⅱ)的消耗,自由基生成速度变缓[25-26]。尽管活性炭活化PDS的反应进程相对较慢,但将活性炭加入到Fe(Ⅱ)活化PDS的体系中,进一步加快了Fe(Ⅱ)活化速率,短时间内产生的大量自由基与溶解有机物发生反应,使溶解性有机物分解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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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短时间内Fe(Ⅱ)+AC活化PDS过程大量自由基生成会降低TOC释放的质量浓度,进一步开展了Fe(Ⅱ)投加量和分批次投加方式对TOC释放的质量浓度影响。如图3(a)所示,Fe(Ⅱ)+AC活化PDS(PDS投加量为2 mmol∙g−1、AC∶PDS=1∶1(质量比))预处理污泥,随着Fe(Ⅱ)投加量从0.6 mmol∙g−1升高到2.1 mmol∙g−1,TOC质量浓度由263.8 mg∙L−1降低到193.8 mg∙L−1。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Fe(Ⅱ)过量投加反而导致释放溶解性有机物的矿化分解。而在活化反应过程中,将总量相等的Fe(Ⅱ)分别在0、40、80 min分3次加入,TOC质量浓度得到了提高(图3(b))。在Fe(Ⅱ)投加量为1.8 mmol∙g−1时,分批次的投加方式使TOC释放质量浓度由204.05 mg∙L−1提升到244.25 mg∙L−1。VICENTE等[27]采取多次铁投加的方式,敌草隆被氧化和矿化的速率提高。此外,在达到相同的TOC质量浓度,活性炭的投加能够降低Fe(Ⅱ)的投加量。如图3(a)所示,在Fe(Ⅱ)+炭活化PDS下,当Fe(Ⅱ)的投加量在0.6 mmol∙g−1时,释放的TOC质量浓度为263.8 mg∙L−1,而单独Fe(Ⅱ)活化PDS,在Fe(Ⅱ)投加量达2 mmol∙g−1,TOC的质量浓度为245.8 mg∙L−1。
在PDS投加量为2 mmol∙g−1、AC:PDS=1∶1(质量比)时,随着Fe(Ⅱ)投加量的增加,污泥上清液中释放的溶解性蛋白质、多糖质量浓度变化如图4所示。其中,溶解性多糖质量浓度随着Fe(Ⅱ)投加量增加而增加,与释放TOC质量浓度的变化趋势不同;而释放的溶解性蛋白质质量浓度随着Fe(Ⅱ)投加量增加出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与TOC质量浓度变化趋势较为接近。这说明,Fe(Ⅱ)+AC活化PDS预处理对溶解性有机物不同组分产生不同作用。Fe(Ⅱ)活化PDS产生的硫酸根自由基可促进污泥胞外和胞内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断裂,使蛋白质和多糖等有机物释放,但大量的硫酸根自由基快速与释放的溶解性有机物发生进一步反应。GUO等[28]用电解Fe0的方式活化过一硫酸盐(PMS)预处理污泥发现,硫酸根自由基可能发生对蛋白质类物质的矿化作用,而对多糖作用较弱。WEI等[10]用Fe(Ⅱ)活化过硫酸盐同样也发现硫酸根自由基优先与蛋白质反应,特别是亲水性蛋白质被高度破坏。同时,多糖质量浓度随Fe(Ⅱ)含量的逐渐增加也证明了TOC质量浓度的降低并非主要源于硫酸根自由基与Fe(Ⅱ)和自身反应发生的清除作用。蛋白质质量浓度的变化则证明:随Fe(Ⅱ)投加量的增加,短时间内产生的大量硫酸根自由基使部分蛋白质组分矿化分解。在更高的Fe(Ⅱ)投加量下,由于污泥絮体和微生物细胞破解作用的加强,释放的溶解性蛋白质仍然要高于被自由基矿化分解的蛋白质组分,因此表现出释放溶解性蛋白质浓度重新增加(图3(a))。
结合三维荧光光谱(3D-EEM)对溶解性有机物组成进行了表征(图5)。如(图5(a))所示,未处理污泥中荧光类有机物主要包括可溶性微生物副产物(峰A,Ex=280,Em=310)和色氨酸类蛋白质(峰B,Ex=230,Em=350)[29-30]。经过预处理后,这些荧光类蛋白质组分被明显矿化分解。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例如,BIAN等 [31]用超声激活过硫酸盐处理污泥,发现硫酸根自由基具有选择性地与芳香族类、色氨酸类蛋白质反应,破解该类有机物分子结构。已有研究表明[10],污泥胞外聚合物中的芳香族聚合物(例如:木质素酚、愈创木基结构、多氯联苯、谷氨酸脱氢酶和膜支架蛋白、木质素、疏水性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链等)会优先与硫酸根自由基反应,破坏分子结构。此外,随着Fe(Ⅱ)投加量的增加,出现了一种新的荧光类有机物为类黄腐酸类物质(图(f)中峰C,Ex=210,Em=400),该类有机物通常来源于死亡微生物分解产生的副产物[31],表明微生物细胞被氧化破裂。Fe(Ⅱ)投加量的增加导致更多的微生物细胞破裂,释放了该类有机物。因此,荧光类有机物的特定官能团是硫酸根自由基的靶向有机物,Fe(Ⅱ)投加量的增多对该类有机物的氧化作用明显,可导致TOC释放浓度的降低。
为了进一步证明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以苯酚、牛血清白蛋白和葡萄糖为反应物,通过PDS和活性炭活化PDS(AC∶PDS=1∶1)对其进行氧化处理(预处理120 min)。结果表明,未活化的PDS对有机物的降解作用较弱,而经过活性炭的活化之后,对苯酚和牛血清白蛋白降解作用明显,但葡萄糖仍未被降解(图6)。这与污泥被活化PDS预处理后DOM中蛋白质、多糖的降解规律相一致。同时,结合牛血清白蛋白三维荧光光谱(图7)可发现,被活化的过硫酸盐可以对荧光类蛋白质进行矿化分解。这说明活化PDS对污泥中荧光类蛋白质具有氧化降解作用。
用Fe(Ⅱ)-炭活化过硫酸盐方法预处理污泥,通过Fe(Ⅱ)-炭投加方式的调整,可以实现溶解性有机物的不同释放速率,并且该高级氧化预处理对DOM组分中蛋白类物质具有选择性。这对于精确的调控污泥预处理后DOM的释放及组成特性具有重要意义,DOM组分直接影响污泥脱水以及污泥厌氧消化过程。例如,LIU等[6]发现,预处理后释放的DOM中低分子量(104~105 Da)的蛋白质类物质直接影响污泥的脱水性能。XIAO等[32]亦发现,低分子量蛋白质(< 20 kDa)影响污泥脱水性能的关键参数。DOM作为微生物的直接碳源和能源,在厌氧消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厌氧消化中,蛋白质物质优先被降解[3]。其中,色氨酸和络氨酸类蛋白质是脂肪酸的重要底物[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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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Ⅱ)、活性炭和两者联合活化PDS预处理剩余污泥能够有效地促进污泥中有机物溶出;但在不同活化方式下,溶解性有机物的释放速率不同,担负活性炭活化PDS过程溶解性有机物的释放较慢但稳定。
2) Fe(Ⅱ)和活性炭共同活化PDS时,其促进污泥溶解性有机物释放作用较低。其主要原因是:活性炭进一步加强了Fe(Ⅱ)在均相体系下,短时间内形成的过量
SO−4⋅ 与释放的溶解性有机物发生氧化分解反应。3)活化过硫酸盐产生的自由基反应可对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组分选择性地氧化分解,且主要与具有荧光基团的蛋白质类物质和芳香类物质反应,而不氧化分解糖类有机物。
铁(II)-炭活化过硫酸盐对剩余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释放的影响
Influence on DOM release from sewage sludge by Fe(II)-AC activating persulf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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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预处理调控污泥溶解性有机物(DOM)的释放及其组分特性,对提升污泥后续厌氧消化、脱水等处理效率至关重要。为此,以Fe(Ⅱ)和活性炭活化过硫酸盐(PDS)预处理污泥,研究了不同活化PDS氧化路径下污泥DOM的释放特性及组分变化特征。结果表明,Fe(II)活化在PDS投加量为2.7 mmol∙g−1时,TOC释放增量降低到10 mg∙L−1;Fe(Ⅱ)+AC活化在PDS投加量为1.6 mmol∙g−1时,TOC的释放增量降低至10 mg∙L−1;而在活性炭活化下,TOC的释放量随PDS投加量的增加呈线性增加。在活性炭活化下,污泥DOM的释放较缓慢但稳定,而在Fe(Ⅱ)活化下DOM释放速率快;同时,被活化的过硫酸盐很容易对DOM中具有荧光基团的蛋白质类物质和芳香类物质氧化分解,但糖类有机物不被氧化。通过Fe(Ⅱ)和活性炭的组合和对投加量的控制,可以选择性地调控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的释放速率和有机组成。本研究结果可为强化污泥厌氧消化和污泥深度脱水而选择性地调控污泥预处理过程提供参考。Abstract: Control of the release and components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 in sludge by pretreatmen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bsequent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sludge dewatering. Therefore, Fe(Ⅱ) and activated carbon (AC) activating persulfate (PDS) were used to pretreat sludge, thus to investigate the release and changes of organic components of DOM from sludge under different PDS oxidation pathways.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dosage of PDS in Fe(Ⅱ) activation was 2.7 mmol∙g−1, the increment of TOC release decreased to 10 mg∙L−1. While the activated carbon activation increased the TOC release linear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DS dosage. The release of DOM from sludge under AC activation was slow but stable, and the release rate of DOM under Fe(Ⅱ) activation was very fast. In the meantime, protein and aromatic substances within fluorescent groups in DOM were easily oxidized and decomposed by the activated persulfate, but carbohydrates could not be oxidized. Therefor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Fe(Ⅱ) and AC and its dosage, the release rate and organic composition of DOM from sludge could be selectively adjust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electively regulating the sludge pretreatment process for strengthening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deep dewatering of sl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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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persulfate /
- sludge pretreatment /
-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
- advanced oxidation /
- Fe(Ⅱ)-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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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提金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氰化废水,并且为了保证后续浸出效果,在碱浸过程中需要脱药。经脱药后,原精矿粉中的黄药、乙硫氮、浮选油等药剂被脱出,使水中COD升高。这类废水中氰化物主要以金属氰络合物以及SCN−的形式存在,溶液中的有机物的含量大,且难处理。现有的酸化法[1]、化学沉淀法[2]、生物氧化法[3-4]、溶剂萃取法[5-6]等由于普遍存在环境污染大、成本高、过程难控制、处理不达标等问题,难以大规模推广应用。因此,探索一条对环境污染较小、成本低、过程控制简单、高效的处理工艺对我国黄金产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电解氧化法具有处理效果好、环境污染小等特点,常被用于处理电镀废水[7]、焦化废水[8-9]以及印染废水[10]等。电解过程中阳极反应产生的过氧化氢[11]、羟基自由基[12]、活性氯(Cl2、ClO−、HClO)[13-14]等的氧化作用是污染物去除的主要原因。NIDHEESH等[14]采用石墨作阳极对工业废水进行电化学氧化法处理,额外添加氯化钠可显著提高COD和色度的去除率,强调了Cl−在间接氧化过程中的重要性。GAO等[15]以不锈钢圆柱为阴极,多孔石墨为阳极电解处理氰化废水,发现NaCl的加入可以促进氰化物在阳极表面的氧化及Ag+的阴极回收,相比未加入NaCl之前,当添加2.9 g·L−1 NaCl,电解3.0 h下氰化物的去除率从57.5%提升至大于99%,Ag+去除率达到≥ 95.0%的时间从2.5 h降至1.0 h,实现了氰化物的去除的同时回收废水中的有价元素。LI[16]等采用电解氧化法对垃圾渗滤液中难降解污染物进行去除,以Ti/RuO2-IrO2为阳极,Al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0.1 A·cm−2,pH为6.37,Cl−质量浓度为6.5 g·L−1的条件下电解150 min,COD和NH3-N去除率分别为83.7%和100%,通过GC-MS分析表明,在电解过程中有机物的种类和质量百分比明显下降,有机物的去除主要依靠溶液中的Cl−在阳极生成氯化物衍生物种(HClO、ClO−等)对其进行氧化去除。FAJARDO [17]等采用Ti/RuO2阳极电化学氧化工艺处理含酚废水,总酚和COD的初始质量浓度为323 m g·L−1和1 118 mg·L−1,当NaCl质量浓度为10 g·L−1,电流密度为119 mA·cm2,初始pH为3.4,电解3.0 h后总酚和COD的去除率可以达到100%,但处理后的废水中仍剩有大量Cl−。电解氧化法对氰化物与有机物的处理效果显著,其中Cl−的引入对污染物的降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额外的电解质如氯盐的加入会提升废水的处理成本,还会引入Cl−等新的成分,同时现有研究基本都停留在对低浓度、成分单一以及模拟溶液的研究阶段,而实际工业混合废水中成分复杂、污染物浓度高,需要综合考量其废水特性,以选择最优的处理方案。
本文以某黄金冶炼厂选冶混合废水为研究对象,废水中含大量Cl−,可为直接电解氧化处理奠定基础,无需加入其他电解质,大大节约处理成本。因此,本研究利用电解氧化法对该金矿废水中高浓度氰化物及有机物处理效果的影响以及过程机理进行了研究,重点考察了电压、电解时间等对氰化物与有机物的去除影响,分析了可能的降解机理,以期为此类金矿废水中氰化物与有机物的综合治理提供新的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原料
实验水样为某黄金冶炼厂选冶混合废水,水质特征如表1所示。该废水在工厂生产运行期间需要不断循环利用,氰化物与有机物不断富集,导致氰化物(CNT)、Cu、COD、SCN−等浓度较高,分别为1 700.00、2 600.00、33 275.00、22 571.45 mg·L−1,同时还富集了高达3 130.00 mg·L−1的氯离子,这对于电化学处理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该废水在工厂内已经过酸化法预处理,原水pH为6.0,Zn和Fe含量很低,仅为0.30 mg·L−1和1.23 mg·L−1,且未检测到游离氰(CN−)的存在,因此,实验过程不用考虑。
表 1 处理前后选冶废水中有机物列表Table 1. List of organic compounds in selection and smelting wastewater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编号 有机物名称 原水 处理后水样 峰面积 百分比/% 峰面积 百分比/% 1 氨基甲酸乙酯 1.23×108 0.21 8.53×107 1.63 2 N,N-二乙基甲酰胺 3.69×108 0.62 8.58×107 1.64 3 氨基甲酸丙酯 1.28×109 2.14 1.46×108 2.78 4 氨基甲酸丁酯 1.42×109 2.37 1.48×108 2.83 5 1-辛醇 9.38×108 1.57 — — 6 2,2,4-三甲基-1,3-戊二醇 — — 5.50×108 10.48 7 异丁酸己酯 — — 5.04×108 9.62 8 2,4-二甲基-2,3-戊二醇 1.04×1010 17.30 — — 9 5-乙基-1,3-二恶烷-5-甲醇 3.36×109 5.61 3.94×108 7.51 10 2-乙基-1,3-己二醇 — — 1.63×109 31.05 11 2-甲基丁酸戊酯 1.55×1010 25.80 — — 12 3-异硫代氰酰丙酸乙酯 2.63×109 4.39 1.02×108 1.94 13 2,4-二叔丁基苯酚 2.59×108 0.43 2.59×108 5.02 14 4,4-二甲基-2-环己烯-1-醇 7.99×109 13.35 — — 15 2,7-二甲基-1-辛醇 6.73×109 11.24 7.21×107 1.37 16 3-十五烷酮 1.43×109 2.38 — — 17 2-甲基-2-丙烯-1-基(2E)-2-丁烯二酸异丁酯 2.47×109 4.13 — — 18 2,3-二丁基环氧乙烷 1.81×109 3.01 — — 19 双 (2-丙基戊基) 邻苯二甲酸酯 3.94×108 0.66 1.79×108 3.41 注:“—”表示未检出。 1.2 实验装置
以2块石墨板作阳极一块钛合金板作阴极组成两阳一阴三电极体系,尺寸均为50 mm×30 mm×2 mm。采用LP305DE型稳压电源控制电压,采用CJJ78-1型磁力搅拌器进行搅拌,实验装置图见文献[18]。
1.3 实验方法
室温下准确量取100 mL废水置于电解槽中,用NaOH、H2SO4调节pH,电解过程中使用磁力搅拌器进行搅拌,一定时间后进行取样过滤,将滤液进行分析测定CNT、COD、Cu、Fe、SCN−、Zn和Cl−等含量,沉淀经去离子水洗至中性,在60 ℃下烘干后分析。
1.4 分析方法
废水中Cu、Zn等金属离子采用火焰原子吸收法(GB 7475-87、GB11911-89)测定;CNT采用《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HJ484-2009)中的硝酸银滴定法测定;Cl−采用《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GB 11896-89)测定;COD采用《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HJ828-2017)测定,其中加入硫酸汞溶液来消除氯离子的干扰;SCN−采用7200型分光光度计进行测定;ClO−和Cl2含量采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法进行滴定。采用X'Pert PRO MPD型X射线衍射仪对电解后生成沉淀物的组成进行分析,阴极板的元素组成及形貌采用Zeiss Sigma 30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分析,溶液中有机物组成采用PY-3030D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进行分析。去除率η按式(1)进行计算。
η=C0−CtC0×100% (1) 式中:C0为废水中氰化物、铜、铁、锌初始质量浓度与初始COD,mg·L−1;Ct为氧化处理后废水中氰化物、铜、铁、锌、SCN−的质量浓度与COD,mg·L−1。
2. 结果与讨论
2.1 外加电压的影响
在温度为室温、极板间距为1.5 cm,外加电压分别为3.0、3.5、4、4.5、5 V的条件下电解3 h,污染物去除率及废水温度的变化结果如图1所示。随着外加电压的增大,Cu、CNT、SCN−与COD的去除率逐渐增大,在3.5 V时Cu、CNT去除率达到最大值96.2%、98.5%。由于溶液中COD、SCN−的浓度较高,去除时所需的氧化剂量更高,因此,COD和SCN−在外加电压为4.5 V时去除率才达到90%以上,随后电压的增加对去除率影响不明显。废水中存在Cl−,析氯与析氧标准电位分别为1.36 V和0.40 V[15],因此,当电压大于3.0 V时,阳极以析氯反应为主。Cl−在阳极生成Cl2、HClO、ClO−等活性氯物种(式(2)~式(4)),电压越大越有利于活性氯的生成[19],形成的HClO、ClO−等强氧化性物质将氰化物、有机物等污染物氧化,实际上这与含氰废水常用的处理方法碱性氯化法类似。同时部分金属氰络合物及释放出来的金属阳离子会被还原为锌、铜等金属单质沉积在阴极上从而得以回收[20]。但电压过高时,剧烈的电极反应可能会导致温度升高(图1(b)),从而导致能耗增大,而温度的升高也会影响反应速率等,综合考虑选取最优外加电压为4.5 V。
2Cl−−2e−→Cl2(aq)E0=1.36V (2) Cl−+2OH−−2e−→ClO−+H2OE0=0.89V (3) Cl2+H2O⇌HClO+Cl−+H+ (4) 2.2 电解时间的影响
在外加电压为4.5 V,电解时间分别为1、2、3、4、5 h条件下,污染物去除率及废水中Cl−与活性氯质量浓度的变化结果如图2所示。随着电解反应的进行,Cu、CNT、SCN−、COD的去除率逐渐升高,在3 h时达到最高,分别为96.2%、98.5%、99.9%、90.6%,之后不再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反应初期,在电场作用下离子快速移动,在阳极不断生成的HClO、ClO−等可对有机物和氰化物进行氧化降解;随着反应的进行,溶液中各离子浓度降低,反应强度降低,各离子去除率的增幅开始减小。由于反应过程包含一系列的氧化还原反应,电解时间过短会造成反应过程不充分、离子接触时间过短,因此,足够的反应时间是污染物降解的重要保障。但电解时间过长会导致能耗的增加,因此,确定最佳电解时间为3 h。
在电解过程中Cl−与活性氯浓度的变化结果如图2(b)所示。可以发现,随着反应的进行,Cl−逐渐减少,活性氯浓度则逐渐升高。这是因为Cl−在阳极被氧化为活性氯,导致Cl−大量消耗。而活性氯会参与氰化物和有机物的氧化降解,随着电解的进行,废水中污染物含量逐渐降低,参与污染物氧化反应的活性氯也随之减少,导致溶液中残留的活性氯含量开始逐渐增加[21]。
2.3 初始pH的影响
在初始pH为5、6、7、8、9条件下电解3 h,污染物去除率、活性氯分布及废水pH的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体系初始pH的变化对Cu、CNT、SCN−的去除率影响并不明显,但COD去除率随pH的增大先升高后降低,pH为7时达到最大值96%。在pH为5~9的条件下,电解产生的Cl2发生水解(式(4)),产生的HClO是一种弱酸,在水溶液中分解(式(5))[22],。但酸性条件不利于Cl2的水解反应[23],导致Cl2转化为HClO和ClO−的比率降低,同时pH还会影响HClO和ClO−在废水中的平衡,从而影响对污染物的降解。采用Visual MINTEQ软件对25 ℃、Cl−质量浓度为3 130.00 mg·L−1时,溶液中活性氯在不同pH条件下的分布平衡曲线进行模拟如图3(b)所示。可知在pH< 7.5时,主要以HClO的形式存在,当pH<5.0时,ClO−相较HClO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当pH大于7.5时,HClO还会与ClO−发生反应转换为ClO3−(式(6)),ClO3−的氧化性较弱[17],导致COD去除率下降。此外,生成的ClO3−会与溶液中的钠离子反应产生氯酸钠(NaClO3),氯酸钠可作为COD的掩蔽剂[24],这对COD的测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导致测定结果偏低。因此,综合考虑选择pH为7。
图3(c)反映了在初始pH为7条件下电解过程的pH变化。可知随着电解时间的延长,废水的pH逐渐降低,这是因为Cl−在阳极与OH−反应生成ClO−,如式(3),溶液中生成Cl2还会与H2O反应生成HClO[25](式(4)),此外,SCN−的降解过程也会消耗OH−(式(7)~式(8)),最终导致溶液的pH降低。从图3(c)可知在电解2 h后pH降至5.1,说明在电解时间为0~2 h内,HClO与ClO−均存在于废水中并参与污染物的氧化降解,如式(7)~式(12),但以HClO为主;电解2 h后,废水中几乎只有HClO存在,此时HClO将剩余污染物降解。
HClO⇌ClO−+H+ (5) 2HClO+ClO−+2OH−=ClO−3+2Cl−+2H2O (6) 2SCN−+11HClO+13OH−→2CO2↑+N2↑+11Cl−+12H2O+2SO2−4 (7) 2SCN−+11ClO−+2OH−→2CO2↑+N2↑+11Cl−+H2O+2SO2−4 (8) 2Cu(CN)2−3+7ClO−+2H+→2Cu2++6CNO−+7Cl−+H2O (9) 2Cu(CN)2−3+7HClO→2Cu2++6CNO−+7Cl−+H2O+5H+ (10) 2CNO−+3HClO→N2↑+2CO2↑+3Cl−+H2O+H+ (11) 2CNO−+3ClO−+2H+→N2↑+2CO2↑+3Cl−+H2O (12) 2.4 极板间距的影响
取pH为7,在极板间距为0.5、1.0、1.5、2.0 cm的条件下电解3 h,结果如图4所示。随着极板间距的增大,Cu、CNT、SCN−、COD的去除率先增加后减少,在极板间距达到1.5 cm时各离子的去除率达到最大,分别为99.2%、99.6%、99.9%、96.0%。当极板间距过小时,极板间的电压差越大,易形成瞬时的强电流,从而造成短路现象[18]。极板间距越大,溶液体系中电子传递距离和阻力越大,溶液中各离子扩散距离长、速率慢,并且极板间距越大,电阻越大,电流效率越低,活性氯产量降低,从而影响到氰化物和有机物的去除率。因此,选择最佳极板间距为1.5 cm。
2.5 最佳条件平行实验
在室温,电压4.5 V,pH=7,极板间距1.5 cm,电解时间3 h条件下进行3组平行实验,CNT、Cu、COD及SC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9.58%、99.22%、95.93%、99.99%。实验结果稳定,说明采用电解氧化法处理黄金冶炼厂选冶混合废水中的氰化物与有机物是有效可行的。
2.6 电解氧化过程分析
1)SEM-EDS分析。在最佳条件下电解后阴极板的SEM-EDS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阴极板表面的析出物主要是铜,少量锌在阴极板上分布。废水中部分金属氰络合离子在阳极被氧化,释放出的Cu2+、Zn2+在电场作用下定向迁移至阴极表面析出铜和锌单质,反应如式(13)~式(14)。
Cu2++2e−→CuE0=0.34V (13) Zn2++2e−→ZnE0=−0.763V (14) 2)沉淀物分析。最佳条件下电解后溶液中沉淀物的XRD图谱分析如图6所示。样品的XRD图谱中显示出典型的CuSCN衍射峰(PDF#29-0581)。在电解过程中,阳极附近OH−参与反应而被消耗,导致H+浓度局部增大,使得一部分迁移富集在阳极板周围的Cu(CN)32-、SCN−之间发生沉淀反应,生成CuSCN沉淀[26],反应如式(15)。将电解在最佳条件下生成的沉淀物进行过滤,水洗至中性,在60 ℃下烘干,之后取出进行称量得到0.18 g的CuSCN,说明废水中有36.17% Cu、3.81% SCN−是通过生成CuSCN沉淀形式而除去,剩余的Cu沉积于阴极极板上,SCN−则被HClO、ClO−氧化为N2、CO2和SO42−,反应如式(7)~(8)。
Cu(CN)2−3+SCN−+3H+→CuSCN↓+3HCN (15) 3)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电解处理前后的水样的GC-MS谱图如图7所示。原水中含近26种有机污染物,经电解氧化处理后,其残留有机物种类虽仍有26种,但其强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降低。这表明电解氧化处理法对选冶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有着较好的处理效果。
利用质谱分析,对一些主要且吻合度超过80%的有机组分的峰进行积分,将其与数据库中的标准物质进行匹配,得到特征污染物及其相关参数见表1。可见,未经处理的选冶废水所含有机物大部分为结构极其复杂的有机大分子化合物,而处理后其有机物污染物大部分为结构较为简单的短链类有机小分子化合物。此外处理后废水中出现了新的组分,这可能是电解过程中大部分有机物被HClO、ClO−等氧化为H2O、CO2、N2及其他一些小分子物质[27-29],但随着电解时间的延长,在3 h之后溶液中的活性氯的生成量趋于平缓,而生成的HClO、ClO−等强氧化性物质不足以将剩余的有机物完全氧化降解,而是将其转化成小分子有机物。此外,表2中有机物基本按照其出峰时间进行排列,可大致看出其规律性,结构较简单且分子质量偏小的物质出峰时间靠前,反之,结构复杂且分子质量大的则出峰时间靠后。出峰时间靠后的有机物中大部分存在于选冶废水中,而处理后水样未检出该有机物,也可定性反映出反应过程中的一些有机大分子被降解。
表 2 处理前后选冶废水中有机组分变化Table 2. Changes of organic components in selection and smelting wastewater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有机物类别 处理前溶液产物分布 处理后溶液产物分布 峰面积 峰面积占比/% 峰面积 峰面积占比/% 醇类 2.94×109 51.54 2.64×108 63.58 酯类 2.38×109 41.70 1.16×108 28.01 酚类 2.59×107 0.45 2.59×107 6.33 酰胺类 3.70×107 0.65 8.58×106 2.07 烷烃类 1.80×108 3.16 0 0 酮类 1.43×108 2.50 0 0 依照物质结构和所含官能团等可将表1中的有机物大致分为6类,结果见表2。可见,选冶废水中主要含有醇类、酯类、酰胺类、酮类和长链碳氢化合物等,但氯代有机物较少。一方面,可能是该类有机物分子量较大,沸点较高;另一方面,该类有机物浓度低,富集未达到检出下限[16]。选冶废水中酯类、烷烃类和酮类等物质占比明显减少而醇类等物质有所上升,说明C=C键、酯基、羰基等化学键被氧化断链,酯类、酮类等大分子被分解成简单的短链类有机小分子化合物,且烷烃类和酮类物质在处理后水样中未检出,说明反应中该类有机物被分解为小分子物质后继续被HClO、ClO−氧化为H2O、CO2、N2,从而被彻底去除。此外,处理前后酚类物质的峰面积未发生变化,这可能因为选冶废水中还存在一些难降解有机物如2,4-二叔丁基苯酚,其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很难断裂[30-31],从而导致电解后该部分有机污染物仍未被完全氧化降解,还需进一步深入处理。
图8简要描述了电解过程中氰化物及有机物的降解路径。在电解过程中,废水中的Cl−会在阳极生成大量活性氯,其中强氧化性的HClO、ClO−等将废水中的氰化物氧化降解,氧化破络释放出的Cu2+、Zn2+在电场作用下定向迁移至阴极表面进而析出铜和锌单质;同时一部分迁移富集在阳极板周围的Cu(CN)32-、SCN−之间发生沉淀反应,形成CuSCN沉淀而被除去。废水中的有机物如酯类、酮类、烷烃类等大分子的C=C键、酯基、羰基等化学键被HClO、ClO−等氧化断链成小分子,之后又将这些小分子物质氧化为H2O、CO2和N2。
3. 结论
1)采用电解氧化法处理黄金冶炼厂选冶混合废水中的氰化物和有机物的思路是可行的。以石墨板为阳极,钛合金板为阴极,当电压为4.5 V、pH为7、电解时间为3 h、极板间距为1.5 cm的条件下,CNT、COD、SCN−及Cu的去除率分别可达到99.6%、96.0%、99.9%、99.2%。
2)选冶废水中的Cl−对污染物的降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电解过程中体系pH逐渐降低,电场作用下定向迁移至阳极附近的污染物的去除主要归因于HClO及ClO−的间接氧化作用,在电解时间为0-2 h内,体系pH大于5.0,此阶段污染物以HClO的氧化为主,ClO−的氧化为辅,而电解大于2 h后,此时体系pH小于5.0污染物的降解则归因于HClO的氧化。
3)在电解过程中生成的HClO、ClO−等将迁移至阳极附近的氰化物氧化为N2和CO2,将醇类、酯类、烷烃类等有机物先氧化为小分子物质,之后又将这些小分子物质氧化为H2O、CO2和N2。部分Cu(CN)32-与SCN−迁移富集在阳极板周围,形成CuSCN沉淀。废水中的部分金属氰络合离子在阳极被氧化释放出的金属阳离子会被还原为锌、铜等金属单质沉积在阴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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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剩余污泥的基本特性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xcess sludge
pH 电导率/(μS∙cm−1) TCOD/( mg∙L−1) SCOD/( mg∙L−1) TOC/( mg∙L−1) TSS/(g∙L−1) VSS/(g∙L−1) TS/% VS/% 含水率/% 6.93 1,002 544 49 29 30.22±0.1 20.3±0.1 3.14±0.03 2.09±0.02 96.86±0.03 表 2 活性炭的孔径特征
Table 2. Pore siz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ated carbon
BET比表面积/(m2∙g−1) 微孔内比表面积/(m2∙g−1) 外比表面积/(m2∙g−1) 总孔容/(cm3∙g−1) 微孔孔容/(cm3∙g−1) 平均孔径/nm 1 438.82 790.49 647.33 0.73 0.32 2.70 表 3 实验设计
Table 3. Design of experiments
实验组 污泥 PDS投加量/(mmol∙g−1) AC投加量/(g∙L−1) Fe(Ⅱ)投加量/( mmol∙g−1) A 原泥 0 0 0 B 原泥 2 10.97 0.6 C 原泥 2 10.97 0.9 D 原泥 2 10.97 1.2 E 原泥 2 10.97 1.5 F 原泥 2 10.97 1.8 G 原泥 2 10.97 2.1 表 4 Fe(Ⅱ)-炭活化PDS预处理污泥TOC质量浓度(CTOC)与PDS投加量(x)关系
Tabl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TOC mass concentration (CTOC) of Fe(Ⅱ)-carbon activated PDS pretreatment sludge and PDS dosage (x)
实验组 拟合方程 R2 PDS CTOC = 33.3+126.29×(1-exp(-(x -0.04)/1.43)) 0.981 Fe(II)活化PDS CTOC = 39.4+126.29×(1-exp(-(x -0.04)/1.31)) 0.988 AC活化PDS CTOC = 38.25+95.33x 0.994 Fe(II)+AC活化PDS CTOC = 40.3+128.67×(1-exp(-(x +0.02)/0.69)) 0.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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