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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氧颗粒污泥负载纳米二氧化钛强化磺胺嘧啶降解的机制及性能

闫若凡, 陈经纬, 王允坤, 王新华. 好氧颗粒污泥负载纳米二氧化钛强化磺胺嘧啶降解的机制及性能[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8): 2588-2597. doi: 10.12030/j.cjee.202103206
引用本文: 闫若凡, 陈经纬, 王允坤, 王新华. 好氧颗粒污泥负载纳米二氧化钛强化磺胺嘧啶降解的机制及性能[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8): 2588-2597. doi: 10.12030/j.cjee.202103206
YAN Ruofan, CHEN Jingwei, WANG Yunkun, WANG Xinhua. Mechanisms and performance of enhanced sulfadiazine degradation by nano TiO2-loaded aerobic granular sludge[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8): 2588-2597. doi: 10.12030/j.cjee.202103206
Citation: YAN Ruofan, CHEN Jingwei, WANG Yunkun, WANG Xinhua. Mechanisms and performance of enhanced sulfadiazine degradation by nano TiO2-loaded aerobic granular sludge[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8): 2588-2597. doi: 10.12030/j.cjee.202103206

好氧颗粒污泥负载纳米二氧化钛强化磺胺嘧啶降解的机制及性能

    作者简介: 闫若凡(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抗生素的降解。E-mail:yanruofan@mail.sdu.edu.cn
    通讯作者: 王新华(198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技术。E-mail:xinhuawang@sdu.edu.cn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51778344,51878389,22076101);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资助项目(ZR2020JQ24);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8JC013)
  • 中图分类号: X703.1

Mechanisms and performance of enhanced sulfadiazine degradation by nano TiO2-loaded aerobic granular sludge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Xinhua, xinhuawang@sdu.edu.cn
  • 摘要: 抗生素在传统污水处理厂的去除效果有限,基于此,制备了一种将纳米二氧化钛(TiO2)吸附在好氧颗粒污泥上的生物纳米材料,该材料可以在不影响其他污染物去除性能的情况下提高废水中磺胺嘧啶(SDZ)类抗生素的降解,并强化中间产物的进一步转化。结果表明,AGS对TiO2的吸附满足伪二级吸附动力学,得到的生物纳米材料结构稳定;在TiO2为20 mg·L−1时吸附速率最快、对污泥内细胞和胞外聚合物影响较小;用该材料降解含SDZ的模拟废水时,紫外光照会促进生物纳米材料中异养菌的活性,提高耗氧有机污染物、SDZ及其中间产物对氨基苯磺酸的去除率,10 h内SDZ平均降解速率可达0.97 mg·(L·h)−1。以上获得的新型生物纳米材料可为抗生素废水的处理提供新的技术选择。
  • 土壤和地下水中铬污染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铬污染主要来源于铬盐生产、电镀、制革等工业废水及固体废弃物的排放[1]。历史上,我国曾有大量露天堆积的铬渣,虽然经整治与处理后大部分铬渣已得到安全处置[2],但铬渣堆场附近仍存在大面积受Cr(Ⅵ)污染土壤[3]。这些受Cr(Ⅵ)污染的土壤,由于淋溶作用,极易溶出Cr(Ⅵ),导致场地周围地下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Cr(Ⅵ)潜在污染的威胁[4-6]。因此,开展土壤-地下水Cr(Ⅵ)污染修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自然条件下,铬在土壤-地下水中主要以Cr(Ⅲ)和Cr(Ⅵ) 2种氧化状态存在[7]。其中,Cr(Ⅲ)在pH=6~12时,由于能够形成稳定的氢氧化物沉淀析出[8],导致其迁移性大大降低;同时Cr(Ⅲ)毒性较低,故仅在很高浓度条件下才表现出生物毒性[9]。与此相反,Cr(Ⅵ)具有致癌性,因易溶于水,故在地下水中具有很强的迁移性[10, 11]。因此,对受Cr(Ⅵ)污染的地下水常采用原位还原固定化技术,通过向地下含水层中注入还原剂将Cr(Ⅵ)还原固定为Cr(Ⅲ)降低其迁移性和毒性,从而实现修复的目的。

    常用的Cr(Ⅵ)原位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可渗透反应墙(PRB)、生物修复、电动修复和原位氧化还原控制墙技术(in situ redox manipulation, ISRM)等。传统的PRB技术通过在污染源下游地下含水层中开挖沟槽、回填活性反应材料以实现修复目的。但实际应用中该技术一般用于受污染的浅层地下水,不适于深部地下水的修复。ISRM技术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类新型的原位还原技术。该技术通过注入井向地下污染区域注入还原剂以建立还原性环境,从而实现污染物的还原修复[12-15]。与PRB技术相比,ISRM对较深含水层的污染修复具有明显的优势。

    地下水修复中常用的还原剂包括硫类化合物、铁基及有机类还原剂[16]。其中硫基还原剂因具有优异的反应活性,在地下水Cr(Ⅵ)还原固定化修复中受到广泛的关注。采用ISRM技术修复受Cr(Ⅵ)污染地下水中研究最多的2种硫化物为连二亚硫酸钠和多硫化物。虽然连二亚硫酸钠具有很强的还原能力,但由于其在中性水溶液中不稳定,在实际修复中需要外加碱性物质(如碳酸钾/碳酸氢钾缓冲)[14],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有研究表明,多硫化物(Sx2-)性能稳定、还原能力强,可以在多孔介质中形成相对持久的还原性区域,是EPA推荐的修复试剂,近年来,在地下水修复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2,17]。连二亚硫酸钠与多硫化物的修复机理类似。以ISRM中采用多硫化物还原固定化Cr(Ⅵ)为例,通过注入井向含水层注入的多硫化物首先还原孔隙水中的Cr(Ⅵ)使其以三价铬的形式固定下来;而剩余的多硫化物能进一步与含水层中含铁矿物中的Fe(Ⅲ)反应生成Fe(Ⅱ)。SHI等[18]的研究表明,多硫化物可以与纤铁矿反应生成含二价铁的次生还原性产物;所产生的Fe(Ⅱ)以固相和强吸附态形态为主,而溶解态的相对较少。这也解释了多硫化物具有在受污染含水层中建立持久还原性区域能力的原因,使其在地下水还原修复中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13,19]

    现场实验结果也表明,多硫化物对受铬污染土壤地下水的修复具有优异的效果[1,20-23]。一项有关采用多硫化钙对英国格拉斯哥某受铬渣污染地下水进行的中试研究结果表明:在所选用的3种修复方法中,以直接向含水层注入多硫化钙的方案效果最佳,可以将Cr(Ⅵ)浓度从800 μg·L−1降至30 μg·L−1。MESSER等[17]对美国亚利桑那某电镀污染现场的中试结果表明,经多硫化物处理,可使包气带土壤和孔隙水中Cr(Ⅵ)分别从处理前的2 190 mg·kg−1和3 600 mg·L−1降至10%以下,而含水层中的Cr(Ⅵ)迅速由240 mg·L−1降至1 mg·L−1。进一步的检测表明,多硫化物在含水层中所形成的还原性区域能维持数月,对地下水中Cr(Ⅵ)污染具有长期修复的潜力。

    由于褐土和红壤是我国2种重要的土壤类型,其分别在河南省和云南省有广泛的分布,而且在两省均曾有铬渣的堆放,因此,本研究选择褐土和红壤为研究对象,在室内通过土壤柱实验模拟研究了采用ISRM技术还原固定化修复受Cr(Ⅵ)污染的土壤-地下水的过程,考察了多硫化物对土壤样品的硫化处理及硫化后对Cr(Ⅵ)的还原能力,以及还原Cr(Ⅵ)柱实验过程中多硫化物的电子利用效率等。在柱实验过程中,同时对出水pH、氧化还原电位进行实时监测,以考察柱体内是否有效地建立了还原区域。研究结果可对以多硫化物为还原剂采用ISRM技术现场修复Cr(Ⅵ)污染的土壤-地下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将0.1 mol·L−1硫化钠溶液与等摩尔数的单质硫加入500 mL血清瓶中,转移至恒温振荡箱中,在65 ℃和100 r·min−1条件下振荡16 h[24-25]。多硫化物和硫化钠浓度采用碘量法[26]测定。

    实验所用的红壤和褐土样品分别采自云南和河南。样品采集使用棋盘法,首先在采样现场选取7~10个采样点,在地表下10~30 cm的土层,每个采样点取2~3 kg样品。采集的土壤样品在实验室通风阴凉处风干并剔除土壤中杂质,用木锤敲打风干的大块样品,压碎并混匀后研磨过2 mm尼龙筛,筛下物样品用于土柱实验。

    图1(a)为所搭建的实验室土壤柱实验装置。柱实验过程中采用自下而上的入水方式。实验中所有溶液均采用经氮气吹脱的Milli-Q超纯水(18.2 MΩ)配制,以保证整个实验过程在厌氧条件下进行。

    图 1  土壤柱实验装置与土柱结构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column experiment setup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oil-packed column

    土柱装填采用干堆法[27-28]。在装填过程中,每次加入等量的样品,用橡胶锤轻轻击打柱体并均匀压实,以免颗粒间产生明显缝隙,从而使实验中所使用柱子性质基本保持一致。在实验运行过程中,若土壤的黏性较大可能会导致柱内土壤无法均匀润湿、柱压过高,从而造成土柱中的优先流或柱子堵塞等现象。此时可在土壤中掺杂质量比1∶1的石英砂(0.1~0.4 mm)[29],以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图1(b)为按上述方法所装填好的土柱,土柱内径和装填高度分别为2.5 cm和20 cm。装填好的红壤柱和褐土柱的孔隙率分别为0.50和0.49,所装填土壤质量分别为130.3 g和136.3 g。

    土壤柱实验包括土柱预处理、土柱硫化以及硫化土柱对Cr(Ⅵ) 还原固定化3个过程。在土柱预处理中,向柱体通入模拟地下水以充分润湿土壤并使孔隙饱和。实验中所用模拟地下水组成[30]为10 mmol·L−1 Na+、0.8 mmol·L−1 Ca2+、6.6 mmol·L−1 Cl、3 mmol·L−1 HCO3、1 mmol·L−1 SO24

    在土壤硫化过程中,向上述经水饱和的土柱以1.15 mL·min−1流速通入初始浓度为50 mmol·L−1多硫化物,并在设定时间内对出水口处溶液的pH、氧化还原电位和多硫化物浓度进行测定。当多硫化物浓度接近50 mmol·L−1时,停止通入含多硫化物的地下水。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向硫化后土柱以同样流速通入含有10 mg·L−1 Cr(Ⅵ)的模拟地下水,以观测硫化土柱对Cr(Ⅵ)的持续还原能力。在实验中,在既定时间取出水口处样品记录溶液的pH和氧化还原电位,同时分析多硫化物和Cr(Ⅵ)的浓度。基于我国地下水分类标准(GB/T 14848-2017),针对Cr(Ⅵ)这一指标,Ⅳ类和Ⅴ类的界限为0.1 mg·L−1,本实验将出水中Cr (Ⅵ)的浓度达0.1 mg·L−1时定义为穿透点,达到穿透点后,继续通入Cr(Ⅵ) 模拟地下水,当出水浓度接近10 mg·L−1时,停止柱实验。

    土壤柱实验过程中多硫化物浓度的测定采用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31],Cr(Ⅵ)浓度的测定采用《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GB/T 7467-1987),pH的测定使用pH电极(InLab Expert Go-ISM, METTLER TOLEDO),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使用氧化还原电极(ORION 9678BNWP, Thermo)。

    图2(a)图2(b)分别为红壤和褐土柱子在多硫化物硫化处理过程中,出水溶液的pH、氧化还原电位以及多硫化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实验中所观察到的红壤和褐土柱硫化现象类似。

    图 2  出水溶液的pH、氧化还原电位及S2x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2.  Changes of pH, oxidation-reduction potential and S2x concentrations in outlet solutions with time

    在2种土柱硫化过程中均观察到出水和柱体颜色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对于红壤实验,当向红壤柱中通入约1~2个PV多硫化物后,出水溶液开始呈现乳白色,这可能是由于单质硫的析出所造成的。之后出水颜色逐渐加深,并最终呈深墨绿色,而柱内的土壤由初始的红色自下而上渐渐呈现出深墨绿色。在褐土柱硫化过程中,颜色随时间的变化与红壤柱变化规律类似,出水溶液的颜色逐渐加深并最终变为草绿色;土柱内土壤从初始的棕褐色由下至上最终全部变为绿色。2种土柱及其出水颜色随时间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土壤中含铁物质与多硫化物反应,生成了亚铁以及硫铁化合物所造成[12,18,32-33]

    在红壤柱和褐土柱的硫化过程中也观察到了出水多硫化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图2(a)图2(b))。在红壤柱硫化过程中,在最初2 h内没有检出多硫化物,随后多硫化物浓度逐渐提高,在12 h时基本达到初始多硫化物入水浓度(50 mmol·L−1)。在褐土柱硫化过程中,多硫化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与红壤柱类似,经过1.5 h后,开始检出多硫化物,并在12 h时达到平衡。

    上述2个土柱的硫化过程中也观察到出水溶液的pH、氧化还原电位随时间的变化。对红壤柱,出水溶液pH变化从初始的5.6逐渐上升,12 h后达到12.7;出水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从初始的152.7 mV降至-582.5 mV。褐土柱出水溶液初始pH为7.3,经12 h硫化后,逐步升高至12.9;溶液氧化还原电位则从初始的136.4 mV逐渐下降至-595.8 mV。2种土壤硫化过程中pH和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是由多硫化物所造成的。多硫化物是强碱性的物质,可导致出水溶液pH升高;同时由于其具有很强的还原特性,从而使得出水溶液氧化还原电位大大降低,并最终在柱体内建立有效的还原性区域。

    图3(a)图3(b) 为红壤和褐土经硫化后还原固定化Cr(Ⅵ)的性能随时间变化的柱实验结果。由图3可知,在还原固定化过程中,柱体颜色、出水溶液的颜色、pH、氧化还原电位以及出水溶液中Cr(Ⅵ)和多硫化物的浓度均随时间发生变化。2种硫化土柱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图 3  出水溶液的pH、氧化还原电位、Cr(VI)浓度及S2x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pH, oxidation-reduction potential, Cr(VI) and S2x concentrations in the outlet solution with time

    当红壤柱和褐土柱还原固定化Cr(Ⅵ)时,柱体与出水液体颜色均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在柱实验过程中,随着对Cr(Ⅵ)的还原固定化,硫化红壤柱的颜色自下而上由深墨绿色逐渐变成红色,而其出水溶液颜色则由深墨绿色逐渐变淡,直至柱体还原能力消失,并最终变为淡黄色。硫化褐土柱在与Cr(Ⅵ)反应过程中,反应初始阶段柱体的颜色为绿色,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其颜色自下而上逐渐变为黄褐色,而反应后出水颜色由初始的草绿色逐渐变为柱实验接近结束时的淡黄色。在2个硫化柱实验中,柱体中的绿色可能缘于硫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亚铁与硫铁化合物。随着还原性物质的反应其颜色逐渐消失。淡黄色的出水接近入水Cr(Ⅵ)的本色。这主要是因为硫化过程中柱体内所产生的还原性物质随着与Cr(Ⅵ)反应,浓度逐渐降低;当还原性物质被彻底消耗后,入水和出水中Cr(Ⅵ)浓度接近,从而使得出水颜色呈淡黄色。

    在硫化红壤柱和褐土柱还原固定化Cr(Ⅵ)的过程中,也观察到了其出水溶液pH和氧化还原电位类似的变化情况(图3(a)图3(b))。对硫化红壤柱,出水溶液初始pH为12.6,之后随反应的进行,pH逐步下降,最终达到8.9;出水溶液氧化还原电位从-574.9 mV逐渐上升至117 mV。硫化褐土柱的出水溶液pH从12.9下降至9.4,氧化还原电位则从-571.9 mV逐渐上升至38.5 mV。柱实验中pH和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是由于多硫化物和Cr(Ⅵ)造成的。多硫化物是强碱性的物质,随着与Cr(Ⅵ)的反应,其浓度逐渐降低,造成了pH和氧化还原电位的上述变化。

    实验中观察到Cr(Ⅵ)浓度随时间发生变化。向硫化红壤柱持续通入含10 mg·L−1Cr(Ⅵ)地下水27 h(约38PV)后,土柱达到穿透点(0.1 mg·L−1)。由于已穿透的土柱仍然具有一定的还原能力,因此,可以进一步还原固定化Cr(Ⅵ),但其还原固定化能力的降低,导致出水中Cr(Ⅵ)的浓度逐渐升高,并最终在155 h (约218PV)时达到平衡。通过积分可得,硫化红壤柱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共去除1.21 mmol Cr(Ⅵ),由于Cr(Ⅵ)被还原固定化为Cr(Ⅲ),即反应过程中需净利用3.63 mmol电子。硫化褐土柱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通入10 mg·L−1 Cr(Ⅵ) 15 h (约22PV)后,土柱达到穿透点。之后该土柱仍能继续还原Cr(Ⅵ),并在反应96 h (约138PV)时丧失还原能力。同样由积分可知,硫化褐土柱在整个反应过程中共去除0.77 mmol Cr(Ⅵ),即2.31 mmol净利用电子量。柱实验中,土柱累积去除Cr(Ⅵ)的量可根据式(1)计算。

    S=12n0i=1[(C0Ci+1)+(C0Ci)]q(ti+1ti) (1)

    式中:Ci为取样时间ti时出水中Cr(Ⅵ)浓度,mg·L−1C0为入水中Cr(Ⅵ)浓度,mg·L−1q为入水流速,取值1.15 mL·min−1n0为取样数据点数。

    在2个硫化土柱还原Cr(Ⅵ)过程中,反应初期在出水中还检测到多硫化物存在。向硫化红壤通入Cr(Ⅵ)溶液,出水中多硫化物的浓度在2 h内由初始的50 mmol·L−1迅速降低到约10 mmol·L−1,并最终在10 h后接近0。对褐土柱来说,出水中多硫化物浓度变化的趋势与上述红壤中观察到的变化趋势类似:多硫化物浓度在经历了2 h快速下降后,并在反应7.5 h后,浓度逐渐接近0。经过硫化的土柱孔隙中仍存在未反应的多硫化物,这些多硫化物在后续通入Cr(Ⅵ)溶液时被取替而流出,因此造成了多硫化物仍出现在出水中。考虑到扣除流出的这部分多硫化物后,是实际消耗的多硫化物,即为硫化土柱所持有的净还原能力,因此,硫化红壤柱所持有的净还原能力相当于7.89 mmol多硫化物。由于S2x在氧化过程中的产物以S0为主,而1 mol S2x在氧化还原反应中能提供2 mol电子,因此,硫化红壤所持有的净还原能力相当于15.78 mmol电子。对褐土柱来讲,柱体所持有的净还原能力相当于4.65 mmol多硫化物或9.3 mmol电子。

    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由多硫化物在柱体内所形成的理论还原能力与还原Cr(Ⅵ)中实际消耗的还原能力存在偏差。如果定义柱实验过程中的电子利用效率为Cr(Ⅵ)还原固定化所需理论电子数与柱体所持有总还原能力对应的电子数之比,基于柱实验还原固定化Cr(Ⅵ)的结果可知,硫化后的红壤和褐土的电子利用效率分别为23.0%和24.8%,相当于去除等当量的Cr(Ⅵ)所需理论还原能力的4.35倍和4.03倍。柱实验与理论值的偏差可能是由于土壤复杂性所造成的。因此,以多硫化物为还原剂,采用ISRM修复技术还原固定化Cr(Ⅵ)时,需要加入过量还原试剂。基于对红壤柱和褐土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柱实验中所用的多硫化物是所需理论值的4~5倍。这一结果对受Cr(Ⅵ)污染的土壤-地下水修复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1)经硫化处理的2种土壤均具有还原固定化Cr(Ⅵ)的能力,但其还原容量不同。在实验条件下,向硫化土柱中通入10 mg·L−1的Cr(Ⅵ)溶液,红壤柱和褐土柱分别在38PV和22PV穿透(基于GB/T 14848-2017,穿透浓度设为0.1 mg·L−1)。2种土柱在穿透后虽然其还原能力降低但仍能持续的还原固定化Cr(Ⅵ),并最终在218PV和138PV左右丧失对Cr(Ⅵ)的还原能力。

    2)多硫化物对红壤和褐土的硫化会使孔隙水的pH和氧化还原电位发生变化。在经硫化处理后,红壤柱和褐土柱的出水pH分别升高至12.7和12.9,而对应的氧化还原电位则逐渐降低至-582.5 mV和-595.8 mV,这表明多硫化物在土壤中已建立有效的还原区域。向2种硫化土柱中通入Cr(Ⅵ)溶液会降低出水的pH,同时伴随氧化还原电位的升高:反应结束时,红壤和褐土系统的pH分别为8.9和9.4,对应的氧化还原电位分别为117 mV和38.5 mV。

    3)经多硫化物硫化后的红壤和褐土在还原Cr(Ⅵ)过程中实际电子利用效率分别为23.0%和24.8%,即实际所需多硫化物的量是理论值的4~5倍。考虑到污染现场地下介质的非均质性和复杂性,在实际Cr(Ⅵ)修复中多硫化物的用量可能会更高。

  • 图 1  不同TiO2初始浓度下AGS的吸附及脱附

    Figure 1.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n AGS at different initial TiO2 concentrations

    图 2  负载20 mg·L−1TiO2后AGS的SEM图

    Figure 2.  SEM images of AGS after loading 20 mg·L−1 TiO2

    图 3  不同质量浓度TiO2对污泥细胞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iO2 on AGS

    图 4  不同TiO2质量浓度对污泥EPS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iO2 on the EPS in AGS

    图 5  不同光照条件下HB及AOB的SOUR

    Figure 5.  Effect of different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on the SOUR of HB and AOB

    图 6  批实验结束时污染物的浓度情况

    Figure 6.  Concentration of pollutants at the end of batch experiments

    图 7  AGS和T-AGS对SDZ吸附、降解及中间产物生成的对比

    Figure 7.  Comparison of adsorption, biodegradation, and intermediate products of SDZ by AGS and T-AGS

    表 1  AGS上纳米TiO2的附动力学方程拟合参数

    Table 1.  Adsorption kinetic fitting parameters for TiO2 on AGS

    TiO2/(mg·L−1)qe,exp/(mg·g−1)伪一级动力学伪二级动力学
    k1/(g·(mg·h)−1)qe,cal/(mg·g−1)R2k2/(g·(mg·h)−1)qe,cal/(mg·g−1)R2
    106.272.825.010.952.076.421.00
    2011.963.955.370.795.6312.011.00
    5033.102.068.180.721.3033.271.00
    10068.381.3317.800.790.3568.821.00
    TiO2/(mg·L−1)qe,exp/(mg·g−1)伪一级动力学伪二级动力学
    k1/(g·(mg·h)−1)qe,cal/(mg·g−1)R2k2/(g·(mg·h)−1)qe,cal/(mg·g−1)R2
    106.272.825.010.952.076.421.00
    2011.963.955.370.795.6312.011.00
    5033.102.068.180.721.3033.2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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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1-03-30
  • 录用日期:  2021-05-21
  • 刊出日期:  2021-08-10
闫若凡, 陈经纬, 王允坤, 王新华. 好氧颗粒污泥负载纳米二氧化钛强化磺胺嘧啶降解的机制及性能[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8): 2588-2597. doi: 10.12030/j.cjee.202103206
引用本文: 闫若凡, 陈经纬, 王允坤, 王新华. 好氧颗粒污泥负载纳米二氧化钛强化磺胺嘧啶降解的机制及性能[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8): 2588-2597. doi: 10.12030/j.cjee.202103206
YAN Ruofan, CHEN Jingwei, WANG Yunkun, WANG Xinhua. Mechanisms and performance of enhanced sulfadiazine degradation by nano TiO2-loaded aerobic granular sludge[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8): 2588-2597. doi: 10.12030/j.cjee.202103206
Citation: YAN Ruofan, CHEN Jingwei, WANG Yunkun, WANG Xinhua. Mechanisms and performance of enhanced sulfadiazine degradation by nano TiO2-loaded aerobic granular sludge[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8): 2588-2597. doi: 10.12030/j.cjee.202103206

好氧颗粒污泥负载纳米二氧化钛强化磺胺嘧啶降解的机制及性能

    通讯作者: 王新华(198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技术。E-mail:xinhuawang@sdu.edu.cn
    作者简介: 闫若凡(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抗生素的降解。E-mail:yanruofan@mail.sdu.edu.cn
  •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 26623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51778344,51878389,22076101);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资助项目(ZR2020JQ24);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8JC013)

摘要: 抗生素在传统污水处理厂的去除效果有限,基于此,制备了一种将纳米二氧化钛(TiO2)吸附在好氧颗粒污泥上的生物纳米材料,该材料可以在不影响其他污染物去除性能的情况下提高废水中磺胺嘧啶(SDZ)类抗生素的降解,并强化中间产物的进一步转化。结果表明,AGS对TiO2的吸附满足伪二级吸附动力学,得到的生物纳米材料结构稳定;在TiO2为20 mg·L−1时吸附速率最快、对污泥内细胞和胞外聚合物影响较小;用该材料降解含SDZ的模拟废水时,紫外光照会促进生物纳米材料中异养菌的活性,提高耗氧有机污染物、SDZ及其中间产物对氨基苯磺酸的去除率,10 h内SDZ平均降解速率可达0.97 mg·(L·h)−1。以上获得的新型生物纳米材料可为抗生素废水的处理提供新的技术选择。

English Abstract

  • 抗生素被广泛的应用于医疗、畜牧业、农作物养殖等方面。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会导致其在环境中积累,并在城市污水处理厂中被检测到[1-2]。由于抗生素具有生物毒性,故其对生物降解具有很高的抗性[3]。这导致含有抗生素的医疗废水、生活废水等排放至污水处理厂却无法得到高效的去除,危害着生态以及人类健康[4-6]

    光催化技术可用于抗生素的强化去除,但也存在降解不彻底、反应不易控制、能耗较高等缺点[7]。因此,在难降解废水处理中,常将光催化作为前处理,提高废水可生化性,并与生物法耦合,提高污染物的生化降解效率。LI等[8]将TiO2负载在改进的多孔载体上,以提高三氯苯酚的降解,三氯苯酚通过吸附、光降解、光催化和生物降解4个途径得到去除。ZHOU等[9]通过将Er3+:YAlO3/TiO2负载到多孔载体上,将光催化与生物降解耦合,提高了含酚废水的降解效率。DING等[10]选择紫外光催化对含有抗生素的废水进行预处理,发现光催化有助于分解抗生素中的主要官能团以消除其抗菌活性,有利于后续生物处理。FU等[11]成功将TiO2附着在载体表面并通过光催化协同去除水体中的异味物质2-甲基异冰片和土臭素,发现该系统能保持较好的去除效率和稳定性。然而,目前该领域仍然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光催化剂在载体表面的高效附着、光催化对生物的毒性作用、光催化与生物降解耦合后对污染物的去除途径和机理等。

    好氧颗粒污泥(aerobic granular sludge, AGS)是由微生物、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无机盐等聚集而成的生物聚集体。其内部环境相对稳定、菌落丰富,在处理难降解废水时具有一定的优势。HUANG等[12]利用AGS与光催化相结合处理染料废水,染料通过AGS吸附、脱附后在自净洗脱液中光解。鉴于AGS较强的吸附能力,且其紧凑的颗粒结构能为内部微生物提供很高的保护,将纳米二氧化钛(TiO2 P25)负载到AGS表面制备生物纳米材料,通过表面光催化与内部生物降解耦合,有望强化抗生素的降解。本研究综合考虑吸附动力学和负载TiO2对AGS内生物活性等方面的影响,确定了最佳TiO2负载量;考察了该生物纳米材料对磺胺类抗生素磺胺嘧啶(sulfadiazine, SDZ)的降解性能,并通过检测磺胺嘧啶及中间产物,确定了降解途径。

  • 实验的接种污泥取自污水处理厂二沉池,在序批式反应器(sequencing batch reactor, SBR)中以模拟废水培养AGS。SBR主体为内径8 cm、高100 cm的有机玻璃,工作体积为4 L。反应周期为4 h,包括进水12 min、曝气210 min、沉淀加出水18 min,体积交换率为50%。曝气阶段空气通过曝气泵从底部微孔曝气头通入,并用气体转子流量计维持气体流速在0.25~0.30 m3·h−1

    SBR中初始混合液污泥质量浓度(mixed liquor suspended solid, MLSS)约为5 g·L−1。模拟废水的具体组分如下:641 mg·L−1 CH3COONa、469 mg·L−1 C6H12O6、191.1 mg·L−1 NH4Cl、23 mg·L−1 KH2PO4、60 mg·L−1 CaCl2、300 mg·L−1 NaHCO3、24 mg·L−1 MgSO4·7H2O、21 mg·L−1 FeSO4·7H2O、20 mg·L−1 EDTA、1.6 mg·L−1 FeCl3·6H2O以及0.5 mL·L−1微量元素。其中微量元素包括240 mg·L−1 MnCl3·4H2O、300 mg·L−1 Na2MoO4·2H2O、60 mg·L−1 CuSO4·5H2O、300 mg·L−1 H3BO3、60 mg·L−1 KI、240 mg·L−1 ZnCl2和116 mg·L−1 CoCl2·6H2O。模拟废水中碳氮比为100:5,NaHCO3将进水pH控制在7.1~7.9。反应器在室温下(约为25 ℃)运行长达160 d,以使污泥达到性能稳定。培养后的AGS粒径在1~5 mm,MLSS约为10 g·L−1,混合液挥发性悬浮固体质量浓度(mixed liquor volatile suspended solids, MLVSS)与MLSS的比值在0.8右,污泥体积指数(sludge volume index, SVI)为37 mL·g−1,COD以及NH+4-N的去除率均达97%以上。

  • 选择TiO2 P25为光催化剂,在4个锥形瓶中分别加入MLSS约为1.42 g·L−1的AGS。初始TiO2质量浓度分别为10、20、50、100 mg·L−1。以150 r·min−1在30 ℃进行AGS上TiO2的吸附动力学实验。吸附动力学实验完成后,将污泥用去离子水清洗后恢复至原体积,在30 ℃下以150 r·min−1振荡进行24 h的脱附实验并检测水相中的TiO2

    通过吸附动力学分析吸附机理,采用伪一级动力学方程(式(1))、伪二级动力学方程(式(2))分别对不同质量浓度TiO2的吸附实验数据进行拟合[13]

    式中:t为时间,h;k1为伪一级动力学吸附速率常数,g·(mg·h)−1k2为伪二级动力学吸附速率常数,g·(mg·h)−1qeqt分别为平衡状态和t时的吸附容量,mg·g−1

  • 为了探究光照条件对附着TiO2后的生物纳米材料性能的影响,并考察其对SDZ的降解性能和途径,进行了一系列批实验。实验所用废水初始COD值为500 mg·L−1NH+4-N质量浓度为35 mg·L−1,并按照SBR内污泥培养条件加入其他元素组分,MLSS为5 g·L−1。反应器上方布置紫外灯,功率为10 W,波长254 nm。

    在100 mL的烧杯中,研究不同光照条件对生物纳米材料微生物活性的影响。设置不同光照模式:(I)紫外光照射0 h+可见光照射4 h;(II)紫外光照射1 h+可见光照射3 h;(III)紫外光照射2 h+可见光照射2 h。设置不同紫外光光照时间:分别设置0、1、2 h 的紫外光光照时间进行实验。通过调节紫外光光源距离调整光照强度,分别为0、0.3、0.45 mW·cm−2

    在工作体积为1 L的有机玻璃反应器内探究SDZ的降解途径以及降解产物。选用没有被TiO2负载的原始AGS和以20 mg·L−1 TiO2负载的AGS (T-AGS),进行8组10 h的批实验,分别为:AGS在紫外光下运行为A组;AGS在可见光下运行为B组;T-AGS在紫外光下运行为C组;T-AGS在可见光下运行为D组;不添加AGS和T-AGS在紫外光下运行为E组;不添加AGS和T-AGS在可见光下运行为F组;AGS加NaN3可见光下运行为G组;T-AGS加NaN3可见光下运行为H组。

  • COD、NH+4-N、MLSS和MLVSS均采用标准方法[14]测定。扫描电镜根据参考方法[15]制备样品。EPS采用加热提取法[16]并采用Lowry法[17]和苯酚-硫酸法[18]对样品进行测定。TiO2的浓度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19]。死活细胞分析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进行观察[20]。污泥比耗氧速率(specific oxygen uptake rate, SOUR)的测定参考LIU等[21]的方法。SDZ及中间产物使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 Shimadzu, LC-20AT)测定,流动相使用体积比为25∶75的乙腈和超纯水溶液,并用乙酸调节pH至4.0,流速1 mL·min−1,检测波长269 nm。

  • 对AGS吸附负载TiO2的过程进行了动力学拟合。伪一级动力学拟合结果分别以t和lg(qeqt)为横、纵坐标作图,计算30 ℃下不同TiO2初始浓度下的k1qe。结果如图1(a)表1所示。伪一级动力学方程的拟合情况较差,可决系数低;伪二级动力学拟合中不同浓度TiO2吸附实验对应的R2均大于0.99,远高于伪一级模型的拟合结果。考虑到模型拟合和实验观察到的吸附能力之间的良好一致性以及较高的可决系数,说明TiO2在AGS上的吸附反应较符合伪二级动力学模型。该动力学模型包括表面吸附、颗粒内扩散和液膜扩散等吸附过程,能够全面地反映AGS吸附TiO2的动力学过程机制。在最初的0.5 h内,TiO2的吸附速率很快,随着反应的进行,吸附位点也越来越少,随后达到吸附平衡。投加量为20 mg·L−1的TiO2拥有最快的伪二级动力学吸附速率。

    为了研究负载后的TiO2是否会随着反应的运行而从AGS上脱附,从而影响后续实验,故开展了24 h的脱附实验。由图1(c)可知,负载10、20、50、100 mg·L−1 TiO2的AGS在24 h振荡后几乎没有发生TiO2脱附,脱附反应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本实验制备的生物纳米材料可以在反应器中长期运行。对负载20 mg·L−1 TiO2后的AGS进行SEM分析。由图2可以看出,TiO2在AGS的表面比较清晰,大部分呈球形颗粒。有些模糊的部分可能是因为被颗粒表面EPS所包裹所致。

  • 为了观察负载的TiO2对AGS内细胞生物的影响,对AGS吸附TiO2 12 h后切片观察死活细胞分布。图3(a)图3(b)分别是在20 mg·L−1和100 mg·L−1 TiO2条件下制备的生物纳米材料,其中绿色代表活细胞,红色代表死细胞。结果表明,AGS最外侧的细菌受到严重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纳米颗粒引起微生物的氧化损伤,从而导致细胞膜失去完整性[22]。前述吸附动力学研究结果表明,TiO2在AGS上的吸附包括颗粒内部扩散,所以AGS内部的微生物也会受到影响[20]。与20 mg·L−1相比,在负载100 mg·L−1 TiO2的AGS内部微生物受到的伤害成都明显增加,颗粒内外大量细胞已经死亡。

    EPS是AGS的重要组成部分,对AGS的结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23]。如图4所示,原始AGS中蛋白质(protein, PN)和多糖(polysaccharide, PS)含量分别为19.7 mg·g−1和8.8 mg·g−1。随着TiO2质量浓度的增加,污泥内PN和PS逐渐减少。当初始TiO2投加量为50 mg·L−1时,PN和PS含量已经显著下降到13.8 mg·g−1和6.3 mg·g−1。EPS能够保护细胞,减少外界有毒有害物质的影响,在较低的EPS含量下,其保护作用逐渐减弱。这可能是图3中100 mg·L−1 TiO2投加量下制备的生物纳米材料内部死细胞明显增加的原因所在。同时EPS的减少对AGS的结构稳定性造成影响,同样会增加微生物与TiO2的接触,对微生物活性产生抑制[24]。综合AGS对TiO2的吸附动力学结果和TiO2对AGS细胞和EPS的影响,本实验选择20 mg·L−1 TiO2条件下制备的生物纳米材料进行后续研究。

  • 图5所示为不同光照条件对负载20 mg·L−1 TiO2的AGS (T-AGS)活性的影响。分别对异养菌(heterotrophic bacteria, HB)及氨氧化菌(ammonia oxidizing bacteria, AOB)的SOUR进行了测定。由图5(a)可知,从不同光照模式下SOUR的变化情况来看,模式I(紫外光照射0 h+可见光照射4 h)中HB的SOUR最低、AOB的活性最高;在模式II(紫外光照射1 h+可见光照射3 h)和模式III(紫外光照射2 h+可见光照射2 h)中,引入紫外光照射提高了HB活性,但对AOB活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图5(b)中仅有紫外光照射时的实验结果也验证了紫外光对HB活性的促进和对AOB活性的抑制作用。另外,与图5(a)中模式III(紫外光照射2 h+可见光照射2 h)相比,图5(b)中仅有紫外光照射2 h后AOB的SOUR略有提高。这可能是由于经紫外光照射后的AOB在可见光光照下发生了光复活性,例如酶促DNA修复使紫外光下造成的阻碍基因正常复制的二聚体裂开,损伤的细胞自我恢复活性使SOUR回升[25]。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紫外光光强对T-AGS中SOUR的影响。如图5(c)所示,在0.3 mW·cm−2光强下,T-AGS中HB和AOB的活性均有小幅上升;而将紫外光光强提升至0.45 mW·cm−2时,虽然HB活性有所提高,但AOB活性受到抑制。因此,后续实验中选择0.3 mW·cm−2的光照强度。

  • 在探究SDZ降解途径以及降解产物的批实验中,首先对10 h后反应器中剩余的耗氧有机物(以COD计)和NH+4-N的质量浓度进行测定,以探究制备的T-AGS是否会影响常规污染物的去除,结果如图6所示。A组和B组分别为普通AGS在紫外光和可见光下运行,其对COD的去除率分别为66%和58%,说明紫外光照射时普通AGS内HB活性有所增加。B组和D组(T-AGS在可见光下运行)中COD值相近,表明负载TiO2对T-AGS的耗氧有机污染物去除性能没有明显影响。与A组相比,C组(T-AGS在紫外光下运行)中耗氧有机污染物(以COD计)去除率显著提升,达到81%,说明紫外光催化显著提高了耗氧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不添加AGS和T-AGS的E组(紫外光下运行)和F组(可见光下运行),以及添加NaN3进行微生物灭活组G和组H中耗氧有机污染物几乎不通过光照和吸附去除。图6(b)NH+4-N的去除情况,A、B、C及D组对NH+4-N的去除率均为23%左右,负载TiO2和紫外光光照对NH+4-N去除效果的影响较小。而无生物活性的E、F、G及H组中几乎没有NH+4-N的降解。上述结果表明,与原始AGS相比,T-AGS对于耗氧有机污染物(以COD计)以及NH+4-N的去除没有抑制作用;相反,由于紫外光刺激了HB的活性,COD的去除率有所提高。

    图7显示了各实验组中SDZ及其中间产物的质量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B组在可见光下运行的普通AGS和D组T-AGS几乎无法降解SDZ(图7(a)),这是由于SDZ具有生物毒性,其无法诱导生物体内的相应酶或辅因子对SDZ进行生物降解[26]。F组是不添加AGS和T-AGS在可见光下运行的反应,表明SDZ几乎不被可见光光解。G组和 H组由于加入NaN3进行生物失活,AGS与T-AGS在前0.5 h内通过物理吸附去除了1 mg左右的SDZ,随后达到吸附平衡,SDZ不再减少。由图7(b)可见,在紫外光照射下,A、C和E组内SDZ质量浓度随时间逐渐降低,在10 h内SDZ的平均降解速率分别为0.73、0.97、0.57 mg·(L·h)−1。不添加生物质的E组内SDZ可以在紫外光照射下得到少量降解,而在A组中由于紫外光刺激提高了普通AGS中HB的生物活性,使得SDZ去除率稍有提升。T-AGS在紫外光光照下具有最好的SDZ降解效果,这是由于负载在颗粒表面的TiO2在紫外光下生成了羟基自由基,因而加速了SDZ的降解。

    图7(c)图7(d)是对SDZ降解过程中可能的中间产物(氨基苯磺酸(4-ABS)和2-氨基嘧啶(2-AP))进行了检测。在SDZ降解过程中,由于苯环和嘧啶环之间相连的磺酰胺基团中的S与N之间的化学键断裂而分离,分别形成4-ABS和2-AP。4-ABS在SDZ降解初期生成量较大,而后逐渐降低。这可能是由于4-ABS不稳定,被微生物或紫外光进一步降解,且其降解速率大于SDZ降解生成4-ABS的速率,导致其无法在体系内积累。添加生物质的A组及C组中4-ABS的积累明显少于E组。这说明生物降解对于4-ABS去除的重要性,也证明了生物与光催化相结合更有助于SDZ及中间产物的去除。相比之下,2-AP更不易被进一步降解,其质量浓度不断积累,表明2-AP无法被微生物利用且紫外照射下较稳定。2-AP具有较强的毒性,通过羟基化反应使其进一步转化[27],或可通过高锰酸钾氧化为2-硝基嘧啶,以降低其生物毒性[28]

  • 1)利用AGS吸附TiO2制备了稳定性较好的新型生物纳米材料,AGS对TiO2的吸附过程符合伪二级动力学。

    2)综合考虑吸附动力学和负载TiO2对AGS内生物活性等方面的影响,确定了最佳TiO2负载量为20 mg·L−1

    3) 0.3 mW·cm−2强度的紫外光会促进T-AGS中HB的活性,提高对耗氧有机污染物(以COD计)的去除率,且不会对AOB及NH+4-N的去除造成较大的影响。

    4)紫外光照射促进了T-AGS对SDZ的降解及其中间产物的去除,中间产物中4-ABS易被进一步降解,而2-AP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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