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铯污染土壤的淋洗修复及淋洗液的回收

马妍, 王佳琪, 张丰松, 李帷, 张亚茹, 李珞嫣. 铯污染土壤的淋洗修复及淋洗液的回收[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4): 1409-1416. doi: 10.12030/j.cjee.202011120
引用本文: 马妍, 王佳琪, 张丰松, 李帷, 张亚茹, 李珞嫣. 铯污染土壤的淋洗修复及淋洗液的回收[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4): 1409-1416. doi: 10.12030/j.cjee.202011120
MA Yan, WANG Jiaqi, ZHANG Fengsong, LI Wei, ZHANG Yaru, LI Luoyan. Leaching remediation of cesium contaminated soil and recovery of leaching solu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4): 1409-1416. doi: 10.12030/j.cjee.202011120
Citation: MA Yan, WANG Jiaqi, ZHANG Fengsong, LI Wei, ZHANG Yaru, LI Luoyan. Leaching remediation of cesium contaminated soil and recovery of leaching solu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4): 1409-1416. doi: 10.12030/j.cjee.202011120

铯污染土壤的淋洗修复及淋洗液的回收

    作者简介: 马妍(1983—),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污染地块土壤修复。E-mail:mayan2202@163.com
    通讯作者: 李帷(1982—),女,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放射性污染环境影响与风险评估。E-mail:weili1007@126.com
  •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2018YFC1802803);中科吉安研究院院长基金项目 (2020ZKJA03);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201509074);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越崎青年学者资助计划 (2019QN09)
  • 中图分类号: X53

Leaching remediation of cesium contaminated soil and recovery of leaching solu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Wei, weili1007@126.com
  • 摘要: 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土壤放射性核素污染会给环境和人群造成极大的健康风险。通过批量实验,研究了不同淋洗剂对铯(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果及蒙脱石对其淋洗液的回收效果。结果表明:硫酸铵对土壤中Cs的淋洗效果最佳,当淋洗时间为120 min、液固比为20∶1时、老化140 d土壤中Cs的去除率最大为40.0%;在未添加硫酸铵时,蒙脱石对Cs的吸附量高达1 032.0 mg·kg−1,但对含有0.01 mol·L−1硫酸铵淋洗液中Cs进行吸附时,蒙脱石对Cs的吸附量降低了74.4%,硫酸铵显著抑制了蒙脱石对Cs的吸附效果。本研究确定了适宜我国Cs污染土壤处置的最佳工艺;同时,考虑到淋洗液的回收问题,采用蒙脱石对洗脱的淋洗液进行循环吸附,从而为实际场地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参考。
  • 湿地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与水生生态系统之间过渡的独特生态系统,在维持生物多样性、降解污染物、调蓄洪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1-2]。近年来,随着围湖垦殖、造塘养鱼、水资源过度耗用、建设用地开发侵占、填海造陆等掠夺性开发,湿地己成为全球受威胁最为严重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2-5],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将湿地垦殖成农业用地或被开发用于其他目的[6-7]。湿地退化会造成湿地生物多样性受损、环境恶化,威胁到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1,8],受损湿地的恢复,是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由之路。

    受损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和恢复,既可以依靠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控能力进行自然恢复,也可以依靠人工调控工程进行强化修复[9-10]。早期的湿地修复多以人工强化修复为主,近年来多采用人工重建与自然修复相结合的手段[11]。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已开展湿地恢复工作[12]。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大沼泽湿地恢复综合规划》[13-14],对南佛罗里达大沼泽湿地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质改善、沟渠河道修复。我国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工作起步较晚,早期研究多集中在退化湿地修复的基础理论研究[9]。近年来开始关注不同恢复方式对湿地的影响。周远刚等[15]以黑河中游地区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比较了自然恢复方式和人工恢复方式下植物多样性和营养盐的变化特征;杨文军等[16]基于自然恢复湿地、人工恢复湿地、人工重建湿地和自然湖泊湿地等4个对照区,对南滇湿地修复效果进行了评价。退塘还湿近年来已经成为水体滨岸带湿地生态修复的重要举措。云南省高原湖泊异龙湖在2010年即大规模退塘还湖600 hm2[17];“十三五”时期,海南出台《海南省湿地保护条例》,开展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共退塘还湿 2 933 hm2[18]。但总体来说,我国湿地修复技术研究仍然较为薄弱,尚缺乏定量化的工程实施要求[19-20],未形成相对完善的湿地标准或规范,因而对于退塘还湿、退林还湿等具体生态修复工程实施难以进行工程化指导。

    天津位于海河流域下游,历史上坑塘洼淀众多,具有丰富的湿地资源,但近几十年来受开发利用影响,湿地面积萎缩、湿地生态退化。为有效遏制湿地退化趋势,天津市2017年制定了《天津市湿地自然保护区规划》等“1+4”规划[21],拟通过污染整治、湿地恢复与修复、生态移民、土地流转、护林保湿等任务,推动全市4大湿地保护与恢复。本研究依托七里海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湿地修复工作,选择典型腾退渔塘进行退塘还湿技术研究,通过比对人工强化修复与自然保育2种手段下退塘还湿生态修复的效果,筛选退塘还湿生态修复策略与技术方法,以期为类似生态恢复工程提供参考。

    本研究选择天津市七里海湿地核心区内的腾退鱼塘作为研究区域,开展修复实验。七里海湿地地处天津市宁河区西南部,中心位置在北纬39°17′,东经117°47′,分布在表口、七里海、淮淀、潘庄、造甲城等5个乡镇,总面积95 km2,其中核心区56.5 km2。七里海土地利用类型[22]主要包括耕地、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水库水面、养殖水面、河流水面、草地。2019年,在七里海湿地核心区选择40 000 m2腾退渔塘区域作为退塘还湿实验区,参考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湖滨带鱼塘湿地恢复做法[16],采用去除塘堤、连通外部水体的手段进行恢复,并对塘内部分区域进行塘泥清挖、异位堆存,将原有鱼塘进行地形重构,使其形成高低有致、适宜不同湿地动植物生存的连续地貌环境。在高程−0.5~1.5 m内,将实验区分为深水区、浅水区、湿生区3种区域,并进行人工强化恢复与自然保育修复分区(面积各约50%)。

    ①高程-0.5~0.5 m 区域:为深水区,水深保持在0.5~1.5 m,以恢复沉水植物为主,兼有浮水植物恢复,如菹草、黑藻、荇菜等。

    ②高程0.5~1.0 m 区域:为浅水区,水深保持在0~0.5 m,以恢复挺水植物为主,如芦苇、香蒲等。

    ③高程1.0~1.5 m 区域:为湿生区,以恢复湿生植物为主,主要种植物芦苇及湿生杂草等。

    对于湿生植物恢复,人工强化恢复实验分区内设计了平行的3处(分别为P1、P2、P3),自然保育对照分区为A1;对于水生植物恢复,人工强化恢复实验分区内设计了平行的3处(分别为T1、T2、T3),自然保育对照分区为A2。退塘还湿实验区布局见图1,不同分区植物恢复方式见表1

    图 1  退塘还湿实验区布局
    Figure 1.  Layout of the experimental area of returning fishpond to wet
    表 1  退渔还湿实验不同分区植物恢复方式
    Table 1.  Plant restoration methods in different zones of the study area of returning pond to wetland
    湿生植物恢复实验区水生植物恢复实验区
    分区恢复方式分区恢复方式
    P1芦苇,5棵∙m−2T1浅水区:芦苇,10棵∙m−2;深水区:菹草,10棵∙m−2
    P2芦苇,5棵∙m−2T2浅水区:香蒲,5棵∙m−2;深水区:黑藻,10棵∙m−2
    P3芦苇,5棵∙m−2T3浅水区:芦苇+香蒲,各5棵∙m−2;深水区:荇菜,1棵∙m−2
    A1自然封育对照A2自然封育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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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020年8月,对不同分区生态修复过程进行了跟踪监测,从高等植物、浮游动植物及底栖动物、土壤微生物等3方面分别在人工强化修复与自然保育修复分区进行了监测点位布设。每间隔2个月左右(冬季除外),对湿生植物、浮游动植及底栖动物和土壤微生物(真菌)的种类、密度、生物量及多样性开展周期性监测。

    湿地植物恢复区以及浅水区的高等植物调查采用样方法,每个实验分区设置4~5个1 m×1 m调查样方,依据《中国植物志》[2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4]等进行鉴定;在湿生植物恢复区,对植物地上部分收割后现场称重,获取高等植物地上生物量。高等植物调查日期为2019年6月、8月、10月,2020年4月、5月、7月。

    每个水生植物恢复实验分区设置一个浮游动植物和大型底栖动物调查样点(分别为D0、D1、D2、D3),并在实验区外的自然河沟中设置一处对比样点DR,具体位置见图1。浮游动植物和大型底栖动物样品采集、保存、处理和分析参照《淡水浮游生物研究方法》[25]和《湖泊生态调查观测与分析》[26]等提供的方法。底栖动物采用直接称量法,计算其湿生物量。浮游动植物与底栖动物调查日期为2019年5月、8月、10月,2020年5月、8月。

    每个湿生植物恢复区采用梅花布点法设置5个土壤样品采集点位,在每个点位进行表层土壤(0~20 cm)样品采集并带回实验室后处理,先后经过冷冻干燥、DNA提取等流程开展分子生物学分析。土壤样品采集日期同浮游动植物与底栖动物调查日期。土壤/沉积物样品采用Power Soil® DNA Isolation Kit(Mobio,USA)试剂盒提取样品的基因组DNA,所用PCR引物如表2所示。PCR反应采用TransGen AP221-02(TransGen,China)的20 μL体系。PCR扩增程序为:95 °C预变性3 min;然后95 °C变性30 s,55 °C退火30 s,72 °C延伸45 s;最后再72 °C延伸10 min。PCR产物使用AxyPrepDNA凝胶回收试剂盒(AXYGEN,USA)纯化后,用2%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Illumina高通量测序委托上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Majorbio.com)在Illumina Miseq PE300平台上完成。在高通量测序序列的OTU数据分析中,采用Mothur(version v.1.30.1)计算各个样品的alpha多样性(包括Shannon多样性、Chao1丰富度和Shannon均匀度等)。

    表 2  本实验所用PCR引物及相应反应条件
    Table 2.  PCR primers and corresponding reaction conditions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引物名称引物序列微生物退火温度/℃循环次数
    ITS1F5'-CTTGGTCATTTAGAGGAAGTAA-3'真菌5535
    ITS2R5'-GCTGCGTTCTTCATCGATG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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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湿生植物、浮游动植物和底栖生物种多样性。采用Shannon Wiener指数(H)、Simpson指数(D)、Margalef(D′)指数和Pielou指数(JSW)进行湿生植物、浮游动植物和底栖生物多样性测度[27]分析,具体计算方法见式(1)~式(4)。

    H=si=1PilnPi (1)
    D=1si=1P2i (2)
    JSW=H/lnS (3)
    D=(S1)/lnN (4)

    式中:Pi=Ni/NNi为样方中第i物种的物种个数;N为样方中全部物种的物种个数;S为物种种类数。

    2)数据处理。实验数据运用Excel和SPSS 19.0处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检验各指标在不同时间段以及不同植被类型生境中的差异情况。

    退塘还湿实验结束时,强化恢复区与自然保育区内的高等植物均恢复效果良好,植被覆盖度很高。实验期间强化恢复区与自然保育区共计调查到高等植物81种,其中自然保育区48种、强化恢复区77种。湿生植物恢复实验区内高等植物植物物种数与地上生物量的历次调查结果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自实验开始至结束,强化恢复区物种数量均明显高于自然保育区;但无论自然保育区还是强化恢复区,湿生植物恢复实验区内的物种数量都较为稳定,不同时间调查结果差异主要是因为调查样方内的植物物种差异。强化恢复区内湿生植物地上生物量在2019年3次调查数据分别为7.95~61.5 g∙m−2(平均16.6 g∙m−2)、53.2~513.1 g∙m−2(平均133.2 g∙m−2)、26.5~690.0 g∙m−2(平均134.1 g∙m−2);2020年3次调查数据分别为12.7~168.0 g∙m−2(平均55.5 g∙m−2)、76.8~1 600.0 g∙m−2(平均410.4 g∙m−2)、141.5~1 667.5 g∙m−2(平均585.3 g∙m−2)。自然恢复区湿生植物地上生物量与强化恢复区无显著差异。无论是自然恢复区还是强化恢复区,湿生植物地上生物量高的样方均有红蓼生长,该物种植株高大,导致较高的湿生植物地上生物量。

    表 3  湿生植物恢复实验区高等植物物种数及生物量时间变化
    Table 3.  Temporal changes of plant species and biomass in wet plant restoration experimental area
    日期高等植物物种数高等植物地上生物量/(g∙m−2)
    自然保育区强化恢复区自然保育区强化恢复区
    2019-06-0412227.316.6
    2019-08-222242354.9133.2
    2019-10-191928234.0134.1
    2020-04-27141851.355.5
    2020-05-301727558.6410.4
    2020-07-151726398.1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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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生植物和挺水植物在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的生物多样性指数方差分析结果见图2。由图2可以看出,自然保育区A1与强化恢复区P1、P2、P3的湿生植物Richness多度指数差异显著(P<0.05)、Shannon-Weiner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差异不显著(P>0.05)。挺水植物自然保育区A2与强化恢复区T1、T2、T3的Shannon-Weiner指数、Richness多度指数及Pielou均匀度指数差异不显著(P>0.05)。

    图 2  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的湿生植物和挺水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差异性分析
    Figure 2.  Biodiversity difference analysis of hygrophytes and emergent plants in natural conservation zone and enhanced restoration zone

    由2019—2020年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浮游植物8门、42属、120种,浮游动物4门、18属、27种,底栖动物3门、6属、13种,浮游动植物及底栖动物的最大物种数量均出现在2020年8月。

    调查期内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的浮游动植物及底栖动物的生物密度及生物量调查结果(多点监测均值)见表4表5。由表4表5可以看出,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在实验期间均未呈现明显变化,但底栖动物则呈现出显著增长。如自然保育区的底栖动物生物密度,2019年5月1日为550 个·m−2,2020年5月1日则增至2 000 个·m−2

    表 4  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浮游动植物及底栖动物生物密度时间变化
    Table 4.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density of phytoplankton and benthic animals in natural conservation zone and enhanced restoration zone
    日期浮游植物/(104 个·L−1)浮游动物/(个·L−1)底栖动物/(个·m−2)
    自然保育区强化恢复区自然保育区强化恢复区自然保育区强化恢复区
    2019-05-01430.00410.477 431.5029 131.67550.00934.00
    2019-08-01450.00416.5820 585.008 480.0075.0031.67
    2019-10-012 400.007 733.3335 000.0018 483.67208.0053.00
    2020-05-01700.001 093.4838 000.0029 561.672 000.002 460.67
    2020-08-012 242.043 497.241 200.001 757.00240.006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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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浮游动植物及底栖动物生物量时间变化
    Table 5.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biomass of phytoplankton and benthic animals in natural conservation zone and enhanced restoration zone
    日期浮游植物/(mg·L−1)浮游动物/(mg·L−1)底栖动物/(g·m−2)
    自然保育区强化恢复区自然保育区强化恢复区自然保育区强化恢复区
    2019-05-017.197.3753.14109.900.535.87
    2019-08-0137.0322.8873.2523.611.176.04
    2019-10-017.3644.633.699.420.154.51
    2020-05-013.534.536.356.7529.1826.20
    2020-08-01153.2180.456.7714.7213.8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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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塘还湿实验期间,强化恢复区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及底栖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较为稳定,浮游植物Shannon-Weiner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分别为2.58~3.13、3.13~3.53、0.50~0.65;浮游动物Shannon-Weiner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分别为1.55~1.82、4.33~5.83、0.55~0.62;底栖动物Shannon-Weiner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分别为0.29~0.58、0.43~0.53、0.34~0.44。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及底栖动物在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的生物多样性指数方差分析结果见图3。由图3可以看出,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的Shannon-Weiner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无显著差异(P>0.05)。

    图 3  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的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的生物多样性差异性分析
    Figure 3.  Differences in biodiversity of phytoplankton and benthic animals in natural conservation zone and enhanced restoration zone

    在时间维度上,真菌群落的alpha多样性表现出较大差异。Sobs丰富度指数和Chao1丰富度指数的第1次(2019年5月分别为1 660和1 870)和第3次(2019年10月分别为1 116和1 359)样品的多样性水平显著高于其他3次,表明土壤真菌群落的丰富度随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第1次样品的Shannon丰富度指数和Shannon均匀度指数(分别为5.4和0.73)高于其他4次样品多样性水平,其他采样时间未呈现明显变化趋势。

    虽然在时间维度上,真菌群落的alpha多样性表现出较大差异;但在空间维度上,4个alpha多样性指数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图4)。A区的Sobs指数为910,P1~P3的Sobs指数为720~774;而A区的Shannon多样性指数为3.4,P1~P3的Shannon多样性指数为3.9~4.0;A区的Chao1丰富度指数为1 180,P1~P3的Chao1丰富度指数为806~860;A区的Shannon均匀度指数为0.51,P1~P3的Shannon均匀度指数为0.59~0.63。这表明不同实验区域土壤真菌的alpha多样性水平相对稳定。

    图 4  不同恢复区土壤微生物真菌群落alpha多样性
    Figure 4.  Alpha diversity of soil microbial fungal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restoration zones

    土壤样品中真菌在门水平的组成相对简单,子囊菌门类(Ascomycota)真菌在本研究采集的土壤样品中占据主导地位,其相对丰度达到了39.1%~95.1%。同时有相当部分的真菌属于未分类(unclassified)的真菌门类,其相对丰度达到了0.4%~27.4%。此外,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被孢霉门(Mortierellomycota)以及壶菌门(Chytridiomycota)真菌门类也在土壤真菌群落中占有一定比例,其相对丰度分别为0.1%~18.8%、0.1%~19.5%以及0.1%~27.5%(图5)。

    图 5  不同土壤样品中真菌群落主要门(前10门)
    Figure 5.  Dominant phyla (top 10) of fungal community in soil samples

    由不同恢复区土壤真菌群落组成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占绝对优势的真菌门Ascomycota在自然保育区(A区)的相对丰度(85.9%±7.9%)要高于强化恢复区(P1~P3区)(分别为67.8%±16.8%、70.7%±22.7%和76.1%±12.9%),但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之间没有显著差别(P>0.05,图6)。

    图 6  土壤样品真菌门Ascomycota在不同恢复区样品中的变化
    Figure 6.  Relative abundance of fungal phylum Ascomycota in different restoration zones.

    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来说,人为干扰通常作为一种负干扰,往往会对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降低其生物多样性水平。梁炜[28]在物种多样性的研究中发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人为干扰方式的不同和强度的高低可以造成植物多样性差异。祝林等[29]在南四湖区湿地公园水生植物多样性的研究中发现,人为干扰强度及面积都会对多样性指数产生影响,人为干扰强度小且面积大的区域多样性指数高,人为干扰强度大且面积小的区域多样性指数低。但是对于退化或受损生态系统,人工强化恢复措施则可以是一种正干扰,对生态系统产生正面影响,提高其生物多样性水平。吴迪[30]在上海大莲湖湖滨带湿地修复研究中发现,通过水系沟通、植被配置等方式将养鱼塘恢复成湿地水域,人工修复与自然修复区相比,其植被多样性、景观丰富度、生物多样性乃至水质的恢复效果均较为明显。

    但本研究中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的湿生植物多样性指数差异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该实验区(含强化恢复区与自然保育区)原有鱼塘在进行退塘还湿地形改造前,生长有大量的芦苇及杂草,即使地形重构施工后,土壤中仍保留了大量的芦苇及杂草根茎与种子;同时,该实验区离七里海其他天然湿地距离较近(约200 m),受风媒、虫媒、鸟媒等影响,即使未进行先锋植物种植,自然保育区内依然可以发育多样性较强的植物群落。本实验采取的少数几种先锋植物种植物的恢复方式,不足以令人工强化恢复区在湿地恢复过程中植物多样性与自然保育区产生显著差异。虽然生态系统的修复直至达到平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31],短期监测得出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跟踪研究[32],但实验前1年半(18个月)的初始阶段未表现出差异,后期显示出差异的可能性就更小。

    因此,虽然植物种植通常被作为一种退化湿地的强化恢复手段,如贡湖北岸退渔还湖[33]、滇池湖滨带退塘还湿[16],但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对于塘堤原本就有芦苇及杂草生长且距离天然湿地较近的鱼塘退塘还湿,采用自然保育方式生态修复,与进行人工干预的强化恢复相比,在湿生植物、挺水植物、浮游动植物及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差异并不显著,性价比更高。只有当难以实现自然恢复时,再考虑采取人工强化的方式促进生态修复[19]

    浮游动植物及底栖生物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功能群[34],对湿地生态系统中的环境胁迫具有敏感响应[9,35-36]。王雅雯等[37]在浮游动植物群落结构的研究中发现,种植沉水植物的生态修复区与未修复区相比,浮游动植物多样性差异显著,生态修复区浮游动植物生物量更低、物种数更高。这可能是由于驳岸类型、地形、水深和水生植物覆盖度等因素的不同而造成生境异质性,从而引起浮游生物群落结构的差异性。任葳[9]在退化滨海湿地修复模式研究中发现,底栖动物的物种数及丰富度指数在植被强化恢复区和无植被区差异显著,且均表现为植被恢复区显著高于无植被区。

    在本研究中,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的浮游动植物及底栖生物的密度及生物量等各项指标,其Shannon-Weiner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等均未无显著差异。这主要是因为,本实验区的实验水面北侧均通过狭小沟渠与实验区外河道相连,河道内的鱼类、浮游动植物、底栖动物等均是人工强化恢复与自然保育区同等一致的生物种源;即使在人工强化恢复区进行了浮水、沉水植物种植,但实际上并未产生显著的生境改变。人工强化恢复与自然保育区底栖动物在实验期间均呈现出显著增长,这可能是因为这2个分区都形成了较好的、利于底栖动物生存的栖息地环境。

    综上所述,对浅水湿地的修复,可以通过与自然水体联通(构建沟渠)的方式,以自然保育的方式进行修复。

    土壤真菌是重要的土壤微生物,是土壤中众多生态过程的参与者。本研究中土壤真菌的多样性在不同土壤恢复区间未呈现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说明,不同植被类型与恢复方式并不会对土壤真菌产生显著的分异作用[34,38]。而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例如潘傲等[39]研究了4种植物条件下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氮磷平衡以及微生物群落结构,相较于未种植植物的人工湿地,种植植物的表流人工湿地显示出更高的微生物丰富度、多样性。本研究由于是野外实验,野外环境中不同恢复区植物的生长过程不受控制,其对土壤微生物的分异作用进一步被减弱,最终可能导致土壤微生物未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也与真菌群落组成在空间上的变化趋势较为相似,即最占优势的真菌子囊菌门类(Ascomycota)在不同恢复区均未呈现显著差异。而相比之下,恢复过程中土壤真菌的多样性水平更易随恢复时间发生变化。

    1)强化恢复区与自然保育区内的高等植物均恢复效果良好,共计调查到高等植物81种,但两区湿生植物与挺水植物的生物量及Shannon-Weiner指数差异均不显著。

    2)自然保育区与强化恢复区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在实验期间均未呈现明显变化,但底栖动物均呈现出显著增长。两区共计调查到浮游植物8门、42属、120种,浮游动物4门、18属、27种,底栖动物3门、6属、13种,但两区之间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的Shannon-Weiner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无显著差异。

    3)对于塘堤原本就有芦苇及杂草生长且距离天然湿地较近的鱼塘退塘还湿,采用自然保育方式生态修复,与进行人工干预的强化恢复相比,在湿生植物、挺水植物、浮游动植物及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差异并不显著,性价比更高。

  • 图 1  不同淋洗剂对Cs污染土壤淋洗效率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 of eluents with different agents on soil Cs removal

    图 2  不同老化时间Cs污染土壤对淋洗效率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 of eluents with different aging time on soil Cs removal

    图 3  不同淋洗时间对Cs污染土壤淋洗效率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eluents with different leaching time on soil Cs removal

    图 4  不同淋洗液/固比对Cs污染土壤淋洗效率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 of eluents with different liquid-solid ratio on soil Cs removal

    图 5  不同吸附质对淋洗液中Cs的吸附能力

    Figure 5.  Adsorption capacity of different adsorbents to Cs in the eluent

    图 6  不同硫酸铵浓度下蒙脱石对淋洗液中Cs的等温吸附

    Figure 6.  Isothermal adsorption of montmorillonite to Cs in eluent under different ammonium sulfate concentrations

    表 1  供试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Physical-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aminated soils

    土壤编号地点有机质含量/(g·kg−1)全氮/(g·kg−1)总磷/(mg·kg−1)全钾/(103 mg·kg−1)阳离子交换量/(cmol·kg−1)
    1林地6.230.41138.21.453.73
    2农田16.100.8555.76.943.73
    3农田14.911.0766.21.167.27
    4果园15.212.29277.14.747.68
    5农田9.420.6264.51.294.58
    6农田20.811.69363.12.7718.98
    7农田9.561.38332.02.4116.32
    土壤编号地点有机质含量/(g·kg−1)全氮/(g·kg−1)总磷/(mg·kg−1)全钾/(103 mg·kg−1)阳离子交换量/(cmol·kg−1)
    1林地6.230.41138.21.453.73
    2农田16.100.8555.76.943.73
    3农田14.911.0766.21.167.27
    4果园15.212.29277.14.747.68
    5农田9.420.6264.51.294.58
    6农田20.811.69363.12.7718.98
    7农田9.561.38332.02.41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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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Cs在蒙脱石和土壤表面的Freundlich等温吸附方程参数

    Table 2.  Freundlich parameters of Cs on montmorillonite and soil surface

    吸附质Freundlich等温吸附方程lnQ=nlnC+lnKF
    nlnKFR2
    蒙脱石0.586.400.99
    7号土样0.545.750.98
    3号土样0.464.350.99
    吸附质Freundlich等温吸附方程lnQ=nlnC+lnKF
    nlnKFR2
    蒙脱石0.586.400.99
    7号土样0.545.750.98
    3号土样0.464.3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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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0-11-22
  • 录用日期:  2021-01-27
  • 刊出日期:  2021-04-10
马妍, 王佳琪, 张丰松, 李帷, 张亚茹, 李珞嫣. 铯污染土壤的淋洗修复及淋洗液的回收[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4): 1409-1416. doi: 10.12030/j.cjee.202011120
引用本文: 马妍, 王佳琪, 张丰松, 李帷, 张亚茹, 李珞嫣. 铯污染土壤的淋洗修复及淋洗液的回收[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4): 1409-1416. doi: 10.12030/j.cjee.202011120
MA Yan, WANG Jiaqi, ZHANG Fengsong, LI Wei, ZHANG Yaru, LI Luoyan. Leaching remediation of cesium contaminated soil and recovery of leaching solu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4): 1409-1416. doi: 10.12030/j.cjee.202011120
Citation: MA Yan, WANG Jiaqi, ZHANG Fengsong, LI Wei, ZHANG Yaru, LI Luoyan. Leaching remediation of cesium contaminated soil and recovery of leaching solu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4): 1409-1416. doi: 10.12030/j.cjee.202011120

铯污染土壤的淋洗修复及淋洗液的回收

    通讯作者: 李帷(1982—),女,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放射性污染环境影响与风险评估。E-mail:weili1007@126.com
    作者简介: 马妍(1983—),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污染地块土壤修复。E-mail:mayan2202@163.com
  •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3. 中科吉安生态环境研究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吉安 343000
  • 4.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 102445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2018YFC1802803);中科吉安研究院院长基金项目 (2020ZKJA03);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201509074);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越崎青年学者资助计划 (2019QN09)

摘要: 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土壤放射性核素污染会给环境和人群造成极大的健康风险。通过批量实验,研究了不同淋洗剂对铯(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果及蒙脱石对其淋洗液的回收效果。结果表明:硫酸铵对土壤中Cs的淋洗效果最佳,当淋洗时间为120 min、液固比为20∶1时、老化140 d土壤中Cs的去除率最大为40.0%;在未添加硫酸铵时,蒙脱石对Cs的吸附量高达1 032.0 mg·kg−1,但对含有0.01 mol·L−1硫酸铵淋洗液中Cs进行吸附时,蒙脱石对Cs的吸附量降低了74.4%,硫酸铵显著抑制了蒙脱石对Cs的吸附效果。本研究确定了适宜我国Cs污染土壤处置的最佳工艺;同时,考虑到淋洗液的回收问题,采用蒙脱石对洗脱的淋洗液进行循环吸附,从而为实际场地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参考。

English Abstract

  • 核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提供了世界约9.7%的能源[1],但核电站泄露事故亦会给人类带来危害,长期暴露其中可对人体产生急、慢性损伤[2]。在核电站事故中,铯(Cs)以气溶胶或灰尘为载体扩散并最终大面积沉降并累积在土壤环境中[3]。据报道[4],日本福岛核事故导致距离其核电站24 km处土壤中核素134Cs和137Cs比活度达到7.8×105 Bq·kg−1137Cs半衰期长达30 a,其环境健康风险长期存在[5-6]

    放射性污染土壤常用的处理方法主要有铲土法、深翻客土法、植物修复、土壤化学淋洗等[7]。铲土法、深翻客土法快速有效,但会造成土壤肥力损失;植物修复法周期长且含放射性植物的处理成本高,有二次污染的风险。土壤化学淋洗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土壤修复方法,淋洗剂的选择及淋洗参数的确定直接决定淋洗效果的好坏。常用淋洗剂有螯合剂、强酸强碱、天然有机酸[8]和强酸弱碱盐[9]等。国内外学者利用淋洗剂对重金属及放射性核素污染土壤进行了大量研究。李婷等[10]研究发现,当FeCl3浓度为10.0 mmol·L−1、液土比为10∶1、淋洗时间为1 440 min时,Pb的去除率可达到96.77%;徐辉[11]研究发现,盐酸、硝酸和柠檬酸对污染土壤中钚的去除率均可达90%左右。但强酸强碱对土壤结构破坏较大,而人工螯合剂价格昂贵且难以在土壤中降解,会长期残留于土壤。相比而言,天然有机酸[8,12]和强酸弱碱盐[9,13](如草酸、硫酸铵)因具备淋洗效果较好和对环境友好等优点已被广泛用于污染土壤淋洗修复。沈威等[14]采用浓度为1.0 mol·L−1草酸淋洗去除土壤中的铀,在40 ℃条件下淋洗8 h后去除率为83.78%。除淋洗剂外,还有研究发现,土壤理化性质、淋洗时间及淋洗液的液固比、老化时间也是影响土壤中Cs去除的重要因素[15]。土壤淋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液,然而,针对这些具有放射性的废液回收处理却少有研究。日本政府曾针对福岛地区污染农田排水,就地取材使用对Cs吸附能力较强的农田土壤作为吸附剂[7]。另外,天然黏土矿物因其来源广泛、成本低廉、层间阳离子交换能力强及比表面积大等特性[16-17],也常作为吸附剂处理废水。有研究发现,Cs不可逆地与高岭石类及长石类的土壤成分结合[18],且蒙脱石对Cs的吸附性能优于其他矿物[19]

    尽管我国核电站安全系数很高,但不可控因素如地震等导致的核泄漏对周边农田污染风险依然存在。目前,鲜有研究针对我国重要核电站周边农田土壤Cs污染开展淋洗技术探索。本研究旨在筛选出适宜放射性核素Cs污染土壤的优良淋洗剂的同时对淋洗液进行回收处理。比较硫酸铵、草酸和柠檬酸3种淋洗剂对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果;同时,以蒙脱石和实地土壤为吸附剂,探究其对含Cs淋洗液回收效果的影响,提出针对我国重要核电站周边放射性核素污染土壤的淋洗剂和淋洗工艺参数,为实地土壤脱污提供参考。

  • 红沿河核电站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红沿河镇,现已建成4 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年发电量约2.9×1011 J。秦山核电站地处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是一座30.0×104 J压水堆核电站。供试土壤采集自大连市红沿河及嘉兴市秦山核电站周边不同利用类型的表层土壤,采样深度为0~5 cm。土壤样品取回后于室内自然风干,剔除大石块、植物根系及可见碎屑,过20 目筛后混合均匀,储存备用。采集的供试土壤理化性质如表1所示。

    称取7种处理后的典型土壤各2 kg加入30 mg的氯化铯,加入超纯水不断搅拌,充分混匀后静置,风干后研磨过2目筛。老化14和140 d,在4 ℃条件下冰箱储存备用。测得土壤中Cs浓度为15.0 mg·kg−1。经前期培养,Cs的可迁移性相对稳定、组分分布相对均匀[20]

  • 1)淋洗剂筛选。选取老化14 d的7种Cs污染土壤样品,各准确称量1.0 g样品于50 mL离心管,分别加入10 mL 0.5 mol·L−1硫酸铵、草酸和柠檬酸,随后置于恒温振荡器(SHA-2,常州菲普实验仪器厂)中以185 r·min−1的转速在(25±1) ℃下振荡120 min,取样过0.45 μm滤膜后测Cs浓度[21],评估不同淋洗剂对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果,筛选出最佳淋洗剂。

    2)淋洗条件优化实验。根据最佳淋洗剂筛选实验的结果,选取淋洗效果最优的硫酸铵作为淋洗药剂,采用代表北方红沿河电厂周边土壤的2号土样和代表南方秦山电厂周边土壤的7号土样。分别称取老化14和140 d的2号和7号土壤样品各1.0 g,置于50 mL离心管中,分别加入10 mL 0.5 mol·L−1硫酸铵淋洗剂,在(25±1) ℃下恒温振荡(185 r·min−1)120 min后取样。为考察淋洗时间和液固比对淋洗效果的影响,分别设置淋洗时间为20、60、120和240 min,液固比分别为5∶1、10∶1和20∶1。每个处理均设置3个重复。

  • 称取0.05 g蒙脱石、0.10 g 3号与7号土壤移入离心管中,加入6 mL含Cs浓度分别为1、2、3、4和5 mol·L−1淋洗液,在(25±1) ℃下恒温振荡(185 r·min−1)24 h,过0.45 μm滤膜后测Cs浓度。为考察硫酸铵浓度对蒙脱石吸附淋洗液中Cs的影响,设置硫酸铵浓度分别为0、0.0010、0.0025和0.0100 mol·L−1,每个处理均设置3个重复。

  • 为研究不同吸附剂对含Cs淋洗剂吸附能力,运用Freundlich等温吸附方程进行线性拟合,表征其表面吸附量和介质中溶质平衡浓度之间的关系,探究吸附剂的吸附能力,以R2作为判断标准。Freundlich吸附等温方程如式(1)所示。

    式中:Q为最大吸附容量,mg·g−1KF为Freundlic吸附容量,mL·g−1n为Freundlic吸附强度。

  • 1)淋洗剂的影响。不同淋洗剂对老化14 d的Cs污染土壤淋洗效果如图1所示。采用硫酸铵、柠檬酸和草酸淋洗120 min后,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率分别为45%~93%、8%~26%和4%~22%,添加硫酸铵的淋洗剂对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果明显优于柠檬酸和草酸。KIM等[13]对韩国某核电站反应堆周围放射性核素污染土壤进行淋洗实验发现,由于草酸易被生物分解,形成稳定的金属络合物,所以其对Co及Cs的淋洗效果优于其他种类,这与本研究结果不同。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一方面Cs污染土壤通过静电作用吸附大量的NH+4,强化了NH+4与土壤中Cs的交换,以增强硫酸铵对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果[22];另一方面SO24的存在抑制了Ca2+等与NH+4的交换,进一步提升了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果[23]。同时,由于本研究分别选取我国北方及南方某电厂周边土壤,与韩国某核电站反应堆周边污染土壤相比,其两者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可能有所差异,我国南北方电厂周边土壤中Cs以可交换态存在的占比可能高于韩国反应堆周边土壤,使得NH+4与土壤中Cs的交换反应增多,导致本研究结果为硫酸铵作为淋洗剂效果优于草酸。

    通过硫酸铵对不同Cs污染土壤样品的淋洗效果发现,2号和6号土壤的淋洗率较低,分别为51.1%和48.0%;1和5号土壤的淋洗效率最佳,分别为80.0%和95.4%。经分析土壤的理化性质发现,导致不同Cs污染土壤淋洗效果差异显著的原因可能与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有关。例如,王瑞祥等[24]发现,土壤有机质通过含氧官能团进行络合或螯合反应专性吸附Pb2+,且吸附能力及吸附量随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大。这可能导致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淋洗效果较差,也是硫酸铵对2和6号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果差的原因。

    2)老化时间的影响。选取硫酸铵作为淋洗剂,研究不同老化时间对Cs污染土壤淋洗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在相同浓度硫酸铵的条件下,随着老化时间的延长,土壤中Cs的淋洗率显著降低。2号Cs污染土壤的淋洗率从51.1%降低至25.0%,8号Cs污染土壤的淋洗率从79.4%降低至40.0%,2种Cs土壤的淋洗率均降低了1倍。老化时间增长,表明Cs离子与土壤胶体相互作用时间也随之增加,并通过物理吸附、离子交换、微孔扩散及微沉淀等方式聚集在土壤中,使得其可浸提性、可交换性逐渐降低,从而降低淋洗效率。这与林瑞聪等[25]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随着老化时间延长,放射性核素Cs与土壤的结合强度不断增加,总分配系数不断降低,导致Cd(Ⅱ)和Cr(Ⅲ)的淋洗效率降低。

    3)淋洗时间的影响。淋洗是固液体系中典型的非催化非均相反应[26],淋洗时间会影响土壤中重金属的淋洗效率。硫酸铵浓度为0.5 mol·L−1时,不同淋洗时间下土壤中Cs的淋洗效率如图3所示。如图所示,随着淋洗时间的延长,2种土壤中Cs的淋洗效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淋洗率在120 min达到最大,分别为25.0%和40.0%。当淋洗时间为240 min时,2种土壤中Cs的淋洗率分别降低了9.0%和20.7%,这可能是因为淋洗后期淋洗液形成乳化液,发生了反吸附过程,从而导致淋洗效率显著降低。

    4)液固比的影响。不同液固比对Cs污染土壤淋洗效率的影响如图4所示。当液固比为5∶1时,2号和7号土壤中Cs的淋洗率最低,分别为20.1%和17.5%。随着液固比从5∶1升至20∶1,2和7号土的淋洗率都呈现上升的趋势,这符合土壤盐分淋洗规律[27]。最终,当液固比为20∶1时,3号土的淋洗效率最高达35%,7号土的淋洗效率最高达32%。这可能是因为,当液固比较低时,淋洗液与土壤未能均匀混合,从而影响淋洗剂对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率。王东辉等[28]的研究结果也得出相似规律,即随着液固比的升高,淋洗剂与土壤中放射性核素Cs的结合位点也相应增多,交换与络合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导致淋洗效率也随之提高。

  • 1)不同吸附剂对Cs污染土壤淋洗液吸附能力影响。吸附剂的种类是影响淋洗液中重金属回收的关键影响因素[29]。本研究选取蒙脱石、3号土壤和7号土壤作为吸附剂,分析蒙脱石和土壤对污染土壤中Cs的回收效率,结果如图5所示。由图5可见,随着平衡浓度的增加,蒙脱石、3号和7号土壤对Cs的吸附量的变化一致,均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采用Freundlich方程拟合实验数据能更好地描述Cs在不同吸附质上的吸附行为(表2),R2>0.99,表明蒙脱石和土壤对淋洗液中的Cs均符合Freundlic非线性等温吸附方程。通过计算,蒙脱石、7号土壤和3号土壤的lnKF分别为6.40、5.75和4.35;n分别为0.58、0.54和0.46。由于Freundlich等温吸附常数KF反映的是吸附剂对Cs吸附能力的大小,KF越大,表明吸附剂对Cs的吸附能力越强。因此,3种不同吸附剂对污染土壤中Cs的吸附能力的大小顺序分别为:蒙脱石最佳、7号土壤次之、3号土壤最差。蒙脱石对Cs的吸附能力明显高于3号和7号土壤样品,这主要是因为蒙脱石由Si-O四面体和Al-(O,OH)或Mg-(O,OH)八面体构成的[30],晶层间结合力较弱,具有较好的阳离子交换性以及较大的比表面积,因此,其对Cs有很强的吸附性。这与智伟迪[31]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由于Cs在环境中的迁移与土壤中的粘土矿物种类、含量离子强度和天然有机物有关[32],从而导致3号与7号土壤对含Cs淋洗液的吸附能力有明显差异。

    2)不同浓度硫酸铵对淋洗液中Cs吸附的影响。由图6可见,随着硫酸铵浓度升高,蒙脱石对淋洗液中Cs的吸附效率都明显降低,当硫酸铵浓度分别为0、0.001 0、0.002 5和0.010 0 mol·L−1时,吸附24 h后,蒙脱石对Cs的吸附量分别为1032.0、723.6、489.0和264.5 mg·kg−1。采用Freundlich等温吸附方程对不同条件下Cs的吸附数据进行拟合,发现lnKF分别为6.40、5.71、5.32和4.74,n分别为0.85、0.79、0.78和0.73,表明随着硫酸铵浓度的增加,蒙脱石对淋洗液中Cs的吸附能力和吸附强度均降低。这主要是因为硫酸铵浓度升高,淋洗液中含有大量的NH+4,与Cs产生竞争作用,降低了蒙脱石对Cs的吸附能力,从而导致淋洗液中Cs的吸附效率逐渐降低。PIRI等[33]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相似,该研究以黏土作为吸附剂吸附水中的Zn,结果表明,柠檬酸显著抑制了黏土矿物对Zn的吸附,其原因可能是柠檬酸与Zn反应生成的可溶性复合物或柠檬酸与金属竞争土壤表面的吸附位点所致。

  • 1)相比草酸及柠檬酸,添加硫酸铵的淋洗剂对Cs污染土壤的淋洗效果最佳;其淋洗效率随老化时间及液固比增加而升高,淋洗120 min时淋洗效率最高。

    2)通过吸附回收淋洗液Cs实验发现,蒙脱石对Cs的吸附能力高于核电站周边土壤。淋洗液中残留硫酸铵对蒙脱石吸附Cs的抑制效果显著。

    3)建议硫酸铵淋洗液循环使用,以使得残留的NH+4浓度降低至低于0.001 mol·L−1

参考文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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