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滴滤塔中试处理某树脂制造企业VOCs

张克萍, 徐煜锋, 成卓韦, 叶杰旭, 张士汉, 陈建孟, 陈东之. 生物滴滤塔中试处理某树脂制造企业VOCs[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6): 1966-1975. doi: 10.12030/j.cjee.202007092
引用本文: 张克萍, 徐煜锋, 成卓韦, 叶杰旭, 张士汉, 陈建孟, 陈东之. 生物滴滤塔中试处理某树脂制造企业VOCs[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6): 1966-1975. doi: 10.12030/j.cjee.202007092
ZHANG Keping, XU Yufeng, CHENG Zhuowei, YE Jiexu, ZHANG Shihan, CHEN Jianmeng, CHEN Dongzhi. On-site pilot test of biotrickling filter treatment of VOCs from a synthetic resin-producing plant[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6): 1966-1975. doi: 10.12030/j.cjee.202007092
Citation: ZHANG Keping, XU Yufeng, CHENG Zhuowei, YE Jiexu, ZHANG Shihan, CHEN Jianmeng, CHEN Dongzhi. On-site pilot test of biotrickling filter treatment of VOCs from a synthetic resin-producing plant[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6): 1966-1975. doi: 10.12030/j.cjee.202007092

生物滴滤塔中试处理某树脂制造企业VOCs

    作者简介: 张克萍(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废气生物净化技术。E-mail:2650192228@qq.com
    通讯作者: 陈东之(1980—),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废气生物净化技术。E-mail:cdz@zjut.edu.cn
  •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2018YFC0214103-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1477116,51778581)
  • 中图分类号: X511

On-site pilot test of biotrickling filter treatment of VOCs from a synthetic resin-producing plant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Dongzhi, cdz@zjut.edu.cn
  • 摘要: 采用生物滴滤工艺对某树脂制造厂污水站产生的VOCs废气进行现场处理。将活性污泥和1,2-二氯乙烷降解菌Starkeya sp.T2接种至中试规模的生物滴滤塔中,以处理该厂污水站产生的含甲缩醛(DMM)和1,2-二氯乙烷(1,2-DCA)混合废气。在生物滴滤塔运行40 d后,系统仍能稳定运行,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的去除率分别达到77%和82%以上。随着进气负荷不断增加,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的去除负荷最大分别可达9.0和6.8 g·(m3·h)−1,表明工艺对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去除效果较好。通过对反应器内氯离子浓度的监测发现,循环液中氯离子浓度的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侧面说明了工艺对1,2-二氯乙烷具有良好的降解效果。试验前期和末期的压力损失p1p2与气体流速v均存在线性关系,且试验末期的压力损失均大于前期。由高通量测序结果得出,在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去除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分枝杆菌属和生丝微菌属。
  • 在我国21世纪初,城市生活垃圾普遍采用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置[1],据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卫生填埋场共644座。填埋场中的生活垃圾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稳定并产生大量的老龄垃圾渗滤液。与新鲜垃圾渗滤液相比,老龄垃圾渗滤液具有高氨氮、低C/N、可生化性差和污染物成分更加复杂且毒性强等特点[2-3]

    传统脱氮工艺由于存在能耗和运行成本高的缺点。因此,对于低C/N比和高氨氮的老龄垃圾渗滤液而言,目前亟需探究一种经济且高效的脱氮方法。厌氧氨氧化(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Anammox)是一种新型高效的生物脱氮技术,与传统脱氮技术相比,该技术具备无需曝气、无需外加碳源、污泥产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少和运行成本低等优点。该技术是利用厌氧氨氧化菌(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bacteria, AnAOB)在缺氧或者厌氧环境条件下,利用NO2-N为电子受体,以NH4+-N为电子供体,最后将两者转化成N2的过程[4-5]。目前由于AnAOB生长速度缓慢,且倍增周期较长,导致Anammox工艺在工程运用中存在启动时间长,AnAOB富集丰度低等难题。目前报道文献中,王朝朝等[6]利用Anammox絮状污泥和厌氧颗粒污泥在UASB反应器中经过140 d成功培养出Anammox颗粒污泥,TN去除负荷为0.26 kg·(m3·d)−1;季军远等[7]以絮状厌氧消化污泥为接种污泥,经过250 d成功启动有效体积为1.4 L的Anammox-UASBA反应器;Wang等[8]将Anammox颗粒污泥接种于UASB反应器,经过178 d启动及稳定运行,NLR高达8.25 kg·(m3·d)−1;李亦舒等[9]探究低DO条件下对Anammox工艺脱氮影响,富集的AnAOB丰度仅为14.3%。

    基于此,本研究针对短程硝化处理后的老龄垃圾渗滤液,采用UASB反应器快速启动Anammox用于进一步深度脱氮,分析启动过程中接种污泥形貌变化、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和脱氮性能。为此,探究Anammox最佳启动条件,并采用厌氧硝化污泥为接种污泥,在30 L的UASB反应器中,仅用60 d成功启动Anammox。启动成功后以短程硝化处理后的老龄垃圾渗滤液为进水,探究该系统脱氮性能。实现Anammox反应器稳定运行和较强的脱氮性能,为其在老龄垃圾渗滤液工程运用中提供科学的技术参考。

    本研究单因素批量实验采用4至6个用锡箔纸包裹的250 mL的具塞锥形瓶,Anammox启动和实际废水脱氮实验在UASB反应器中进行,实验装置如图1所示。该反应器内径为20 cm,高100 cm,有效体积为30 L,反应器内投加Φ=55 mm的聚氨酯生物填料球,投加量为30%。运行工况:利用温控系统将反应器内温度控制在(30±1) ℃,DO为0.3 mg·L−1,初始pH为7.5,MLSS为4 200~4 500 mg·L−1;模拟废水启动阶段Ⅰ,采用人工配水,设置进水蠕动泵流量为10 L·d−1,利用进水蠕动泵将模拟废水从反应器底部输入,内循环蠕动泵转速设置为2 r·min−1,处理后的水从顶部出水口排入出水箱中;实际废水运行阶段Ⅱ,启动成功后,通过逐渐提高老龄垃圾渗滤液的浓度,运行工况与启动阶段一致。

    图 1  Anammox-UASB反应器装置图
    Figure 1.  Anammox-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 reactor

    本研究启动阶段采用模拟的垃圾渗滤液为进水,启动成功后以短程硝化处理后的老龄垃圾渗滤液为进水。模拟废水中NH4+-N和NO2-N由(NH4)2SO4和NaNO2按需添加,其质量浓度分别为50~200 mg·L−1和60~260 mg·L−1。其他主要成分:MgSO4·7H2O、CaCl2、NaHCO3和KH2PO4、微量元素Ⅰ(1 mg·L−1)和微量元素Ⅱ(1 mg·L−1) [10]

    本研究接种污泥为广东省云浮市某养鸭废水处理站两级A/O工艺中厌氧硝化污泥,颜色呈棕红色,MLSS为5 000~6 000 mg·L−1。利用缓冲溶液将厌氧接种污泥清洗3遍,随后采用100目筛网进行筛分,去除杂物,并收集筛网上的颗粒污泥;将颗粒污泥置于装有NH4+和NO2质量浓度分别为30 mg·L−1和40 mg·L−1的密闭容器中,并添加适量的MgSO4·7H2O、CaCl2、NaHCO3和KH2PO4营养物质、微量元素Ⅰ和微量元素Ⅱ进行纯化培养。纯化培养后的接种污泥中微生物数量为3×108个·mL−1,主要微生物群落包括ProteobacteriaChloroflexiPlanctomycetes。将纯化后的接种污泥避光储存于实验室4 ℃冰箱中。

    水质根据《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11]中的方法测定。其中NH4+-N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NO2-N采用N-(1-萘基)-乙二胺光度法测定、NO3-N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MLSS采用重量法测定、pH和DO采用便携式水质多参数测定仪(上海SANXIN-SX825)测定。

    污泥外貌形态,将样品置于10 mL离心管内,加入2.5%戊二醛固定液进行固定,冷冻干燥好后,将样品镀膜后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Zeiss Gemini 300,上海卡尔蔡司)进行观察并拍摄。污泥中EPS特征,采用一种改良的热提法提取污泥的3层EPS[12-13],并用三维激发发射矩阵(3D-EEM)荧光光谱法测定EPS中有机物变化。采用考马斯亮蓝法和蒽酮—硫酸法分别测定EPS中的多糖和蛋白质[14-15]

    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利用Qubit3.0 DNA检测试剂盒对基因组DNA进行定量。对细菌的16S rRNA的V3~V4区,用通用引物341F(CCTACGGGNGGCWGCAG)和805R(GACTACHVGGGTATCTAATCC)进行PCR扩增,最后采用Illumina MiSeq测序平台完成测序。

    1)温度对厌氧氨氧化污泥脱氮的影响。有研究[16-17]表明,AnAOB最适的生长温度在15~40 ℃。基于此,探究温度(15、20、25、30、35、40和50 ℃)对Anammox污泥脱氮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2(a)所示。当反应温度为15 ℃和50 ℃时,NH4+-N和NO2-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56.3%、64.3%和30.8%、67.8%。这是由于低温条件下导致比氨活性(SAA)降低,高温条件下由于细菌细胞裂解,SAA受到抑制[18-20],导致脱氮效率下降[21-22],在20、25、30、35和40 ℃下,NH4+-N和NO2-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超过90%和76%。其中30 ℃下的NH4+-N和NO2-N去除效果最佳,其平均去除率分别超过98%和85%。当反应温度为30 ℃和40 ℃时,TN的去除率最高,平均值分别为91.7%和91.9%。为节省能耗,将最佳反应温度设为(30±1) ℃。

    图 2  影响Anammox污泥脱氮性能的主要因素优化
    Figure 2.  Optimization of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nitrification performance of anaerobic ammonia oxidation sludge

    2)初始pH对厌氧氨氧化污泥脱氮的影响。AnAOB的生理pH为6.7~8.3[23]。不同初始pH(5.0、6.0、7.0、8.0和9.0)对Anammox污泥脱氮性能的影响如图2(b)所示。初始pH的升高,有利于去除NH4+-N、NO2-N和TN,当初始pH为7.09.0时,NH4+-N、NO2-N和TN的去除效果最佳,其平均去除率均超过99%。pH决定了游离氨(free Ammonia, FA)和游离亚硝氨(free nitrogenous ammonia, FNA)的浓度,FA已被证明是Anammox系统中的一种重要抑制剂,低pH会导致FA浓度下降,这有利于AnAOB的活动[24]。然而,有研究表明,Anammox主要受pH影响,而非FA的抑制[25]。极端pH可能会影响质子转移和其他代谢过程 [26]。AnAOB菌在酸性条件下受到抑制,从而降低其脱氮性能。结果表明,进水初始pH为7.0~8.0脱氮效果最佳,故本研究将最佳初始pH设为7.5。

    3)碳源投加量对厌氧氨氧化污泥脱氮影响。有机物被认为是影响Anammox脱氮性能的一个重要因素[27]。不同C6H12O6投加量(0、20、40、60和80 mg·L−1)对Anammox脱氮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2(c)所示。NH4+-N的去除效果与C6H12O6投加量呈负相关,当C6H12O6投加量为0 mg·L−1和20 mg·L−1时,NH4+-N去除效果最佳,其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9.5%和96.7%;当C6H12O6投加量为80 mg·L−1时,NH4+-N平均去除率仅为86.4%。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存在有机碳,异养菌会大量生长繁殖[28],如反硝化菌,导致AnAOB菌的生长受到抑制,NH4+-N的去除性能下降。相反,NO2-N去除率与碳源投加量呈正相关,在C6H12O6低投加量(0 mg·L−1和20 mg·L−1)时,其平均去除率仅为54.3%和65.5%。这主要是因为部分NO2-N在反硝化菌的作用下转化为N2。有研究表明,在COD为100 mg·L−1时,NH4+-N和TN的去除效率均超过90%相比之下,当COD达到约300 mg·L−1时,Anammox仅占TN去除率的69%[29]。在不同C6H12O6投加量(0、20、40、60和80 mg·L−1)下,TN平均去除率分别为74.0%、80.6%、76.6%、70.3%和81.8%。尽管有机物可能会对Anammox产生不利影响,但较低的有机物浓度或合适COD/N可能会支持Anammox和反硝化的共存[30-32]。从NH4+-N、TN的去除效果以及经济考虑,本研究将不外加碳源。

    4) NO2/NH4+对厌氧氨氧化污泥脱氮影响。研究[23]表明AnAOB对铵和亚硝酸盐的亲和常数均小于或等于0.1 mg N·L−1。探究不同NO2/NH4+(0.75、1.00、1.25、1.50和1.75)对Anammox污泥脱氮性能影响结果如图2(d)所示。NO2/NH4+比为0.75、1.00、1.25、1.50和1.75对NH4+-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9.4%、99.1%、99.3%、99.5%和98.9%,对NO2-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100%、100%、98%、87%和88%,对T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9.6%、99.5%、99.7%、93.0%和91.0%。高底物浓度可抑制Anammox活性,尤其是在高NO2-N浓度[33]。Anammox反应过程如化学式 (1) 所示[34]。理论上每消耗1 mol NH4+,需要1.32 mol NO2,若NO2/NH4+高于1.32理论值,则出现NO2无法完全反应,导致出水存有剩余的NO2。若NO2/NH4+低于1.32,反而会出现NH4+过剩,导致出水TN去除率下降。结果表明,NO2/NH4+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其脱氮性能,故本实验将NO2/NH4+设为1.25~1.50较为合适。

    NH+4+1.32NO2+0.132HCO3+0.512H+1.02N2+0.26NO3+CH2O0.5N0.15+2.19H2O (1)

    5)接种污泥浓度对厌氧氨氧化污泥脱氮影响。Anammox脱氮性能与接种污泥浓度相关联[35]。基于此,探究不同接种污泥浓度(1 800、2 600、3 400和4 200 mg·L−1)对Anammox污泥脱氮性能影响,结果如图2(e)所示。污泥质量浓度为1 800、2 600、3 400和4 200 mg·L−1,进水NH4+-N质量浓度控制为153.8 mg·L−1,出水质量浓度分别为70.5、44.6、15.8和0 mg·L−1,其平均去除率分别为54.2%、71.0%、89.7%和100%;NO2-N进水质量浓度为192.3 mg·L−1,出水质量浓度分别为176.2、144.3、69.3和4.6 mg·L−1,平均去除率分别为8.4%、25%、64%和97.6%;TN的去除率分别为32.5%、46.5%、77.5%和98.2%。结果表明,当接种污泥浓度较低时,系统中的微生物含量也随之减小,导致其脱氮效果不佳,而将污泥浓度提高至一定程度,微生物的数量极为丰富,其脱氮性能最佳。结果表明,接种污泥质量浓度为4 200 mg·L−1时,其脱氮效果最佳。

    单因素批量实验结果表明,Anammox最适的运行条件温度为(30±1) ℃、初始pH为7.5、无外加有机碳源、NO2/NH4+=1.25~1.50和接种MLSS为4 200 mg·L−1。基于此,进行Anammox启动和脱氮性能研究,其中启动阶段Ⅰ指以模拟废水为进水,用于Anammox的快速启动;实际废水运行阶段Ⅱ是指在启动成功后,以短程硝化处理后的老龄垃圾渗滤液为进水,探究UASB反应器脱氮性能的研究。由图3(a)可见,模拟废水启动阶段Ⅰ中当NH4+-N质量浓度由48.5 mg·L−1逐渐提升至211.3 mg·L−1时,平均去除率为99.2%。此外,当提高氮负荷比时,其NH4+-N去除效率轻微下降,随后回升到较高的水平。这表明反应器中的微生物具备较强的抗冲击负荷能力,启动过程中NH4+-N的出水质量浓度均低于6 mg·L−1。从图3(b)可知,当NO2-N从初始质量浓度由64.7 mg·L−1逐渐提升至247.1 mg·L−1,反应器对NO2-N同样保持较高的去除效果,NO2-N出水质量浓度低于10 mg·L−1,平均去除率为97.2%。由图3(c)可见,NO3-N的积累量随着NH4+-N和NO2-N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始终低于0.26,∆NO2-N/∆NH4+-N平均值为1.26,略低于理论值1.32。这可能是由于反应器中除了AnAOB外,还存在反硝化菌,使得Anammox过程中产生的NO3-N在反硝化菌的部分反硝化作用下转为NO2-N,导致∆NO2-N和∆NO3-N偏低,从而导致结果比理论值低[34]由图3(d)可见,当TN的质量浓度由113.1 mg·L−1逐渐升至458.4 mg·L−1时,平均去除率为90%,出水质量浓度低于25 mg·L−1,表明第60天时Anammox成功启动。

    图 3  Anammox快速启动及其脱氮性能
    Figure 3.  Fast start-up and of Anammox and its denitrification performance

    实际废水运行阶段Ⅱ:启动成功后以短程硝化处理后的老龄垃圾渗滤液为原水,进水NH4+-N、NO2-N、NO3-N和TN的质量浓度分别为150~190、200~250、5~15和375~465 mg·L−1。由于水质与启动期的模拟废水存在差异,微生物受到抑制,导致启动初期的脱氮性能不稳定,运行至第125天时,NH4+-N、NO2-N和T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81.7%、81.9%和76.2%,平均出水质量浓度分别为31、42.5和99.8 mg·L−1,NO3-N的平均出水质量浓度为25.7 mg·L−1。结果表明,随着运行时间推移脱氮性能趋向稳定,系统运行至126~150 d时NH4+-N、NO2-N和TN出水较为稳定且保持较高的脱氮效果,其平均去除率分别为86.9%、85.7%和80.2%,表明该系统运行趋向于稳定。

    1)生物填料以及接种污泥变化。在图4(a)~(c)中观察到聚氨酯生物填料上的孔隙中附着很多由微生物聚集而成生物膜。这说明聚氨酯生物填料可为AnAOB提供附着场所,可以有效解决运行过程中种泥流失的难题。在图4(d)~(f)中观察到絮状污泥逐渐减少,颗粒污泥逐渐增多。为了更清楚地观察污泥形态,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在图4(g)~(i)中观察到原始接种污泥中絮状污泥居多,只有少数的颗粒污泥,且颗粒污泥粒径较小,第60 天时,可以明显的观察到颗粒污泥占主导地位,同时污泥颗粒化程度高且形态完整。

    图 4  不同时期接种污泥宏观特征
    Figure 4.  Ma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oculation sludge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2)接种污泥表观形貌。为更好地揭示接种污泥颗粒化过程,从UASB反应器中取第0、20、40和60天的污泥样品,观察污泥从开始接种至接种至60 d过程中微生物聚集的情况。由图5(a)可见,原始接种污泥呈现出网状结构,主要是由变形菌门和绿弯菌门形成[36],这为后期AnAOB的富集提供附着位点。由图5(b)可见,第20天的接种污泥在原本树状结构上聚集了球状颗粒。如图5(c)所示,在第40天的接种污泥表面观察到不规则的花椰菜外观。由图5(d)可见,接种60 d后污泥呈现的花椰菜外观更加明显,花椰菜外观是AnAOB成功富集的特征[37]。这表明反应器在40~60 d内AnAOB成功富集。此外,可观察到细菌被某种分泌物紧密连接,这有利于AnAOB抗冲击负荷和具有较好的沉降性能,可有效地减少接种污泥的流失。

    图 5  原始接种污泥与不同接种时期污泥结构扫描电镜图
    Figure 5.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images of the structure of raw sludge and the inoculated sludge at different operating periods

    3)接种污泥EPS中蛋白质(PN)和多糖(PS)的变化。EPS是污泥颗粒化的重要物质[38]。基于此,本文探究EPS中PN和PS对Anammox颗粒化的影响。由图6(a)可见,原始接种污泥中PN的含量为0.39 mg·g−1(以每克MLVSS计),接种至第30天时,提高至4.92 mg·g−1,接种至第60天时,提高至9.42 mg·g−1。而PN含氨基,并带正电荷,导致污泥表面负电荷减少,微生物间的静电斥力降低,细胞表面的疏水性增强,从而使细胞更易于从水相中脱离出来并互相聚集。因此,PN含量的增加可促进污泥颗粒化[39],表明微生物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富集,这与SEM的结果一致。接种60 d后,原始接种污泥EPS中PS也由1.10 mg·g−1增加至5.05 mg·g−1,与PN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图6(b))。并且在氮负荷增加的过程中不断分泌更多的EPS,PS通过形成聚合物来促进微生物间的黏附以增强颗粒污泥的稳定性。同时,PS交联形成的水凝胶是维持颗粒污泥稳定的重要因素[40]。PS长主链之间的缠结以及丰富的结合位点桥接形成骨架,增强了微生物之间的黏附,有利于维持颗粒污泥的稳定状态[41]。PN/PS通常可以作为接种污泥稳定性和沉降性能的表征,由图6(d)可知,原始接种污泥PN/PS为0.356,第30天时其值为3.51,第60天时其值为1.87。有研究[42]表明,PN/PS为0.5~5内时,颗粒污泥的稳定性和沉降性随该比值增大而增强。由图6(c)和图6(d)可知,总EPS的分泌量的增加表明AnAOB得以富集。

    图 6  不同启动时期接种污泥3层EPS的变化
    Figure 6.  Changes of three-layer EPS in the inoculation sludge at different start-up periods

    4)污泥EPS的3D-EEM结果。AnAOB分泌特定的EPS,可间接表征AnAOB的生长富集状况[43]。基于此,本文研究不同运行时期接种污泥各层EPS荧光光谱的变化,结果如图7所示。EPS的荧光谱图中主要包含4个特征峰:A峰激发波长/发射波长(Ex/Em)位于230~260 nm/300~330 nm,为酪氨酸蛋白;B峰Ex/Em位于337~400 nm/425~462 nm,为腐殖酸;C峰Ex/Em位于260~280 nm/370~425 nm,为富里酸和D峰Ex/Em位于230~262 nm/335~370 nm,为色氨酸蛋白质[44]。与图7(a)和图7(b)的接种污泥相比较,第30天(图7(e)~(f))和第60天(图7(h)~(i))在LB-EPS和TB-EPS层出现了腐殖酸类有机物 (B峰) ,该有机物是AnAOB中的Candidatus Brocadia分泌的特定物质[45],表明第30天和60天之后AnAOB得到富集,且第60天时富集程度比第30天时要高。接种第60天的酪氨酸蛋白质(峰A)和色氨酸蛋白质(峰D)荧光强度比接种污泥高,且这2种物质在Anammox污泥的聚集中起重要作用[44]。表明随着污泥接种时间的推移,微生物不断的分泌出更多的胞外聚合物,同时也说明微生物不断的进行生长繁殖,与上节的扫描电镜的结果相一致。

    图 7  不同时期接种污泥3层三维荧光变化
    Figure 7.  Three-dimensional fluorescence change of three-layer EPS in the inoculation sludge at different start-up periods

    1)微生物多样性分析。采用16S rRNA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接种污泥在UASB反应器运行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情况。由表1可知,覆盖率(coverage)均大于99%。0~30 d反应器中氮负荷由0.075 kg·(m3·d)−1提升至0.153 kg·(m3·d)−1,OTUs数由370降至322,微生物多样性和丰度均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大部分不适应环境的微生物被淘汰。30~60 d反应器中氮负荷增加至0.306 kg·(m3·d)−1,OTUs数由322降至312,微生物多样性和丰度呈现出略微下降趋势,表明微生物逐渐适应环境。此外,Simpson指数增大,Shannon指数、Ace指数和Chao1指数有所降低。以上结果表明,随着氮负荷的增加,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丰度与原始接种污泥相比有所下降,表明在运行过程中系统不断将不适应环境的微生物进行淘汰,从而使得主要的功能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提高系统的脱氮性能。

    表 1  Anammox接种污泥Alpha多样性指数
    Table 1.  Alpha diversity index of anaerobic ammonia oxidation inoculation sludge
    污泥样品OTUsShannonSimpsonAceChao 1Shannoneven覆盖率/%
    第0天3704.4010.030370.00370.000.744100
    第30天3223.9540.045325.88324.440.68599.9
    第60天3123.3020.093320.63324.160.57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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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门水平物种丰度分析。图8(a)反映了UASB反应器接种第0、30和60天时在门水平上微生物群落结构。结果表明:第0天时,反应器内门水平的微生物主要包括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绿弯菌门(Chloroflexi)、浮霉菌门(Planctomycetes)、拟杆菌门(Bacteroidota)、厚壁菌门(Firmicutes)、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和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其相对丰度分别为29.9%、15.2%、6.40%、6.22%、3.76%、1.77%和1.15%;第30天时,反应器中浮霉菌门、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和酸杆菌门的相对丰度分别提高至12.9%、8.72%、12.7%和1.32%,变形菌门和绿弯菌门分别下降至27.5%和3.05%,在第30天时没有检测到疣微菌门,却检测到Ignavibacteriae,其相对丰度为0.81%;第60天时,浮霉菌门、拟杆菌门和Ignavibacteriae相对丰度分别提高至44.4%、9.95%和1.34%,变形菌门、厚壁菌门、绿弯菌门和拟杆菌门相对丰度分别降至21.4%、0.36%、2.32%和0.54%。有研究表明,Anammox体系中AnAOB可与上述微生物存在共存现象[46-47]

    图 8  接种污泥微生物群落结构
    Figure 8.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 inoculated sludge

    反应器运行至第60天时,浮霉菌门成为第一优势菌门,这主要是启动时逐渐提升氮负荷,且无外加有机碳源,使得接种污泥中的变形菌逐渐地失去第一优势菌的地位。而AnAOB为化能自养型细菌,在无有机碳源的环境中更有利其生长繁殖,从而使其在系统中更加具有竞争力。虽然变形菌门失去了第一优势菌门的地位,但其依旧保持较高的丰度,该菌门中含硝化、反硝化细菌,提升反应体系中的脱氮效率。值得注意的是,Ignavibacteriae从未检出到第60天时升至1.34%,该菌属于异养兼性厌氧菌,能将NO3-N还原为NO2-N[46],有利提高系统的脱氮性能,同时可解释Anammox的系统中∆NO2/∆NH4+和∆NO3/∆NH4+低于理论值的原因。大部分的丝状菌为绿弯菌门,由于接种污泥中绿弯菌门为第二优势菌门,为后期AnAOB的富集提供附着位点,此外该菌门还参与凋亡细胞的分解和胞外物质的合成[36]。Anammox反应器是一个多种微生物共存的系统,形菌门、厚壁门、绿弯菌门和拟杆菌门等微生物参与脱氮,有利于反应器脱氮和稳定运行。

    3)属水平菌群结构分析。在UASB反应器接种第0、30和60天时,属水平上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如图8(b)所示。接种污泥主要以ThaueraThermomonasNitrosomonasOhtaekwangia为优势菌。运行60 d后,浮霉菌门中的Candidatus Brocadia成为优势菌,其丰度从反应器启动前未检出提高至42.4%。通常,随着低氮负荷向高氮负荷的提升过程中Candidatus Brocadia可能受高浓度NO2-N的抑制[48]。但本研究中Candidatus Brocadia可以免受抑制且成为优势菌,表明Anammox启动成功。

    同时反应器存在ThaueraThermomonasNitrosomonasOhtaekwangiaIgnavibacterium等硝化反硝化菌,Thauera的存在有利于COD和TN的去除[47]Thermomonas属于热单胞菌,可以有效去除NO3-N[49]Nitrosomonas属于AOB菌,该菌利用一部分NH4+-N转化成NO2-N为AnAOB提供基质;Ohtaekwangia属于硝化细菌门,其丰度由初始2.60%增加至3.32%,该菌丰度增加有利于系统的脱氮[50]Ignavibacterium属于亚硝化盐还原菌,该菌丰度增加至1.34%,在Anammox系统中经常与AnAOB发挥作用。虽然前3者的丰度有所下降,后两者的丰度上升,但其对该反应器高效脱氮有重要贡献

    1)在UASB反应器中成功快速启动Anammox,其最佳运行条件为(30±1) ℃、初始pH为7.5、无需外加碳源、NO2-N/NH4+-N为1.25~1.50和MLSS为4 200 mg·L−1,历经60 d快速启动成功厌氧氨氧化。

    2) UASB反应器启动60 d后,污泥中EPS中PN由0.39 mg·g−1增至9.42 mg·g−1,PS从1.1 mg·g−1增加至5.05 mg·g−1,总EPS由接种前的1.49 mg·g−1增至14.5 mg·g−1,说明氮负荷增加时有利于微生物分泌出更多的胞外聚合物,有利于Anammox颗粒的形成,增强其抗负荷能力,且能减少种泥流失。

    3)启动成功的UASB反应器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系统运行至126~150 d时NH4+-N、NO2-N和TN平均去除率均在80%以上,TN去除负荷最高为0.36 kg·(m3·d)−1,可为工程规模的Anammox快速启动用于老龄垃圾渗滤液脱氮提供参考。

    4) UASB反应器启动成功后,微生物多样性减少,AnAOB所在的浮霉菌门(Planctomycetes)成为优势菌门,其相对丰度为44.4%,Candidatus Brocadia成为优势菌属,相对丰度提高至42.4%,说明AnAOB成功富集,AnAOB利用NO2-N为电子受体,以NH4+-N为电子供体实现深度脱氮。同时UASB反应器是一个以硝化反硝化菌为辅,以AnAOB为主的共生系统。

  • 图 1  生物滴滤塔工艺流程

    Figure 1.  Diagram of biotrickling filter

    图 2  混合废气中有机物污染物的GC-MS分析色谱图

    Figure 2.  GC-MS chromatogram of waste gases

    图 3  生物滴滤塔进、出口的混合废气质量浓度及去除率

    Figure 3.  Inlet and outlet concentrations and removal efficiencies of mixed waste gas

    图 4  混合废气去除负荷和进气负荷的关系

    Figur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mination capacity and inlet load of waste gases

    图 5  反应器循环液中的Cl-质量浓度

    Figure 5.  Concentration of chloride ion in the circulation liquid of BTF

    图 6  反应器中压力损失的变化

    Figure 6.  Changes of pressure drop in biotrickling filter at various phase of the operation

    图 7  细菌菌群OTU指数的稀疏曲线

    Figure 7.  Rarefaction curves of bacterial community

    图 8  填料上的细菌在属水平上相对丰度分布

    Figure 8.  Distribution of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bacteria at the genus level

    表 1  混合废气的主要成分及质量浓度

    Table 1.  Main components and concentration of mixed waste gas emissions mg·m−3

    污染物最大质量浓度最小质量浓度平均质量浓度
    甲缩醛200.942.4104.2
    1,2-二氯乙烷126.127.667.1
    污染物最大质量浓度最小质量浓度平均质量浓度
    甲缩醛200.942.4104.2
    1,2-二氯乙烷126.127.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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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挂膜前期和平稳运行阶段Alpha多样性统计表

    Table 2.  Alpha diversity statistics each samp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film installation and stable operation stage

    样品号分类操作单元(OTUs)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ACE指数Chao指数覆盖率/%
    12263.151 1730.093 243230.64200.460.984 567
    22623.845 7980.042 212270.32238.780.978 119
    样品号分类操作单元(OTUs)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ACE指数Chao指数覆盖率/%
    12263.151 1730.093 243230.64200.460.984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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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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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0-07-14
  • 录用日期:  2020-11-17
  • 刊出日期:  2021-06-10
张克萍, 徐煜锋, 成卓韦, 叶杰旭, 张士汉, 陈建孟, 陈东之. 生物滴滤塔中试处理某树脂制造企业VOCs[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6): 1966-1975. doi: 10.12030/j.cjee.202007092
引用本文: 张克萍, 徐煜锋, 成卓韦, 叶杰旭, 张士汉, 陈建孟, 陈东之. 生物滴滤塔中试处理某树脂制造企业VOCs[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6): 1966-1975. doi: 10.12030/j.cjee.202007092
ZHANG Keping, XU Yufeng, CHENG Zhuowei, YE Jiexu, ZHANG Shihan, CHEN Jianmeng, CHEN Dongzhi. On-site pilot test of biotrickling filter treatment of VOCs from a synthetic resin-producing plant[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6): 1966-1975. doi: 10.12030/j.cjee.202007092
Citation: ZHANG Keping, XU Yufeng, CHENG Zhuowei, YE Jiexu, ZHANG Shihan, CHEN Jianmeng, CHEN Dongzhi. On-site pilot test of biotrickling filter treatment of VOCs from a synthetic resin-producing plant[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6): 1966-1975. doi: 10.12030/j.cjee.202007092

生物滴滤塔中试处理某树脂制造企业VOCs

    通讯作者: 陈东之(1980—),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废气生物净化技术。E-mail:cdz@zjut.edu.cn
    作者简介: 张克萍(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废气生物净化技术。E-mail:2650192228@qq.com
  • 1. 浙江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杭州 310014
  • 2. 浙江海洋大学石油化工与环境学院,舟山 316022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2018YFC0214103-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1477116,51778581)

摘要: 采用生物滴滤工艺对某树脂制造厂污水站产生的VOCs废气进行现场处理。将活性污泥和1,2-二氯乙烷降解菌Starkeya sp.T2接种至中试规模的生物滴滤塔中,以处理该厂污水站产生的含甲缩醛(DMM)和1,2-二氯乙烷(1,2-DCA)混合废气。在生物滴滤塔运行40 d后,系统仍能稳定运行,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的去除率分别达到77%和82%以上。随着进气负荷不断增加,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的去除负荷最大分别可达9.0和6.8 g·(m3·h)−1,表明工艺对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去除效果较好。通过对反应器内氯离子浓度的监测发现,循环液中氯离子浓度的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侧面说明了工艺对1,2-二氯乙烷具有良好的降解效果。试验前期和末期的压力损失p1p2与气体流速v均存在线性关系,且试验末期的压力损失均大于前期。由高通量测序结果得出,在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去除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分枝杆菌属和生丝微菌属。

English Abstract

  • 工业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不仅对人体的神经及造血系统具有极大危害,还会通过光化学反应产生其他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1]。其中,烷烃、卤代烃、苯系物和醚类是树脂制造企业排出废气中较常见的共存组分[2],对人体和环境都具有一定危害。因此,开发多组分废气处理技术对树脂制造业废气的高效净化十分重要。

    VOCs的传统处理方法有:吸收法、吸附法、催化燃烧法等[3-6]。其中,吸收法较难处理化学性质稳定且难溶于水的有机废气;吸附法因吸附剂价格昂贵且易产生二次污染而应用受限;催化燃烧法对低浓度废气处理的运行成本较高[7]。对比传统的VOCs净化工艺,生物法具有运行费用低、安全性高、无二次污染等优点[8-10],为树脂制造业多组分VOCs废气的高效净化提供了可行途径。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一系列基于生物滴滤工艺处理废气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郄凌翔等[11]利用正己烷和二氯乙烷降解菌强化生物滴滤塔的性能,使正己烷和二氯甲烷的最大去除负荷分别达到16.1和92.0 g·(m3·h)−1。傅科平等[12]在陶粒作填料的生物滴滤塔中研究H2S负荷对反应器处理性能的影响,当气体停留时间为47 s时,生物滴滤塔对H2S的去除效率达97.1%。徐佩伦等[13]用生物滴滤塔接种菌群去除石化行业排放的VOCs,最大去除能力为210.7 g·(m3·h)−1。也有学者通过模拟树脂废气来研究生物滴滤工艺处理树脂制造业VOCs的效果,如PRADO等[2]将甲醛、甲醇和一氧化碳以100、100和50 mg·m−3的质量浓度混合模拟树脂废气通入传统生物滤池中,在停留时间(empty bed residence time, EBRT)为30 s时,滤池对3种气体的去除率均大于80%。

    由于实际树脂生产厂产生的废气组分和浓度均不稳定,对微生物的要求较高,因此直接用生物滴滤工艺处理树脂制造业VOCs的中试报道较少。本研究在浙江某树脂生产厂污水站进行,对经酸碱喷淋后剩余的混合废气进行成分分析及浓度监测,再采用中试规模的生物滴滤塔对混合废气进行现场处理,考察了反应器的运行效果及污染物去除情况,分析了填料上细菌的群落结构及生物多样性,以期为该技术的工业应用提供参考。

  • 1)接种污泥。污泥取自浙江某树脂生产企业污水站好氧池,接种污泥体积为4.5 L,初始污泥浓度(MLSS)为1.2 g·L−1,并加入本课题组驯化得到的1.2-二氯乙烷降解菌Starkeya sp.T2以增强系统的处理性能。

    2)循环液。循环液中各种营养盐及其质量浓度:2.5 g·L−1 K2HPO4 ;0.5 g·L−1 KH2PO4;1 g·L−1 (NH4)2SO4;0.2 g·L−1 MgSO4;0.02 g·L−1 CaCl2;0.01 g·L−1 FeSO4;1 g·L−1 酵母粉。

    3)废气来源及分析测定。废气来源于树脂生产厂调节池、综合池、污泥房、生化池等单元。产生的废气经过酸、碱喷淋及H2O2氧化预处理。利用GC-MS对预处理后混合气体组分进行了分析,通过质谱图的检索比对,确认混合废气的主要成分,再通过GC对各组分浓度进行测定。

  • 本研究采用生物滴滤塔净化工艺流程见图1。净化系统由2个相同尺寸的生物滴滤塔并联构成,材料均为有机玻璃;塔内总长960 mm、总宽480 mm、总高960 mm。塔内填料采用直径为80 mm 的聚丙烯球,填料层总体积为0.51 m3,每个滴滤塔设上下2个填料取样口。废气由滴滤塔顶端进入塔内,自上而下通过填料层,经底部排气管抽气泵后排放。营养液由蠕动泵升到塔上端均匀向下喷淋,在填料层中由上而下经过,最后流入塔底的储液槽,并通过蠕动泵再次循环。

    为排除填料吸附作用对实验的影响,在加入污泥前,打开进口阀使混合废气进入生物滴滤塔中,并对进出口的混合废气质量浓度进行监测。待进出口质量浓度一致后即认为填料吸附达到饱和;再将4.5 L污泥和混合菌种的菌液投入滴滤塔内,并加入约40 L营养液,然后打开蠕动泵使混合液在滴滤塔内循环流动,同时打开进口阀门通入废气,采用气液相联合法挂膜。以混合液为液相、有机废气为气相,对实验装置进行挂膜,让菌种在填料球上附着并生长;挂膜结束后,有机废气在填料上生长的微生物作用下被分解为CO2、H2O、氯离子等无害无臭物质,最终达到废气净化目的。实验在常温下进行(温度变化范围为25~36 ℃)。生物滴滤塔的控制条件为:气体停留时间60 s,出口风速1.7 m·s−1,风量30.6 m3·h−1,循环液pH用NaOH溶液控制为6.5~7.5,循环液流量20 L·h−1。反应器运行30 d后,将储液槽中的循环液每天更换1/5,以保证微生物的营养所需并控制副产物的过量积累,控制2个反应器内的喷淋量和储液槽液面高度一致。

  • 1)废气成分分析。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Agilent 7820A-5975)分析废气的主要成分。色谱柱为DB-VRX毛细管柱(60 m×0.25 mm×1.4 μm),程序升温从120 ℃,10 ℃·min−1升高到230 ℃柱流量1.2 mL·min−1,进样量800 μL。He为载气,总流量为10.2 mL·min−1,分流比为5∶1。离子源230 ℃,辅助温度280 ℃,四级杆150 ℃,倍增电压1 000 V,扫描质量数35~350 amu。采用气相色谱(Agilent 7820A)测定废气中各组分的浓度,色谱柱为DB-1701毛细管柱(30 m× 0.32 mm×0.25 μm)。进样口、检测器(FID)和柱箱温度分别为250、270、40 ℃,柱流量2 mL·min−1,进样量800 μL。N2为载气,总流量为102.1 mL·min−1,分流比50∶1。压力损失ΔP采用U型压差计来测定,压力计量程为0~1 999 Pa,分辨力为1 Pa。Cl浓度采用PXS-270型台式离子计测定。pH值采用SX-620型便携式pH计测定。

    2)生物相的分析。生物膜总DNA提取、PCR扩增步骤、PCR产物、Alpha多样性委托美吉生物(上海)有限公司进行高通量测序分析。

    OTU:分类操作单元,是在系统发生学研究或群体遗传学研究中,为方便分析,人为给某一个分类单元(品系、种、属、分组等)设置的同一标志。一般情况下,如果序列之间的相似性高于97%(种水平)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OTU。每个OTU代表1个物种。

    Shannon-Wiener指数是衡量微生物多样性的指数之一,Shannon值越大,说明群落多样性越高。Simpson指数亦是衡量微生物多样性的指数之一,数值越大,说明群落多样性越低。Chao指数指用Chao1算法估计群落中含OTU 数目的指数,用来计算菌群丰度。ACE指数用来估计群落中含有OTU 数目的指数,用来计算菌群丰度。Coverage是指各样品文库的覆盖率,其数值越高,则样本中序列没有被测出的概率越低,该指数实际反映了本次测序结果是否代表样本的真实情况。

  • 利用GC-MS技术对混合废气的成分进行分析,结果见图2。由图2(a)可见,混合废气中检测出2种有机污染物A和B,其峰形良好,出峰时间分别为7.6 min和11.4 min。图2(b)是污染物A的谱图,特征离子峰m/z为75.1和45,其中,m/z 75离子峰最强。而图2(c)是污染物B的谱图,特征离子峰m/z为49、62.1和64.1,其中定量离子m/z为62.1。将污染物A、B的离子碎片图和标准谱图进行对照,根据匹配度和特征离子峰,分析得到这2种污染物分别为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

    在2019年6月初至8月底近90 d的时间内,对混合废气中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的进口质量浓度进行监测。监测结果的最低值、最高值和平均值见表1。其中,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的进口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104.2和67.1 mg·m−3表1数据表明该树脂制造厂污水站的主要污染废气为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这与文献[14-15]报道的甲缩醛是树脂相对分子质量的调节剂和聚合物的终止剂,以及树脂在洗涤蒸馏过程中会产生1,2-二氯乙烷等结论一致。

  • 混合废气去除率是生物滴滤塔挂膜启动情况的重要参数及运行性能评估的重要标准。当进气流量为30.6 m3·h−1,停留时间为60 s时,监测连续运行90 d生物滴滤塔内混合废气的进、出口质量浓度及去除率(removal efficiency, RE)变化,结果如图3所示。

    在反应器启动40 d后,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去除率逐渐趋于稳定,分别为77%和82%以上。启动80 d后,两者的去除率均能稳定在90%以上,且甲缩醛出口质量浓度仅为0~12 mg·m−3,1,2-二氯乙烷出口质量浓度为0~8.6 mg·m−3。陈益清等[16]研究了中试规模生物滴滤塔去除含H2S和NH3臭气的运行性能,该设备对H2S的去除率可长期稳定在99%以上,对NH3的去除率为60%~83%。陈子平等[17]利用中试规模生物滴滤池对油漆废气进行处理,对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最大去除率分别为88.8%、83.7%和86.3%。本研究中生物滴滤塔对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的最终去除率均稳定在90%以上,去除率相比其他中试研究更高。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高效降解菌加活性污泥挂膜对生物滴滤塔有较好的运行效果;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进气浓度和负荷在微生物能承受的波动范围内,不会抑制活性污泥和菌群的降解活性。本课题组曾利用小试生物滴滤设备去除低浓度二氯甲烷和1,2-二氯乙烷混合废气,当进气质量浓度平均值为100 mg·m−3时,挂膜35 d后2者的去除率可分别达到80%和75%以上[18]。本研究采用中试规模生物滴滤塔处理废气,挂膜完成所需时间相对较长,可能是由于废气的现场进口质量浓度不稳定,且中试规模较大,影响了微生物的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挂膜时间。

    本研究中废气的进口质量浓度不稳定,装置受冲击负荷影响。而生物滴滤工艺对进气负荷变化的耐冲击能力代表该工艺是否有良好的稳定性与适应性[19-20]。在反应器启动的第66天和第75天时,甲缩醛进口质量浓度分别达到183.5和172.8 mg·m−3,甲缩醛去除率也随之降至80%和85%;但在3 d后,随着进口质量浓度降至127.1和107.8 mg·m−3,去除率又回升至85%和88%。对1,2-二氯乙烷的去除情况类似。由此可知,本研究中的生物滴滤塔对进气负荷的变化有一定的耐冲击能力,稳定性和适应性均较好。

  • 去除负荷(elimination capacity, EC)是指单位体积滤料在单位时间内对污染物的降解量,是评价反应器降解性能最直观的参数。图4表示当EBRT为60 s时,不同进气负荷(inlet loading, IL)下,生物滴滤塔对混合废气的去除负荷。

    图4(a)可知,在EBRT为60 s的条件下,当甲缩醛进气负荷小于6.5 g·(m3·h)−1时,其去除负荷与进气负荷呈线性关系,去除率保持在99%以上;当甲缩醛进气负荷大于6.5 g·(m3·h)−1时,去除负荷开始偏离100%去除率线,但去除率仍保持在87%以上;当甲缩醛进气负荷大于10.3 g·(m3·h)−1时,去除负荷开始趋于平缓。本研究中,系统所能达到的最大去除负荷为9 g·(m3·h)−1

    图4(b)可知,在EBRT为60 s的条件下,当1,2-二氯乙烷的进气负荷小于3 g·(m3·h)−1时,去除负荷与进气负荷呈线性关系,去除率保持在96%以上;当1,2-二氯乙烷进气负荷大于4 g·(m3·h)−1时,去除负荷逐渐偏离100%去除率线,最大去除负荷为6.8 g·(m3·h)−1,去除率保持在86%以上。陈东之等[18]用生物滴滤塔处理氯代烃混合废气,系统稳定运行时,对二氯甲烷和1,2-二氯乙烷的最大去除负荷分别为13和10 g·(m3·h)−1。本研究中反应器的进口负荷存在一定波动,因此,1,2-二氯乙烷的去除负荷相对较低,最大去除负荷仅为6.8 g·(m3·h)−1也属合理范围。

    生物滴滤塔在同步净化多组分废气时,由于各污染物理化性质的差异和优势微生物菌群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降解性能与处理单一组分VOCs的生物降解体系有所不同[21]。在本研究中,生物滴滤塔对含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混合废气能达到较高的去除负荷,说明此工艺能有效去除以上2种混合废气。

  • 循环液中的Cl浓度是衡量含氯代烃有机废气是否被微生物降解的重要指标。生物滴滤塔运行时,由于1,2-二氯乙烷在降解过程中会产生对微生物具有毒害作用的Cl,进而会抑制塔内微生物的降解活性,因此在滴滤塔运行30 d后,每天更换20%循环液以保证Cl不会过量积累,影响微生物的活性。从反应器运行的31 d起,用离子计监测反应器内循环液中的Cl质量浓度,结果如图5所示。

    图5可知,当生物滴滤塔运行31 d之后,直到运行90 d结束,反应器内循环液中的Cl质量浓度从最初的340 mg·L−1提升至1 650 mg·L−1,总体呈上升趋势。在31~40 d,Cl质量浓度相对较平稳,维持在340~470 mg·L−1。这可能是由于填料上的生物量较低,1,2-二氯乙烷的去除率波动较大,故转化出的Cl较少;随着填料上生物膜的增加,反应器内1,2-二氯乙烷的去除率逐渐增高并保持稳定,从挂膜结束的第40 d起Cl浓度平均每天增加了23.6 mg·L−1。由图5还可发现,虽然每天更换20%的营养液,循环液中的Cl浓度仍呈上升趋势,这也说明生物滴滤塔对1,2-二氯乙烷的降解性能较好。陈益清等[16]用中试规模的生物滴滤塔净化含H2S和NH3的臭气,随着H2S进气质量浓度从2.8增至7 mg·m−3,滤出液中的硫酸根浓度逐渐升高;随着H2S质量浓度增至14 mg·m−3,并连续运行一段时间后,滤出液中的硫酸根浓度最终稳定在80 mg·L−1。本研究中系统中Cl浓度较高可能是由于污泥中加入了1,2-二氯乙烷降解菌。推测其转化过程可能为:1,2-二氯乙烷在降解菌的作用下先脱掉1个Cl生成中间产物2-氯乙醇,然后再经过2次氧化生成氯乙醇,氯乙醇再脱掉1个Cl转化为不含氯的简单有机物,最后通过生化反应循环生成CO2和H2O。

  • 生物滴滤塔运行过程中的压力损失不仅能反映填料表面生物膜厚度的增长[22],而且关系到风机能耗,会直接影响反应器的运行成本,是生物滴滤塔运行中非常重要的指标[23]。在喷淋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反应器运行初期填料的压力损失P1与末期填料的压力损失P2进行对比,结果如图6所示。

    生物滴滤塔内压力损失ΔP (Pa·m−1)和气体流速v (m·h−1)呈线性关系,通过origin软件对其拟合,得到试验前期压力损失(P1)和末期压力损失(P2)与气体流速v的线性关系式分别为:P1=0.519 8v+14.884(R2=0.992)、P2=1.010 7v+29.876(R2=0.991)。说明在相同气体流速下,实验末期的压力损失均大于实验前期的压力损失。这是因为微生物对混合废气的去除率提高,使填料上的生物量逐渐积累增多,导致系统内填料层阻力不断增大[24]。同时,在反应器运行末期,最大压力损失达到118 Pa·m−1,高于文献[23]报道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聚丙烯填料球,其孔隙率比小试采用的聚氨酯泡沫更高,气体流速更大,压力损失更大;相反,较大的压力损失也说明了中试生物滴滤塔内生物积累量较大,对混合废气的处理性能较好。同时,本研究的生物滴滤塔在90 d的运行中未出现明显的堵塞现象。

  • 对反应器挂膜前期(样品1)及平稳运行阶段(样品2)的微生物进行高通量测序,从优化序列中提取非重复序列,并去除未重复的单序列,进一步去除嵌合体,分别得到45 949和52 840条有效序列,以97%的序列相似度进行OTU聚类,共获得226和262个OTUs。再对2种样品进行Alpha多样性指标分析,包括分析香农指数(Shannon Index)、辛普森指数(Simpson Index)、ACE指数、Chao指数。稀释曲线分析图(图7)是以样品中随机抽取的测序数据量为横坐标,多样性指数为纵坐标得到。

    表2可知,对填料上细菌测序获得的OTUs由挂膜前期的226提升至平稳运行阶段的262。说明随着生物滴滤塔内挂膜的完成,聚类后获得的细菌物种数目有所提升。Shannon指数的上升和simpson指数的下降也说明了BTF挂膜完成后填料上细菌群落的多样性提高。同时,生物滴滤塔平稳运行阶段的ACE指数和Chao指数对比挂膜前均有提升,说明挂膜完成后填料上的细菌菌群丰度提高。由图7可知,在当前测序深度下,样品的稀释曲线趋于平缓,即随着序条数增加,获得的OTU数量变化不大。2种样品的序列覆盖率coverage指数为分别为98.5%和97.8%,说明此次测序的深度足以覆盖样品中大多数细菌,测序的数据量合理可信。

  • 对反应器挂膜前期(样品1)和平稳运行阶段(样品2)填料球表面的细菌在属水平上的相对丰度进行分析,研究其群落组成,结果如图8所示。对比挂膜前期和平稳运行期细菌群落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样品1、2中一直占绝对优势的是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sp.)和生丝微菌(Hyphomicrobium sp.)。两者在挂膜前期的相对丰度分别为11.6%和14.0%,在BTF平稳运行阶段的相对丰度分别为14.9%和14.8%。

    FRANCOIS等[24]从活性污泥中分离到1株南非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austroafricanum IFP),能以甲基叔丁基醚为唯一碳源和能源生长。陈一平等[25]从酒窖中分离到了1株编号为8502-3的分枝杆菌,能以甲醇、乙醇、甲胺、二甲胺、三甲胺、甲酸盐、乙醇酸、乙酸盐、乙醛酸、乙醛等作为唯一碳源和能源生长。目前,国内外文献中尚未发现微生物降解甲缩醛的相关报道。甲缩醛和甲基叔丁基醚都是汽油添加剂,性状相似,且甲缩醛分解后产生乙酸盐。因此,推测混合废气中的甲缩醛可能主要由分枝杆菌和生丝微菌降解。在生物滴滤塔中加入1,2-二氯乙烷降解菌Starkeya sp.T2,使Starkeya sp.菌属相对丰度从挂膜前期的2.5%提高到平稳运行期的3.7%,说明加入的Starkeya sp.T2降解菌能在生物滴滤塔中长期稳定存在,保证了反应器对1,2-二氯乙烷的去除效率。另外,黄色杆菌(Xantho.bacter sp.)的相对丰度由挂膜前期的2.1%提高到平稳运行期的3.5%,KLECKA等[26]报道了1株能够降解二氯乙烷的好氧假单胞菌;TORZ等[27]和TAYLOR等[28]报道了1株能对二氯乙烷进行生物降解的自养黄色杆菌。由此可推测,本研究中的1,2-二氯乙烷可能主要被假单胞菌、黄色杆菌和1,2-二氯乙烷降解菌降解。值得注意的是,噬几丁质菌(Chitinophaga sp. )在挂膜前期并未被检出,但在平稳运行阶段,其相对丰度达到8.4%。李燕妮[29]利用牛肉膏蛋白胨加石油驯化得到的优势菌为噬几丁质菌,由于甲缩醛是常见的石油添加剂,故推测混合废气中的甲缩醛也可能被噬几丁质菌降解。

    氯代烃在降解过程中产生的Cl对微生物具有一定毒害作用,从而抑制塔内微生物的降解活性[30]。本研究中,相比挂膜前期,平稳运行期的分枝杆菌属和生丝微菌属的相对丰度均有一定增加,从而推测这2种菌属有一定的耐盐性。张广志等[31]从盐碱土壤中分离筛选了12株耐盐菌株,其中就包括假单胞菌属。张峰峰等[32]研究了嗜碱假单胞菌AD-18的耐盐性,发现其可耐受较高的盐度。由此说明,假单胞菌属具有一定的耐盐性,而总体菌群具备的耐盐功能,会从一定程度上减少Cl的积累对微生物的毒害。

  • 1)挂膜40 d后生物滴滤塔对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的去除率分别达到了77%和82%。反应器运行80 d后,反应器对2种废气的去除率均稳定在90%以上。说明采用活性污泥及混合菌种在中试生物滴滤塔中挂膜去除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混合废气的效果较好。

    2)当生物滴滤塔EBRT为60 s时,随着进气负荷不断增加,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的去除负荷均呈增加趋势,之后逐渐稳定。反应器对2种废气的最大去除负荷分别为9.0和6.8 g·(m3·h)−1。说明接入的活性污泥和Starkeya sp.T2可适应生物滴滤工艺的运行方式并发挥作用。

    3)从运行31 d至90 d,反应器内循环液中的Cl质量浓度从最初的340 mg·L−1提升至1 650 mg·L−1,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中试规模的生物滴滤塔对1,2-二氯乙烷有良好的降解性能。试验前期和末期的压力损失P1P2对气体流速v 均存在线性关系。

    4)相较于挂膜前期,当反应器平稳运行阶段时,填料上微生物的多样性和种群丰度均有所提高。其中,分枝杆菌属和生丝微菌为优势菌属,加入的Starkeya sp.相对丰度也有所升高,与生物滴滤工艺对甲缩醛和1,2-二氯乙烷去除效果较好相一致。

参考文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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