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Janus膜的制备及其在高盐含油废水膜蒸馏处理中的应用

唐敏, 贾晓琳, 张勇, 李魁岭, 徐莉莉, 项军, 侯得印, 王军. 新型Janus膜的制备及其在高盐含油废水膜蒸馏处理中的应用[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8): 2037-2047. doi: 10.12030/j.cjee.202005191
引用本文: 唐敏, 贾晓琳, 张勇, 李魁岭, 徐莉莉, 项军, 侯得印, 王军. 新型Janus膜的制备及其在高盐含油废水膜蒸馏处理中的应用[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8): 2037-2047. doi: 10.12030/j.cjee.202005191
TANG Min, JIA Xiaolin, ZHANG Yong, LI Kuiling, XU Lili, XIANG Jun, HOU Deyin, WANG Jun. Development of a novel Janus membra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reatment of hypersaline oily wastewater by 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8): 2037-2047. doi: 10.12030/j.cjee.202005191
Citation: TANG Min, JIA Xiaolin, ZHANG Yong, LI Kuiling, XU Lili, XIANG Jun, HOU Deyin, WANG Jun. Development of a novel Janus membra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reatment of hypersaline oily wastewater by 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8): 2037-2047. doi: 10.12030/j.cjee.202005191

新型Janus膜的制备及其在高盐含油废水膜蒸馏处理中的应用

    作者简介: 唐敏(199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膜法水处理技术。E-mail:940147359@qq.com
    通讯作者: 侯得印(1980—),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膜科学与技术。E-mail:dyhou@rcees.ac.cn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978650,51678555)
  • 中图分类号: X703

Development of a novel Janus membra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reatment of hypersaline oily wastewater by 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HOU Deyin, dyhou@rcees.ac.cn
  • 摘要: 采用表面蚀刻-电喷雾协同技术制备了具有微/纳凹槽表面结构的亲水/疏水型Janus膜,并系统考察了Janus膜的脱盐性能及耐润湿、抗污染功能。Janus膜具有水相超疏油的性能,对原油、正己烷、甲苯和汽油的水下油接触角分别为152.7°、150.1°、146.7°和151.1°。直接接触式膜蒸馏应用实验表明:在连续50 h的运行过程中,Janus膜对盐的截留率可达100%、膜通量稳定在10.18 kg·(m2·h)−1;对于不同浓度(0.1、0.2和0.3 mmol·L−1等)的十二烷基硫酸钠,Janus膜均表现出优异的抗润湿效果。在处理高盐含油废水过程中,Janus膜未发生膜润湿和膜污染的现象,膜通量及盐截留率也保持稳定;油滴力学探针测试结果定量阐释了Janus膜强健的抗油污能力。制备的新型Janus膜兼具耐润湿与抗污染特性,拓展了膜蒸馏技术在高浓度难降解废水处理领域的应用。
  •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村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也在逐渐增长。考虑到农村地区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客观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农村污水进行治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靠近城镇排水管道的,纳入排水管道处理,通过管网将农户污水收集并统一处理;二是采用小型污水处理设备,以及自然生态处理等形式将单户或几户的污水就近处理利用[1]。相对于城镇污水而言,农村污水具有以下特点:污水来源复杂,不同地区的排放强度及规律各有差异;农村污水水量波动较为明显;村镇规模相对较小,且分布极为分散,不利于将污水集中处理;污水排放量不稳定,夜间排放量可以忽略[2]。这些不利因素对农村污水的高效治理构成了巨大挑战。

    2018年9月29日,住建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制定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通知》[3]。通知提到,农村生活污水500 m3·d−1以上规模(含500 m·d−1)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可参照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4]执行;而处理规模在500 m3·d−1以下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由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确定具体处理规模标准。在此政策基础上,各省市纷纷制定了各自地方的排放标准。有些地方标准相对宽松,但有些却比较严格,对氮磷要求很高,例如北京市、天津市等。

    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5],为了达到良好的脱氮效果,要求进水的BOD5/TKN宜大于4,而农村污水常常不满足这一要求。农村污水浓度往往较低,低浓度生活污水对生物脱氮影响的后果往往是出水总氮(TN)不达标[6]。其原因主要包括:雨污水合流的稀释作用、地下水渗入稀释作用、化粪池的不合理设置等[7-8]。为了满足日益严格的TN出水标准,尽管外加碳源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污水厂的经济负担。但是,在缺氧区投加碳源是一条最为稳妥的方法,也是目前不同运营单位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不同污水厂(站)在外加碳源时,采用的外加碳源不尽相同。选择合适的碳源,确定适合的碳源投加量是保证村镇低浓度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的一条重要途径。

    对于农村污水而言,虽然处理工艺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主要脱氮原理基本上仍为传统的硝化-反硝化过程。其中,COD与磷酸盐浓度可分别通过曝气以及投加沉淀剂的方式达到排放标准,而脱氮过程则难以通过投加药剂这种立竿见影的形式迅速达标。因此,在农村污水处理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往往是出水TN无法达标,为此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探究适宜的碳源类型。反硝化菌对不同类型有机物的代谢方式具有差异,其代谢速率各不相同;且不同反硝化菌属最适利用的碳源种类同样具有差异,投加不同种类的碳源可富集不同的反硝化菌属。为摸清不同碳源作为补充碳源对反硝化过程脱氮效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乙酸钠、乙醇、葡萄糖和蔗糖作为碳源,对不同的反硝化过程的脱氮效果进行了探究。本研究可为农村污水处理过程中选用外加碳源的种类提供参考依据。

    实验装置采用4组SBR,用以驯化和培养反硝化污泥。其有效容积均为4.8 L,装置结构如图1所示。 SBR通过自控装置每天运行6个周期,每个周期包括:进水(10 min)→缺氧反应(160 min)→曝气(10 min)→沉淀(30 min)→排水/闲置(15 min)→搅拌(15 min)。缺氧段采用电动搅拌器搅拌,转速为96 r·min−1。曝气段采用曝气头曝气,控制DO在1.5~2 mg·L−1。设置曝气段的目的为,反硝化细菌体内某些酶只有在有氧条件下才能合成[9];同时,曝气可以吹脱缺氧阶段产生的氮气,提高反硝化污泥的沉降性能。在下一个周期之前15 min开始搅拌以恢复反硝化细菌活性,使反硝化细菌保持最佳状态。每个周期排出1.6 L处理过的废水,并用蠕动泵泵入1.6 L人工配水,水力停留时间(HRT)=12 h。每天定时在搅拌结束后曝气开始前排一次泥,保证SRT为10 d左右。反应装置由定时装置控制周期循环运行。

    图 1  SBR实验装置
    Figure 1.  Equipment of SBR

    以乙酸钠、乙醇和葡萄糖为碳源的反硝化污泥接种北京某污水厂二沉池回流污泥;以蔗糖为碳源的反硝化污泥接种于已经驯化成功的以乙酸钠为碳源的反硝化污泥。将种泥按比例稀释,使得MLSS为1500 mg·L−1左右。

    SBR采用人工配水,分别以乙酸钠、乙醇、蔗糖和葡萄糖作为碳源,分别维持乙酸钠、乙醇、葡萄糖、蔗糖4种碳源的碳氮比为4.5、5、6.5、6.5,以获得活性污泥的最佳驯化效果。硝酸钠为氮源。磷酸二氢钠为磷源。由于自来水里含有微生物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故不再另外投加。进水水质主要指标如表1所示。

    表 1  不同水质条件下的COD与NO3-N浓度
    Table 1.  COD and NO3-N concentration under different water quality
    碳源类型COD/(mg·L−1)-N /(mg·L−1)COD∶N
    乙酸钠4501004.5
    乙醇5001005
    葡萄糖6501006.5
    蔗糖650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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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次实验的反硝化污泥混合液分别取于稳定运行的SBR曝气之后,取出的污泥经沉淀、离心去除上清液,加入清水后再次进行沉淀、离心、去除上清液,重复上述步骤至少3次,以确保污泥中不再残留化学物质。将去除上清液后的污泥置于500 mL广口瓶中,加入不含NO3-N和COD的配水液,摇晃均匀以配成悬浮液。

    用HCl或NaOH稀溶液调节pH为6.5,并向瓶中持续通入5 min氮气以去除混合液中氧气,之后将插有两根橡胶管的瓶塞将瓶口密封。2根橡胶管只有在取气样、水样时打开,其他时候均用夹子夹住。将NO3-N和COD按SBR配水浓度分别配成50 mL浓缩液,在反应开始时,立即注射入广口瓶中,并将广口瓶置于磁力搅拌器上进行搅拌,转速为150 r·min−1。按原SBR的典型周期进行批次实验,温度为22 ℃,反硝化污泥在缺氧条件下运行,时间为160 min。 其中,反硝化速率按照式(1)计算。

    V=C0C1CMLVSS·t (1)

    式中:V为反硝化速率,g·(g·h)−1C0为起始NO3-N或NO2-N浓度,g·L−1C1为终点NO3-N或NO2-N浓度,g·L−1CMLVSS为混合液体挥发性悬浮固体浓度,g·L−1t为反应时间,h。

    活性污泥驯化阶段,每天定时在曝气前取1次水样,检测其NO3-N、COD、pH;并在曝气前和曝气中分别检测DO,以确保反硝化系统正常运行。

    MLSS,MLVSS采用重量法;NH+4-N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NO3-N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NO2-N采用N-(1萘基)-乙二胺光度法;COD采用重铬酸钾法[10]。温度采用水银温度计测定;pH采用pHTestr 30型pH计测定;溶解氧采用Multi 3620 WTW型溶解氧仪测定。

    以乙酸钠、乙醇、葡萄糖和蔗糖为有机碳源时,认定单周期过程结束后,若反应器出水中不包含NO3-N以及NO2-N时,则反硝化菌驯化完全。反应器的反硝化脱氮效果达到稳定的时间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乙酸钠的驯化时间最短,蔗糖的驯化时间最长,驯化时间大约为乙酸钠的2倍。有研究[11]表明,相对于乙醇、葡萄糖和蔗糖而言,反硝化细菌对乙酸的降解要更为容易,故反硝化细菌对于乙酸钠的适应性更强,所需的驯化时间则相对较短。

    表 2  反硝化细菌的驯化时间
    Table 2.  Period for domestication of denitrifying bacteria
    碳源类型驯化时间/dMLSS/(g·L−1)MLVSS/(g·L−1)MLVSS∶MLSS
    乙酸钠172.651.980.746
    乙醇243.282.560.78
    葡萄糖262.752.230.812
    蔗糖304.43.5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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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乙酸钠为碳源时, NH+4-N、NO3-N、NO2-N和N2O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以乙酸钠为碳源时,NO3-N迅速得到降解,在60 min内全部被反硝化完毕。这说明,硝酸盐的还原呈现零级反应[12]。平均比反硝化速率为0.050 g·(g·h)−1

    图 2  乙酸钠为碳源条件下反应器内各指标的变化
    Figure 2.  Variations of indices in reactor with sodium acetate as carbon source
    图 3  乙醇为碳源条件下反应器内各指标的变化
    Figure 3.  Variations of indices in reactor with ethanol as the carbon source
    图 4  葡萄糖为碳源条件下反应器内各指标的变化
    Figure 4.  Variations of indices in reactor with glucose as carbon source

    NO2-N浓度先增加后减少。在反应开始50 min内,NO2-N浓度逐渐增加;待反应器内NO3-N几乎被耗尽后,积累值达到最大23.2 mg·L−1;此后,NO2-N浓度逐渐下降为0。这表明,在反硝化时,硝酸盐还原速率大于亚硝酸盐的还原速率,导致亚硝酸盐的积累,最高亚硝酸盐积累率23.2%,因为碳源充足,反应器出水中NO2-N累积将会消失。

    反应周期内,气态的N2O总量为0.002 8 mg·L−1,溶解态N2O积累量出现2个峰值,分别出现在10 min和50 min,其值为1.23 mg·L−1和1.60 mg·L−1,N2O的产生源于亚硝酸盐的还原。后期N2O没有继续升高,亚硝酸盐还原速率与N2O还原速率基本稳定,而少量的N2O是因为溶液中没有溢出所致。

    反应中,NH+4-N浓度几乎保持稳定,说明NH+4-N浓度变化可以忽略。

    以乙醇为碳源时,各个指标的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以乙醇为碳源时,与乙酸钠为碳源时相似,NO3-N在70 min内迅速被反硝化完毕,平均比反硝化速率为0.031 g·(g·h)−1NO2-N浓度在70 min内达到最大值19.5 mg·L−1,即最高亚硝酸盐积累率19.5%;此后,NO2-N浓度逐渐下降为0。

    NH+4-N浓度几乎保持稳定。气态的N2O总量为0.001 mg·L−1。溶解态N2O积累量在20 min内迅速升高到0.63 mg·L−1;之后缓慢升高到极大值1.25 mg·L−1;此后开始缓慢下降,至反应结束,浓度为0.67 mg·L−1

    以葡萄糖为碳源时,各个指标的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以葡萄糖为碳源时,NO3-N迅速得到降解,在80 min内全部被反硝化完毕,平均比反硝化速率为0.034 g·(g·h)−1。在0~140 min内,NO2-N浓度先增加后减少。在70 min内,NO2-N积累值达到42.5 mg·L−1,最高亚硝酸盐积累率42.5%;此后,NO2-N浓度逐渐下降为0。NH+4-N浓度在反应期间维持稳定。反应周期内气态N2O总量为0.023 mg·L−1。溶解态N2O首先缓慢增加后开始下降。0~110 min内,N2O浓度逐渐积累至5.43 mg·L−1,之后开始下降。

    以蔗糖为碳源时,各个指标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以蔗糖为碳源时,NO3-N在70 min内全部被反硝化完毕,平均比反硝化速率为0.026 g·(g·h)−1NO2-N的最大积累值为7 mg·L−1,最高亚硝酸盐积累率7.0%,最终NO2-N也逐渐变为0。

    图 5  蔗糖为碳源条件下反应器内各指标的变化
    Figure 5.  Variations of indices in reactor with sucrose as the carbon source

    NH+4-N浓度在反应期间浓度保持稳定。气态N2O总量为0.002 5 μg·L−1。与乙醇为碳源时相似,溶解态N2O积累量在10 min内迅速升高到0.44 mg·L−1,之后缓慢升高到极大值0.66 mg·L−1,此后保持稳定。

    在传统的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往往采用硝化-反硝化工艺,其中氮磷的有效去除依赖于进水有机物的充分供给。农村污水的进水有机物浓度普遍较低,在处理低浓度污水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当中,进水COD浓度往往低于250 mg·L−1,BOD5则通常低于100 mg·L−1;此时,污水厂的同步脱氮除磷效果会由于反硝化菌与聚磷菌对于有机物的竞争过程而恶化,尤其不利于出水TN去除,甚至NH+4-N也无法满足排放标准[13]。因此,农村污水的脱氮过程更依赖于外加碳源的投加,选择合适的外加碳源有利于反硝化过程顺利进行,保证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氮素的达标排放。

    硝酸盐还原包括同化反硝化和异化反硝化两大类。其中,同化反硝化最终形成有机氮化合物;异化反硝化中,包括常规反硝化和异化反硝化为氨两种路径(dissimilatory nitrate reduction to ammonium,DNRA)[14]。常规反硝化过程中,硝酸盐按照式(1)的路径[15-16]还原为氮气,依次由硝酸盐还原酶、亚硝酸盐还原酶、一氧化氮还原酶、氧化亚氮还原酶完成。

    NO3NO2NON2ON2 (1)

    本实验中,在不同碳源条件下,NH+4-N浓度变化情况基本相似,即反应期间保持稳定。有研究[17]表明,在反硝化过程中,NH+4-N和NO2-N浓度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这是因为,在某些特定环境(氧化还原电位小于-200 mV、低DO、氮源受限而碳源丰富等)下,反硝化过程除了由NO3-N向氮气转化的异化性硝酸盐还原路径之外,还会发生由DNRA作用[15],同时某些特定反硝化菌群只具备DNRA能力[18]。YANG等[19]从反硝化污泥中分离出Pseudomonas stutzeri D6菌株,通过控制C/N比、DO、碳源种类(乙酸、葡萄糖、柠檬酸钠)等条件探究了其DNRA作用。而在本实验中,NH+4-N浓度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由此可知,本实验中反硝化过程只涉及常规反硝化过程(式(1))。

    以乙酸钠、乙醇、葡萄糖和蔗糖为碳源的各典型周期运行过程中,NO3-N的比降解速率分别为0.05、0.03、0.03和0.02 g·(g·h)−1。其中,乙酸钠为碳源时,反硝化速率最快,乙醇和葡萄糖次之,蔗糖最慢。这是因为,乙酸能够与辅酶A结合形成乙酰辅酶A,直接进入三羧酸循环被微生物降解,而乙醇在为微生物利用的过程中需要先转化为乙酸才能进而被降解。葡萄糖作为较复杂的有机物,同样需要经过两个氧化过程才能得以降解:第1步,反硝化细菌将其氧化得到丙酮酸和ATP;第2步,丙酮酸进入三羧酸循环时被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转化为乙酰辅酶A[20]。因此,有机物结构越复杂,意味着代谢过程越复杂,反硝化速率也就越慢。由此可知,由1个葡萄糖分子和1个果糖分子组成的蔗糖,有机物结构最复杂,导致其反硝化速率最慢。

    图2~图5可以看出,各碳源的典型周期内,反应器中均出现NO2-N积累。以NO3-N为氮源的反硝化过程中,NO2-N来源于常规反硝化。在反应周期内,NO2-N均出现短暂积累情况,浓度均先升高后降低,并逐渐趋于0。葡萄糖为碳源时,最大NO2-N积累率最大,为42.5%,乙酸钠和乙醇次之,分别为23.2%和19.5%,蔗糖最小,仅为7.0%。

    值得注意的是,从图2~图5中还可以发现,在4种碳源条件下,对应的NO2-N浓度均是在NO3-N即将耗尽时达到最大值的。计算各最大积累值时刻点对应的NO3-N浓度之前和之后的实测降解速率,分别以NO3-NNO3-N表示,然后用NO3-N减去NO2-N实测积累速率,即得到NO2-N的真实降解速率(即Nir酶的降解速率),如图6所示。在SBR乙酸钠中,当NO2-N最大积累时,NO3-N的降解速率由0.041 g·(g·h)−1骤降为0.016 g·(g·h)−1,由NO3-N降解速率减去NO2-N积累速率得到的NO2-N降解速率为0.036 g·(g·h)−1;若要使得NO2-N继进行积累,NO3-N的降解速率至少应为0.036 g·(g·h)−1,而此时NO3-N的降解速率显然并不能满足,故而NO2-N浓度开始下降。这表明,NO2-N的降解是滞后于NO3-N的。

    图 6  NO2-N最大积累时刻点的参数动力学分析
    Figure 6.  Analysis of kinetic parameters at maximum accumulation of NO2-N

    从电子传递角度而言,NO2-N作为电子受体所需的电子需要从细胞质膜的周质获得,这使得其获得电子滞后于NO3-N [21]。此外,如果细胞内氧化代谢产生的还原黄素达到饱和,NO3-N和NO2-N在底物电子的获取上将形成竞争,而Nar酶对电子的亲和力强于Nir[22]。同时,有些反硝化细菌种群细胞内只含有Nar酶,而没有Nir酶,也就是其不具备将NO3-N向NO2-N转化的能力,如Comamonadaceae[21]。这些都将使得NO2-N的降解落后于NO3-N,从而导致以NO3-N为氮源的反硝化脱氮过程中出现NO2-N短暂积累的现象。GE等[20]在研究以乙酸、甲醇、葡萄糖等为碳源的反硝化过程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

    由碳源种类导致的NO2-N最大积累值存在差异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很多研究[20, 23]中,乙酸、丙酸、乙醇等为碳源时出现较多NO2-N积累;但丁酸、戊酸、己酸等却仅出现少量甚至并未出现积累。在本实验中,葡萄糖为碳源时,反硝化过程中NO2-N的最大积累值是4种碳源之首,乙醇和乙酸钠次之,蔗糖最少。有研究[24]指出,有机物本身作为电子供体,对Nar酶和Nir酶的亲和力不同使得NO3-N和NO2-N降解速率的差值不同,将导致NO2-N积累值不同。而碳源种类作为营养物质,若长期对反硝化细菌进行培养,将改变菌群结构,使得微生物群落中所含的Nar酶和Nir酶的数量发生改变,从而导致NO2-N积累值发生显著变化。LU等[25]发现,在以乙酸和乙醇为碳源的反硝化细菌中,Thauera属占主导,而ThaueraNar酶的数量要比Nir酶多;而GLASS等[26]发现,以葡萄糖为碳源的反硝化细菌中Comamonadaceae属则占主导,而Comamonadaceae属中的一些菌株,如Acidovorax facilis株,并不具备Nir酶系统,这将导致以葡萄糖为碳源时,NO2-N积累现象更显著。但是,在阎宁等[27]的实验中,葡萄糖为碳源时并未出现或只出现少量NO2-N积累的现象。这表示,NO2-N积累除了与微生物结构和碳源种类有关,还与其他环境控制条件有关,如温度、pH、碳源适应时间等。

    1)农村污水处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碳源不足的问题,通过外加碳源的投加是保证污水处理过程中稳定的TN去除率的有效措施。

    2)采用乙酸钠,乙醇,葡萄糖,蔗糖时作为外加碳源时,反硝化脱氮实现稳定的时间分别为17、24、26、30 d,其平均反硝化速率分别为0.050、0.031、0.034和0.026 g·(g·h)−1,即硝酸盐还原速率依次降低。

    3)在反硝化过程中,外加碳源均出现了显著的亚硝酸盐积累,在硝酸盐耗尽时,出现亚硝酸盐的最大值。

    4)以葡萄糖为碳源时,最大亚硝酸盐积累率为42.5%;而以乙酸钠和乙醇为碳源时,最大亚硝酸盐积累率次之,分别为23.2%和19.5%;以蔗糖为碳源时,最大亚硝酸盐积累率最小,仅为7.0%。

  • 图 1  直接接触式膜蒸馏工艺流程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DCMD set-up

    图 2  膜表面及断面SEM图

    Figure 2.  SEM images of membrane samples

    图 3  膜表面化学成分分析

    Figure 3.  Spectra of membrane surface chemical composition

    图 4  膜表面润湿性

    Figure 4.  Membrane surface wettability

    图 5  不同油类在Janus膜表面的水下油接触角

    Figure 5.  Underwater OCAs of different oil-droplets on Janus membrane surfaces

    图 6  膜孔径分布

    Figure 6.  Membrane pore size structural

    图 7  DCMD通量和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7.  Variation of permeate flux and conductivity with operation time

    图 8  Janus膜通量和电导率随时间变化

    Figure 8.  Variation of permeate flux and conductivity of the Janus membrane with operation time

    图 9  DCMD通量及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9.  Variation of permeate flux and conductivity of the Janus membrane with operation time

    图 10  油-膜作用力定量表征

    Figure 10.  Oil-membrane adhesion force spectrum

    表 1  膜结构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membrane structural

    膜样品平均孔径/μm孔隙率/%膜厚度/μm
    PVDF膜0.7168.7122
    双疏膜0.7268.9128
    Janus膜0.6461.9151
    膜样品平均孔径/μm孔隙率/%膜厚度/μm
    PVDF膜0.7168.7122
    双疏膜0.7268.9128
    Janus膜0.6461.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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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0-05-29
  • 录用日期:  2020-06-09
  • 刊出日期:  2020-08-10
唐敏, 贾晓琳, 张勇, 李魁岭, 徐莉莉, 项军, 侯得印, 王军. 新型Janus膜的制备及其在高盐含油废水膜蒸馏处理中的应用[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8): 2037-2047. doi: 10.12030/j.cjee.202005191
引用本文: 唐敏, 贾晓琳, 张勇, 李魁岭, 徐莉莉, 项军, 侯得印, 王军. 新型Janus膜的制备及其在高盐含油废水膜蒸馏处理中的应用[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8): 2037-2047. doi: 10.12030/j.cjee.202005191
TANG Min, JIA Xiaolin, ZHANG Yong, LI Kuiling, XU Lili, XIANG Jun, HOU Deyin, WANG Jun. Development of a novel Janus membra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reatment of hypersaline oily wastewater by 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8): 2037-2047. doi: 10.12030/j.cjee.202005191
Citation: TANG Min, JIA Xiaolin, ZHANG Yong, LI Kuiling, XU Lili, XIANG Jun, HOU Deyin, WANG Jun. Development of a novel Janus membra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reatment of hypersaline oily wastewater by 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8): 2037-2047. doi: 10.12030/j.cjee.202005191

新型Janus膜的制备及其在高盐含油废水膜蒸馏处理中的应用

    通讯作者: 侯得印(1980—),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膜科学与技术。E-mail:dyhou@rcees.ac.cn
    作者简介: 唐敏(199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膜法水处理技术。E-mail:940147359@qq.com
  • 1.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 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 100085
  •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978650,51678555)

摘要: 采用表面蚀刻-电喷雾协同技术制备了具有微/纳凹槽表面结构的亲水/疏水型Janus膜,并系统考察了Janus膜的脱盐性能及耐润湿、抗污染功能。Janus膜具有水相超疏油的性能,对原油、正己烷、甲苯和汽油的水下油接触角分别为152.7°、150.1°、146.7°和151.1°。直接接触式膜蒸馏应用实验表明:在连续50 h的运行过程中,Janus膜对盐的截留率可达100%、膜通量稳定在10.18 kg·(m2·h)−1;对于不同浓度(0.1、0.2和0.3 mmol·L−1等)的十二烷基硫酸钠,Janus膜均表现出优异的抗润湿效果。在处理高盐含油废水过程中,Janus膜未发生膜润湿和膜污染的现象,膜通量及盐截留率也保持稳定;油滴力学探针测试结果定量阐释了Janus膜强健的抗油污能力。制备的新型Janus膜兼具耐润湿与抗污染特性,拓展了膜蒸馏技术在高浓度难降解废水处理领域的应用。

English Abstract

  • 高盐含油废水是一种典型的工业废水,主要是指油气田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油气田开采是通过向储油/气的地层中注液以采出石油和伴生天然气的过程。页岩气作为一种油气田开采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具有清洁、高效、资源总量丰富等优势,近年来开采量逐渐增加[1-3]。目前,页岩气的开采使用水力压裂技术。该过程耗水量高,同时产生大量的压裂液返排至地面[4]。页岩气压裂返排液是水力压裂完成初期从页岩气井中返排的混合液。根据压裂液以及页岩层的特点,返排液含有大量溶解性盐类、有机物和各种化学添加剂,并携带一些油类、表面活性剂和悬浮物等污染物,呈现出污染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高COD、高矿化度、高稳定性等特点[5-8]。若页岩气压裂返排液直接外排,不仅会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浪费,还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如导致土壤板结盐碱化,地表水系污染等,进而威胁到人类生存和人体健康[9-10]。因此,这类高盐含油废水的有效处理是油气田开采,特别是页岩气开采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膜蒸馏(membrane distillation,MD)是一种新兴的膜技术,采用热驱动实现分离的过程。在温度差产生的蒸汽压差的作用下,蒸汽跨越多孔疏水膜到达冷侧并冷凝,从而实现水与污染物的分离[11-14]。与其他膜技术相比,MD具有理论截盐率可达100%、对盐度不敏感、低品位废热再利用、操作条件温和、设备简单等优势[15-19],因此,MD在页岩气压裂返排液处理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20]。然而,MD技术的应用仍受到传统疏水膜长期运行易润湿这一特性的限制[21-22]。由于页岩气压裂返排液中含有大量表面活性剂和油类物质,而表面活性剂可能对膜材料产生润湿作用,油类物质会通过疏水-疏水作用黏附疏水膜造成膜污染[23],所以要解决MD技术在页岩气压裂返排液处理中的应用问题,还应开发适宜的膜材料。

    双疏膜的制备是基于荷叶效应提出的。这类膜对表面活性剂表现出良好的耐润湿性,但在水下易被油类物质污染。本课题组基于双疏膜的优势,制备了可同时抗润湿和抗膜污染作用的新型Janus膜。Janus膜的亲水表面可以防止油污黏附;底膜采用双疏膜,可以抵抗表面活性剂的润湿作用。本研究将Janus膜应用在MD系统中以处理高盐含油废水,研究其对低表面能污染物(如乳化油)的抗润湿和抗污染性能,为MD工艺处理页岩气压裂返排液的工业化应用提供有益参考。

  • 1)基本材料。本实验采用平均孔径为0.45 μm的PVDF商品膜作为改性基膜;十六烷基三甲氧基硅烷(≥85%,HTDMS),γ-A12O3纳米颗粒(20 nm)、十二烷基硫酸钠、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十七氟癸基三甲氧基硅烷(FAS-17)、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聚乙烯醇(PVA)、十二烷基硫酸钠(SDS)等表面活性剂和膜制备材料由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无水乙醇、N,N-二甲基甲酰胺(DMF)、氯化钠(NaCl)、戊二醛和乙酸等溶剂和盐由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提供;去离子水为实验室自制;实验使用的原油采自大庆油田。

    2)膜抗润湿性能测试的进料液。为35 g·L−1 NaCl溶液和不同浓度(0.1、0.2和0.3 mmol·L−1)SDS 的NaCl(35 g·L−1)混合溶液。

    3)膜抗污染性能测试的进料液。由于表面活性剂的存在,页岩气压裂返排液中的油类污染物呈现出乳化油和分散油2种状态,针对于不同油污存在状态的废水,配制了2种高盐含油废水进行膜蒸馏实验。膜抗污染性能测试的进料液分别为1 000 g·L−1原油与NaCl(35 g·L−1)混合溶液、1 000 g·L−1原油与0.2 mmol·L−1 SDS 的NaCl(35 g·L−1)乳化油混合溶液[24]。高盐含油废水需要用剪切乳化机以5×104 r·min−1的转速持续搅拌30 min,使油滴均匀分散在盐溶液中。

  • 疏水性Al2O3纳米颗粒的制备:1)首先将5 g HTDMS溶于100 mL乙醇中,在室温下搅拌10 min,制得改性溶液,再将5 g Al2O3纳米颗粒分散在改性溶液中,在35 ℃下搅拌10 h;2)然后将混合溶液离心分离,得到疏水性Al2O3纳米颗粒;3)疏水改性后,将疏水的纳米颗粒加入到由2 mL FAS-17和98 mL无水乙醇组成的混合溶液中,在35 ℃下搅拌12 h进行纳米颗粒氟化;4)最后将疏水的Al2O3纳米颗粒离心分离,并在60 ℃下干燥后备用。

    Al2O3纳米颗粒亲水改性:1)将Al2O3纳米颗粒分散在含1.5 g·L−1 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乙醇溶液中,并用乙酸将pH调整至4.0;2)制备的Al2O3纳米颗粒混合溶液在60 ℃下搅拌3 h;3)反应完成后,将混合溶液离心分离,纳米颗粒在60 ℃下烘干备用。

    铸膜液的配制:1)称取10 g聚乙烯醇粉末和5 g亲水性Al2O3纳米颗粒置于90 mL超纯水中,将混合溶液在90 ℃下连续搅拌3 h,直到聚乙烯醇粉末完全溶解和Al2O3纳米颗粒分散均匀,制得铸膜液;2)待铸膜液冷却至室温后,加入6 mL戊二醛,在60 ℃下加热搅拌1 h使聚乙烯醇完全交联。

    Janus膜的制备:1)先配制2 g·L−1的疏水性Al2O3-乙醇分散液,将分散液超声分散30 min后装入容量为50 mL的接有喷丝头的注射器中,并置于进样器里,将进样速度调为5 mL·h−1,喷丝头与高压电源相接作为正极;2)以PVDF商品膜为基膜,贴于静电纺丝机的滚轮上用于接收喷出的颗粒,滚轮与负极相接;3)设置两极参数分别为正电压+18 kV、负电压−2 kV,喷丝头移动速度为3.5 mm·s−1,室内温度25 ℃,湿度40%;4)设置好参数之后进行PVDF表面蚀刻,用电动喷枪将DMF喷涂在PVDF表面,使膜表面具有黏性;5)运用电喷雾过程将疏水纳米颗粒均匀地喷在被蚀刻的PVDF上,制得双疏膜,并置于室温中12 h,自然晾干备用;6)采用雾化器将无水乙醇喷涂在双疏膜表面,使其表面润湿,然后用电动喷枪在温度和湿度分别为25 ℃和30%时将铸膜液喷涂在双疏膜上,室温下干燥12 h后,即可制得Janus膜。

  • 实验采用直接接触式膜蒸馏(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 DCMD)工艺,装置如图1所示。本实验用于测试的膜样品分别为商业PVDF膜、自制的双疏膜和Janus膜。实验用膜的有效膜面积为7.47×10−3 m2。膜样品将膜组件分为热侧和冷侧。热侧为配制的模拟废水,冷侧为超纯水。两侧溶液通过磁力循环泵在膜组件中循环。热侧和冷侧的温度分别控制在53 ℃和20 ℃。两侧料液的流量均控制在1.75 L·h−1。膜通量通过冷侧的产水重量来计算,产水重量通过连接电脑的电子天平每隔2 min记录1次。

  • 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SU-8020, Hitachi,日本)对膜表面及断面的形貌进行观察与分析。将干燥后的样品用导电胶贴至样品台上,真空喷金40 s后放入仪器中进行观测。膜表面官能团及化学元素是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仪(ATR-FTIR,Nieolet8700,Thermo Fisher Scientific,美国)和X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仪(XPS,PHI Quantera SXM,ULVAC-PHI,日本)进行分析。其中,XPS分析的主要元素有C、O、F、Al和Si。采用毛细流孔径仪(Porolux 1000,普罗美特有限公司,德国)测试膜的平均孔径和孔径分布。膜样品的孔隙率通过重量法测量,膜样品厚度通过测厚仪(Exploit, 中国)直接测量,测试5个不同的位置的厚度取平均值即为膜样品的厚度。

    通过接触角测量仪(OCA15EC,Data Physics,德国)测量膜样品的表面的接触角,从而判断膜样品的亲/疏水性。本研究测量了膜样品的空气中水接触角(water contact angle, WCA)和水下油接触角(oil contact angle, OCA)。每个样品测定5个平行点,计算平均值作为膜表面接触角值。

    采用表面张力仪(DCAT 21,Data Physics, 德国)来测量油滴与膜表面的相互作用力。首先,将膜样品固定在特定测试容器底部,将附着膜样品的容器放在可升降的测试台上并在容器中注入一定量的超纯水。然后在水相中制备由铂-铱环和1滴原油(约10 μL)组成的油滴探针。测试过程分为4个主要事件,分别为接接触事件、预压事件、收缩事件和撤离事件。平台以0.01 mm·s−1的速度向上移动去接触固定的油滴探针,膜样品与油液滴接触后,继续向上移动1.5 mm以挤压油滴,然后平台以相同的速度向下移动到原始位置。利用微电子机械传感器记录原油与膜表面在不同位移下的相互作用力。

  • 通过FE-SEM对膜表面形貌进行了观察,结果如图2所示。双疏基膜的构筑是启发于“荷叶出淤泥而不染”的性质。荷叶的表面具有“岛屿状”的凸起结构,每一个凸起上面还有小的凸起,形成了微-纳凹槽结构。双疏膜的表面上也具有类似于荷叶的微-纳凹槽结构。这是由于在电喷雾的过程中,疏水性Al2O3纳米颗粒通过静电作用发生团聚,形成了被纳米小凸起包裹的微米球,在与蚀刻后的PVDF膜表面结合后便形成了微-纳凹槽结构。Janus膜表面与传统的膜表面不一样,没有呈现出均匀的圆状孔,而是曲折的细缝。与传统的微孔滤膜相比,细缝可以有效地阻挡污染物进入膜孔而避免基膜污染,同时细缝会使进料液更快到达蒸发界面。Janus膜表面的粗糙结构,将增强膜表面的亲水性。

    图2(d)~图2(h)展示了荷叶与Janus膜的断面形貌。可以看出,荷叶的凹槽结构明显,每个凸起结构之间有一定的间隔,这样有利于气穴的形成。当液体与凸起表面接触时,液面与凸起表面会形成气穴,防止液体进入而增强表面的抗润湿能力[25-26]。在Janus膜的中间层有明显的凸起结构(见图2(f)),说明双疏基膜的表面凹槽结构未因亲水层的构建而被破坏,因此,其抗润湿能力不会受到影响。Janus膜的膜层之间结合紧密,在亲水层表面也具有明显的凸起结构。

    膜表面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见图3。PVDF膜在1 183 cm−1和3 025 cm−1处有2个明显的特征峰,分别代表C—F键的伸缩振动和弯曲振动。与PVDF商品膜相比,双疏膜在642 cm−1处出现1个新的振动峰,即Al—O—Si的振动峰。Al—O—Si键是通过Al2O3纳米颗粒上的—OH基团与—O—Si—基团通过醇解反应形成的[27]。Al—O—Si键的形成既表明Al2O3纳米颗粒被疏水性改性,也说明了疏水性改性的Al2O3纳米颗粒成功地构筑在PVDF膜表面,从而形成了双疏膜。由于PVA层的构建,Janus膜的光谱图在3 300和2 925 cm−1分别出现2个较宽的峰,分别是—OH和—CH2的振动峰,这是构成PVA的2个典型基团。此外,在1 720、1 640和1 080 cm−1处有3个新峰。这些新峰分别对应于羰基、—C=N—和C—O—C键的伸缩振动,来源于PVA、戊二醛和亲水性Al2O3纳米颗粒之间发生的交联反应[28]。结果表明,交联后的PVA在双疏膜上成功构建。

    XPS的表征(见图3(b))进一步说明了Janus膜的完整性。PVDF膜在结合能为286.4 eV和689.1 eV处有2个明显的峰,分别是C1s和F1s的信号峰。相比于PVDF膜,双疏膜在532.7、103.05和75.1 eV处有3个新的峰产生,分别是O1s、Si2p和Al2p的信号峰。3个新峰的出现说明疏水性的Al2O3纳米颗粒稳固地锚定在PVDF膜表面。而在Janus膜上除了O1s、Si2p和Al2p 3个信号峰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结合能为400.05 eV的峰,对应的是N1s的信号峰。这是由于羟基、醛基和氨基之间的交联反应。XPS光谱图的结果与红外光谱的结果一致,说明双疏膜表面的凹槽结构成功构筑,并且Janus膜表各功能层结构完整。

  • 膜表面润湿性可以通过接触角的大小来判定结果见图4图5图4(a)为空气中的水接触角(WCA)测试结果。PVDF膜的WCA为134.7°。具有微-纳凹槽结构的双疏膜WCA从134.7°明显地增加到159.3°,表现出超疏水性。Janus膜表面为亲水性表面,其WCA为43.7°。Janus膜是以双疏膜为基膜进行改性而制备的,且双疏结构未被破坏,所以Janus膜的中间层也具有超疏水性。

    水下油接触角(OCAs)测试结果如图4(b)所示。Janus膜的OCA高达152.7°,而PVDF膜和双疏水膜的OCAs分别为37.9°和0°。这是由于油滴和疏水膜之间具有极强的疏水-疏水作用力,使油滴在膜表面黏附并铺展开,表明Janus膜具有水下超疏油能力。本研究同时模拟了油滴与Janus膜在膜组件中相互作用的过程:首先油滴与Janus膜接触,在液体撞击冲力的作用下,油滴会向下挤压而发生变形;然后在水力冲刷作用下[29],油滴从Janus膜上被带走。图4(c)显示了油滴与Janus膜之间反复进行接触-撤离的过程。操作该过程10次之后,Janus膜的OCA仍大于150°,表明Janus膜具有持久的超疏油性能。继续测量了除原油以外的其他3种不同油类物质在Janus膜上的水下OCAs(见图5)发现,Janus膜对正己烷、甲苯和汽油的水下OCAs分别为150.1°、146.7°和151.1°,说明Janus膜可以抵抗多种油类物质的污染。

    图6为实验中3种膜的孔径分布图。与PVDF膜相比,双疏膜的孔径分布未发生明显变化,平均孔径为0.71 μm。而Janus膜的孔径分布明显变窄,这是由于亲水层的构筑使一些大孔被覆盖,使孔径分布更为集中。Janus的平均孔径为0.64 μm。3种膜的孔隙率及厚度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与PVDF膜相比,双疏膜的孔隙率和膜厚度的变化并不明显;而Janus膜的孔隙率有所减小,其大小为61.9%,膜厚度为151 μm。尽管如此,膜孔径及孔隙率测试结果表明Janus膜符合DCMD用膜要求[11]

  • 以35 g·L−1 NaCl溶液为进料液,对所制备的Janus膜进行脱盐性能测试,结果如图7所示。在长达50 h的DCMD运行过程中,3种膜的通量均保持稳定。PVDF膜、双疏膜和Janus膜的通量分别为11.06、10.94 和10.18 kg·(m2·h)−1。Janus膜通量略有降低,这主要是由于Janus膜孔径减小。在DCMD过程中,3种膜的电导率保持稳定,说明进料侧的盐类离子未通过膜孔进入渗透侧,由此可判断3种膜的截盐率可达100%。

    为测试Janus膜的抗润湿性能,采用具有低表面张力的含0.1、0.2和0.3 mmol·L−1 SDS的NaCl(35 g·L−1)溶液作为进料液进行DCMD实验。通量和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如图8所示。当进料液中SDS的浓度为0.1 mmol·L−1 时,Janus膜的通量稳定地维持在10.36 kg·(m2·h)−1左右,其电导率也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可保持100%的截盐率。当进料液中SDS的浓度为0.2 mmol·L−1时,Janus膜的通量为15.24 kg·(m2·h)−1,截盐率维持在99.99%;当进料液中SDS的浓度为0.3 mmol·L−1时,Janus膜的通量为13.13 kg·(m2·h)−1,截盐率也维持在99.99%;当进料液中SDS的浓度为0.3 mmol·L−1时,Janus膜的通量有所降低。这主要是由于此时的SDS浓度超过临界胶束浓度(0.2 mmol·L−1),进料液中有大量的SDS胶束团簇和SDS单体,大量胶束团簇的存在会在膜表面堆积,不利于进料液在Janus膜中的传质,使得Janus膜的通量有所降低。以上结果表明,在以含不同浓度的SDS盐溶液为进料液的DCMD实验中,Janus膜在24 h运行后仍未被润湿,说明Janus膜对表面活性剂具有良好的抗润湿效果。

  • DCMD通量及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结果见图9。采用1 000 mg·L−1原油和35 g·L−1 NaCl混合溶液作为进料液测试Janus膜的抗污染能力,结果如图9(a)所示。PVDF膜和双疏膜的通量急剧下降,在30 min后降至0。这是因为油-膜之间存在极强的疏水-疏水作用[23, 30],使油滴黏附在疏水膜表面而造成膜孔堵塞;同时电导率出现急剧地上升,说明PVDF膜和双疏膜失去了截盐能力。在Janus膜运行45 h后,其通量和电导率均未发生明显变化,通量稳定地维持在9.75 kg·(m2·h)−1左右,截盐率为100%。对废水中油滴的粒径分布进行了测量,油滴直径为(4.8±0.8)μm,其粒径远远大于Janus膜上层膜表面的缝隙大小,故油滴不会进入亲水层而到达双疏基膜的表面。Janus膜表面的亲水层与水结合形成水化层,对油滴具有排斥作用,因此,Janus膜对高盐含油废水表现出良好的抵抗效果。

    当以SDS的临界胶束浓度(0.2 mmol·L−1)为投加量配制含乳化油高盐废水作为进水时,DCMD实验结果如图9(b)所示。PVDF膜通量在30 min左右快速降为0,说明PVDF膜已经被乳化油污染,并且膜孔被完全堵塞。而双疏膜的通量在2.5 h后才衰减至0,说明双疏膜对乳化油的抵抗能力比PVDF膜强。这是因为在阴离子稳定的乳化油高盐废水中,油滴被SDS单体包裹而形成了乳化油滴,此时的SDS单体疏水端与油滴结合,亲水端朝外,所以,双疏膜对乳化油滴具有一定的抵抗作用。废水中还有一些油滴未完全被SDS包裹,这些油滴很容易黏附在双疏膜上导致膜通量减少。与之相反,Janus的膜通量在25 h运行过程中仍稳定地维持在9.89 kg·(m2·h)−1左右,说明Janus膜未出现膜污染和膜润湿的现象。由于Janus膜的亲水层可以防止油滴进入双疏基膜表面,同时双疏基膜对被SDS完全包裹的乳化油也有良好的抵抗效果[31],这两重作用使得Janus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稳定的乳化油高盐废水具有优异的耐润湿和抗油污能力。

    通过测量水下动态油-膜相互作用力来进一步定量解析Janus膜的抗油污性能,结果见图10。由图10(a)的油膜作用力曲线可知,当油滴与PVDF膜和双疏膜接触时,力曲线呈现向上陡升的趋势,说明PVDF膜和双疏膜对油滴表现出吸引力;且双疏膜的吸引力大于PVDF膜,说明双疏膜具有更强的疏水性。然而,当油滴接近Janus膜时,曲线出现向下趋势,说明Janus膜对油滴表现出排斥力,因此,Janus膜在处理含油废水时不会被油类物质污染。当油滴从膜表面剥离时,PVDF膜和疏水膜的力曲线逐渐上升,最终达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力值,油-膜彻底分开时出现一个急剧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油滴在分裂成2个部分时需要很大的作用力,所以PVDF膜和双疏膜的力曲线出现一个峰值;当油滴从Janus膜表面撤离时,Janus膜对油滴没有产生吸引力,因此,力曲线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峰值。

    油-滴力学探针实验得到的油-膜作用力值能定量说明膜样品抗污染能力的大小。如图10(b)所示,3种膜中双疏膜对油滴的最大吸引力值最大,约为409 μN;而Janus膜对油滴的最大吸引力仅为131 μN,说明油滴不易黏附在Janus膜上。基线转移值代表了探针离开膜表面之后,探针上油滴的残留量。Janus膜的基线转移值明显比另外2种膜的要小,双疏膜的基线转移值最大。因此,油-滴力学探针实验结果亦表明Janus膜对油类物质具有优异的抗污染能力。

  • 1) Janus膜表面的WCA为43.7°,水下OCA为152.7°,说明Janus膜具有空气中超疏水和水下超疏油的性能;Janus膜对正己烷、甲苯和汽油的水下OCAs分别为150.08°、146.68°和151.02°,表明Janus膜对多种油类物质可达到超疏油效果。

    2) Janus膜的脱盐性能良好。在50 h的DCMD运行过程中,Janus膜对高盐废水的截盐率可维持在100%,膜通量保持在10.18 kg·(m2·h)−1

    3) Janus膜对低表面能液体具有良好的抗润湿性能。以含不同浓度SDS的NaCl(35 g·L−1)为进料液的DCMD过程中,Janus膜通量保持稳定,截盐率可达99.99%。

    4) Janus膜对高盐含油废水表现出良好的抗污染能力。经过持续24 h 的DCMD运行后,Janus膜的渗透通量均保持稳定,截盐率保持在99.99%以上,表明Janus膜兼具抗润湿和抗污染的能力。油滴力学探针测试表明Janus膜对油滴的最大吸引力仅为131 μN,且其基线转移值远小于PVDF膜和双疏膜。此结果定量证实了Janus膜具有优异的抗油污性能。

参考文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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