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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格局下中国开展水科技国际合作的背景、模式与未来展望

王旭, 靳炜, 刘娟, 严岩, 魏源送, 杨敏. 全球新格局下中国开展水科技国际合作的背景、模式与未来展望[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8): 2066-2074. doi: 10.12030/j.cjee.202005179
引用本文: 王旭, 靳炜, 刘娟, 严岩, 魏源送, 杨敏. 全球新格局下中国开展水科技国际合作的背景、模式与未来展望[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8): 2066-2074. doi: 10.12030/j.cjee.202005179
WANG Xu, JIN Wei, LIU Juan, YAN Yan, WEI Yuansong, YANG M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ckground, patter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ace of emerging globalization paradigm[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8): 2066-2074. doi: 10.12030/j.cjee.202005179
Citation: WANG Xu, JIN Wei, LIU Juan, YAN Yan, WEI Yuansong, YANG M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ckground, patter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ace of emerging globalization paradigm[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8): 2066-2074. doi: 10.12030/j.cjee.202005179

全球新格局下中国开展水科技国际合作的背景、模式与未来展望

    作者简介: 王旭(1985—),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污水处理与资源化。E-mail:xuwang@rcees.ac.cn
    通讯作者: 杨敏(1964—),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技术与原理。E-mail:yangmin@rcees.ac.cn
  •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优秀中心支持计划(29HT2013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922013);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2017000021223ZK07)
  • 中图分类号: X52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ckground, patter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ace of emerging globalization paradigm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G Min, yangmin@rcees.ac.cn
  • 摘要: 清洁的水资源,是关乎全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水与环境保护领域开展能力建设,解决区域发展不平等性,是联合国面向2030年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涵。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水与环境治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使得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落实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以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成立至今在水科技国际合作方面的实践探索为例,分析总结国际合作背景、落实进程与所得成效,探讨未来进一步优化水科技国际合作模式的若干关键要点,为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水科技国际合作提供科学建议,以满足增进人类福祉和保护地球环境的重大需求。
  • 在石油开采、加工、运输及使用过程中,原油以及各种石油制品的泄漏和排放事故时有发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土壤的石油污染[1]。而土壤石油污染普遍是多种污染物复合污染,而不是单一污染。石油污染物中除了含有大量有机物外,还含有重金属等,他们会进入土壤并对生态环境造成复合污染[2-3]。近年来,我国部分油气田地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石油-重金属复合污染。例如,长宁某页岩气井场土壤中含有原油和重金属镍2种污染物[4];黄河三角洲石油污染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多达10余种[5]。土壤中多种污染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修复过程变得更加复杂。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形态、溶解度和生物可利用度,从而相互抑制或促进彼此的修复效率[6]。重金属及石油中多环芳烃等具有致癌性和诱变性[7-8],会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威胁[9-10],因此,有机-重金属复合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11]。目前,针对石油-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修复的研究已迫在眉睫。

    微生物修复是去除或降解土壤污染物的最常见和最可靠的技术之一,该技术主要是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及生物吸附等作用修复污染土壤。但是,将游离菌加入土壤中易受不良环境影响,导致修复效果不佳。固定化微生物技术(IMT)可为外源微生物提供保护屏障,避免微生物受环境的不利影响,包括与土著微生物竞争、污染物浓度过高、pH和温度不适宜等[12-13]。WANG等[14]发现,固定化微生物可以促进盐碱地中多环芳烃的降解,效果优于游离菌。张秀霞等[15-16]研究了固定化微生物修复石油污染土壤过程中对土壤生物学特性及理化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固定化微生物处理方式对石油烃降解效果最好,能增加土壤酶活性,对pH具有缓冲作用。IMT不仅可用于修复有机污染土壤,还可应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有研究表明,生物炭吸附固定化微生物对土壤中U、Cd钝化效果显著[17]

    目前,关于固定化微生物技术的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污染土壤,针对有机-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的研究鲜见报道[18]。外源微生物的加入可能会影响土壤微生物生态平衡[19],故在修复过程中不仅要考察固定化微生物对有机-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还要考察其对土壤环境的影响[20]。土壤酶活性和土壤细菌数量作为土壤生物学特性相关指标,可作为评价修复状况和污染对土壤性质影响的指标[15, 21]

    本研究从四川长宁-威远地区页岩气开发井场重度污染区的含油土壤中筛选出1株具有镉抗性和石油烃降解能力的菌株,以玉米芯生物炭作为固定化材料负载该菌株,研究固定化微生物对镉-石油烃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以期为复合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提供参考。

    本研究使用的未受污染土壤取自四川长宁某页岩气井场附近未污染区域。从土壤表层(0~20 cm)处取样,将采集的土壤密封在聚乙烯袋中。自然风干后,将大块土壤破碎研磨并过2 mm的筛网备用。分别将溶于四氯化碳(CCl4)中的原油和硝酸镉(Cd(NO3)·4H2O)溶液喷洒于1/4的土壤中,混合均匀置于通风橱内,待CCl4完全挥发后,与剩下3/4的土壤混合均匀得到石油-镉复合污染模拟土壤。模拟污染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如表1所示。

    表 1  污染土壤理化性质
    Table 1.  Major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il
    有机质/(mg·kg−1)总氮/(mg·kg−1)总磷/(mg·kg−1)pH含水率/%石油烃/(mg·kg−1)Cd/(mg·kg−1)
    可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有机结合态残渣态总量
    5679.74436.5065.478.6513.83100003.150.880.541.210.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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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石油烃重金属液体培养基:石油烃10 g·L−1、酵母膏3 g·L−1、NaCl 5 g·L−1、MgSO4·7H2O 0.25 g·L−1、(NH4)2SO4 1 g·L−1、K2HPO4·3H2O 13 g·L−1、KH2PO4 4 g·L−1、Cd(NO3)2·4H2O 0.82 g·L−1

    2)石油烃重金属固体培养基:在上述石油烃重金属液体培养基中加入质量分数为2%的琼脂。

    富集培养基、基础扩大培养基和固定化培养基见参考文献[22]。上述培养基pH均调整为7.0~7.5,在121 ℃、1×105 Pa下高压蒸汽灭菌20 min。

    1)具有镉抗性的石油烃降解菌的筛选。称取10 g新鲜土壤样品(采自长宁某长期遭受石油烃和重金属镉复合污染的地区)进行具有镉抗性的石油烃降解菌筛选,具体筛选方法见文献[23]。最终得到具有镉抗性且能高效降解石油烃的菌株共计7株(记为W3~W9),冷冻保存于丙三醇中。

    2)菌株的吸附特性及降解特性研究。将筛选出的7株菌株的菌液分别接种1 mL于100 mL含300 mg·L−1 Cd2+的基础扩大培养基中,在30 ℃、130 r·min−1下培养72 h,取0.5 g上清液消解,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培养基中镉的含量,培养基中减少的镉含量被认为全部是菌体吸附的镉含量。镉的吸附率按式(1)计算。

    Cds=Cd0CdtCd0×100 (1)

    式中:Cds为菌株对Cd的吸附率;Cd0为处理前Cd浓度,mg·L−1Cdt为处理后Cd浓度,mg·L−1

    分别将1 mL菌液接入100 mL以10 g·L−1石油烃为唯一碳源的无机盐培养基中,在30 ℃、130 r·min−1下培养7 d,采用重量法测定培养基中的石油烃含量,计算石油烃降解率。石油烃的降解率按式(2)计算。

    TPHR=C0CtC0×100 (2)

    式中:TPHR为石油烃降解率,%;C0为处理前石油烃含量,mg·L−1Ct为处理后石油烃含量,mg·L−1

    对7株菌株进行重金属镉吸附特性和石油烃降解特性的研究,筛选出1株对镉具有耐受性且石油烃去除能力较高的菌株作为鉴定和生理生化实验的供试菌株。

    3)菌株菌落及细胞形态的观察采用稀释涂布平板法。在石油烃重金属固体培养基上培养1~2 d,观察菌落的形状、透明度、颜色等指标,并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菌株的细胞大小和形状。甲基红实验、硝酸盐还原实验、柠檬酸盐实验、吲哚实验、动力实验、接触酶实验、糖发酵实验、V-P实验、硫化氢产生实验、明胶液化实验、酪蛋白水解实验、革兰氏染色实验方法参照参考文献[24]。参照《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25]和《医学细菌名称及分类鉴定》[26]对菌株形态及生理生化实验结果初步鉴定菌株的属。核酸提取及PCR扩增方法见文献[23]。本研究的菌株16S rDNA测序结果提交数据库进行BLAST比对,并构建系统发育树,分析菌株种属。

    选用玉米芯制备生物炭,马弗炉500 ℃高温热解3 h,热解得到生物炭作为固定化载体[27]。无菌条件下,将1 μL存于丙三醇中的筛选菌株接入基础扩大培养基中,置于30 ℃、130 r·min−1恒温摇床中活化8 h以上,作为储备菌液。将2 g制备好的生物炭置于100 mL固定化培养基中,在121 ℃、1×105 Pa下高压蒸汽灭菌20 min,接入1 mL储备菌液,置于130 r·min−1、30 ℃的摇床中固定18 h后,以3 500 r·min−1离心5 min后弃上清液,所得固体即为固定化微生物。生物炭和固定化微生物的形貌表征参照文献[22]。

    固定化微生物修复石油–重金属混合污染土壤在高15 cm、直径10 cm的塑料盆中进行。本研究共设4组对照:对照组(CK),生物炭和游离菌均不添加;游离降解菌组(FC),采用平板计数法添加与固定化微生物组等量的游离菌;固定化微生物组(IM),每g干土添加3%的固定化微生物;生物炭组(BC),每g干土添加3%的生物炭。每组3个重复,每盆400 g土壤。分别以硝酸铵和磷酸氢二钾作为氮源和磷源,以土壤中有机碳为基准,将土壤中的C、N、P调至C:N:P=100:10:1。定时给土壤翻土保持充分的氧气供给,并定期添加去离子水,使土壤含水率维持在20%。实验周期为60 d,每5 d分别测定土壤pH、土壤脱氢酶(DHA)、多酚氧化酶(S-PPO)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石油烃残留量的变化;每10 d分别测定重金属形态及土壤细菌数量的变化。其中,含水率采用105 ℃烘干法测定[28];土壤pH采用1:2.5(W/V)的水提取液玻璃电极法测定[29];有机质、总氮和总磷分别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和氢氧化钠熔融-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30-32];重金属形态采用Tessier五步浸提法测定[33];石油烃含量采用重量法测定[34];脱氢酶、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分别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分光光度法、邻苯三酚比色法和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30, 35];细菌数量采用稀释涂布平板法测定[36]

    1)菌株吸附特性及降解特性。菌株对镉吸附率和石油烃降解率如图1所示。由图1(a)可知,筛出的菌株W3、W4和W8均对Cd2+有较好的吸附作用,吸附率均在28%以上。3株菌均能在含Cd的培养基中存活并吸附一定量的Cd,但整体来说菌株对Cd的吸附率相差不大。菌株主要通过吸附沉淀对Cd2+产生生物钝化,利用自身代谢产物与Cd2+络合等,对Cd进行吸附[37]。由图1(b)可知,菌株W8对石油烃的降解率最高,达39.15%,而吸附Cd效果较好的W3和W4对石油烃的降解不佳。菌株主要是通过将石油烃作为碳源来维持自身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去除的目的。将微生物应用于修复石油烃-镉复合污染土壤中,所需的菌株势必对重金属镉具有较好的抗性,同时对石油烃具有较好的降解能力才能在污染土壤中更好地存活,才能使修复效率更佳[23]。综上所述,W8是吸附和降解效果最佳的菌株,故确定W8为本研究筛选出的目的菌株,用作后续生物学特性研究的供试菌株。

    图 1  W3~W9菌株对Cd吸附率和石油烃降解率
    Figure 1.  Cd adsorption rate and petroleum degradation rate of strains W3~W9

    2)菌株形态观察及生理生化指标。菌株W8的SEM图及菌株W8和柠檬酸杆菌的生理生化特性对照分别如图2表2所示。该菌株的菌落形态为圆形,颜色为淡黄色,边缘平滑,透明度较差。由图2可得出,细菌细胞为杆状,菌体长1~2 μm。生理生化实验中除动力实验、接触酶实验、V-P实验、明胶液化实验、酪蛋白水解实验和革兰氏染色结果呈阴性(-)外,其余生理生化反应均呈阳性(+)。菌株W8的形态和生理生化特性同柠檬酸杆菌属的细菌特征相似,初步判定为柠檬酸杆菌。

    图 2  菌株W8扫描电镜图
    Figure 2.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of strain W8
    表 2  菌株W8和柠檬酸杆菌的生理生化特性对照
    Table 2.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 W8 and Citrobacter sp.
    生理生化反应实验结果柠檬酸杆菌生理生化反应实验结果柠檬酸杆菌
    革兰氏染色甲基红实验++
    酪蛋白水解实验D硝酸盐还原实验++
    动力实验+糖发酵实验++
    接触酶实验+V-P实验
    柠檬酸盐实验++硫化氢产生实验+D
    吲哚实验+d明胶液化实验
      注:“+”表示呈阳性;“−”表示呈阴性;“d”表示大部分为阳性;“D”表示不同分类单位间反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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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菌株16S rDNA的序列分析。将测序得到的W8菌株16S rDNA序列提交至数据库进行比对,构建出如图3所示的系统发育树。分析结果表明,菌株W8与柠檬酸杆菌属的同源性相近(97%),2者在系统发育树上聚为1簇。综合细菌形态、生理生化实验结果和16S rRNA分析,可确定W8属柠檬酸杆菌,将其命名为Citrobacter sp.W8。

    图 3  菌株W8的16S rDNA系统发育树
    Figure 3.  16S rDNA phylogenetic tree of strain W8

    生物炭和固定化微生物的形貌表征如图4所示。从图4(a)可以看到,生物炭骨架结构清晰,形成松散、孔隙发达的结构。生物炭的多孔结构可以给微生物提供较大的附着空间,同时也有利于其对污染物的吸附,缩短污染物与微生物的距离[38]。由图4(b)中可以观察到,生物炭孔径中附着大量目标菌株,这说明生物炭表面已成功负载Citrobacter sp.W8。

    图 4  生物炭(×2 000倍)和固定化微生物(×10 000倍)的扫描电镜图
    Figure 4.  SEM of biochar (×2 000 times) and immobilized microorganisms (×10 000 times)

    采用不同修复方式对石油烃-Cd复合污染土壤进行为期60 d的修复,修复过程中石油烃(TPH)降解率变化如图5所示。在60 d的修复周期内,各组TPH降解率均呈上升趋势,固定化微生物组(IM)、游离菌组(FC)、生物炭组(BC)、空白组(CK)的TPH降解率分别为51.25%、40.44%、31.11%、15.18%。在0~30 d内,IM组TPH降解率迅速上升,这主要是因为生物炭的孔隙结构为微生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39],有效避免了外源微生物与土著微生物的竞争,减轻了污染物对微生物的直接毒害作用。同时,生物炭的加入能够提供N、P、K等营养元素[40],促使细菌数量迅速增加(图9),进而增强微生物对TPH的代谢能力。生物炭能够吸附部分污染物并缩短微生物与污染物的距离,提高降解效率[38]。30 d后的降解速率逐渐趋于平稳,这可能与TPH降解过程中产生的有毒代谢产物积累过量以及土壤中营养物质的逐渐缺乏有关。而FC缺乏生物炭的保护作用,TPH降解率明显低于IM(P<0.05)。BC的TPH降解率明显高于CK,这证明生物炭对TPH的降解有促进作用。CK也有较低的TPH降解率,这主要是由于土著微生物的降解以及TPH的自然挥发[15]

    图 5  石油烃降解率
    Figure 5.  Degradation rate of TPH
    图 9  土壤细菌数量
    Figure 9.  Number of bacteria in soil

    图6(a)为各组第60 d Cd形态含量与初始土壤中Cd形态含量的比值,表示各形态变化的倍数。从图中可以看出,IM组中RS与初始土壤相比增加了6.68倍,相较于其他组而言,IM在降低Cd迁移性方面作用更为明显,这是因为生物炭对重金属的固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物炭表面丰富的含氧官能团(羟基和羧基)可以与重金属结合,通过络合或共沉淀降低重金属的可利用态含量[40]。DAS等[42]发现,生物炭表面含氧官能团越多,其与金属离子的离子交换作用越强[42]。同时,Citrobacter sp.可以通过生物吸附的方式降低部分可利用态重金属[43]。因此,IM中EX含量的降低是生物炭络合、共沉淀与微生物吸附联合作用。Cd的形态变化表明,添加固定化微生物可减轻Cd的直接毒性,降低Cd的流动性和生物利用度[17]

    图 6  Cd形态的变化及其变化倍数
    Figure 6.  Change of Cd fraction and its changed times

    采用不同修复方式对石油烃-Cd复合污染土壤进行为期60 d的修复,修复过程中土壤中Cd形态含量变化如图6(b)所示。土壤中重金属形态可以分为可交换态(EX)、碳酸盐结合态(CB)、铁锰氧化物结合态(OX)、有机结合态(OM)和残渣态(RS)。5种形态的重金属的生物可利用性为:EX > CB > OM > OX > RS[41]。从图6(b)中可以看出,初始土壤(i)中Cd的EX含量较高,占重金属总量的51.78%,RS含量低,土壤中重金属迁移性强,生物有效性高,土壤环境风险高。修复60 d后,BC、IM、FC、CK各组土壤中EX含量分别从初始3.150 3 mg·kg−1降至2.124、1.942 9、2.601 1 mg·kg−1和2.957 0 mg·kg−1。土壤中石油烃被微生物降解导致有机质含量降低,OM含量下降,其中IM下降最多,减少了0.6653 mg·kg−1。IM组Cd的OX和RS含量增加最多,分别增加了0.251 8和1.725 7 mg·kg−1。此外,培养时间也有利于Cd从非残留组分向残留组分的转移。

    由于生物炭呈碱性,故生物炭的加入轻微提升了IM和BC组的土壤pH,分别为8.75和8.81。Citrobacter sp.W8在pH为5~9时均能较好生长,因此,菌株的生长不会受到生物炭导致土壤pH变化的影响。采用不同修复方式对石油烃-Cd复合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在60 d的修复过程中土壤pH的变化如图7所示。修复周期内各组土壤pH均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微生物在代谢石油烃的过程中产生了脂肪酸等有机酸[44]。在土壤中添加生物炭(BC和IM)后,土壤pH明显高于不添加生物炭(CK和FC)的处理组(P<0.05)。与FC相比,BC和IM对土壤pH的影响相对较小,维持在原土pH(8.65)附近,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这是因为,在热解过程中生物炭中灰分含量的增加,以及生物炭中表面官能团和可溶性碳酸盐的作用,可以中和土壤的酸性[45]。pH突然改变会对微生物造成损害,抑制相关酶活性[46],而pH的缓冲作用可减轻微生物损伤。同时,生物炭的加入相对提高了土壤pH,这会促进重金属沉淀,增强重金属的固定,从而减轻重金属对微生物的毒性[47]

    图 7  土壤pH
    Figure 7.  Soil pH

    生物修复效果的关键在于微生物活性及酶促反应速率的高低[48]。土壤酶在微生物新陈代谢过程中起着催化作用,可以作为评价石油污染土壤修复效果的指标[49]。采用不同修复方式对石油烃-镉复合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在60 d的修复过程中土壤CAT、DHA、S-PPO活性变化如图8所示。60 d内,IM组对土壤DHA、CAT、S-PPO活性均有促进作用,最大值分别为0.549 7 μg·(mL−1·h−1·g−1)、9.063 7 mL·(g−1·30 min−1)和9.809 3 mg·(h−1·g−1)。修复过程中酶活性均呈先增大后缓慢减小的趋势。添加游离菌、生物炭和固定化微生物都能增加土壤酶活性,但IM组3种酶活性均高于其他3组。这是因为,IM组中的生物炭能够降低土壤不良环境对固定化菌株的负面影响,使微生物具有较高的活性,因而促进微生物分泌更多的酶。修复前期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充足,微生物数量增加,酶活性也随之提高。但随着微生物数量的大量增加,土壤中营养物质缺乏,并且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有害的代谢产物,导致后期土壤酶活性缓慢下降[49]。同时,Cd化学形态的改变对土壤酶活性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50]。结合图6(a)可知,IM组中Cd的可交换态含量降低最多,残渣态含量增加亦最多,导致该组Cd的生物毒性较小,所以土壤酶活性高。目前,针对土壤酶活性受抑制的机理主要有2种解释:一是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活性决定土壤酶的合成与分泌,污染物会抑制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减少微生物分泌土壤酶,降低酶活性;二是污染物直接与酶的活性位点结合,使酶失活[51]。固定化微生物的加入使得石油烃含量降低,减少了污染物与酶的结合位点;同时,Cd的生物可利用性和石油烃含量的降低也减轻了污染物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使微生物分泌酶的能力增强。因此,IM组脱氢酶、过氧化氢酶和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表现为最强。

    图 8  DHA、CAT和SPPO活性
    Figure 8.  Soil dehydrogenase activity, catalase activity and polyphenol oxidase activity

    采用不同修复方式对石油烃-Cd复合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在60 d的修复过程中土壤细菌数量变化如图9所示。在修复过程中,固定化微生物、游离菌及生物炭的添加都能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细菌呈先增大后平缓的趋势。但是,各实验组的上升幅度不同:IM组最高,从6.18×107增加到2.48×108 cfu·g−1;其次为FC组,从6.09×107增加至1.70×108 cfu·g−1。IM和FC组细菌数量均高于BC和CK组,这说明固定化微生物和游离菌的加入提高了土壤细菌量,使细菌数量处在较高的水平,能够提高细菌对石油烃的降解。在修复初期,IM组细菌数量迅速增加,其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1)生物炭的多孔特性可以将微生物吸附在内孔,提高细菌数量,减少外界不良环境对微生物的影响[52];2)生物炭利用其强吸附能力将TPH吸附在表面,供生物炭上的降解菌降解[53];3)重金属形态对微生物毒害作用存在明显差异[54],IM组Cd的化学形态最大程度地从可交换态和有机结合态转换成了残渣态,降低了Cd对微生物的直接毒害作用;4)外源微生物Citrobacter sp.W8的加入可能对土著微生物的生长起促进作用,土壤中细菌总量增多,细菌对石油烃的降解也随之提高。而游离菌直接加入土壤中,因其不适应土壤环境,故其细菌数量增加缓慢;随着修复时间的延长,细菌以石油烃为碳源,不断繁殖,细菌量增多。在40~60 d内,细菌数量变化不大,这是因为在石油烃降解过程中产生并积累了一些有毒中间产物,这些有毒中间产物对细胞有毒害作用,因而对细菌数量有一定的抑制作用[49]

    1)筛选出1株具有镉抗性的石油烃降解菌,该菌株为柠檬酸杆菌,命名为Citrobacter sp.W8,该菌株可有效用于固定化微生物技术修复石油烃-镉复合污染土壤。

    2)固定化微生物技术可利用微生物新陈代谢显著降低土壤石油烃含量,并通过生物炭吸附、络合和共沉淀作用及生物吸附作用将重金属Cd由可交换态和有机结合态转化为残渣态,从而达到固定土壤重金属的效果。

    3)生物炭固定化微生物对土壤pH具有缓冲作用,从而减轻pH突变对微生物造成的损害。此外,该技术通过促进HDA、CAT、SPPO的分泌,以及土壤细菌数的增加,达到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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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0-05-28
  • 录用日期:  2020-06-01
  • 刊出日期:  2020-08-10
王旭, 靳炜, 刘娟, 严岩, 魏源送, 杨敏. 全球新格局下中国开展水科技国际合作的背景、模式与未来展望[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8): 2066-2074. doi: 10.12030/j.cjee.202005179
引用本文: 王旭, 靳炜, 刘娟, 严岩, 魏源送, 杨敏. 全球新格局下中国开展水科技国际合作的背景、模式与未来展望[J]. 环境工程学报, 2020, 14(8): 2066-2074. doi: 10.12030/j.cjee.202005179
WANG Xu, JIN Wei, LIU Juan, YAN Yan, WEI Yuansong, YANG M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ckground, patter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ace of emerging globalization paradigm[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8): 2066-2074. doi: 10.12030/j.cjee.202005179
Citation: WANG Xu, JIN Wei, LIU Juan, YAN Yan, WEI Yuansong, YANG M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ckground, patter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ace of emerging globalization paradigm[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0, 14(8): 2066-2074. doi: 10.12030/j.cjee.202005179

全球新格局下中国开展水科技国际合作的背景、模式与未来展望

    通讯作者: 杨敏(1964—),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技术与原理。E-mail:yangmin@rcees.ac.cn
    作者简介: 王旭(1985—),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污水处理与资源化。E-mail:xuwang@rcees.ac.cn
  • 1.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北京 100085
  • 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 3.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饮用水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优秀中心支持计划(29HT2013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922013);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2017000021223ZK07)

摘要: 清洁的水资源,是关乎全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水与环境保护领域开展能力建设,解决区域发展不平等性,是联合国面向2030年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涵。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水与环境治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使得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落实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以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成立至今在水科技国际合作方面的实践探索为例,分析总结国际合作背景、落实进程与所得成效,探讨未来进一步优化水科技国际合作模式的若干关键要点,为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水科技国际合作提供科学建议,以满足增进人类福祉和保护地球环境的重大需求。

English Abstract

  • 清洁的水资源,是保障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在2015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联合国将“为所有人口提供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列入面向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期通过国际合作,促进科技创新,为实现全人类获得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Goal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构建行之有效的实施路径和解决方案[1]。其中,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水与环境领域开展能力建设,解决全球治理的不平等问题,是联合国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涵,也是落实这项目标的核心难点。

    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水与环境卓越中心(CAS-TWA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Water and Environment,以下简称“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是中国科学院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联合择优支持的5个卓越中心之一[2]。自2013年依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设立至今,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水与环境领域开展人才培训、合作研究和战略咨询,并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系统性、实质性的国际科技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在水安全保障的创新能力建设,为其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解决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的国计民生难题提供独特的中国式方案,打开了水科技全球合作的新局面。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水与环境治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使得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落实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3]。因此,在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的不到10年内,亟需在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开展水科技国际合作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为水与环境卓越中心乃至全国相关企事业团体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水科技国际合作提供科学建议,以满足增进全人类福祉和保护地球环境的重大需求。

    本文以水与环境卓越中心设立至今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的实践探索为案例,在分析总结国际合作背景、落实进程与所得成效的基础上,探讨未来进一步优化水科技国际合作模式的若干关键要点,为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获得感、提升沿线国家水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及促进中国水务技术和产业更好地服务国际社会等方面提供成功经验与科学范式。

  • 发展中国家水安全的重大共性需求和挑战,西方国家发展水科技援助和国际合作时缺乏针对性,以及中国日益强大的水务技术和产业,为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探索全球新格局下的水科技国际合作创造了重要机遇。

    水安全不仅是资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国家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问题,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性保障[4]。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全球仍有11×108人缺乏足够的生活用水,26×108人无法保证用水卫生;到2050年,缺少饮用水的人口将可能达到2×109之多[5]。例如,在水资源紧缺的中东、中亚等敏感地区,水安全问题已经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直接影响区域安全和稳定[6]。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饮水安全保障、水污染防治与水生态保护、洪涝灾害、水资源综合管理等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基本环境卫生服务缺乏,水环境监测与水质检测能力不足,砷、氟、硬度、硝酸盐、病原微生物等饮用水源水质污染严重[7],以氟斑牙、砷中毒、霍乱、痢疾、伤寒为代表的水源性疾病,以及不明原因慢性肾病、蓝色婴儿症等地方性疾病突出[8-9];2)供排水基础设施条件差,自来水管网覆盖率和污水处理率低,与人口规模和城市化发展不匹配的问题已显现[10];3)气候变化驱动的洪旱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极端事件频发,但即有抗灾能力普遍不强[11-12];4)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缺乏科学规划,水资源短缺、水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极为严峻[13];5)水科技研发及产业化水平低,涉水管理体制不健全,专业人才储备缺乏,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水安全保障需求[14]。因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正面临重大挑战。

    因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难度极大。寻求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并与之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是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的常规思路。近10年,西方发达国家在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以帮助解决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管理等问题,但收效甚微[15]。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开展的对外援助和科技合作只是复制自身既有技术并组织工程实施,未全面考虑援助和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影响,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在水污染防控、水质安全保障与水资源综合管理等方面的自身能力建设。另外,在传统国际援助体系中,发达国家以战略型援助为主,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援助施受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发达国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受援国的主事权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16]。在开展援助和科技合作时,发达国家通常复制自身的成熟技术,并未针对受援国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宜技术模式,导致工程项目经常性出现运行维护成本过高等水土不服的问题,严重影响国际援助和科技合作的最终成效[17-18]。因此,突破发达国家开展援助和科技合作长期沿用的传统模式,重构真正适宜于发展中国家增强自身水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新范式,是帮助其实现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在水污染控制方面也积累了独到的经验,水科技创新及应用取得了长足进步。2018年,全国地表水1 935个水质断面(点位)中,I类到III类水质断面(点位)占比71.0%;按水源地数量统计,同年871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比例为90.9%[19];全国城市供水总量超过6×1010 m3,用水普及率高达98.36%,全国县城供水普及率也达到了93%以上,全国城市污水处理量近5×1010 m3,污水处理率达到95.49%,县城污水处理率也超过了91%[20]。特别是近10年,中国水科技创新步伐明显提速,仅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投入就达百亿元级[21]。全国已形成一支颇具能力的水领域科技人才队伍。为解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问题,我国部署和实施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化研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科研计划,涵盖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材料研制、装备开发、管理策略、监管平台、标准规范、应用示范等全系列内容,亦涉及流域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饮用水全流程安全保障、水质监测预警、水资源综合管理等诸多方面,并取得了大量理论、技术和应用成果,解决了中国诸多水污染治理难题,形成了从基础研究、技术研究、政策管理到工程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22-25]。水科技的创新促进了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一批以策划重大工程和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为核心业务的央企和国企,以及以水务技术产品和服务为拳头业务的民营高新企业在发展中崛起,为中国水安全保障的提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6]。可见,我国现在有能力将水环境治理实践中产生的技术产品和独到经验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和民生状况,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因此,我国亟需从“有能力做到”到“真正实现”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与合作路径。

    作为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的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生态环境领域综合研究机构。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成立至今,积极推进与政府有关部门、高校和企业的合作,大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方略;长期致力于水质安全保障领域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应用;在水源污染控制与水质保障技术、饮用水高效净化与安全输配技术、污水处理与资源化技术、流域水环境治理与修复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多项成果在国内外成功应用转化;形成了一支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科技合作经验的高水平研究队伍,初步建成了世界一流的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平台。7年来,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瞄准发展中国家水安全的重大共性需求和核心挑战,以造福当地民众、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和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促进我国水务产业走出去为目标,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突破西方国家在国际科技援助方面长期推行的传统模式,借助国家在水环境治理领域形成的科技创新合力,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水科技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和形成了以“人才培养—技术示范—平台构建”为路径的国际合作发展新模式,并提升水务企业在科技合作网络中的角色地位,在精准把脉发展中国家水安全问题的基础上以“一国一策”为方略高效推动科技合作,迄今在切实解决发展中国家水安全问题、提升当地民众获得感等方面已初见成效。

  • 完善以能力提升为核心的人才队伍建设,形成以专家组调研为先导的技术示范,推动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联合平台建设,是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在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科技合作过程中探索并建立的总方略。

    7年来,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以“人才培养—技术示范—平台构建”为实施路径的科技国际合作模式,积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升水安全保障的自主发展能力,对增进当地民众获得感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肯定。

    在人才培育方面,水与环境卓越中心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存在水务人才紧缺的共性矛盾,积极开发了一系列内容丰富、专业有效的技能和管理培训课程,以支持和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水务人才队伍建设。7年来,以“发展中国家水与卫生培训班”为品牌代表的培训项目受到了沿线国家地方政府和参训学员一致赞誉。他们表示从培训中切实学到了先进水处理技术、水治理经验及水管理理念,学成归国后可将其运用于提升当地的水安全保障。在开展水与卫生培训的过程中,有来自中国相关学科领域资深科学家、高级工程师及国家生态环境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商务部等政府官员和水务企业骨干百余人加入到了培训项目的特邀讲师队伍,增强了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经验的传播能力。此外,水与环境卓越中心还牵头组织多学科跨机构专家到柬埔寨、斯里兰卡、伊朗、尼泊尔、孟加拉等国进行技术指导和专业培训。例如,为伊朗国家环保部专业人员开展二恶英监测技术培训;针对斯里兰卡不明原因慢性肾病(CKDu)追因和饮水安全保障的需求,联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专业机构,分别对斯里兰卡30名肾内科医护技人员和20名基层公共卫生管理人员进行了专业医疗护理和流行病学培训。除了积极地开展人才能力建设,水与环境卓越中心还注重与沿线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建立长久合作伙伴关系,帮其提升水与环境领域科教水平,为水务行业储备未来人才。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已先后与伊朗德黑兰大学、伊朗桂兰大学、孟加拉工程技术大学、泰国亚洲理工学院等高等院校在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管理、化学等多学科领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卓越中心院长奖学金计划、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等奖学金资助渠道,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已经择优支持超过30名博士生、博士后和青年教师进入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或开展学术交流访问。来华人员学成归国后,多数就职当地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成为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对外深化科技合作的重要人力资源。

    培育人才队伍是发展中国家增强自身应对水安全问题能力的重要基础,而以专家调研为先导的技术示范,则为实现发展中国家水环境质量提升与水安全保障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范式。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成立迄今,联合了水质学、地质学、医学、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国内专家与水务企业代表等百余人次,通过实地调研、人员采访、水质监测等形式,对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伊朗、卢旺达、肯尼亚等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资源现状、水污染态势、供排水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编制了包括《斯里兰卡贾夫纳半岛水资源调查分析报告》、《孟加拉饮用水处理现状调研报告》、《发展中国家水与卫生报告》等在内多部第一手调研报告,总字数多达10余万,为形成沿线国家水污染防治与水质提升方案设计提供了关键数据。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斯里兰卡长期面临不明原因慢性肾病和饮用水安全问题,并一直寻求国际合作和救援。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曾帮助斯里兰卡研究过这一问题,但始终没有明确不明原因慢性肾病的病因。自2015年以来,为帮助斯里兰卡解决这一问题,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组织多学科专家组围绕不明原因慢性肾病追因、预防、控制和饮用水安全保障关键技术开展深入调研,形成了系统的解决方案,为斯里兰卡不明原因肾病总统指导委员会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在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的协助下,有多家中国水务企业在斯里兰卡CKDu病区建设了地下水源饮用水处理技术示范工程,其中包括导向型电渗析地下水除硬脱氟脱硝饮用水处理装置(300 t·d−1)、纳滤饮用水站(20 t·d−1)和高氟高硬度地下水处理装置(40 t·d−1)。斯里兰卡国家供排水委员的水质监测结果表明,设备出水的水质均优于斯里兰卡饮用水水质标准。工程为当地4 000余名村民和1 300余名小学生提供了安全可口的饮用水,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用水体验。此外,水与环境卓越中心联合水务企业开发了适用于斯里兰卡的雨水饮用水化技术与设备,并在斯里兰卡北中央省CKDu病区阿努拉德普勒和西北省普特拉姆地区的公共场所(如庙宇、学校、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完成了20余套雨水收集与净化利用设备的安装与调试。设备运行稳定,惠及当地民众。

    同时,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积极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以期全面解决当地水安全问题而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迄今,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已与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孟加拉、尼泊尔等多个沿线发展国家开展了多次部、所级合作研讨会,双方政府官员、科研人员、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出席会议,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10余份,已与数十个沿线国家达成合作共识,旨在积极探索以水环境为核心的多个潜在科技合作领域。近年来,水与环境卓越中心通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联合建设了包括“中国-斯里兰卡水技术研究与示范联合中心”、“中国-柬埔寨水与环境联合实验室”、“中国-伊朗水与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在内一批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为当地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打造强有力的工作平台;并配备先进的实验仪器和设备,派遣国内科研骨干进行设备仪器操作及实验数据分析培训等科研能力建设,强化了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综合业务能力。在此基础上,水与环境卓越中心邀请中国水务企业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共同完成技术工程实施,弥补发展中国家水务产业薄弱的短板。2016年,在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的倡议下,包括力合科技、京润科技、联池水务、泰宁科创等在内的数十家水务高新企业成立了“一带一路”环境科技与产业联盟,为提升中国水务企业在科技国际合作中的角色地位创造了新机遇。随后,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携手力合科技捐建了柬埔寨第一座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为柬埔寨的水环境监测体系构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看到,以改善当地民生为驱动力,构建基于联合科研平台的长效合作机制,发挥中国水务企业的技术转化与推广能力,是水与环境卓越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得以开展有效合作的另一重要因素。

  • 在未来,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将延续“人才培养—技术示范—平台构建”的总方略,在顶层设计、有序发展、强化能力、因地制宜、数据驱动、开放共享和扩大合作7个方面与发展中国家深化科技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成效更显著、惠及面更广的水安全保障方案。

    1)顶层设计。7年来,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已在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朗、尼泊尔、孟加拉和缅甸等“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了落到实处的人才培养、工程示范与联合平台建设,对沿线国家的基本国情、民俗习惯以及水与环境卫生条件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未来,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应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挑战凝练重大科学问题,从科学、技术、工程和政策多维度提出全球大科学合作研究计划;形成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成效可持续、可载入史册的水科技国际合作成果;在解决发展中国家水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当地科技人才。这对聚集全球智慧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问题,提升当地民众获得感与生活质量,推进联合国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程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2)有序发展。尽管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已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一批具有显示度的科技合作成果,但以水质科学、环境工程学等相关学科为知识基础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和管理者通常不熟悉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的基本规则与理论体系。这使得他们在开展具体工作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摸着石头过河、有力无处使的情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援助与合作的成效。未来,应提高中国水环境专业人才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合作理论水平,培养出一批既懂水科学又擅长科技外交的综合型人才。此外,还应及时总结与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家在水环境领域合作的成功经验,开展科技国际合作的普适性模式研究,探索合作成效评估体系的构建。同时,应扩大合作成果的传播力度,提高成果传播的时效性,丰富成果传播的多元化,发现和树立科技合作中的优秀典型,增强科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总的来说,未来通过强化水科技国际合作的“决策—执行—评估—传播”全链条构建与完善,有望推动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的持续发展。

    3)强化能力。一直以来,以能力建设为核心落实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养,是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开展科技合作的起点和特色,并逐渐形成以“发展中国家水与卫生培训班”为品牌的培训项目,培养出一批来自40余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学员。他们学成回国后在当地水安全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人居署长期致力于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居环境改善与基础设施服务提高的能力建设。水与环境卓越中心与联合国人居署已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在人才培训等方面优势互补、强强联合,进一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强化自身的水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水与环境卓越中心还将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建立培训班管理机制,实现对培训学员“申报—择优—反馈—回访”全链条数据信息管理,为培训成效评估、课程优化与学员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形成学员联络机制,增进毕业学员之间及其与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的交流,发挥毕业学员的带头作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设立水科技外交大使奖,表彰活跃于水科技传播的优秀学员,发挥积极的外交效应和影响力。

    4)因地制宜。坚持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是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水环境领域科技合作的宗旨。近些年来,水与环境卓越中心针对孟加拉、斯里兰卡、伊朗等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饮用水安全问题,积极推进技术分享与示范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当地水与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饮水安全提供了强有力保障,有效改善了民生状况。孟加拉国是世界上饮用水砷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每年近3 000万人口面临地下水砷超标问题,如何经济高效实现饮用水中砷去除是孟加拉在保障饮用水安全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水与环境卓越中心积极响应孟加拉国地方政府与城乡发展部的技术求助,在完成对孟加拉水源砷污染、饮用水处理现状的调研报告基础上,积极推进饮用水除砷援外项目,开发同步去除三价砷和五价砷的新型高效除砷材料及一体化处理装置。这为解决孟加拉国饮用水砷污染难题提供了适宜技术路径。为落实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为所有人提供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并实现其可持续管理”的目标,水与环境卓越中心还应探索惠及面更广的水安全保障技术与工程。具体地,可通过小额资金投资,将经过科学评估和验证的高科技含量、低成本投入的技术和装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应用示范,进一步提升我国援外合作的能力、水平和效率,更好地服务于当地水质提升与民生保障。

    5)数据驱动。完整的城市水系统由地表水、地下水、雨水及供排水设施等多个自然和人工水单元组成,体系庞大、过程复杂、单元间相互联系紧密,以及受人类活动影响显著是现代城市水系统的主要特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加速,发展中国家在饮用水安全保障、水污染防治与水生态保护、洪涝灾害、水资源综合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传统水系统工程以取水、供水和排水为独立目标,缺乏从整体联动的角度去优化、管理甚至重构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水系统范式。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数据驱动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为水系统优化设计与集成管理带来了新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应结合依托单位在相关研究方向的新成果,率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探索数据驱动水环境治理的新方法,建立对恒河、湄公河和尼罗河等重要国际流域的水质在线监测、离线分析及模拟评估技术,形成沿线重点流域的水质信息大数据平台,提供精准水情信息、助力科学治理,服务沿线发展中国家水系统优化设计与集成管理的重大需求,为保障区域水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6)开放共享。经过7年实践探索,水与环境卓越中心以开放包容、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科技援助合作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评。为扩大已取得工作成果的积极效应,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未来还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在经验、数据、技术和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共享机制,让国内外更多智慧资源注入到水环境领域的国际援助与科技合作当中。具体地,可通过探索有效的方法工具、共享途径、数据格式、信息转化方式、技术支持形式等数据共享与互通互联机制,提供开放的大数据信息平台,服务更广泛的科技合作领域;同时,积极分享中国在水质检测和监测方面的标准构建、能力考核及平台建设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的水环境治理与水质改善提供借鉴;可公开部分非涉密的调研报告和白皮书,让更多科学家和研究机构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情信息,群策群力,发挥集体智慧。

    7)扩大合作。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在“一带一路”水科技合作过程中不断探索国际合作的生态模式,逐渐培育出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水安全问题为目标,以水与环境卓越中心为桥梁,以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水务企业、投资机构等多元成员深度融合的水创新合作网络,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水科技合作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政策、经济、科技、人才和技术保障,为全球水环境治理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提供了科学范式。未来,水与环境卓越中心还应完善水创新合作网络,充分挖掘和发挥网络中各方有效资源的作用,以解决国际科技合作中涉及的工程运营、资产管理、服务管理等问题和能力短板;与此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开拓援助资金的来源渠道,促成建立与中国政府投资、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合作的对接机制,形成资本运行合力,理顺与发展中国家在开展科技合作全过程和各环节中的供需关系与关键矛盾,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尽早实现水环境领域的产业化发展。

  •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水环境治理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国庞大的环保市场成就了一批水环境监测、饮用水处理、污水治理与资源化等领域的高新科技企业与优秀技术产品,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水安全保障经验,这是任何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发展和进步。当今,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开始发展、国际地位逐渐提升的全球新格局下,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解决制约其经济发展的水安全重大挑战,突破西方国家对外援助与合作的传统模式,重构真正适宜于发展中国家提升水环境质量、改善民生条件的科技援助与合作新范式,以尽快推进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为所有人口提供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并实现其可持续管理”的目标进程,这是以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水与环境卓越中心为代表的中国力量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伟大目标的最佳实践平台。

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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