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ssing math: 100%

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效果与风险评价

杨喆程, 杜子文, 孙德智, 封莉, 张立秋. 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效果与风险评价[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4): 1432-1443. doi: 10.12030/j.cjee.202005079
引用本文: 杨喆程, 杜子文, 孙德智, 封莉, 张立秋. 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效果与风险评价[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4): 1432-1443. doi: 10.12030/j.cjee.202005079
YANG Zhecheng, DU Ziwen, SUN Dezhi, FENG Li, ZHANG Liqiu. Application effect and risk assessment of urban sludge products in forest land[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4): 1432-1443. doi: 10.12030/j.cjee.202005079
Citation: YANG Zhecheng, DU Ziwen, SUN Dezhi, FENG Li, ZHANG Liqiu. Application effect and risk assessment of urban sludge products in forest land[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4): 1432-1443. doi: 10.12030/j.cjee.202005079

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效果与风险评价

    作者简介: 杨喆程(1996—),男,硕士。研究方向:农林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E-mail:467657097@qq.com
    通讯作者: 张立秋(1972—),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新兴污染物去除与控制技术、污水深度处理技术。E-mail:zhangliqiu@163.com
  • 基金项目: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8ZX07301007)
  • 中图分类号: X71

Application effect and risk assessment of urban sludge products in forest land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Liqiu, zhangliqiu@163.com
  • 摘要: 为探究城市污泥产品的林地施用效果,以北京排水集团生产的城市污泥产品(有机营养土、生物碳土、复合生物碳土)为研究对象,在北京市大兴区建立了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示范区。通过现场施用,研究3种城市污泥产品在不同施肥方式、不同施肥量下对林地环境及毛白杨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壤的酸碱度与施肥前相比有小幅度的上升,最终稳定在7.1左右,土壤电导率随施肥比例的增加而明显增高,最高达1 457 μS·cm−1,但尚未产生盐度风险;施用城市污泥产品后,土壤中各类营养物质含量明显增加,且起到了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综合比较各施肥样方内营养物质含量变化及植物生长情况后发现,施用3 kg·m−2复合生物碳土的效果最佳。污泥产品的施用,在起到培肥地力、促进植物生长的同时,确实导致了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上升,但均满足《土壤质量标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相关要求,处于低风险状态。
  • 当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开发矿产资源的力度不断加大,由此引发的废物、废水和废气的积累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2]。同时在土壤耕作的过程中,化肥、农药和助剂的不合理使用也会导致土壤环境日益恶化,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已然成为了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环境问题[3]。作为典型重金属污染物之一的镉(cadmium,Cd),由于其具有强生物毒性和流动性,并可通过土壤-植物系统转移富集,从而通过食物链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另外,Cd等重金属难于通过微生物降解或者化学分解而减少危害,其往往会长期存在于受污染的土壤中[4-5]。因此,Cd污染土壤已成为人类和环境健康安全的大隐患。海南省现有的富硒土壤(Se含量≥0.4 mg·kg−1)占全岛总面积的28%以上,说明其在利用富硒土壤资源开发热带富硒农产品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但富硒土壤具有伴生Cd等重金属的效应,因此,海南在利用富硒土壤资源的过程中,应正视Cd等重金属污染的潜在风险,这对促进富硒土壤资源的科学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针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几种修复技术如物理修复技术、化学修复技术、生物修复技术和植物修复技术等[6],已经被开发且广泛应用。目前,原位钝化技术[7-8]因具有环境安全性、简便高效性和低成本性等优点,能减轻生物毒性并降低污染土壤中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和利用度,常被用来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其钝化修复原理是通过添加钝化剂到重金属污染土壤中,促进钝化剂与重金属之间发生吸附、络合、离子交换和氧化还原等一系列作用和反应,从而改变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赋存形态,降低其活性,最终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作用。在众多的钝化修复剂中,磷酸盐、粘土矿物、碱性物质和有机物质等为人们常用[9]。在控制污染土壤中重金属的迁移与转化方面,土壤有机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10],其中,腐殖质是土壤有机质的主要组成部分。腐殖质,依据其在酸、碱溶液中溶解度的不同可分为富里酸(fulvic acids,FA)、胡敏酸(humic acids,HA)和胡敏素(humin,HM)[11]。关于腐殖质对环境中重金属的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HA/FA和重金属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有关HM对重金属的环境意义的研究相对较少[12-14]。对于占腐殖质绝大部分的HM,含有大量—COOH、—OH等活性基团,分子质量大且理化性质稳定,可与土壤中重金属发生吸附络合作用[15],从而对土壤中重金属的行为产生关键影响。赤铁矿(hematite,α-Fe2O3)具有一定的吸附性和磁性[16],STAHL等[17]曾报道,α-Fe2O3通过交换性和非交换性吸附2种模型吸附土壤中Cd2+、Co2+、Cu2+、Pb2+、Zn2+等重金属,具有防止重金属继续转移扩散的作用。PALLO[18]提出,HM可与土壤中的铁矿物发生相互作用,带负电的HM会依附在带正电的矿物表面膜上,从而形成胡敏素-赤铁矿复合体(HM-α-Fe2O3),且HM和α-Fe2O3结合的程度很大部分取决于它们的分子质量、分子结构和所含有的官能团。

    在前人的研究[16, 19-20]基础之上,笔者从富硒土壤中提取HM,并将HM和α-Fe2O3进行混合,比较了复合体(HM-α-Fe2O3)、单体(HM)、单体(α-Fe2O3)3种物质作为富硒土壤中外源Cd污染的钝化剂的应用效果,从对土壤pH(氢潜力)、有效态Cd浓度、Cd形态分布的影响着手进行了分析,可为富硒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修复提供科学数据和应用基础。

    富硒土壤于2018-06-24采自海南省海口市遵谭镇、新坡镇一带地区的菜地(按采样顺序进行编号,1#:N19°50′18″E110°16′28″;2#:N19°50′17″E110°16′30″;3#:N19°49′58″E110°16′40″;4#:N19°49′48″E110°16′36″;5#:N19°49′42″E110°16′33″;6#:N19°49′5″E110°16′57″),按S型随机布5点采集土壤并将其混匀。土壤样品经自然风干、四分法缩分、研磨处理后过20目筛,装袋密闭保存备用。

    根据《土壤农业化学分析》记载的方法[21]测定土壤的基本性质,包括pH,土壤有机质,CEC(阳离子交换容量),全氮和全磷。供试富硒土样经HF-HClO4-HNO3混合酸在高压密封消解后,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NexIOTM300X,美国)测定土样中总Cd和总Se的浓度。基本数据见表1

    表 1  富硒土壤的基本性质
    Table 1.  Basic properties of selenium-enriched soil
    pH (H2O)有机质/(g·kg−1)全磷/(mg·kg−1)全氮/(mg·kg−1)CEC/(cmol·kg−1)速效钾/(mg·kg−1)总Se/(mg·kg−1)总Cd/(mg·kg−1)
    5.7717.751 0001 40034.81790.4660.05
     | Show Table
    DownLoad: CSV

    供试土样的总Se含量为0.466 mg·kg−1,符合富硒土壤的标准值(总Se≥0.4 mg·kg−1)[22],pH偏低,印证了土壤为富硒区酸性土壤。该富硒土壤的总Cd含量低于土壤环境质量规定的二级标准(GB 15618-1995)(Cd≤0.4 mg·kg−1)。

    α-Fe2O3的制备:按照MULVANEY[23]提出的水热法,即量取1 mol·L−1的FeCl3溶液50 mL,逐滴慢慢加入到先前已煮沸的450 mL超纯水中,在滴加的过程中观察溶液的颜色变化,当溶液由金黄色变为深红色时,加入最后一滴。待溶液加热5 min后,停止加热,将其静置冷却至室温之后装入透析袋中,在HClO4溶液(pH=3.5)中透析约48 h。溶液以8 000 r·min−1的高速离心15 min,弃去上清液,沉淀物用超纯水清洗多次后冷冻干燥,然后将样品研磨过60目筛,装袋保存备用。

    HM的制备:以富硒土壤样品提取制备HM,即称取一定量的富硒土壤于100 mL的离心管中,然后加入0.1 mol·L−1 NaOH溶液(土液质量比为1∶10),振荡6 h后以4 000 r·min−1的速度离心20 min,弃去分离出来的富里酸和胡敏酸上清液。以上步骤重复操作多次,待分离的上清液颜色变为淡黄色即可。接着用超纯水反复清洗固体至其pH为7.0左右,最后通过冷冻干燥获得胡敏素。

    HM-α-Fe2O3的制备:利用湿法包覆,将HM按一定的比例吸附在α-Fe2O3上来获得HM-α-Fe2O3。具体步骤为,称量1 g HM置于烧杯中,加入适量的20 mmol·L−1 NaCl溶液,然后使用质量分数为5% HCl或NaOH溶液调节溶液pH至中性。接着往里加入2.0 g α-Fe2O3和适量去离子水,控制总的固液比为1:20,然后用磁力搅拌器搅拌24 h。最后将混合物以7 800 r·min−1的速度离心10 min,收集沉淀物并洗涤多次后进行冷冻干燥,即获得HM-α-Fe2O3

    准确称取富硒土壤50 g置于小塑料盆中,添加浓度水平为10 mg·kg−1的Cd2+溶液,使其与土壤混匀,保持稳定平衡30 d。然后,添加不同剂量的HM(施用率分别为土壤重量的0.5%、1%和2%,其编号为H1、H2和H3),或α-Fe2O3(施用率分别为土壤重量的6%、12%和18%,其编号为F1、F2和F3),或HM-α-Fe2O3复合物(添加水平分别为1、1.5和2.0 g·kg−1,编号为(F-H)1、(F-H)2和(F-H)3),进行钝化实验,同时设置无任何添加的土壤样品50 g作为对照组(表示为CK)。每种钝化处理做3份平行样。将30个小塑料盆处理土壤置于(25±1) ℃的恒温室中培养60 d,通过每日称重来补充去离子水使土壤含水率达到田间持水量的70%。分别在培养时间为0、5、10、20和60 d采集适量土壤,冷冻干燥48 h。然后,将冷冻干燥后的土壤样品研磨过80目尼龙筛,进行后续的分析。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来观察所制备钝化剂的表面形貌特征(S-3000N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日立);使用全自动比表面积与孔隙度分析仪(ASAP2020M+c,美国麦克仪器公司)测定钝化剂的比表面积和孔径大小。在土水比为1∶5的情况下,使用pH酸度计测定土壤的pH(PHS-3E型,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由0.005 mol·L−1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溶液(diethylenetriaminepentaacetic acid, DTPA),0.1 mol·L−1三乙醇胺溶液(triethanolamine, TEA)和0.01 mol·L−1CaCl2溶液制得的DTPA提取液来提取不同培养时间的钝化处理土壤中的有效态Cd含量[24]。按照TESSIER等[25]提出的连续提取法分离并测定各种不同化学形态的Cd。土壤溶液中Cd浓度均使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TAS-990 AFG型,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Excel 2010分析和绘制数据,并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偏差(SD;n=3)。使用Origin 8.0作图并进行数据模型拟合。使用SPSS 22.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进行统计学分析,当发现处理数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时(P<0.05),通过Duncan测试进行多次比较。

    图1为HM、α-Fe2O3及HM-α-Fe2O3的SEM图。可以看出,HM表面存在丝状纤维并均匀分布,呈大块颗粒,表面具有明显的中孔和少量大孔;α-Fe2O3呈颗粒状,表面有许多颗粒,非常致密,表面具有更明显的中孔;HM-α-Fe2O3呈球形,表面存在一些中孔和一些未发育的孔结构,有利于比表面积增大。

    图 1  HM、α-Fe2O3和HM-α-Fe2O3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Figure 1.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images of HM, α-Fe2O3 and HM-α-Fe2O3

    图2为HM、α-Fe2O3和HM-α-Fe2O3的N2吸附-脱附等温线和孔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HM、α-Fe2O3和HM-α-Fe2O3的N2吸附–脱附等温线可归类为IV型,其孔径分布都集中在2~50 nm(图2(b)),证明了介孔结构的存在。此外,基于Brunauere-Emmette-Teller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了如下结果:HM、α-Fe2O3和HM-α-Fe2O3的比表面积分别为58.84、68.08和83.35 m2·g−1,其对应的平均孔径大小分别为12.74、10.24和12.04 nm。与HM、α-Fe2O3钝化剂相比,复合钝化剂HM-α-Fe2O3的比表面积有所增加,这有利于其对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物的吸附。

    图 2  HM、α-Fe2O3和HM-α-Fe2O3的吸附–脱附等温线图和孔径分布
    Figure 2.  Nitrogen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and pore-size distributions of HM, α-Fe2O3 and HM-α-Fe2O3

    与CK组对比,添加3个水平用量的钝化剂(HM、α-Fe2O3或HM-α-Fe2O3),土壤pH的数据变化见表2表2显示,HM或α-Fe2O3处理组的土壤pH均明显高于CK组,其中,α-Fe2O3处理组的土壤pH升高较显著,且在10 d时的改变较大。而HM-α-Fe2O3处理组与CK组相差不大,基本一致。与CK组相比,培养60 d时,F1~F3处理组的土壤pH上升了1.09~2.00;H1~H3处理组的土壤pH上升了0.09~0.43;(F-H)1~(F-H)3处理组的土壤pH上升了0.05~0.09。添加了α-Fe2O3钝化剂的土壤,pH上升较为明显,且随着培养期的延长而增加,其中F2、F3处理组的土壤均呈现弱碱性。这是由于α-Fe2O3的碱性特征,α-Fe2O3含有两性铁羟基(≡Fe—OH)和铁原子等表面基团,其等电点通常在pH=7~9间[26]。因此,施用α-Fe2O3作为土壤重金属的钝化剂有致使土壤碱性化的风险。

    表 2  不同处理组对富硒土壤pH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elenium-enriched soil pH
    样品编号土壤pH
    0 d5 d10 d20 d60 d
    CK5.84±0.00fg5.93±0.02e5.87±0.03f5.93±0.01fg5.88±0.01f
    H15.94±0.00e5.95±0.00e5.83±0.01f5.93±0.01fg5.97±0.00f
    H25.98±0.05e5.96±0.01e5.96±0.00e6.07±0.02e6.11±0.01e
    H36.11±0.00d6.09±0.02d6.21±0.01d6.24±0.02d6.31±0.00d
    F16.60±0.01c6.70±0.05c6.77±0.04c6.86±0.03c6.97±0.08c
    F27.36±0.10b7.31±0.04b7.56±0.11b7.58±0.07b7.60±0.10b
    F37.61±0.02a7.60±0.00a7.84±0.02a7.88±0.09a7.88±0.04a
    (F-H)15.85±0.01fg5.98±0.06e5.81±0.01f5.97±0.03f5.93±0.00f
    (F-H)25.90±0.01ef5.81±0.03f5.83±0.00f5.86±0.01g5.97±0.00f
    (F-H)35.81±0.01g5.77±0.00f5.82±0.00f5.89±0.01fg5.96±0.02f
      注:根据Duncan检验,相同的字母表示各种处理组在P=0.05(n=3)时没有显著差异。
     | Show Table
    DownLoad: CSV

    空白组与不同钝化处理组土壤DTPA提取的有效态Cd含量的变化,结果见图3。图中显示,CK组土壤中的有效态Cd含量在培养时间5 d时有所降低,之后基本维持较稳定的含量状态((6.92±0.21) mg·kg−1)。不同钝化处理组土壤随着施用量和培养时间的增加,土壤中有效态Cd浓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在钝化处理的60 d范围内,以HM、α-Fe2O3和HM-α-Fe2O3分别作为钝化剂,分别添加3个水平的用量,致使土壤有效态Cd含量的降低率(相对于CK处理)分别从7.85%~11.79%、1.64%~4.69%和4.30%~20.85%增加至14.21%~22.96%、21.25%~37.55%和13.45%~27.75%。

    图 3  不同处理组DTPA提取的有效态Cd含量的动态变化
    Figure 3.  Dynamic changes in the DTPA-extraction available Cd from different treatment groups

    各种钝化剂施用效果呈现不同的规律。 HM处理组土壤中有效态Cd含量的减少率在5 d时达到最大,之后有效态Cd含量有所回升并呈现基本稳定的波动状态,各用量中以H2钝化效果较好。HM的钝化作用,与其具有一定的比表面积,且含有能够与Cd2+发生络合作用的—COOH、—OH等活性基团有关。α-Fe2O3处理组土壤中有效态Cd含量,在整个培养期内逐渐降低且幅度最大,在60 d时施加率为12%(F2)组土壤显示出最优的钝化效果。此时土壤呈弱碱性下,其表面负电荷有所增加,并伴随着表面吸附点的增加,产生Cd [Cd(OH)+]的羟基态,这种状态与土壤吸附点的亲和力比金属离子的自由态更强[27],从而使α-Fe2O3产生较强的钝化效果。HM-α-Fe2O3处理组土壤中有效态Cd含量,在整个培养期内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除5 d外),且以(F-H)3钝化效果最佳。通过相关性分析结果可得,有效态Cd浓度的降低量与钝化剂用量、钝化时间都呈极显著正相关(r=0.631,0.428)(P<0.01)。表明复合型钝化剂HM-α-Fe2O3的吸附和活性点的作用可能分布较均匀,且作用周期较长,从而使其钝化效果与用量、时间呈现出较好的线性增长关系,考虑到其施用率较低,该钝化剂具有较好的应用潜力,可通过提高施用率来挖潜,并适宜于修复周期较长的需要。

    土壤pH对有效态Cd的含量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28],当土壤pH升高时,可以促进大部分重金属进行表面络合作用,使其固定。pH与有效态Cd浓度呈显著负相关(r=-0.729)(0.01<P<0.05)。这一发现与JAFARNEJADI等[29]的研究结果一致。

    土壤中重金属的各种形态随着土壤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图4为应用3种钝化剂后土壤中Cd的各种形态含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由图4可见,与CK组相比,添加钝化剂后,可交换态Cd的含量均有所降低,其中在10 d内变化较大(主要为降低),随后趋于稳定,其中α-Fe2O3处理组土壤中可交换态Cd的含量水平最低(当然其施用率也较高)。碳酸盐结合态Cd的含量,以CK组最低,H3组最高,钝化后均有所升高,其中在5 d时升高最明显,随后有所下降(10~20 d)。铁锰氧化物结合态Cd的含量,以CK组最低,以F1~F3组最高,钝化后其变化特征为前20 d逐渐上升,20 d后快速降低,其中以60 d时最低,甚至接近CK组的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发生了铁锰氧化物的还原溶解,将Fe和Mn固定为硫化物化合物[30]。有机物结合态Cd的含量,以CK组最低,以F1~F3组最高,钝化后最初升高较为明显,随后趋向于平稳。残留态Cd的含量,以CK组最低,以F3、(F-H)2和(F-H)3组最高,钝化后最初增加较为显著,随后明显趋向于稳定。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投加HM钝化剂后,投加量与土壤中可交换态Cd、碳酸盐结合态Cd和残留态Cd含量之间的关系分别呈负相关(r=−0.136)(P>0.05)、极显著正相关(r=0.753)(P<0.01)和显著正相关(r=0.558)(0.01<P<0.05);投加α-Fe2O3钝化剂后,投加量与土壤中可交换态Cd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r=−0.870),而与残留态Cd含量之间的关系呈极显著正相关(r=0.654)(P<0.01);投加HM-α-Fe2O3复合钝化剂后,投加量与土壤中可交换态Cd、铁锰氧化物结合态Cd含量呈负相关(r=−0.099,−0.485)(P>0.05),而与碳酸盐结合态Cd、残留态Cd含量之间的关系分别呈极显著正相关(r=0.654)(P<0.01)和显著正相关(r=0.632)(0.01<P<0.05)。这些结果表明,生物可利用的Cd(可交换态)主要转化为生物学不可利用状态Cd(残留态),从而降低Cd的活性。这一发现与CHEN等[31]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有研究人员发现修复剂的施用也可以增加可交换态Cd的浓度[32],这可能与外源Cd的不同污染水平促进了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有关。

    图 4  土壤培养期间不同Cd形态的含量变化(n=3)
    Figure 4.  Changes of Cd species contents during the soil incubation period (n=3)

    以钝化60 d时Cd的形态分布(图5)来比较不同钝化处理组与空白组(CK)Cd的形态转化特征。CK组土壤中Cd的形态以可交换态为主,占比为62.29%,残留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和碳酸盐结合态的Cd占比分别为14.44%、11.82%和8.8%,而有机物结合态Cd占比仅为2.66%。与CK组对比,钝化处理组在不同的程度上减少了土壤中可交换态Cd的比例。具体表现在HM、α-Fe2O3和HM-α-Fe2O3处理组中该比例分别降低了17.77%~23.34%、33.93%~45.39%和18.56%~22.07%。此外,不同钝化剂处理后,其土壤中Cd形态分布的变化规律不同。α-Fe2O3的应用对残留态Cd的影响较显著,其占比增加了22.21%~33.04%,且比例随钝化剂施加量的增加而增加,以F3的效果为最佳;HM则对碳酸盐结合态Cd的影响较显著,其占比增加了10.72%~15.38%;相比其他3种形态,HM-α-Fe2O3对残留态Cd影响也较大,其比例增加了13.24%~21.10%。然而,在所有的处理组中有机物结合态Cd含量均很低,仅占总Cd含量的较低比例,但其含量较为稳定。

    图 5  土壤培养60 d时不同形态Cd的分布
    Figure 5.  Different Cd species distribution at 60-days incubation

    可交换态Cd是潜在生物可利用元素的重要指标,在对Cd污染富硒土壤进行各种修复后,可交换部分Cd均小于CK处理组。由于Cd的可交换和碳酸盐结合部分具有高生物利用度,其可以转化为残留态以降低Cd的迁移率和有效性。HM、α-Fe2O3和HM-α-Fe2O3固定土壤中Cd,分析这可能是Cd通过与离子化的羟基基团形成了络合物,也可能是由于Cd与碳酸盐中含量丰富的CO23PO43形成沉淀来实现的。

    1)添加HM,α-Fe2O3和HM-α-Fe2O3可以不同程度地减少外源Cd污染富硒土壤中的有效态Cd浓度。因比表面积较大,HM-α-Fe2O3复合钝化剂对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物具有较强的吸附性能。其中,处理组(F-H)3(60 d)对土壤有效态Cd含量的降低率高达27.75%,说明HM-α-Fe2O3可用于稳定化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

    2)有效态Cd浓度与土壤pH呈显著负相关(r=−0.729)(0.01<P<0.05),随着pH增加,Cd的流动性和生物利用度有所降低。HM-α-Fe2O3处理组的pH与CK组基本一致,在有效修复外源Cd污染富硒土壤的同时能够维持土壤pH的稳定。

    3)不同钝化剂对土壤中Cd不同形态的转化特征存在差异性,总体来说,都是由可交换态Cd主要转化为残留态Cd。HM-α-Fe2O3复合处理结合了HM和α-Fe2O3这2种单独处理的优点,改善了各种Cd形态的转化和分布。

    4)从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来看,复合钝化剂的钝化效果与用量、时间呈现出较好的线性关系,施用率较低且效果明显。未来可通过提高HM-α-Fe2O3施用率来挖潜,并适宜于修复周期较长的需要。

  • 图 1  示范区平面图

    Figure 1.  Plan of demonstration area

    图 2  实验区域规划图

    Figure 2.  Experimental area plan

    图 3  施肥现场图

    Figure 3.  Strip fertilization and annularity fertilization

    图 4  不同施肥方案对土壤pH、EC值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schemes on soil pH and EC

    图 5  污泥产品施用对土壤总氮含量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sludge product application on soil total nitrogen

    图 6  污泥产品施用对土壤总磷含量的影响

    Figure 6.  Effects of sludge product application on soil total phosphorus content

    图 7  污泥产品施用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Figure 7.  Effect of sludge product application on SOM content

    图 8  不同施用方案对毛白杨叶绿素的影响

    Figure 8.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scheme on chlorophyll in poplar

    图 9  不同施用方案对毛白杨新生枝条增长量的影响

    Figure 9.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schemes on new branches growth of poplar

    图 10  撒施区的重金属Pi值变化图

    Figure 10.  Change of heavy metal Pi value in the broadcasting area

    图 11  施用污泥产品对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影响

    Figure 11.  Effects of sludge products on heavy mental content in soil

    图 12  施用污泥产品后环施区的重金属RI值变化图

    Figure 12.  Change of heavy metal RI value in the broadcasting area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sludge products

    表 1  污泥产品成分

    Table 1.  Compositions of sludge products

    污泥产品全氮/(g·kg−1)全磷/(g·kg−1)全钾/(g·kg−1)有机质/(g·kg−1)水分/%pH
    有机营养土18.812.71.90829157.87.55
    生物碳土18.710.32.09026548.37.46
    复合生物碳土20.011.22.90031142.27.81
    污泥产品EC/(μS·cm−1)粪大肠菌群菌值蛔虫卵死亡率苯并(a)芘/(μg·kg−1)多环芳烃/(μg·kg−1)矿物油/(mg·kg−1)
    有机营养土2 0200.4未检出低于检出限低于检出限2.60×103
    生物碳土2 6000.4未检出低于检出限低于检出限2.80×103
    复合生物碳土2 7400.4未检出低于检出限低于检出限2.95×103
    污泥产品全氮/(g·kg−1)全磷/(g·kg−1)全钾/(g·kg−1)有机质/(g·kg−1)水分/%pH
    有机营养土18.812.71.90829157.87.55
    生物碳土18.710.32.09026548.37.46
    复合生物碳土20.011.22.90031142.27.81
    污泥产品EC/(μS·cm−1)粪大肠菌群菌值蛔虫卵死亡率苯并(a)芘/(μg·kg−1)多环芳烃/(μg·kg−1)矿物油/(mg·kg−1)
    有机营养土2 0200.4未检出低于检出限低于检出限2.60×103
    生物碳土2 6000.4未检出低于检出限低于检出限2.80×103
    复合生物碳土2 7400.4未检出低于检出限低于检出限2.95×103
    下载: 导出CSV

    表 2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风险等级

    Table 2.  Potential ecological hazard index risk level

    风险指数轻微生态危害中等生态危害强生态危害很强生态危害极强生态危害
    EI≤4040~8080~160160~320>320
    RI≤150150~300300~600600~1 200>1 200
      注:风险等级参见已有研究中的方法[9]
    风险指数轻微生态危害中等生态危害强生态危害很强生态危害极强生态危害
    EI≤4040~8080~160160~320>320
    RI≤150150~300300~600600~1 200>1 200
      注:风险等级参见已有研究中的方法[9]
    下载: 导出CSV
  • [1] 李霞. 城市污泥在科尔沁沙地土壤改良中的应用及风险分析[D].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2013.
    [2] 黄秋丽. 城市污泥处置新技术的探讨[J]. 广东化工, 2016, 43(11): 174-175.
    [3] 黄岚, 封莉, 杜子文, 等. 我国城市污泥土地利用瓶颈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J]. 中国给水排水, 2019, 35(20): 31-36.
    [4] MININNI G, BLANCH A R, LUCENA F, et al. EU policy on sewage sludge utilization and perspectives on new approaches of sludge management[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5, 22(10): 7361-7374.
    [5] 唐艺荣. 城市污泥堆肥用于非洲菊无土栽培的研究[D].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 2002.
    [6] 白莉萍, 伏亚萍. 城市污泥应用于陆地生态系统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 2009, 29(1): 420-430.
    [7] 鲍士旦. 土壤农化分析[M]. 3版.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65-90.
    [8] 谌思嘉, 封莉, 左壮, 等. 污泥堆肥用于沙荒地造林过程中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评价[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6全国水环境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技术高级研讨会论文集. 云南腾冲, 2016: 105-111.
    [9] 翟羽佳, 封莉, 马博强, 等. 施用城市污泥堆肥后林业土壤中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价[J]. 环境保护前沿, 2014, 4(1): 41-46.
    [10] 王逊, 屈森虎, 陈媛, 等. 城市污泥堆肥用于林业土壤基质的可行性研究[J]. 环境科技, 2011, 24(a01): 107-110.
    [11] 张欣, 吝珊珊, 胡晓晨, 等. 城市污泥土地利用研究进展[J]. 广东化工, 2014, 41(20): 95-96.
    [12] AMIR S, HAFIDI M, MERLINA G, et al. Sequential extraction of heavy metals during composting of sewage sludge[J]. Chemosphere, 2012, 59(6): 801-810.
    [13] 杨桐桐. 污泥堆肥用于沙荒地土壤改良效能与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变化规律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14] 连鹏, 李志茹, 范周周, 等. 城市污泥与园林废弃物混合堆肥施用对紫穗槐生长及土壤环境的影响[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18, 40(4): 58-66.
    [15] 薛彬. 污泥堆肥林地施用后土壤氮磷形态分布和转化行为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4.
    [16] 何文, 黄玉清, 廖建雄, 等. 桂林会仙喀斯特湿地芦苇群落土壤氮的季节变化[J]. 广西植物, 2018, 38(1): 24-35.
    [17]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给水排水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林地用泥质: CJ/T 362-2011[S].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
    [18] 付丽丽, 姚常琦, 李学斌, 等. 沈阳农用土地重金属污染评价与来源分析[J]. 广东农业科学, 2013, 40(16): 178-181.
    [19] MALISZEWSKA-KORDYBACH B, SMRECZAK B, KLIMKOWICZ-PAWLAS A. Concentrations, sourc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in agricultural soil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EU: Poland as a case study[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9, 407(12): 3746-3753. doi: 10.1016/j.scitotenv.2009.01.010
  • 加载中
图( 12) 表( 2)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3965
  • HTML全文浏览数:  3965
  • PDF下载数:  46
  • 施引文献:  0
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0-05-14
  • 录用日期:  2020-10-26
  • 刊出日期:  2021-04-10
杨喆程, 杜子文, 孙德智, 封莉, 张立秋. 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效果与风险评价[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4): 1432-1443. doi: 10.12030/j.cjee.202005079
引用本文: 杨喆程, 杜子文, 孙德智, 封莉, 张立秋. 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效果与风险评价[J]. 环境工程学报, 2021, 15(4): 1432-1443. doi: 10.12030/j.cjee.202005079
YANG Zhecheng, DU Ziwen, SUN Dezhi, FENG Li, ZHANG Liqiu. Application effect and risk assessment of urban sludge products in forest land[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4): 1432-1443. doi: 10.12030/j.cjee.202005079
Citation: YANG Zhecheng, DU Ziwen, SUN Dezhi, FENG Li, ZHANG Liqiu. Application effect and risk assessment of urban sludge products in forest land[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1, 15(4): 1432-1443. doi: 10.12030/j.cjee.202005079

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效果与风险评价

    通讯作者: 张立秋(1972—),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新兴污染物去除与控制技术、污水深度处理技术。E-mail:zhangliqiu@163.com
    作者简介: 杨喆程(1996—),男,硕士。研究方向:农林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E-mail:467657097@qq.com
  • 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基金项目: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8ZX07301007)

摘要: 为探究城市污泥产品的林地施用效果,以北京排水集团生产的城市污泥产品(有机营养土、生物碳土、复合生物碳土)为研究对象,在北京市大兴区建立了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示范区。通过现场施用,研究3种城市污泥产品在不同施肥方式、不同施肥量下对林地环境及毛白杨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壤的酸碱度与施肥前相比有小幅度的上升,最终稳定在7.1左右,土壤电导率随施肥比例的增加而明显增高,最高达1 457 μS·cm−1,但尚未产生盐度风险;施用城市污泥产品后,土壤中各类营养物质含量明显增加,且起到了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综合比较各施肥样方内营养物质含量变化及植物生长情况后发现,施用3 kg·m−2复合生物碳土的效果最佳。污泥产品的施用,在起到培肥地力、促进植物生长的同时,确实导致了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上升,但均满足《土壤质量标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相关要求,处于低风险状态。

English Abstract

  • 随着城市污水处理量的日益增多,伴随产生的大量剩余污泥已成为亟待处理的固体废物[1]。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共有城镇污水处理厂4 063座,每年产生城市污泥近5×107 t(含水率80%)[2]。据统计[3],2020年城市污泥产量将突破6×107 t(含水率80%)。根据城市污泥富含氮、磷、钾、有机质的特点,可将其作为肥料进行土地利用。其中,林地利用较农用风险低,消纳污泥容量大(我国林地面积达1.7×108 m2),已逐渐成为污泥处置的主要方向之一[3]

    自20世纪60年代起,英、美等发达国家就将污泥作为高效的有机肥料,广泛应用于林地[4]。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也开展了污泥林地利用方面的研究。唐艺荣[5]研究发现,城市污泥中含有大量营养成分,能够很好地促进植物生长,特别是在一些持水性差、生产能力低的土壤上效果更加明显。白莉萍等[6]在北京选择林地施用城市污泥,发现施肥可使土壤中氮、磷含量显著增加,且能促进植物和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但是,目前关于城市污泥不同的施用量和施用方式对施用效果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现场实验,以3种污泥产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施肥方式和施用量,监测施肥土壤中营养物质含量的变化,结合植物生长的情况,确定最佳的施肥方案;并对示范区土壤和地下水中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通过环境评价法探讨城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 供试的3种城市污泥产品均来自北京市排水集团,包括有机营养土(热水解污泥)、生物碳土(堆肥污泥)和复合生物碳土(堆肥污泥与园林废弃物混合),其理化性质见表1

  • 本研究选择在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赵家场村建立污泥产品林地利用示范区。示范区占地面积为1×105 m2,种植银杏、毛白杨、白皮松、紫花洋槐、国槐等8种树木,为北京市百万亩平原造林场地,示范区平面图如图1所示。

    根据实验需要,在毛白杨区域内划分场地作为实验区域,实验区规划如图2所示。将实验区域划分18个样方地块。采用沟施和环施2种施肥方式,施用有机营养土、生物碳土和复合生物碳土3种城市污泥产品,施肥量分别为1.5、3.0和4.5 kg·m−2(以污泥干基计)。另设不施肥的空白对照组。沟施均在树的右侧距离树木主干80~100 cm处开沟,沟宽度30 cm,深度40 cm,施肥后立刻覆土,覆土厚度不低于20 cm;环施在树木的2旁距树干80~100 cm处开挖环施沟,深度为30 cm,宽度30 cm。将城市污泥产品施入穴中后覆盖土壤,覆土厚度不低于20 cm。施肥现场如图3所示。

  • 1)样品采集。于2019年3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进行土壤样品、植物样品及水样的采集;2019年6月12日完成全部的施肥工作。示范区域与实验区域的土样选择梅花形布点进行采集。测量实验样方树木的株高与树径,选择数值最接近平均值的标准株作为监测植物生长情况的采样树。

    2)样品分析。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参照《土壤农化分析》[6]测定;毛白杨叶绿素使用便携式叶绿素仪现场检测;毛白杨新生枝条增长量根据芽鳞痕确定当年新生枝条,现场测量新枝长度。

    土壤重金属含量[7]测定:精确称取土壤样品0.1 g置于消解管中,用少量水润湿,在通风橱中依次缓慢加入6 mL浓盐酸、2 mL浓硝酸、1~2 mL氢氟酸;加盖置于微波消解转盘上,采用梯度升温的方法进行消解;微波消解后取出,待管内温度降至室温后,将消解后的混合液过滤定容至50 mL,于4 ℃下保存。取出10 mL待测液进行ICP-MS检测。

  • 1)单因子评价法。单因子评价计算公式[8]如式(1)所示。

    式中:Ci为污染物i在土壤中的含量,mg·kg−1Si为污染物i在土壤中的质量标准值;i为GB 15618-2018中规定的各类重金属污染物。

    将各类污染物i的相关值代入公式(1)进行计算得到Pi值。当Pi值小于0.7时,则认为在该指标方面不存在环境污染;当Pi值大于0.7小于1时,则认为该指标已达到警戒限,后续应慎重施用污泥产品;当Pi值大于1时,则认为该指标存在一定的环境影响,应立即停止后续污泥产品的施用。

    2)潜在危害指数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评价公式[9]如式(2)所示。

    式中:EIi为污染物i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Ti为污染物i的生物毒性响应系数;Ci为土壤重金属i的环境暴露值;Si为污染物i的参比值,本研究参比值选择GB 15618-2018规定的重金属风险筛选值;i为GB 15618-2018中规定的各类重金属污染物。

    将各类污染物i的相关值代入公式(2)进行计算得到EI和RI值,参照风险等级标准[9](表2)进行评价。

  • 1)城市污泥产品施用对土壤pH、EC值的影响。城市污泥产品在林地施用后,各实验样方内土壤pH和EC值的变化如图4所示。由图4(a)图4(b)可知,由于施用的污泥产品呈弱碱性,施肥30 d后土壤的pH呈明显上升状态。有研究表明,土壤酸碱度为6.5~7.5时,适宜园林植物的生长[10]。在90 d后,土壤pH开始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夏季雨水充足,土壤中的盐基离子受到雨水冲刷而淋失,使土壤中易溶性盐分减少。在施肥4个月后,土壤pH趋于稳定。在整个监测过程中,土壤的pH>7,且施肥土壤的pH高于空白区域,这说明污泥产品在施用过程中没有产生过多的酸性物质,能够改善土壤的酸碱度,这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电导率是反映土壤中可溶性盐分含量的指标,也是反映土壤理化性质的重要指标之一[11]。由图4(c)图4(d)可以看出,土壤电导率受到施肥的影响较大,而且会随施肥浓度的增加而升高。由表1可以看出,3种污泥产品本底的EC值较高,均在2 000 μS·cm−1以上。AMIR等[12]的研究表明,当土壤EC值超过3 000 μS·cm−1时,有可能对植物的生长造成抑制。当施肥时间达到60 d时,林地土壤EC值达到极值点,此时施用量为4.5 kg·m−2地块的土壤EC值均超过1 200 μS·cm−1;施用复合生物碳土的样方土壤中EC值最高达到了1 457 μS·cm−1,但尚未产生盐度风险。60~120 d,土壤EC值迅速下降,其主要原因包括3个方面:一是土壤中部分无机离子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化成有机物;二是夏季草本植物的迅速生长,从土壤中吸收了大部分可溶性离子;三是随着雨水的冲刷,大部分盐基离子随水淋失,土壤含盐量降低进而降低了土壤的电导率[13]。随着实验的不断进行,土壤EC值逐渐下降并最终稳定在200 μS·cm−1左右。

    2)城市污泥产品施用对土壤养分的影响。不同施肥方案下土壤中总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如图5所示。在为期6个月的监测周期内,各样方土壤中总氮含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2019年7月(施用污泥产品1个月后),土壤中的总氮含量达到最大值;通过对比发现,此时施用有机营养土的效果较好,在施用量为4.5 kg·m−2时,土壤中总氮含量可达0.71 g·kg−1,相较于总氮本底值增加了238%。2019年9月,部分样方内总氮含量再次上升。其原因可能是氮素的缓释效果,以及秋天植物凋落,通过微生物对落叶的分解增加了土壤中总氮的含量。而且这一时期可明显看出,土壤总氮含量随施肥量的增大而增大,以此时毛白杨环施区为例,当施用的污泥产品分别为有机营养土、生物碳土和复合生物碳土且施用量为4.5 kg·m−2时,土壤中总氮的含量分别是不施肥土壤的1.31倍、1.05倍和1.84倍,施用复合生物碳土的效果明显好于其他2种污泥产品。其原因可能是,园林废弃物与堆肥污泥含量混合后,提高了污泥产品的C/N,进而影响氮的矿化[14]。在实验的后期,各施肥区土壤总氮含量均高于未施肥的空白区域,施用污泥产品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磷是土壤中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植物核酸、核蛋白和磷脂的主要组分。施用城市污泥产品后,土壤总磷含量随时间变化规律如图6所示。在2019年的7、8月各样方土壤中总磷含量变化不明显,仅施用4.5 kg·m−2复合生物碳土的区域上升幅度最大,在第60 d时环施区、沟施区的总磷含量分别是空白对照组的2.18、2.17倍。这主要是由于污泥堆肥中的磷元素比较稳定,短时期内无法释放到土壤中,而且在此季节树木和草本植物迅速生长,吸收了部分磷。9月土壤中总磷含量大幅度上升,主要因为进入秋季,植物长势减缓,降水明显减少,且污泥中磷的存在形态从不易矿化分解的大分子转变为易矿化分解的形态,矿化的磷和无机磷被土壤快速吸收[15]。11月实验区土壤磷含量出现下降并于12月再次上升。在整个实验周期内,大部分施肥土壤中总磷含量高于未施肥土壤,说明施用城市污泥产品效果显著。通过分析实验区土壤磷含量的变化趋势发现,在不同的采样时间,施用复合生物碳土的样方中总磷含量均高于施用有机营养土和生物碳土的区域,且施用量越大效果越好,这说明污泥与园林废弃物混合后可以提高综合堆肥效果,有助于污泥中磷元素的释放。

    有机质的含量可以直观反映土壤的肥沃程度,是评价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由6个月的监测结果(图7)可以看出,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与施肥量呈正比,且复合生物碳土的施用效果较其他2种污泥产品更好,这与总氮和总磷的研究结果相符合。在施用污泥产品2个月内,各施肥样方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均出现上升,即使在夏季,植物对有机质的吸收较多的情况下,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提升效果依然明显。以2019年8月(施肥2个月)环施区为例,施用4.5 kg·m−2的有机营养土、生物碳土和复合生物碳土的样方内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别是空白区的1.32倍、1.33倍、1.61倍。在90 d时,有机质含量出现明显下降,并在同年11月再次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此时污泥产品中的有机质在土壤酶的作用下被分解,生成的某些简单组分如碳水化合物等较快的分解,最终变成水、二氧化碳和矿物质养分使得有机质含量减少[16]。2019年12月(施肥6个月),施肥与未施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均略有上升。其原因可能是,进入冬季,植物生长变缓,植物的落叶被微生物分解腐化,使所有样方内有机质含量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

  • 1)城市污泥产品施用对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城市污泥产品施用后,可以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植物的叶绿素含量可以及时反映出植物生长的好坏。通过沟施、环施两种施肥方式施用污泥产品后,毛白杨叶绿素含量的变化如图8所示。施用污泥产品后,毛白杨叶绿素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与施肥60 d相比,在施肥第90天,由于进入秋季,植物叶绿素含量开始下降;但能够明显看出,施肥区植物的叶绿素含量在此时均高于未施肥的空白区域,施用污泥产品可以很好的提高植物叶绿素的含量进而延长植物绿期。

    2)城市污泥产品施用对新生枝条增长量的影响。植物当年新生枝条增长量(图9)可以较为明显地反映出植物在1年内生长的情况。通过现场监测发现,施肥区的毛白杨枝条增长量明显高于未施肥的空白区,在施用量为3 kg·m−2时植物生长效果最好。毛白杨环施区和沟施区的新生枝条增长量较空白区平均增长了0.26 m和0.33 m,说明施用污泥产品能够明显的促进植物生长。

  • 1)污泥产品种类对重金属含量的影响。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林地用泥质》(CJ/T 362-2009)[17]相关规定,污泥产品每年累计施用量不应超过3 kg·m−2(以干污泥计)。因此,以实验区域内施用量为3 kg·m−2样方的监测数据为例,利用单因子评价法,参考《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的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

    城市污泥产品施用8种重金属的Pi值随时间的变化如图10所示。在整个监测周期中,铬、镍、铜、锌、汞、镉、铅、砷八种重金属的Pi值均低于0.7,说明污泥施用后的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的风险筛选值。由图10看出,重金属铬、镍、铅的变化规律类似,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铜、锌施用后含量先上升后基本保持稳定;砷、镉、汞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尤其是汞在实验后期已恢复到未施肥前的水平,超标风险很低。

    2)不同施肥方式和施肥量对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影响。根据前文的研究结果,选择重金属镍、锌、砷、汞作为监测对象,探讨不同施肥方式和施肥量对其含量的影响。4种重金属含量随时间变化如图11所示。可以看出,实验区域土壤中4种重金属的变化规律与撒施区域一致。土壤中锌含量在实验初期上升后略有下降并最终趋于稳定。施用污泥使土壤中锌含量出现了一定的累积。以施用4.5 kg·m−2有机营养土、生物碳土和复合生物碳土的样方为例,土壤中锌含量分别为34.2~79.33 mg·kg−1、26.73~71.38 mg·kg−1和25.73~85.97 mg·kg−1。施肥后,汞和砷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汞含量最高达到了0.185 mg·kg−1,随后便出现了下降;施用复合生物碳土的样方内土壤砷含量略高于施用其他2种污泥产品的地块,并在施肥后90 d时达到最大值。以毛白杨环施区为例,施用量为1.5 kg·m−2、3 kg·m−2和4.5 kg·m−2时,其土壤砷含量分别为13.23 mg·kg−1、18.29 mg·kg−1、16.06 mg·kg−1。施用城市污泥产品后,土壤镍含量并未出现明显的积累,而是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规律。通过6个月的连续监测,4种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土壤质量标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风险筛选值的要求,超标风险较低。

    3)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在单因子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应用潜在危害指数法进行后续评价,综合毒性水平、污染浓度及环境对重金属的敏感性,来判断施肥后对土壤的整体污染程度[18]

    图12可以看出,综合生态风险指数RI值均远小于150,各重金属的EI值均小于40,表明施用城市污泥产品后土壤重金属含量处于低风险状态,但施肥后各段时间内土壤重金属RI值均高于土壤本底值,说明污泥的施用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的累积。在城市污泥产品施用初期,施肥地块RI值明显升高,此时施用生物碳土的土壤潜在生态风险最高,其RI值达到了27.4,而施用复合生物碳土和有机营养土的地块RI值为23.7和14.5。随着时间的推移,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逐渐减小[19],在实验后期施肥区与空白区的RI值基本持平。通过实验发现,镉的潜在风险贡献率最高达到了67.2%,需要重点关注。综上所述,在本研究条件下施用城市污泥产品的土壤潜在生态风险较低,但需重点关注镉和汞的含量变化,避免对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 1)城市污泥产品施用后,对土壤的理化性质起到了一定的改良作用。

    3)综合城市污泥产品施用后土壤营养物质含量变化及植物生长情况,发现施用3 kg·m−2复合生物碳土的效果最佳,且施用方式对土壤营养元素含量的影响不明显。

    3)施肥土壤中各类重金属含量均处于低风险状态;施用城市污泥产品后短期内不会对土壤造成重金属污染。

参考文献 (19)

返回顶部

目录

/

返回文章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