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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暗渠化是城市快速发展的产物,是将天然存在的河道通过硬化、拓宽、取直、加盖等方式逐步改造为集排污、泄洪为一体的“城市下水道”。河流暗渠在防洪排涝和拓宽城市建设用地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1-2]。我国大部分城市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长期规划,导致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城市市政管网与污水厂建设速度远远低于人口增长[3]。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河道暗渠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4-6]。暗渠段水环境问题成为城市河流水环境提升的痼疾,故迫切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长期以来,因人们本身环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暗渠彻底成为藏污纳垢的“下水道”,暗渠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河流岸边带的生态环境,也影响着城市河流自然景观的连贯性[7-10]。居民产生的垃圾及河道淤泥在进入大量污水涌入的暗渠段后,由于其空间密闭狭小及长期缺少活水的补充使得水体发黑发臭;此外,暗渠段大量垃圾和淤泥的存在影响了河流行洪能力;人口密集区域部分渠段处于停车场或交通要道的底部,持续性的荷载冲击影响着暗渠段的结构稳定,对城市地面的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1-12]。河流暗渠的形成原因复杂,解决时牵扯到环保、水务、基建等多部门。因此,对城市河流暗渠段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对提供科学合理的暗渠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意义[13-14]。
为了探讨暗渠段对城市河流水环境的影响,本研究以我国人口密度大、城市发展速度快的代表城市—深圳为研究对象,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河流域主要支流暗渠段进行了实地踏查、水质分析,并结合对暗渠资料的查阅,研究了暗渠的存在对水质的具体影响,得出其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因素;在当前的暗渠境况下,提出了如何缓解水体污染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可为河流暗渠的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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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河是东江水系一级支流石马河的上游,发源于民治街道大脑壳山的牛咀水库,于观澜街道企坪处进入东莞市境内,河道全长105.98 km(龙华区境内干流全长14.2 km,全区支流河道暗渠23.76 km),流域面积253.1 km2(龙华区流域面积为175 km2),跨光明、龙华、龙岗3个行政分区。
观澜河流域内各水体均为雨源性河流,共有支流35条,包括龙华区23条,龙岗区11条,光明区1条(见图1)。其中跨区(跨市)河流有白花河(经光明区流向龙华区)、黄泥塘河、岗头河、坂田河(经龙岗区流入龙华区)、君子布河(经龙岗区、龙华区流入东莞市)、牛湖水(经龙华区流入东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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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研对象。如图1所示,通过资料核查及结合现场勘察情况发现,除白花河、牛湖水、岗头河、高峰水等4条河的箱涵全部为桥涵外,其余19条河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河道暗渠化,分别为坂田河、大布巷水、大浪河、大水坑水、丹坑水、横坑水、横坑仔河、黄泥塘河、君子布河、冷水坑、龙华河、牛咀水、茜坑水、清湖水、上芬水、塘水围、油松河、樟坑径河、长坑水,经初步统计,在这19条河流沿程中,共有194段暗渠箱涵,暗渠长度合计为23 692 m,占支流总长度的23.96%。
在19条暗渠化的河流中,以暗渠化程度较高、污染程度较为严重、治理比较困难为筛选条件原则,在龙华区现辖的6个街道(龙华、大浪、民治、观湖、福城、观澜)内,共筛选出12条支流作为研究对象,其空间分布位置及采样点位如图2所示。其中,有5条支流的暗渠(冷水坑水、黄泥塘河、横坑仔河、清湖水、大布巷水)通过一系列工程手段已将污水全部纳入污水管网中,而剩下的7条支流的暗渠目前对观澜河水质存在严重的威胁(塘水围、上芬水、长坑水、丹坑水、横坑水、樟坑径河、大水坑水),因此,本研究重点以这7条河流的暗渠作为研究对象,以此分析暗渠对河流水质的影响。
2)调研方法。参照《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结合现场勘察情况,按照科学有效的布点原则,对暗渠的进水及到出水口方向每隔约300 m处设置1个水样采样点,不足300 m的暗渠均在进出水处采集,对于暗渠内有排污口的地方可单独设置采样点,以便明确污染源,同时对暗渠概况及水质感官进行评估,包括记录地理坐标、拍照、仔细核查提供的数据资料等。
3)样品采集。严格按照以上原则,以观澜河从上游到下游支流汇入干流的先后为顺序,再以每条支流从上游到下游的采样点为顺序,采用每条支流的前2个字母为代号,依次命名,在主要的7条城市段河流暗渠中,共采集了40个水样,其空间位置及样点代号如图2所示。由于暗渠的水深均小于5 m,因此,采样点为上层一点(水深小于5 m时,指水面下0.5 m处;水深不到0.5 m时,在水深1/2处)。将采集的水样储存于提前加入HgCl2的250 mL塑料采样瓶中,以抑制微生物的氧化分解,用于测定水样中总磷(TP)、正磷酸盐(SRP)、氨氮(NH3-N)、硝态氮(NO3-N)、化学需氧量(COD)。同时对每个采样点处的水样,利用ULTRAMETERⅡ 6PFC型号的便携式水质分析仪对其氧化还原电位、总溶解性悬浮物(TDS)等理化指标进行准确地测定,每次水样采集完毕后,将其快速置于4 ℃的车载冰箱中冷藏保存。
4)样品分析。样品采集完毕后,立即将置于车载冰箱中的样品迅速运回实验室。按照相应分析标准对水样中的NH3-N、NO3-N、TP、SRP及COD进行测定。其中,NH3-N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5-2009)测定,NO3-N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HJ/T 346-2007)测定,TP和SRP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 11893-1989)测定,COD分析方法参照重铬酸盐法(GB/T 11914-1989)测定。分光光度计采用日本岛津UV-2700分光光度计,TP采用新配制的优级纯K2S2O8溶液经121 ℃、1.1 kg·cm−2的高压蒸汽灭菌锅,维持时间40 min,进行高温消解;其空白值均在规定的范围内;取经0.45 μm混合纤维素膜(whatman,英国)过滤的水样3 mL于50 mL的比色管中,稀释至10 mL,然后加入1 mL 10% 抗环血酸溶液,加塞充分混匀,30 s后,加2 mL钼酸盐溶液使之混合均匀,放置15 min,定容至50 mL,用光程为10 mm的石英比色皿,于700 nm波长处,测量其吸光度,得到其SRP的浓度。对于超标线的样品,用超纯水稀释至适当倍数,再重新测定。在测定过程中,混浊的样品均采用经0.45 μm混合纤维素膜(whatman,英国)过滤后,再进行下一步处理。取经25 mm×0.45 μm的混合纤维素膜过滤水样后,测定水样中的NH3-N、NO3-N含量,NH3-N的静置时间均控制在试剂的有效显色时间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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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所示,除大水坑、塘水围、横坑水的暗渠长度在1 300 m以下(大水坑的暗渠长度仅为185.7 m),剩下的上芬水、长坑水、丹坑水、樟坑径河均超过2 400 m,分别约占河道总长度的56%、60%、40%、22.9%,且全部为箱涵构造形式。为了应对台风带来的暴雨洪峰,这些河道起初几乎均被硬化为“三面光”的明渠,随着城市的发展,住宅、道路、商业楼段的明渠被覆盖成为暗渠,故呈现明渠-暗渠-明渠交替分布的形式。而这些长短不一的暗渠中均存在着大量的污水暗管排口,穿梭于箱涵的左、右和上侧,其底部淤积有厚度不等的淤泥。为了缓解暗渠支流水体对观澜河干流水质的影响,在暗渠的出口处均设有临时性的总口截污设施,通过铺设的污水管网将污水纳入城市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1)河流暗渠共性特点。7条河流暗渠段绝大部分均分布在城市人口的密集区,且位于商业楼、道路或者居民宅楼的底部,目前,龙华区的城市建设用地开发比例已超过 61.04%,已高出深圳市的平均水平,且超出深圳市建设用地控制红线的50%[15]。在寸土寸金的地段,河道暗渠化往往是缓解城市用地紧缺的首选方式。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位于城中村段的暗渠完全沦为居民日常生活的纳污渠道,在空间紧凑狭小的密集村落里,居住着大量外来务工等流动人员,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工人从“城中村”往返于周边的工厂企业,而村落基础设施的落后,人口的集中,导致大量的生活污水肆意排放[16-17]。工业作为龙华区的主导产业,部分小型企业将产生的废水通过暗渠的掩盖以非法的形式排入河道,在调查长坑水的暗渠中,明显发现有大量白色泡沫的污水正不断地注入河道暗渠内。
2)单个河流暗渠特点。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河流暗渠化程度不同。观澜河流域呈南高北低,中部地形呈西高东低,龙华区城市基本呈南北两极发展。龙华区作为深圳市的几何中心,往往受到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位于最南部的民治街道属于北站商务片区范围,毗邻关内地区,而此处的深圳北站作为八纵八横的重要节点,自然成为与关内沟通的纽带,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对土地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导致分布于此处塘水围和上芬水的河道基本全部暗渠化,污染问题相当严峻。位于最北部的观澜街道毗邻东莞,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人口较为集中,使得大水坑、樟坑径河、横坑水、丹坑水的暗渠化问题相当突出。靠近中部山区的大浪街道、观湖街道和福城街道的村庄分布密度相对较小,土地资源利用较为局限,可开发建设的范围相对较小。由图2可知,分布于此的横坑仔河、黄泥塘、长坑水的城市段河道基本全部暗渠化,以此拓宽城市发展的有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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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支流暗渠水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水质变化趋势见图3~图5。参照城市黑臭水体分级标准,根据李佳音等[18]确定的综合化学指标临界法,选取TP、NH3-N、ORP等3项指标,经分析可知,这7条河流暗渠均达到“轻度黑臭”标准(TP≥0.8 mg·L−1、NH3-N≥8.00 mg·L−1、ORP≤50.0 mV),且每条河流暗渠段均含有达到重度黑臭水体的渠段,这与已知河道的黑臭水体污染程度基本吻合。结果表明,位于民治辖区的塘水围水污染问题最为突出,其NH3-N浓度均在重度黑臭水体的范围内(图3),ORP有沿程持续下降的趋势,且接近重度黑臭水体的标准(图4),TP平均含量远远超出0.8 mg·L−1的标准值,超标达17.56倍(图6),NH3-N平均含量超标1.79倍(图7),ORP平均值(图8)逼近重度黑臭水体的标准(−200 mV);位于观澜片区的丹坑水和位于龙华片区的长坑水的污染问题相对比较突出,在丹坑水已知的18段暗渠中,各项水质指标随沿程变化波动较大,总体表现出从轻度黑臭水体到重度黑臭水体方向逼近(图3),整个丹坑水的TP含量相对较高,其平均值超过标准值的11.28倍(图6),在DK6排口处,其TP含量异常增大,结合实地调查分析来看,此段暗渠正处于居民住宅楼的底部,生活污水直排是影响暗渠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位于观湖街道的长坑水,暗渠长为2 878.10 m,NH3-N平均含量超标1.07倍(图8),污染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主要暗渠段位于道路底部的上芬水,是目前民治街道中暗渠化程度最高的河流,暗渠总长约2 593.20 m,其长度仅次于长坑水,上芬水的水质波动幅度较大,这主要与此暗渠的成段分布有关,明渠-暗渠-明渠交替分布的空间格局有利于明渠好氧段的富氧硝化及氨化过程和暗渠厌氧段的反硝化过程的交替转换,尽管如此,由于上芬水两旁房屋林立,纳污设施的不完善,依然有部分污水直排暗渠,导致TP含量平均值超标9.20倍(图7);位于观湖辖区的横坑水于新澜路与桂花路交汇处汇入樟坑径河,其暗渠段的上游水质明显好于下游,下游段NH3-N含量超过重度黑臭水体15 mg·L−1的标准(图3),且TP含量的平均值高出其标准线的5.53倍(图7),这与下游段流经区域主要是城市建成区和企业、市场、住宅区等人员密集地带有关;位于观澜片区的大水坑虽然暗渠长度最小,其水质污染依然比较严重,尤其是在暗渠的出口处,其氨氮含量急剧升高(图3),从接近下游段的采样点DS4和DS5可以看出,暗渠段NH3-N含量十分突出,TP含量也异常增高。
如表2所示,根据分析结果可知,上覆水中SRP、TP、NH3-N与总溶解性悬浮物(TDS)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TN、COD与TDS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暗渠内存在着大量的溶解性污染物。属雨源性河流的观澜河流域在雨污分流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导致大量污染物通过暴雨径流的冲刷,从河道两岸汇入到明渠-暗渠-明渠相间分布的城市河流中,导致暗渠中溶解性悬浮物突增,这会进一步加剧DO(溶解氧)的大量消耗[19-21]。ORP与上覆水中SRP、TP、TN存在显著负相关(P<0.01),与NH3-N存在极显著负相关,在实地勘察中发现,河道两边及部分暗渠入口处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活垃圾,而氨氮作为生活垃圾中氮的主要赋存形态[22],其含量的上升会导致河道水体DO含量下降,进而导致ORP的降低,研究[23-24]表明,持续性的缺氧条件通常会增强沉积物与上覆水中磷的迁移转化能力,尤其会导致上覆水中SRP含量的升高,进而导致水体的恶化。
综上所述,河流暗渠段对河流水质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由于截污不彻底,暗渠内存在污水直排口,是河流水质变差的重要“源”;暗渠内累积的沉积物是造成河流水质变差的重要内在污染源;暗渠内相对密闭的环境导致水体和沉积物溶解氧低,进而引起污染物的厌氧反应,极易造成水体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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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暗渠段对河流水质的影响可知,城市暗渠段是造成观澜河支流黑臭水体的主要原因,具体可归结为以下3种因素。
1)内源污染。暗渠段不同程度的淤泥长期积累是水体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大量研究[25-29]表明,在水体的流动中,由于河流底泥与上覆水体的浓度是在不断的动态平衡中,当内源污染十分严重时,就会造成污染物的大量释放,使得长期累积于底泥中的污染物重新回到水体中,而暗渠段的缺氧环境会加剧水质的不断恶化。
2)外源污染物的持续输入。居民生活中产生的排泄物大量地输入到暗渠中,这种高耗氧量有机污染物随之产生的NH3-N会进一步降低水体的DO,罗家海[30]在研究广州河段断面时发现,河水每增加1 mg的DO,就必须减少0.303 mg的NH3-N,而暗渠水体由于本身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加之NH3-N的浓度居高不下,导致DO含量始终维持在较低状态。不可忽视的是,生活污水的汇入带来一部分热量,致使DO的含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长期的缺氧环境促使厌氧微生物大量繁殖,这直接导致有机物的腐败、分解、发酵,产生的NH3-N、腐殖质、H2S、CH4和硫醇等产物使得水体变黑、发臭。
3)水环境水生态的破坏。部分河道全面硬化和岸边带的完全破坏使河道自然生境完全丧失[31],完全沦为泄洪的通道及承接各种污染物的 “下水道”或 “排污容器”,尤其是初期雨水径流中携带着的氮氧化物、重金属、有机物以及病原体等污染物质[32],在降雨过程中,会将各自区域范围内地表的污染物通过溶解和冲刷等方式汇入每段支流,最终通过暗渠的总口截污纳入污水处理厂,如果处理不当,会直接威胁着城市水生态的安全,而龙华区的市政污水管网系统正在更新完善,且雨污分流系统处于建设中,因此,每条支流都承载着其区域内地表径流的疏通通道,而突发性的雨量骤增,可使总口截污管由于过水断面的狭小造成雨水的溢流,并且暗渠内大颗粒污染物在大流量的冲刷下,可能堵塞在总口截污管处,造成截污设施的全面瘫痪,这会严重威胁观澜河干流的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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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暗渠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城市黑臭水体的水质影响,结合国家对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的总体布局,建议按照“定位、揭盖、加窗、联涵、疏泥”十字方针,系统解决城市河流暗渠段。
1)定位。考虑到龙华区暗渠段在城市河流中的占比较高,在制定暗渠段治理措施时,应从深圳市龙华区黑臭水体治理系统工程的高度定位,制定较为切实可行的工程措施,并兼顾与黑臭水体治理其他工程的同步性和系统性,以达到综合解决影响龙华区水体黑臭问题的目的,实现观澜河龙华区段黑臭水体的彻底解决。
2)揭盖。造成河流暗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给自然河道加盖,导致本应敞口式的自然河渠呈现暗渠化,成为影响河流水环境和水生态的重要区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总体定位的基础上,经过以上对暗渠段主要问题的系统诊断,选择条件允许的区域进行“揭盖”,即将覆盖物打破,还原河渠的自然状态,为开展暗渠内的污水截留和淤泥清理奠定基础。
3)加窗。在实地踏查过程中发现,部分暗渠段覆盖层上部为道路或其他暂时无法拆除的建筑,因此,拆除暗渠顶部覆盖层短期内无法实现。针对这一问题,可以考虑在顶部覆盖层“加窗”,即在顶部覆盖层增开规模适当的透气窗,“开窗”可以实现暗渠内气体的自由流通,防止暗渠段形成厌氧环境,这有利于污染物分解,同时,“开窗”还便于对暗渠段淤泥、垃圾等的监控。
4)联涵。该项工程措施考虑到龙华区城市发展的需求,在与城市发展规划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将不必要的暗渠打破,结合城市规划,在一些必须将河道渠道化的区域统一设计,在集中区域内实现桥涵联通。这一工程措施既可以降低城市河流暗渠化,又可以实现路网的科学化和集约化。
5)疏泥。影响暗渠水质的重要污染来源为暗渠段,其普遍存在淤泥和垃圾,由于暗渠段施工作业空间有限,导致淤泥和垃圾不能被及时清除,淤泥和垃圾累积对河流水体造成污染,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建议通过科学设计,结合以上工程措施,实现暗渠段淤泥和垃圾的系统疏移,切断河流暗渠段的内源污染问题,为城市河流消除黑臭提供重要保障。
城市河流暗渠段的工程治理措施不能是单一性的,应统筹考虑城市发展、污水收集与处理、河道水环境提升、河流防洪安全等因素,提出系统化的治理措施,在具体工程措施上,应综合考虑顶层覆盖物拆除或开窗、挡墙拆除或加固、污水收集与处理、淤泥与垃圾的清除等,从而实现河流暗渠段问题的解决,为城市黑臭水体的治理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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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暗渠段可引起城市河道水体ORP的下降,从而导致河道水体自净能力的减弱。
2)暗渠段引起城市河道水质中主要污染物NH3-N和TP严重超标,在暗渠的缺氧环境内,由于ORP的降低和有机污染物的持续输入,促使低氧-缺氧区环境的形成。高浓度的营养盐在暗渠出口排出,在进入河段后,将会威胁整个河道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3)在治理措施上,加大市政管网的更新速度,将污水完全收纳入管网系统,完善雨污分流系统,是实现河流恢复自净能力的重要前提。暗渠内淤泥的清除、生态补水、排污口封堵等也有助于提高暗渠内水质。对于相对较长的暗渠,可考虑开窗通风,增加空气流动性。总之,应以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补给、生态修复等多种措施来实现暗渠黑臭水体的标本兼治。
暗渠段对城市河流水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 of underdrain on the urban river wat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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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道暗渠化是影响城市建成区河流黑臭水体治理的重要因素,为探究河道暗渠化对城市河流水环境的影响,以深圳市龙华区观澜河流域主要支流暗渠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勘查并结合暗渠段水质分析,探讨了暗渠段主要环境问题,并分析了暗渠对河流水质的影响。结果表明:暗渠段对城市河流水质的影响是显著的,主要污染物为氨氮和总磷;污染最为严重的塘水围氨氮的平均值为22.29 mg·L−1,为重度黑臭水体氨氮标准(15 mg·L−1)的1.49倍,而其氧化还原电位的平均值为−154 mV,远低于轻度黑臭水体标准(50 mV),其中最低值为−190 mV,接近于重度黑臭水体的标准值(−200 mV)。在明渠-暗渠-明渠分布的空间格局中,暗渠内淤泥的大量累积、垃圾的清理不及时、污水排口的封堵不彻底等是造成暗渠段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在工程解决措施上,应结合区域城市发展规划,遵循“定位、揭盖、加窗、联涵、疏泥”十字方针,通过顶层覆盖物拆除或开窗、挡墙拆除或加固、污水收集与处理、淤泥与垃圾的清除等工程措施实现暗渠段污染的消除。以上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河流黑臭水体治理和河流暗渠环境综合整治提供参考。Abstract: The underdrain of urban rive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treatment of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in urban built-up areas. The underdrain in the main branches of Guanlan river watershed in Longhua district of Shenzhen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underdrain in the urban river on its water environmen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water quality analysis of the underdrain section, the mai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underdrain were identified,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iver water quality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drai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iver water quality, the main pollutants were ammonia nitrogen (NH3-N) and total phosphorus (TP). The average content of NH3-N was 22.29 mg·L−1 in the most seriously polluted Tangshuiwei, and it was 1.49 times as high as the NH3-N standard for severe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15 mg·L−1), while an average oxidation-reduction potential (ORP) was −154 mV, and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for mildly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50 mV), of which the lowest value was −190 mV and close to the standard value for severe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200 mV).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open channel, underdrain and open channel, the large silt accumulation in the underdrain, garbage failed to clean in time and the incomplete sealing of sewage outfall resulted in the deteriorated water quality in the underdrain. In terms of engineering solution measure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with regional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follow the ten-character policy of “positioning, uncovered, windowing, connect the underdrain and dredging”, and eliminate the pollution of underdrain sections by removing or opening windows on the top floor coverings, removing or reinforcing retaining walls, sewage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silt and garbage removal and other engineering measure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treatment in urban rivers and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river underdrai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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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underdrain /
- urban river /
- water quality /
-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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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城市内涝频繁发生,排水管网淤堵问题备受人们关注。排水管道沉积物是污水中的可沉降颗粒物,在排水管网运行过程中,这些颗粒物在适当条件下发生沉降并逐渐积累,形成底层沉淀物沉积在排水管道中[1]。沉积堵塞排水管网的物质主要包括有机物、无机物以及固体垃圾[2]。管网沉积物中所含的有机质一般是复杂的高分子物质,如脂类、糖类、蛋白质、动植物腐殖质以及微生物等[3]。也有研究将管网沉积物分为3类:底层粗颗粒沉积物、有机层和生物膜[4]。其中,生物膜通常形成于水面附近的管壁,或受扰动作用较小的沉积物表面上,由覆盖在有机质上的微生物构成[5]。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作为微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成分为多糖、蛋白质、核酸、脂肪、胞外 DNA 等[6],具有粘性和吸附性,对排水管道的淤积及冲刷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的管网机械清淤方法均存在人工消耗量大,施工过程中影响道路交通等问题。因此,探究生物或化学方法来减缓管网中沉积物的沉积速率,降低管网清淤与维护频率是解决排水管网淤堵问题新的研究方向。
相关研究表明,利用纤维素酶或蛋白酶可破坏污泥EPS,促使污泥颗粒变得细小分散,污泥颗粒比表面积增大,酶与细胞接触面积增加,并且EPS 的分解还降低了其对污泥细胞的保护作用,进而提高了酶对污泥的水解效率[7]。YANG等[8]研究发现经酶解后,污泥细胞破解,胞内物质流出,大大提高了污泥后续厌氧消化的效率并缩短了污泥消化时间。此外,LU等[9]报道了酸性处理过程中污泥内部酶(蛋白酶和α-葡萄糖苷酶)的释放也可以增强厌氧发酵污泥的破解。
同时,在污泥处理方面,表面活性剂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表面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和分散作用[10]使胞外聚合物脱离污泥溶于液相[11];而表面活性剂结构中自带的疏水烷基可与细胞壁相互作用,导致细胞溶解,破坏细胞结构和EPS[12]。王怡等[13]研究表明,添加SDS(十二烷基硫酸钠)可以促进剩余污泥水解,EPS中溶解性蛋白质和多聚糖含量大幅增加,污泥的粒径变小、比阻变大。WANG等[14]研究发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SDS可以增加体系中的负电荷,EPS与SDS之间的静电排斥和疏水相互作用使污泥中的EPS大量释放。LUO等[15]研究了SDS与酶制剂联合作用对剩余污泥水解酸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组合体系比单一SDS和单一酶体系更能有效促进污泥水解,SDS和复配酶体系优于SDS和单一酶体系的水解性能。由于表面活性剂联合生物酶技术不仅反应条件温和,对管道无腐蚀和破坏性,并且两者联合对管网中有机沉积物具有较好的水解作用,有利于降低沉积物间的黏性,促进有机质从固相向液相转移,强化其冲刷性能,从而为解决排水管网淤堵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但目前尚未有关于该方面的报道。
基于对排水管网中沉积物的性质分析,根据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本研究在确定复配酶(α-淀粉酶∶中性蛋白酶=2∶3)投加量的质量百分比为8%的条件下,探究不同SDS投加量、反应温度、初始pH(7.28±0.3)和反应时间对SDS+复配酶体系对沉积物水解效果的影响,根据反应前后沉积物EPS、三维荧光、粒径和SEM(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表征结果对其水解沉积物的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经复配酶(α-淀粉酶∶中性蛋白酶=2∶3)、SDS+复配酶(α-淀粉酶∶中性蛋白酶=2∶3)水解后的排水管网沉积物中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菌群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方法对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污泥样品
实验所用管网沉积物取自天津市某排水管道检查井,取回的污泥样品封装于样品袋中,存放在4 ℃冰箱内里冷藏待用。该沉积物样品的相关特性指标为:有机质含量为 (56.39±0.81)%,pH=7.28±0.3;沉积物上清液中SCOD(soluble chemical oxygen demand)值为 (206.9±16.9) mg·L−1、氨氮为 (85.03±2.53) mg·L−1、多糖为 (18.14±2.16) mg·L−1、蛋白质为 (0.08±0.01) mg·mL−1。
1.2 实验试剂和仪器
所用试剂主要包括中性蛋白酶、α-淀粉酶、SDS、氯化钠、COD专用耗材、氢氧化钠、苯酚、氯化氢、无水乙醇、纳氏试剂等。其中,实验所用酶制剂基本性质及来源见表1,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表 1 生物酶基本性质Table 1. Basic properties of biological enzymes生物酶种类 酶活性/(U·g−1) 适宜温度/ ℃ 适宜pH 来源 中性蛋白酶 2×105 50~55 6.0~7.0 合肥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α-淀粉酶 4 000 60~70 6.0~7.0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主要仪器包括 YH-3BS远红外线恒温干燥箱(天津中环);SX-GO7103马弗炉(天津中环);MY3 000-6B混凝实验搅拌仪器(武汉梅宇仪器);721型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佑科);VELOCITY 18R台式多功能离心机(Dynamica公司);FY-1C-N真空泵(浙江飞越);G9 800A三维荧光激发-发射光谱仪(美国安捷伦);PHS-3E型pH计(雷磁);HH-4电热恒温水浴锅(绍兴苏珀)。
1.3 实验方案
取100 mL排水管网沉积物置于250 mL烧杯内,通过0.1 mol·L−1的盐酸或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至 5~10;将烧杯放入水浴锅预热,使沉积物到目标温度(4~65 ℃)后;加入8%(质量百分比,酶质量与沉积物干质量比)污泥的复配酶(α-淀粉酶:中性蛋白酶=2:3),并加入0、1%、2%、5%、8%和10%(质量百分比)的SDS;在200 r·min−1下搅拌,连续反应 0~6 h。反应结束后,取部分污泥进行有机质含量的检测,将剩余部分污泥置于离心管中,在4 000 r·min−1下离心15 min,离心后取上清液经0.45 μm滤膜过滤;检测滤液中SCOD、氨氮、多糖,每个实验重复3次,取平均值分析4个因素对SDS促进复配酶水解排水管网沉积物的影响,确定其最佳反应条件,并分析最佳反应条件下的上清液EPS、三维荧光光谱、沉积物表面结构形态和粒径的变化。
1.4 测定方法
氨氮采用纳氏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溶解性化学需氧量(SCOD)采用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测定;多糖采用苯酚-硫酸法测定;蛋白质含量选用改良Lowry法测定;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测定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CJ/T96-1999)中有机质灼烧法。EPS采用热提取法,EPS中各类物质变化采用三维荧光扫描光谱仪(安捷伦1260)检测;沉积物表面形态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7610F,日本电子株式会社) 分析。采用16s rRNA高通量测序方法表征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
2. 结果与讨论
2.1 SDS投加量对沉积物水解效果的影响
实验在原泥pH(7.28±0.3),8%(质量百分比)复配酶(α-淀粉酶:中性蛋白酶=2:3)、25 ℃反应2 h的条件下,SDS投加量对排水管网沉积物水解效果的影响结果见图1。由图1(a)可以看出,当SDS投加量在0%~5%时,SCOD与多糖浓度随SDS投加量增多而增长,在SDS投加量为5%时,SCOD和多糖达到峰值,分别由初始的5 686.9 mg·L−1和1 913.75 mg·L−1升至8 192.9 mg·L−1和3 561.29 mg·L−1;当投加量继续增加到10%,SCOD与多糖含量反而下降,在10%时,SCOD和多糖分别下降到7 545.9 mg·L−1和2 484.92 mg·L−1。由图1(b)可以观察到,氨氮与SCOD、多糖变化趋势相同,在SDS投加量为5%时,由原始的87.32 mg·L−1达到峰值的153.37 mg·L−1。有机质含量的变化与氨氮、SCOD、多糖变化趋势相反,在SDS投加量为5%时,有机质含量最低,为55.59%;当SDS投加量继续增大,有机质减量效果稍有提高,但与SDS投加量为5%时相差无几。有研究[16]表明,SDS作为酶调节分子,在较低剂量下可增强酶活性,在较高剂量下反而会抑制酶活性。这是由于SDS为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以与带负电的沉积物发生静电排斥[14],在SDS含量为0%~5%,随投加量增加,沉积物更加分散,更利于复配酶与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接触,从而促进水解作用的发生;但当SDS投加过量时,SDS的烷基可与细胞壁结合,导致细胞破裂,从而部分影响微生物的活性,进而影响污泥水解效果[17]。因此,过低或过高的SDS均不利于生物酶对沉积物的水解。
2.2 反应时间对沉积物水解效果的影响
投加8%复配酶与5%SDS后,沉积物水解效果随反应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SCOD、多糖和氨氮随反应时间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在反应2 h时,SCOD、多糖和氨氮含量分别由初始的211.3、18.38和87.32 mg·L−1升至9 726.5、3 868.84和185.12 mg·L−1。SDS的投加破坏了沉积物中微生物分泌出的EPS内部的非共价键,从而破坏沉积物结构,导致内部物质向外释放,促进了酶与沉积物之间的接触反应,从而使得SCOD、多糖和氨氮含量升高。随着反应时间继续延长,上清液中的SCOD、多糖与氨氮均开始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在6 h时,SCOD、多糖与氨氮质量浓度分别为3 581.5、3 056.05、156.09 mg·L−1。这可能是因为复配酶与SDS的协同作用随时间延长,沉积物的水解效果减弱,同时管网微生物对溶出物质进一步分解和利用[18],SCOD、多糖、氨氮的生成速率小于消耗速率,使得上清液中各物质浓度降低。有机质含量随反应时间呈现出一直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水解反应在0~6 h内一直在进行,且在4 h后有机质分解速率变慢。综上所述,选择SDS协同复配酶水解排水管网沉积物的最佳反应时间为2 h。
2.3 温度对沉积物水解效果的影响
实验在原泥pH(7.28±0.3),反应2 h,5%SDS与8%复配酶协同作用下,考察了温度对沉积物水解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在4~65 ℃内,SCOD和氨氮随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多糖先升高后趋于平缓,有机质含量随温度的升高逐渐下降,随后变得平缓。当温度由4 ℃升至65 ℃时,SCOD由5 341.0 mg·L−1逐步升至8 983.0 mg·L−1;多糖由1 100.96 mg·L−1升至3 649.16 mg·L−1;氨氮由96.44 mg·L−1升至176.84 mg·L−1。有机质含量在4~35 ℃内下降较快,由开始的56.58%下降到54.69%,降低了1.89%;在35 ℃后随温度的升高,有机质含量保持在54.65%左右。这可能是由于温度升高,中性蛋白酶和α-淀粉酶的活性基团逐渐被激活,酶制剂活性增强,并且在SDS的增溶作用下,酶制剂和沉积物的接触更加充分,水解效果更好。在上述SDS与复配酶的协同作用下,液相中的蛋白质被分解为多肽以及小分子氨基酸,碳水化合物被水解成多糖与单糖[19],水解效果增强,溶解性有机物浓度提高。
根据实验结果,在反应温度高于15 ℃时,SDS协同复配酶的水解效果较好,而市政污水管网常年在8~35 ℃,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经济性和实用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生物酶水解排水管网沉积物可选择管网温度在15 ℃以上时进行。
2.4 pH对沉积物水解效果的影响
本实验考察了5%SDS与8%复配酶在25 ℃,反应2 h条件下,不同pH对沉积物水解效果的影响结果见图4。由图4(a)可以看出,SCOD与多糖在pH=5~6保持一个平稳的数值,当pH升高为8时,二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SCOD与多糖分别由pH=6的4 830.4 mg·L−1 和2 369.82 mg·L−1提高到pH=8的5 895.4 mg·L−1和2 660.64mg·L−1;当pH进一步升高为8~10时,SCOD与多糖含量几乎不变。由图4(b)可以看出,氨氮含量随pH增加而下降,氨氮由pH=5的152.87 mg·L−1降到pH=10的82.83 mg·L−1。这是由于碱性条件下氨氮容易从液相转移到气相中,从而使得氨氮含量出现大幅度下降[20]。在pH=5~9,有机质含量随着pH的增加逐渐下降,从57.08%下降到55.09%,当pH增加到10时,有机质含量出现回升。结合图4(a),在pH=10时SCOD、多糖含量变化不大,说明pH继续增大不能继续提升沉积物水解效果。在pH=7~9内,SDS+复配酶对排水管网沉积物的水解效果较好,而实际管网中沉积物pH大概在7~8,因此,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需要进行pH调节。
2.5 SDS协同复配酶对沉积物EPS的影响
沉积物中存在微生物,微生物日常生长代谢会产生有粘性的EPS等物质,增加了沉积物的抗冲刷能力;同时,EPS还能吸附污水中的有机颗粒,增加排水管网沉积物厚度和管网淤堵的风险。复配酶可水解沉积物中蛋白类与糖类物质,SDS的两亲性可以改变界面处的能量关系,增加EPS的溶解[21]。研究了复配酶协同SDS水解管网沉积物对EPS及其蛋白质与多糖浓度变化的影响,结果见图5。从图5(a)可以看出,在复配酶投加量为8%,水解2 h条件下,沉积物上清液中TB-EPS(tightly bound EPS)、LB-EPS(loosely bound EPS)与S-EPS(soluble-EPS)的多糖与蛋白含量均随着SDS投加量的增加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各层EPS总含量变化趋势为S-EPS>LB-EPS>TB-EPS,其中TB-EPS向S-EPS转移。有研究表明,表面活性剂的两亲性使得SDS有一定的的分散作用,可以通过其疏水性与细胞膜蛋白相互作用,这可能导致沉积物的侵蚀[22];当SDS与复配酶协同水解沉积物时,可以大大削弱LB-EPS与TB-EPS的结合[23],使得沉积物发生更严重的裂解和内部生物聚合物的释放,使不溶性的EPS剥离从而进入沉积物上清液中,同时内层TB-EPS向外部转移,TB-EPS含量下降,LB-EPS与S-EPS增多,EPS中可溶性蛋白质与多糖含量增加。
图5(b)为不同SDS投加量下EPS总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随投加量增多,EPS含量先升高后基本不变。由于SDS具有增溶作用,大量大分子物质脱离沉积物固体溶解于液相[24],从而释放出更多的蛋白质、多糖等物质到EPS中,使其含量增多。但由于表面活性剂在较低剂量(0~5%)下增强酶活性,在较高剂量(5%~10%)下抑制酶活性[16],因此在SDS投加量高于5%后,随着SDS投加量进一步增加,复配酶失活,水解效果降低。
2.6 三维荧光光谱分析溶解性有机物的变化
中性蛋白酶与α-淀粉酶能够破解复杂的高分子物质,例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将一部分难降解物质水解,并释放之液相。而SDS具有增溶的特性,能够加快非液相物质溶解到水中的速度,同时也会释放被沉积物捕获的酶制剂,暴露出更多的底物[25],从而促进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水解,增加进入液相中溶解性有机物的含量。而三维荧光光谱可以分析污泥中溶解性有机物的种类及分布,不同区域和不同荧光强度代表不同物质及相应的浓度。
由图6可以明显看出,经SDS+复配酶组处理后的沉积物上清液EPS中,I~III区域荧光强度较复配酶组大幅度下降。表明在投加SDS后,酪氨酸、色氨酸与富里酸类物质含量减小甚至消失。左锦静[26]研究表明,SDS与蛋白质之间可以通过疏水作用自发结合,SDS作为淬灭剂对蛋白质进行淬灭,使得三维荧光光谱中蛋白质类物质几近消失;IV区域内的荧光强度和范围略有缩减,这可能是因为SDS具有抑菌性,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导致沉积物中部分微生物死亡,可溶性微生物代谢产物含量降低;V区域所代表的腐殖酸类为五类可溶性有机物中的主要物质,与经复配酶处理后的沉积物上清液的三维荧光光谱图进行对比可以看出,SDS+复配酶的投加使得沉积物上清液中腐殖酸含量急剧增加,且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腐殖酸物质(Ex/Em为390~440 nm/440~500 nm),这2种腐殖酸浓度由内向外逐渐递增。一方面,SDS的两亲性使得复配酶更容易接触沉积物内部,释放出更多的物质,如腐殖酸;另一方面,微生物对腐殖酸利用率较低,容易在EPS中沉积,沉积物释放出的可溶性微生物副产物等物质更容易被微生物利用或被上清液中溶解的复配酶水解成小分子物质,导致腐殖酸含量高,溶性微生物副产物含量低。有研究[27]表明,腐殖酸浓度可以反映EPS溶解的程度,这也说明沉积物中腐殖酸类物质占比较高,腐殖酸浓度越大,溶解性EPS越多,沉积物水解减量效果越好。
2.7 SEM表征
SEM可较直观的反映出沉积物水解前后表面微观结构的变化,经SDS+复配酶、复配酶水解后的沉积物表面结构变化如图7所示。沉积物在被SDS+复配酶、复配酶水解后均出现密集多孔的表面形态,说明SDS+复配酶与复配酶对沉积物均有明显的破坏效果。经SDS+复配酶处理后,沉积物表面层状更多,说明SDS的增溶作用会打破沉积物紧密连接的结构,使得复配酶能够与更深层的沉积物的接触反应,进而促进水解反应的发生。同时疏松多孔的表面形态使得沉积物更容易被水力冲刷,有利于达到延缓管网淤堵和沉积物减量化的目的。
2.8 SDS+复配酶对粒径变化的影响
在复配酶投加量为8%的条件下,SDS投加量对沉积物粒径的影响结果见图8。可以看出,粒径>300 μm沉积物的质量占比由单独投加复配酶的48.25%下降到5% SDS投加量下的36.94%,随后SDS增加,此粒径沉积物的占比又增加;粒径在150~300 μm内的沉积物质量占比由独投加复配酶的21.05%升高到8%SDS的24.20%左右,随后其质量占比随SDS投加量增加而减小;粒径在75~150 μm内沉积物的质量分数由16.75%升至2%SDS下的23.5%,随后SDS投量增加,质量占比保持在22.0%左右;粒径<75 μm的沉积物质量分数占比由单独投加复配酶的13.95%升高到5%SDS的17.14%,随后SDS投量增加,其质量占比下降。
以上结果表明,在SDS+复配酶协同水解沉积物的过程中,随着SDS投加量的增加,在粒径>300 μm时,沉积物质量占比均有明显下降;小粒径占比增多。SDS的投加量在0%~5%内,投加量的增多会促进大颗粒物质向小颗粒转化。但当SDS投加量大于5%时,SDS对复配酶的水解起抑制作用,大颗粒向小颗粒转化效果变差。
2.9 SDS协同复配酶水解排水管网沉积物微生物分析
1)排水管网沉积物Alpha多样性。利用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对原沉积物和分别经复配酶、SDS+复配酶处理沉积物的菌群结构进行Alpha多样性指数分析,结果见表2。OTUs大小可反应样品中物种多样性[28]。由表2可知,原泥OTUs数量最多,投加复配酶后,OTUs数量显著降低,而采用SDS+复配酶处理后,OTUs又有大幅度回升。表明单独采用复配酶可降低管网菌种数量,但采用SDS与复配酶联用可减少对管网中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Shannon和Simpson指数也表明,经过复配酶处理后的样品中,这2个指数均出现明显下降,而经SDS+复配酶处理后的样品Shannon和Simpson指数与原泥相比相差不大,说明微生物多样性和均匀性没有出现很大改变。本次实验中4组样品的覆盖率均大于0.98,表明本次微生物测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表 2 微生物alpha多样性指数分析Table 2. Microbial alpha diversity index analysis样本 OTUs Chao1 Shannon Simpson 覆盖率 原泥 1 471 2 090 6.52 0.95 0.98 复配酶 (中性蛋白酶:α-淀粉酶=2:3) 791 1 086 4.84 0.88 0.99 SDS+复配酶 (中性蛋白酶:α-淀粉酶=2:3) 1 294 1 934 6.22 0.95 0.98 2)基于OTU的微生物群落Venn图分析。各组样品间的OTU彼此关联,根据3组沉积物样品测定的OTU数据,绘制了3组样品OTUs的Venn图,以反映不同处理条件下沉积物样品的物种多样性差异[29]。由图9可以看出,原泥组(A)、复配酶组(B)和SDS+复配酶组(C)样品的OTU数目分别为2 098、1 273和2 001,相较于原泥,各组OUT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表明在投加酶制剂后,物质多样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30],其中复配酶下降最明显,而SDS+复配酶与原泥相差较小,这也与表2的结果一致。Venn图的重叠部分代表了不同样品的共有OTU,可知 3 组样品的共有OTU数为783,占总OTU数(2 647)的29.58%,说明酶制剂的投加会对排水管网沉积物中的微生物丰富度和多样性造成一定的影响[31]。
3)微生物属水平群落结构及功能菌群分析。观察了属水平上微生物群落结构演替(图10),沉积物经复配酶、SDS+复配酶处理后,Sulfurovum (反硝化硫菌)的相对丰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分别从原沉积物的5.02%增加为34.53%和14.85%,其中复配酶组增幅最大。这可能由于投加酶制剂后,沉积物中大分子物质溶出,氨氮升高,可能硝态氮也有所升高,有利于Sulfurovum的繁殖。Caldisericum(嗜热、硫代硫酸盐还原细菌)与Methanosaeta(甲烷丝菌属)在投加复配酶、SDS+复配酶后,相对丰度均出现下降的现象。Methanosaeta(甲烷丝菌属)在原沉积物、复配酶和SDS+复配酶中所占比例分别为8.09%、1.34%和5.33%。Methanosaeta属于产甲烷菌(MA)的一种,其新陈代谢会产生CH4和CO2,此菌种所占比例减少,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排水管道中CH4产量。Caldisericum的变化趋势与Methanosaeta相同,复配酶组、SDS+复配酶组相对丰度均小于原沉积物,表明经SDS+复配酶处理后会减少管网中H2S的产量,这有利于管网的后续维护。Uncultured表示未能在人工条件下获得纯培养的微生物。
3. 结论
1)采用SDS+复配酶可有效水解排水管网沉积物,在原泥pH(7.28±0.3)、25 ℃下反应2 h,沉积物上清液中SCOD、多糖和氨氮分别由初始的5 686.9、1 913.75和87.32 mg·L−1升至8 192.9、3 561.29和153.37 mg·L−1,有机质含量由56.32%降到55.59%,促进了有机质从固相向液相的转移。
2) SEM、EPS、粒径以及三维荧光光谱表征分析结果表明,SDS+复配酶处理管网沉积物后其内部紧实结构被破坏、粒径尺寸变小;在SDS投加量为0~5%内,随着投加量的增多,各层EPS总含量变化趋势为S-EPS>LB-EPS>TB-EPS,其中TB-EPS向S-EPS转移;与单独复配酶水解沉积物效果相比,SDS+复配酶水解沉积物过程中腐殖酸类物质由内向外转移,且荧光强度增强,溶解性EPS增多。这有利于破坏沉积物紧密连接的结构形态,降低沉积物黏性,增加被冲刷性能,延缓排水管网淤堵。
3) SDS+复配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沉积物中的功能菌群,使得沉积物中Sulfurovum相对丰度增加,而Caldisericum与Methanosaeta相对丰度下降,这对减少管网中CH4、H2S等的产生具有积极作用。SDS+复配酶对微生物的影响会降低管网内部的生化反应,有利于管网的后续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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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观澜河流域龙华区段主要支流暗渠概况
Table 1. Survey of underdrains in Longhua district section of the Guanlan river basin
支流名称 暗渠现状 汇水面积/km2 黑臭水体长度/km 截污形式 段数 总长/m 上部构筑物 沉积物平均深度/cm 塘水围 5 922.30 商业楼 15 2.50 1.00 临时设总口截污 上芬水 6 2 593.20 道路 13 8.40 2.80 暗渠出口总口截污堰 长坑水 11 2 878.10 道路 15 3.96 3.11 暗渠出口总口截污 丹坑水 18 1 987.30 居民楼 15 3.86 3.80 暗渠出口总口截污 横坑水 8 1 257.30 商业街居民楼 15 2.30 1.50 暗渠内设截污管进行沿河截污 樟坑径河 46 2 493.20 道路 17 18.43 10.88 暗渠两侧建有截污墙 大水坑水 8 185.70 道路 8 5.30 4.67 均设砖砌截流墙 表 2 理化指标相关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icators
项目 SRP TP NH3-N NO3-N COD TN ORP −0.694** −0.745** −0.836** 0.295 −0.248 −0.629** TDS 0.859** 0.832** 0.726** 0.050 0.628** 0.640** 注:**表示P<0.01,显著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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