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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管道系统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管道内水量变化波动较大,不可避免地存在厌氧区域。在厌氧条件下,管道内产生了H2S、CH4、CO等有害气体,这些气体释放到管道顶部气相空间,引发了恶臭、腐蚀、爆炸、温室效应等众多问题[1-4]。其中,CH4释放到大气中,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23倍[3, 5]。
目前,针对管道气体带来的危害已有许多控制策略,BENTZEN等[6]提出了使用硝酸盐(
NO−3 )来控制污水管道内的H2S产生;有研究[7-8]先后从投加硝酸盐(NO−3 )、硝酸盐(NO−2 )等抑制剂的投加方式和投加位置来控制H2S、CH4的产生;还有研究探讨了不同化学抑制剂对H2S、CH4等有害气体的控制[9-10];OCHI等[11]提出了使用空气来控制硫化物的产生;张团结等[12]使用在重力流污水管道内曝气,来探究实际污水管道内液相硫化物的累积。目前,现有控制有害气体的措施(如采用化学药剂投加或通过鼓风机通入空气等)均须连续性操作,这些操作将导致化学消耗品成本和操作费用的增加[13],同时投加NO−3 、NO−2 等化学药剂,将增加污水管道内含氮物质的浓度,给污水处理厂后续处理也带来相应的困难。本研究提出一种脉冲通气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该系统由建筑排水立管、污水主干管、建筑通气立管组成。该系统在建筑排水立管排水过程中,由于负压引入新鲜空气进入管道内,改变了污水管道系统内的厌氧环境,减少了有害气体的产生和聚集。张二飞等[14]指出了建筑排水立管在1 d内吸入的气体量大约占污水检查井体积的94%。目前,有关脉冲通气系统对污水管道内有害气体控制的基础性研究很少,同时,研究脉冲通气的效果对减轻中毒、爆炸等有害事件的发生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搭建带有机械搅拌的反应器系统,来模拟实际污水管道系统,探究脉冲通气在污水管道系统不同水流速度(0.2、0.6、1.0 m·s−1)下有害气体的控制效果,评估其生物群落结构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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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装置如图2所示,反应器均由有机玻璃制成,每个反应器容积为6.5 L,内径为160 mm,反应器放置在暗处,避免反应器与阳光接触。反应器分为沉积物、液相、气相3个空间区域。依据实际重力流污水管内3个区域的分布,对其进行设计,沉积物体积占总容积的2/7,液相体积占总容积的3/7,气相体积占总容积的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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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生活区污水管道内的新鲜污水作为实验水样,同时取西安市某污水管道内的新鲜沉积物,尽量保证沉积物的分层结构不被破坏,放入反应器内进行实验。实验系统采用机械搅拌器对水流进行搅拌,以保证水流对沉积物表面的剪切以及水流的流动。结合污水管道水流的实际情况,将本实验的管道水流速度设置为3个梯度,即0.2 m·s−1(76 r·min−1)、0.6 m·s−1(228 r·min−1)和1.0 m·s−1(380 r·min−1)3种水流速度。本实验模拟的污水管道系统分为不通气组和通气组,其中通气量依据课题组现场实测结果确定,每次的通气量为反应器气相空间体积的50%(约1 L),通气间隔6 h。
本实验共设置6个反应器,分别为1# ~ 6#反应器。在所有反应器的底部,均装入一定厚度的沉积物,然后装入同量的污水,采用间歇式进行补水,为保证水量稳定,每次补入3 L水量。反应器顶部用氮气进行吹扫,以保证厌氧环境。初始时刻,1#、4#反应器设置水流速度为0.2 m·s−1,2#、5#反应器设置水流速度为0.6 m·s−1,3#、6#反应器设置水流速度为1.0 m·s−1,其中1#、2#、3#反应器不通气,4#、5#、6#反应器通入气相空间总体积50%的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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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运行期间,分析不同状态下水质特性的差异。间隔6 h,取水样和气样进行分析。使用化学滴定法测定化学需氧量(COD),使用哈希便携式pH检测仪测定污水中的pH的变化。使用英思科气体检测仪(M40Pro)测定气相空间内的H2S、CH4、CO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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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反应器系统运行开始和结束时沉积物底部的样本,分析生物群落结构的组成及活性的变化。沉积物样本取出后,迅速在−20 ℃的冰箱内保存,直到DNA和RNA的提取完成。在提取核酸过程中,使用Magen土壤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使用Qubit® 2.0荧光计定量提取DNA。
根据引物序列进行质量评估,去除接头和低质量的序列[16],同时去除嵌合体,在得到有效序列后,进行聚类分析,对聚类操作单元(OTU)相似水平为97%以上的序列进行生物信息统计。基于OTU的统计结果,对样本进行Shannon多样性指数分析,得到各样本物种多样性分布;对群落结构进行标准化统计分析,分析不同样本间群落结构差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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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应器系统运行期间,定期进行样品检测,以便发现在不同工况下有害气体的差异,实验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a)和图3(b)可以看出,脉冲通气能有效控制H2S、CH4、CO的产生。其在水流速度为0.2 m·s−1时,抑制率分别为98.7%、44.4%、92.5%;水流速度为0.6 m·s−1时,抑制率分别为98.5%、37.0%、91.3%;水流速度为1.0 m·s−1时,抑制率分别为98.0%、51.0%、92.3%。在所有的有害气体中,CH4的抑制率最低。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产甲烷菌(MA)位于生物膜或沉积物较深的部位,脉冲通气对它的影响相对较小[18]。
图3表明,随着水流速度的增大,H2S、CO的产生量逐渐增大。这说明,随着水流速度的增大,水流对沉积物表面的生物膜剪切力增大,促进了气体的产生。同时水流速度增大也促进了气液之间的交换,增加了气体从液相向气相扩散。在水流速度小于0.6 m·s−1时,CH4的产生逐渐增加;而水流速度大于0.6 m·s−1时,CH4的产生在减小,说明随着水流速度的增大,CH4的产生量在增大。当水流速度达到0.6 m·s−1后,管道内的沉积物量发生变化,影响了MA活性,导致CH4开始减少。但水流速度为1.0 m·s−1时,CH4的产生量仍大于水流速度为0.2 m·s−1时气体产生量。结果表明,水流速度越小,有害气体的产生量越小。因此,在脉冲通气条件下,水流速度为0.2 m·s−1时有害气体的产生量最小,即在此工况下对有害气体的控制效果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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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是反应污水管道系统的重要参数,也是影响有害气体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19]。图4显示了反应器系统中COD的变化过程,其中变化曲线在一些时段会相互重叠,变化过程中的规律特征不是特别显著。但由图4(a)(不通气组)和图4(b)(脉冲通气组)可以看出,COD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在不通气时,消耗的COD要比脉冲通气时要多,这与图3中不通气组产气量大、脉冲通气组产气量小是相互联系的。
图4中COD值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随着水流速度的增大,污水中COD消耗越快。在不通气组,COD的变化与水流速度的变化是不一致的,其中水流速度为0.6 m·s−1时,污水中COD消耗最多,水流速度为0.2 m·s−1时,污水中COD消耗最少。在通气组,水流速度为1.0 m·s−1时,污水中COD消耗最多,水流速度为0.2 m·s−1时,污水中COD消耗最少。这也充分表明,在脉冲通气条件下,水流速度对COD的消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低水流速度下消耗COD最少。同时COD的变化与图3中有害气体的变化是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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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来评估脉冲通气条件对沉积物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组成和活性的影响。高通量测序分析可确定脉冲通气对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影响及群落结构的变化。
选取相似性大于97%的聚类操作单元(OTU)进行聚类统计分析,从生物群落多样性角度统计并计算出Shannon指数,结果如图5所示。由此看出,生物群落中古菌的Shannon指数在不通气条件下大,而细菌的Shannon指数在通气条件下大。通常,Shannon指数越大,生物多样性越高。实验结果表明,脉冲通气使得古菌的生物多样性减小,而细菌的生物多样性增加。
对沉积物中生物群落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其中Euryarchaeota(广古菌门)、Chloroflexi(绿弯菌门)、Proteobacteria(变形菌门)占总生物群落的73.0%~80.0%,这表明,在沉积物中,广古菌门、绿弯菌门和变形菌门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20]。在脉冲通气条件下,Chloroflexi(绿弯菌门)、Euryarchaeota(广古菌门)分别减少了6.3%、4.8%。Proteobacteria(变形菌门)、Firmicutes(硬壁菌门)分别增加了3.8%、3.0%。这表明,绿弯菌门和广古菌门在管道系统改变厌氧微环境时,其活性受到抑制,即脉冲通气改变了污水管道系统内的厌氧环境,改变了生物群落的结构,使得产生有害气体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受到很大影响。其中Chloroflexi(绿弯菌门)和Euryarchaeota(广古菌)可能在控制有害气体的产生方面有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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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通气抑制污水管道内有害气体产生的可能机制如图7所示。污水管道系统中的有机物质被厌氧微生物分解,产生二氧化碳(CO2)、氢气(H2)和乙酸(CH2COOH)等发酵产物。这些发酵产物被污水中的硫酸盐还原菌(SRB)、MA及其他厌氧微生物所利用,产生了硫化物、CH4、CO等有害气体。污水中的CH4、CO通过扩散释放到重力流污水管道的气相空间中,而产生的硫化物在液相中达到硫化物化学动态平衡,多余的硫化物以H2S的形式释放到气相空间中,这些气体在管道气相空间内聚集,容易带来危害。当污水管道系统中引入脉冲气流时,增加了管道内氧组分的含量,可促进氧组分气液之间的传递并改变污水中厌氧微环境;抑制厌氧微生物的活性和硫酸盐(
SO2−4 )及CO2的还原和厌氧发酵的过程,控制有害气体的产生。 -
1)脉冲通气在水流速度为0.2 m·s−1时,对有害气体的控制效果最佳,其中对H2S、CH4、CO的抑制率分别为98.7%、44.4%、92.5%。
2)脉冲通气改变了污水管道内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其中通气使得古菌的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细菌的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加。
3)脉冲通气使得污水管道中生物群落结构发生变化,其中 Chloroflexi(绿弯菌门)、Euryarchaeota(广古菌门)分别减少了6.3%、4.8%。Proteobacteria(变形菌门)、Firmicutes(硬壁菌门)分别增加了3.8%、3.0%。广古菌门和绿弯菌门可能在控制污水管道系统内有害气体的产生方面有很大贡献。
脉冲通气对污水管道内有害气体的控制
Control of harmful gases in sewer systems by pulse 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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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控制污水管道产生的有害气体对管道设施和周围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通过搭建带有搅拌的反应器系统,来模拟实际污水管道,探究脉冲通气对污水管道内有害气体的控制效果及生物群落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脉冲通气能有效控制有害气体的产生,在水流速度为0.2 m·s−1时,硫化氢(H2S)、甲烷(CH4)、一氧化碳(CO)的抑效果最好,其抑制率分别为98.7%,44.4%,92.5%;在脉冲通气作用下,古菌群落的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细菌群落的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加;同时,脉冲通气也改变了生物群落结构,其群落结构变化与气相参数的变化是相一致的。Abstract: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adverse effect of the harmful gas produced by sewer systems on pipeline facilities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 reactor system with stirring was built to simulate the actual sewer systems and explore the control effect of pulse ventilation on the harmful gas in the sewer systems and the influence of biological community 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ulse ventilation coul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production of harmful gases. At the water flow speed of 0.2 m·s−1, the best inhibitory effects occurred for hydrogen sulfide (H2S), methane (CH4) and carbon monoxide (CO) and their inhibitory rates were 98.7%, 44.4% and 92.5%, respectively. Under the action of pulse ventilation, the biodiversity of archaea community decreased continuously, while that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creased continuously.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ucture of biological community also changed through pulse ventilation,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e of gas phas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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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harmful gases /
- pulse ventilation /
- flow velocity /
- biologic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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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保形势的日益严峻,污染物排放标准愈加严格,尤其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氮元素,如北京市最新标准《北京地方水污染排放标准》(DB 11/307-2013)规定,污水厂出水TN不得高于15 mg·L−1。污水生物处理过程中氮元素的去除是在硝化和反硝化反应共同作用下实现的,但由于我国城镇污水厂进水碳源普遍不足导致反硝化效率低下,使得碳源不足成为制约出水TN达标的重要因素[1]。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水厂运行过程中,一般通过投加甲醇等补充碳源的方式提高脱氮效率[2]。然而投加补充碳源不仅增加了运行成本,也会增加剩余污泥的产量[3]。与此同时,在生物处理过程中,微生物将有机物同化为自身细胞物质,以剩余污泥的形式被排出系统。这不仅增加后续污泥处理的成本,还造成了其所含丰富碳源的浪费[4]。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提出多种剩余污泥破解方法并将其作为碳源回用。QIANG等[5]采用臭氧污泥破解液回流至A2/O系统,除磷效果得到明显改善。LIU等[6]研究了污泥水力破解后作为碳源对反硝化速率的影响,发现反硝化速率增加,TN去除率增加。LIU等[7]将碱解发酵污泥破解液作为A2/O系统的反硝化补充碳源,脱氮除磷率均得到明显的提高,并且与传统工艺相比有巨大的经济优势;KONDO等[8]进一步研究了剩余污泥破解回流比对强化反硝化脱氮的影响,发现当污泥破解量为总污泥量9.40%时,剩余污泥排放量减少50%,反硝化效果提高。
高铁酸盐作为一种氧化性强、绿色、多功能的新型氧化剂,在污泥处理领域已得到了广泛研究和应用,相关研究[9-11]证实了高铁酸盐具有良好的污泥溶胞性能,能有效地破坏污泥细胞,溶出胞内物质。在氧化破解污泥的过程中,Fe6+可被还原为Fe3+,Fe3+可以改善污泥的沉降性能和脱水性能[12-14]。为实现高铁酸盐的工艺利用,本研究采用复合高铁酸盐溶液(composite ferrate solution,CFS)破解污泥,将破解液回流至A/O系统强化反硝化脱氮,即高铁酸盐氧化-A/O工艺(ferrate oxidation-A/O,FO-A/O),详细考察了不同剩余污泥回流比(25%、50% 和100%)对污泥浓度、污泥活性(SOUR)、污泥沉降性能(SVI)及系统出水水质的影响,重点考察了污泥减量效果和脱氮效果,为实现污泥减量及强化脱氮提供参考。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由A/O工艺模型和FO污泥破解装置2部分组成(见图1)。在A/O模型中,缺氧池、好氧池和二沉池有效容积分别为4.3、16.4和11.7 L,缺氧池设搅拌器,以确保泥水均匀混合,好氧池底部设置曝气砂头。FO污泥破解装置同时具备污泥破解和沉淀2个功能,沉淀完成后,调节上清液pH,上清液经蠕动泵进入进水箱,与污水混合后一同进入A/O工艺模型。
1.2 污泥来源及工艺进水
实验所用污泥取自天津市北辰区某污水厂,该厂采用A2/O工艺处理生活污水且运行效果良好。工艺进水为模拟生活污水,模拟生活污水由自来水添加葡萄糖、氯化铵、磷酸二氢钾及微量元素[5]配制而成,其水质指标为:COD=223.33 mg·L−1,BOD5=126.90 mg·L−1,TN=30.04 mg·L−1,
NH+4 -N=29.17 mg·L−1,NO−3 -N=0.18 mg·L−1,NO−2 -N=0.09 mg·L−1,TP=3.31 mg·L−1,pH=6.0~7.5。1.3 实验药品
CFS为实验室自制,其中
FeO2−4 浓度为30.91 g·L−1,ClO−浓度为38.63 g·L−1,OH−浓度为90.27 g·L−1,其他所用化学药品均为国产分析纯。1.4 实验方法
将活性污泥接种至A/O工艺模型启动装置,待出水C、N达到一级A标准后调试完成,A/O模型运行参数为进水流量48 L·d−1、好氧区水力停留时间8.3 h、缺氧区水力停留时间2.1 h,污泥龄15 d、污泥回流比70%、消化液回流比200%、硝化液回流比200%、好氧池溶解氧3.5~7.0 mg·L−1、缺氧池溶解氧0.2~0.5 mg·L−1。
实验装置的运行分为A/O阶段(对照组)和FO-A/O阶段,FO-A/O阶段又分为3种工况,3种工况下剩余污泥破解回流比(r)分别为25%、50%、100%,其中剩余污泥破解回流比指每日被CFS破解的剩余污泥与系统排出剩余污泥干重之比。破解剩余污泥时CFS投加量按50 mg·g−1(以Fe6+计)投加,反应时间为24 h。
本研究采用污泥产率系数(YOBS)表征系统运行过程中污泥产率的变化,采用比好氧速率(SOUR)表征污泥活性的变化,二者的计算如式(1)和式(2)所示。
YOBS=QWXW+(Q−QW)XeQ(S0−Se) (1) U0=ΔmDOXt (2) 式中:YOBS为污泥产率系数,g·g−1;QW为剩余污泥量,L·d−1;Q为进水量,L·d−1;XW为剩余污泥浓度,mg·L−1;Xe为出水悬浮物浓度,mg·L−1;S0为进水SCOD浓度,mg·L−1;Se为出水SCOD浓度,mg·L−1;U0为污泥比耗氧速率,mg·(g·h)−1;ΔmDO为DO减少量,mg·L−1;X为混合液SS浓度,g·L−1;t为测试时间,h。
1.5 分析方法
MLSS、MLVSS、SVI、SS均采用重量法测定,COD采用快速消解法、
NH+4 -N、TP、TN、NO−3 、NO−2 均采用分光光度法[15]测定,水质指标测定前使用0.45 μm微孔滤膜过滤;SOUR采用膜电极法[16]测定。2. 结果与讨论
2.1 污泥减量情况
实验研究了在污泥破解回流比r分别为25%、50%和100%时的FO-A/O工艺的污泥产率系数,分析了污泥破解回流比对污泥减量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污泥产率系数YOBS随着r的增加而明显降低。r=100%时,YOBS=0.04 g·g−1,与A/O对照组(YOBS=0.09 g·g−1)相比减少了55.56%。这是由于在FO-A/O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部分剩余污泥被CFS溶胞破解,CFS中所含
FeO2−4 、ClO−以及OH−通过氧化[17-18]、皂化[19]的方式破坏污泥细胞,释放出胞内物质,并将难溶的大分子有机物转为容易被微生物所摄取利用的小分子有机物,最终作为碳源被重新利用,从而导致YOBS的降低。当r=50%时,YOBS=0.048 g·g−1,污泥产量较A/O工艺减量46%,该工艺的污泥产率系数低于臭氧+A2/O工艺(YOBS=0.1 g·g−1)和K2FeO4+A2/O工艺(YOBS=0.21 g·g−1)。2.2 污泥破解回流比对污泥性能的影响
污泥破解液回流至A/O系统引入Fe3+,可能会对污泥性能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探讨了不同剩余污泥破解回流比对A/O工艺中污泥浓度、污泥活性和污泥沉降性能的影响,结果见图3。由图3(a)可知:随着r的升高,污泥浓度逐渐升高,这是由于污泥破解液中含有易降解有机物;随着r的增加,易降解有机物增加,导致微生物数量增加,从而使得污泥浓度有所增加。另外,工艺运行过程中,VSS/SS变化幅度不大,维持在0.74左右,表明破解液回流不会造成系统内惰性物质的积累。
实验进一步研究了污泥破解液对污泥活性的影响,结果见图3(b),SOUR的计算方法见式(2)。由图3(b)可知,当r为25%和50%时,SOUR分别为7.21 mg·(g·h)−1和7.77 mg·(g·h)−1,均较对照组(6.2 mg·(g·h)−1)有所提高;当r增加至100%,SOUR有所下降。分析其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在r为25%和50%时,适量的Fe3+进入A/O系统,好氧条件下,Fe3+可以作为氧化细胞色素的电子受体,也可以用于多种酶的合成,但过高浓度的Fe3+会对某些酶的活性产生抑制作用[20];另一方面,破解液中含有腐殖酸等难被微生物降解利用的物质,微生物对此类物质降解速率慢,降解速率决定微生物对水中DO的摄取量,随着此类物质的增加,对DO的摄取量减少,SOUR降低。回流的Fe3+除对SOUR产生影响外,还有助于污泥沉降性能的提高,结果见图3(c)。从图3(c)可以看出,随着r的增加,SVI逐渐减小,这源于破解液中Fe3+的絮凝作用,其改变了污泥絮体的大小和结构,强化了污泥密度与水密度之间的差异,使MLSS增大,进而导致SVI减小,改善污泥沉降性能,从而有利于后续污泥脱水处理。但当r=100%时,污泥沉降性能较r=50%时变化不大,这可能是由于此时污泥活性降低所致。
2.3 出水水质情况
1)对有机物的去除效果。COD与BOD5为常用的有机污染参数,实验通过测量进出水COD与BOD5的变化来研究有机物的去除效果,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尽管进水COD、BOD5随着r的提高有所增加,但出水COD与BOD5浓度与A/O对照组相比基本保持恒定,均能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场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排放要求。这表明污泥破解液具有良好的可生化性,微生物能够较好地适应并降解破解液回流引入的有机物。此外,在A/O对照组和FO-A/O工艺运行过程中,污泥负荷(F/M)均低于0.15 kg·(kg·d)−1,处于低负荷状态运行,低负荷状态下微生物对COD和BOD5的去除率较高。
2) FO-A/O工艺的脱氮效果。氮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元素,也是污水厂深度处理的主要目标物,实验详细研究了污泥破解液作为碳源时FO-A/O工艺对不同形态氮的去除效果,结果见图5。由图5(a)~(d)可见,随着r的提高,破解液中大量氮元素进入A/O系统,导致系统氮负荷增加。但在r=25%和50%工况时,FO-A/O系统对TN、
NH+4 -N的脱除效果均优于A/O对照组,由图5(c)和图5(d)可见,出水NO3-N、NO2-N相比A/O对照组也有所降低,这表明在r为25%和50%时,硝化反硝化效率均有所提高。一方面,这是由于破解液回流改善了系统的C/N比,A/O对照组、r=25%和r=50%时的C/N分别为7.44、7.56和7.79,碳氮比增加为反硝化反应提供了更多的碳源;另一方面,Fe3+作为一种酶促反应激活剂,提高了微生物体内酶的反应效率[21],对硝化和反硝化反应均有一定促进作用。继续增加r至100%时,氮负荷进一步增大,C/N降低,脱氮效果较A/O对照组下降。从FO-A/O工艺运行监测结果可以看出,r的取值对脱氮效果有明显影响,r=50%时,TN的去除率为68.36%~77.59%。该结果优于臭氧+A2/O工艺和K2FeO4+A2/O工艺,与碱解发酵+A2/O和机械法+SBR工艺效果基本相当。由此可见,确定合理的剩余污泥破解回流比是实现污泥减量同步强化脱氮的关键。为了进一步证实不同剩余污泥破解回流比下破解液作为补充碳源对反硝化脱氮的强化作用,对进出系统的碳、氮进行物料衡算,其中剩余污泥中的COD、TN含量按0.80 g·g−1和0.07 g·g−1[22]计算,衡算的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随着r的增加,碳矿化率逐渐提高,r=100%时,矿化率为93.13%;对氮而言,在A/O对照组及r=25%、r=50%时,随着r的增加,矿化率增大,r=50%时,氮矿化率为71.07%,继续增大r至100%,矿化率虽有所降低,但仍高于对照组。另外,由于剩余污泥的破解回流,随剩余污泥排出系统的碳和氮减少。以上计算结果表明,氮矿化率的提高与碳的矿化率相关,证实了污泥破解液回流引入的有机物被反硝化菌利用,起到强化系统脱氮的作用。
表 1 C和N物料衡算Table 1. Overall mass balances of C and N elements运行工况 C的质量/g N的质量/g 进水 矿化 出水 剩余污泥 进水 矿化 出水 剩余污泥 A/O 214.39 181.73 25.96 6.70 28.84 15.98 12.39 0.47 r=25% 246.31 222.96 18.05 5.30 32.59 20.62 11.60 0.37 r=50% 275.79 253.71 18.18 3.90 35.50 25.23 10.00 0.27 r=100% 308.08 284.43 21.15 2.50 44.16 24.96 19.03 0.17 3)进出水TP浓度变化。由于CFS含有大量Fe6+,Fe6+在破解污泥过程中被还原为Fe3+,而Fe3+可以通过混凝、沉淀等方式去除水中的磷[23-24],为了明确这部分Fe3+对TP的影响,在实验中监测了进出水TP的变化规律,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r为25%和50%工况时,进水TP负荷稍有提高,但污泥破解液回流增加了进水碳源,使得污泥活性提高(图3(b)结果),同时引入Fe3+,2种作用同时作用使得TP去除率上升。而当r=100%时,系统对磷的去除效果急剧恶化,出水TP浓度高于A/O对照组。这是由于r=100%时,全部剩余污泥被溶胞破解回流,系统进水TP负荷升高,同时污泥活性大幅度降低(图3(b)),使得磷在系统中累积[25],从而使得出水TP浓度升高,出水水质恶化。在最佳回流比条件下,对TP的平均去除率为39.09%,高于K2FeO4+A2/O工艺的32%。
2.4 技术经济分析
运行维修费用在工艺处理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包括药剂费、人工费、电费、维修费及污泥处理费用。本研究在A/O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CFS的费用,1 t污泥需要投加Fe6+ 0.40 kg,其药剂成本约为169元·t−1,相同药剂投加量下市售固体K2FeO4的药剂成本为9 900元·t−1(市售1 400元·kg−1,纯度约20%),同时由于污泥减量46%,因此,减少了后续46%的污泥处理费用(污泥填埋费用约为200元·t−1,污泥焚烧约为100~300元·t−1,污泥堆肥为90~150元·t−1),由此可见,此方法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3. 结论
1)在传统A/O工艺基础上,增加FO污泥减量装置可以取得良好的污泥减量效果,在r=50%时,YOBS=0.048 g·g−1,相比A/O工艺,污泥减量了46%,此时出水COD、TN、
NH+4 -N分别为18.83、10.43和4.05 mg·L−1,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场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排放要求。该工艺中药剂制备成本低于固体K2FeO4,且减少了后续污泥处置量,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2)破解液污泥回流增加了进水SCOD值,导致微生物量增加,污泥浓度提高,但不会造成系统内惰性物质积累。回流引入的Fe3+可改善污泥沉降性,且适量的Fe3+可作为电子受体,也可用于细胞内多种酶的合成,促进污泥活性,但过多Fe3+则会产生毒害作用,导致污泥活性降低。
3)污泥破解液回流可提高系统C/N比,且C、N物料衡算结果表明,污泥碳源可被反硝化菌有效利用,起到强化脱氮的效果,且回流的Fe3+对硝化、反硝化反应和除磷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r=100%回流会导致C/N比降低,脱氮、除磷效果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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