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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因其具有抗菌谱广、抗菌力强、结构简单、活性强等特点,在医疗业、畜牧业及水产养殖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抗生素不能被生物体有效的吸收代谢[1],约70%—80%的抗生素会进入水生系统[2],且在环境中长期存在,除了会造成化学药物污染外,长期接触抗生素也会对生物体造成慢性毒性影响[3],诱导细菌产生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造成一系列生态问题[4]。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存在不利的影响。环丙沙星(CIP)是一种典型的氟喹诺酮类抗生素,也是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抗生素之一。由于环丙沙星在水环境中广泛残留,近年来,在中国的地表水源、淡水养殖环境、海水养殖环境和养殖生物中均被检出[1, 5-9],由于其卤代的杂环结构,在常规的废水处理工艺中很难被去除。因此,亟需找到一种能够高效去除废水中环丙沙星的技术。
高级氧化工艺(AOPs)对于难降解药物和个人护理产品(PPCPs)的降解非常有效,紫外/氯组合工艺作为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级氧化工艺,是一种很有应用前景的水处理技术。该工艺主要借助紫外线辐照氯从而激发产生的·OH和活性氯物种(RCS)(包括氯自由基Cl·、氧化氯·ClO、二氯自由基·Cl2等)来氧化降解有机污染物,其中,HO·是一种非选择性氧化剂,氧化电位约为2.80 V[10],能够与有机物快速反应;活性氯物种(Cl·、·ClO、·
Cl−2 )的氧化还原电位分别为2.47 V、1.5—1.8 V、2.0 V[10-12],活性氯是选择性的氧化剂,可通过单电子氧化、吸氢和不饱和碳碳键与富电子部分反应[13]。上述这些活性自由基在氧化反应中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共同参与降解有机污染物[14-15]。近年来,紫外/氯高级氧化工艺被广泛用于去除水中的新型有机污染物,如磺胺甲恶唑[16]、氯贝酸[17]、美托洛尔[14]、二碘乙酰胺[18]、甲硝唑[19]等。作为水环境中常见有机污染物,近年来有许多利用高级氧化方法去除环丙沙星的研究,包括中压紫外线激活过氧单硫酸盐(MPUV/PMS)[20],紫外臭氧(UV/O3)[21]、紫外激活过硫酸盐(UV/PS)[22]等,但这些关于环丙沙星的去除研究主要集中于饮用水,系统研究紫外/氯高级氧化组合工艺降解废水中环丙沙星报道较少。因此,本文采用模拟的环丙沙星废水为研究对象,开展紫外/氯高级氧化工艺降解环丙沙星效能研究,分别从影响因素、反应动力学、降解产物、毒性效应等方面阐述废水中环丙沙星的降解效能与机理,并对降解工艺进行经济成本分析,进而为紫外/氯组合工艺用于废水中环丙沙星的去除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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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丙沙星(CIP,纯度98%)、腐植酸(透明质酸,脂肪酸≥90%)、牛血清蛋白(BSA)、碳酸氢钠、氯化钠、高效液相色谱级的乙腈和甲醇均购自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上海)。次氯酸钠(NaOCl,有效氯< 5%,游离碱10%—20%)购自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海),硫代硫酸钠(Na2S2O3)购自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中国上海)。实验所用试剂均采用超纯水配置,所用超纯水(电导率为18.25 MΩ·cm)通过优普纯水机(UPT-II-10T)制备,实验中使用的实际水体经0.45 μm水相滤膜过滤后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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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有一个11 W低压汞灯(波长= 254 nm)的光化学反应器中进行,垂直光筒下放置容积为 100 mL的玻璃平皿,平皿置于磁力搅拌器上,用磁力搅拌器将反应溶液完全混合。实验开始前对紫外灯进行30 min的预热。降解实验过程中使用10 mmol·L−1的磷酸盐进行缓冲,反应溶液的pH分别采用0.1 mol·L−1NaOH和0.1 mol·L−1H2SO4进行调节,除特殊说明外,反应溶液的pH值均为7,反应体积为100 mL。实验中向含有CIP的溶液中加入特定量的氧化剂,并开始紫外线照射,在预定的时间间隔取1 mL反应液加入50 μL硫代硫酸钠的液相小瓶中进行猝灭,随后立即进行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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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实验中的小球藻采用BG-11培养基并置于光照培养箱中培养,进入对数生长期中后期后,使用250 mL锥形瓶分装,向分装的小球藻液中分别投加相同体积的CIP溶液和降解后的反应溶液,按照原始培养条件在光照培养箱中继续培养,每隔24 h取样,取样前将样品摇匀,稀释后用浮游植物荧光分析仪测定光合系统Ⅱ(PSⅡ)的最大光合效率(Fv/Fm),所有实验均重复至少2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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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的浓度采用高效液相色谱(Agilent 1260, USA)测定,色谱柱采用Poroshell 120 SB (2.1 mm ×150 mm, 2.7 μm, Agilent),流动相为甲醇和0.10%甲酸溶液(V∶V ,50∶50),流速为0.8 mL·min−1,柱温为40 ℃; 荧光检测器(FLD)的激活波长为278 nm,发射波长为450 nm, 进样量为20 μL。NaOCl溶液中的有效游离氯浓度采用DPD分光光度法测定。溶液中有机物的荧光强度使用日立F-2700荧光分光光度计进行分析,激发波长设置为250—400 nm,发射波长设置为 270—500 nm,扫描间隔为5 nm,激发光和发射光的狭缝为10 nm;扫描速度为1200 nm·min−1。反应过程中的降解产物采用Thermo Fisher UltiMate 3000 液相色谱串联Thermo Scientific Q Exactive组合型四极杆-Orbitrap 质谱仪测定,选择全扫模式,扫描范围的m/z为100—1000,正离子模式(ESI+)。毒性实验中小球藻的最大光合效率(Fv/Fm)利用浮游植物荧光分析仪(Phyto-PAM, Walz, 德国)测定,综合生态毒性分析通过ECOSAR模型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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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控制CIP的初始浓度为30 μmol·L−1,NaClO的初始浓度为0.28 mmol·L−1,反应体系但初始pH值为7.0,温度为25 ℃,CIP在单独紫外线照射、单独氯化和紫外/氯工艺过程中的降解效果如图1所示,单独紫外光照射和单独氯化对CIP的降解效果不明显,30 min内分别只有12%和16%的去除率,而紫外光照射和氯化组合工艺对CIP的降解表现出协同效应,经过30 min,CIP的去除率高达99%,分别是单独紫外照射和单独氯化的7.75倍和5.81倍。上述结果可以归结于紫外/氯组合工艺中生成了强氧化性羟基自由基(∙OH)和活性氯(RCS)。反应如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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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CIP的初始浓度为30 μmol·L−1,NaClO的初始浓度为0.28 mmol·L−1,紫外光辐照强度为0.2 mW·cm−2,温度为25 ℃,利用 0.1 mol·L−1NaOH和0.1 mol·L−1H2SO4调节溶液初始pH值分别为 5.0、7.0、9.0,探究不同的溶液初始pH值对CIP降解效能的影响,结果如图2所示。在pH=5、pH=7和pH=9时,CIP降解率8 min后分别达到57 %、91 %和68 %。其一级反应速率常数依次为0.069 min−1、0.118 min−1、0.088 min−1,由此可知,环丙沙星在酸性条件(pH=5)下降解最慢,在中性条件(pH=7)下降解最快。
这一现象与紫外/氯组合工艺降解双酚A[23]、苯甲酮[24]的趋势一致。有研究指出,紫外线对有机物的降解并不表现出pH依赖性[25-26],而pH对有机物降解效率的差异主要归因于两方面,第一,pH影响HOCl/ClO−的量子产率和溶液基质的自由基清除效果[27-28],如式3所示,次氯酸可以分解为次氯酸根,酸碱度影响HOCl/ ClO−的解离(pKa=7.5),相比于pH=9的碱性条件下,pH=7时,HClO为优势物种,254 nm紫外光照射下,HClO的量子产率高于ClO−(1.45 mol Es−1>0.95 mol Es−1)[29],可以形成更多的HO·和Cl·。溶液pH的增加导致OCl−的比例增加,降低了羟基和氯自由基的数量。同时,HClO对羟基和氯的自由基清除作用也较低[29-30],HOCl与羟基和氯自由基的速率常数分别为2.0×109 L·(mol·s)−1和3.0×109 L·(mol·s)−1,而OCl−与羟基和氯自由基的速率常数分别为8.8×109 L·(mol·s)−1和8.2×109 L·(mol·s)−1 [31-33]。当酸碱度从7.0下降到5.0,CIP去除率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pH值不同,CIP的形态不同(pKa= 6.2)。在酸性条件下,质子化形式的CIP(CIP3+,CIP2+和CIP1+)占主要优势,质子化的程度随着酸碱度的增加而降低;在酸碱度为7—8左右,CIP以中性/两性离子形式存在(CIP0),在碱性溶液中,CIP以去质子化形式存在(CIP−1),质子化、中性和去质子化形式的CIP均可以与HOCl反应,二级速率常数分别为4.3 × 103 L·(mol·s)−1、3.8 × 105 L·(mol·s)−1和4.9×107 L·(mol·s)−1 [34],有研究者在一项比较实验中发现,氟喹诺酮化合物(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和恩诺沙星)在不同的pH条件下显示出相似的直接光解降解动力学:最高反应速率常数均是目标分子的中性形式,其次是去质子化形式和质子化形式[35] ,pH=5时,虽然HOCl是主要的形式,但是由于静电相互作用(pKa= 6.2),在pH =5的质子化形式的CIP与HOCl之间的反应的kobs(4.3×103 L·(mol·s)−1)是3种CIP形式中最低的,故在中性条件下,CIP的降解效率高于酸性和碱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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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CIP的初始浓度30 μmol·L−1, 紫外光强为0.2 mW·cm−2,pH为7.0,投加不同浓度的次氯酸钠,研究不同氧化剂投加量对CIP的去除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3所示,增加次氯酸纳的剂量能够显著提高环丙沙星的去除。随着游离氯量从0.07 mmol·L−1增加到0.42 mmol·L−1,10 min后CIP的去除率从76.9%增加到98.5%,反应速率常数由0.078 min−1增加至0.106 min−1。
化学氧化中,氧化剂的剂量在自由基的产生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氧化剂用量从0.07 mmol·L−1增加到0.28 mmol·L−1,加速了游离氯的光解,能够促进水中Cl·和HO·的产生,环丙沙星的降解速率明显增加。而随着氯用量从0.28 mmol·L−1增加到0.42 mmol·L−1,环丙沙星的降解速率没有明显的提高,这种现象可能与过量的HOCl和OCl−的清除作用有关[32, 36],如(4)—(7)所示,HOCl能清除羟基和氯自由基,速率常数分别为2.0×109 L·(mol·s)−1和3.0×109 L·(mol·s)−1,OCl−也能清除羟基和氯自由基,速率常数分别为8.8×109 L·(mol·s)−1和8.2×109 L·(mol·s)−1 [31-33],在最近的研究中,当将紫外/氯工艺应用于美托洛尔[14]、环柠檬醛[37]、阿米替利[38]、非那西丁[39]、布洛芬[15]去除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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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中广泛存在着一些无机阴离子,其中硝酸根离子的浓度高达数百毫克升,是水体中常见的阴离子,可与·OH反应而消耗部分自由基,氯离子也是一种常见的阴离子,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本实验研究了在中性环境下不同浓度的氯离子和硝酸根离子对紫外/氯组合工艺去除环丙沙星的影响,结果如图4所示。
如图4a所示,当氯离子的浓度从0增加到10 mg·L−1,CIP的降解效果的几乎保持不变,可以看出,氯离子的存在对CIP降解的影响很小,其主要的原因是Cl−能与HO·和C·反应生成弱氧化性自由基[40-42],如
ClOH⋅− 和Cl⋅−2 ,然而,这些弱氧化能力的自由基可以再次分解为HO·和Cl·,ClOH⋅− 的解离反应的速率常数也达到了6.1×109 L·(mol·s)−1,自由基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如反应(8)—(11)[41, 43]所示。与氯离子不同,由图4b可以看出,NO−3 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CIP的降解效率,造成这种现象的一种可能是由于NO−3 被还原成NO−2 ,NO−2 消耗了HO·形成低氧化能力的自由基,如中反应(11)—(13)所列[44],从而抑制了CIP的降解。 -
天然有机物广泛存在于各类水体中,对水处理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选取腐殖酸(FA)作为天然有机物的代表,从图5可以看出,1 mg·L−1的腐殖酸对降解的抑制作用不明显,随着腐殖酸的浓度增加到5.0 mg·L−1,CIP降解受到明显的抑制,经过10 min的氧化降解,CIP降解效率从93.8%减小至59.9%。当腐殖酸的浓度增加至10.0 mg·L−1,CIP降解率下降至45.8%。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天然有机物的紫外过滤、光子吸收和自由基抑制作用。首先,天然有机物(NOM)可以作为自由基清除剂消耗自由基[32, 45],研究表明,NOM可以以1.3×104 L·(mol·s)−1 [32]和2.5×104 L·(mol·s)−1 [45]的二级反应速率与Cl·和·OH反应,在消耗活性自由基的方面与CIP形成竞争关系,导致了CIP降解的抑制;其次,在相同的体系中,NOM可以通过氯化降解,其拟一级动力学常数为3×10−5 s−1[46],造成一定比例氯的消耗;最后,NOM可以作为一种内部过滤器,过滤吸收254 nm处的紫外线并发生光解作用,改变紫外光通量,减少了氯和CIP对紫外线的吸收,减少了自由基的产生[47]。
废水中不仅含有大量无机离子,而且还含有许多有机大分子物质,包括多种蛋白质,本文选取牛血清蛋白(BSA)作为蛋白类有机物代表,研究了不同浓度的BSA对CIP降解的影响,结果如图5b所示,1 mg·L−1的BSA对降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8 min时CIP降解效率从90.7%下降至82.4%。随着BSA浓度持续增加,10.0 mg·L−1BAS存在时,CIP的降解效率仅为42.2%。在化学结构上BSA是由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研究表明,特定的氨基酸与臭氧分子和HO·都有较高的反应速率[48],因此 BSA会与环丙沙星竞争HO·等其他活性自由基,进而抑制 CIP的降解效果。在对同时含有FA和CIP的水体与同时含有BSA和CIP的水体进行了氧化反应前后的三维荧光分析,结果如图6,环丙沙星、FA和BAS均具有显著的荧光特征,FA主要存在两个征吸收峰,范围在Ex/Em = 310—360/370—450 nm、Ex/Em = 240—270/370—440 nm,CIP也存在两个荧光峰Ex/Em = 270/420 nm、Ex/Em = 315/420 nm,与FA和BSA部分荧光特征峰的范围重叠,经紫外/氯工艺处理20 min后,体系荧光强度迅速下降,可以看出紫外/氯工艺组合除了对CIP有较好的去除效果,也可以有效去除水中的FA和BSA,同时也间接证实了FA和BSA与CIP之间具有争夺自由基的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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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废水是水环境中环丙沙星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实验选取了3种养殖废水开展废水中CIP降解研究,水质参数见表1,降解结果如图7所示,与超纯水相比,实际的养殖水体中的CIP降解速率常数均有所降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废水中存在可能影响光降解的溶解和悬浮物质,其中,溶解有机物(DOM)可以消耗氯氧化剂,其消光系数为3.15 L·m−1·g−1[32],会降低光降解效率;第二,水体中的无机碳(
HCO−3 /CO23 )和DOM对紫外/氯工艺中污染物的去除有不利影响[15, 42, 49],HCO−3 将与CIP竞争,与⋅OH 和Cl⋅ 反应[50],NOM也会消耗⋅OH 和Cl⋅ ,其二级速率常数分别为2.5×104 L·(mol·s)−1和1.3×104 L·(mol·s)−1 [51],因此只有少量的加标氯作为游离氯参与反应。尽管CIP在实际废水中的降解速率常数低于超纯水,然而,由于多种活性物质的协同作用,其氧化降解速率仍保持较高水平,表明紫外/氯组合工艺处理环丙沙星废水的潜力。 -
通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对紫外/氯降解CIP过程中的产物进行检测分析,结合报道的CIP氧化降解途径结果提出了CIP在紫外/氯工艺中降解路径[52-54],如图8所示。
紫外/氯组合工艺氧化降解CIP主要有三个途径。CIP中的两个主要反应位点是哌嗪环中的芳族叔胺基团和脂族仲胺基团[55],因此除了碳氟键的取代反应和喹诺酮部分的氧化,从而导致脱氟和羟基取代反应以外,CIP的大多数氧化反应发生在哌嗪环上。在路径Ⅰ中,环丙沙星失去羰基形成C-1,C-1脱羧基和脱氟后,形成C-2和C-3。碳氟键的键能高于碳碳键和碳氮键,而紫外线照射可以为此提供能量,在紫外线/过硫酸盐和紫外线/臭氧的研究中下也观察到了碳氟键的断裂[21]。在路径Ⅲ中,哌嗪环上的仲胺首先被攻击,可以产生中间产物C-6,两个羰基断裂,形成C-7和C-4;而在路径Ⅱ中,自由基攻击CIP的哌嗪环,碳氮键被打破,哌嗪环开环裂解,则会直接形成产物C-4脱乙烯环丙沙星,去乙烯环丙沙星的进一步氧化,通过氨基的损失产生带有羰基的C-8,哌嗪环被自由基进一步氧化,哌嗪取代基被完全破坏,形成苯胺,出现产物C-5,碳氮键断裂,环丙烷氧化断裂,形成C-9,随后进行脱羧基反应,形成C-10,这些产物可能进一步降解为CO2、H2O、F−和其他小分子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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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藻的毒性实验结果如图9所示,纵坐标为小球藻光合系统Ⅱ(PSⅡ)的最大光合效率(Fv/Fm),横坐标为投加CIP溶液和氧化降解处理后溶液的两组小球藻的培养时间。添加降解反应后溶液的小球藻组在48 h内,Fv/Fm值随着时间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由0.57下降至0.41,培养48 h后趋于稳定,而只添加CIP溶液的小球藻组的Fv/Fm值没有明显变化,说明CIP降解产生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急性毒性,抑制了小球藻的光合能力,限制了光合作用中的能量捕获,阻断了初级反应中的电子传递链,造成小球藻的最大光合效率下降。此外,采用了ECOSAR(V2.0)综合评价了CIP及其降解产物的毒性,结果如表2所示,LC50、EC50和ChV值分别代表半致死浓度、半有效浓度和慢性毒性。在推测的降解路径中,产物C-4, C-6, C-7外,已鉴定的中间产物的半数致死浓度、半有效浓度和慢性毒性值均高于CIP本身,说明在降解过程中,CIP产生了具有更高生态风险的中间产物,也例证了小球藻实验中,反应后的溶液会导致小球藻的最大光合效率下降的现象。此外,在反应结束后,毒性较大的产物C-3仍被检出,这意味着导致小球藻的最大光合效率下降急性毒性可能来自产物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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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紫外/氯组合工艺处理实际废水的可行性,采用电能消耗率(EE/O)对其电能成本进行了经济成本分析。电能消耗率(EE/O)是指单位体积的水中污染物降解一个数量级所需的电能[56],单位为千瓦时(kWh),可通过如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P为总电功率(kW),t是时间(h),V是溶液的体积(m3),C0和Ct是污染物的初始和最终浓度,取总电能消耗的45%作为维护费。
当初始CIP浓度为30 μmol·L−1时,温度 25 ℃,pH=7时,计算出的电能电耗值为0.85 kWh·m−3,经查阅文献,整理其他基于紫外的高级氧化工艺降解CIP的EE/O值于表3,可以观察到,与其他工艺相比,紫外/氯工艺的电能消耗显著降低,仅为紫外/过氧化氢、紫外/臭氧工艺的1/20和1/5,进一步证实紫外/氯组合工艺用于降解环丙沙星废水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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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紫外与氯组合工艺对CIP的去除具有协同增效的效果,10 min去除率高达95%。其降解速率随着氧化剂浓度的增高而增高,中性反应条件有利于环丙沙星的氧化降解;氯离子对降解效率影响不大,硝酸根离子抑制反应进行,降低CIP的降解率;天然有机物和牛血清蛋白浓度的浓度越高,其对CIP降解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2)紫外/氯组合工艺氧化降解CIP的机理包括哌嗪环的氧化开环和喹诺酮氧化导致的脱羧基。小球藻毒性试验和ECOSAR分析结果均表明CIP氧化过程中生成了毒性更高的具有高生态风险的产物。
(3)实际废水环境中,CIP的降解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仍保持较高的降解速率。相比于基于紫外的其他氧化工艺,紫外/氯组合工艺的电能消耗率较低,表明该工艺降解实际CIP废水的极大潜力。
紫外/氯组合工艺降解环丙沙星废水的效能、机理及毒性
UV/chlorine as an 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 for the degradation of ciprofloxacin:Degradation efficiency, mechanism and toxic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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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丙沙星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在水体环境中经常被检测到,常规废水处理工艺对其去除效果有限,对水环境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本文拟采用紫外/氯组合工艺处理环丙沙星废水,系统研究其降解环丙沙星的效能、机理及毒性效应。考察了不同氯投加量、溶液pH、常见阴离子、腐殖酸浓度等环境因素对环丙沙星(CIP)降解效能的影响,并探究了CIP的降解路径以及产物毒性。结果表明,单独氯化和单独紫外对CIP的去除有限,而紫外/氯组合工艺对CIP的去除效果较好,去除率高达99.31%。当氯投加量由0.07 mmol·L−1增加至0.42 mmol·L−1,CIP的降解速率由0.078 min−1增加至0.106 min−1。中性反应条件更有利于CIP氧化降解。水体中存在的硝酸根离子、天然有机物和牛血清蛋白不同程度抑制CIP的降解。CIP降解过程中,共鉴定出9种氧化产物,阐述了CIP的几种降解途径。小球藻毒性试验和ECOSAR分析结果表明CIP氧化降解过程中产生了毒性较高的中间产物。经济成本分析结果表明紫外/氯组合工艺可用于处理环丙沙星废水。Abstract: Ciprofloxacin is a widely used fluoroquinolone antibiotic frequently detected in the aqueous environment and poses a threat to environmental safety. To effectively remove the antibiotic ciprofloxacin, which is difficult to remove by conventional water treatment processes, the degradation of Ciprofloxacin (CIP) by UV/ chlorine processes was evaluated. The efficacy of the process in degrading ciprofloxacin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degradation effect of ciprofloxacin was studi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chlorine concentration, pH, common anion concentration and humic acid concentration, The degradation pathway of CIP and the toxicity of CIP products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direct photolysis and Individual chlorination, UV/chlorine has a more pronounced CIP degradation efficiency. Remarkable CIP degrada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UV/chlorine system. the removal percentage of CIP can be reached to 99. 31%. The increase of oxidant dosing could promote the degradation of CIP, When the oxidant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from 0.07 mmol·L−1 to 0.42 mmol·L−1, the degradation rate constant reduces from 0.078 min−1 to 0.106 min−1.The CIP degradation could be improved under neutral conditions, while the presence of nitrate ions, natural organicmatter(NOM) and Bovine albumin (BSA) in the water inhibited the degradation of CIP. intermediates were identifi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The possible degradation pathway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s. The results of the Chlorella toxicity test and ECOSAR analysis indicate that highly toxic intermediates are produced during the oxidative degradation of CIP. The electrical energy per order (EE/O) analysis showed that UV/chlorine process was a less energy consumption process, providing a feasibl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ciprofloxacin in waste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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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津(2-Chloro-4-ethylamino-6-isopropylamino-s-triazine,ATZ)是一种通过阻断叶绿体中质体醌结合蛋白和抑制光合作用来防治阔叶和禾草类杂草的选择性除草剂,土壤对其吸附性较低,因此极易向地表水、深层土壤和地下中迁移[1]. 低浓度的阿特拉津显著降低作物的株高、根长、根干重,高浓度的阿特拉津甚至会导致植物死亡[2];阿特拉津影响雄性斑马鱼的神经发育和神经功能[3],已成为一种污染源并对动植物和人类健康造成不可忽视的风险[4-5]. 由于阿特拉津严重的危害及影响,2004年在欧盟被禁止使用,但由于它价格低廉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被广泛使用,仍是国际上销售的主要除草剂之一.
目前,环境中阿特拉津的去除方法主要有吸附法[6]、光催化法[7]、高级氧化法[8]、植物修复法[9-10]、生物法[11]等,其中基于微生物降解的生物修复法不仅效率高,而且几乎不损害生态环境,并且可将ATZ转化为无毒或低毒的物质.很多研究者已筛选出能将阿特拉津作为唯一氮源或碳源的微生物,如细菌Pseudomonas sp. strain AKN5[12]、Klebsiella sp. FH-1[13]、Citricoccus sp. strain TT3[14]、Arthrobacter sp. 30、Pseudomonas sp. AD39[15]和真菌Pleuroyus ostreatus INCQS 40310[16]等. 这些菌株对阿特拉津具有耐受性并能降解高浓度的阿特拉津,Enterobacter sp.LY-2[17]对浓度为100 mg·kg−1的污染土壤具有修复效果,14 d后阿特拉津浓度降低为9.9 mg·kg−1;产脲节杆菌(Arthrobacter ureafaciens)CS3,培养2 d 可将50 mg·L−1的阿特拉津完全降解[18]. 虽然目前报道的去除阿特拉津的微生物种类较多,但仍然存在停滞期长,降解耗时较长,耐受性差等不足。而且大部分菌株来源于中国北部寒冷地区,东北多为黑土,呈中性或偏碱性、有机质及氮磷含量丰富,而长三角地区雨量充沛、气温较高,土壤通透性差、呈弱酸性、有机质及氮磷含量较低,这些菌株可能不适应长三角的土壤环境,因此有必要寻找适合长三角地区的高效阿特拉津降解微生物资源.
本研究从江苏省5个不同地区的农田土壤中筛选分离能适应长三角地区阿特拉津污染土壤的菌株,研究ATZ初始浓度、温度和pH对菌株繁殖和降解效果的影响,判断菌株的适用环境范围,并采用HPLC-MS测定ATZ的降解产物,推断可能存在的降解转化途径.
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主要试剂
阿特拉津(>97%)(C18H14ClN5,分子量214.69,密度为1.2 g·cm−1、沸点为200 ℃、熔点为174 ℃,难溶于水)、甲醇、乙醇、葡萄糖、C6H9Na3O9、C9H11NO、C6H7NO3S、C10H9N等. 无机盐培养基(MSM):Mg2SO4·7H2O 0.1 g·L−1、K2HPO4 1 g·L−1、KH2PO4 1 g·L−1、FeSO4·7H2O 0.025 g·L−1、CaCl2 0.025 g·L−1,适量阿特拉津;富集培养基(LB) :牛肉浸膏5 g·L−1、胰蛋白胨10 g·L−1、NaCl 5 g·L−1,加15 g·L−1琼脂即为固体培养基.
1.2 阿特拉津降解菌的筛选与分离纯化
取江苏省5个长期喷洒阿特拉津的农田表层土壤(0—10 cm)进行降解菌株的驯化. 将土壤样品(5 g)分别加入150 mL MSM培养基中(ATZ浓度为50 mg·L−1),培养条件设置为 30 ℃、150 r·min−1. 驯化7 d后将上清液转至新的MSM培养基中,重复3次适应过程. 最后,将梯度稀释的培养液涂布于LB固体培养基,待菌落长成后,将其进行多次划线分离和纯化,并于无机盐培养基验证降解效果. 最终,筛选出一株能够降解阿特拉津的菌株D2,并采用斜面培养基和甘油保存.
1.3 菌株的鉴定
1.3.1 菌株的形态学观察
将菌株接种于固体培养基,2—3 d后观察长出菌落的形态(形状、色泽、透明程度等);采用扫描电镜(Quanta FEG 250)观察菌株 D2放大50000倍后的表面形态.
1.3.2 生理生化试验
革兰氏染色试验、水解产酸、柠檬酸盐利用、V-P、过氧化氢酶等指标,具体测定方法依据《污染控制微生物实验》[19],并参照《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20]与类似细菌进行比较.
1.3.3 16S rDNA基因序列分析
将菌株在固体培养基中划线分离,待菌落长成后进行16S rDNA基因鉴定,由上海天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将D2的 16Sr DNA 基因序列在BLAST系统中与基因库进行比对分析,并使用MEGA 7.0软件绘制系统发育树.
1.4 菌株生长量的测定及生长模型拟合
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INESA-N4)测定菌株生长不同时间段的OD600以推测菌株的生长情况,以原始溶液为空白对照绘制D2的生长曲线,并用 SGompertz模型[21](式(1))和Slogistic模型[22](式(3))拟合D2的生长曲线,并得到菌株最大比生长速率(μ1、μ2):
lgNt1=lgN0+a1×e−e−k1(X−Xc) (1) μ1=a1×k1e (2) 式中,t为时间(h),Nt1为时间t时菌株的数量,N0为初始菌株数量,Xc为达到最大升值速率的时间(h),μ1为菌株的最大比生长速率(h−1),a1为菌株最大生长量.
Nt2=a21+e−k2(X−X0) (3) μ2=a2×k24 (4) 式中,t为时间(h),Nt2为时间t时菌株的数量,X0为达到最大升值速率的时间(h),μ2为菌株的最大比生长速率(h−1),a2为菌株最大生长量.
1.5 菌株D2最佳降解条件的研究
为了探究环境因素对菌株降解阿特拉津的影响,将菌悬液按照体积比为2%的量接种到含阿特拉津的MSM培养基中,研究不同初始浓度(10、20、50、100、150、200 mg·L−1)、不同pH(5.0、7.0、9.0)、不同温度(10、20、30、40 ℃)下菌株对阿特拉津的降解情况,以转速 150 r·min−1 避光培养,溶液经0.22 μm滤膜后测定阿特拉津的浓度.
1.6 阿特拉津及其降解产物的测定
阿特拉津的浓度采用岛津高效液相色谱仪(LC-20AT,Japan)测定. 检测条件:流动相为V(甲醇):V(水)=60:40,流速为1.0 mL·min−1,波长为220 nm. 降解产物定性分析采用带有高效液相色谱仪UltiMate 3000(Thermo Fisher Scientific,USA)和高分辨质谱仪5600 QTOF(AB SCIEX,Framingham,USA)的超高压液相质谱仪HPLC-MS,色谱柱(ACQUITY UPLC HSS T3 1.8 μm ,2.1 mm×100 mm),以水(含有2 mmol·L−1乙酸铵)和乙腈进行梯度洗脱. 条件:轰击能量,30 eV;雾化气压(GS1):60 Psi,辅助气压,60 Psi;气帘气压,35 Psi;温度,650 ℃;喷雾电压,5000 V(正离子模式)或−4000 V(负离子模式).
2.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阿特拉津高效降解菌株的分离与鉴定
采用以阿特拉津(50 mg·L−1)为碳源和氮源的无机盐培养基对5个种植玉米的农田土壤经过驯化、分离,筛选出8株生长良好且菌落形态不同的菌株,最终选择一株降解效能最好的菌株,将其命名为D2.
菌株D2的菌落形态观察如图1(a),菌落较小,边缘整齐,浅黄色;革兰氏染色结果表明,D2为革兰氏阳性菌 (图1b ). 扫描电镜(×5000)下观察的菌株形态如图1(c)所示,D2呈杆状. 生理生化试验结果显示(表1),硝酸盐还原及过氧化氢酶试验均呈阳性,其余结果均为阴性.
表 1 菌株D2的生理生化特性Table 1.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strain D2特征 Characteristic 结果 Results 革兰氏染色 + 淀粉水解 − 吲哚 − 甲基红 − V-P产生 − 柠檬酸盐利用 − 硝酸盐还原 + 过氧化氢酶 + 注:“+”为阳性;“−”为阴性. Note:“+” means positive and “−” means negative. 将PCR扩增后得到的基因片段进行测序,测序结果在 NCBI 上经 BLAST 分析目标序列与同源序列,并绘制系统发育树(图2),对比发现ATZ降解菌株D2与土壤芽孢杆菌(Solibacillus)的核苷酸序列相似率高达99.58%,因此菌株D2经鉴定为土壤芽孢杆菌.
2.2 菌株D2的生长曲线及模型拟合
菌株D2的生长曲线见图3. 在LB培养基中,D2经过5 h的适应期后进入菌株代谢旺盛的对数期;12 h后OD600达到1.0,此时的菌株增长速率最快;24 h后达到生长繁殖的峰值,此后OD600不再增长,菌株数量相对趋于稳定.
采用SGompertz模型[23]和Slogistic模型拟合菌株的生长曲线(表2,图3). 结果显示,两种模型均可较好地拟合D2的生长曲线,拟合度(R2)分别为0.991和0.992,在第10 h左右D2到达最大比生长速率,随后比生长速率逐渐降低.
表 2 菌株生长曲线的SGompertz模型和Slogistic模型拟合参数对比Table 2. Comparative list of bacteria growth due to SGompertz and Slogistic model名称 Name SGompertz model Slogistic model R2 a1 K1 XC/h μ1/h−1 R2 a2 K2 X0/h μ2/h−1 D2 0.991 1.995 0.279 9.647 0.214 0.992 1.958 0.454 10.950 0.222 2.3 菌株D2对阿特拉津的降解特性研究
2.3.1 初始浓度对菌株降解阿特拉津的影响
污染物浓度对菌株的影响是评价菌株生长及降解能力的标准之一[24],D2在不同初始浓度下对ATZ的降解效果如图4所示. 当浓度为200 mg·L−1时,D2对ATZ仍具有较高的去除能力,24 h的降解率为77.43%;初始浓度越低,D2的去除效率越高,将初始浓度为150、100、50、20、10 mg·L−1的ATZ完全降解分别需要24、18、8、4、3 h.长三角洲地区农田土壤中ATZ浓度的平均值为5.7 ng·L−1,检出率高达57.7%[25],菌株D2对ATZ的耐受性远高于环境中的平均浓度,因此它是一株在实际污染环境中具有应用价值的降解菌株.
2.3.2 温度和pH对菌株降解阿特拉津的影响
温度和pH会通过影响细菌的生长而影响其降解能力[26-28],不同温度(10、20、30、40 ℃)条件下,D2对初始浓度为100 mg·L−1 ATZ的降解情况见图5a. 当温度为20—30 ℃时,D2在24 h内将ATZ完全降解;但在10 ℃和40 ℃下培养36 h时,D2对ATZ的降解率仅为16.33%和43.48%,说明低温和高温都会抑制菌株的代谢作用,这与菌株的酶活性密切相关[29]. 另外,培养基的酸碱度也会影响细菌酶的合成和催化活性[9],细菌表面的电荷分布随着pH的改变而改变 [26]. 不同pH条件下,D2对初始浓度为100 mg·L−1(培养温度为30 ℃)ATZ的降解率如图5b所示. 当pH为5.0、7.0和9.0 时,经过24 h,D2对ATZ的降解率分别为到91.42%、100%、100%. 据以往研究报道,pH为5.0和9.0时,阿特拉津降解菌(Enterobacter sp.)的降解率低于70%[27],菌株L-6 [28] 仅能适应碱性环境,当pH=6时,降解率为45.6%,因此菌株D2对pH具有较高的适应性.
2.3.3 菌株D2的降解及生长动力学研究
在最佳降解条件下(2%的菌悬液接种量、温度为20 ℃、pH为9.0),将菌株D2接种至初始浓度为100 mg·L−1的ATZ无机盐培养基中,生长及降解动态曲线如图6所示. 菌株D2的生长与ATZ浓度呈较强的负相关(表3,r=−0.983,P<0.01),随着菌株的生长,阿特拉津的浓度急剧降低. 培养初期D2存在短暂的适应期,OD600从0.046增至0.052;培养4 h后进入对数生长期,OD600达到0.097,此时随着菌株的大量生长ATZ被快速降解;在培养14 h以后菌株进入静止期,此时菌株数量达到最大值,其OD600为0.107,ATZ浓度降为6.41 mg·L−1,降解率达到94.33%,在18 h时ATZ被完全去除. 实验结果表明,阿特拉津浓度的降低与D2的数量密切相关,证明菌株D2具有阿特拉津去除能力.
表 3 浓度与OD600的相关性分析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oncentration and OD600平均值 Average valu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浓度 Concentration OD600 浓度 41.093 44.110 1 OD600 0.080 0.026 −0.983** 1 注:* P<0.05,** P<0.01. 2.4 阿特拉津降解产物与降解途径研究
菌株D2于含ATZ的无机盐培养基进行培养,取12 h时的样品进行分析,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HPLC-MS)测定其降解产物,共检测出6种可能的代谢物(图7 b—g),质荷比(m/z)分别为146.00、184.12、198.13、202.08、212.15、188.07,与已知标准化合物和报道的阿特拉津代谢物的比较,这6种代谢物分别被确定为脱乙基脱异丙基阿特拉津(DACT)、羟基西玛津(HDMA)、羟基阿特拉津(HA)、西玛津(DMA)、阿特拉通(Atraton)和脱乙基阿特拉津(DEA).
根据产物的结构组成和报道过的阿特拉津降解途径提出菌株D2降解阿特拉津的可能途径,结果如图8所示.
途径Ⅰ:首先羟基取代氯,形成脱氯羟基化的阿特拉津(HA),然后甲基取代HA的氢生成阿特拉通(Atraton),HA也可能通过脱甲基化反应转化为羟基西玛津(HDMA).途径Ⅱ:阿特拉津的异丙基脱甲基化生成西玛津(DMA),然后DMA的氯被一个羟基取代,转化为羟基西玛津(HDMA).途径Ⅲ:阿特拉津经N-脱烷基反应转化为脱乙基阿特拉津(DEA),随后DEA异丙基化为脱乙基脱异丙基阿特拉津(DACT). Liu等[30]在研究土壤中阿特拉津的降解途径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阿特拉津可通过光解、水解及微生物降解转化为羟基阿特拉津、阿特拉通、扑灭津、脱乙基阿特拉津、羟基西玛津、西玛津、去乙基异丙基化阿特拉津等. 而Zhang 等[31]和郭火生等[32]还发现羟基阿特拉津可以被进一步水解为三聚氰酸.通过以上总结推测,阿特拉津的降解中间产物还会通过脱甲基化、脱烷基化和水解等产生三聚氰胺二酰胺(DEDIA)、去乙基异丙基化阿特拉津(DACT)和三聚氰酸等副产物.
2.5 菌株D2的降解能力
将本研究中的D2与已报道过具有阿特拉津降解能力的菌株进行对比,结果汇总如表4所示. 目前已经筛选出很多能以阿特拉津为唯一碳源或氮源生长的菌株,并适用于阿特拉津浓度范围为8—100 mg·L−1的废水,但本研究中的新菌株D2具有更优异的降解性能. 已研究的菌株Acinetobacter lwoffii DNS32 [32]在 20 ℃和 35 ℃时,对阿特拉津的降解率约为 30%—35%,最佳生长pH为7—8,在酸性及pH高于8的条件下,菌株的生长及降解能力受到抑制;菌株C2[33]在20 ℃、30 ℃、40 ℃下培养5 d后,降解率分别为86.7%、97.6%和21.9%;菌株SB5[34]生长的温度范围是25—37 ℃,在pH=8的条件下完全降解ATZ需36 h. 本研究分离出的菌株D2在20 —30 ℃、pH为5.0 — 9.0的范围内,18 h以内即可将100 mg·L−1的阿特拉津完全降解,远远快于培养时间为24 —264 h的其他菌株,且具有更强的pH和温度的适应性,在40 ℃的高温下仍具有一定的活性,降解率高于40%,在10 ℃的条件下,D2对ATZ的降解率仍有近20%. 另外,已报道的菌株大部分来源于北部寒冷地区,而菌株D2来源于江苏省农田土壤,更能适应夏季高温、有机质及氮磷含量低、弱酸性的土壤环境,可成为长三角地区阿特拉津污染土壤和废水修复的微生物资源.
表 4 已报道菌株对阿特拉津的降解效果的比较Table 4. Comparison of atrazine degradation by strains has been reported菌种 Strains 浓度/(mg·L−1)Concentation 温度/℃Temperature pH 地区Region 降解率/% Degradation 时间/h Time 文献来源Literature sources Klebsiella sp. FH1 50 25 9 吉林 81.5% 264 [13] LY-2 100 25 — 35 6 — 9 哈尔滨 98.7% 48 [17] CS3 50 30 7 河北 100% 48 [18] Arthrobacter sp. ZXY-2 50 30 — 35 8 — 9 哈尔滨 100% 6 [35] Arthrobacter sp. DNS10 100 30 7.5 哈尔滨 99.41% 24 [36] Paenarthrobacter sp. W11 100 30 7 吉林 97.1% 60 [37] Paenarthrobacter sp. W24 100 30 7 吉林 94.2% 72 [38] Arthrobacter sp. C2 100 30 7 — 9 吉林 100% 72 [33] Pseudomonas sp. 20 30 / 巴西 99% 24 [39] Achromobacter sp. 20 30 / 巴西 39% 48 [39] Pencillium sp. yz11-22N2 8 28 7 / 91.2% 120 [40] D2 100 20 — 30 5 — 9 江苏 100% 18 本研究 3. 结论(Conclusions)
(1)从江苏省5个不同区域的农田土壤中筛选出一株以阿特拉津为唯一碳源和氮源生长的菌株D2,属于土壤芽孢杆菌(Solibacillus),该菌株能适应长三角地区环境,并有效降解水体和土壤中的阿特拉津.
(2)在pH 5.0—9.0、温度20—30 ℃的条件下,菌株具有良好的降解能力. 最适条件下,D2能在18 h内将100 mg·L−1的ATZ完全降解,具有较高的耐受性及降解效率.
(3)D2主要通过脱氯羟基化、加氢脱烷基化、甲基化、脱烷基化和水解等将ATZ转化为羟基阿特拉津(HA)、阿特拉通(Atraton)、脱乙基阿特拉津(DEA)、西玛津(DMA)、羟基西玛津(HDMA)和脱乙基脱异丙基阿特拉津(DACT).
-
表 1 实际水体水质参数
Table 1. Water quality parameter of actual water bodies
水质参数Water quality parameter 实际水体1Aquaculture water 1 实际水体2Aquaculture water 2 实际水体3Aquaculture water 3 pH 9.06 8.55 9.47 NH4+-N/(mg·L−1) 1.16 0.89 1.36 NO3-N/(mg·L−1) 3.84 2.68 7.85 TP/(mg·L−1) 0.11 0.28 0.49 CODMn/(mg·L−1) 15.65 13.65 17.68 表 2 基于ECOSAR软件分析评估CIP及主要氧化产物的急性毒性结果(mg ·L−1)
Table 2. Estimated acute toxicity of CIP and its intermediates using ECOSAR software (mg · L−1)
物质 Compouds 鱼Fish 水蚤Daphnia 绿藻Green algae 96h-LC50 ChV 48h-LC50 ChV 96h-EC50 ChV CIP 13100 1550 1240 81.3 1620 455 C-1 1070 122 102 6.78 130 36.9 C-2 6.04 0.212 0.850 0.082 0.505 0.189 C-3 8.17 0.313 1.12 0.105 0.702 0.258 C-4 47300 7700 4020 238 6470 1680 C-5 899 12.4 42.8 0.488 128 47.9 C-6 237000 194000 330000 30500 121000 14400 C-7 141000 29000 11100 609 20800 5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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