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生产-消费-废弃”的线性模式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和日益丰富，但随之而来的是固体废物产生量急剧攀升。据世界银行统计^[15]，全球每年约产生20.1×10⁸ t固体废物，其中约有33%未得到妥善处理。大量固体废物得不到有效回收利用，甚至被随意倾倒或不规范处置，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如何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并妥善管理固体废物成为许多城市面临的挑战。“无废城市”作为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主张将固体废物管理与城市发展相融合，从源头减少固体废物产生，提高资源化水平，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为解决固体废物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1996年，澳大利亚堪培拉率先提出《2010年堪培拉零废物战略》，随后美国旧金山、加拿大温哥华、日本上胜町、阿联酋马斯达尔城、意大利卡潘诺里市、澳大利亚悉尼市、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新西兰奥克兰市等城市相继提出建设“无废城市”。2018年，全球23个城市联合签署了“推进无废城市”宣言，承诺大幅度减少垃圾产生量，加速迈向“无废城市”的步伐。2022年12月14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3月30日为“国际无废日”，从2023年起每年举办纪念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无废城市”建设行列，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并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日本、欧盟和中国已经将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最终建成“无废社会”定位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2000年，日本颁布《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首次将建设循环型社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该法要求下，自2003年起，日本每5年制定1次《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明确未来一段时间循环型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综合并有计划地推进相关措施，期间每1~2年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目前，日本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计划已经进入第4个阶段，相关目标已设定到2025年。在《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的指引下，日本循环型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日本的资源产出率达到43.6×10⁴日元每t，较2000年上升了约72%；资源循环利用率约15.7%，较2000年上升约6个百分点。废弃物循环利用率约43.0%，较2000年上升了约7个百分点；废弃物最终处理量减少了约77%，为1 300×10⁴ t^[16]。

2014 年以来，欧洲委员会先后发布“迈向循环经济：欧洲零废物计划”“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和“新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对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实现“无废”目标进行了系统性设计^[17-19]。欧盟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思路，首先是加强产品的可持续设计，尽可能地减少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延长产品的寿命，从而在源头预防废物的产生；其次是完善相关支持政策，鼓励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减少浪费并加强废物的回收；最后是制定统一的废物处理和副产品标准，推动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再生原材料内部市场，提高再生原料的使用比例。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近年来欧盟固体废物 (不包括主要矿物废物) 产生强度、人均原材料消耗量、二次原料使用占比、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率等指标持续改善。2020年，欧盟固体废物 (不包括主要矿物废物) 强度为65 kg·欧元⁻¹，较2004年的76 kg·欧元⁻¹下降了14.5%；人均原材料消耗量为14.5 t·人⁻¹，较2008年的18.5 t·人⁻¹下降了21.6%；二次原料使用占比达到11.7%，较2010年提高1. 4个百分点。2021年，欧盟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率达到49.6%，较2011年提高8.7个百分点。

2019年初，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在深圳等11个城市和雄安新区等5个特殊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2021年，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方案》，将“无废城市”建设范围扩大至1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8个特殊地区。与此同时，浙江省、江苏省、河北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吉林省、海南省、重庆市、上海市、河南省、四川省、广东省等13个省 (直辖市) 先后印发省级“无废城市”建设方案，在全省域或区域层面自主开展“无废城市”建设。中国“无废城市”建设已经由试点逐步将全国铺开。

近年来，中国固体废物处理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中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54.7%；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3%，其中焚烧处置占比62.3%；全国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约5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75%；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6.7%；农用地膜回收率达80%。

绿色“一带一路”的根本遵循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中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展现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决心。固体废物管理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生态环保课题。其中，塑料污染治理、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等主要问题必须在国际社会统筹解决，固体废物处置利用技术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共享。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是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固体废物管理实践经验与先进技术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国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助力“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引领各国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数处于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重视经济发展效益，忽视环境负面影响。“无废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策、技术、产业、资金等多要素全方位联动。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可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广节能环保技术，强化固体废物源头减量、终端处置、资源再利用，进而重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产业，适时引领产业结构向绿色化转型升级，最终形成符合各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生态，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当前，全球固体废物产生量巨大，固废处置行业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与市场空间。从国内看，“无废城市”建设有较大的市场体量。中国《“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10¹² 元^[21]。从“一带一路”国家看，随着“一带一路”国家人口的增长及城镇化水平提高，固废治理需求及市场容量将日渐扩大。中国固废领域技术水平与管理体系相对先进，但海外固废市场还有待开拓。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2019年统计数据，在中亚、中东市场上，日本环保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5.9%，而中国只有 9.23%。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可促进中国企业开展绿色投资、绿色贸易、绿色技术转移，构建固体废物与可再生产品交易市场，在国内、国际形成固体废物收集、处置、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销售的产业链，有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近年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普遍面临固体废物激增、管理体系不健全、处置设施不足、处置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等现实问题，部分主要城市市政固体废物管理压力较大。由于“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为客观阐述“一带一路”国家固废管理现状，本文选取了固废管理水平较高的新加坡、韩国，管理水平中等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尼泊尔作为案例进行介绍。

1) 新加坡。新加坡在固体废物管理领域有着较为成功的实践经验。2021年，新加坡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约为8 742 t·日⁻¹，垃圾主要处置方式为焚烧处理，填埋数量较少。新加坡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固废废物管理机制，具体可包括垃圾清运付费机制、收运环节监管机制、垃圾分类处理机制等。新加坡于2015年发布“新加坡可持续蓝图2015” (Sustainable Singapore Blueprint 2015) ，并提出建立“无废国家”这一设想。该计划主要包括5项具体内容：一是新加坡包装协议 (Singapore packaging agreement，SPA) ，通过推动多方机构签订该协议，减少包装物使用；二是商业场所强制性固废报告，规定大型商业场所必须报告废物数据并提交减少废物的计划，敦促管理人员改进废物回收管理进程；三是成立3R基金，用于投资固废收集利用项目，重点关注食品、塑料和玻璃等回收率较低的废物流；四是推广食品垃圾回收战略，通过媒体宣传、制定指南等方式减少食品垃圾的产生；五是实施全国资源回收电子垃圾伙伴关系计划。随后新加坡还发布了《零废物总体规划》《可持续资源法案》《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等多项制度，明确规定了废物综合利用目标、相关方责任、具体措施和执法手段。

2) 韩国。韩国固体废物产生密度较高，单位面积固体废物产量约为美国的7倍。其固体废物回收率约为60%，为“一带一路”国家中固废回收处置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起，韩国围绕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无害化处置等出台多项政策，固体废物管理进程领先于多数“一带一路”国家，主要表现有如下2点。一是固体废物立法相对完善。韩国逐步建立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筑材料循环使用制度、废弃物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押金返还制度、生活垃圾按量付费等多项制度，通过政策约束切实改变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二是固体废物信息系统建设较好。2001年，韩国开始建设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固体废物产生、运输、最终处置的相关数据。该系统由工信部管理，分为3个子系统。Allbaro系统可监控所有废物运输和处置活动；RFID系统主要用于厨余垃圾实时跟踪统计与按量付费；可回收信息系统可用于匹配回收材料的供应商和买家。韩国固体废物信息化建设大幅提升了管理效率，形成了市场化监督与激励机制，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消耗。

3)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人口密度较高。2020年，印尼固体废物回收率约为16%，处置率为35%，主要通过填埋、倾倒、焚烧处理，处置方式较为粗放。印尼洪灾频发，未妥善处理的固体废物会阻塞排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从而加剧洪水泛滥，影响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在固体废物管理制度方面，印尼政府制定了第18/2008号废物法，其中明确“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利用”战略 (“3R”战略) 。2018年后，印尼开始在雅加达等主要城市兴建垃圾发电厂，同时还建立了废物银行。虽然印尼政府在固体废物管理上做出了一定努力，但固体废物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固体废物管理体系和处置设施难以满足实质需求，导致目前印尼的固废回收率、处置率仍相对较低。

4)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城市固体废物的回收率为31%，低于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曾是东南亚最大的废物进口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固体废物管理全面私有化的国家。马来西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固废管理规章制度，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2005年出台《固体废物管理国家战略计划》，明确固体废物管理总体路线；2006年出台《国家废物最小化总体计划》，希望在2010年达到11%回收率；2007年出台《固体废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令》 (672号令) ，明确由联邦政府承担固体废物管理职责，鼓励固体废物管理私有化，并针对居民违法行为制定了惩罚机制；2016年，出台新版固废管理法；2018年，马来西亚政府禁止进口不可回收固体废物，整顿固废进口市场。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了“无废”理念，并以槟城为主要试点城市推行。

5) 尼泊尔。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尼泊尔每年产生约 170×10⁴ t城市固体废物，其中过半是可生物降解的废物，废旧纸张占18%，废旧塑料占15%，预计2030年将产生220×10⁴ t垃圾。尼泊尔的城镇垃圾主要通过上门收集与路边收集。在处理方式上，尼泊尔建设了一些卫生填埋场，然而露天倾倒与非法焚烧仍较为普遍。尼泊尔于2011年出台了固体废物管理法，并于2013年出台了配套规章。2015年，尼泊尔通过了新宪法，其中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负责城市固废管理、成立固体废物管理委员会、建立固废管理技术支持中心等。尽管尼泊尔政府出台了多项固体废物管理政策，但仍面临公众环保意识欠缺、基础设施不足、技术水平低下、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

1) 固体废物产生量面临高速增长。根据全球经验，固体废物产生量与GDP呈高度正相关关系。由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当前固体废物产生量相对发达国家较低。据世界银行《What a Waste 2.0》报告^[15]，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人均固体废物产生量约为0.56 kg·(人·d) ⁻¹，南亚地区为0.52 kg·(人·d) ⁻¹，远低于北美地区2.21 kg·(人·d) ⁻¹。然而，“一带一路”国家普遍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且传统高能耗、低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尚未转变，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将在未来10~30年内激增。据预测，南亚地区2050年固体废物总产生量将比2016年增长98%，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增长52.6%，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196.6%，未来30年固废增速远高于北美地区。全球固体废物总产生量预测值见表1。

2) 固体废物管理体系不健全。“一带一路”多数共建国家尚未形成完整的固体废物管理体系，导致固废基础设施匮乏、回收率较低。一是制度体系不健全。固体废物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建立全面、严密的制度体系。狭义的固废管理制度体系应包括总体规划、实施方案、价格与收费机制、技术标准体系等，广义的固废管理制度体系还应包括配套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虽然多数国家已出台固废管理办法，但其配套政策尚不完善，导致管理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二是责任部门不清晰。在行政管理方面，固体废物应明确归口管理部门，以及各环节、各层级的监管部门与实施机构。在“一带一路”欠发达地区，存在固废管理部门缺位或多头管理现象，责任主体不清晰，导致固废回收处置由非正规部门主导进行，其收集与再加工活动通常不在监管范围内。三是市场体系不成熟。除政府部门外，固废管理还需调动社会力量，形成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价格激励机制不健全，“一带一路”多数国家尚未形成固废处理市场与产业链，缺乏拥有资金、技术、人才的市场主体。

3) 固体废物处置技术落后，资源化利用程度较低。除新加坡、韩国及部分欧洲国家外，“一带一路”多数共建国家收集处置技术落后，主要通过堆放、填埋、倾倒、露天焚烧等方式处置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程度较低，环境影响恶劣。全球固体废物处置方式与循环利用情况见图1。通过数据比较^[15]，北美地区基本不存在露天堆放现象，而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固体废物露天堆放的比例分别为75%、69%、52.7%，露天堆放是其主要的固废处置方式。在固废循环利用方面，北美固废循环利用率可达33%，而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循环利用率仅为5%、6.6%、9%、9%，存在大量资源浪费的现象。

4) 固体废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固体废物管理成本包括固体废物前端收集、转运、分拣的人力成本，以及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需要长期、大额、低成本资金支持。从中国“无废城市”建设资金投入情况看，如图2所示，仅试点的11个城市和5个特殊地区的资金投入已经超过1 200×10⁸ 元。经估算，“十四五”时期中国“无废城市”建设资金投入不少于10 000×10⁸ 元。“一带一路”国家固废基础设施总体相对落后，相关资金需求巨大。同时，“一带一路”国家经济体量偏小，政府出资能力较为有限，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存在固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1) 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合作制度框架。依托“金砖+”合作、中非合作、“中国+中亚五国”合作、中国-东盟 (10+1) 合作等政府间合作机制，推动签订多边或双边“无废城市”建设合作备忘录，推进政府间政策对话和企业间务实合作，增强政策沟通，统一发展思想。研究制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无废城市”合作战略框架，明确原则方向、目标、任务、措施、途径等。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家“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通过制定统一标准，有效引领绿色技术研发、绿色产品、绿色生产活动、绿色生活方式。加强《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国际公约履约工作，共同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越境转移，防范固体废物非法海洋倾倒，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共同推动制定《全球塑料公约》，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国际合作。积极搭建“无废城市”建设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建立“国际无废城市网络”，加强经验交流。

2) 协助“一带一路”国家加强“无废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主动分享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协助“一带一路”国家立足本国实际科学设计“无废”蓝图，建立完善“无废城市”建设的制度体系、技术体系、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基础，帮助其完善国内固体废物立法和规章制度。在技术体系建设方面，发挥中国固体废物处理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加大相关技术装备的援助，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绿色技术产业合作示范项目，树立合作典范。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重点是帮助相关国家建立完善固废处理付费机制、财税政策等，构建完整的固废市场体系。在监管体系建设方面，重点是帮助相关国家理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环境治理服务商的权责义务，建立权责清晰、多元共治的管理体制机制。

1) 加强固废“收集-处置-再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如前文所述，“一带一路”国家固体废物处置水平相差较大，可按照各国固废管理水平，支持相应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最为缺乏固废设施的国家及地区，应协助其建设最基本的生活类固废收集设施、卫生填埋场等。针对有一定固体废物设施基础的国家及地区，可协助其广泛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以及工业固废、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设施。针对固体处理设施较为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可共同探索建设绿色化、智慧化固废处理设施，探索使用减少总体碳排放、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的新型处置技术。

2) 加强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水、电、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为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二是推进绿色产业园、创新科技园区等园区建设，推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技术装备应用，促进清洁生产、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形成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助力培育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动能。三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带一路”固废管理网络信息平台，实现固废管理基础数据合作共享，提升信息化管理能力和水平，为环境基础设施运营和绿色贸易开展提供支撑。

1) 积极促进绿色贸易高质量发展。绿色贸易可有效促进绿色生产行为，从源头上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同时促进固体废物利用和再生资源流通。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贸易的过程中，可约定进出口货物、服务绿色标准，构建“无废”产品认证体系，提升再生产品产品市场占有率。积极利用关税、出口退税等财税政策，探索建立跨境绿色产品自由贸易区等，降低绿色产品流通税负，为再生资源流通、节能商品的跨境转移与利用提供便利 。扩大“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设备、技术、服务的贸易范围，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各国引进绿色设备，替代落后产能，为绿色产业升级提供硬件基础。

2) 鼓励中国企业开展绿色投资。绿色投资可加快共建国家技术改造与设备升级，对于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有较大促进作用。应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固废合作，开展绿色投资，加强固废处理技术与设备输出。同时，在投资过程中，应采用生产企业责任制，敦促企业做好项目生态环境风险影响评估工作，规避潜在环境风险，并对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全周期管理、妥善处置。加强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环境信息披露与监督，促进企业主动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维护共建国家的生态利益，为绿色投资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政府应积极发挥中介组织作用，为企业及时提供“一带一路”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等咨询服务，优化海外投资环境，增强企业风险意识，拓展企业投资机会。

1) 加大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建设，鼓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金融机构就无废城市建设开展多边或双边合作，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大型开发性金融机构大额、长期、稳定的资金优势，积极支持固体废物领域重大重点项目投融资工作，加大信贷资金投放，解决“无废城市”建设项目融资难题。

2) 丰富支持“无废城市”建设的绿色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在推动无废城市建设过程中，广泛使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提供“投贷债租证”一篮子金融服务。同时，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可参考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固体废物项目融资领域的经验，针对各国固废行业的实际情况，创新使用结果导向融资 (results-based financing) 、碳交易 (carbon financing) 等，提供灵活多样的信贷产品选择。

1) 加强群众环保教育。在国际合作交流过程中，传播中国固体废物管理经验，加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输出。重视跨文化沟通，采用共建国家当地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无废”理念宣传教育，提升居民对废弃物分类回收利用的重视程度，更好宣传绿色生活、绿色生产方式，增强无废城市建设的群众基础。支持环保社会组织与共建国家相关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环保公益活动和文化交流，形成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良好氛围，促进民心相通。

2) 强化专业队伍建设。针对固体废物管理领域的全球治理问题、重难点问题以及各国面临的共性问题，推动科研机构、智库等搭建技术研发合作平台，共同开展前瞻性联合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探索创新解决方案，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作用，促进共建国家生态环境信息共享。依托“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建立人才科教交流长效机制，通过组织开展环保援外研修班、青年先锋活动、国际学术会议等，为共建国家培养、储备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和技术人才。

1)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普遍面临固体废物激增、管理体系不健全、处置设施不足、处置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等现实问题。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解决固体废物问题的有效途径。

2) 在绿色“一带一路”视角下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对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协调发展、引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3) 将“无废城市”建设融入“一带一路”五通任务中，通过推动建立“无废城市”建设合作制度框架，加强“无废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无废城市”建设政策沟通；通过加强固废“收集-处置-再利用”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推动绿色贸易高质量发展和鼓励中国企业开展绿色投资，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贸易畅通；通过加大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丰富支持“无废城市”建设的绿色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加快“一带一路”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资金融通；通过加强群众环保教育和专业队伍建设，实现“一带一路”国家“无废城市”建设民心相通。